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為什么非要周恩來與毛澤東翻臉？　　

        ——評《面對毛澤東錯誤指責 周恩來為何不翻臉》之險惡　　

                       楊連旭　　

 　2011/12/28　　　

因為他們要打倒我，他們就不能說我緊跟毛澤東思想。他們　　

必須說我反對毛主席。他們整理了我的言論和講話，并斷章　　

取義地證明他們的觀點。　　

                                         ———周恩來　　

今日上午打開電腦鳳凰網就見赫然標題：《人民網：周恩來為什么不敢與毛澤東翻臉？》　2011年12月28日　 07:39來源：人民網 作者：梁衡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1_12/28/11617229_0.shtml　　

鳳凰網一向以危言聳聽地標題炒作攻擊毛澤東和中共的內容。對此，本來早已習以為常。然對其來源于人民網一說，不免好奇。于是，網上一搜。好家伙，可是不得了！原來這篇黑文在網上早就鋪天蓋地、轉載了許多，其源頭果然就是人民網。原標題是《面對毛澤東錯誤指責周恩來為何不翻臉》，而且是2011年5月25日09:01。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5396/14730765.html　　

不僅如此，新華網也在2011年5月26日10:21:15 來源：人民網 即予以轉載。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11-05/26/c_121460618_3.htm　　

尤其，早在2011年5月9日18:18 人民網還以《周恩來為什么不和毛澤東翻臉》，http://gx.people.com.cn/GB/179485/14589728.html為題進行了造勢。　　

奇怪的是：盡管該文極盡抹黑毛主席、周總理之能，可卻只見一篇批駁的文章。本以為：這作者肯定是個無名鼠輩，想出名發財想瘋了，才憋出了這樣個黑文自我炒作，所以那些平日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自稱是熱愛毛主席、周總理的人們，才不愿意搭理他的。既然如此，俺老人家更是不愿同碌碌之輩一般見識。　　

可畢竟還是忍不住好奇，在網上一搜作者，但就見：梁衡，當代作家，山西霍州人。1946年出生，1968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是著名的新聞理論家、散文家、科普作家和政論家，曾榮獲全國青年文學獎、趙樹理文學獎、全國優秀科普作品獎和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等多種榮譽稱號。他歷任《光明日報》記者、國家新聞出版署副署長等職，現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中國記者協會全委會常務理事、人教版中小學教材總顧問。　　

乖乖，原來雖說資歷相差許多，但畢竟還同胡績偉、李銳等人一樣，竟然是個部級名人喲！　　

由此，這不能不引起俺老人家的重視。因為以部級名人的身份和地位編造這樣的黑文，即便不是煞費苦心、居心叵測、用心險惡，也是輕浮無知、無知無畏、妖言惑眾。總之是：謬種流傳、誤人子弟、害國不淺！實有必要揭批一番。　　

然而，這篇黑文雖然篇幅不長、字數不多，可卻是以自相矛盾的邏輯和歷史謊言為主體編造出的假冒偽劣產品，涉及從1956年始至1976年間的眾多史實。所以，正本清源、清除流毒的工作十分繁雜，不免文字冗長，列位看官，須有耐心。　　

 （一） 　　

以“一、翻臉要有條件和資格”、“二、翻臉要計算成本和效果”和“三、隱忍克己，為國為民”為依據，作者梁衡力圖論證的就是《面對毛澤東錯誤指責周恩來為何不翻臉》。　　

此標題，一眼看去，無疑，給人以強烈地感覺，讓人浮想聯翩：　　

其一、面對錯誤指責，周恩來有著同人翻臉的愛好和實例；　　

其二、毛澤東的指責總是錯誤的，周恩來理應與毛澤東翻臉，必須與毛澤東翻臉不可！　　

其三、鳳凰網的《周恩來為什么不敢與毛澤東翻臉？》則突出了個“敢”，更為歹毒！給人的感覺是，周恩來敢跟陳獨秀翻臉、敢跟瞿秋白、李立三翻臉、敢跟王明翻臉、敢跟博古翻臉、敢跟李德翻臉、敢跟張國燾翻臉，敢跟……，總之是敢跟古今中外所有其他的人翻臉，卻唯獨不敢跟毛澤東翻臉！說明，其人也，欺軟怕硬，而毛澤東則無理取鬧、橫行霸道勝過了古今中外所有其他的人。　　

由此，給人以中共早就是“洪桐縣里無好人”的深刻印象。　　

然而，這卻是個十足的偽命題！　　

 “翻臉是什么？就是其一，痛感對方之錯，決不茍同，毫不忍讓；其二，如不能認同和解就一刀兩斷，分道揚鑣，各奔東西。”這是作者梁衡的解釋。　　

舉世皆知：周總理是著名的謙謙君子，自“為中華崛起而讀書”起，就同毛主席一樣，舍生忘死、救國救民、強國富民奮斗終生，創立了不朽之豐功偉績，以卓越才干和翩翩風度贏得了世人的敬仰。這翩翩風度，就包括了“宰相肚子能撐船的”的雅量、“五湖四海”的包容，他們與同志和戰友從未主動翻臉！　　

雖然相處中，毛澤東、周恩來與同志和戰友也曾發生過爭執，批評與自我批評是經常發生的家常便飯，可他們卻從未主動一刀兩斷，分道揚鑣，各奔東西。除非是在對方如向忠發、顧順章、張國燾之流叛變投敵之后！否則，即便事實證明，對方確實錯誤了卻又死不認錯，他們也是本著“治病救人”的方針，總是耐心細致地等待；即使是政治上斗爭，也絕不一刀兩斷，分道揚鑣，各奔東西，在生活上還是關心愛護。　　

由此，他們沒跟陳獨秀翻臉，更沒跟瞿秋白、李立三翻臉，沒跟博古、李德翻臉，也沒跟王明、彭德懷、劉少奇翻臉。　　

博古、凱豐等人曾把毛澤東整得死去活來、甚至想在長征時將其遺棄，可毛澤東卻量才使用。同樣，為志愿軍的后勤供應，彭德懷曾當眾對周總理暴跳如雷、大發雷霆；劉少奇也曾對毛主席、周總理不敬，盡管有人告發彭德懷里通外國、有證據證明劉少奇早年被捕時涉嫌服軟、乃至自首，可在毛主席、周總理的關懷下，他們依舊獲得了了很好的生活和最好地醫療，都沒有翻臉。　　

至于說到文化大革命挨批斗，那沒辦法！批斗是近代政黨政治的傳統，概莫能外。長征之前的毛澤東，延安整風的周恩來、柯慶施等都曾如此，彭德懷、劉少奇等人不過是比他們挨批斗遲了些年罷了。　　

而且“也有人要打倒我。反革命的“五*一六”集團的建立是為了反毛主席并破壞文化大革命。但表面上，“五*一六”反對我和其他幾位中央首長。我是他們的第一號目標。“打倒第一號！”他們寫了大量反對我的資料。說實話，在文化大革命中，沒有人不受到沖擊。”（《周恩來總理談文化大革命》）　　

http://www.fyjs.cn/viewarticle.php?id=636177）。　　

確實，作者梁衡在后文中也提到了“伍豪事件”問題。既然文化大革命是一視同仁的，連周總理都要經歷審查沖擊，別人何冤之有呢？　　

更何況，即便是被毛澤東成為老朋友，且在“文化大革命中”走紅的紀登奎，“當時反對他的斗爭有一百多次。他們打他，還叫他“坐飛機。但他經受了考驗。他不是走資派。他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擁護者。所以在九大上他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他是年輕的委員之一。沒有一個領導干部沒有經過這樣的沖擊。”（《周恩來總理談文化大革命》）    　　

http://www.fyjs.cn/viewarticle.php?id=636177）。　　

即便是受到了些皮肉之苦，可同西方大革命動輒送上斷頭臺和王明路線時的期肅反相比，毛主席、周總理主導下的路線斗爭所采取的“一個不殺”政策，也已經是歷史性的進步了！　　

正因如此，毛澤東和周恩來，他們獲得了包括自己的敵人和對手在內的、絕大多數人的愛戴和擁護，成為永遠的楷模。　　

既然毛主席、周總理跟其他屢犯錯誤的領導都沒翻臉，那么他們兩位老人家之間又怎么可能翻臉呢！所以，僅此而論，《面對毛澤東錯誤指責 周恩來為何不翻臉》就是個十足的偽命題！　　

（二）　　

有論點就必然有論據。既然提出了《面對毛澤東錯誤指責 周恩來為何不翻臉》這么個十足的偽命題，那么作者必然列舉論據。　　

作為部級名人，梁衡還是有些能力的，他巧妙地回避了“毛主席、周總理與同志和戰友從未主動翻臉”這樣的事實，而是避實就虛地提出：“黨外朋友與毛拍案相爭者有之，如馬寅初、梁漱溟；黨內高干與毛據理相抗者有之，如彭德懷、張聞天。而自遵義會議之后，周作為毛長期的實際上的第一助手，無論毛如何行事，都唯命是從，逆來順受”這么個論據。　　

經梁衡這么一番表述，給人的感覺：自遵義會議之后，周恩來實際就是毛澤東的一個毫無主張、沒有原則、任由驅使的使喚丫鬟。　　

先不說這個梁衡把周總理描繪成這樣一個形象居心何在，單就說他提出的論據也只能是根本無視歷史常識、妖言惑眾的假論據。　　

眾所周知：遵義會議之后，1937年11月，王明乘飛機從蘇聯到延安， 　12月9日　到14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史稱“十二月會議”。會上，由于王明傳達的是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指示，而且引經據典，講得很有煽動性和鼓動性。因此，包括周恩來、彭德懷在內，與會多數人對王明產生了盲目的信賴。以至于幾年之后，毛澤東在延安整風的政治局會議上談到為十二月會議時，說：“十二月會議上有老實人受欺騙，作了自我批評，以為自己錯了。”“而我是孤立的。當時，我別的都承認，只有持久戰、游擊戰、統戰原則下的獨立自主等原則問題，我是堅持到底的。”（《毛澤東傳》十九、全民族抗戰的爆發）　　

于是，會議通過了“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的宣言，決定改組中央書記處，不設總書記一職，由書記處實行集體領導，增補王明、陳云、康生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成立七大籌備委員會，毛澤東為主席、王明為書記，由毛澤東、王明、張聞天、陳云、康生五人組成秘書處；由王明、周恩來、博古、葉劍英組成中共代表團負責與國民黨談判；由周恩來、博古、項英、董必武組成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中共南方各省的工作；由項英、曾山、陳毅、方方、涂振農組成東南分局，項英任書記，領導新四軍工作。　　

這樣，就在事實上形成了毛澤東、王明在中共最高權力中并駕齊驅的格局。　　

隨后，到武漢，在12月23日召開的中共中央代表團與長江局第一次聯席會議上，王明又被推為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周恩來為副書記，儼然同延安的毛澤東、張聞天等分庭抗禮，甚至“常用陳（紹禹）、周（恩來）、博（古）名義打電報給中央與前總，有些是帶指示性的電報，未經中央同意以中央名義發表了許多文件” http://news.xinhuanet.com/xhfk/2011-02/12/c_121068290_4.htm，以致后來王明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在客觀上形成半獨立自主”。　　

1937年底，王明和長江局，背著毛澤東、張聞天擅自以中央名義發表《中共中央對時局的宣言》，公開提出了“統一指揮、統一紀律、統一武裝、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劃”的主張。　　

正是這樣的公開錯誤主張，在中共隊伍中造成了極大地思想混亂，導致相當部分黨員干部錯誤地認識時局、對國民黨產生了幻想，造成了極大地損失！僅僅是在　1939年1月16日　，根據黨中央六屆六中全會決定，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領導之下，就分別于1941年初和冬發生了“皖南事變”和“南委事件”，損失了新四軍軍部及直屬隊和中共江西、廣東、廣西三省的地下組織。　　

我們說，周總理既是著名的謙謙君子，更是“面壁十年圖破壁， 難酬蹈海亦英雄”的偉人，絕不是膽小怕事、唯命是從、逆來順受的泛泛之輩，也不是毫無原則、四面討好的好好先生，凡事是有自己的原則和主見的。　　

（三）　　

《面對毛澤東錯誤指責 周恩來為何不翻臉》的論點是個偽命題，論據是造假，開門見山就造假造謠！　　

那么論證呢？當然也是信口開河、胡說八道、謠言連篇、謊話累牘啦。　　

在“一、翻臉要有條件和資格”的論證中，作者梁衡開宗明義地介紹：“一般老百姓所說的“翻臉”之事，大都是指新中國成立之后現已被歷史證實了的毛錯周對的事情，如經濟方針之爭，‘文化大革命’之爭。但其時，周雖手握真理卻無實權，已失去與毛翻臉力爭的條件和資格。”　　

這樣的話，如果說在1980年代中期之前還有些市場，那么在30年后的今天，　　

第一、人們早已知道：在“大躍進”中，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云等一線領袖，趁著毛澤東率領彭德懷、林彪等將帥，為爭取我國領海主權、支援中東人民革命，集中精力炮擊金門之際，頭腦發熱、鼓吹“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促使“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泛濫”，且在毛澤東察覺后，苦口婆心、三令五申，卻仍固執己見、屢教不改，最終導致了“三年困難時期”（《楊連旭：曝光揭秘“大躍進”檔案！》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905/83225.html）的真相了；　　

第二、在完全改革了毛澤東的經濟方針、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如今的我國，不僅在經濟上已經成為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附庸，而且社會形成了嚴重兩極分化、貪官污吏橫向、地痞流氓霸道，人民怨聲載道、列強走狗蠶食不斷。由此，多數人普遍認識到：歷史再一次以雄辯的事實和如山的鐵證證明，毛澤東的經濟方針和 “文化大革命”，不僅具有偉大的現實意義，而且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迄今為止，無人可及！　　

在這種情況下，再老生常談、重復“經濟方針之爭，‘文化大革命’之爭”之類的謊言，看來，這個作者梁衡，不是輕浮無知，就是對“謊言重復一千遍就成真理”深信不疑，以為：當下的我國人民還如30年前一樣，除了紅頭文件、領導講話、電臺報紙之外，別無信息來源，任由他們編造謊言就信以為真呢。　　

沒文化的大老粗尚知，圣人云：有理走遍天下。可偏偏部級名人梁衡卻不知，在妖言的基礎上，又胡謅出了個“但其時，周雖手握真理卻無實權，已失去與毛翻臉力爭的條件和資格”的奇談怪論，真乃：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　　

周總理德高望重，身為總理、執掌行政，卻被說成無實權，那誰有實權呢？難道是村長不成。那什么是實權呢？南昌起義時，上有陳獨秀、張國燾，且主力是賀龍和葉挺的隊伍，那時周總理是否有實權呢。　　

退一步講，難道沒有實權就可以不爭真理了嗎？實際上，造反者、革命者多是沒有實權的。從陳勝吳廣到孫中山、毛澤東、周恩來，從斯巴達克到列寧，革命之前都沒有實權，依梁衡的邏輯，也就沒有力爭的條件和資格了，難道他們就不能跟統治者翻臉力爭了嗎？所以，翻臉不翻臉的問題絕不僅僅是有無實權的問題，更主要是有無真理的問題。　　

那么，當是之時，中共內部真理握在何人之手呢？　　

正如作者隨后所云：“政治者，勢也。如軍事大勢，經濟大勢，又如山洪、海潮等自然之勢。事物凡一成勢，任何個人之力都難挽回。而且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時很難看清、說清，更不用說堅持和反對了。”　　

梁衡僅是現在的一個部級干部，他都能認識到“一時很難看清、說清”，那么以周總理的謙遜，在身處其中的當時，絕不可能就武斷地認為自己已經手握真理了。更何況，正如梁衡在文中所再三強調的，歷史的經驗證明，真理往往就掌握在毛澤東之手呢。　　

如今歷史已經證明了毛澤東的經濟方針和“文化大革命”之正確，是迄今為止，無人可及的，那么，梁衡憑什么危言聳聽“周雖手握真理卻無實權”呢？　　

無非就是企圖給讀者以“與毛翻臉力爭的條件和資格”其實就是權力的印象。由此，也就把毛澤東同其他領袖之間的路線之爭、方法之爭歪曲成權力之爭、人格之爭。　　

                    （四）　　

那么，作者梁衡所謂的翻臉要有的條件和資格都是什么呢？　　

關于翻臉的資格，他沒明說，但卻提出了“逢毛必勝，有毛就靈，毛已成神，這是從1921年到1949年28年間血火煉成的信條，已成新中國成立初期周恩來這一班副手們和全黨全民的習慣思維。”　　

既然新中國成立初期，全黨全民把毛澤東當作了神，那么誰還能有跟神翻臉的資格呀！　　

顯然，梁衡這樣的說法，　　

第一、自相矛盾。　　

一是、此前他關于“黨外朋友與毛拍案相爭者有之，如馬寅初、梁漱溟；黨內高干與毛據理相抗者有之，如彭德懷、張聞天”這段文辭了，還筆墨未干呢。　　

二是、隨后，他竟然又寫出了“4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毛提出追加投資，周和大多數人都反對，會后又耐心勸毛，說我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能同意這個決定，毛就大不悅，離開北京”。　　

第二、根本就是無視歷史的信口開河！ 　　

實際上，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抗美援朝、高饒事件、廬山會議、“四清”爭論、林彪事件，直至改革開放，等等，同毛澤東對著干的人和事，無不證明：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共和中國人民探索強國富民的思維和爭論從來就沒有、以后也不會停止不前！　　

至于翻臉要的條件，這梁衡倒是點出來了。可還真就不知道他的大腦是怎么回事，非要先宣揚“新中國成立之后，時勢變化，毛不熟悉經濟，出現了錯誤，卻不能自省自察，仍在挾歷史之威，大刀闊斧地蠻干。周分管經濟工作，已見禍苗，心急如焚，雖屢提不同意見，但已無力回天。”這樣的妖言后，再說翻臉條件之一、二、三。　　

要說這也不能全怪梁衡。也不知是哪個有人養活沒人教育的野種，竟然在　　

毛主席駕鶴西游之后，不顧起碼的史實，造謠說毛主席不懂經濟。　　

就是這么一個幼兒園水平的謠言，居然還就真被一些弱智糊涂蛋們信以為真、奉為圭臬。這梁衡也只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　　

其實，如果說周總理和中共其他領袖不懂經濟尚且有情可原，而毛主席早在瑞金時期就主持了蘇區的經濟工作，成為了經濟工作的行家里手！僅在《毛澤東選集》中就收錄了他老人家三篇不朽著作：《必須注意經濟工作》（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我們的經濟政策》（一九三四年一月）、《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　　

那時節，后來被別有用心人吹捧成黨內經濟大家的人，他們都在哪里，又在干什么呢？。　　

至于在延安時期，毛主席他老人家成功組織和領導的“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大生產運動，更是舉世皆知。此時，周總理才從重慶歸來，剛剛學會紡線線的。　　

 所以，那些造謠毛澤東不懂經濟的野種，倒不如宣揚說他們自己的母親不　　

會生小孩，那樣更搞笑，更引人注目！　　

                    （五）　　

“毛威望在身，大權在手，絕不會聽他的。” 這是梁衡所言的“周就更沒有去翻臉力爭的外部條件”之一。　　

他所謂的之“二是這時全黨、全國上下已視毛為神，任何一種反對意見，不用毛親自來說什么，輿論就可將其壓滅”，   　　

毫無疑問，這自然也是信口雌黃的謊言！ 　　

因為他隨后就說了：“新中國成立之后，周與毛和而不同，表示自己的反對意見主要有兩次”。  　　

“主要有兩次”，自然次要還有不少，那么，輿論將其壓滅了嗎？由于文中所說的第二次反對意見語焉不詳，不知所云，就以“第一次是1956年鑒于經濟發展過熱，周提出‘反冒進”為例吧。　　

梁衡文中強調：“　1956年2月8日　周主持第24次國務會議時說：“超過現實可能和沒有根據的事，不要亂提，不要亂加快，否則就很危險。”他說對群眾不要潑冷水，“但領導者的頭腦發熱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會清醒些”。4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毛提出追加投資，周和大多數人都反對，會后又耐心勸毛，說我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能同意這個決定，毛就大不悅，離開北京。”　　

而作為當年的主要參與者，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指出的事實卻是：　　

第一、周總理在1955年第四季度，也同其他領導人一樣，對剛剛興起的生產建設高潮是歡欣鼓舞的。在　12月5日　的座談會上，當少奇同志傳達完毛主席關于各方面批判“右傾保守”的指示精神之后，他表示擁護毛主席關于各方面工作都是認識落后于實際的批評。他念了新編的一副對聯，用來表達對毛主席批評的體會。對聯的上聯：客觀的可能超了過主觀的認識；下聯：主觀的努力落后于客觀的需要。他還說：“新大陸早就存在，而我們發現得太晚了。”　12月21日　召開的國務院全體會議上，他把《農業十七條》看成是一個“推動力量”，要求各部按1967年產糧1萬億斤的精神，修改原擬定的計劃指標。但是，1956年初，來自各部專業會議的消息使他感到這么做不行，于是和幾位主管經濟工作的副總理一道，從防止冒進到反對冒進。”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2/7209396.html　　

第二、防止和反對冒進，關鍵在于控制基本建設投資。從1956年1月下旬開始，周總理集中做這方面的工作。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2/7209395.html　　

幾乎與此同時，1956年1月中旬，毛澤東從外地回到北京，聽說劉少奇正在聽取國務院一些部委匯報工作，覺得這個辦法很好，就要求對薄一波替他也組織一些部門匯報。這樣，從2月14日開始，到　4月24日　結束，毛澤東共聽取國務院34個部門的工作匯報，還有國家計委關于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匯報，實際聽匯報的時間為43天。這一段時間，毛澤東極為緊張，一起床，就開始聽匯報。每次都是四五個小時。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等只要抽得出時間也參加。在聽取匯報的過程中，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思路逐漸清晰，他最后將各種矛盾問題歸納為十種關系。　　

　4月25日　，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會上發表了《論十大關系》的著名講話。http://dangshi.people.com.cn/GB/85039/14938117.html　　

　5月11日　，周總理在第28次國務院全體會議上提出：“反保守、右傾，從去年八月開始，已經反了八九個月，不能一直反下去。”　　

　6月1日　，周總理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再次壓縮1956年計劃指標和編制1957年計劃問題。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2/7209395.html　　

那么，對此輿論是什么反應、毛澤東“絕不會聽他的”了嗎？對此，薄老說得清楚：　　

第一、毛主席對各部修改后的方案是滿意的。但認為鋼產量指標還低。　　

第二、國務院敲定的糧棉生產指標，為毛主席所采納。　9月13日　，毛主席在第三次審定周總理關于“二五”計劃報告稿時，發現1962年糧食產量指標為5300億斤(這是別人改的)，毛主席批示：“五千億斤為宜。”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2/7209393.html 　　

史實說明：　　

第一、周總理的反對意見，不僅沒有被輿論將其壓滅，而且還為為毛主席所采納了；　　

第二、所謂“毛就大不悅，離開北京”云云，根本就是編造的謊言！　　

                           （六）　　

也不知是故意為之，還是確是無知，這個梁衡在《周恩來為什么不敢與毛澤東翻臉？》違背起碼歷史常識的言論俯拾即是。　　

關于“周就更沒有去翻臉力爭的外部條件”，他所謂的“三是由于個人崇拜的推行，毛已開始喜聽頌揚逢迎之詞，于是我們最鄙視的、最不愿看到的歷史上重復多次的“君側不明”的現象出現了，康生、陳伯達、柯慶施，后來的林彪、江青集團，不斷讒言蔽上，煽風點火。在毛周圍已漸漸形成一個風氣不正的小環境”，根本就是無中生有、顛倒黑白的謊言！　　

眾所周知，即便官方也是強調，關于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推行始于林彪主持軍委工作之后的軍隊，地方則興起于“文化大革命”；康生是在1960年中蘇論戰中才重獲毛主席重用的，陳伯達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才走火的，而柯慶施那時則遠在上海呢。此時，在毛主席身邊當紅進言的，除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薄一波等領袖之外，主要就是人所共知的田家英、李銳等秀才。              　　

由此可見，梁衡所強調的什么“個人崇拜的推行”和 “君側不明’的現象出現了”純系無中生有的胡說八道！　　

對此，梁衡可是顧不得多想，只顧在點罷“翻臉力爭的外部條件”后，繼續造謠：“新中國成立之后，周與毛和而不同，表示自己的反對意見主要有兩次，結果，周只是盡職責之守小提建議，就惹來毛的大翻臉。”　　

為了證明“惹來毛的大翻臉”個謊言，梁衡刻意渲染道，在周提出“反冒進”之后：　　

第一、“　1957年10月9日　在八屆三中全會上毛的發言是《做革命的促進派》，說黨委應該是促進委員會，你們那么多人要組織促退委員會，我也沒辦法。將領導層分成“促退”、“促進”兩派，這就有點以分裂相威脅的味道，毛要翻臉了。”　　

第二、“1958年1月杭州會議、南寧會議，3月成都會議，毛對周逢會必批。這期間給毛煽風點火的主要有柯慶施等人。” 　　

那么，實際史實又是怎么樣的呢？　　

其一、1957年九十月間的八屆三中全會， 毛澤東的《做革命的促進派》講話，共講六點，只是第五點講了“去年這一年掃掉了幾個東西”，即一是多快好省，一是《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一是促進委員會。對此，毛澤東說：“我看國民黨是促退委員會，共產黨是促進委員會。去年那股風掃掉的促進委員會，現在可不可以恢復？如果大家說不贊成恢復，一定要組織促退委員會，你們那么多人要促退，我也沒有辦法。但是，從這次會議看，大家都是想要促進，沒有一篇演說是講要促退的。要促退我們的，是那個右派章羅同盟。至于某些東西實在跑得快了，實在跑得不適合，可以有暫時的、局部的促退，就是要讓一步，緩一步。但是，我們總的方針，總是要促進的。”（《做革命的促進派》）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2/30/content_2397587.htm　　

其中，根本就沒有涉及周總理。這就說明：梁衡所謂的“他毫不客氣地對周說，你“反冒進”，我是反“反冒進”的。接著就是一連串的追擊。周也萬沒有想到毛會這樣固執，這樣情緒化地處理問題”云云，根本就是胡說八道!　　

其二、薄一波認為八屆三中全會“是批評反冒進的開端。”并說，毛主席在杭州召開會議，“并指名道姓地批評了恩來等同志。”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8.html　　

    對此，在嗣后的南寧會議上，毛澤東的說法是：“在杭州會議上，我當著恩來發了一通牢騷。《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序言，②（②指寫于1955年12月27日的第二個序言。）對全國發生了很大的影響，是‘個人崇拜’，‘崇拜偶像’?不管什么原因，全國各地的報紙、大小刊物都登載了，發生了很大的影響。這樣，我就成了‘冒進的罪魁禍首’。”（《毛澤東傳》十九、發動“大躍進”(上)）　　

其三、關于南寧會議，薄老在書中交代：“　1958年1月6日　，毛主席到南寧,11日至22日主持召開了南寧會議，把批評反冒進推向了高潮。”　　

　　薄老講：“毛主席在批評反冒進的過程中，對柯慶施同志十分欣賞，一再提到柯　1957年12月25日　在上海市黨代會上所作的《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的報告。　1月15日　說：這個報告把中央許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同志不用腦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羅列事實。還說，“大家都要學習柯老”。16日，毛主席在大會上再次拿出柯文，當眾對周總理說：“恩來同志，你是總理，你看，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周總理回答：我寫不出來。毛主席接著說，上海是中國工人階級集中的地方，沒有工人階級建設社會主義的強烈激情，是寫不出這樣的好文章的。“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8.html
　　對此，薄老特別強調：“當時，大家心里在納悶，這到底是批評誰?少奇同志說：主席的批評是針對管經濟工作的幾個人的。　　1月17日　晚上　，毛主席約富春、先念同志和我談話，明確講到批評主要是對陳云同志的。周總理為顧全大局，在19日晚上作了檢討”，“并表示，他對錯誤負主要責任。”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8.html　　

由此可見，在此，毛主席根本就不是在為難周總理，而周總理作檢討，是為了保陳云。　　

這就說明：梁衡所謂的“在1月南寧會議上，毛說周是“促退派”，影響了各部委、省委的情緒，并舉著柯慶施的一篇鼓吹“躍進”的文章質問周：“恩來，你是總理，你能寫出這樣的文章嗎？”這已不只是翻臉，是很不給面子，甚至有點逼宮之態了”完全是信口開河地歪曲歷史！
　　其四、梁衡不知道的，薄老敘述：“　2月18日　，在北京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繼續批評反冒進，但氣氛緩和下來了。毛主席用比較平和的口氣說：南寧會議還是要放一炮的，我看不過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緊張。先念同志現在還睡不著覺，吃安眠藥，何必那么緊張。今后還是靠你們這些人辦事，此外沒有人。”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8.html　　

 其五、“3月，在成都會議上，毛主席作了六次重要講話，其中兩次談到批評反冒進的目的。　3月9日　說：反冒進是個方針性的錯誤，南寧會議提出了這個問題，有許多同志緊張，現在好了。談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的語言，做好工作，而不是不好混，我絕無要哪個同志不好混之意。　3月25日　又說：關于反冒進，我看以后不需要談了。如果從經驗上、方法上把它作為例子，那倒是可以的。這個問題不是個什么責任問題，重點是要用唯物論、辯證法來深入分析反冒進問題。”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8.html　　

由此可見，毛澤東不僅同周總理，而且跟任何人也根本就沒涉及什么“大翻臉”的問題，梁衡所謂的“周只是盡職責之守小提建議，就惹來毛的大翻臉”根本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謊言！

　　

（七）　　

評說1950年代的歷史，一般的反動分子把主要精力放在非難“大躍進”之上，而這個梁衡卻獨辟蹊徑，把發生“大躍進”之前、且緊密相連的“反冒進”問題作為重點，實施突破。　　

這個切入點，他選得好，很高明，有著承上啟下、四兩撥千斤之功效。這樣，通過謠言，妖言毛澤東錯誤指責周恩來“反冒進”，就給人以毛澤東頭腦發熱、將冷靜勸阻的周總理等人視為仇敵，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味蠻干冒進的問題由來已久的強烈印象。而后，順水行舟，只寥寥幾語就順勢全面徹底地否定了“大躍進”中的毛澤東。　　

這也正是《面對毛澤東錯誤指責 周恩來為何不翻臉》一文最險惡之處。　　

那么，周總理等跟毛主席“反冒進”之爭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幸虧作為主要親歷者，薄一波老前輩早就公開仗義坦言在先，使我們能在當下就了解了真相。　　

當年跟毛主席一樣，周總理也是主張我國發展是必須躍進的，甚至連“躍進”這個詞，都是周總理發明和首用的，大躍進也是由周總理提出和部署的（羅四夕：《探索真實的大躍進》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5/148830.html）。　　

只不過，周總理是在主張躍進過程中反對冒進，對以為冒進的指標進行壓縮，而毛主席是在反對冒進過程中主張躍進，對以為壓低的指標要求增加。這體現的就是八大所指出的：“黨的任務，就是要隨時注意防止和糾正右傾保守的或‘左’傾冒險的傾向，積極地而又穩妥可靠地推進國民經濟的發展。”　　

正因如此，才有可能出現“毛主席對各部修改后的方案是滿意的。但認為鋼產量指標還低”、“國務院敲定的糧棉生產指標，為毛主席所采納。發現1962年糧食產量指標為5300億斤(這是別人改的)，毛主席批示：‘五千億斤為宜。”　　

正如薄老所指出：“總之，1956年初到1957年初的反冒進，是我們黨依靠集體領導和集體智慧，成功地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現的重大失誤而載入黨的史冊的。”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2/7209388.htm　　

說到“反冒進”之爭，就必然也必須涉及到中共在1950年代的政治生態狀況。否則，就難以說明真相。　　

那么，1950年代的中共政治生態究竟是什么樣的呢，是否就如這個梁衡所說“毛澤東是開國領袖，是共和國的國父。新中國成立后他在全黨全國的地位如一家之長”、“全黨、全國上下已視毛為神”、“個人崇拜的推行，毛已開始喜聽頌揚逢迎之詞”呢？　　

不是的，絕不是的！對此，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陳述的史實一清二楚：　　

第一、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周總理提出了“專政要繼續，民主要擴大”的原則。　　

第二、鄧小平同志在八大作的《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回顧了七屆二中全會以來毛主席倡議制止歌功頌德和反對在文藝作品中夸大領導者作用等一系列正確指示之后，明確提出：“我們的任務是，繼續堅決地執行中央反對把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真正鞏固領導者同群眾的聯系，使黨的民主原則和群眾路線，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貫徹執行。”(《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235頁)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2/7209391.html　　

薄老的陳述是經過歷史檢驗過的事實！　　

正是有了這種“反對突出個人”的政治生態。所以，不僅根本就不存在著 “毛威望在身，大權在手，絕不會聽他的”和“任何一種反對意見，不用毛親自來說什么，輿論就可將其壓滅”的問題，有的卻是：尤其在退居二線之后，即便“毛親自來說什么”也不是很靈的了事件。　　

第一、反右斗爭就突破了毛澤東所規定的50萬人限制，形成了擴大化到600多萬人的錯誤。　　

第二、毛澤東不僅在“反冒進”中被說成是“冒進的罪魁禍首”，而且“大躍進”中又因為反“左”傾錯誤而被指責為“倒退”、“右傾”、“不要共產主義”、“富農路線”。 　　

      （八）　　

　1958年10月25日　金門炮戰剛告一段落，毛澤東在調查中察覺到了劉少奇等一線領袖，大搞“窮過渡”、大刮“共產風”的左傾錯誤已經嚴重泛濫后，隨即就從11月2日開始至10日召集部分中央領導人和地方負責人在鄭州舉行工作會議。　　

緊接著，又于11月21至27日在武昌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當即于11月28日到12月10日，就在武昌主持召開了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開始糾正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 “左”傾錯誤。（《毛澤東傳二十二、糾“左”的努力（上）》）　　

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0190/70192/4765698.html　　

1959年2月27日晚到3月5日下午，毛澤東于鄭州在專列上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28日的會議上，他說：“去年九月起，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我們的手伸得太長了，我們有個很大的冒進主義。”“我現在是支持保守主義，我站在‘右派’這一方面，我反對平均主義同‘左’傾冒險主義。”　　

對此，不少人想不通。于是，3月1日上午八時，毛澤東寫信給劉少奇、鄧小平等，建議會議再延長兩天。他寫道：“我可以這樣說，同志們的思想有些是正確的，但是我覺得我的觀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錯的，但是還不完善。有些觀點需要同志們給我以幫助，加以補充、修正及發展。”（《毛澤東傳二十二、糾“左”的努力（上）》）　　

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0190/70192/4765699.html　　

3月2日晚，繼續開會。毛澤東發表第四次講話，說：“頭一天我把炮一放，他們一晚不睡覺，心里硬是跳不轉，第二天就開始轉過來了。河南這些干部也是這樣，頭一天放炮，大吃一驚，彎子轉得太陡了。‘倒退’、‘右傾’、‘不要共產主義’‘富農路線’這些帽子都給我安上了。”　　

3月5日，毛澤東主持最后一次會議。在長篇的講話中，他強烈地表達糾正“共產風”的決心：“我現在代表五億農民和一千多萬基層干部說話，搞‘右傾機會主義’，堅持‘右傾機會主義’，非貫徹不可。你們如果不一起同我‘右傾’，那么我一個人‘右傾’到底，一直到開除黨籍。”（《毛澤東傳二十二、糾“左”的努力（上）》）　　

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0190/70192/4765700.html　　

1959年4月29日，他干脆直接寫了封給“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的《黨內通信》，強調要實話實說，要求把農業的幾個指標降下來。并自我解嘲道：　　　　

“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http://www.wyzxsx.com/User/User_Article.asp?ChannelID=1&Action=Show&ArticleID=7366　　

1959年7月，毛澤東又召開了的“廬山會議”專門反“左”，至8月后結束后，劉少奇等一線領袖卻趁著會議后期批彭德懷的東風，把反彭德懷右傾錯誤擴大化到了基層，隱藏起了反“左”傾錯誤，這個會議的本來主題。　　

 正因如此，盡管毛澤東此后十數次的苦口婆心、三令五申：《堅決制止重刮“共產風”等違法亂紀行為》、《徹底糾正“五風”》、 《永遠不許一平二調[1]》 《堅決退賠，剎住“共產風”[1]》、《反對兩個平均主義》……　　

可直到1961年上半年，“共產風”、命令風、浮夸風、瞎指揮風、干部特殊風的“左”傾錯誤也還在繼續著。　　

為此，　1961年6月12日　，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發表《總結經驗，教育干部》的講話，說出了“撤職、查辦”，“窮過渡”、“共產風”才真正停止。　　

正如薄一波強調指出：“如果不是毛主席從紛繁的事物中，找出人民公社問題的癥結所在，我們的事業就可能被‘共產風’所葬送。”　　

也正是由于在相當一個時期內，毛澤東說話不被重視，才出現了此后所謂的“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毛甚至說，不行他就重拉隊伍再上井岡山”。由此可見，那時毛澤東在中共領導集體中已被“民主”到了什么程度。　　

而這個梁衡所講的：“其時全國上下都在狂熱興奮之中，連一些嚴肅的科學家也在為毛的‘躍進’奇跡找科學依據。毛正在興頭上，黨的領導集團，甚至全國人民都在興頭上。只有周恩來、陳云等少數領導人清醒，他們能與毛翻臉而力挽狂瀾嗎？當然不能。周這時連話語權也沒有了”，則純粹就是無恥讕言！　　

而其所謂“經過從1959年開始的三年困難時期，最后那場“大躍進”的鬧劇以毛錯、周對收場；但并未見到毛有什么正式的自我批評，或對周的褒獎。經過這次較量，周已完全明白用翻臉的辦法解決問題是根本不可取的”，則更是自相矛盾的無恥讕言！　　

一是、世人皆知，是毛澤東，而不是別人在七千人大會上就“大躍進”中的“左”傾錯誤，作自我批評；　　

二是、連作者自己都說了，毛在1960年也不得不承認：“1956年周恩來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大部分指標，如鋼等，替我們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九）　　

既非親歷者，也不是專家，對于比較生疏的事情，敘述評論出現差錯，是情有可原的，然而對于眾人皆知的事情，敘述評論卻再三出現常識性的錯誤，其人究竟是水平問題，還是品德問題，這就令人費解了。　　

《面對毛澤東錯誤指責 周恩來為何不翻臉》的作者正是這樣一個令人費解的人。　　

“周恩來與毛的第二次大分歧是關于“文化大革命”。這是政治路線之爭。”　　

梁衡在做出了無中生有的結論后，還故作高深地講：“自1956年毛與周恩來、陳云在經濟思想上發生分歧后，漸漸又與劉少奇、周恩來等在政治路線上發生分歧，主要是對中國社會基本矛盾的分析和形勢的估計。先是對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運動）有分歧，直發展到對“文化大革命”意見相左。”　　

僅在這一段中，梁衡就又有兩個常識性的錯誤。　　

其一、1960年代，關于中國社會基本矛盾的分析和形勢的估計，周總理是同毛主席一致的。　　

1962年7月至9月, 在中央工作會議討論毛主席提出的階級、形勢、矛盾這三個問題時,周總理不僅強調：毛主席提出的三個問題五個矛盾,很尖銳、重要和適時,而且特別指出，階級斗爭具有長期性、復雜性。（《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462頁）　　

其二、在“四清”運動問題上，周總理是同毛主席一致、跟劉主席分歧。　　

一是、1963年5月18日，根據毛主席提議，周總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四清”運動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中共中央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即“前十條”)。　　

二是、“劉少奇以自己夫人在那兒的經驗為基礎，在一個公開集會上說，毛主席關于調查研究的理論今天已不再適用了，因為已過時了。他就這樣狂妄地吹捧自己。我主持了那次會議。我親耳聽到他說這種荒謬的話。以后我去彭真那兒，告訴他：“這些話不能在人民之中傳播，必須從他的講話中刪掉。”因此，（劉少奇的講話）最后以一個修改本公布了。”（《周恩來總理談文化大革命》）　　

 http://www.fyjs.cn/viewarticle.php?id=636177）。　　

三是、1964年8月5日，劉主席掛帥四清、五反指揮部后，頒布第二個《后十條》，明確地說: “我們應當而且必須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提到首要的地位。”同年12月21日，周恩來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卻強調：“在整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隨時都要注意把群眾的政治熱情和勞動積極性,引導到鞏固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生產上面去。”（《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509頁）　　

既然關于“四清”運動，梁衡是如此的胡言亂語，那么關于“文化大革命” 他當然也是如法炮制的。　　

其實，稍有常識的人即知：文化大革命中，中共最高層留下來還在工作的舊人，從來就沒有過“只有周一人了”的現象。講私交，早1920年代就跟周總理相識；論公誼，至少在延安時期就進入中共高層的舊人：　　

一是、八屆十一中全會有：毛澤東主席，林彪副主席，周恩來 、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 陳云常委；　　

二是、九大有：毛澤東主席，林彪副主席，周恩來、康生常委；　　

三是、十屆一中全會有：毛澤東主席，周恩來、康生、葉劍英副主席，朱德、董必武常委；　　

四是、十屆二中全會有：毛澤東主席，周恩來、康生、葉劍英、鄧小平副主席，朱德、董必武常委。　　

可梁衡卻在說明“文化大革命”中劉少奇“連他這個主席也不能自保”后，危言聳聽的胡說八道：“最高層唯一保留下來還在工作的舊人就只有周一人了”。　　

不僅如此，接下來，梁衡更是謊話連連：　　

其一、“和1956年處理經濟問題不一樣，這次毛批準成立了一個“文革小組”，凌駕于黨中央、國務院之上。周這個總理對“文化大革命”的反對已不能再有任何正面表達。他所能做的只能是借有限的權力辦兩件事，一是盡量保護老干部”和“二是抓生產。”　　

其二、“周的地位已排到林彪之后，而江青又因其特殊的身份常在毛面前撥弄是非，陷害、刁難周，甚至設計摧殘他的身體。毛既離不開周，但又對周不放心，一度還曾掀起一個“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小高潮。周對此心知肚明，但他更是連一點點翻臉的資格和條件也沒有了。”　　

那么，實際史實又是怎樣的呢？　　

一是、1966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直接隸屬政治局常委會。而且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后，作為首位常委，周總理實際分管了“中央文革小組”，周總理參加的多數公開場合，都是帶著康生、陳伯達和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的頭面人物出席的。它怎么就凌駕于黨中央、國務院之上了呢？　　

二是、人們常說，周總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嘔心瀝血，那時的內政外交、經濟軍事、生產生活，方方面面少不了他，就是這梁衡也在后面例舉了一串。他老人家怎么就只辦了“盡量保護老干部”和“抓生產”這兩件事了呢？　　

三是、即便是在審判時，也不曾采信過江青“陷害、刁難周，甚至設計摧殘他的身體”之說。　　

四是、周公是孔子的偶像，評孔子必然而且必須涉及到對周公的評價。這是起碼的常識！至今也沒有證據證明“批林批孔批周公”是影射周總理的。　　

（十）　　

“現在回頭看，周的經濟思想和對“文化大革命”的抵制都是對的。也許我們會說，梁漱溟不是在國務會議上因農村政策和毛拍桌子翻臉了嗎？馬寅初不是因人口政策與毛公開翻臉了嗎？彭德懷不是因“大躍進”問題和毛在廬山吵架公開翻臉了嗎？他們都落得一個錚錚鐵骨的好名聲。周當時為什么就不能也來個拍案而起、分道揚鑣呢？省得后人一再議論，背一個逆來順受或更有不理解者曰之為“虛偽”的罵名。”　　

這是作者梁衡在“二、翻臉要計算成本和效果”的論證中，煞有介事的開場白。著實令人莫名其妙，不知他的話從何說起、由何而來。　　

第一、舉世皆知，“文化大革命”是政治局擴大會議研究決定的，周總理何曾抵制過？即便是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官方也從未有此一說。　　

第二、梁漱溟不是在國務會議上和毛拍桌子翻臉了，而是在1953年9月的全國政協常委擴大會議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擴大會議上受到批評后，頂撞了毛澤東。1980年代，梁漱溟感傷地說：“當時是我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故世已經10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http://cpc.people.com.cn/GB/85037/8088909.html　　

第三、毛澤東早年就主張節育，他從未批評馬寅初。相反，最早提出“計劃生育”這四個字的，恰恰就是毛澤東。　　

http://www.wenming.cn/ll_pd/mgc/201111/t20111124_398898.shtml　　

第四、彭德懷確實是因“大躍進”問題和毛在廬山吵架公開翻臉了，可結果呢，反倒是給了劉少奇等以可乘之機，將毛澤東的反“左”主題扭轉成了反右傾，乘勢推廣全國，遏制了毛澤東反“左”運動的勢頭，最終促成了“三年困難時期”。　　

第五、除了一小撮反動分子和糊涂蛋之外，至今我國廣大人民從沒議論說過周總理什么不是，更沒讓他老人家背一個逆來順受或“虛偽”的罵名。　　

更為荒謬絕倫的還是梁衡所給出的“翻臉要計算成本和效果”的答案：“周不是一個普通人，是一國總理，背負著一個國家，八億人口。他要考慮后果。如果硬來也行，但那將是兩種可以預見的結果。”　　

且不說此前他所謂“周雖手握真理卻無實權”的這么個“一國總理”，轉眼間就“背負著一個國家，八億人口”了，而其余包括執掌軍隊、手握實權的彭德懷在內，都是無關的普通人，這樣的說辭是多么得荒唐，單就梁衡所謂“兩種可以預見的結果”來看，就是自相矛盾、前后矛盾：　　

其一、既然能有“第二，周可以將自己的不同政見公布于社會，并說服一部分高級干部和群眾追隨自己，用票決的辦法逼毛表態。以周的威信和能力也是能拉起一股力量，形成一派甚至一黨的”，那么怎么可能有“第一、毛以絕對權威，像對劉少奇那樣將周當即徹底打倒，甚至進行人身迫害”之說呢。　　

其二、既然他梁衡在前已經說 “這時全黨、全國上下已視毛為神，任何一種反對意見，不用毛親自來說什么，輿論就可將其壓滅”，那么怎么可能還有“第二，周可以將自己的不同政見公布于社會，并說服一部分高級干部和群眾追隨自己，用票決的辦法逼毛表態”之談呢！　　

為了強詞奪理證明“以周的威信和能力也是能拉起一股力量，形成一派甚至一黨的。但這樣的結果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分裂，接著是國家政權的分裂。兩派、兩黨甚至是兩個政權長期的對峙斗爭”這么一個荒誕無稽的結論，梁衡不惜妖言惑眾：“這不只是一種設想，事實上，有人曾問過總理，你為什么不站出來公開反對？周說那將會使黨分裂，后果更壞。據說劉少奇也說過同樣意思的話：在那種情況下只有積極建議，爭取把錯誤降到最小，如果意見不能被采納，就只能跟著走，一起犯錯誤，將來再一起改正。這比分裂的損失要小得多。”　　

這里的問題：　　

一是、“有人曾問過總理”，究竟何人，倒是哪一位？　　

二是、“據說劉少奇也說過”，據誰說，哪證明？　　

三是、空口無憑怎么就能“相信，當時的周、劉等一批革命家是認真考慮過翻臉的成本的。不翻臉，是兩害相權取其輕，是不得已而為之。”。　　

梁衡如此所為，就如同逃上威虎山的灤平一般，吞吞吐吐，必定不是個“綹子”，是個“空子”！　　

他一定是忘記此前自己所言：“當新中國成立之時，毛澤東走過萬水千山，經歷千難萬險，已被全黨接受為列寧據稱的“領袖”。他所以能力排眾雄，越過陳獨秀、瞿秋白、王明、周恩來、張聞天，一路大踏步走來，獨領風騷，只因一條：就是實踐檢驗，在無數次的流血、失敗中，只有他的意見屢屢正確，一試就靈。從具體的戰斗、戰役到與國民黨斗法、與美國人斗法、與斯大林斗法，都無不鎩其羽，而揚我威。”　　

確實如此！歷史不是沒有給其他領袖機會。不要忘記，　　

第一、當年的革命領袖，多曾如《水滸傳》中的好漢一樣，各占山頭、割據一方，只因為被蔣介石打得無路可逃，才不得不輾轉投靠毛澤東、投奔陜北的！　　

第二、當年在毛澤東麾下打遍天下無敵手的林彪，最后倒是跟毛澤東翻臉了，也如梁衡所愿果然“拉起一股力量，形成一派”了，結果不是折戟沉沙了嘛。　　

所以，讓蔣介石的手下敗將，拉起隊伍同毛澤東爭天下，還形成兩個政權長期的對峙斗爭，這只能是存在于精神病和弱智者頭腦中的異想天開。　　

（十一）　　

這個梁衡就是莫名其妙，也不知他對周總理，是愛、還是恨，是贊、還是罵。　　

說他是在贊吧，他卻在“三、隱忍克己，為國為民”中，再一次不顧史實把周總理描述成了毛澤東俯首貼耳的奴婢：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有一句發自肺腑的名言最能體現他當時的心態：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于是我們看到兩種情景。一方面，周在毛的權威面前，俯首貼耳，不置一辭，為毛留足面子；另一方面，又留得青山在，好為國為民多燃點光和熱。”　　

可要說他是在罵周總理吧，似乎又冤枉了他。因為接下來，這個梁衡又開始無中生有地為周總理喊冤叫屈、謠言惑眾了。　　

第一、他杜撰出了個對周總理的建議“毛不理，并隨之將劉也打成叛徒。后來又重翻“伍豪”舊案，借國民黨報紙的謠言影射周當年在白區也曾自首。這兩件事都是歷史上早已搞清、定案的事。周極憤怒，但他還是忍了。”
　　第二、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林彪的資歷遠在周之下，周深知他在歷史上的表現并不堪任黨的第一領袖，但毛把他選為接班人，把周排在林后，為林服務，這個周也忍了。”
　　第三、他信口雌黃：“高層中，劉、鄧是“文化大革命”的阻礙，已陸續被清除，下一個目標已是周，于是毛借“批林批孔”又加上一個“批周公”，其意直指總理。“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毛甚至說，不行他就重拉隊伍再上井岡山，這與上次說“促進、促退委員會”一樣，還是以分裂相威脅。這，周也忍了。”　　

第四、他危言聳聽：“江青更是親自出馬或發動親信攻擊和刁難總理，甚至要總理給她改詩，專趁總理輸液時要去談工作，想盡辦法折磨總理的身體。這些周都忍了。　　

然而，歷史的本來面目卻原來是這樣的：　　

其一、1968年，北京大學的一位學生寫信反映“伍豪事件”，毛主席于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　親自在信上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的污蔑。”對此，周總理有何可忍的呢。　　

其二、　1972年6月23日　中央召開的批林批孔整風匯報會上，毛主席要周總理講一講“伍豪事件”，周總理就作了一個題為《關于國民黨造謠污蔑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真相》的報告，這個報告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會議處錄音記錄，然后根據錄音整理出一份文字記錄。根據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決定，這個報告記錄要由周總理簽字后把錄音、文字記錄稿和所有的相關資料存入中央檔案館，并發給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黨委存檔，以防將來有人再舊事重提。周總理根本就沒有“還是忍了”！http://www.xiexingcun.com/zhouenlai/3-zelzhsy005.htm　　

其三、林彪之前，劉少奇、尤其高崗的資歷也遠在周總理之下，可周總理都曾排在他們之后，卻從不曾因此而憤憤不平，更無所謂“忍了”。　　

其四、林彪為接班人，是周總理推薦、并親自做通林彪思想工作后，由中央集體決定的。在“八大”領袖中，林彪年齡最小、戰功最大且與周總理有師生之誼。當時之勢，于公于私，周總理也該力薦林彪接班，怎么可能是“也忍了”呢。　　

其五、把“批林批孔”運動中的“批周公”曲解成“批周總理”，這是當年別有用心之人搞的文字獄，現在還拿出來騙人真乃貽笑大方。還不如編個新文字獄：當年毛澤東“評水滸批宋江”是在批宋慶齡呢。周總理何忍之有呀。　　

其六、人所共知，作為翩翩君子，周總理在文藝人士中極受愛戴。明星出身的江青，自然也同周總理的關系非同一般。早在延安時期，他們就交往過密。建國之后，江青之所以從一個處長一躍而成部級的五大秘書之一，主要就是周總理鼎力提攜的結果。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更是離不開周總理的幫助。近年的電視劇《解放》已經公開了轉戰陜北期間，毛主席專門指派江青護理周總理的史實。在這種情況下，還散布所謂江青“陷害、刁難周，甚至設計摧殘他的身體”和“想盡辦法折磨總理的身體。這些周都忍了”的謠言，真乃恬不知恥也！　　

                    （十二）　　

 梁衡如此不厭其煩地編造“這些周都忍了”的謊言，無疑會給人以周總理只不過是一個很能忍的名利之徒罷了的印象！　　

誰能說得清，他這是在愛、還是在害周總理吧。　　

又豈止如此，接下來，這個梁衡更是不顧常識地篡改歷史、謠言惑眾，不僅自己近乎到了肆無忌憚、無所顧忌的癲狂程度，而且也將周總理置于了貪天之功、據為己有之地步！請看：　　

“現在回頭看，在總理忍氣吞聲、克己為國的心態下確實為黨為民族干了許多大事。舉其要者，1958年“大躍進”后，他主持三年調整，醫治狂熱后遺癥，拯救了國民經濟。“文化大革命”中，他親自指揮，處理林彪叛逃事件；他抓革命促生產，維持了國民經濟最起碼的運轉，并且還有一些較大突破，如大慶油田的開發等；他抓科技的進步，原子彈、氫彈、衛星實驗成功；他抓外交的突破，“文化大革命”中中日、中美建交；等等。還有一項更大的成功是在召開四屆全國人大時，他促成了鄧小平的復出和一大批老干部的重新起用” 。　　

如此大言不慚，周總理他老人家在天之靈也在怒斥梁衡：“不須放屁！”　　

一、因為即便是《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也是說：“一九六○年冬，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并且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隨即在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執行了一系列正確的政策和果斷的措施”。　　

二、因為舉世皆知：大慶油田開發于1959年，而我國原子彈成功爆炸是在1964年10月16日，是毛澤東主導的乒乓外交開啟了中美關系、中日建交。　　

三、因為從江澤民到胡錦濤，都強調指出，周總理“他協助毛澤東同志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團妄圖奪取最高權力的陰謀”（《江澤民在周恩來同志誕辰10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決策積極促成和落實鄧小平同志復出并主持中央工作”（《在紀念周恩來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　　

置這些婦孺皆知的起碼常識于不顧，無限夸大周總理在“文化大革命”的作用，把所有的好事都說成是周總理一人所為，這個梁衡意欲何為呢？　　

其目的，就是為了結尾：“我們設想，如果1958年總理翻臉，甩手而去，也許三年困難時期那一道坎國家就邁不過去。而在“文化大革命”之亂中，如果總理翻臉而去，就正合林彪、江青之意，他們會更加大行其亂。”　　

梁衡此言無異于癡人說夢呢！且不說，三年困難時期那一道坎根本就是毛主席帶領人民排除干擾戰勝的困難，單就說即便是設想1958年翻臉，那主角也該是劉主席，也輪不上周總理。　　

而從此以后，周總理就義無反顧地一心一意跟著毛主席干革命、搞建設，奮斗到底！所以，梁衡關于“文化大革命”總理翻臉的設想，也只能是存在于精神病和弱智者頭腦中的天方夜譚。　　

                      （十三）　　

令人奇怪的卻是，狐朋狗友們為什么非要喋喋不休周恩來與毛澤東翻臉這么一個偽命題，引得梁衡編造出了《面對毛澤東錯誤指責 周恩來為何不翻臉》這么一篇黑文，惹來了俺老人家這么一通臭批呢？　　

通過梁衡文中的交代，我們得知：他的狐朋狗友是以文痞為主。如季羨林老先生，自己明知住的是比農民住家不知好多少倍的干校新房、每月拿著比農民兩年的收入還高、都不好意思告訴人家的工資，盡管當時表現得比誰都忠于毛主席，可一旦時過境遷卻怨恨起毛澤東讓他蹲牛棚了。　　

就是這么一群自命清高、患得患失、忽左忽用、追趕時髦的文人墨客，同那些沒有改造好的走資派同流合污，他們泄私憤、圖報復，在毛澤東去后要不斷抹黑著毛澤東。可是因為他們心知肚明：當代中國，毛澤東在人民中的威望如日中天，憑著他們企圖抹黑，無異于蚍蜉撼樹！只有利用僅次于毛澤東威望的周恩來或許還能蒙蔽一批人。　　

無奈，周總理早就防著他們這一招呢！病重期間，正因為擔心身后有人打著他的旗號反對毛澤東，敗壞自己的名譽，周總理不僅再三叮囑身邊工作人員以后不要在他的相片上打叉，而且為防止有人利用他的話反對毛主席，始終忍著劇痛、一聲不吭、不留只言片語、甚至連骨灰都不留。這就使得老謀深算的葉劍英元帥空等一場，佩服得五體投地。　　

盡管如此，畢竟周總理已去，也并不能完全阻擋住那些不逞之徒利用他老人家抹黑毛主席的狼子野心。于是，1950年代的“反冒進”和“大躍進”、1960年代的“四清”和“文化大革命” 和1970年代毛主席批評周總理指導外交工作出現的錯誤、“批林批孔”、“評水滸”和周總理治病住院等等，總之，一切周總理經歷的事情，都被他們絞盡腦汁、歪曲事實、做足文章。　　

即便如此，畢竟周總理沒有留下任何可資他們直接用于抹黑毛主席的只言片語，這就使他們不能不產生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遺憾！　　

個中緣由，曾身臨其境的葉帥等人心知肚明，可如季羨林老先生之流不入品的幫閑文人哪能知曉。自然而然就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提出：《周恩來為什么不敢與毛澤東翻臉？》這樣的偽命題，百思不得其解啦！　　

其實，這個問題的求解比一元一次方程還簡單呢，只不過是文痞們不懂數學罷了。　　

領袖多是在救國救民、強國富民的奮斗中，是在失誤失敗的教訓中成長進步獲得成功的。周總理也是如此，包括南昌起義在內，周總理的幾次重大失誤給事業造成的損失也是重大的。尤其是跟著博古的左傾路線和指揮五次反圍剿失敗、追隨王明鼓吹“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隨著劉少奇大搞“窮過渡”、大刮“共產風”，在給事業造成嚴重損失的同時，也極大地傷害了毛主席個人。然而，周總理他老人家的偉大之處就在于：知錯即改、有錯必糾！　　

正是通過“皖南事變”，周總理徹底認識到了在戰爭年代，任何情況下，唯有毛澤東思想才是救國救民的根本所在，從此全心全意地跟定了毛澤東、堅定不移，直到勝利！　　

正是通過“三年困難時期”， 周總理真正覺悟到了在建設時期，任何情況下，只有毛澤東思想才是強國富民的根本所在，從此一心一意地跟定了毛澤東、義無反顧，直到永遠！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正是由于周總理有著知錯即改、有錯必糾的偉大，所以也就贏得了毛主席的惺惺相惜，批評與自我批評、不棄不離、始終如一。　　

由此，從公從私，周總理都不應該、也不可能跟毛主席翻臉。　　

真正熱愛我們周總理，且被有關周總理跟毛主席離心離德之類謊言所迷惑的同志，請你務必牢記周總理的一句話：　　

“因為他們要打倒我，他們就不能說我緊跟毛澤東思想。他們必須說我反對毛主席。他們整理了我的言論和講話，并斷章取義地證明他們的觀點。”（《周恩來總理談文化大革命》） http://www.fyjs.cn/viewarticle.php?id=636177　　

記住了周總理的話，也就知道了：編造周總理反對毛主席的人，正是企圖打倒周總理的人。　　

山野之人、孤陋寡聞、不知梁衡，歲末年初、村務繁忙，無暇細尋，然以“毛于黨于國，功比天高，但難免霸氣逼人，后又鑄成大錯；周為國為民，竭盡綿薄，總是隱忍負重”這段文字研判，梁衡此人似無惡意，只不過是基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論調，在同幫閑文痞廝混時聽了些歪理邪說，便以文人的臆想形成了《面對毛澤東錯誤指責周恩來為何不翻臉》這篇破綻百出的黑文。所以，他自然也就不同于為老不尊的胡賊績偉、賣身求榮的茅賊于軾、不知好歹的小賊騰飛之流。可畢竟其黑文影響之惡毒并不遜于那些反毛分子的桀犬吠堯。故，凡我同志，應口誅筆伐共討之！　　

而中共對華國鋒的重新評價則表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已經被打開了缺口。　　

同志們，大家加油，努力、再努力吧！須知：將強加在毛澤東身上的不實之詞徹底清除之日，才是我中華民族浴火重生、一飛沖天，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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