【核心提示】所謂國際體系就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際行為體,因深入交往而產(chǎn)生的彼此相互影響的社會系統(tǒng)。“東亞”是一個涉及歷史文化、政治安全和經(jīng)濟發(fā)展的綜合性地理概念。在包括東北亞、東南亞的廣大地域內(nèi),各種行為體間頻繁的互動造就了東亞體系。隨著時間的推移,圍繞著不同的時代問題,東亞體系經(jīng)歷著怎樣的發(fā)展與變遷?
從國際體系角度來看中國的歷史,大體上經(jīng)歷了以公元前720年鄭周之爭為起點、以公元前221年秦滅六國為終點的華夏體系,以公元前221年秦統(tǒng)一中國為起點、以1895年甲午戰(zhàn)爭朝貢體系解體為終點的東亞體系,以及以1840年鴉片戰(zhàn)爭為起點、中國被西方列強拖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體系三個時期。
其中前兩個體系大體上是中國為中心的區(qū)域性體系,曾經(jīng)長期與古希臘、古羅馬和近代的歐洲體系平行。深化對這兩個體系的研究和了解,不僅有助于理解中國的歷史,也有助于理解當下的世界體系。尤其是華夏體系,它所產(chǎn)生的歷史文化環(huán)境,雖與當今的國際體系有重大不同,但其主要的本質(zhì)和特征,卻與當今的國際體系有許多驚人的相同之處。
華夏體系顯露現(xiàn)代國際關系端倪
華夏一詞合稱,最早見于《尚書·周書·武成》,中有“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意為無論中原的華夏族還是偏遠的非華夏民族,沒有不順從(周武王)的?!洞呵镒笫蟼?middot;定公十年》亦有孔子所說“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唐孔穎達在這句話的注疏中說,“中國有禮義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華夏一也”。后“華夏”泛指中原各諸侯國。
什么時候華夏國家開始形成區(qū)域國際體系即華夏體系?這主要取決于兩點:一是周朝、諸侯國等政治主體的性質(zhì)是否具有相對獨立性;二是這些政治主體間的互動是否具有相對的頻度和周期性。筆者認為,華夏體系的形成是一個以某一點為中心逐步展開的過程,這個點即為公元前720年前后。在此前后,周朝影響力逐漸下降,而鄭國日益崛起,諸侯國逐漸邁向獨立主權國家,華夏體系開始形成。
華夏體系的活動主體,主要有五種:一是以周朝形式出現(xiàn)的“聯(lián)合國”,各諸侯國保持著與周朝的關系,是周這個“聯(lián)合國”中的成員;二是各諸侯國之間形成的結盟和軍事集團;三是獨立的主權國家;四是還處于部落狀態(tài)的非華夏部族,與中心國家保持若即若離的關系;五是像墨家這樣游走于各諸侯國間的非政府政治組織,它不屬于任何國家,而是在各國間流動,參與華夏國家間的政治活動。
華夏體系的各主體之間雖存在嚴格的等級制度,但國家之間的相互地位與歐洲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后產(chǎn)生的近代獨立主權國家有諸多類似的特點:各諸侯國有界限大體分明的國土、數(shù)量基本固定的人口、能對內(nèi)對外行使獨立主權的國家權力機構。各諸侯國之間既進行著以爭奪權力、財富為目的的戰(zhàn)爭,同時又通過大量的盟會、外交、朝聘等活動,保持著緊密的外交關系。
中華民族是個早熟、早慧的民族,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所謂“國家”關系雖然與現(xiàn)代的國際關系有相當大的不同,但各諸侯國對國家利益、戰(zhàn)略與策略的考慮和操作以及對地緣、均勢、矛盾主次的關注等,都達到相當成熟的水平。正如馮友蘭在《中國哲學簡史》一書中所說的:“從中國的觀點看,在國際政治的范圍內(nèi),當代的世界史以及近幾百年的世界史就像是重演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中國史。”
秦國一統(tǒng)中原為華夏體系的歷史時期畫上了句號,并開啟了一個新的時期,即以統(tǒng)一的中原政權為中心的,包括蒙古高原、東北亞、中亞、東南亞諸多政治主體在內(nèi)的東亞體系時期。
朝貢體系不是東亞體系的全部
長期以來,人們已經(jīng)習慣用朝貢體系的觀點來解釋東亞體系。筆者認為,朝貢體系是東亞體系中一個相當成熟并且影響較大的體系,但并不是東亞體系的全部,甚至不是東亞體系的重點。因此,除了深化朝貢體系的研究外,有必要擴大視野,挖掘東亞體系更全面更深入的內(nèi)容。以筆者粗淺的印象,除了朝貢體系之外,至少還有以下三個方面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第一,華夏體系的部分內(nèi)容仍然活在東亞體系中,并在東亞體系中延續(xù)。作為東亞體系的中心,中國在兩千多年的時間中,經(jīng)歷了多次統(tǒng)一與分裂的輪回,分分合合,出現(xiàn)了許多同時存在的政權和政治主體。它們的關系具有中國地方政權與中央政權之間的屬性,也不是一般的國與國關系;但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三國時期、十六國時期、南北朝時期、五代十國時期、兩宋與夏遼金時期等存在的許多“國家”之間的關系,在一定的特殊的歷史環(huán)境中,也具有一定的國際關系屬性。
第二,東亞體系的重心長期在北方。對中國歷代王朝來說,中國的戰(zhàn)略威脅、對外戰(zhàn)略的重心一直在北方,如何處理與北方政治實體(匈奴、突厥、遼、金、蒙古、韃靼以及后來的沙俄)間的關系,是歷朝歷代都要重點思考的戰(zhàn)略問題,而這也是多次引發(fā)改朝換代的最重要的政治因素。從文明的性質(zhì)來說,這是農(nóng)業(yè)文明與游牧文明的沖突。北方因素對中華文明的影響程度,遠遠大于朝貢體系中的中國與東北部的朝鮮半島、東南部的越南和東南亞國家的影響。
第三,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東亞體系又包括了另外兩種不同文明的關系,即大陸文明與大陸文明、大陸文明與海洋文明的關系。前者以中俄關系為主體,它們是兩種不同的大陸文明的關系,也是東西方文明的關系、歐亞文明的關系,特別是清朝中前期的中俄關系具有相對平等的性質(zhì),與近代的國際關系更為接近。而中日關系則具有海陸文明沖突的特點。
如果以上三個方面能成立,則東亞體系的研究除了朝貢體系外,還有相當多的研究需要進行。
(作者系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外交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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