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海向東,不到1000公里,便可到達琉球列島,如今,它以沖繩這個名字為人所知。從琉球到沖繩,名稱的變化是這個群島幾百年來命運波折的一個縮影。
琉球有以海洋貿易為主軸的悠久文明傳統,有和平友善的民族性格,但自1609年開始,琉球迎來了一批又一批的侵入者,忍受了帝國主義時代所帶來的各種苦難。這樣一片豐饒之海,在二戰結束時淪為人間地獄,后來又成為冷戰的前沿陣地。至今,琉球的身上仍刻著冷戰的傷痕,1/5的土地被美國的軍事基地所盤踞,島上的每一處地方都能聽得到天空中戰機盤旋的轟鳴。
琉球在近現代歷史中的命運,始終受制于大國國力的消長。在400年左右的時間里,琉球處在東亞政治秩序變化的風口浪尖,東亞地區的歷史變遷在琉球得到了最直觀的反應。
日本的武力侵入
1609年,幼年繼位的萬歷皇帝已經在紫禁城里坐了37載的龍椅,大明太祖高皇帝朱元璋打下的一統江山表面上看著還算太平,但內里已危機四伏,快撐不下去了。而在北京幾千里外的東海海域,剛從戰國之亂中緩過勁來的日本薩摩藩派樺山久高為大將于這一年的3月入侵了隔海相望的琉球國。4月5日,薩摩軍隊占領琉球都城首里,大肆劫掠了10幾天,琉球立國幾百年以來所積攢的奇珍異寶被一搶而光。5月17日,薩摩軍俘虜琉球王尚寧和包括王子官員在內的100余人撤兵回國。
按世界史的慣常邏輯,比如參照西班牙征服阿茲特克與印加的過程,琉球亡國的命運本不可避免。但在東亞,歷史卻有另一種寫法。1610年5月,薩摩藩主島津家久受命與被俘的琉球君臣踏上了去江戶的旅程。8月16日,琉球君王身著明朝藩王的冕服在駿府城“晉見”了德川家康。9月3日,幕府將軍設宴款待琉球國王和島津家久,席間表示,琉球今后雖要進貢于薩摩,但琉球國王宜早乘歸帆,奉祈祖先。
琉球為何如此幸運?緣由就在于,大明王朝不久前為了保護關系最為緊密的藩屬國朝鮮,派遣幾十萬大軍把豐臣秀吉的部隊趕出了朝鮮國境,取得了“萬歷三大征”中最后一次征伐的勝利,日本舉國對于明軍的戰斗力還記憶猶新。而琉球早在洪武五年(1372年)就已稱臣納貢,接受冊封,正式成為明朝的藩屬國,與大明的緊密程度僅次于朝鮮。如果貿然吞并琉球,明軍會否再來一次“抗日援琉”?德川幕府上下對此并無把握。
而在日本國內,盡管1598年豐臣秀吉去世,但以大阪為中心的豐臣勢力仍然存在,他們對于德川幕府而言才是根本威脅,老奸巨猾的德川家康當然不愿冒腹背受敵這個危險。于是,歷經千難萬險,1611年9月琉球君臣回到了故國。琉球此后雖備受日本盤剝,但國柞歷經明清易代而不倒,又延續了近300年。
從更深層次來看日本行為的動機,對于薩摩藩乃至德川幕府而言,在當時,通過以明朝為中心的朝貢貿易體系,日本所能獲得的長期、大量、潛在的利益遠比直接占領琉球大得多。一個頗為有趣的歷史細節可以證明這一觀點,當豐臣秀吉統一日本,進攻朝鮮節節取勝之時,在他設想的“征唐大業”藍圖中,北京的皇城留給天皇享用,他自己則準備駐扎到明州(今寧波)當大將軍,掌控中、日、韓以及東南亞的國際貿易,獨享其間的利益。豐臣秀吉的奇思妙想沒能實現,反而被明朝打得大敗,他本人隨后也含恨離世,但東亞朝貢體之間的貿易規模之巨,利潤之豐厚,由此可見一斑。
1654年,琉球國王遣使臣到清朝請求冊封,琉球又成為清王朝的藩屬。實際上,琉球與清朝的朝貢貿易收入要被薩摩藩剝削一次,薩摩藩也由此成為德川幕府宣布鎖國以后唯一能從國際貿易收入的私藩。200年后,薩摩藩能在幕末時代有足夠的財力成為尊王攘夷的主力,與此不無關聯。
中國的無奈告別
徐珂的《清稗類鈔》是治清史者必備工具書,書中收錄有一則“沈文肅縱琉球獄囚”的史料,頗為重要,大意如下:日本單方面“廢琉置縣”前后,3個琉球人為求援潛入南京,卻被清政府以“與日本有盟約之故”逮捕。不久,兩人越獄逃跑,時任兩江總督的沈葆楨指示釋放了另一名琉球人,并將越獄的責任攬在自己身上。過后,沈向幕僚袒露心意說,琉球是清朝的藩屬國,被日本所滅,琉球人請求救援,我們不但不能施以援手,反而要將琉球人引渡給日本人,真是于心不忍。
這不過是發生在1879年南京城的一樁小案,但折射的歷史轉變卻不可謂不大。在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捻軍起義等變亂之后,清朝的衰落之勢日趨明顯,因此琉球遭遇“廢琉置縣”大變之時,清朝即便想施以援手,也有心無力了。
日本明治政府所實施“將改琉球為沖繩,廢藩國為郡縣”的“琉球處分”計劃,將持續了數百年的東亞朝貢體系撕開了一個大口子,雖然這一體系全面瓦解還要等到10幾年后的甲午之戰。清朝的對手又多了明治維新后剛剛“脫亞入歐”的日本,不久前還“同文同種”、相敬如賓的鄰邦,瞬間成了最殘暴兇狠的敵國。
日本為何變得急不可耐?大概與東亞地區的國際秩序從“朝貢體系”向“條約體系”的急劇變化有直接關系。源于歐洲國家之間戰爭的國際法體系,是不能認同琉球這樣異質的國際主體的存在的——既向中國、日本同時納貢,又保持了相對完整的主權。因此鴉片戰爭前后,英、法、美等國的艦船不斷進入琉球,試圖確認其歸屬,以便進一步要求通商、停靠等權利。這一狀況之下,日本唯恐歐美各國覬覦琉球的主權,同時也害怕清朝政府搶先下手,因此匆忙吞并了琉球。
著名的琉球史專家西里喜行指出,只要宗主國的經濟和軍事力量能夠抵御來自體系之外的壓力,朝貢體系就能夠繼續成為東亞國際秩序的基石。東亞的傳統國際秩序,除經濟、文化之外,政治上的功能主要分為三種:首先,宗主國冊封藩屬國的國王,授予官號、爵位,藩屬國貢獻土特產給宗主國,遵守政治附屬儀式,從而形成一種政治上的統治與被統治的君臣關系;其次,如果藩屬國遵守這一規定,則宗主國不干涉藩屬國的內政;最后,如果藩屬國陷入危機或困境,請求宗主國予以援手,宗主國有義務采取包括軍事行動內的各種行動。
從“琉球處分”的整個過程來看,琉球遵守了對清朝的各項義務,但清廷已經不能提供基本的安全保護。即使當年的輿論界對琉球的命運頗為關注,并提出了不少建議,但清政府因財政與軍事能力雙重衰落,再加上當時西北、西南接連發生更為嚴重的邊疆危機,對于琉球已經無力履行宗主國義務。
中國幾百年的影響就此煙消云散,逸出琉球的土地。
美國的軍事存在
日本吞并琉球之后,食髓知味,領土擴張的野心一發不可收,朝鮮、臺灣、東北、華北均接連成為日本軍國主義的獵物。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戰局直轉急下,日軍節節敗退。1945年初,日本幾乎喪失了曾經奪取的所有太平洋島嶼,日美決戰地被定在了琉球。
《沖繩現代史》的作者新崎盛暉將琉球地區進入現代的時間定為1945年3月26日。這一天,美軍的攻擊造成大批居民傷亡,而日本軍隊強迫琉球人跳崖自殺,或干脆打死以減輕缺少食物的壓力。琉球列島成為人間地獄,琉球人口減少1/4,無辜平民死傷10萬人以上。
日本軍方事先所宣稱的在本土實施所謂與美軍“1億玉碎”的壯烈情景并未出現。相反,在8月15日日本天皇“玉音放送”宣布投降后,日本的戰爭機器渙然冰解,舉國上下迅速“擁抱失敗”。但日本的官僚體系因為美國占領當局的放縱,基本完整地保存下來,并在戰后迅速投入運作。這一官僚機器在戰后的首要工作,就是將整個琉球作為替罪羊換取日本本島的領土保全,于是,戰爭中最為無辜、受傷害最大的琉球人民,在戰后接受了最為嚴厲的懲罰——美軍的直接統治。
在二戰結束前的波茨坦會議與開羅會議上,都有關于戰后琉球問題的討論,但當時代表中國參加會議的蔣介石因過于小心謹慎或缺乏心理準備,再加上戰后國內局勢的急速變化,使得中國基本失去了在戰后琉球問題發言的權利。日本投降后,和其它殖民地相繼取得解放不同,琉球雖脫離了日本,卻被私相授受,落入美國手中。1946年2月,美軍以北緯30°為界,分為“日本區域”與“琉球區域”,不但獨占琉球還切斷了琉球與日本本土的一切聯系。
1952年,美國對日占領結束。日美安保體系成為維系兩國關系的要件,在這一體系下,日本獲得美國的安全保護承諾,而美國得到繼續在日本境內駐軍和保留、建設軍事基地的權利。美軍基地也迅速集中到了沖繩島,琉球人民為此進行了長期的、堅持不懈的抗爭運動,要求脫離美國,“復歸日本”。
在朝鮮戰爭與越南戰爭中,琉球都是美軍最重要的軍事基地。后來,美國在印度支那遭遇潰敗和全球反戰運動的風起云涌的條件下,不得不在全世界收縮其軍事存在。1972年5月15日,沖繩的治理權名義上從美軍手上移交日本,時任首相的佐藤榮作在東京所舉行的演講中稱贊這一行為:“在和平時期,通過外交談判而收復戰爭中領土,這在歷史上也是極為罕見。讓我深深地感到,使這一切成為可能的是日美友好的強韌的感情紐帶。”
而以后歷史發展表明,這樣的復歸實際沒有解決多少實質問題,僅僅是形式意義上的。對于沖繩人民而言,“復歸”之后抗爭的復雜性在于要同時面臨日本與美國的雙重壓力,這使得抗爭的訴求是多層次的,既針對日本政府的推諉與不作為,更指向美軍的暴力行為。
琉球:重新想象的契機
早在若干年前,《讀書》、《開放時代》等思想類雜志就開展過關于琉球問題的深入探討,《沖繩現代史》、《清末中琉日關系史研究》等相關學術研究著作也已陸續在國內翻譯出版。但國內學界和媒體界對琉球(沖繩)這一非常重要的區域問題的重視程度一直不夠,不久前《人民日報》刊發的文章提及琉球主權歸屬,這一問題才引起大規模的關注。
樂觀而言,這些浮出水面的討論或許有望召喚出對于西方列強到來之前東亞地區以朝貢體系為中心的區域秩序的記憶,以及對于20世紀社會主義革命所包含的國際主義視野的再理解,為重新思考國際秩序問題提供更豐富的思想資源。在那種只把琉球問題視為領土爭端或是主權問題的思維模式背后,是對帝國主義殖民擴張秩序的盲目接受,以及對近代以來東亞區域秩序所經歷的巨大歷史變遷缺乏認識的表現。
長遠來看,琉球地區的政治選擇有著開放性與多樣性,這種開放性與多樣性正是重新認識歷史多樣性的契機,也是激活有關歷史與政治的理論討論的契機。學者汪暉在《琉球:戰爭記憶、社會運動與歷史解釋》一文中指出:在當代琉球的社會斗爭與20世紀帝國主義歷史、冷戰的歷史構造及其在后冷戰時代的后果有著清晰的關系。對歷史和理論的重訪可以推動理論探索與政治實踐重新發生密切關聯。
上世紀初,孫中山曾在演講中詰問在場的日本聽眾,是準備做“霸道的鷹犬,還是王道的干城”,但當年的日本還沉浸在帝國的美夢中,一條路走到黑,給自己,也給亞洲各國都帶來了滔天的災難。美國呢?在東亞國家關于領土的地區爭端不斷發生并日趨激烈的時候,2010年啟動“重返亞太戰略”的美國卻充當了仲裁者的角色,然后美國恰恰是這些問題的始作俑者。
朝貢時期作為宗主國的中國尊重藩屬國的自治權利,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中國秉持國際主義立場,有“人民”與“受壓迫民族”的視野,尊重或支持其他區域“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愿望。如今,在舊的國際秩序有可能被打碎的時刻,中國能否跳出通過所謂的G2實現中美共同管治世界的幻象,回歸到受壓迫地區的視角、人民的視角,為構筑一個公平、正義、去霸權的國際新秩序貢獻力量?這也是擺在中國人面前的選擇。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