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人民群眾是實踐的主體、歷史的創造者。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包涵著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的全部世界觀。而更重要的是，這個觀點突出反映了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立場。毛澤東在各個時期的著作中，都有關于人民群眾的重要思想。發動群眾、依靠群眾進行革命戰爭、生產斗爭，乃至政治運動，也構成了毛澤東一生的政治活動的主線。無論歷史如何評價毛澤東在各個時期的活動，研究其根本出發點與落腳點的群眾思想，至今仍然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重要的現實意義。然而，毛澤東一生經歷了舊民主主義革命末期、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全過程，以及后來的過渡時期、十年建設時期，和“文化大革命”時期;每一個階段，毛澤東都有大量體現其群眾思想的論著(舊民主主義革命末期少一些)，同時，每一個階段也都有浩如煙海的具體歷史信息需要去把握。這些歷史的具體情境使毛澤東群眾思想成為一個在總體馬克思主義人民性理論中獨具特色的風貌;同時，歷史信息也把毛澤東的根本立場、群眾思想，填充成了一個博大精深的理論體系。因此，我們要研究毛澤東群眾思想，就需要找到一個具體的切入點。下面，我們就從抗日戰爭末期，毛澤東的一封信談起。

　　一、毛澤東《給楊紹萱、齊燕銘的信》和延安文藝名作《逼上梁山》

　　（一）毛澤東在一封書信中表達的歷史觀

　　1944年1月9日夜，毛澤東在觀看了楊紹萱、齊燕銘編導的京劇《逼上梁山》之后，給編導者寫了一封信。信中，毛澤東充分肯定了這臺戲的編導和演出。這封信的主體內容如下：“看了你們的戲，你們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們致謝，并請代向演員同志們致謝！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臺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臺，這種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面，所以值得慶賀。郭沫若在歷史話劇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們則在舊劇方面做了此種工作。你們這個開端將是舊劇革命的劃時代的開端，我想到這一點就十分高興，希望你們多編多演，蔚成風氣，推向全國去！”[1]

　　延安文藝是我們黨新文藝運動的開端，并且是一個蔚為大觀的時期。大量的優秀作品創作出來，無論思想性還是藝術性，都使中國的革命文藝別開生面。然而，毛澤東在這封信中表達的思想，卻遠遠超出了一般的文藝討論的范疇。這封信充分表達了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的觀點。于是，關于京劇的討論就變成了歷史發展問題的討論。

　　戲曲是古代的藝術形式，其程式源于高度提煉的古代生活，因而，當時的戲曲創作題材尚以古代故事為主，《逼上梁山》就是取材于經典名著《水滸傳》中的故事。因此，討論歷史發展問題，就是討論當時的戲劇編導對中國封建社會歷史發展的觀點。中國的封建社會是以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階級斗爭為發展動力的。信中提到的人民，主要就是封建社會中廣大的農民群眾;而“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則主要是指地主階級。對于這樣一段漫長、復雜的歷史，毛澤東有著明確的認識：“地主階級對于農民的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迫使農民多次地舉行起義，以反抗地主階級的統治。從秦朝的陳勝、吳廣、項羽、劉邦起，中經漢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銅馬和黃巾，隋朝的李密、竇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黃巢，宋朝的宋江、方臘，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國，總計大小數百次的起義，都是農民的反抗運動，都是農民的革命戰爭。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規模之大，是世界歷史上所僅見的。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斗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2]毛澤東的這個觀點，就是以其群眾思想在剖析人類社會歷史發展中的具體體現。對于人民和剝削階級的歷史地位，毛澤東總帶有鮮明的立場，這個立場是我們黨的根本原則，也是馬克思主義原理的產物。

　　毛澤東認為，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與農民階級的極度困苦，導致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停滯;而農民階級的大規模反抗可以打擊封建統治，并且或多或少地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然而，地主階級卻運用自己的意識形態機器，將歷史顛倒了過來，使得地主階級以及知識精英成為文藝作品中的歷史主宰;同時，農民和手工業者不僅沒有被人真實地塑造為文化和財富的創造者，反而被當成了“渣滓”。那么，在新的、人民的文藝創作中，歷史是如何恢復本來面目的呢?下面，我們可以看一看這出當年被毛澤東盛贊的京劇作品。

　　（二）京劇《逼上梁山》的進步思想

　　《逼上梁山》于1943年9月至10月完成初稿，后來經過集體改編創作，于1944年1月9日晚正式演出，一年之內連演五十多場，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歡迎。[3]盡管在當時演出的場面，至今已經看不到了，但我們完全可以從文學劇本中一窺其輝煌的成就。

　　這出京劇是否很好地體現了創作者進步的歷史觀呢?我們可以從它對《水滸傳》的重大改寫中看出創作者的匠心。對于原有題材的重新處理，最能反映作者的立場。

　　《水滸傳》中，“逼上梁山”這段故事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其矛盾核心在于當權者高俅和林沖，從“誤入白虎堂”的陰謀陷害，到“火燒草料場”的步步緊逼，高太尉對林沖的一連串迫害，導致林沖踏上了去往梁山的造反之路。然而，問題在于，為什么高俅要迫害林沖?對兩個人矛盾根源的不同解釋，構成了《水滸傳》與《逼上梁山》這兩個作品的思想差異。眾所周知，在《水滸傳》中，二人矛盾的根源是這樣的：高俅的叔伯兄弟高衙內覬覦林沖的妻子張氏，需要鏟除林沖這個障礙。而高俅之所以要竭力幫助高衙內，不僅是因為親戚關系，而且是源于二人特殊的感情：“原來高俅新發跡，不曾有親兒，無人幫助，因此過房這高阿叔高三郎兒子在房內為子。本是叔伯弟兄，卻與他做干兒子，因此高太尉愛惜他。”[4]原著中，這種矛盾背后的思想是正統家庭倫理的問題。而在新編的《逼上梁山》一劇中，關于高俅與林沖的矛盾根源，卻有著更為復雜的解釋，其背后的思想也隨之煥然一新。

　　高衙內對張氏的垂涎一樣出現在了劇本中，然而，這個情節僅僅是高俅與林沖的沖突的導火索。劇本取消了高俅與高衙內的情感關系：盡管是親戚，但高衙內是一個讓高俅厭惡的無賴。劇本第一幕第二場就寫到了兄弟二人的見面，高衙內聽說高俅加官進爵，于是趕來占便宜。一開始，高俅甚至想把他轟走，然而，無奈高衙內的死纏爛打，只得假作父子將其留下。這個場面的意義在于讓我們認識到：高俅不會為了高衙內的獸欲而置林沖于死地。因為，劇作中，高俅和林沖有著三個方面的更深層次的矛盾。這個矛盾線索的建構正體現了毛澤東站在群眾立場上的歷史觀，也體現了新文藝的根本變革。

　　第一個矛盾：作為地主階級暴力機關的一名武官，林沖鎮壓災民不利。在京劇一開場，我們看到的就是一大批遭遇饑荒的人民群眾，他們涌向宋朝的都城東京避難。為了維護統治秩序的穩定，高俅下令禁軍緊閉城門，并且鎮壓憤怒的災民。“高太尉一上任就讓弟兄們打災民，你想咱們禁軍弟兄們誰不是莊稼戶出身?誰下得去手打自己的父母兄弟呀?”[5]這里便出現了明顯的群眾立場。首先，在人民群眾的生活境遇與統治階級對于災難的荒唐姿態中，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所說的“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其次，我們可以看到以高太尉為代表的統治階級對于林沖這種站在人民立場上的異己分子所抱有的仇恨。可以說，人民的形象拉開了《逼上梁山》的大幕：他們不是苦苦哀求“青天大老爺”為民做主的“渣滓”，他們是努力奮斗、苦苦掙扎的勞動者，并且是正在苦難中孕育著的革命力量。

　　第二個矛盾：作為武將，林沖開創了抵御外侮的“穿溝戰法”，意思是：訓練農民群眾用勞動工具作為武器，在田間地頭展開戰斗;然而，高俅卻對這種人民戰爭表示鄙夷。首先，高俅認為，這種莊稼漢的練兵不成體統;其次，高俅在劇中是金國在宋國的代言人，因此要反對這種有效的軍事訓練思路。在此，關于高俅的身份我們暫且不論。而創作者涉及的問題是對于人民戰爭的態度。毛澤東說過：“革命戰爭是群眾的戰爭，只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只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6]這種人民戰爭的思想正是源于群眾立場，以及對人民作為歷史創造者的地位的認識;而人民戰爭也為革命帶來了最終的勝利。

　　第三個矛盾：高俅與林沖對于當時的“國際環境”的認識有著根本的不同，林沖選擇了依靠宋國的人民群眾去努力奮斗，以求保衛祖國、收復失地;而高俅，正如前面所說，卻是金國的利益代言人。高俅強調遼國衰弱，而金國與宋國是“戰略合作伙伴”，燕云地區將會隨著遼國的衰退而回歸大宋。但是，林沖強調，金寇有吞并中原的狼子野心。這一重矛盾是戲劇創作者對抗戰末期國內、國際形勢的影射。高俅，象征著代表美帝國主義利益的蔣介石反動派，而金國正象征美國，遼國則象征著即將失敗的日本帝國主義。這是戲劇創作者當年在民族戰爭即將結束，中國人民同蔣介石反動派的矛盾即將上升為主要矛盾的時代，對廣大人民群眾的教育引導。總體而言，這樣的明確象征是一種階級意識的培養，也是一種新民主主義革命任務的宣傳。這樣的矛盾設計讓我們看到了當年最具體的歷史情境。

　　上述三方面的矛盾，扭結成了這部革命文藝作品的主線，我們起碼可以看到兩點特征：第一，作品中，人民群眾的形象直接地影響到了整體構思，他們作為歷史的創造者出現，也作為在壓迫中奮起反抗的革命力量出現。我們注意到最后，陸虞侯火燒草料場陷害林沖，而奮起反抗的不僅是林沖這樣一個武藝超群的精英，而且還有千千萬萬受壓迫的人民群眾。他們憤怒地拿起武器，將前來鎮壓的州兵、州將、官差殺死，和林沖一起上了梁山。這就是作品的人民性在內容中的體現。第二，這個作品對人民群眾有著明顯的教育意義，它不僅要喚醒人民群眾的階級意識，也鼓舞廣大的邊區群眾認識到自己的歷史處境之后，同心同德地投入到偉大的革命事業當中。它是為人民創作的文藝作品，體現了為人民服務的新文藝的根本宗旨。因此，這樣的作品才能夠得到毛澤東至高無上的贊譽。

　　開掘這個作品的思想特色，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么毛澤東會認為它改變了頭足倒置、黑白顛倒的歷史書寫方式。其實，正是因為它在讀解歷史的時候，堅持了正確的人民群眾的立場，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并且在當時，用人民喜聞樂見的方式服務于人民。人民創造歷史的真相被生動地描繪出來。按照自然辯證法的觀點，矛盾是事物發展的動力;而馬克思主義處理的社會發展不是如此抽象的問題，它會向統治階級宣告：階級斗爭推動歷史前進。

　　人民群眾創造了歷史，這個原理要求我們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去認識世界、改造世界。這一點，就是毛澤東群眾思想的核心問題。然而，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卻引發了意識形態領域的多次斗爭。比如新中國成立之后，關于《武訓傳》的討論，以及后來著名的“《海瑞罷官》案”與對《謝瑤環》的批判。這些事件都觸及到了我們十年建設時期的具體歷史問題，比如“三面紅旗”、“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等等，它們都有一個共性，那就是：在人民群眾形象的問題上引起了爭論。無論是吳晗創造的海瑞，還是田漢創造的謝瑤環，都是地主階級的官僚。應該歌頌這些“清官”、“好官”，還是應該歌頌人民群眾的生產和斗爭，成為了當時討論的一個核心。面對劇本中的“青天大老爺”和跪下來求“老爺”為民做主的人民群眾，毛澤東曾經憤怒地說：“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將相的、才子佳人的東西很多，文化部不管。要好好檢查一下，認真改正，如不改變，就改名‘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國死人部’。”[7]

　　本文要討論的問題是群眾思想，而非意識形態領域的若干歷史問題。但是，如果認真回顧這段歷史，我們可以更加清晰地認識到毛澤東堅定的人民立場，以及在他心中，立場這一根本問題的敏感性。突出好官還是突出人民，這對于毛澤東而言就是原則問題。而對于剝削階級統治集團中，那些具有“優良品質”的“好官”，毛澤東認為，不僅應該看清楚其階級性的反動，也應該注意到，突出這些人的行為本身所暴露出來的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問題。對于我們黨的領導干部，在階級性上當然不可以與封建官僚等同。然而，脫離群眾的危險卻一樣存在。在此，我們便觸及到兩個命題的辨析：由官僚替人民做主，還是真正由人民當家作主。

　　二、“支部建在連上”與“士兵委員會”的辯證

　　（一）對井岡山精神的重新思考

　　無論是高俅這樣的里通外國的奸臣，還是海瑞、謝瑤環這樣的好官，他們的共同點在于：都是人民的統治者，都是社會中一小部分掌握權力的人，他們和不掌握權力的人民群眾有著根本的“異質”，這種“異質”是官僚主義滋生的土壤。我們辯證地看待群眾路線，就需要認識群眾路線的反面——官僚主義。官僚主義不僅僅是作風問題，也不僅僅是執政者的思想意識的問題，對于領導人民完成革命、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共產黨而言，官僚主義既是一個歷史性的問題，也是一個立場問題。作為領導人民革命事業的核心力量，共產黨本身就是人民的有機組成部分。馬克思曾談到共產黨人說：“他們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8]馬、恩在《共產黨宣言》中進一步闡釋，為了實現無產階級的利益，共產黨的最近目的在于“使無產階級形成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9]那么，奪取了政權之后呢?馬克思和恩格斯并沒有見過十月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他們只是提出了一個奪取政權之后的根本任務，即“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或者說“消滅私有制”[10]。

　　然而，我們的歷史實踐證明，經濟制度的建立有遭到官僚主義挑戰的危機。奪取政權的共產黨，會有自己的政權組織形式，這個組織會用到領導干部。領導干部的領導和人民群眾的領導，并不是隨著人民政權的建立必然地保持一致。如果這些領導干部出現官僚主義，那么就算是私有制已經廢除，人民也會因為“領導權”的喪失而失去“自己名下”的生產資料。如果說我們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完成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那么無產階級就算是奪取政權了;如果說我們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那么我們就算是消滅私有制了。但是，如果出現官僚主義，領導者脫離群眾，那么，人民革命的成果將付諸東流，改造成果也形同虛設。

　　因此，官僚主義，對于以世界人民解放為己任的共產黨而言，隱含著歷史倒退的問題。毛澤東一直沒有停止反對官僚主義，然而，程度卻是不斷加強。從依靠群眾進行革命戰爭的年代，到過渡時期，再到十年建設時期，社會環境愈是趨向于和平穩定，毛澤東對官僚主義、脫離群眾的憂慮就愈是嚴重。這就是毛澤東群眾思想被獨特的歷史情境所賦予的特色。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批判資本主義社會弊病，遙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時代，中國已經實現了無產階級專政，用改造的方式結束了一國之內的資產階級所有制。然而，革命并未結束，它以反對官僚主義的形式一直延續著來自人民群眾的歷史力量。毛澤東在戰爭年代有大量的群眾路線的論述，改造時期又有對官僚主義者禁止貧農加入合作社的批評，改造之后的1957年整風，更是明確地打出了反對官僚主義的旗幟。毛澤東當時曾和文藝界代表說：“對孫行者也不公平，他自然個人英雄主義蠻厲害，自稱齊天大圣，玉皇大帝只封他‘弼馬溫’，所以他就大鬧天宮，反官僚主義。”[11]

　　這樣詼諧的論說，后來逐漸變成了憤怒和憂慮。1965年1月12日，毛澤東在講話中已經把“官僚”視為最大的歷史復辟的危險，因為，領導者心安理得地坐享革命成果的官僚主義和放棄階級斗爭、告別革命的論調結合在了一起。毛澤東說：“如果北京搞修正主義，你們地方怎么辦?是不是學蔡鍔起義，打倒袁世凱?我總感到要出問題。”[12]同年三月到五月，毛澤東沿著秋收起義之路重上井岡山;5月25日下午，他在井岡山賓館，和身邊的同志們討論了一個重要的關于群眾路線的話題：井岡山的好制度、好作風是什么?一開始，同志們認為是艱苦奮斗的精神，毛澤東卻讓大家再想想;汪東興同志說是“支部建在連上”。最后，毛澤東自己補充了一個大家尚未想到的答案。[13]毛澤東說道：“在井岡山時，我們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風，現在比較提倡的是艱苦奮斗，得到重視的是支部建在連上。忽視的是士兵委員會。支部建在連上，隨著我們掌握政權，現在全國各行各業都建有黨的組織，成為領導機構。黨的力量加強了。但自覺接受群眾監督，實行政治民主，保證我們黨不脫離群眾，比井岡山時士兵委員會就要差多了。”[14]士兵委員會就是當年軍隊中經濟民主、政治民主的制度體現，它的存在保障了官兵平等，通過群眾管理，而非官僚管理，杜絕了軍官的軍閥作風和貪污現象。毛澤東對這個制度的回顧，意味著他反對官僚主義、堅持群眾路線的斗爭，已經進入到了最緊張的階段。在革命戰爭年代，士兵委員會的民主和支部建在連上的組織、管理很好地結合在了一起;而到了和平年代，統治者、領導階層對社會的管理更加有效，而社會組織力也空前加強，但是人民當家作主的保障卻日益被忽略了。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人民的政黨，她來領導、執政，怎么會出現人民當家作主的危機呢?然而，官僚主義的出現，卻導致保障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不可能必然地等同于保障人民當家作主。曾經有人問過毛澤東，工會、貧下中農協會是不是等同于士兵委員會;毛澤東不以為然：“兩者不一樣，士兵委員會可以監督連長、營長、團長的，它有很大的權利。現在工廠的工會真的可以監督廠長、書記嗎?誰又來監督我們的市委書記、省委書記?誰來監督中央的領導，中央出修正主義怎么辦?”[15]當和平年代的官，更容易脫離群眾;脫離了群眾，就有歷史倒退的危險。

　　毛澤東的這種憂慮和他對蘇聯領導階層的觀察有關，他曾經在中蘇論戰的“第九評”中，改寫了一段揭露蘇聯特權階層的文字：“這個特權階層，把為人民服務的職權變成統治人民群眾的特權，利用他們支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權力來謀取自己小集團的私利。……他們自己背叛革命，還不準別人革命。他們唯一的考慮，是如何鞏固自己的經濟地位和政治統治。他們的一切活動，都以特權階層的私利為轉移。”[16]這就是官僚主義背離群眾路線的結果。

　　通過對新中國成立之后，在具體歷史語境之下的這個特殊問題的考察，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群眾思想的最大的特色：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上反對官僚主義，進而，依靠群眾而非另一部分官僚，來徹底地反對官僚主義。這個特色再一次將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問題，即人民立場問題，展現在我們面前。在毛澤東群眾思想中，作為執政黨、官員、領導干部可以替人民做主的思想被徹底排斥，而真正意義上的人民當家作主則成為我們黨的制度和作風探索的目標。而這兩者的差別，可以看作是重上井岡山時，“支部建在連上”與“士兵委員會”的辯證。

　　在此，毛澤東群眾路線的人民性達到了極致，后來的歷史證明了，他甚至不惜通過發動群眾、進行我們黨“自我革命”的方式來“正本清源”，保衛人民革命的勝利果實、保障人民群眾，或者說勞動群眾的根本利益。不管我們如何評價歷史，毛澤東的人民性深深地植根于他堅定不移的立場之中。曾有最普通的勞動者接觸毛澤東之后回憶說，毛主席帶著一種“骨子里與老百姓平等的精神和感情”[17]。然而，毛澤東的立場，并不僅僅來源于他個人的平等意識或者精神氣質;毛澤東的人民立場是一種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立場，它的具體內涵，更多地源于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以及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相結合的豐富實踐。下面，我們就簡要回溯一下這種群眾思想的理論根源。

　　（二）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理論概述

　　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對以往的客觀唯心主義哲學與機械唯物主義哲學進行了繼承、批判和超越，并且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以實踐為核心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馬克思主義龐大思想體系的三個組成部分之一，實踐哲學(或者說，唯物史觀)是其總體的精神內核。

　　黑格爾的客觀唯心主義哲學是他以前的歐洲哲學的集大成。黑格爾的哲學用爐火純青的辯證法解釋了事物的運動、變化、發展。他認為事物內部含有自身的反面，因而，事物就與自己的這個反面，形成了正與反的對立矛盾。矛盾構成了發展的根本動力：正與反在斗爭中放棄各自的片面性，統一成一個“合題”。而合題又是更高層次上辯證發展的正題，它也有自身的反面，因此會在斗爭中繼續發展下去。然而，這套辯證思想是唯心主義的。他認為，人的意識為事物的定名，也就是概念，是第一性的，具體的事物卻從中衍生出來。一個概念作為一個正題，也和其他事物一樣，有自己的反面，即具體的事物(客觀實在);概念和具體事物的統一構成了一個合題，即理念;黑格爾辯證發展觀點，不是不斷發展的觀點，他認為事物發展有一個終極的結果，那就是：絕對理念。絕對理念包含萬物，也包含萬物的所有概念。是一個極度抽象的世界本源、最終歸宿。發展本應該是不斷向前邁進，然而卻在這里終結了。

　　馬克思把黑格爾的辯證思想唯物主義化，形成了對社會發展的認識。而在唯物主義化的過程中，絕對被取消了，發展變成了無止境的。一切斗爭變成絕對的，一切運動因此也變成絕對的，最終，一切現實都是暫時的。同時，馬克思把具體事物看作是第一性的，從具體的事物中抽象出概念，而不是從概念中外化出具體事物。這個觀點，把黑格爾頭足倒置的思想顛倒了過來，相比人的意識，現實物質世界成為了更本質的東西：“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18]由此可見，對于抽象精神的分析，演化成了對于實際存在的分析;作為事物發展動力的內部矛盾，也變成了作為歷史發展動力的社會內部的階級斗爭。而一個社會的階級關系又是從其物質生產方式中形成的。

　　由于黑格爾的哲學出現了絕對理念這樣一個披著哲學外衣的上帝，因此，唯物主義哲學可以算得上是對神學的反叛。這種反叛不是馬克思開創的，而是費爾巴哈的功績。在人和神的對抗中，費爾巴哈看到了神是人的意識所創造出來的，因此神的本質就是人的本質。進而，他要求將人的本質還給人。在對費爾巴哈的批判中，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形成了。馬克思對費爾巴哈的超越，在于用黑格爾的辯證法，把機械唯物論能動化。馬克思說：“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19]在此，我們看到了主客體的全新的統一，不是抽象的統一，而是具體的、歷史的統一。黑格爾哲學中，人與世界是在理念，也就是人的認識活動中統一的;而馬克思主義哲學中，人與世界是在人的實踐活動中統一的。人和世界的關系，不再僅僅是一個認識主體與認識客體的關系，而是一個實踐主體與實踐對象的關系。這就是實踐哲學。

　　實踐哲學，如果用一句話來總結，那將會是馬克思所說的：“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20]世界是人的改造對象。這樣一個命題，取消了外在于“人的活動”的神或者命運，社會歷史現實的一切，被交還到實踐的人的手中。同時，我們注意到，實踐這個概念，本身有著社會革命的內涵。毛澤東曾經定義實踐的具體含義：“人的社會實踐，不限于生產活動一種形式，還有多種其他的形式，階級斗爭，政治生活，科學和藝術的活動，總之社會實際生活的一切領域都是社會的人所參加的。”[21]因此，實踐活動可以被總結為物質生產、階級斗爭、科學實驗等人類活動。前面說過，階級斗爭，(除了政治性的階級斗爭之外)，是源于社會生產方式的，并且構成了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社會物質生產力在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就和它們一向在其中發展的現存生產關系發生矛盾，或者與不過是這些現存生產關系在法律上的表現的財產關系發生矛盾。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發展的形式變成束縛生產力的桎梏。于是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22]

　　為什么說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正因為人民群眾是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的主體，也就是實踐的主體。在實踐哲學理論中，歷史的辯證前進，不是主觀與客觀在認識過程中的統一，而是人與世界在實踐過程中的統一。是誰創造了人類世界?這樣一個問題看似簡單，但背后正包含著重大的思想革命，這種思想革命，構成了群眾路線的理論淵源。毛澤東的群眾思想及其根本立場，正是他作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必然反映。

　　三、為人民服務的根本立場

　　（一）實踐與真理，人民與民族

　　我們從舊戲改革的一次實踐切入了毛澤東思想的根基，也就是服務人民群眾、依靠人民群眾的根本立場。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也曾經在他們的文藝討論中，表現出了他們堅定地站在人民群眾一邊的根本立場。1859年4月、5月，馬克思、恩格斯分別致信拉薩爾，討論他的歷史悲劇《濟金根》。馬克思主義的兩大創始人認為，這出戲劇不能構成悲劇性沖突，因為它并沒有描寫人民群眾帶著歷史進步的正義去反抗現存制度，而是描寫了垂死階級反抗現存制度的新形式。濟金根是沒落騎士的代表，在十六世紀的革命中，他如果想勝利，就必須在一開始便將斗爭訴諸人民群眾，也就是當時的農民階級。然而，馬克思指出對于濟金根這樣一個垂死階級的代表而言，農民階級是一個“本身的發展就等于否定騎士制度的階級”[23]。換句話說，濟金根作為反動階級利益的維護者，已經不可能成為歷史的創造者了。而只有人民群眾，以歷史的創造者的身份和現存秩序碰撞，才能構成悲劇性的沖突。看過這樣的文藝討論，我們也就可以理解為什么毛澤東要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24]這個問題，實際上是一個界定人民群眾含義的問題。我們需要在現實中發現，誰是受壓迫、受剝削的歷史創造者，誰是在現存秩序中維護自己利益的反動力量。

　　作為一種認識和判斷，需要接受實踐的檢驗。我在上一節簡要地分析了實踐哲學的來龍去脈，并且了解了它在思想史上的革命性地位。實際上，實踐不僅把歷史發展的權力交給了人，而且要求人的思想接受實踐的檢驗。我們常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然而，其理論內涵卻需要認真辨析。人在實踐活動中形成感性認識，感性認識要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完成到理性認識的飛躍，理性認識再回過頭來指導實踐;進而，認識在實踐中接受檢驗，重新認識，這是一個循環往復、無窮發展的過程。我們自然可以說，一個認識，或者一個思想路線，需要接受實踐的檢驗。然而，我們用什么來檢驗實踐是否成功?也就是說，實踐成功與否的標準在哪里?例如，文化產業化的路線指導了我們全新的實踐;實踐中，我們用意識形態的事業去盈利;結果證明：文化的確可以賺錢。但是，我們是不是由此可以判定，實踐成功了，進而判定其指導思想是一個真理呢?如果站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立場上，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應該是失敗的實踐;如果站在美帝國主義和國內地主、買辦資產階級的立場上，解放戰爭也應該是失敗的實踐。由此觀之，判斷實踐成功與否，應該像馬克思判斷濟金根革命、毛澤東判斷《逼上梁山》一樣，首先有一個不容動搖的立場。毛澤東說過，革命戰爭年代檢驗路線是否正確是比較簡單的：路線對，戰勝，路線錯，失敗。然而和平年代則不然：“這個勝仗和敗仗，不光看有哪些成績和錯誤，還要看舉什么旗幟。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25]這個立場是源于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說到底，還是人民性的問題。我們曾經說過反對官僚主義的問題，其實，那恰恰證明了任何一個政權，無論是地主階級官僚，還是共產黨的官員，都存在著喪失人民性的危險。然而，毛澤東卻一直對這個危險保有高度警惕。有一個典型的事例，那就是毛澤東對長征的判斷。我們都知道，王明“左”傾路線導致井岡山根據地喪失，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包括我們黨領導的人民軍隊，都損失慘重。但是，毛澤東卻說，長征是勝利的，因為，“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26]為什么呢?因為長征發動了十一個省內的兩億人民群眾。

　　歷史，歸根結底是需要人民群眾來創造的。因此，毛澤東會說：“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27]共產黨人究竟要“為什么人”?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我們要為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的主體服務，也就是為人民服務。但是，在今天，這個理論容易被一些概念混淆。人民是什么?人民不是納稅人，一個農民比一個倒賣房地產的富豪納稅少，那么我們為誰服務?人民不必然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先富起來的人，人民是至今仍然奮斗在田間地頭的農民，人民是背井離鄉進城務工的半無產階級，人民更是拼搏在大大小小企業中的工人;他們是用勞動創造價值、并將推動歷史前進的人。

　　還有一個更為復雜的命題：人民不是民族。人民群眾會在兩種特定情況之下需要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第一，民族獨立的任務在特定歷史語境下成為人民解放的前提。比如，抗日戰爭時期，如不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來進行民族戰爭則民族危亡，那么，只有民族解放，才能讓勞動人民的解放成為可能。毛澤東說：“愛國主義就是國際主義在民族解放戰爭中的實施。”[28]第二，民族戰爭和人民解放戰爭結束之后，我們建立人民民主專政，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并且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權利。一句話，需要有人民的國家。如果，用來對帝國主義與國內反動階級實行專政的無產階級國家機器建立并鞏固，人民才算是有祖國，我們才有可能讓愛國主義不至于淪為空泛的口號;我們沒有道理要求人民去愛剝削階級的國家。民族也是如此，如果說民族內部有階級分化、階級斗爭，那么，站穩了中華民族的立場是絕對說不通的。我們必須清楚，如果沒有無產階級的專政的話，如果一國之內、一民族之內出現兩個對立的階級的話，那么就會出現馬克思那句話：“工人沒有祖國。”[29]國慶六十周年的慶典中，廣場上的中學生喊出了“祖國萬歲”。確切地說，應該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人民共和國萬歲;簡稱：人民萬歲。一旦“祖國”前面的幾個限定出現了動搖，萬歲就會動搖。大清帝國萬歲了嗎?中華民國萬歲了嗎?歷史上一切反人民的國家機器又有哪一個是“萬歲”的呢?

　　最新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中，第一句話仍然是：“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30]。在此，我們看到了人民與民族是區分開來的，而我們黨作為人民革命的組織，之所以能夠稱得上是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因為我們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中華民族只有在人民民主專政的條件下才能暫時與中國人民的概念等同。讓我們帶著這樣的立場，走進我們當下，即改革開放時期的具體環境。

　　（二）繼續為人民服務

　　鄧小平曾經說到：“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31]這里，鄧小平的憂慮在于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不保的危機。解決危機的辦法卻是政治上壓倒一切的穩定：“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32]這里的穩定就是政治環境的穩定、政治體制的穩定，即保證我們黨的領導地位，就保證了分配社會資源時的社會主義原則。這一點沒有錯。但是，關鍵在于穩定只有在一定前提之下才能壓倒一切：黨的性質不能改變、黨的立場不能動搖。這對今天的黨員領導干部提出了更高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要求，只有了解了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則，站穩了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立場，才能在政治穩定的條件下杜絕官僚主義、防止脫離群眾。否則，所謂的政治穩定，無異于成為滋生官僚主義、滋養特權階層的溫床。只有人民，才是我們黨“執政地位”的根基，只有人民的根本權利，才是保全“執政地位”的意義。在帝國主義仍然存在，不平等的政治經濟秩序仍然存在的今天，人民的根本權利，與人民通過革命獲得的權利是一致的;而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意義，也與人民解放的意義是一致的。歷史，不容許這種意義被理解為“統治”，或者那種永遠與統治地位相伴隨的一己私利。

　　前面說過，對我們黨來說，官僚主義問題，隱含著歷史復辟的問題。毛澤東后期一直把官僚主義當作是敵我矛盾來處理。毛澤東說過：“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33]生產資料歸人民群眾，然而，其管理卻是要用“官”。如果管理者脫離群眾，謀取私利，那么，這樣的官僚就和人民群眾構成了政治對立的兩個階級。如果我們能把形勢想得更加嚴峻一些，把更加尖銳的問題暴露出來，我們就應該依靠群眾來反對官僚主義。如果我們搞形式主義，用官僚主義的干部去領導群眾開展反對官僚主義的活動，其意義將大打折扣。就像林沖一個人武藝再高強，若離開了千千萬萬的災民，也無法打退反動政府的鎮壓一樣;我們黨就是信心再堅定，不真正依靠群眾，也難以正本清源。

　　毛澤東說：“力量的來源是人民群眾。不反映人民群眾的要求，哪一個也不行。”[34]人民的力量是歷史創造者的力量，不借助這樣的力量，我們黨很難根除現存的問題。例如，就在前一段時間，我們加強了對網絡造謠的打擊力度。我們有沒有想到，謠言為什么會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力?真的是因為造謠者的謠言有細節描寫嗎?不。我們需要反思的是，網絡上的群眾為什么不愿意相信我們，反而愿意相信一切對我們黨、我們的干部隊伍不利的言論。其背后的社會矛盾，才是問題的根源。而對于我們黨來說，問題在于長期以來為了穩定的政治環境，對廣大的人民群眾采取了關門主義、神秘主義的態度，其后果便是離心離德。實際上，和諧應該是光明磊落的和諧、有是非標準的和諧、依靠群眾的和諧，而不能是無原則的、脫離群眾的和諧。如果面對一切社會問題，我們的姿態都是想盡辦法歌功頌德、尋找好人好事;如果面對一切尖銳矛盾，我們的姿態都是自欺欺人、粉飾太平，那么，就算實現了穩定，也僅僅是表面的穩定而已。總而言之，我們和群眾的關系應該是融為一體的，而不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天然對立的關系。融為一體的思想，也許就是毛澤東骨子里與老百姓平等的感情和其堅定的馬克思主義根本立場的反映。

　　結語：

　　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行程經過湖南郴州，他老人家回憶起郴州的“三絕碑”，所謂三絕就是秦觀的一曲《踏莎行》，蘇軾的一句感嘆秦觀文才的話，以及米芾抄寫前面淮海詞、東坡語的書法作品。蘇軾當年深愛“郴江幸自繞郴山”一句，故感嘆秦少游的早逝。他說：“少游已矣，雖萬人何贖!”[35]我們今天卻要借蘇子之言，發一句感慨：毛澤東已矣，雖萬人何贖。這并不是說毛澤東作為一個精英，能夠頂上一萬個人;而是因為毛澤東這個名字背后，一直代表著千千萬萬的人：土地革命時期，是受地主階級壓迫的農民階級;抗日戰爭時期，是團結在我們黨領導的抗日統一戰線之下的廣大愛國志士;解放戰爭時期，是全中國決心推翻三座大山的壓迫、尋求自身解放的人民。甚至直到今天，毛澤東的名字依然不是一個人，而是目前絕大多數的勞動者，如果他們不能當家作主，那么沉默將會是有限的;如果他們被套上了鎖鏈，那么，無論如何“統治”，他們都將繼續推動歷史的前進。

　　盧鳴 2013年10月29日定稿

　　[1] 毛澤東，《給楊紹萱、齊燕銘的信》;《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88頁。

　　[2] 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625頁。

　　[3] 參見，《延安文藝史》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5月;第465-470頁。

　　[4] 施耐庵，《水滸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1月;第103頁。

　　[5] 《逼上梁山》;《延安文藝叢書》第十卷，戲曲卷;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年10月;第52頁。

　　[6] 毛澤東，《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36頁。

　　[7]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1226頁。

　　[8]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264頁。

　　[9]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264頁。

　　[10]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265頁。

　　[11] 毛澤東，《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254頁。

　　[12] 馬社香，《前奏：毛澤東一九六五年重上井岡山》;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10月;第33頁。

　　[13] 參見：馬社香，《前奏：毛澤東一九六五年重上井岡山》;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73-174頁。

　　[14] 馬社香，《前奏：毛澤東一九六五年重上井岡山》;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74頁。

　　[15] 馬社香，《前奏：毛澤東一九六五年重上井岡山》;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77頁。

　　[16] 《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人民出版社，1964年7月;第24頁。

　　[17] 馬社香，《前奏：毛澤東一九六五年重上井岡山》;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10月;第32頁。

　　[18]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82頁。

　　[19] 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6頁。

　　[20] 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7頁。

　　[21] 毛澤東，《實踐論》;《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83頁。

　　[22]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82-83頁。

　　[23] 馬克思，《馬克思致斐迪南·拉薩爾》;《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70頁。

　　[24] 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3頁。

　　[25] 馬社香，《前奏：毛澤東一九六五年重上井岡山》;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72頁。

　　[26] 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50頁。

　　[27]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857頁。

　　[28]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521頁。

　　[29]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270頁。

　　[30] 《中國共產黨章程》;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頁。

　　[31] 鄧小平，《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10-111頁。

　　[32] 鄧小平，《壓倒一切的是穩定》;《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84頁。

　　[33] 毛澤東，《對陳正人關于社教蹲點情況報告的批語和批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第265-266頁。

　　[34] 毛澤東，《教師要向人民群眾學習，文科要以社會為工廠》;《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第149頁。

　　[35] 馬社香，《前奏：毛澤東一九六五年重上井岡山》;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10月;第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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