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軍作戰中，愛護群眾的莊稼

　　黨員干部在街頭向群眾做宣傳

　　1946年10月，中國國共兩黨談判破裂，內戰烽煙漸起。就在美國華府大多數軍政要員都樂觀地認為，得到了美國大力援助的國民黨政權很快就能贏得勝利之際，兩位曾在中國抗戰期間任《時代》周刊駐華記者的白修德、賈安娜卻于此時出版了《中國的驚雷》一書，將中國國民黨政權的腐敗客觀、全面地展現在美國公眾面前，引起了人們對華府政策的一片質疑之聲。

　　“總的說來，"群眾路線"是貫穿所有關系的核心概念。”

　　與此同時，后來成為美國最權威的中國問題專家、史學家的費正清也在《紐約時報》上為自己的得意弟子撰寫了熱情洋溢的書評，不僅稱《中國的驚雷》是“真正揭開了蓋子。美國公眾可以看到他們以民主的名義支持的是多么專制獨裁的政府”，并且對中國內戰進行了大膽預測，認為因為“中國共產黨人的一大法寶：群眾路線”，將使中共能夠深入鄉村，發動群眾，因此中國內戰最后的勝利者將會是中國共產黨人。

　　后來的歷史進程完全證實了費正清的預測。不僅如此，在中國內戰后美國的政界、學界上下都在為“誰應該為失去中國負責”爭論不休的時候，費正清則認為延安時期中共全面貫徹的群眾路線，并非如其他外國觀察家所認為的那樣，僅僅是一種社會動員方式，而是應該被視為中國共產黨人自此找到了實現革命目標的根本途徑，因為奉行群眾路線不僅為中共領導中國革命獲得政治支持，同時也讓中共找到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改造與革命的道路。因此，“總的說來，"群眾路線"是貫穿所有關系的核心概念。”

　　“中國共產黨人的一大法寶：群眾路線”

　　上世紀30年代，費正清一度旅居中國，但那個時候他對于中國共產黨人了解不多，并且一直相信弱小的中共最終將會被國民黨摧毀。1942年，費正清再次來到中國，并先后任職于美國戰略情報局與駐華使館。此次在華任職期間，他不僅跟周恩來等中國共產黨人有了直接接觸，同時也通過史沫特萊、謝偉思等人對延安也有了更多的了解，由此改變了對中共的看法，尤其是當時延安正在進行的群眾路線運動，引起了費正清極大的興趣。

　　兩年在華期間的近距離觀察，讓費正清看清了國民黨政權實際已失去民心的現實。1943年8月份，費正清直言不諱地寫道，自己“對現政權已不存在任何希望”，并開始斷言國民黨政權將走向崩潰，“不過是茍延殘喘而已。” 相反，對于此前一直不大看好的中國共產黨人，費正清給予了很高的評價。盡管坦承自己并不認同共產主義，但是通過對國共兩黨的對比，費正清已經開始相信“中國最終會選擇后者(中共)，盡管我們支持前者”。

　　與其時美國華府高層習慣于從意識形態出發看待問題不同，熟悉中國歷史的費正清清楚在中國只有民心才是決定政權存亡的關鍵。因此，他很早就斷言，盡管從表面上看中國國民黨政權要強大得多，但是卻“已失去廣大人民的信任，而且也不能給人民帶來任何實實在在的好處”。相比之下中國共產黨人卻因為有了“一大法寶：群眾路線”，從而使“中國共產黨人能夠以史為鑒，與農民保持了緊密的聯系。”

　　實際上，費正清認為中共的最終勝利其實并不難預測—因為中共有了群眾路線這“一大法寶”，讓“這個黨深入鄉村，發動群眾。這是國民黨和日軍難以想象的。”

　　群眾路線：“中國革命模式與蘇聯革命的模式之間的區別”

　　1943年底，費正清離開中國返回華盛頓時，他已經開始堅信“中國革命是內生的”，有著自己傳統的和現實的基礎，而中共在延安時期的群眾路線已經證明了“中國革命模式與蘇聯革命的模式之間的區別”。

　　應該說，這是一個較為準確的判斷。正是在上世紀40年代費正清在華期間，延安的中國共產黨人正在全面進行群眾路線運動，并由此確立了中國共產黨人進行革命發展的方向與道路。1943年6月，毛澤東在《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中，將群眾路線概括為“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應該將群眾的意見集中起來，形成黨的政策后要“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而在當年10月，毛澤東又在《切實執行十大政策》一文內，將群眾路線形容為“(有無群眾觀點)是我們同國民黨的根本區別，群眾觀點是共產黨員革命的出發點與歸宿。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想問題從群眾出發就好辦。”也就是說，在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根據長期革命經驗總結出來的群眾路線，以“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作為處理黨與人民之間關系的基本準則，并且將其視之為決定中國革命能否成功、如何走向成功的關鍵因素，從而將群眾路線上升為根本政治路線的高度，使之成為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革命與其他革命之間的根本區別。

　　1946年，費正清在為《中國的驚雷》所作的書評中，極為贊同書中“中國共產黨人是世界上偉大實踐者”的看法，而中國共產黨人將群眾路線作為“貫穿所有關系的核心概念”， 足以說明中國革命將會是一場前所未有的人民革命。

　　“群眾路線，的確是一種符合中國傳統的民主”

　　不僅如此，在費正清看來，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所實行群眾路線，更應該被看做是中國共產黨開始探索屬于自己的革命道路與民主體制的一個體現。早在20世紀40年代，費正清就已經認識到要解決中國問題不能套用美國模式，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美國的民主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對于美國有益的事物未必也對中國有益。而中國共產黨人“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的確是一種符合中國傳統的民主”。這種不同于西方的中國式民主方式，在于中國共產黨人的“群眾路線的理論也有兩重性，可達到兩方面的目的，從兩方面加以靈活運用。它既強調必須傾聽群眾意見，讓群眾以某種形式參政，又強調集中領導的必要性”、“黨的干部要走到人民當中去，去發現他們的苦處不滿和需要，然后由黨提出解決方案，按照符合人民群眾最大利益的原則，向他們做出說明”。

　　到了上世紀80年代，已是譽滿世界的漢學家費正清在他的自傳中說，自己在“過去長達50年的時間里，一直在致力于理解中國”，并且自始至終一直堅信“中國和美國是有著不同的"文化"和"社會秩序"的國家”，因此中國人民應追求“現代化，而不要美國化”。作為一名歷史學者，費正清有著比他人更為敏銳的觀察視角。中國共產黨人從延安時期確定的群眾路線，不僅是中共在革命時期進行社會動員、發動群眾的“一大法寶”，并由此找到了黨如何領導中國革命走向成功的道路，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人以延安時期的群眾路線為歷史起點，探索出了一個在革命成功后能夠將黨的領導與人民當家作主有機結合、不同于西方民主模式的人民民主專政體制。

　　無須諱言，費正清中國研究的最終目的仍是為了美國對華政策服務，另外作為一個始終堅守西方自由主義的價值立場的學者，他對中國革命的感情本身較為復雜，甚至有些看法也未必準確。因此，費正清的中國研究是“旁觀者清”還是“隔靴搔癢”，我們完全可以留待歷史去檢驗。但是，作為畢生研究中國的漢學家、歷史學家，費正清的一個觀點依舊有著警示意義，那就是：中西方之間的溝通，首先需要理解對方的歷史與傳統，簡單套用自己的價值標準不但于事無補，更會加深各自的認識錯誤。

　　(作者單位：西北大學歷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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