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宋操縱經濟有一個重要因素，即蔣介石需索金錢“剿共”。委員長的“剿共”作戰一向耗費不貲，他依靠兩個來源取得經費：一是財政部長，一是從毒品生意擠錢。蔣介石如何設法把鴉片市場的交易所得注入“剿共”作戰，同時又義正詞嚴下令取締吸毒，乃是一個成功的政客說一套、做一套最鮮明的例證。

　　一九二八年，蔣介石確立他在國民黨內領導地位的那一年，設在北京的國際反鴉片協會 (International Anti-Opium Association)秘書長抱怨說：“數以百萬計的巨款，從鴉片之中擠出來供做軍事作戰和內部宣傳之用。”由于蔣介石必須向西方求助，而西方又推動禁煙毒，使得他表面上必須打出禁用毒品的大旗。他在一九二八年八月成立全國查緝煙毒總局。他說：“中央政府絕不會從鴉片稅中拿到一分一毫。如果各位發現中央把鴉片稅當作它收入的主要來源，它就不值得大家信任。”

　　蔣介石的保證根本是空話。從販毒生意中賺錢是舊軍閥的把戲。雖然馮玉祥疾呼反毒，禁止屬下士兵吸毒，據說他一年即可從鴉片生意得到兩千萬元的收入。基督將軍都如此了，蔣介石也不例外。索克思發現，全國查緝煙毒總局“實質上是發放執照的機關”。“也就是說，你付了錢，取得收據，而收據代表你可以攜帶這些貨，因為你已經繳了罰金了嘛!這就是中國人的理論。查緝煙毒總局就這樣收下錢，錢用去養部隊。”

　　蔣介石保證不從鴉片稅中拿到一分一毫的那一年，湖北、山西和廣西征收到一千七百萬元左右所謂的“禁煙所得”。一九三〇年，十三萬英鎊的鴉片從波斯和印度進口到上海;同一時期，四川、云南也提供好幾百噸鴉片，由蔣介石的部隊押運保護，沿著中國的“鴉片公路”——長江東進。蔣介石當家執政三年，中國生產的毒品已占全球的八分之七。那一年及次年，國民政府成立鴉片專賣以便逼退競爭者，但新聞媒體群起撻伐，使它放棄此一計劃。宋子文以及當時擔任行政院長的汪精衛，都支持蔣介石的做法。甚至英國極有影響力的記者伍德海德 (H.G.W. Wood head)也支持這個構想，認為這是克服中國經濟問題唯一的方法。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的《時代周刊》報道：“財政部長宋子文上周愉快地宣布，中國即將有一套‘新而實際的鴉片政策’……依據宋部長的說法，‘實際的’鴉片政策不能只講取締、禁止……如果精明的宋部長能在他的財政部馬車上駕馭住鴉片，他或許在未來可以找到方法平衡中國的預算。”

　　在此之前，杜月笙和青幫已經控制了上海的鴉片生意。青幫協助上海“清共”之后，蔣介石任命杜月笙和黃金榮為國民革命軍“榮譽顧問”，并授予少將軍階。委員長在所謂的“更具體的讓步”中，把上海地區的鴉片權利交給杜月笙的一家公司，并安排軍警協助保護青幫的鴉片運輸與倉儲。

　　但是，杜月笙得到的不只是金錢。當他回出生地老家高橋村修繕的一座古廟落成啟用時，八萬名賓客登門道賀。除了收到六十萬元禮金之外，上海市長、汪精衛，甚至蔣介石本人都送來匾額。然后，杜月笙就把他最大的嗎啡工廠設在高橋。有位美國外交官很好奇，為什么每次蔣介石到上海都要見杜月笙?有個中國官員解釋給他聽：“蔣委員長到了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向杜月笙投名帖……兩人之間的關系只是一種安排：杜月笙負責率領他的黨羽管束共產黨及其他不良分子不輕舉妄動，換取他在煙毒、賭博和賣淫業的行動自由。”為了滿足杜月笙追求社會地位的欲望，蔣介石指派他為“上海剿共特派員”。不僅如此，他的鴉片專賣生意若是失敗，杜月笙還會要求退錢給他——他可是付了政府六百萬元開辦費——宋子文提議以政府公債償付。不幸的是，宋、杜皆心知肚明，政府公債一文不值。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倪太夫人逝世當天有人企圖殺害宋子文，也就不足為奇。我們可以認定，經過這一幕，要給付杜月笙的退款很快就以現金支付。

　　直到一九三三年，杜月笙的組織都以上海法租界為基地。他每個月從鴉片生意可賺六百萬元，其中約十五萬元孝敬了法租界警察。可是，法國派了一名海軍軍官前來調查貪瀆，使得這個親密關系為之叫停。盡管杜月笙派密使攜帶巨額賄款到巴黎打通關節，中國政府人員也焦慮，希望停止調查，法國當局卻決心整肅官箴。新到任的總領事(并不貪污)和曾經出賣過杜月笙的一個前任總警司聯名設宴，有好幾名赴宴官員竟然食物中毒而死。法國當局認定杜月笙在幕后主使，他被迫退出法租界，從上海華人地界繼續做生意。

　　遷地營業并沒太影響杜月笙的生意。他重新建立組織，繼續大撒銀子保護地盤。他的手下在上海周圍有十家嗎啡工廠，他們每個月付國民政府四十萬元保護費。一九三二年底，杜月笙要求政府準他壟斷全市鴉片專賣生意，他提議愿每月付給財政部三百萬元，雙方果真達成協議。宋子文接替孔祥熙為財政部長，把杜月笙營業大本營所在之虹口特別稅局，改劃歸蔣介石的總部管轄。次月，國民政府委派蔣介石兼管全國緝毒工作。到了一九三三年五月初，蔣介石的鴉片生意——官方名稱是鴉片“查緝”工作——已經運作起來。當年年底，虹口特別稅局收到一千六百萬元的鴉片稅。有個專家估計，國民政府在全國每個月可收到三千萬元左右的鴉片稅。

　　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和西方觀察家批評蔣介石利用鴉片支應政府費用。但是根據美國駐漢口領事的說法，“鑒于南京政府因為蔣介石極大的軍費開銷，過去幾年已經累積巨額赤字，一般不相信蔣介石會只為了推動公共福祉，切斷他在鴉片專賣這方面豐厚的收入來源。”

　　有位權威專家說：“在華中各省，尤其是湖北和湖南，幾乎每個政府組織都得靠鴉片收入來維持。”他引用某地每擔(大約六十公斤，即中國一百斤)鴉片成本四百元為例說明。官員要在這個底價上加征三百二十元的一般稅、三十二元的剿共捐、三元二角的中央政府規費、一元五角給地方商會、二元五角給特別貨物(鴉片)協會、二元五角給地方女子學校、七元的保護費。在這個總數之上，專賣機關再加上九百二十元。于是乎，鴉片的成本要增加為四倍以上，達到每擔一千六百八十八元七角。

　　讓西方國家生氣的是，南京政府繼續怪罪列強政府害中國擺脫不了鴉片。伍德海德說：“我們很好奇同一天上午在報紙上讀到一家中國通訊社的報道，它說，今年中國全部已有兩百零四名鴉片毒販被槍決;但另一則報道則說，目前中國仍有三百萬名鴉片或其他毒品吸食成癮者;(廣西)百色的記者又報道說，有一車隊載運一百八十萬盎司鴉片抵達該地，暫存于緝煙局，等候繳納稅費。”《字林西報》有一則報道說，九江有一海關官員因走私鴉片罪名被捕;事實上，他真正的罪行是“過分熱心查緝走私”。或者以《北華捷報》的說法：“丑聞已經太深，只好非辦不可。”

　　一九三五年，蔣介石撤銷查緝煙毒總局，自任緝煙總督辦。但是他很快就與日本發生競爭。日本人把他們控制下的華北地區轉化為“一大片罌粟田”，提煉鴉片及其他麻醉藥品。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委員長頒布嚴格法令，規定使用這些麻醉藥品為非法行為。根據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探長巴帕(Papp)的說法：“中國政府壟斷中國各地的鴉片生意，日本人則主宰麻醉藥品販運。因此，中國消滅麻醉藥品販運及吸食習慣，主要影響到日本人……同時，中國人深怕被抓到販運或吸食麻醉藥品會遭到重懲，往往舍麻醉藥品而用鴉片，結果造成鴉片使用量上升，政府也因此稅收大增。”

　　蔣夫人對她丈夫涉及鴉片生意是否知情呢?她或許和他一樣，頗能小心保持內心的區隔。這種精神上的平衡可以她有關杜月笙的評語作為例證。杜月笙參加孔祥熙府邸的祈禱會之后，于一九三六年受洗為教徒。據說，蔣夫人告訴美國一位主教：“杜月笙已成為真正的基督徒，因為自從他受洗以來，上海的綁票案已顯著下降。”

　　蔣夫人于一九三九年發表一系列共十篇文章，統稱為《我將再起》。重慶《中央日報》以專刊形式予以刊載。它們之受到重視有兩個原因：第一，它們反映美齡對中國歷史的觀點，以及她認為中國人民哪里出錯。第二，委員長夫人所建議的好公民應有的行為，與她自己家人的行為相互對比，兩者之間出現極大落差。她在第二篇文章中說：“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洗刷不誠實和貪腐的國恥之記錄……只有叛徒……才會把國家用于抗戰的經費直接或間接飽入私囊。”她在第七、第八兩篇文章又列舉中國有七大最要不得的東西，必須從生活中排除掉： “一、自私自利;二、重視面子;三、拉幫結派;四、失敗主義;五、不精確;六、缺乏自律;七、推諉卸責。長久以來，它們使得我們無法成為第一流的大國。現在，它們又拖延抗戰的勝利。”這些文章收集成冊，于一九四〇年以《我將再起》為書名出版。蔣夫人聲稱：“中國被日本利用英國的姑息養奸、美國的唯利是圖和法國的害怕恐懼所形成的政治繩套所勒殺。”

　　一九三九年，美齡和埃瑪•密爾斯保持頻繁的通信往來，有時和藹可親、友善，有時又十足是個言詞謹慎的政客。埃瑪曾經敦促美齡到美國訪問——她和一些美國友人認為它將有助于中國的大目標——但蔣夫人一直猶豫不決。一月中旬，在奔波巡視各地戰場兩個月之后，她寫信給埃瑪：“我有好好考慮過這件事，我覺得我恐怕承受不了精神和肉體上的壓力……我晝夜不停工作，已經沒有余力……我怕會因為不能和所有的人見面，反而冒犯了他們，這豈不反而誤事?……如果我有體力，我或許可以一試，可是……恐怕第一天我就在精神上承受不住了。”她在下一封信里告訴埃瑪，她“很高興……你告訴我有個朋友的意見，他已經很厭倦聽到蔣家夫婦的新聞。你可以告訴他，我也深有同感。海外一再要求有更多的信息，已使我疲于應付。”兩年后埃瑪表示可以到中國來幫忙，美齡反而勸她別來，因為重慶經常遭空襲、生活條件很差、壓力又大，而且沒有社交生活。不過，她安排中國政府授予埃瑪“杰出服務勛章”。

　　已出任“美國醫療援華事務局”執行副會長的埃瑪告訴美齡，中國“在(美國的)日報上幾乎根本不存在——永遠只是一小段，而且躲在不起眼的地方……我們一直努力募款，但效果都不大。”不過，埃瑪本人卻引起美國情報機關(當時是戰略情報局)的注意。有個人自稱奉美國國務院之命來找她，想找到“不必通過中國官方渠道”就可接觸蔣夫人的方法。埃瑪給美齡的一封信解釋說：她“尚未脫離情報工作”。

　　十一月間，美齡再度到前線視察 ——三千五百公里，用了飛機、汽車、轎子、舢板和小馬等“種種運輸工具。每天都受到日本轟炸機投彈的威脅。好幾次我必須躲到溝渠或洞穴，以免被以掃射公路上的人為樂的日本機槍手看見。”那一個月，她寫信給埃瑪說：“戰爭已在歐洲爆發，我們的賑濟募款愈來愈難……目前我們還沒有受到任何影響……它或許會妨害到我們彈藥的供給，但是我們相信已在規劃中的、時機適當的大規模反攻，不會受到妨害。”埃瑪對此卻有睿智的回答：“畢竟歐洲離我們近得太多，我們許多人是第二代或第三代的歐洲僑民。”

　　大約此時，日軍派飛機轟炸蔣介石的故鄉浙江省，尤其是溪口的蔣家宅子。有一顆炸彈掉到院子，炸死他的元配夫人毛福梅。蔣經國在母親墳前豎立的墓碑，刻著“血債血還”四個大字。四年后，負責此一地區的日軍司令官為蔣介石的母親和元配掃墓，并派人送照片給蔣介石父子，但蔣氏父子對此一示好動作不為所動。

　　到了一九三九年，中日戰爭進入大致僵持不下的局面。日本的百萬大軍據守他們認為最具戰略價值的地點(包括所有的港口和大城市)，中國四百萬部隊則分布在內陸省份的重要城鎮。一般都認為，蔣介石的政府一退到重慶山區，就很少和日本人作戰，也不太協助淪陷區中國人——即使敵機空投攜帶鼠疫細菌的蟲子到浙江，后來又試圖以炭疽熱、鼠疫、傷寒、霍亂等微生物侵擾中國人。農民餓肚子，各省縣小官吏則任憑日軍割宰，很容易被綁架、甚至動刑，直到他們向日本人招出金錢財貨藏在哪里。《北華捷報》報道：“有些地區受害人被捆綁柱上，活活烤到皮肉和骨脫離為止。”可是，抗戰進行到這時，委員長最關心的是兩大宿敵的動向：一是汪精衛，一是中共。

　　汪精衛從政壇銷聲匿跡一段時候，仍認為中國打不贏日本。前面提到，他偕妻子、家人前往河內。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汪精衛被國民黨開除黨籍。七天之后，他拍發電報給蔣介石，力促蔣介石“做出大膽決定，結束徒勞無功的抗戰，與日本談判光榮和平。”《南華早報》稱汪、日十二點協議是“中國四千年歷史最卑鄙無恥的文件”，它和其他報紙都批判汪精衛是“大賣國賊”、“日本的工具”和“一塊爛肉”。同月稍晚，蔣介石派人前往河內暗殺汪精衛，但刺客未得逞。三月某天清晨，國民黨一批特務潛入汪精衛住處，開了數十槍，卻未能除掉他，只殺死他的秘書。即使有機會讓汪精衛重新思考大局、回心轉意，暗殺行動既已下手，汪精衛已無退路，只有死心塌地效忠日本主子。一九四〇年三月，他就任南京傀儡政府元首。據亨利•路思義《財富》雜志的說法，汪精衛的叛逃是“天賜”敵人的大禮。“他是中國革命的耀眼人物……中國政府的一位杰出人物。溫文儒雅、英俊瀟灑、口才極佳、情感豐富……在中國的地位和能力都無可置疑，中國社會所有的折中因素皆可匯集在他身上。”汪精衛亮出國民黨的舊口號，于日本人支持下開府南京，升起國民黨黨旗——蔣介石的重慶政府也一樣高舉國民黨大旗。汪精衛要招募一支部隊，遂讓被俘的中國士兵選擇效命，否則即槍斃。一九四一年九月，距珍珠港事變發生還有三個月，有三萬名被俘歸誠的中國士兵，乘機殺了日本隊職官，又投效委員長的抗日行列。

　　蔣介石另一個心腹大患中共則依然忙著建立革命根據地。西安事變后，中共在重慶的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分到兩百個席次;這是蔣介石設立的一個戰時決策機構。周恩來被任命為軍事委員會副部長，他重提讓中國共產黨也可加入國民黨的舊主意。雖然蔣介石拒絕了周恩來的提議，但日后發現許多中國共產黨員事實上潛伏到國民黨內，居于重要職位。其中一人是中央銀行重要主管，據柯洛齊說，“得到孔祥熙無保留的信賴”。至少，中共決定暫時要贊美它的新盟友蔣介石;“一大堆左翼作家”從各國蜂擁而至重慶，高唱共產主義的理想。

　　西安事變之后，中共部隊并入蔣介石的國軍(其實只是改番號，實際指揮權仍在中共手中——譯者注)，陜西紅軍兩萬名部隊編為國軍第八路軍。同年冬天，政府批準中共組建另一支部隊，番號“新四軍”，以毛澤東三年前展開長征時留在江西蘇區的兵力為主。當日軍征服長江流域下游時，蔣介石命令新四軍改組，納入國軍。

　　一九四一年一月，國共軍事合作的神話因“皖南事變”而破滅。此時的新四軍由共產黨員將領項英和非共產黨員將領葉挺共同領導，駐防在長江南岸，離上海不遠。前幾個月，蔣介石的參謀總長命令新四軍渡江北上，到日本占領的安徽省之新駐地。雖然領導人抗議，大部分士兵已經渡江，留下一支約兩千五百人至五千人的軍本部部隊——包含指揮官、參謀、一些作戰部隊、醫療人員、傷兵、老師和學生。但是，國民黨當地指揮官要求留下來的這批人也要移防。共軍抱怨，若依劃定的路線移動，會和日軍撞上，因此請周恩來找蔣介石商量。委員長批準變更路線，邀周恩來參加圣誕晚餐，還舉杯祝望和平。突然間，共產黨總部接獲報告，新四軍被困在一處峽谷，遭藏身在山上的國軍團團包圍，開火射擊;許多人喪生，葉挺被俘。周恩來趕回來要找蔣介石，已經見不到蔣，但得到擔保說，不會有事，國軍士兵已奉命不阻擾共軍換防。

　　根據張戎和哈利戴的說法，蔣介石否認國軍攻擊紅軍，聲稱是共產黨先開火，國軍才反擊。不論真相如何，重慶山城“謠諑紛飛，盛傳國共即將全面內戰”。謠言稍微止息，消息傳來說新四軍本部遭摧毀，軍長以下數千人都陣亡。還有報道說，國民黨對付共產黨，“和日本人一樣殘酷”。這個說法在多年后經由一位大學教授證實。這位教授不是共產黨員。他告訴白修德，他和新四軍一起被俘。國民黨士兵強奸抓來的女人，全體俘虜被迫急行軍七百里至集中營。途中，俘虜要替國軍背負行李，國軍還毆打俘虜，槍決一些俘虜。最后，只有三百人熬過這趟行軍。 “皖南事變”，言人人殊，端看論者的政治立場。但是，記者和歷史學者皆認為它代表抗日統一戰線的終止。國共雙方談判停止，蔣介石切斷對共產黨軍隊一切補給供應。白修德一九四一年三月自重慶撰發報道說：“共產黨在這場戰爭以前所未有之勢擴張……中國人和日本人的作戰幾乎停止下來。”

　　雖然白修德在上述報道之前加注一段警語：他所發出的消息“完全是我獲準發出的意見和解讀”，但是沒想到史諾對“皖南事變”的報道卻觸發意想不到的結果。史諾曉得，國民黨殺害新四軍的消息一定過不了重慶新聞檢查人員的關卡，設法通過香港發出報道。他的報道引起西方新聞界大嘩。史諾說：他的“電文引起華盛頓莫大注意，以致中國交涉新貸款的談判被中止”，“摩根索先生甚至暗示，若是再啟內戰，重慶當局就甭想要美國再給財政援助了。”當然，重慶政府矢口否認一切，史諾失去采訪權利——對他而言，這已不是第一次。面對其他記者抱怨新聞受到壓制，重慶被迫暫時解除對外國記者發稿的管制。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68期，摘自漢娜•帕庫拉《宋美齡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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