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從群眾中走來的群眾領袖”
馬超 張鳳霞
“我是人民的公仆,是為大伙服務的”
1939年5月的一天,時任關中分區書記的習仲勛獨自一人去新寧縣鄉下視察,當他走過一個村子時,忽然聽見一棵樹下有人啼哭。他走近一看,原來是一位老大娘。老大娘邊哭邊念叨著:“哎,我,恓惶得很呀!天呀,我怎么活呀!”習仲勛忙上前關切地問:“大娘,你怎么了?有什么難事,就對我說吧。”
老大娘頭也不抬,繼續哭訴著:“誰也救不了我的老漢呀!”習仲勛聽了馬上表態說:“大娘,您相信我吧,我是習仲勛。”
“習仲勛”這三個字還真靈驗,老大娘立即停止了哭泣,抬頭仔細打量,確認是習仲勛后,就說:“習書記,你快到我家看看吧,我老漢快要咽氣了。”習仲勛聽說之后,趕忙攙扶著老大娘去她家。這家人姓李,老漢叫李青林。他們走進窯洞時,只見李青林躺在土炕上,已經奄奄一息了。他的鼻血正一滴一滴往下流,下面接著一個碗,碗里已有半碗血。
習仲勛見狀忙問:“得的是什么病,怎么血流不止啊?”老大娘說:“村里人都說沒有見過這樣的病,鼻孔一出血就血流不止。”習仲勛又關切地問:“大叔,您怎么了?您家還有什么人嗎?”李青林輕輕地揮了一下手,說:“習書記,我快不行了。就一個兒子,去年被國民黨進攻邊區時拉去當兵。就因為這事,村里人說我們是反革命家屬,有困難沒有人敢管。”
習仲勛全明白了,他說:“大叔,您兒子不是反革命,是我們的階級兄弟。來,我背你去邊區醫院看病,只要止住了流血,這病會好的。”李青林說:“習書記,您是我們這里的父母官,我怎么能讓您背呢?”習仲勛說:“不,我是人民的公仆,是為大伙服務的。來,我背您去醫院。”
習仲勛背著李青林一路小跑,李青林的鼻血不斷滴在他的脖子上。到了邊區醫院,醫院陳院長立即對患者進行了搶救。結果血是被止住了,但因身體太虛弱,李青林很快昏迷了過去。陳院長說:“得馬上輸血,不然有生命危險。”
一名護士一聽,馬上說:“我是O型血,先輸我的。”習仲勛說:“光輸你一個人的血是不行的,我再動員一下咱們的保衛大隊,多找些人。”但當習仲勛去保衛隊動員隊員輸血時,一個隊員卻說:“習書記,您了解那個人嗎?他可是反革命家屬啊!”習仲勛嚴肅地說:“你怎么這么認識問題?難道國民黨的兵都是蔣介石、胡宗南嗎?他兒子是被迫當兵的,他們都是我們的階級兄弟。只要我們把家屬工作做好了,他兒子的態度也會轉變的。”那個隊員聽習仲勛這么一說,就第一個表態:“習書記,我聽您的,就輸我的血吧,我是O型。”習仲勛一連找了5個人給李青林輸了血,李青林終于被救活了。
李青林出院的那天,專門去看望習仲勛,并對他說:“習書記,咱共產黨、邊區政府太好了。您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大恩人呀!我今天就去縣自衛隊,叫回我那兒子,讓他參加咱們的八路軍。”
李青林出院后。果然去了國民黨縣自衛隊,他叫出兒子,說:“你要是還繼續在國民黨隊伍里干,我就不認你這個兒子!”他把習仲勛和邊區醫院救他的事從頭至尾給兒子說了,兒子表示:“國民黨隊伍里太黑暗了,我一定尋機逃跑,參加八路軍,您放心吧!”
一個月后,李青林的兒子不但自己逃回了邊區,還帶回3個一塊當兵的兄弟參加了關中分區八路軍隊伍。
“那個藥當時雖然很貴,為了救人嘛,我兩次特批15支,是應該的了”
1948年4月,解放軍收復延安之后,時任《群眾日報》記者的延澤民回到了延安。不久,他的結核病 須給他們一個滿意的答復”又復發了,高燒不退,臥床不起,情況十分危急。
當時,等治結核病的特效藥鏈霉素是進口藥品,由于國民黨的封鎖,價格奇貴,當時每支價值一兩黃金。陜甘寧晉綏聯防司令部的衛生部也只儲備了50支,而且衛生部部長曾玉生也無權批準使用這種藥。要動用這種藥,必須先經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批準,然后還要經政委習仲勛審批。延澤民作為一個普通小干部,哪能用得上這樣奇缺而又昂貴的儲備藥呢!
面對病魔死神的威脅,延澤民抱著試一試的態度,用顫抖的手握著鉛筆,給李卓然寫了幾句話并報習仲勛,說自己快要死了,只有注射鏈霉素,才能治好自己的病,希望組織上能批準給自己用藥。
當時部隊正在逼近西安,戰事之緊張,可想而知。可是,令延澤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只過了幾天,習仲勛就批準了給自己用這種藥。醫院給延澤民注射了10支,他的高燒就退了下來,但仍有低燒。習仲勛又批準給延澤民注射了5支,結果不到20天,延澤民的體溫就恢復了正常,戰勝了病魔,挽回了生命。
西安解放后,在西北局的一次晚會上,習仲勛看見了延澤民,老遠就喊道:“哎呀,你還活著!”延澤民趕快走上去,一時不知說什么好,連連點頭感謝習仲勛。習仲勛說:“不怕死就死不了。那個藥當時雖然很貴,為了救人嘛,我兩次特批15支,是應該的了。”延澤民說道:“不是我不怕死才活過來的,是黨的關懷才使我活過來的。”習仲勛聽罷,爽朗地笑了起來。
“不能讓老百姓失望,必須給他們一個滿意的答復”
習仲勛特別重視人民群眾的來信來訪,認為這是黨和政府聯系群眾的重要渠道。
1950年春季的一天下午,時任西北局書記的習仲勛在西安城內建國道西北局門外散步,發現有很多人提著干糧、帶著行李坐在西北局大門外邊,這些人看樣子像陜北人。他急忙找來秘書問明情況。原來,解放陜北時,有些農民的兒子因當兵與家人失去了聯系,解放后他們的家人便跑到西安來尋找兒子。習仲勛當即讓秘書通知傳達室的老王:“對待鄉里人要客氣些,他們老遠跑到西安找兒子,也不容易,我們要熱情接待,讓鄉里人進來坐下,給他們好好地查詢,一一地答復。”由此,西北局大門口正式設立了接待室。
習仲勛在擔任國務院秘書長期間,還專門指定一名秘書定期到信訪接待室,協助處理人民來信來訪,及時了解社情民意。同時要求將選編的重要情況,直接向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報告。
1954年底,西北地區來信來訪反映在統購統銷中存在食油供應緊張,棉花、棉布購銷不合理的問題,一些地方政府存在強迫命令、大吃大喝、干群關系緊張等現象。這些問題有的涉及黨的農村政策,有的涉及領導機關和干部的工作作風。習仲勛認為事關重大,應當專題向黨中央、毛澤東報告。他讓秘書起草報告,并指示一定要把農村的真實情況反映給毛澤東。但是,看了秘書起草的報告,習仲勛卻皺起了眉頭,問道:“群眾不滿食油供應緊張情況的實例為什么沒有寫上去?議事要言之有物,有理有據。”
聽了這番話,秘書顯出很為難的樣子。原來,群眾在來信中講了兩件事情:一是有人認為,現在食油比舊社會還要緊張,因而講怪話說:“食油四兩,想起老蔣”;二是反映說,有個農民趕著轱轆大車跑運輸,車轱轆因沒有潤滑油發出“吱吱”的響聲,這個農民氣得大罵:“我都沒有油吃,你還叫喚啥哩!”說完就向車轱轆撒了一泡尿,發泄對食油供應政策的不滿。秘書覺得,這些例子有些粗俗,不適合列舉。
習仲勛卻說,這兩個例子,雖然有欠妥之處,但它真實、生動地反映出我們地方政府在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有一定的說服力,還是加上好。當毛澤東和周恩來看了報告后,非常重視,立即批示有關方面盡快解決。
在習仲勛看來,中國老百姓是最懂得忍讓的,他們能來信來訪,一方面說明問題可能相當嚴重,另一方面說明他們還相信黨、相信政府。正如習仲勛所說:“不能讓老百姓失望,必須給他們一個滿意的答復。”
“上綱上線,扣大帽子,不實事求是,怎能讓人心悅誠服”
1953年9月,習仲勛開始擔任政務院秘書長,主管文教工作。當時,作家的創作環境不是很好,面臨的壓力很大,創作時放不開手腳,很難寫出優秀的作品。
習仲勛通過調查研究發現,造成這些現象的主要原因是一些領導者責任心不強,不懂得關心和幫助作家,一些批評者不懂得如何運用批評的武器,亂打棍子,亂扣帽子。為了保護作家的創作激情,幫助他們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習仲勛多次召集有作家、文藝界領導等參加的座談會,要求大家為作家的創作營造寬松的外部環境。
他告誡文藝界的領導,,對文藝工作的領導,不能僅僅依靠行政命令,不能用簡單粗暴的辦法-有些作品不是基本立場觀點的錯誤,而是寫作技巧上的問題,也不能全盤否定:即使有立場觀點上的問題,也不能隨便加以“槍斃”。我們提倡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對的,但并不是要求所有作品都符合一個標準。任何一部作品,不能要求作家一氣呵成,總要給以耐心幫助,反復修改,而不是亂找岔子,夸大缺點,使作家無所適從。要求作家提供作品,不能像向工廠訂貨那樣,限期交貨,總要給予足夠的時間。
針對文藝批評,習仲勛說:“文藝批評也要有高度的批評藝術,善于運用批評武器,恰到好處,而不是傾盆大雨,狗血噴頭,結果弄得彼此不歡而散。并不是作家難于領導,而是批評者要懂得批評的目的-批評尖銳也要實事求是,并不是越尖銳越好。上綱上線,扣大帽子,不實事求是,怎能讓人心悅誠服?”他指出,我們要用黨對人民負責的態度,反對那種夸大缺點、亂找岔子的文藝批評家。要從作家們的具體水平出發,給作家指明出路,善于引導作家前進。我們要鼓動作家旺盛的創作士氣,激勵作家的創作熱情。只要方法對頭,我們新中國的文藝戰線一定能夠創作出優秀而鼓舞人心的作品來。
習仲勛的關愛,使作家們受到了巨大的鞭策和激勵,他們卸掉了包袱,消除了顧慮,得以全心全意投身于文藝創作之中。
“我們當干部的萬萬不能站在老百姓頭上”
習仲勛身居要職,心念群眾。在他的眼里,群眾的事就是頭等大事。
1957年,習仲勛受邀與陜西省領導一起去易俗社看戲。就在演出結束,領導們接見演員的時候,易俗社一位老藝人卻徑直沖到臺前高喊:“毛主席、共產黨解放了我,現在卻有人想壓制我!”頓時,整個劇場一片嘩然。習仲勛愣了一下,沒說什么,事情就這樣過去了。第二天深夜,易俗社領導針對昨晚發生的事情,正在研究解決辦法。這時,習仲勛親自打電話來,詢問昨晚發生的事是怎么處理的。社領導接過電話說:“我們正在研究,還沒有形成一個處理方案。”習仲勛聽了頓時松了一口氣。他說:“那就好,我還正在為那位老藝人擔心哩!這位老同志解放前受過舊社會的壓迫,吃過不少苦,現在可能對某一方面的工作有意見,你們一定要妥善解決,千萬不要借此再去整他!”在場的人,一下子都被感動了。
1961年秋天,秦腔老藝人王天民到北京治病,習仲勛派秘書張志功幫助解決他的吃住行問題,并找老中醫給其治病。王天民在北京一住就是半年。大年除夕,習仲勛帶上夫人和孩子到賓館看望王天民,還特意和他一起吃年夜飯。席間,習仲勛舉起酒杯對王天民說:“過年了,你不能回家和親人團聚,咱們今天就在一起過年吧,吃個團圓飯。”作為國務院副總理,在除夕之夜專程趕來同自己這樣一個普通藝人團聚,這是王天民萬萬沒有想到的!他感動地說:“舊社會老藝人病倒了,沒人過問,只能躺在破廟里等死了。今天卻不同,我這個老藝人病倒了,卻有國務院副總理為我尋醫問藥,給我拜年,和我一起吃年夜飯……”說到這里,老人激動不已,嘴里還不住地念叨著:“我這輩子……算是……值了!”
1985年11月,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習仲勛到江西考察,汽車行進中,突然遇到了堵車現象。前面的開道車鳴響了警笛,工作人員從車窗內伸出了兩面紅旗左右揮動,指揮來往車輛注意讓道。路旁施工的民工和行人、來往車輛上的人,都把目光投向這個車隊。習仲勛的面色立即變得嚴肅起來,他說:“怎么能這樣呢?你們拉著警笛,兩面紅旗左右開弓,這樣會嚇著群眾的,也可能會把過往的車輛擠到溝里去的。不要為保證我們趕路,影響老百姓的正常通行。我們是來基層為老百姓辦事的,不是來給他們添麻煩的。”汽車在中途停車時,習仲勛快步向警車走去,親自向警車上的同志申明了自己的意見。在場的人都深受感動。
習仲勛提出過一個樸實的口號,叫作“把屁股端端正正坐到老百姓這一方面”。他說:“我們當干部的萬萬不能站在老百姓頭上,如果我們的干部叫人家一看,是個‘官’,是個‘老爺’,那就很糟糕。”他深知手中的權力是人民群眾給予的。他不是群眾的老爺,而是群眾的公仆。只有為群眾多辦實事,他自己才可以心安!
“把返銷糧的問題當大事來抓,要公平,不要讓群眾餓肚子”
1961年12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的習仲勛收到一封從家鄉寄來的信。信上說:“富平災情很重,群眾缺吃少穿,難度年關。有外出逃荒的,有賣兒賣女的,更有甚者,縣東北老廟有位四十多歲的啞巴婦女,家人養活不過來,就將她推到井里去了。”看了來信,習仲勛表情非常嚴肅,內心特別沉重。關中自古米糧倉,怎么會出現這樣的事情?這讓從小就體驗過饑餓滋味、又與家鄉人民血肉相連情誼深厚的習仲勛寢食難安!
面對這人命關天的大事,他當即將來信批轉陜西省政府。陜西省政府立即派員到富平進行了調查,發現情況屬實。不久,就從陜北緊急調撥了一批糧食,救濟富平災區。并允許災區群眾可以到陜北自由換糧,不受當時的政策限制。災區群眾到延安、甘肅隴東一帶背糧,路途勞頓,苦不堪言。省政府知道這一情況后,又調動了八九輛汽車,幫助災民們搬運糧食。
吃糧難的問題總算解決了,可習仲勛卻沒有就此放下心來,1962年4月,他又寫信給富平縣的主要領導,信中說:“把返銷糧的問題當大事來抓,要公平,不要讓群眾餓肚子。”
“老鄉,你們的困難我都看到了”
習仲勛1985年11月在江西老區視察時,走村串戶,看到房屋簡陋、景況不佳的農戶,就徑直走進去,問寒問暖,和他們促膝談心。
遂川縣是一個貧困的山區縣,尚未脫貧的貧困戶和特困戶還相當多,復員軍人曾憲鈸一家就是較為突出的特困戶。他身患殘疾,妻子雙目失明,孩子又小,家中缺乏勞動力,日子過得十分艱難。
習仲勛一行來到他家的那一天,正刮著大風,北風從門窗吹進破舊的小屋,寒氣逼人。屋子里陳設簡單、光線昏暗,孩子們衣服破舊。習仲勛望望已歪斜的屋梁、殘缺不全的墻壁,揭開飯桶蓋,看看他家吃的是什么,又摸了摸床上破舊的被子。
“老鄉”,習仲勛握住曾憲鈸的手說,“你們的困難我都看到了。”
“首長,您能來看我,我已經十分感動了。”曾憲鈸說話依然保持著軍人的風格。他挺起身懇切地說:“我雖然現在有些困難,但日子還過得去,請首長放心。政府已經給了救濟,我應該體諒國家現在的困難,搞好生產,自食其力,讓生活慢慢好起來。”
“你們看看”,習仲勛轉過身來對陪同的地方領導說,“他們當年不怕犧牲,支援革命,現在有困難,還能這樣體諒我們的政府。咱們應該時刻不忘自己肩負的責任,盡快把老區建設好!”
他指示,要專門研究一下如何幫助曾憲鈸這樣的特困戶群眾發展生產,盡快脫貧。而眼下,要馬上幫助曾憲鈸一家把房屋修繕一下,讓他們一家能夠在溫暖的屋子里度過這個冬季。
在習仲勛的關懷下,兩年后,曾憲鈸家的房屋煥然一新,床上添了新的被子,孩子們身上也穿得干凈整齊,一家人喜氣洋洋。
“想群眾所想,急群眾所急,自然就能和群眾打成一片,群眾沒有不擁護的道理”
1997年4月,中共延安市委副書記忽培元到深圳開會,聽說習仲勛就住在這里,便前去拜訪。
習仲勛一見忽培元,便問:“延安的鐵路修通了沒有?”忽培元說:“修通了,每天向西安發一對客車,貨運列車也不少。”習仲勛接著又問:“石油和煤炭開發得怎么樣?”忽培元說:“原油年產量已達到100萬噸,煤炭產量現在突破600萬噸。”習仲勛問:“延安石油和煤炭儲量有多少?”忽培元說:“現已探明石油儲量4.3億噸,煤炭儲量71億噸。”習仲勛聽了很高興,說:“嗯,很有發展潛力。你們要注意合理開發、科學利用,要搞好環境保護。”
習仲勛接著又關切地問:“延安老鄉的生活現在怎么樣?”忽培元回答說:“80%以上的農戶解決了溫飽問題。”習仲勛說:“這很不簡單。你們用了什么好辦法?”忽培元說:“我們選擇了走生態農業的路子,改變了過去單純打壩修梯田的那種辦法,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并重,退耕還林還草,搞戶包小流域治理,收到了明顯的成效。”
習仲勛對此很感興趣,又追問道:“其余20%的人打算怎么辦?”忽培元說:“我們開展扶貧攻堅,采取各級干部下去包村包戶的辦法,計劃在三年內脫貧。”習仲勛說:“這個辦法好,就是要保證干部下基層幫助群眾解決實際困難。現在有些地方干群關系緊張,有些干部成天高高在上,吃喝玩樂,怎么能不脫離群眾?干部要下到貧困地區包村包戶扶貧,想群眾所想,急群眾所急,自然就能和群眾打成一片,群眾沒有不擁護的道理。”
會見結束后,習仲勛堅持把客人送出樓道口。忽培元已走出好遠了,回頭時,卻看見習仲勛還站在那里,不住地向他揮手。
習仲勛一生關心群眾疾苦,與工農群眾、民主人士等各界朋友坦誠相見。他德高望重,高風亮節,在黨內外和廣大人民群眾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正如詩人張俊彪在一首題為《不朽的習仲勛》的詩中寫的:
從那片廣袤厚實的黃土地走出來,
走過了長江黃河……
走遍了黑土地、紅土地……
毛澤東早在延安寶塔山下預言:
他是中國的一位才子……
那人就是習仲勛!
布衣,草鞋,
這就是治家理國的格言;
大成、至愛,
這就是文韜武略的胸襟;
一個人民忠貞的兒子,
他就是習仲勛!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07期,刊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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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