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妨先觀察一下袁世凱這個人當時的地位和狀況。我們知道袁世凱是一九〇九年一月被載灃下令“回籍養疴”的，其實他根本沒有什么病，要他下臺是剝奪他的權力，讓他在家閑住，然后把他在朝廷的親信逐個除去，如趙秉鈞休致，唐紹儀被迫乞休，王士珍以病自請開缺。問題是袁世凱在清廷的人脈關系太深太廣了，地方督撫和帶兵的將軍很多皆為其私屬，不是一朝一夕所能鏟除的。至于北洋各鎮管帶也不是清廷滿洲親貴所能隨便插足的，他們又沒有帶兵打仗的經驗，一旦有事，這些親貴們便驚慌失措了。四川保路運動的興起，清廷便如驚弓之鳥，慌不擇路，端方便奏請啟用袁世凱代替四川的趙爾豐。清廷還沒有來得及考慮端方的建議，武昌起義使清廷更加震驚，朝廷內外都認為非袁世凱不能收拾殘局。而袁世凱則把時局動蕩看作自己東山再起千載難逢的機會。十月十日武昌起義，十一日是他五十二歲生日壽辰，正是雙喜臨門，他在那里大擺壽宴，親信聚集，冷眼相看清廷危機四起。他裝模作樣地停辦壽宴，表示“此亂非洪楊可比”，“收拾殘局舍我其誰。”東山再起的時機到了，現在是如何向清政府要價的問題。清廷要袁世凱出任湖廣總督，直接鎮壓武昌起義。然而清廷給他的這點權力，并不能滿足袁世凱的勃勃野心，拿武昌起義來要挾清廷給他更多權力，啟用那些被開缺的舊屬，為此他把已開缺的王士珍、張錫鑾、倪嗣沖、段芝貴以及仍在位的舊部馮國璋等都找到彰德來商量對策。于是袁世凱向清廷提出明年開國會，以拉攏立憲黨人，組織責任內閣，以便自己獨攬大權，并保證足夠的軍費。故武昌起義本身給袁世凱東山再起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逼迫清政府把全部軍政權力交給袁世凱以平定南方的革命運動。到了十月三十日，他方才決定南下，進駐湖北孝感，親自督促北洋軍猛攻漢口。十一月一日攻占漢口，既給革命軍一個下馬威，同時又迫使清廷解散皇族內閣，授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這樣他回到北京，重新組閣，閣員皆是他的黨羽和舊屬，又請在南方的張謇做工商大臣，以分化南方革命陣營，謀求立憲派對他的支持。以梁啟超為司法副大臣，表示愿與流亡海外的立憲派合作，從而分化南方的革命力量，以便在南北和議中，進而分化瓦解南京臨時政府。由此可見，辛亥武昌起義前后，袁世凱充分利用這次機會，以北洋六鎮的實力作后盾，要挾南北雙方，謀取國家的最高權力。故陳伯達講袁世凱是竊國大盜，此話并不為過。
講了袁世凱的表現，那我們不妨再觀察一下革命陣營內部立憲派的態度。那個時期立憲派最典型的代表人物莫過于張謇了，張謇是清末最后一個狀元，在江蘇他是工商界新興的實力派人物。，他在清末政界的各個方面都有深厚的人脈關系，他與袁世凱早有交往，二人私交頗深，他又與贊助立憲的江蘇巡撫程德全是知己好友。所以他自然成為江浙一帶立憲派的中心人物，武昌起義以后，他從反對轉為參預，那是由于看到清廷大勢已去，他希望通過南北和議犧牲清廷來幫助袁世凱收拾殘局，從而在全國避免兵亂，盡早出現一個安定的局面。十月十五日，張謇曾在趙鳳昌的私宅惜陰堂與袁世凱親信趙鳳昌、沈思孚等商定從擁袁開始，先促成袁為內閣總理，然后再在南北和議中，擁戴袁世凱為共和國的總統。為此張謇既可以通過趙鳳昌與袁世凱聯系，也可以與袁世凱密電往來。而江浙的立憲派在南京臨時政府中又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南北和議的過程中，張謇的密電明確告訴袁世凱，“甲日倘退，乙日擁公”換一句話說只要清政府遜位，南方的臨時政府立即推選袁世凱為臨時政府大總統。張謇的這個態度，幾乎是革命陣營中所有立憲派成員最基本的態度。南京臨時政府內部立憲派的態度既然如此，那么革命派內部的狀況又如何呢？
武昌起義以后，是黃興擔任湘鄂聯軍的總指揮，漢陽一戰，南方的革命軍被北洋軍打敗，漢陽失守，黃興迫于漢陽龜山上北洋軍的炮火，主張放棄武昌，而且武昌都督府也因中炮起火，武昌處于一片混亂之中，但袁世凱并不下令渡江，提出南北和議。各省代表到達南京以后，準備組織臨時政府，這時代表們認為大總統的位置應該留給袁世凱，選舉大元帥代行總統的職務，先選舉黃興為大元帥，黎元洪為副元帥，此議被黃興拒絕。十二月十八日，唐紹儀作為北洋軍的代表，伍廷芳作為民軍的代表，在南京簽訂停戰協議。伍廷芳聲明，談判必須以承認共和為前提，同時暗中告訴唐紹儀，只要袁世凱逼迫清朝宣統皇帝退位，南方一定將大總統的位置留給袁世凱。在這個背景下，孫中山十二月二十五日回國，二十九日選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這一政治姿態實際上是用來向袁世凱施加壓力的手段，所以孫中山宣誓就職以后，立即電告袁世凱，只要他贊成共和，便立即讓位于他，請他來南京當大總統。南京臨時政府為什么那么軟弱，一是因為沒有強大的武裝力量作后盾，在軍隊的戰斗力上不如袁世凱的北洋軍。二是革命陣營內部陣線復雜，既有立憲派在內部與袁世凱遙相呼應，革命派內部在組織上亦無法統一。如在江浙的章太炎、蔡元培等光復會成員，與同盟會合作得很好，而同盟會內部卻無法做到團結一致、齊心協力。在沒有強大軍事實力支持的背景下，孫中山能做的只是希望臨時約法能牽制和制衡一下袁世凱，孫中山讓位給袁世凱是南京各種力量共同確定的方針。孫中山在辭職的咨文中提出了三項條件，一是臨時政府設在南京，二是參議院選舉新總統到南京就職時，孫中山與國會才正式辭職，三是新總統必須遵守臨時政府的約法，臨時政府已經頒布的政策法令袁世凱必須遵守。孫中山想用這三條來約束袁世凱繼任臨時大總統時，不至于過于出格。這樣一紙文書，能約束得了以北洋軍作為后盾的袁世凱嗎？顯然不可能。袁世凱只要稍微玩弄一下手腕，這些約定很快就煙消云散了。一九一二年的二月下旬，南京政府派蔡元培等人為專使，前往北京迎袁世凱南下就職臨時大總統，袁世凱搞了一次兵變的游戲，就迫使蔡元培等接受袁世凱在北京就職了。故孫中山辭讓臨時大總統并不是什么“道德光輝”的高尚行為，而是袁世凱陰謀的步步得逞，迫使孫中山不得不讓位于他。沒有強大的軍事力量作后盾，什么“臨時約法”，內閣負責制，召開國會，制定憲法，說到底都是一句空話，都無法改變袁世凱竊取國家權力的既定方針，人民在掌控國家權力的問題上，從來不是個人有沒有什么謙遜的道德光輝的問題。在中國歷史上，如何掌控國家權力的問題，歷來都是由階級和階層力量對比所決定的，今天來宣講孫中山的“道德光輝”究竟要誰來謙遜地讓出國家權力呢？這個問題李澤厚和劉再復沒有明說，但人們也可以意會得了。行文至此，需要進一步思考的是孫中山辭讓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就職之后，中國的政局究竟一步一步走向何方呢？
七、民國初年的多黨制試驗
一九一二年三月八日袁世凱在北京致電參議院，表示愿遵照參議院所定的辦法宣誓就職臨時大總統，次日參議院復電承認，并為此通電布告全國。十日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職，由蔡元培代表參議院接受誓文，并代表孫中山致祝誓。依照《臨時約法》的規定，由袁世凱提名總理人選，然后組織責任內閣。袁世凱提名唐紹儀為內閣總理，孫中山代表同盟會表示不能接受，因為那時同盟會是參議院中第一大黨，經立憲派代表趙鳳昌協調，采取折衷的辦法，由唐紹儀加入同盟會解決這個矛盾。表面上是同盟會這個多數黨組閣，實際上是北洋實力派在組閣。于是唐在二十五日到南京組閣，三十日發表內閣人選，外長是陸征祥，內務部長趙秉鈞，陸軍部長段祺瑞，海軍部長劉冠雄，財政部長熊希齡，司法部長王寵惠，教育部長蔡元培，農林部長宋教仁，工商部長陳其美，交通部長由唐紹儀兼任。在組閣過程中，革命黨人要黃興擔任陸軍總長，袁世凱怎肯放棄兵權，改為黃興擔任南京留守，統率南方各省陸軍。這樣一個內閣，袁世凱把持了外交、陸軍、內務、海軍四個部門，財政亦在立憲派手中。這樣一個內閣是混合內閣，袁世凱北洋軍系及立憲派在內閣中占了優勢，天然注定了這不可能是一個穩定的內閣。三月間解決了內閣成立的問題，四月上旬南京臨時參議院遷到北京，依照《臨時約法》議員由民選，每省五人，議員總額為一百二十六人，實際只選出一百十八人。二十九日舉行開院典禮，到會的僅七十一人，五月一日完成了新舊議會的交替。這樣一套參議院的班子，這樣一個內閣組織，民國初年在袁世凱手下能不能走上正規的民主議會政治道路呢？答案顯然不是依靠理論上邏輯推理所能成立的，因為這一套從法國移植過來的議會和責任內閣制度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實在是水土不服。不妨去看一下民國初年政黨的情況，看看作為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是如何控制內閣和操縱各個黨派在參議院活動的情況。
民國初年的政黨組成狀況，在參議院無非是兩大派，以同盟會為代表的激進派，以原立憲派為代表所組成的各黨為保守派，但兩派之間的陣線并不清晰，當時由于各派勢力不斷反復重組，所以那些頭面人物跨黨的很多，有的出于本人的意愿，有的不過是被一些政黨派別拉去裝點門面而已。如伍廷芳、黃興有十一黨籍，黎元洪、陳建章有九黨籍，熊希齡、趙秉鈞有八黨籍。后來那個曾任國務總理的趙秉鈞說過：“我本不曉得什么叫黨的，不過有許多人來勸我進黨，統一黨送什么黨證來，共和黨也送什么黨證來，同盟會也送得來。”可見那時政黨活動混亂的狀況。趙秉鈞原來就是袁世凱的心腹，其實趙秉鈞心里只認一個主子，那就是袁世凱，什么黨不黨的問題，在他心目中，只不過是參議院里玩的政治游戲而已。
臨時參議院到了北京以后，在參議院的黨派組成上，激進派的同盟會自然成了第一大黨，由唐紹儀組閣，他參加同盟會，形式上也就成了政黨內閣。同盟會本來是一個秘密的革命組織，辛亥革命以后，其本部由東京遷至上海，孫中山是同盟會的總理，任臨時大總統時，由汪精衛擔任總理。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后，仍由孫中山為總理，由黃興和黎元洪擔任協理，由汪精衛任主任干事，理財部是居正當主任干事，政事部是宋教仁當主任干事。孫中山卸任臨時大總統以后，熱衷于國家的鐵路建設，撰寫《建國大綱》，那時表示自己“不廁身政界，專求在社會上作成一種事業”。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孫中山向袁世凱表示，“十年之內，大總統非公莫屬。”并且說：“孫中山十年之內負責造二十萬里鐵路，大總統練兵百萬，必能使中國富強起來。”袁世凱微笑地說：“辦鐵路事，君自有把握，若練精兵百萬，恐非易易耳。”于是袁世凱委孫中山全權籌劃全國鐵路，組織鐵路總公司，每月給孫中山三萬高薪，而且孫中山與黃興都主動勸袁世凱加入國民黨，被袁世凱所婉拒。從孫袁之間的交往，可以知道孫中山對袁世凱的本質缺乏認識，對即將面臨的政治危機毫無思想準備。那時汪精衛出國考察，同盟會的政事都由宋教仁操辦。宋教仁清末流亡日本，在早稻田大學攻讀政法，醉心于西方的議會制度，認為只要把西方的議會制度和政黨內閣搬到中國來，中國的政治就會走向正軌了。他認為這是國家在政治體制上最理想的設計，所以他努力要把同盟會、后來重組的國民黨發展成為第一大黨，爭取在國會選舉中取得多數席位，然后真正實現責任內閣。要實現權責能三位一體的責任內閣，必須有強大的政黨作為后盾，所以民國初期激進派中最活躍的政治家，反而不是孫中山和黃興，而是從事黨務活動的宋教仁。他接替汪精衛擔任同盟會總務部主任干事后，與那些小的黨團，若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共和實進會等黨團組織合并成立國民黨，出任代理理事長，到處拉人入黨。孫中山與黃興想拉袁世凱參加國民黨便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的一種怪現象，他們一點也認識不到決定這些政治游戲命運的是袁世凱直接掌握的軍警實力。選舉和松散的黨派組織不可能形成政黨活動強大的實力后盾，民眾參預政治活動的積極性，沒有他們想象的那么高，表面上的轟轟烈烈，掩蓋了中國議會道路極端虛弱的本質屬性。
在國民黨成為參議院第一大黨的過程中，原來保守的立憲派也在努力合并小黨，以便在參議院形成能夠與國民黨抗衡的第二大黨。江浙地區原來光復會的章太炎和立憲派張謇在民國初年發起成立統一黨，以章太炎、張謇、程德全、熊希齡為理事，以黎元洪為中心的民社。國民協近會、國民公會合并改組為共和黨，這二個黨派一度在參議院中的勢力和影響幾乎與同盟會并駕齊驅。此外還有共和統一會、國民共進會聯合在南京成立統一共和黨，以蔡鍔、王芝祥、孫毓筠為總務干事在參議院成為第三大黨，占有二十議席。梁啟超也在幕后設法操縱把小黨合并成大黨，經過一陣湊合，國民協會、共和統一黨、共和促進會、共和建設討論會、國民新政社這些小黨合并為民主黨，以第三黨自居。民國初年那么多林林總總的黨團，經過不斷的分化組合，這樣在參議院便形成國民、共和、民主三大黨鼎立的局面。這樣組成的政黨，缺乏明確的政治綱領和嚴密的組織紀律，跨黨的人很多，這樣組合起來的政黨，由于缺乏足夠的群眾基礎，很難形成強大的政治力量，一旦遇到重大的斗爭，在軍警的壓力和沖擊下，便會頃刻瓦解。袁世凱讓他們充分表演以后，當群眾厭倦了議會政黨中的政治游戲時，也就是他從根本上收拾政黨政治，恢復帝制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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