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中共三大發表卓越見解 堅持正確主張

　　黃建東

　　1921年4月，廣州國會非常會議決定組織中華民國正式政府。5月，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再次舉起護法旗幟，積極籌劃北伐，但卻遭到廣東軍閥陳炯明的反對。陳炯明于1922年6月勾結帝國主義和直系軍閥，公然炮轟孫中山總統府，發動武裝叛變。孫中山被迫避走永豐艦，后轉赴上海。這時中國共產黨充分估價孫中山在民主革命運動中的重要地位與作用，當發現孫中山再次遭遇困難處境時，決定給予熱情幫助。中國共產黨人李大釗、林伯渠與孫中山多次接觸交談，發現他真誠歡迎蘇俄十月革命，并把它看作人類偉大希望的誕生。為此，1922年8月列寧派來了蘇俄代表越飛，在李大釗的陪同下，在上海和孫中山舉行會議，并于1923年1月發表了《孫文越飛宣言》。孫中山接受中國共產黨的建議，建立國共兩黨聯盟，允許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接著孫中山策動滇桂粵聯軍討伐叛逆陳炯明，同年1月陳炯明被逐出廣州。2月，孫中山在廣州設立大元帥大本營.就仟大元帥職。孫中山雖然接受了蘇俄和中國共產黨的建議，開始著手進行改組國民黨的工作，但遇到很大的阻力。中國共產黨為了建立革命統一戰線，加速實現國共聯盟的步伐，首先要統一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層與全黨的思想認識。為此，中共中央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廣州市東山恤孤院后街31號(今恤孤院路3號)舉行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代表有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毛澤東、瞿秋白、羅章龍、譚平山等30多人(其中有表決權的19人)，代表全國共產黨員420人。

　　中共“三大”召開前夕，毛澤東提前趕到廣州，與張太雷、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及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馬林等人住在廣州新河浦“春園”里，協助陳獨秀進行大會籌備工作，起草中共三大的有關文件。毛澤東在大會展開熱烈的討論中，與多數代表一起對下列幾大問題發表卓越見解，堅持正確主張，從而保證中共三大勝利完成神圣的歷史使命。

　　關于以共產黨員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實行國共聯盟以及中國工人階級是否“幼稚”等問題。張國燾首先竭力反對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竭力反對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工人、農民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陳獨秀雖然在會上同意以共產黨員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實行國共合作，但他在中共三大召開前，曾公開發表《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一文，錯誤地認為資產階級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社會基礎，把“統率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革命的無產階級，實現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看作是中國革命的“正軌”(即“正常的道路”)。并在會上提出“一切工作歸國民黨”的“右傾”觀點。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也支持這種錯誤意見。陳獨秀還認為“產業幼稚的中國，工人階級不但在數量上幼稚，而且在質量上也很幼稚”，“資產階級的力量究竟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對此，毛澤東在中共三大作多次發言，正面闡述了堅持主張接受1月12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于在中國實行國共合作的決議，以共產黨員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建立各民主階級革命統一戰線，既批評張國燾等人懷疑國共合作的“左傾”錯誤言論;又不同意陳獨秀與馬林提出的關于“一切工作歸國民黨”的“右傾”口號與觀點。認為，這種“右傾”妥協退讓態度使革命預伏著危機。并強調指出中國共產黨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堅持共產黨在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毛澤東還針對陳獨秀關于“二七”大罷工(又稱“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在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聯合進攻下失敗后，輕視中國工人階級力量的錯誤觀點，展開了激烈辯論。毛澤東在發言中詳述了1922年9月14日安源路礦1.7萬余人大罷工，工人們提出保障政治權利、改善待遇、增提工資等要求，路礦當局卻勾結軍閥鎮壓，17日工人們沖破反動軍警的封鎖，占領路礦要害部門。次日，路礦當局被迫坐下來談判，全部答應工人要求，罷工取得了勝利。毛澤東還介紹了長沙第一紗廠、長沙泥木工人、水口山鉛礦工人斗爭的情況。通過這些斗爭事例，有力地駁斥了陳獨秀的關于中國工人階級“幼稚”的論點。大會經過熱烈討論，肯定了毛澤東等大多數代表的正確主張，通過了由毛澤東起草的《關于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在《決議案》中指出：“工人階級尚未強大起來，自然不能發生一個強大的共產黨”。“因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決議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合作，共產黨員應加入國民黨，但仍保存我們的組織，并須努力從各工人團體中，從國民黨左派中，吸收真有階級覺悟的革命分子，漸漸擴大我們的組織，謹嚴我們的紀律，以立強大的群眾共產黨之基礎”。“共產黨員及青年團員在國民黨中言語行動都須團結一致。以須努力使國民黨與蘇俄接近，時時警醒國民黨，勿以貪而狡的列強所惑”。“目前政治的斗爭，自然是國民運動——排隊外力及軍閥的運動”。

　　關于農民運動問題。陳獨秀在中共三大上所作的報告中，只字未提農民運動。在討論中，圍繞建立各民主階級革命統一戰線的農民運動問題，開展了一場激烈的爭論。陳獨秀在辯論中夸大了中國農民的缺點與弱點。他認為“中國農民更是宗法觀念、反動思想、神權帝王迷信、散漫不集中的‘四不像’”。又認為“農民居住散漫勢力不集中，文化低下，生活欲望簡單，易于趨于保守;中國土地廣大易于遷徙，畏難茍安，這三種環境是造成農民難以加入革命運動的原因”。毛澤東針對陳獨秀的上述錯誤觀點，在中共三大討論發言中指出：“黨的工作重點應放在城市工人運動上，同時也應特別注意農民運動。”他在發言中強調農民革命的重要性，進而指出中央不應只看到偏處廣州一隅的國民黨，而應重視全國廣大的農民。他向大會指出：“任何革命，農民問題都是最重要的。”他還列舉歷史上主要農民起義，諸如秦代的陳勝、吳廣、項羽、劉邦;漢代的張角;隋朝的李密;唐朝的黃巢;元代的朱元璋;明代的李自成;清代的太平天國洪秀全等等。每次造反與革命，都是以農民暴動為主力。中國國民黨在廣東有基礎，也是因為有農民組織起來的軍隊。如果我們共產黨也注意農民運動，把農民發動起來，也不難形成像廣東那樣的局面。毛澤東這種非凡的見解，使代表們耳目一新，深獲絕大多數代表們的支持與贊同。大會通過了毛澤東、譚平山起草的《農民運動問題的決議案》。在《決議案》中明確指出：“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認為有結合小農佃戶及雇工，以反抗牽制中國的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及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紳，以保護農民利益，從而促進國民革命運動之必要。”遺憾的是在《決議案》中沒有采納毛澤東關于沒收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實現“耕者有其田”的正確主張，對農民革命斗爭目標不夠明確。

　　中共三大改選了中央委員會，選出中央執行委員9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5人，由陳獨秀、蔡和森、毛澤東、羅章龍、譚平山5人組成中共中央局，陳獨秀為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毛澤東為中央局秘書，協助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負責處理黨中央的日常工作，羅章龍為中央局會計。

　　中共三大閉幕后，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暫留廣州，同廖仲愷繼續商談國共合作事宜，以便促成早日同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進行合作。隨后毛澤東、蔡和森、向警予赴上海貫徹落實中共三大決議。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共產黨人李大釗、譚平山、林伯渠、毛澤東、瞿秋白、張國燾等10人出席了大會，并被選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與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接受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關于反帝反封建的主張，大會通過了由共產黨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為主要內容的《宣言》，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孫中山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新的民族主義為對外反對帝國主義，對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新的民權主義主張建立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的民主政治;新的民生主義為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這些主張與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革命綱領基本一致，成為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大會通過接受共產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的決定，從而使國民黨改組為工、農、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建立了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革命統一戰線，從而加速了革命高潮的到來，這是中共三大結出的碩果。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03期，摘自2011年第11期《黨史文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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