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甄言（景山）

　　楔子：讀了共識網頭條發的《裴毅然：落在歷史凹陷處的“知青”一代》采訪記，感到裴某將知青分為“后悔派、無悔派、深悔派”實無必要。因為，那是一段既成事實的歷史。后悔也好，無悔也好，都改變不了歷史;與其陷入深悔的悲憤之情，還不如真實地對那段歷史做一點具體的回憶。貼標簽的事，還是留給后人去做的好。至于裴某提出的，“問題是我們允許他無悔，他們卻不允許我有悔。“無悔派”不給我們“有悔派”自由，即“不準有悔”的問題，似乎有點無的放矢，君不見對裴某的采訪文章，在共識網占據首頁頭條達10天之久，而其他文章據說占據3天的都少見，可見“深悔派”受到的推崇。另外，裴某目前頭頂的若干“大知識分子”頭銜，也顯示了所謂“深悔派”的社會的和經濟的效益。筆者也曾是插隊青年，但既不是無悔派，也不是有悔派，更不是深悔派，我只是想把我親歷的插隊生活，原汁原味地展現出來。我插隊的時間只有兩年零四個月，比裴某要短得多。所以我估計裴某的插隊生活比我的要豐富多彩得多。根據是裴某此后的大知識分子成就，一定與當年的八年插隊生活有關。實為“圣人發奮之所作為也”。

　　正文提要：

　　插隊前的準備。火車開動的一剎那。懷仁縣懷革委會的熱烈歡迎。尚希莊老鄉的冷靜接待。換干部像走馬燈。一個不識字的農婦出口驚人，“社會主義就是你揭發我，我揭發你。”公社書記對我說，“小甄，你給咱踢個飛腳”。農民生活困苦，但卻熱愛生活。農村文化是中華文化的底蘊。過勞動關。十個窩頭的飯量。農村干部眾生相。貧下中農的思考。農村青年的活力。插隊青年眾生相。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全靠自己救自己。知青自我管理三件事：食堂、飼養、蓋房。知青社會活動三件事：社會調查，宣傳教育，科學實驗。老貧農說，“現在的生活是驢糞蛋兒表面光。”貧農子弟說，“集體生產太麻煩，分田單干省事多。”老中農說，“說說話怕啥哩！還能把咱社員開除了不成！”地主子弟說，“解放前咱村的土地主主要靠的是省吃儉用，剝削成分并不大，如果不是帶著地主子弟的這頂帽子，我在這個村子里也可以搖來擺去當干部。堅持一年不回家，掙330個工分，扣除下一年的口糧款和菜金外，尚余106元。有了生活自立的信心。形勢在變化。知青集體堅持到最后兩個人。

　　正 文

　　1968年，北京市中學生開始了上山下鄉的熱潮。六月份，我送姐姐、劉哲等一大批同學登上了去北大荒的列車，下半年下鄉插隊之風越刮越烈，而我對于插隊當農民則充滿了疑慮。這時軍宣隊通知馬振如果不去插隊，就應隨其父遣返還鄉，為了不使馬振落入更尷尬的境地，我不得不考慮與馬振結伴隨校插隊的事，但心中仍然忐忑不安。正在這時傳來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見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毛主席的崇高威望，把我先前的思想顧慮一掃而光，我很快辦理了插隊手續，并主動注銷了北京戶口。12月28日，我和馬振義無反顧地登上了去山西雁北插隊的火車，我成了“文革”期間全國1400萬城鎮下鄉知青中的一員。為了怕媽媽難過，我沒有讓媽媽送我，只讓弟弟幫我把行李馱到車站。在此之前，我曾多次送同學乘火車離京，目睹過站臺上學生家長和送站同學在火車開動時的惜別淚水，但火車開動后，車廂內的情景卻無從得知。這次終于嘗到了被送別者親身體驗到滋味。使我意想不到的是，火車開動前還情緒激昂地安慰家長和同學的插隊伙伴們，隨著車輪的啟動，車箱內居然響起了一片哭聲。看著他們傷心的樣子，我的第一感覺是，我成熟了。因為此刻我沒有一滴眼淚，我只是深刻地記住了今天的日子，并決心在農村至少苦干一年，在明年的今天之前，絕不回京。我要用事實證明，我能用自身的力量在農村扎根、成長、壯大。

　　1966年12月28日晚上，火車到達山西省懷仁縣城。當時的懷仁縣城，實際上就是一個大一點的鄉鎮。沒有樓房，一條孤零零的馬路，一頭連著火車站，一頭直溜溜地伸向城內。縣革委會和縣招待所是連在一起的一片平房，坐落在離火車站不遠的路邊。從高處看去，縣城和車站就像一副一頭沉、一頭輕的扁擔。當晚，我們三、四百名北京知青就被安置在縣招待所住宿。第二天早晨起床，我和幾個同學結伴去逛縣城，發現沿街兩旁掛滿了歡迎北京知青的標語，心里頓時感到暖烘烘的。中午飯是熱氣騰騰的炸油糕，讓人垂涎三尺。晚上縣革委會舉辦了歡迎晚會，縣禮堂雖然比較簡陋，但舞臺較低，燈火通明，離觀眾也近，加之縣文藝宣傳隊的演員熱情奔放、扮裝艷麗，竟給我留下了比在京城劇場看節目還要深刻的印象。我的第一感受是：我們的祖國真正是無比強大的，毛主席、黨中央的威望無處不在。第三天上午，我們鐵二中的100多名知青接到通知，被分配在新家園公社的四個村莊插隊。其中，我和另外35名同學則被分配到新家園公社尚希莊村。第三天的中午飯仍然是炸油糕，我不禁納悶，都說“雁北”窮，這生活也不差嘛!下午，我們36名同學，乘卡車前往距縣城40華里的尚希莊。我沿途看到，雁北地區的大同盆地雖然土地平坦，但樹木稀少，除了同蒲公路兩旁長著一報粗、兩丈高、樹枝短粗而稀少的大楊樹外，路旁村莊很少看到樹木。尚希莊是一個有500多戶農家、2000多口人的大村，地處北同蒲公路邊，但偌大一個村，竟也幾乎見不到一棵樹，這與樹木繁茂的京郊村莊相比，真是差別太大了。我和馬振、李興、邵德、儲健等五個男生被分到一戶貧農成分的農民家里暫時居住。我們的住房有三米寬、五米長，坐南向北，進門靠南墻是三米寬、兩米多長的大通炕，東、西墻放著幾個條凳，靠北墻窗戶下有一張舊桌子，地當央是一只新的生鐵爐子，白鐵皮的煙筒也是新的，插在爐子上的白亮亮的煙筒，向上再向北穿過門上的窗戶伸到室外。我們把行李往炕上一放，就開始按照老八路的傳統，打掃院子、挑水。我和馬振搶過扁擔去挑水，水井并不遠，只是井口結了一層冰，讓站在井口的人難免戰戰兢兢。兩位老鄉善意地走過來，幫我們搖轆轤打水，我順著井繩往下看，這口井竟有四、五米深，比我們在京郊農村勞動時用扁擔鉤掛水桶，一搖扁擔鉤就能提上水來的水井要深得多。老鄉仿佛看出了我的忐忑心情，解釋道“這口井用的是從地下管道流進來的山泉，剛剛啟用20多天，你們有福呢!原來村里的井比這深的多，有十多米深呢!”然后指著不遠處的一個高臺說，“喏!那就是老井!”我順著他的手指望去，看到一個被冰裹著的高臺，井架轆轤上纏的繩子足有一報粗，不禁倒吸了一口氣，心里似乎明白了村里為什么沒有樹的原因：是地下水位低造成的干旱。我和馬振將水缸挑滿后，又去幫助房東老大娘推碾，老大娘很客氣，嘴里不停地說著，“換換吧!”。我回答說，不用換人，我一個人就能幫您推完。”馬振笑著對我說，“大娘的意思好像不是要換人，而是讓你休息一下的意思：是緩緩吧，而不是換換吧。”我恍然大悟，自嘲道，“別看我祖籍山西，要真正聽懂山西話，還真得費點兒勁兒呢!”

　　天很快黑了下來，我們吃過晚飯后，整隊集合，在村干部的帶領下，一起參加全村社員的歡迎大會。黑黑的夜色中，我走在坑坑洼洼的村中小路上，心中不禁升起一種凄涼的感覺。來到村頭的場院上，那里已經站滿了村民，一根木電線桿上的電燈閃著昏暗的燈光，村民們分站在知情隊伍的兩側，一側多為中老年村民，另一側則是本村的青年。歡迎會上，村支書拿著一張事先寫好的稿紙，滿臉笑容地念了歡迎詞，我們也推選了一位女同學致答詞，本村青年你推我搡地擠在一起看熱鬧，并不時地喊著“歡迎北京知識青年到尚希莊插隊!”的口號，但給我的感覺則是真誠不夠，開玩笑有余，心里不禁又多了一絲涼意。回到宿舍后，我的失落感仍然揮之不去，盡管我已察覺到這就是所謂的“小資產階級意識”在作怪。為了調節氛圍，我們把爐子里的煤填得實實的，屋子里頓時暖洋洋的，五個大小伙子齊動手，把各自顏色不同，但還算整潔干凈的鋪蓋鋪滿了整個大炕，火炕也在房東的指導下，開始散發出熱量，一種溫馨的氣氛又重新感染了大家。我鉆進溫暖的被窩后，參加村民歡迎會時的凄涼感覺已經消失無影無蹤。想著明天我們將開始新的生活，心中充滿了希望，很快地就進入了夢鄉。

　　第二天，我和另外兩位女同學，被分在第五生產隊參加勞動，我們的北京戶口已經注銷，現在正式成為山西省懷仁縣尚希莊大隊的農民社員。尚希莊共有12個生產隊，我們36個知識青年，每個隊剛好分配3名。五隊隊長名叫八老漢，實際年齡并不大，也就是三十八九的樣子。高高瘦瘦的身板，結實有力。一張黑瘦的臉上布著幾道細細的皺紋。一雙不大的三角眼，習慣性地不停地眨著，透著精明。他對我們這些遠道來的北京知青似乎有些神秘感，眼睛里還流露出一些同情的目光。雖然他對我們表示歡迎的話非常簡短，缺乏熱情，但我即刻認定，這是個暖水瓶式的人物，我們一定能夠同這位貧農出身的隊長友好相處。八老漢帶我們來到五隊社員聚居的一個大院內，院子里已經有十幾個穿著粗黑布厚棉襖的社員揣著手在聊天;一間敞著門的正房里，兩三個青年人，正圍著一個拉胡琴兒的瘦高個青年，吼唱著北路梆子。旁邊站著的一個穿學生裝的青年人格外引人注意，他笑瞇瞇地看著我們，胖乎乎的鴨蛋形臉上寫滿了友好和善意。八老漢對著屋內屋外的人說了聲：“這就是分給咱隊的知識青年!走，出工!”我們三個知青分別領了一條扁擔、兩個筐，就跟著出發了。一路上我和穿學生裝的青年攀談了起來，他的名字叫志文，是地區農業技術學校的應屆畢業生，本來是應由國家統一分配工作的，文化大革命一革命，國家分配變成了社來社去，志文就成了回鄉青年。志文告訴我，隊里冬天的活不累，主要是往地里送牲口圈里積的肥。果然，我們這一隊人在隊長的帶領來到隊里的牲口棚，每人鏟了一擔干馬糞就出發了。由于過去在北京郊區參加過夏收勞動，這往地里送干馬糞的活確實不算累。我的真正意義上的農民生活就這樣開始了。幾天下來，我對五隊的情況有了初步了解：五隊共有社員40多戶，200多人口，主要居住在村東頭，在村里的生產和收入均屬于中下等水平，一個基準勞動日工分是10分，合四角多錢。第一天見到的拉胡琴青年叫添財，雖然長得小鼻子小眼，但卻是隊里青年的核心，他出身貧雇農，父親常大爺在隊里威信很高，是隊長的高參;弟弟二財也是一個很有思想的青年。休閑時，隊里其它青年人經常在他們家里吹拉彈唱，自娛自樂。隊長八老漢大名叫奎堂，是個莊稼里手，每天出工、收工都聽他的號令，干活也是領頭在先，他干多少，其他社員也要跟著干多少。隊里還有一個人物叫有堂，據說是兩年前四清時的下臺干部，他清瘦的臉上，一雙大眼睛不停地轉著，雖然沉默寡言，但顯得很有心計。社員家里的生活并不富裕，油糕和黃米糕只是在過節時或是來了重要客人時才上的食品。雁北農民喜歡吃粘食，他們平時吃的主食也叫糕，不過是帶皮兒的黍子糕和茭子糕，也就是摻了糠的黃米糕和高粱米糕。如果去皮吃，由于油水少，農民人均300多斤的原糧口糧是不夠吃的。好在有小孩的口糧和跟工糧調劑，一般家庭還能夠維持用糠菜半年糧添飽肚子的生活水平。至于蔬菜，夏季尚豐富，冬季則主要靠胡蘿卜和土豆。農民的生活水平低，突出表現在廁所文化上，廁所的露天、低矮、骯臟不說，老鄉們竟很少使用手紙，只用石頭和莊稼葉子便解決了問題。這是讓我這個使慣了抽水馬桶的城市學生最不能接受的。農民平時的服裝也是破舊的，特別是下地勞動的服裝，用衣衫襤褸形容決不過分。農民盡管生活困苦，但卻十分熱愛生活，這是在此后不久到來的春節，給我帶來的對農村的新認識。

　　1969年的春節來得雖然比較晚，但令我沒想到的是，竟有三分之一的同學在春節(2月17日)前就返京探親了。要知道，這離我們下決心扎根農村，從北京出發的時間還不到兩個月啊!我們五隊的三個同學沒有回京，第一次在農村過了一個難忘的春節。過去在北京，我們都住在鐵路住宅區，離市區胡同相距較遠，很少體會春節的民俗。春節在我的印象里不過是包餃子、放鞭炮、休息兩天而已，遠不如五、一，十、一熱鬧。然而在雁北農村這片貧瘠的土地上，春節絕對是一個盛大的節日。春節前的臘月二十三，被稱為過小年，外出工作的人紛紛返回家鄉，家家戶戶都在籌辦著除夕過大年：包括打掃衛生、寫春聯、供奉祖先牌位、拉大塊煤壘火龍、排練節目、殺豬、宰羊、碾米、磨面、準備年夜飯等等。臘月三十那天，人們都已經換上了新衣服，由于前一天人們大都還都穿著平時的破衣爛衫，猛地換上新衣裳，特別是婦女和小孩兒換上的花花綠綠的新衣，真讓人突然感到滿目清亮。村里東南西北的主要路口上，都壘上了兩米多高、底座直徑也有兩米多的塔形火龍。一些莊戶院內，也壘上了一些小火龍。夜幕降臨，家家戶戶張燈結彩，院門、戶門上都換上了紅紅的帶有文革語言色彩的新春聯。我們沒有回京的知青，都被邀請到所在隊的社員家里吃年夜飯。我來到志文家，桌上已擺滿了七碟子八碗，而且全部是細糧，和平時的伙食相比，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志文哥哥的兩個雙胞胎兒子，一會兒炕上、一會兒炕下地竄騰著，高興地合不攏嘴。

　　吃罷年夜飯，我和志文來到街頭，鞭炮聲噼噼啪啪地響著，村里路口的大火龍正在被點起，一縷縷青煙在夜幕中騰升，很快塔形火龍底座的大塊煤縫中竄出了細細的火苗。志文告訴我，一個小時后，兩米多高的火龍將通體燃燒，一直到明天拂曉。我問志文：“這不有點浪費嗎?”志文笑著回答說：“咱雁北有的是煤，農民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就圖春節這幾天的紅火。”雁北的除夕夜，寒氣逼人，人們在街上轉一會兒，就回屋里暖和一陣，然后再上街看看。這時，農家院內的小火龍已經著得紅紅火火，小孩子們圍著小火龍歡笑蹦跳，大人們的臉上也是喜滋滋的。除夕時分，大火龍果然通體燃燒起來，四外竄騰的火焰，形成了一個丈拔高的火塔，將村子里的幾個路口照得通明。我看著熊熊火焰映照下人們興高采烈的樣子，久久不舍離去。

　　大年初一早晨，人們起得比較晚，和城里人一樣，大家在陰歷新年第一天見面后，首先要相互拜年。村口的火龍已經化為灰燼，人們在清掃著街道，并為晚上唱大戲做著準備。晚飯后，人們涌向管理區院內的大戲臺，這個平時灰頭土臉的村級古跡，經過張燈結彩的打扮，一下子顯得富麗堂皇起來，戲臺上方的飛檐斗閣盡管已經破敗，但在夜幕中強燈光的映襯下，仍然呈現出一種威嚴。我們隊的添財和其它隊的幾個青年，手里拿著二胡、鼓板等樂器，已經端坐在臺上的一角，從樂隊的位次看，添財應該是首席琴手。一陣鑼鼓聲后，江水英登場，說明演的是晉劇“龍江頌”片段。演員和樂隊都是本村的村民，盡管演出水平并不高，但觀眾的興致十分高漲，他們盡情地喝彩和鼓掌，我被村民們這種自娛自樂的情緒深深地感染著，心里突然悟出，老鄉們這種在貧寒的環境中，熱愛生活，對未來充滿希望的品質，不正是值得我們這些從城里來的學生認真學習的嗎?!我的這些感悟，被此后尚希莊春節期間豐富多彩的民間習俗一一證實：初一大團圓;初二回娘家;初三初四串親戚;破五吃餃子;正月十五扭秧歌、鬧花燈;二月二龍抬頭。春節期間幾乎每一天，都有講究，都有熱鬧，真是五花八門、色彩紛呈，讓人目不暇接。我當時不僅為農民們對生活的熱愛而感動，而且也在思索著一個問題：文革中轟轟烈烈的破四舊熱潮，在這些普普通通的農民面前，為什么竟顯得如此蒼白無力?至此，我仿佛從另一個角度真正理解了毛主席的英明論斷：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然而，在春節期間，也發生了一件不大愉快的趣事。幾個女同學在農民家串門時，發現家家都供有祖先牌位，還點著香火，擺著貢品，即使是地主、富農出身的家庭也不例外。于是她們就發揚紅衛兵精神，相約五、六個人，到幾家出身不大好的、迷信色彩濃重的農民家里去造反，把人家供奉的香火和貢品打翻在地。她們的行動，在文革中的北京算不了什么大事，但在鄉下可闖了禍，不僅和一些農民發生了激烈的爭執，而且對我們這批知青在農村站穩腳跟也埋下了不利的伏筆。

　　知青到農村安家落戶，首先要解決吃住問題。按照當時的國家政策，北京知青下鄉插隊落戶，每人補貼250元安家費，另外下撥第一年插隊口糧每人540斤。安家費主要用來給知青建集體宿舍，按照當時的普通民房建筑標準是夠用的;全年540斤口糧合每月定量45斤，這比北京市中學生32斤半的月定量已經增加了不少。所以下鄉之前，大家心里都有底：插隊第一年的吃、住問題是不用發愁的。然而，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才發現，我們原來的設想并不符合實際，吃、住問題，是花了力量和智慧才得以解決的。

　　先說這540斤口糧。在農村，口糧的概念是原糧，而不是商品糧。雁北地區生產的糧食主要是谷子、黍子和玉米，100斤谷子或黍子只能碾出70-75斤小米或黃米，按此計算，540斤口糧只能折成380—400斤商品糧，這與我們在北京時的定量供應相差無幾。而知青成為全職的農業體力勞動者后，飯量一般都比在北京時有成倍的增長。于是，我們只有選擇將口糧全部打成出糧率比較高的玉米，這樣就可按照每天1斤半的標準安排伙食了。好在我們不像當地老鄉那樣只喜歡吃粘性食物黍子和高粱，而不愿意吃玉米面，我和大多數北京來的同學一樣，對每天吃棒子面窩頭并不厭煩，只要能吃飽就行。但沒過多久又發現了新問題：有些女生實際上每天吃不了1斤半口糧，有浪費糧食的現象。而有些男生則不夠吃，馬振就是其中的一個，并且已經有了身體不適、經常乏力的感覺。后來，同學們一商量，干脆取消定量制，在不浪費糧食的前提下，主食隨便吃。至于虧空，估計也不會太大，放到以后再說。春節前，一部分同學提出要回家探親，我靈機一動，建議對回家探親的同學，按探親時間一天一斤糧票退還，這樣既可以鼓勵同學們堅持多在農村勞動，又可以用探親同學的糧票結余補充知青集體的口糧虧空。我的建議，得到多數人的贊同。我們就是用這種辦法，解決了插隊幾年中勞動口糧不足的問題。直到最后一個同學離開尚希莊，我們的知青集體灶一直沒有散伙，而且一直能夠管飽吃飯。

　　再說住的問題。我們到尚希莊后，被分散安置在十多戶社員家里居住，既不方便，也非長遠之計。我們的安家費，已經撥入大隊的賬戶，而據觀察，大隊干部并沒有為我們蓋集體宿舍的打算。志文向我透露：“現在是三級核算，大隊的財務狀況并不好，對外欠債不少，管理也比較混亂，知青的安家費一到帳，估計早就堵了窟窿。”我一聽就急了，“那我們的安家費豈不是打了水漂!?”志文安慰我說，“大隊自己有磚窯，蓋房有技工，給知青蓋宿舍，是自產自銷，根本花不了幾個錢，關鍵在于要盯緊了。”于是，我就拉上幾個同學天天找大隊支書要求盡快給知青蓋房。果然，功夫不負苦心人，在我們的反復催辦下，大隊在村西頭給知青批了建房基地，并派人在夏季開始動工建房，我們知青集體也主動提出承擔打院墻的任務，并從鐵路附近，移栽了4棵碗口粗的楊樹到知青宿舍院內。秋收時分，我們尚希莊的知青終于搬進了自己的宿舍。我們的宿舍是一字排開的15間正房，其中東頭兩間是廚房，緊挨著的一間是庫房，其余12間房平均三個人一間，比我們剛來時5個大小伙子擠在老鄉家一個大炕上，條件明顯改善。在我們的要求下，大隊還在我們的院東側加蓋了兩件飼養房，在院西頭修建了男女廁所。整體看上去，我們的知青集體院，已經相當氣派。下工后，站在我們自己的院內，聽著風把已經成活的楊樹葉刮得嘩嘩響，真是愜意得很。特別是得知我們是全縣第一個住上知青集體宿舍的村的時候，心中更是有一種說不出來的自我滿足感：我們終于依靠自身的力量，解決了最基本的吃和住的問題，第一次嘗到了事在人為的甜頭。當年深秋，特別潑辣能干的歷剛與謝陸兩位同學，由一位老鄉帶路，身著光板老羊皮襖，來回步行5天，從山區低價買回來6只母羊，第二年開春，這6只母羊，居然每只都下了一只小羊，真讓同學們興奮不已。緊接著我們在老鄉的指導下，又買回來兩只豬仔。插隊第二年，我們的小院豬羊滿圈，更有生氣了。

　　在解決吃、住問題的同時，我們還面臨著誰也饒不過去的勞動關。過去我曾參加過京郊的夏收勞動，自認為是勞動能吃苦的人。文革軍訓時，還曾為訓練、勞動強度不大，給領導提過意見。直到插隊，我才感到自己的所謂勞動能力強，是多么的經不起考驗。

　　先說春季鋤田，雁北地區的主要農作物是谷子，由于是耬種，谷子苗出土后，沿著壟底密密麻麻地伸向遠方。谷子苗只有一寸高，而鋤鏟連鋤把則有三尺多長，鋤田時只有把腰彎成一個弓形，將頭盡可能貼近地面，揮動雁翅形的鋤鏟撥鋤到位，才能在七、八株小苗中選擇一株強壯者，留住并培土壓實。開始試鋤，我盡管也把幾棵應該留住的壯苗判了死刑，但在二才和志文的耐心示范下，似乎很快就找到了一點感覺，也能左撥右鏟一挑一壓留下一棵壯苗了，于是就和其他30多個社員一樣，領了鋤一壟田的任務。大同盆地的農田雖不是很開闊，但一般也有幾十畝見方，一壟地短的要一、二百米，長的則有500米開外。三十多的壯勞力一字排開，與地奮斗，也是一個壯觀的景象，但這時我己經顧不得欣賞集體勞動壯景了，因為技不如人，一開始就被落下一節，我只有低頭奮進的份兒。越著急越出錯，被錯判死刑的壯苗一棵接一棵，搞得我心疼不已。我不得不告誡自己，慢一點!保證質量!于是與前面社員的距離越落越遠。這時，長時間弓著的腰也開始提出抗議，酸痛難耐，我只好直起身子休息一會。這時我看見天才在前面也在休息，他一手扶鋤，一腿直立，另一只腿則搭在鋤把上。我學著他的樣子去做，腰疼果然緩解。這時，我才理解了長鋤把的作用。我不敢多歇，稍事休息，就又投入埋頭苦干。當我再抬頭的時候，看到人們都已經在地的另一頭歇息了，而我才鋤到一半多一點。我不敢再停頓，咬著牙堅持向前趕。這時聽到前面傳來唰唰的鋤地聲，抬頭一看，原來是志文在迎接我。會合后，我感激地看了他一眼，跟他走到地頭。到地頭剛剛坐下，隊長已帶領社員開始鋤第二壟田了。我連忙站起身，跟了上去。可想而知，這第二壟田對我則是更嚴峻的考驗。

　　再說割田，就是收割雁北地區的主要農作物谷子。同我們在京郊拔麥子不一樣，割谷子是需要用鐮刀的。開始，我還以為用鐮刀總比用手拔省力，其實不然：谷子桿比麥子桿要粗、硬得多，根也比麥子要深，很難拔起。即使一鐮刀下去，刀刃也被夲得克克直響。我右手握鐮，左手抓谷子桿，沒割多遠就發現左手指甲蓋下熱乎乎的，抬手一看，幾個手指的指甲蓋下已經滲出了血。天才仍過一副舊手套說，你的手太嬌嫩，帶上它會好一些。此后，盡管我一直咬牙堅持，但仍像鋤田一樣，在插隊的第一年，我始終是割田大軍的尾巴。

　　做為一個普通農民勞動與當年城市學生勞動最大的不同是，農民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勞動時間要長的多。我算了一下，從4月下旬鋤田開始到十月上旬割田結束，農民每天的勞動時間都在十二個小時以上，這也是從城里下鄉的知識青年最難于承受的，但我們村的大多數同學都咬著牙挺了下來。一個叫武星的同學，其父曾任鐵道部辦公廳主任，是參加過平江起義的老紅軍，進城前據說就已經是副軍職干部，在北京的生活條件十分優越，但在過勞動關上一點也不含糊，我經常在下工的路上看到他光著膀子，只穿一條短褲在地里奮戰的情景。還有兩個初二的女生，在勞動上能和隊里男勞力拚著干，走到那里都是一副颯爽英姿的神態，被全村公認為勞動能手。當然也有比較嬌氣，過關困難的：如一個叫章列的男生，也是干部子弟出身，面對艱苦的農業勞動，經常愁眉不展。有一次竟為勞動上火流鼻血，憤怒加委屈地哭泣起來。此后，沒過多久，他就請假回京探親去了，并再也沒有回到尚希莊，據說是走后門當兵了。我和多數同學一樣，用了一年時間，就基本過了勞動關。插隊第二年，無論是鋤田還是割田，我都可以充當隊里的壯勞力了。特別是第二年的秋收，我甚至可以和隊里的青年搞一個割田比賽。站在豐收季節的大田里，看著一捆捆沉甸甸的谷穗，我從心里感到勞動的快樂。同時也在感嘆：人，真的是需要鍛煉啊!

　　1969年12月28日，是我離開北京整整一年的日子。就在那一天，我暫時告別尚希莊，回京探親了。我是尚希莊知青中最晚回京探親的。之前，我已經知道了當年的個人勞動工分結算情況：1969年，我一共掙了330個大工分，每個工分合四毛九分錢，總計掙了161塊錢，扣除下一年的口糧款和菜金，還能結余100塊多一點。我興奮無比，因為盡管我們是在貧窮落后的雁北農村插隊落戶，我也能夠自己養活自己了。回京的火車上，遇到兩個在山陰縣插隊的北京男四中學生，相互交流起來，又有不少收獲。四中是北京最著名的男校，那兩個學生的談話也別有味道，不妨照錄如下：“我們插隊的村叫常辛村，大概是農民要常年辛苦的意思吧!不僅大隊干部不勞動，小隊長也不需要頂著干，比劃比劃就行，不像你們尚希莊的小隊長還領頭干活。村里的農活，我們也試過，根本頂不上去，索性就不怎么上工，在宿舍里復習功課。我不相信北京知青會在農村永遠插隊下去。我們那里，一些高三同學已經自學了大學的基礎課，個別的還被抽調到縣里有關部門幫忙。到我們縣插隊的，除四中外還有師大女附中學生，高干子弟多，是一大特點，如劉少奇的兒子，黃克城的女兒等等，他們也不常在村里勞動，經常外出，也不知道上那去了。反正是各有各的招。”四中同學的一席話，真使我“茅塞頓開”：原來插隊還有這樣的插法。但同時也給我啟發，除了勞動，我們也應該另有作為。

　　火車進入永定門火車站，天已經全黑了。車站和馬路燈火通明，使我這個在農村黑慣了的人，一下子還難以適應，似乎從來沒有感到過北京是如此繁華。然而，我在公交總站登上了一輛沒幾個人的二路電車后，竟目睹了這樣一場惡作劇：幾個外地鄉下人背著沉重的行李，呼哧帶喘地跑到車站，正準備上車，啪的一聲，車門突然關上了，電車飛快啟動，駛離總站。這時車上司機和售票員，看著呆愣在車站的幾位老鄉，突然爆發出一陣邪惡的嘲笑聲。我被這一出文革前決不曾見過的丑態激怒了，不禁喊到：“你們這是做什么!?”那個售票員這時流露出一種既不好意思，又不以為然的表情。我無心再斥責他，只是感到一陣心痛：文革前多好的社會風氣，怎么變成這個樣子!

　　回到家里，見到了分別一年的父母，當然有說不完的話。特別是父親，一年前我離開北京的時候，他還被群眾專政著。他告訴我，去年我離開北京時，曾去他被專政的地方與他告別，見面時，他很平靜，但我走后，他卻難過地流下了眼淚。父親的話也勾起了我的回憶，記得去年離京的前兩天，我到父親單位去探監，當時我的心情并不好，但父親卻顯得很平靜，還笑著對我說，“去山西插隊，回老家了，好啊!”何曾想到，我走后，他曾經為我流過眼淚。因為，在我的記憶中，從未見過父親流淚。這正應了那句老話：男子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時。我不愿意再提這些傷感的事，就轉移話題說，“咱們家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我爸的群眾專政解除了，我在農村也站穩了腳跟。”媽媽說：“是啊!甄炎比在北京時還胖了。不過，你爸的事還沒完，不僅背了一個處分，還要準備下放勞動呢!”

　　不知怎的，北京的繁華和閑在生活，對我并沒有太大吸引力。相反，我總覺得北京不是我應該呆的地方。我的戶口在山西農村，我只有回到尚希莊，才會感到踏實。特別是想到我們在新的一年里，也應該干一點更有意義的事，就更坐不住了。春節剛過，我就匆匆地返回了尚希莊。

　　回村后，我把想干點事情的想法和同學們一說，得到了大家的積極相應，于是共同商定，采取自愿報名組合的方式，建立了三個知青活動小組。一是宣傳組，準備和大隊支書商量，由北京知青在大隊黨支部的領導下，接管村廣播站和墻報宣傳工作;二是科學試驗組，由好鉆研的肖兵同學帶兩個女生，試驗生產農作物生長刺激素九二零;三是社會調查組，全面了解尚希莊解放前后，特別是農業合作化前后的經濟發展情況和目前存在的問題。

　　接管宣傳、廣播工作，因為要替換下原來擔任這項工作的兩個大隊干部子女，并不一帆風順。好在我們選拔的兩個女生，試播時普通話字正腔圓，大隊干部盡管不大情愿，也提不出反對的理由。此后，尚希莊高音喇叭傳出的標準普通話播音，就成為北同蒲公路邊的一個亮點。

　　“九二零”據說是一種由菌種促生的農作物生長刺激素，農作物在生長期抹上它，會加快生長，提高產量。但人們只是聽說，并沒有見到過。村子里的老農，認為九二零的作用被宣傳的過于玄妙，半信半疑。隊干部也認為，村里沒有懂科技的人，對依靠自身力量試驗生產九二零沒有信心。肖兵平時就愛琢磨個事，對試驗生產九二零積極性很高，他找到一些資料，研究后認為，試驗生產九二零并不復雜，只需要一個接種箱和一些酒精燈、試管、燒杯等化學試驗工具就行。我們請大隊支書派木工按照肖兵畫的圖紙做了一只接種箱，派朱軍同學借探親之機，找母校鐵二中支援了一紙箱的化學課試驗工具，肖兵則親自找到大同農科所，要來了菌種。萬事具備后，肖兵就和另外兩個女生一起，利用我們的一間庫房，搞起了九二零實驗生產車間。開始生產的菌種從外觀上看并不理想，拿到農科所一化驗，含量太低，不能用。經過四、五次試驗后，終于試驗出高含量的菌種，并得到農科所專家的好評。

　　同前兩個活動小組相比，社會調查則是一件較為復雜的事。首先，初步社會調查的結果使我感到很迷茫：不少社員一說起過去的苦日子，就回憶起1960年開始的三年自然災害，認為是從未有過的饑荒，同我們受過的傳統教育(憶苦是解放前后的對比)明顯不一樣。為此，我專門找了兩位地道的貧雇農常大爺和李大爺聊天，李大爺是雇農出身，他真誠地告訴我：“解放前，貧雇農確實很窮，住的是破房子，蓋的是爛被子，也沒有像樣的衣裳，社會地位更是低三下四。但是給地主干活還是能吃飽飯的，吃得也還不錯，因為地主知道，能吃飯的人才能干活。現在貧雇農社會地位挺高，住的房子也不錯，家里的擺設和鋪蓋比解放前好了不知多少倍，但就是吃不太飽飯，零花錢也少。打個比方吧，現在的生活，就像驢糞蛋兒，表面光。”常大爺說，“別看解放20年了，但現在這個村的糧食總產量未必趕得上解放前(常大爺承認解放前糧食產量也沒人統計過，此說只是估計)，1958年除外，那年糧食確實是從未有過的大豐收。可此后的三年自然災害，可把老百姓餓怕了，現在人們一憶苦就想到1960年，也不足為怪，因為離得近嘛!”這時常二才在旁邊搭訕道：“要我說，還不如把地分給各家，糧食肯定比現在打的多，國家也省心。”我連忙制止說，“別胡說八道了!”我原以為常大爺也會批評二才，未曾想，常大爺并未開口，只是微微一笑。

　　這使我想到1969年春天的一件往事：那時我們剛到尚希莊4個月，正值春播季節，隊長八老漢從大隊倉庫領回了一口袋子種，放在小隊的庫房里。每天出工，由隊長發給社員下播的種子。有一天，到了出工的時間，卻不見八老漢的影子，這時只見有堂神氣活現地走了過來，對大家說：“昨天夜里，八老漢把隊里的子種偷回了家，讓我給抓住了。支書說了，把八老漢的隊長撤了，由我臨時負責。”我聽了以后很吃驚，問常大爺，有堂是不是要當新隊長。常大爺突然很認真地對我說：“老甄(不知為什么，他一直這樣稱呼我，盡管我只有18歲)，你給咱把這隊長當上怎么樣?”我連忙擺手說，“我什么農活都不會，怎么能當得了隊長。”常大爺說，“怕什么，我們給你出主意!你沒有私心，又有文化，就能當好隊長。”我堅決不同意，常大爺也只好作罷。當時，我和八老漢相處得很好，認為他能吃苦、肯負責，對他因多占集體的糧食而下臺，既有些不理解，也有些惋惜。于是想去他家問問情況，并說上兩句安慰的話，沒承想被八老漢的老婆給上了一課。八老漢被罷官的第二天，我還像平常一樣去他家串門，八老漢看了我一眼沒有說話。我進門后就言不達意地說，“八老漢為五隊是出了力的，不當隊長也沒關系。”這時正看孩子的八老漢老婆突然接過話回了一句，“不當隊長好啊!搞社會主義就是要你揭發我，我揭發你，不然就搞不成社會主義!” 大字不識一個的八老漢老婆居然能說出這等深刻的話，真讓我吃驚不小。

　　我又聯想到，前不久結束的農村整黨運動，我做為知青代表是半脫產的工作組成員，曾向公社高書記反映過一些群眾對支書參加勞動少的意見，高書記說，“小甄，現在村子里但凡有點文化和能力的人，都當過干部了，你說換誰?要不，你給咱踢個飛腳!”我知道高書記誤解了我的意見，但高書記的話也說明，目前農村中存在的問題很復雜，要想搞清楚并有切實的解決辦法絕非一件易事。我還聯想起了文革中學過的毛主席的一段語錄：“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農民的經濟是分散的，根據蘇聯的經驗，需要很長的時間和細心的工作，才能做到農業社會化”(見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 》)。我隱隱地感覺到，這次社會調查的實踐似乎在說明，解放以后，盡管生產關系發生了變革，貧下中農當家作了主，農業個體生產變成了集體生產，但由于生產力基礎和干部水平的制約，生產力并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這同文革中我們在京郊焦莊戶和天津信號廠搞社會調查時的體會似有相似之處。

　　但是，我并沒有得出集體經濟沒有優越性的結論，因為如果那樣，就等于否定了社會主義制度。因此，我不斷地用這樣的事實堅定自己的信念：在懷仁縣這個最普通的農業縣中，不也有一些大寨式的先進生產大隊嗎?他們在優秀干部的帶領下，農、牧、副業并舉，創造出較高的物質財富，每一個勞動日的工分值超過了一塊錢，家家豐衣足食。即使在我們尚希莊，12個生產小隊的經濟情況也不相同，好的生產隊的日工分值達到8毛錢，而差的只有3毛多錢，其差距原因就在于干部是否帶頭苦干，社員是否齊心協力。在尚希莊，效益好的生產小隊，平均勞動強度明顯高于效益差的隊，這是每個村民都感覺到了的，它也印證了多一滴汗水，多一分收獲的淺顯道理。當然，我也測算過，所謂集體經濟搞得好的生產隊，不會超過生產隊總數的10%，極差的大約也是這個比例，80%是像我所在的五隊水平。因此說到底，還是要不斷地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盡管這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我的觀點得到志文的贊同，但他的觀點又比我更實際了一些，他說：“其實要求廣大農村干部都大公無私是做不到的，甚至連先公后私都很難，農民們也并無此奢求，他們只希望干部們在占點、貪點的同時，也能全身心的領著大家好好干，把集體經濟搞好，讓大家共同富裕。”

　　1970年冬季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已改名為農村冬季整黨運動。由于成為半脫產的工作隊員，使我有時間對尚希莊的社會情況做進一步的了解和思考。尚希莊是遠近聞名的大村，無論是財力還是武功，尚希莊在解放前后都曾出現過一些人物。據說解放前修的北同蒲鐵路線本來是要通過尚希莊的，但由于尚希莊的老財們擔心鐵路線破了風水，花錢買通了施工者，硬是將尚希莊火車站挪到了十幾里以外的古戰場金沙灘。直到解放后，尚希莊火車站才正名為金沙灘火車站。在整黨運動中，尚希莊被列為重點，縣委派出了由五名資深干部組成的工作組，組長老楊是行政16級干部，曾在中央內務部工作過，夠當副縣長的資格;組員老郭，曾任雁北地區副專員的秘書，是縣里有名的筆桿子。組員老李，雖說是科技局的一般干部，但也是縣里知名的精明人。工作組進村后，首先是開展學習動員工作，無論是黨員干部，還是普通群眾，都有耐人尋味的表現。先說每天晚上的黨員干部學習班，第一個特點是，學習時間沒個準點。吃完晚飯后，全村的黨員干部就開始往大隊管區辦公室湊，見人來的差不多，就由工作隊的干部宣布學習班開始，這時先來的人己經等候了一個多小時，但毫無怨言。第二個特點是會場空氣惡劣。開會時大隊部的桌前炕上已經坐滿了黨員和干部，由于多數人手握煙袋桿，屋子里是烏煙瘴氣，但與會者早已習慣了這種環境，面態安逸。學習開始，先念一段整黨的文件，然后進入討論階段。當時九屆二中全會已經結束，學習馬列著作，識別假馬克思主義政治騙子，是整黨運動的一個重要內容。但農村黨員對于馬列原著的興趣并不大，照本宣科后的討論，往往還是集中在村里的具體事務上。討論開始時，一般發言的特點是“王顧左右而言他”，無關痛癢，黨員、干部都是一副久經考驗的老運動員神態。經過工作組的再動員、再啟發，同時請非黨群眾積極分子參會揭蓋子，會議的氛圍逐漸熱烈。過去一年里，干部中存在的問題浮出水面。但這畢竟是1964年農村大規模“四清”后的第七個年頭，每年冬季的農村社教運動，使得農村黨員干部貪污腐化行為大有收斂，文革前在保定地區四清成果展覽會上看到的奇聞，一般是不會出現的了，但干部多吃多占、脫離群眾的事情總還存在，于是大隊干部參加勞動少，多記工分就成了當年運動中的主要問題。大隊支書天成一年記工分745個，成為工作組查處的主要問題。工作組老郭筆下生花，寫出了《一年只有365天，尚希莊支書天成是怎樣獲得745個工分的?》簡報，一炮打響，成為全縣整黨運動中的重要典型材料，得到上面的好評。我拿著縣委簡報問老郭，“天成多記工分是事實，但按照簡報的標題計算，天成多記了一倍多的工分，而實際上尚希莊在農忙時一個整勞力，可以掙到1.5個工(15分),也就是說,一個普通壯勞力一年的工分也不止365個,通常可以達到540個工分。因此，天成比村里的一般勞力多記的工分應該是在40%左右,而不是一倍以上。”老郭笑著對我說，何必扣那么細呢!反正天成利用職權多記工分是個事實。”事后，工作組老李眨眨眼睛對我說，“你這個小甄太較真，不這樣寫，能引起上面的重視嗎?”這是我第一次在現實生活中體會到成語“華而不實和嘩眾取寵”的含義，但又說不明白這樣做究竟錯在什么地方。相反，在他人的啟發下，似乎也接受了這是正常的或是可以理解的做法。

　　與工作組成員在運動中總想搞出個名堂的想法不同，老鄉們對于運動似乎己經疲了，他們在白天勞動休息時的地頭學習會上，時不時地作一些頗有趣的發言。一天，在黨員干部的動員下，中農老李頭提出要講兩句。他說，“這假馬克思主義政治騙子就是個灰(壞)鬼，他披著馬克思、列寧兩位同志的衣裳，就不想想馬克思、列寧兩位同志他們冷不冷?!”老李頭的發言自然引起了一陣哄笑，我也忍俊不禁地對老李頭說，“你這個玩笑是不是開大了?”，老李頭回答說，“怕啥哩!還能把咱社員開除了不成?”老李頭的這種說法，在當時確實有代表性，二才就跟我發過牢騷，“說咱農民不如工人，也不如售貨員，更不如解放軍，比附近農場的農工還差一截，可能就比關在牢里的犯人強一點也有限，進監獄還有人管飯吃呢!”。二才的話盡管有點極端，但卻反映了中國二元社會的現實。我下過農村，到過工廠，進過軍營，現在又成了地地道道的農民，對城鄉差別、工農差別也是有切身體會的。我常想，中國的農民就是因為生活在社會底層，往往能說出最真實、最深刻的話。

　　在農村插隊兩年多后的北京知青，也在發生變化：首先，相當一部分同學變得實際了，他們對每天參加農業勞動已經沒有了開始時的熱情，即使下地參加勞動，也是想著干些輕省的活兒，他們下工回來最得意的一句話往往是“今天又掙了一個便宜工”;其次，進入1970年后，一些有門路的同學，開始完成走后門當兵或隨父母上干校的進程。肖兵同學就是由于急著轉干校工作，使即將投入批量生產的“920”農業科技推廣活動擱淺。這兩類同學應該占了知青中的大多數。

　　第三種類型只個別同學，平時并不在村里堅持勞動，而是經常回北京或到外地去玩兒，并喜歡尋釁鬧事，他們應該是姜文演的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里面那些文革后期那些鬧事孩子的前輩。我們村有一個叫簡軍的同學就是這樣一個人。他個不高，大眼睛，雙眼皮，會摔跤，善打架。見到女生，會毫不掩飾地擺出一副色迷迷的樣子，要知道在男女同學很少對話、視好色為最可恥的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這是一個很大膽的舉動。簡軍的這種舉動理所當然地受到其他同學的鄙夷,但他卻滿不在乎,還經常向人炫耀他插隊前在北京拍婆子的故事。有一次他從外地游玩后回村，學會了一首小曲，哼唱起來很有韻味：

　　|5 1.2 321|33.5 5.65|511 1 65 | 3.1 321|351 3.2|

　　友誼啊友誼 多么的神秘像春風吹進了我的心里親愛的朋友 |1123.56| 513553| 5 5.6 1|

　　我 為了你 赴湯蹈火 我也愿意

　　我問他，“這首曲子是那來的?”他告訴我，他剛從音樂學院附中的插隊點回來，這是那兒的同學自己作的詞曲。中學生能夠自己創作詞曲，而且很好聽，這是使我感到很新奇。同時我也意識到，這似乎是一首愛情歌曲，如果把“友誼啊友誼”，改成“愛情啊愛情”，除了韻律不合外，前后詞意似乎更貼切。我把我的感受講給簡軍聽，他不置可否，只是詭秘地笑了一笑。由于簡軍愛打架鬧事，同學都不大愿意接近他，而我則覺得他挺講義氣，用得好，能給知青集體充充門面。而后來，他還真的起到了這樣的作用，在村里為搶水與鄰村發生械斗時，他一馬當先，在避免留學事件的同時，維護了本村的利益，讓尚希莊的干部和村民刮目相看。同時，使村里一些對北京知青存有非分之想的痞子，不敢對我們輕舉妄動。但這樣的同學，在整個學生中的比例不會超過5%。

　　最后，能堅持扎根農村干革命信念的，也是極少數，而這少數人有時還面臨著一些本村干部的猜忌和警惕，他們擔心北京知青在村里奪權，總要施展一些小伎倆，阻止知青入黨、當大隊干部。我知道，這是地方排外主義的典型表現。其實，自打第一個靠家長關系離開尚希莊的同學走后，我的扎根農村干革命的想法已經動搖，即使村里沒有排外主義，我也不會做在尚希莊干一輩子的打算。做為知青點的負責人，在有人己經通過走后門離開農村的大形勢下，我最實際的想法是，怎么將一些家庭出身不大好的又沒有關系的同學，盡可能安排得好一點。

　　這樣的機會終于來了。1971年春節過后，縣里傳來消息，要在北京知青中招一批人到縣里當售貨員。新任支書興沖沖地找到我說，“這是個好機會哩!縣里多少年都沒有招過工了，支部的意見，推薦你去。”我感謝了新支書的好意，告訴他既然縣里招工限定北京知青，還是讓知青集體決定誰去誰留的問題。新支書同意了我的想法，只是囑咐我要抓緊時間，不要把機會錯過了。我回到知青大院，立即召集同學開會，我先傳達了縣城招工的消息，然后說道“咱們來山西插隊前，北京也曾招過一些售票員和售貨員，很多同學那時更希望去艱苦的環境中鍛煉，放棄了在北京當售票員和售貨員的機會，選擇來山西插隊。現在我們插隊已經兩年多了，一些同學也已經通過個人關系離開了尚希莊。我們應該現實的面對這次招工機會。我的想法是，應該推薦那些家里情況不大好的，或身體不太好堅持在農村勞動有困難的同學去縣里工作。”我的建議得到大家的一致贊同，最后決定推薦馬振等4名同學去縣里工作。我把我們的決定告訴支書，他顯得有些惋惜，嘴里還嘮叨著說，“縣里可是要求推薦最優秀的知識青年哩!”但最終還是同意了知青集體的決定，并以村黨支部、革委會的名義很快上報公社、縣里。馬振來尚希莊插隊不久，就感到渾身乏力，開始以為是吃不太飽飯的緣故，后來不限量吃飯后，他仍不見好，到醫院一檢查，結果得了慢性肝炎。幾經治療，指標雖有所好轉，但自身感覺總不太好。如果這次能進入縣城國營商業單位工作，不僅對他的身體康復會有好處，還可解除他今后工作、生活的后顧之憂。正當我和馬振焦急地等候縣里批復消息的時候，村支書傳達了由公社轉述的縣革委會財貿組的意見，馬振等三名同學政審不合格，要求村里重新推薦人選，否則招工指標作廢。我真沒想到招售貨員還要什么政治條件，決定直接到縣里找財貿組的人理論一番，一定要為馬振爭取到這個機會。第二天一大早，我借了一輛自行車直奔縣城，縣財貿組負責人老戈同志親自接待了我，老戈向我介紹了縣革委會決定在北京知青中招售貨員的初衷是，給縣里國營商業補充一批能說普通話的新鮮血液，同時也為縣里其他部門干部補充，準備后備力量，所以對政治條件要求很嚴格。老戈最后還說道，“縣委楊書記，也是咱們縣武裝部的政委，對你們北京知青抱有很大希望哩!要知道，本地干部子女的回城就業問題都解決不了呢!”我也向老戈同志介紹了馬振等三名同學在村里插隊兩年多來努力勞動、認真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情況，并說明尚希莊報的名，是知青集體經過認真討論鄭重推薦的。即使有的同學家長有一點歷史遺留問題，一是尚未定論，二是還有黨的“重在表現”的大政策支持，參加縣財貿系統工作應該不成問題。老戈似乎被我說動，答應開會研究時再爭取一下。當我興沖沖地趕回尚希莊時，天已經大黑。盡管騎車來回走了80多里地，但一想到事有轉機，便也一點也不覺得累。第二天晚上，大隊會計急匆匆地叫我接縣里電話，我結過話筒一聽，果然是老戈直接打來的，老戈在電話里挺嚴肅地對我說，“縣革委會專門研究了你們反映的問題，仍不能同意你們報的名單，如果你們認為再報名有困難，你們的名額可以由縣里分給其他村的知青。”我什么話也沒說就放下了電話。老支書在一旁焦急地說，“可不敢把招工指標作廢了哩!”又過了一天，老支書再次找到我，這次他不再客氣，說村支部研究了，把我的名報了上去。我告訴他，我們家也有問題，他說那就聽上邊的吧!就這樣，我陰差陽錯地當上了縣百貨紡織公司的售貨員，結束了兩年零四個月的插隊生活。

　　臨離開尚希莊的時候，公社高書記似乎有些惋惜，他對我說，“小甄，到了縣里，也要經常回來看看啊!插隊青年集體的事，還要多關心。”此后，我時刻記著公社書記的囑托，利用周日休息時間，每個月盡量回村看望一次，有時碰到插隊集體分糧、卸煤，則二話不說，挽起袖子和同學一起干起來。村里的同學來縣城辦事，我的宿舍就成了接待站。尚希莊的知青集體團結是有基礎的，盡管每年都有同學調離村子，但集體一直未散，一直堅持到最后剩下兩位同學。到1976年底，我們從北京來的36位知青，全部離開了尚希莊。

　　2013年10月尚希莊知青再聚首，大家粗算了一下，當年的36位知青，有35位同學都已在北京不同單位退了休，一位同學病逝。有三位被推薦選拔上了大學，約占10%，有20位同學通過自學考試取得大學本科或專科畢業學歷，約占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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