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巨川和習仲勛同志的合影。

　　今天(5月24日)，是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習仲勛同志逝世10周年紀念日。

　　習仲勛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我黨、我軍卓越的政治工作領導人，陜甘邊區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者之一。他指導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文教工作，率先提出在廣東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曾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書記，第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第五、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2008年，《習仲勛傳》編委會編，黨史專家、陜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研究員賈巨川先生獨立執筆撰寫的《習仲勛傳》(上卷)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第一次全面、翔實、生動地再現了習仲勛同志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始終牢記“黨的利益在第一位”，密切聯系群眾，注重調查研究，勇于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革命經歷，向讀者展現了一位深受人民群眾擁戴的“黨的寶貴的群眾領袖”的光輝形象。

　　作為黨史專家，賈巨川對習仲勛同志的革命經歷十分了解。2002年習仲勛同志逝世時，新華社播發的四千言的《習仲勛同志生平》，也出自賈巨川手筆。近日本報記者經過多方聯系，于5月20日一早連線剛從外地回到西安的賈巨川，在長達兩個小時的通話中，聽他詳細介紹了《習仲勛傳》(上卷)的寫作過程。在撰寫的五年中，賈巨川每年在深圳習老夫婦身邊生活大半年，不僅對習老的革命生涯經歷有了第一手的真實材料，更對習老的艱苦樸素、平易近人、愛護群眾的高尚道德品格有了真實認識。“幸運的是，習老生前親自審閱了約20萬字的書稿，并給出‘原則同意’的書面答復;遺憾的是，沒能看到書正式問世，老人家就永遠離開了我們!”

　　習仲勛同志的革命征程是在一個又一個的嚴峻考驗中行進、成長、創造、奉獻，成為深受人民群眾擁戴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他的人生經歷充滿波折和艱辛。能夠擔當《習仲勛傳》的執筆撰寫任務，賈巨川說他感到責任重大，同時也倍感幸運。他最早介入傳記的寫作要追溯到1996年秋季，“當時習老還健在，中央有關方面批準同意編寫習仲勛系列叢書，《習仲勛傳》是三本叢書中的一本，算是壓軸之作。”賈巨川介紹，當時自己已經從部隊轉業8年，擔任陜西渭南市委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在黨史研究領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在紀念建黨75年時賈巨川被評為全國黨史系統先進工作者，受到了胡錦濤、尉健行等中央領導人的接見。或許正因為這個機緣，他得到上級的重視和信任，被調到陜西省委黨史研究室專門從事這項工作，“當時組織了一個七八個人的寫作班子，分頭執筆，后來因為種種原因只剩下了我一個人”。

　　在歷時五年的寫作過程中，賈巨川查閱、參考、使用了充分有力的史料證據，這些讀者可以從該書中的大量注釋直觀地看到。同時，他走訪了150余名與習仲勛一起工作、戰斗、生活過的老同事、老戰友、老部下、親屬子女及身邊工作人員，使用了大量的口述史料。因此，該書稱得上是一本嚴謹的史學著作。

　　毛澤東對習仲勛有過很高的、中肯的評價是確定的

　　眾所周知，毛澤東對習仲勛曾有過多次高度評價，其中一些話不乏傳奇色彩。通常人們比較熟悉的有“毛澤東當面稱贊‘你比諸葛亮還厲害’”、“毛澤東第一次見習仲勛就贊其為‘娃娃主席’”等等，還有人寫文章的題目就是“讓毛主席無比敬佩的習仲勛”。賈巨川說，作為歷史工作者，首先應該具有優秀的史德，景仰歷史更應敬畏歷史，傳記作者的筆下，應當還原歷史人物的真實，把一個可經歷史檢驗、可資世人評說、可使傳主安息的人和事告訴讀者。“即使是為一個人著書立傳，也決不能把傳主推上神壇，對一個人的評價不應超越一定的歷史背景、時代趨勢、認識局限。”

　　他表示，毛澤東對習仲勛有過很高的、中肯的評價是確定的。他親筆為習仲勛寫過“黨的利益在第一位”題詞。但其他的話有沒有演繹的成分?這需要我們加以辨析。“‘你比諸葛亮還厲害’以及‘娃娃主席’的話，毛澤東說過沒有?我沒有看到過相關的文獻資料。習老自己曾發表過回憶毛澤東的文章，在詳盡文字記述中也沒有這樣的話。他回憶第一次見毛主席是在1935年12月的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聽報告，當時兩個人距離很遠;而二人第一次長時間談話，已經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因此這些話就值得商榷，不可人云亦云。假如主席曾經說過，那么習老自己應該記得最清楚，也會寫在自己的文章中。”

　　而至于“讓毛主席無比敬佩的習仲勛”的提法，就有些離譜了。在毛澤東面前習仲勛是學生，是晚輩，是領袖與地方干部的關系。而且以毛澤東的氣質，讓他“無比敬佩”一個比自己小20歲的下級也不太可能。

　　賈巨川說，歷史的真實要靠語言的平實來體現，沒有見諸于歷史文獻的、沒有親自查閱考證的資料，都不應予采信。人常說史書的生命在于真實，寫史就不能拿“生命”當兒戲。“我的資料和事實依據，主要選自中央檔案館、解放軍檔案館、陜西省及甘、寧、青、新等省(區)檔案館保存的習仲勛同志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文稿、書信、電報、講話記錄等，也包括發表在書籍、報紙雜志以及內部印刷品上的各類消息、通訊、圖片和言論等。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出版的《習仲勛文選》、《習仲勛革命生涯》及《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戰史》也為資料的核實、選用提供了相應佐證。”

　　《習仲勛傳》五大看點

　　《習仲勛傳》(上卷)從1913年習仲勛出生寫起，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間跨度長達36年。反映了習仲勛同志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作為陜甘邊區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者的革命經歷和貢獻。作為關于習仲勛同志的第一本全面翔實的傳記，該書面世后，受到社會各界讀者的廣泛關注，更在專家學者中引起強烈反響。中央黨校黨史部教授李東朗曾為該書總結了五大看點：

　　一是習仲勛在陳家坡會議上是如何表態的?

　　習仲勛21歲就當選陜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堅定的革命信念和危難時刻的正確決斷，顯示了他卓越的領導才能。一個典型的、頗能反映習仲勛領導才華的事例就是1933年8 月召開的陳家坡會議。在討論決定以后革命方針的陳家坡會議上，兩種對立的意見“爭論得十分激烈”，會議“從當日下午一直開到第二天太陽大照時才結束”。而作為會議執行主席之一的習仲勛的意見，對會議最后決定成立新的陜甘邊紅軍總指揮部，統一領導紅軍開展游擊戰爭的結果，至關重要。在劉志丹等紅26軍主要領導人身陷終南山未歸的情況下，面對資歷較自己老的同志的不同意見，習仲勛旗幟鮮明的主張，顯示了他高瞻遠矚的洞察能力和卓越的領導才華，對會議形成正確的決策產生了重要的作用。

　　二是習仲勛是如何面對錯誤肅反的?

　　1935年9月下旬開始，西北革命根據地發生錯誤肅反事件，逮捕了劉志丹等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干部，錯殺200多人，造成西北革命的嚴重危機。習仲勛罹禍其中。肅反主持者準備活埋被監禁的同志，甚至土坑都已經挖好。慶幸的是這時中共中央長征到達陜北，制止和糾正了錯誤的肅反，釋放了劉志丹、習仲勛等100多位被關押的同志，挽救了西北的黨組織和西北革命。但是，由于當時形勢和條件的限制，肅反主持人的錯誤沒有得到糾正，習仲勛遭遇了不公正，但他愉快地接受了這些安排，在很困難的形勢下堅持關中游擊戰爭，開辟紅軍西征新區，工作卓有成效。危難時刻見精神，習仲勛在這次肅反中及其以后的表現，充分彰顯了他作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堅強黨性和崇高風范。

　　三是被錯誤肅反的習仲勛是如何獲救的?

　　長期流行一種說法，說毛澤東到達陜北吳起鎮，了解到劉志丹等被逮捕后，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這個說法有誤。首先，當時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對劉志丹的實際情況并不了解。其次，直至幾近一個月后，在了解更多情況后，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沒有完全否定這個“肅反”。第三，關于派王首道等前去制止錯誤肅反的地點和時間，不是在剛剛長征到達吳起鎮之時，而是在11月初中共中央到達甘泉下寺灣后。其時，在聽取陜甘晉省委和紅十五軍團領導人匯報，更多了解肅反情況后，毛澤東、張聞天一致表示：陜北肅反搞錯了，要糾正。

　　四是習仲勛是如何反對康生，直言反“左”的?

　　當“左”傾大潮在土改運動中開始蔓延時，習仲勛再次“不同凡響”：對風靡一時的康生晉綏土改“經驗”，明確提出異議和批評;在黨的會議上，反復申說自己對老區土改的看法;一個月時間內，三次上書毛澤東，直言反“左”。在“左”傾大潮洶涌并且頗有來頭之時，敢于倡言反對，需要大智大勇，需要負責、奉獻精神。歷史的真實情況是：毛澤東非常重視習仲勛的這些實事求是的意見，兩次批示“我完全同意仲勛同志所提各項意見”。

　　五是毛澤東為什么贊譽習仲勛是“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

　　在中國革命史上，革命的發動和人民對革命的擁護和參加，是經過共產黨人大量艱苦、細致工作的結果。習仲勛就是這樣一位密切聯系群眾的共產黨人。 “大量的工作是習仲勛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他去過問。凡熟悉這段歷史的同志，都為仲勛同志扎實的工作作風、任勞任怨的品德、身先士卒的精神所感動，認為他是搞地方工作的一個典范”。也正因如此，毛澤東贊譽習仲勛為“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

　　賈巨川表示，從黨史研究的角度，從西北革命斗爭史角度總結傳記的內容，這五大看點十分準確，基本概括了習仲勛前半段革命生涯的主要經歷和重大轉折。同時他也說，自己的寫作出發點是寫一個客觀而真實的人，在敘述歷史事件的同時，通過豐富、翔實的史料，樸實清新的寫作風格、精雕細刻的文字鍛造，使歷史人物走出歷史，進入現實生活，使習仲勛的生平、事跡，特別是他的理想追求、精神風貌和鮮明個性躍然紙上。讀罷掩卷深思，讀者可以感受到習仲勛同志堅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對國家人民的深厚感情、求實務實的優良作風以及百折不撓的革命精神。

　　習仲勛優秀的政治品質突出地表現在能夠密切聯系群眾，關心愛護群眾，從而深受群眾的愛戴

　　為歷史人物作傳，很容易簡單直線地敘述其一生，這樣的傳記給讀者的感覺會很單薄。《習仲勛傳》則把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習仲勛的生平活動與思想放到黨在陜甘寧地區的整個歷史過程中，把他融入當時參與革命的群體之中。這樣一來，讀者就可以通過完整的歷史進程，更加清楚地認識他，并通過其革命足跡，了解陜甘寧地區革命運動的萌生、發展及其中的曲折歷程。

　　正是由于從未想過要把自己筆下的傳主推向神壇，因此賈巨川向我們展示了一個真實可信的習仲勛。他說，自己所理解的習仲勛的一生，就是一個普通的農家子弟成長為一名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歷程。這個歷程中離不開自己的努力、戰友的幫扶、上級的栽培和人民群眾的擁戴。習仲勛是一位實事求是、富有經驗、緊密聯系群眾的黨的工作者，“習仲勛是眾多政治局委員中的一員，曾任國務院副總理，是黨和國家集體領導人中中堅的一員，黨中央在其生平中已經作了評價，這應該是最權威、最客觀、最準確的評價。”

　　習仲勛優秀的政治品質突出地表現在能夠密切聯系群眾，關心愛護群眾，從而深受群眾的愛戴。每次遇到困難的時候，總能夠得到群眾的熱心幫助。對于習仲勛密切聯系群眾的工作作風，在西北局會議期間黨組織給他做的鑒定中有很生動的表述，稱他為“黨的寶貴的群眾領袖”。這種品質和作風始終在習仲勛身上得到保持，他多次強調“永遠不要脫離群眾”，“必須深入群眾……走出機關，走出城市，深入下層，發動群眾，只有一心一意為人民服務，才會有力量，才會有辦法”。

　　習老親自審閱了約20萬字的內容，并最終給出了“原則同意”的書面答復

　　作為一名嚴謹細致的黨史研究者，賈巨川自覺用史學家的眼光與視角來寫作習仲勛傳記。

　　1996年冬，他就在深圳拜見了在那里休息的習仲勛同志。“當時習老身體不大好，住在深圳。第一次跟習老和他的夫人齊心大姐見過面后，他們對我比較認可。從那時候起，五年中，我每年大半年時間都在齊心大姐身邊工作，有時在深圳，有時在北京，也陪同齊心大姐去北戴河修改書稿。”

　　在此期間，賈巨川查閱、參考了大量史料證據，又走訪了150余名與習仲勛一起工作、戰斗、生活過的老同事、老戰友、老部下、親屬子女及身邊工作人員，獲得了大量真實可信的第一手材料。2001年五六月間，賈巨川還陪同齊心大姐在當年習老曾經工作過的陜甘寧邊區6個地市考察走訪，足跡遍布23個縣、60多個革命舊址。他還多次到習老被下放期間生活過的洛陽等地進行調查訪問。“有的國家領導人有記日記的習慣，留給后人的真實材料就比較豐富;但習老不寫日記，本人留下的文字很少。習老平時說自己的事也很少，晚年他的身體也不允許長時間談話。大量的書報、雜志都是別人的旁證，因此需要做大量的考證工作。特別是涉及的歷史文件，甄別工作很繁雜。很多歷史文件當年都是手寫的，文字涂抹、漫漶不清的情況嚴重。這些文獻的考證與辨別多是在放大鏡下完成的。” 這些工作，保證了這本傳記成為一份嚴謹的史學研究成果。“寫作過程并不是完全按照成書的順序進行的，而是哪一部分材料成熟了先寫哪一部分。寫成后就送習老本人和齊心大姐審閱。”賈巨川介紹，幸運的是，習老生前親自審閱了約20萬字的內容，“秘書念給他聽，根據習老的身體情況，每天念半小時或一小時。齊心大姐也一起聽。習老對所寫內容基本都沒有意見，偶爾也有改動和調整，總共大約提了十來條意見。”他說，習老審定的內容大多是上卷內容，對下卷的“蒙難16年”也看了。最終，習老給出了“原則同意”的書面答復。因為跟著齊心大姐，隨時可以請教她，聽她對歷史事實的講述和修改建議。《習仲勛傳》(上卷)2008年出版，獲得陜西省政府第九屆哲學社會科學一等獎、黨的十七大以來全國黨史部門黨史優秀成果著作類一等獎等。近日，又被列為中央黨校創建學習型黨組織“讀百本書”第二個五年計劃推薦書目。《光明日報》、《新華文摘》、《文匯讀書周報》等8家媒體刊登了長篇書評。今年2月，美國《華盛頓郵報》還專訪了賈巨川先生。

　　“齊心大姐評價說這本傳記很真實、很生動、很感人，她還兩次親筆為賈巨川寫了工作鑒定。中央領導同志也做過評價，表揚賈巨川同志非常嚴謹、文字推敲得非常細致，作為家人很滿意。這些評價都有書面紀要。”賈巨川說，遺憾的是習老本人沒有看到書出版就永遠離開了我們!

　　他介紹，2009年1月傳記的下卷即已送審，但由于新中國成立后牽涉到的重大問題、原則問題較多，因此審查得有一個細致的過程。

　　緬懷紀念老一輩革命家，應以總結經驗、著眼未來為基礎，為今后的建設與發展服務

　　賈巨川表示，我們一直有著緬懷、紀念老一輩革命家、政治家的良好傳統，尤其在去年建黨90周年的時候，系列紀念活動達到一個高潮。“但是這種紀念不能只是停留于頌揚和歌頌。一位中央領導同志在紀念活動講話中曾說過，‘不要讓鮮花掌聲淹沒群眾意見，不要讓成績數字掩蓋存在問題，不要讓發展成就麻痹憂患意識，不要忘了反思過去的教訓’，這話很值得我們思考。很多時候我們紀念一個人，還單純停留在歌頌層面，其實真正實事求是的紀念應該是以總結經驗、著眼未來為基礎的，最重要的是從前人的經驗中吸取教訓，為現在以及今后的建設與發展起到積極推動作用，只有這樣的紀念才更有意義。”

　　他認為，對習仲勛同志的紀念也應該遵循這個原則。“我們當然十分尊重習老為中國革命建設作出的卓越貢獻，對老人家也很懷念，但實事求是仍然是必須遵循的原則，不能因為某種人為的因素加以夸大。比如在改革開放中習老在廣東的工作，是歷史把習老推到了時代的潮頭，他在這個歷史進程中擔當了重任，是改革開放和特區建設的積極倡導者和實踐者，是第一線的指揮員，但他仍然是集體領導中的一員，假如說這是一部大的集體作品，老人家為之傾注的心血更大一些，下的力更多一些。如果說得過頭了，老人家自己也不會同意。”

　　賈巨川說，我們從前輩身上繼承的主要是一種精神，從他們爭取獨立、和平、民主、自由、為了建立新中國而不懈奮斗的精神中獲取激勵與動力，從而為我們的國家更民主、更富強、更和諧、人民生活得更有人格尊嚴而繼續奮斗。習仲勛同志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中的一員，我們紀念習老，也應立足于現實與未來。《習仲勛傳》(上卷)為我們記述了青少年時代的習仲勛同志的文韜武略和戰士品格，展示了中國革命波瀾壯闊的斗爭畫卷，我們應該學習革命戰爭年代里像習仲勛那樣的一代政治家、革命家、軍事家的胸襟、膽魄、勇氣、毅力、人格和精神，繼承他們那種無私無畏、舍生忘死、襟懷坦白、大氣凜然、不計名利、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思想情操，迎接新挑戰，用心踏實做好今天祖國發展建設過程中的每一件事。記者李雪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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