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擴大化”與“政治機會主義同盟”的形成——談談“黨史造謠學”的方法論基礎

老田

在黨史國史研究中間，存在著一種支持“黨史造謠學”的特殊方法論，在這種方法論中間，對于歷史和政治事件的分析，僅僅關注最高決策層的偏好與社會政治現實之間的“因果鏈條”，而刻意地把當權派出于自身利益和意愿形成的“政策過濾機制”和社會結構的作用排斥在觀察視野之外。在這種方法論指導下產生的所謂研究成果，無一例外地告訴人們：所有的政治和歷史事件的原因都唯一地與最高領導人的偏好和政策相關。正是排斥了當權派的過濾機制和社會結構這兩個重要觀察層次之后，才會有所謂的“總設計師”這樣的概念產生，這個詭異的概念濃縮了一種畸形的政治歷史觀——所有的歷史政治事件背后只存在著唯一的推動者（往往是某個高官的偏好和意愿）。

要對黨史造謠學進行撥亂反正，需要立體地擴大觀察視野，研究不僅需要觀察最高決策層的政策和策略層面，還需要把“當權派的過濾機制”和社會結構的影響包括進來。本文以反右擴大化運動為例，具體地揭示出政治和歷史事件背后的多種動力和多重推手。毫無疑問，反右運動是毛澤東決策的，這是第一個觀察層次；要全面理解反右擴大化，則需要結合當權派自身的利益和意愿而產生的過濾機制，這是第二個觀察層次；還需要觀察一種最底層的官民互動之間形成的特殊社會結構——由“壞干部+假積極”組成的“政治機會主義同盟”，這是第三個觀察層次。沒有后兩個層次的觀察，就無法準確理解反右運動如何擴大化的、以及反右擴大化的后果又究竟是怎樣的。

一、黨史造謠學常見的方法論——領導者的偏好和決策是歷史和政治事件的唯一動力

對于1957年反右運動擴大化問題，黨史造謠學提供的解釋是：毛澤東的反右決策導致55萬人被打成右派。在這個問題上，自由派和官學機構推銷的觀點是：由于毛澤東本人的好惡決定了對右派分子（其中很多是知識分子）的過度打擊，在反右過程中間把他們確立為階級敵人，所以，毛澤東的個人偏好是反右運動的原因和動力。一些左翼網友則反過來，強調反右運動是由鄧小平領導進行的，是彭真發明了“按單位下指標”的方法然后鄧通過書記處貫徹下去的，因此，鄧彭為首的官僚系統要為擴大化負責。這兩種解釋方法中間，有著共同的不足：把反右擴大化這樣的重大政治運動，僅僅從最高決策和執行層次給出解釋。

把一切重大的政治和歷史事件的原因，追溯到最高決策層的政策和決策上，這樣，研究歷史和政治事件的發生原因和動力，就只需要把眼光收斂到一個唯一的“最高權力中心”周圍就可以了，而與歷史政治事件緊密相關另外兩個重要維度——“當權派控制的條條塊塊”和“社會結構”（底層的權力和話語權分配份額），都被排斥在觀察視野之外。這種以唯一的權力中心決策來解釋歷史和政治的方式，在中國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在1980年代“非毛化時期”發展壯大起來的。正是在“非毛化時期”，否定了“階級斗爭為綱”，還同時不容許講“路線斗爭”，這樣，最高權力中心的政策和策略，就成為共產黨歷史和新中國史研究中間唯一需要剖析的“因果鏈條”。

就學術視野而言，階級斗爭為綱意味著“社會結構的重要性”——精英和平民擁有什么份額的話語權和政治權力意味著不同的執行力和后果，而路線斗爭的學術視野則意味著“當權派”是非中立的，這樣，觀察歷史和政治事件的起源和演變，就需要把眼光擴大大三個層次：社會結構的不同、當權派自身的意愿，然后才是政策和策略。非毛化時期發展起來的黨史造謠學，在終結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下，取消了對于社會結構的觀察，同時也取消了當權派自身利益和意愿對于政策執行的“過濾機制”，這樣，黨史國史的研究和觀察就唯一地與領導人的個人意愿和偏好聯系起來了。這種歷史觀的形成，本身是政治需要的安排，原本是官學機構里頭的學官們所宣揚和堅持的，現在，很多自由派學者則接過了這根“接力棒”并發揚光大了。饒有諷刺意味的是，一個真誠的自由派，原本是極端反感權力壟斷和少數人控制多數人命運的，但是，在研究和闡釋歷史和政治事件的時候，很多自由派學者卻反過來，堅持把歷史和政治事件的原因和動力歸結為“個別人的偏好”。在1980年代之后的中國學界，自由派學者非常賣力地宣傳和闡釋所謂的“個人崇拜”——也就是說，用一個人的意志和愿望去解釋億萬人的動機和行為，這種解釋模式是一種徹頭徹尾的“法西斯想象力”——除了個別人之外其他人的意志、行為乃至于環境都喪失了解釋價值，歷史和政治事件必須而且需要一種“高度集中”的解釋方式。

這種由官學機構發明并由自由派壯大的歷史觀，是黨史造謠學的主要方法論基礎之一，這樣建立起來的“線性因果鏈條”，把社會結構和當權派自身的利益和意愿排斥在觀察范圍之外，而且，由于決策過程的檔案資料開放程度過低，這種解釋模式非常有利于造謠。只要發現某個領導人的只言片字，與某個政治事件和社會過程具有相關性或者相似性，就可以把這些材料排列在一起，以“短平快”的大躍進速度寫出一篇所謂的“論文”來，《炎黃春秋》雜志的絕大多數文章，都是這么寫的。

二、反右“擴大化”的三種常見機制與“政治機會主義同盟”的初步形成

需要仔細觀察反右運動的發動及其在當權派主導下的實際執行過程，才能夠看到反右運動的決策和執行過程中間的不同層次的推動作用來源。從幾個人被打成右派的具體事例，可以看到熱衷于“擴大化”反右背后的動力機制。

1957年朱镕基是國家計委常務副主任的秘書，在當時是一個很了不得的“處長級”干部，他之所以被打成右派，并不是因為他本人有什么右派言論，而是因為他觸犯了計委主任、副總理李某的逆鱗。朱镕基作為秘書知道一些李主任與女秘書的色情往來，還在一定范圍內傳播了這些事情，由此遭到李主任的嫉恨。反右運動定案時期，朱镕基所在的黨小組張書記認為他沒有什么右派言論，按照政策不能劃成右派，李主任不愿意了，親自找到張本人對他說：從行政來說我是副總理你是局長，我說你聽；從黨組織來說我是計委黨組書記你是下屬支部書記，下級服從上級，我說了你就辦，朱镕基必須打成右派。這樣，朱镕基就成了一個右派，因此而受到處分降級降薪。從朱镕基被打成右派的過程看，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左和右的問題，完全是因為“長舌婦”行為觸犯了大官，因為遭到報復，其實就算是沒有反右運動，大官給小官穿點小鞋也是隨時可以的。這是反右的第一種“擴大化”機制，被打成右派的個人僅僅是“得罪”了大官個人而已，結果被穿了小鞋。

在北京政法學院中間，院長錢端升與黨委書記有矛盾，結果在反右運動中間院長被書記打成了右派。錢端升的批評意見僅僅針對本單位內部的權力分配問題，并不涉及宏觀政治態度，錢的主要言論是：“（1952年）九月中，戴錚、劉昂等三位同志來校，……也產生了黨對我職權尊重不夠的情況，這點可以檢查一下。此時訓練班的型已定下來了，作風以革大的為主。……嚴景耀同志出國到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回來作了報告，報告后黨內立即匯報，并且黨委發現這一情況也沒有按知識分子政策去糾正，這也是宗派主義的遺風。……人事處的工作整個都帶有神秘性，這不對。開始時張蘇同志曾對我說，要搞好工作必須抓人事工作。但我抓很困難，武振聲、王潤同志并未能體會張蘇同志指示的精神。我對人事處談的事往往無下文，對我職權不尊重，這可能與王潤同志的宗派情緒分不開。……五三年初劉裕中曾提過有革大的經驗主義，當時對他這種說法大加批判，由于認為過去不錯，因而就可以不學，不懂裝懂，保留了拖拖拉拉的游擊作風。”【《錢端升在北京政法學院教授座談會5月29日會議上的發言》，中國政治法律學會資料室編《政法界右派分子謬論匯集》北京法律出版社1957年，第39-44頁】錢端升的批評發言中規中矩，完全按照毛澤東開門整風的要求，去批評共產黨干部中間的“三個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雖然錢端升沒有超越政策和領導人的號召，但是，錢端升卻指責了一些“黨員干部”以“黨的領導的名義”行壟斷權力的事實。原本按照共產黨的傳統，干部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應該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來搞好團結，而不是一方把另外一方打成壞人來鎮壓下去，此種違犯共產黨黨紀和傳統的“反右派”行為的背后，隱含的是權力之爭，實際上不涉及誰反黨而僅僅涉及“誰說了算”的權力分配份額問題，書記借助于反右運動方便，把自己的對手打下去了。這種反右派的擴大化，本質上只能解決單位內部的權力再分配，解決“黨員干部”和“非黨員干部”誰說了算的問題，反右之后書記比院長權力更大，這與政治上的左右也沒有任何關系。這是第二種“擴大化”機制，解決的是當權派內部的權力再分配問題，被打成右派的人士喪失了權力競爭者的合法資格。

1957年科學院經濟所里發生爭論，而新來的代理所長孫冶方（上面有著中宣部、中科院黨委以及團中央刊物《中國青年》雜志介入），與群眾中間的“馬屁精”（例如吳敬璉）緊密結合，把原本處于權力中心的狄超白、林里夫等人作為右派打下去，這樣，新的代理所長不僅獲得更高的個人權威，而且還通過提拔吳敬璉這樣的“馬屁精”積極分子，在自己的外圍構筑起構筑起一道非常鞏固的防線：使自己成為不受群眾輿論批評和監督的絕對領導。吳敬璉這樣的“馬屁精”式的積極分子，他下跟新所長的步伐和意愿，上乘中宣部、中科院黨委和團中央刊物支持的東風，把林里夫、狄超白等比較正直的研究員和所領導打成了右派和反黨集團，這樣，就方便了新所長在經濟所建立起“一言堂”，此后，所有的研究員都變得膽小謹為，時刻檢點著自己的言行，任何人都需要防止被吳敬璉這樣的積極分子“偷偷記賬”和機會一來就向所長“打小報告”。就這樣，孫冶方所依賴的積極分子就成為一種時刻起作用的“線人”，在“線人”的眼皮底下，任何人都需要穿起“防護衣”并戴上“假面具”過日子。

雖然1957年毛澤東講對于人民內部矛盾要通過說服而不是壓服來解決，而經濟所的爭論正是一個典型的“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按照共產黨的傳統和毛澤東的講話要求，正需要通過“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予以合理解決；但是對新來的代理所長孫某人來說，把那些在本單位內部“有權有勢”的人物當做右派打下去對自己更有利，甚至，把這些人打成右派之后，再用起來會“更順手”，這樣，壞干部與假積極在這個“小算盤”上取得了高度一致。當然，“壞干部+假積極”的結合是不穩固的，到了1964年的四清運動期間，吳敬璉又在更高層級的“壞干部”于光遠的直接領導下，成為“棍子”和“打手”來批判孫冶方的修正主義謬論。雖然批判的對象總是在變，但是，為了政治投機而在大官的指使下損害他人正當的人身權利和政治權利的投機手法則不變，假積極的一個基本特點是不問是非，唯一的標準是誰的官夠大，跟著誰去批判別人撈到的利益夠多。吳敬璉在后來的回憶文章中間，為了粉飾自己不光彩的過去，把自己在反右和四清期間的不光彩表現與康生和陳伯達、甚至是與毛澤東聯系起來，我們今天即使從最善良的愿望出發，假定吳敬璉所說的完全是真的，顯然，康生、陳伯達等人濫用權力基礎，也是需要通過吳敬璉這樣的“假積極”和孫冶方這樣的“壞干部”（不問政策和是非，僅僅跟隨上峰的指揮棒，或者還有自身的權力需要）群體構筑起來的。沒有每個單位每個基層的“壞干部+假積極”這個政治機會同盟，從自身需要出發“積極主動地起作用”，一個具有明確政策“杠杠”的反右派運動，是不可能擴大化到如此荒謬地步的。

吳敬璉的案例是最有代表性的案例，品德敗壞的當權派和馬屁精式的政治積極分子，在反右過程中間公開地結合起來，打擊正直的人士，壓制批評意見，這種“擴大化”的直接后果是當權派在本單位內部變成了絕對的存在，任何人都不能批評，干部由此脫離了群眾的監督，共產黨的老傳統“批評和自我批評”就成為擺設。反右之后，當權派的特權和濫用權力行為，由此不再受到自下而上的制約，權力的壟斷性加強，群眾的政治地位下降，單位內部的政治風氣變壞，到文革前夕，在單位內部批評書記乃至于批評一個普通黨員，都有可能被扣上“反黨”的帽子。反右擴大化的政治后果，是把真正的左派當成右派鎮壓下去了，這不僅惡化單位內部的政治氣候，而且把有可能促進管理民主、監督干部濫用權力的“左翼”力量徹底鎮壓下去了，結果是喪失了自下而上地改進管理并促進民主化的基層健康力量。溫鐵軍根據自己的經歷指出：“1978-1979年我參與平反改正落實政策工作，主要任務是寫右派平反報告，由此就有機會詳細看了158份右派檔案，發現當年的很多右派其實是左派，很多打擊右派的人卻是極右派。”【溫鐵軍：《全球資本化與制度性致貧》，轉引自三農中國網站

http://www.snzg.cn/article/2011/1120/article_26333.html】

柳紅是一位長期致力于研究經濟學界的名人及其顯要事跡的專門家，她事后評估1957年經濟所反右派的后果后指出：“今天可以肯定的是，因為經濟所狄超白、林里夫被打倒，以及其他人因為‘狄、林反黨集團’被整肅，破壞了中國經濟學界的正常傳承，使得經濟所的歷史大相徑廷。”【柳紅：《人性的光輝——記1956年胡耀邦接待中國科學院經濟所四位青年》，載《經濟觀察報》2011年4月18日】在孫冶方代理經濟所所長期間，吳敬璉這樣的政治投機分子得到提拔和重視，對于經濟學研究事業的損害是非常嚴重的，這其實很好理解：既然政治投機和緊跟領導已經成為政治和經濟利益獲取的主要途徑，那么，嚴肅的學術研究工作就成了“費時費力”的高投入低產出事項不值得為之付出努力了。正是出于政治投機的需要，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間初步形成了“壞干部+假積極”的政治機會主義同盟，還是隱而不彰地潛藏在每個單位內部，只是在小范圍內部為人們所知曉；而1958年的“高產衛星”明顯是掌握話語權的知識精英諂媚權力精英“政績需要”的結果，這是公開在全國人民面前的拙劣表演，是中國政治場域中間“黨閥與學閥相結合”雙頭同盟的閃亮登場。（老田曾經專門寫過一篇文章說，如果政治場域無法避免謊言的話，還是選擇喜歡“畝產萬斤”這種低劣的政治謊言，因為謊言越是低劣，就說明編織謊言的“投入越小”。）

奧塔·希克在分析蘇聯和東歐國家政治狀況時指出：“只有那些長期能迎合最有權威的首長的人，那些會欺騙人民、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不惜一犧牲一切的人，那些能對現實的和潛在的政敵采取斷然態度（通常稱為‘階級立場’）的人，才能在政治方面飛黃騰達，才有可能晉升到最高職位。正是這種能力和特性被評價為堅定地、不妥協地保衛社會主義的表現，另一方面，如果過分地顯露自己的感情，就會被當作小資產階級的多情善感的人而加以處理。”“在干部選拔中，經常以權勢和對上級的服從、一致性和忠心為標準，這種自上而下的，直至工廠和農村的領導干部選拔制度，必然導致領導水平的下降，使領導班子的水平普遍下降到平均水平以下。即機會主義的適應性和無原則性成了個人行動的指南。”【〔捷〕奧塔·希克著 蔡慧梅譯《共產主義政權體系》江蘇人民出版社1 9 8 2年，第106頁】吳敬璉這樣的典型人物，其代表性跨越了國界，這也說明吳敬璉這種緊跟干部拋棄一切原則的政治投機行為，恰好是公有制社會里面當權派所共同選擇的樣式——這種投機分子能夠很好地服務于當權派擴張權力和特權的需要；而且，有了此種“假積極”之后，當權派的大多數不正當利益都有了相當的保障，只有在這兩者都成立的情況下，假積極與壞干部的結合才成為一種穩定的社會結構，一種不以制度形式發揮作用的制度，不會隨著時間和外在形勢的轉移而出現質的改變。

反過來，水利部的李葆華就跟這些動不動喜歡給人“戴政治帽子”的干部形成鮮明的對比，錢正英有一個很具體的比較：“從水利部到水利電力部，經過各種政治運動的考驗，整個機構沒有出現過宗派現象，即使在‘文革’中派性斗爭的混亂時期，也沒有宗派斗爭的背景。這是因為，在我們的領導班子中，首先是黨組書記，在用人和處理人際關系方面，大公無私，沒有宗派問題。”“在1959年秋的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中，周駿鳴由于調到其他部，被批判下放，而馮仲云和我，則受到葆華同志的保護。直到‘文革’以后，周駿鳴還感慨地向我說到水利部黨組的好風氣。”【《錢正英在紀念李葆華同志誕辰10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轉引自水利部網站http://www.mwr.gov.cn/slzx/slyw/200910/t20091016_153942.html】

左翼網友喜歡反過來強調鄧小平是反右運動的具體領導人，根據鄧力群的回憶他也確實通過官僚體系推廣過彭真“按單位下指標”的擴大化方法，但是，共產黨畢竟是一個科層化的政權組織，“劃右派標準”是有著明確的政策杠杠的，為什么鄧小平的擴大化方法就具有超越政策杠杠的巨大威力呢？而且，毫無疑問，毛澤東的威望遠遠高于鄧小平，他號召黨外人士幫助整風，參與批判當權派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卻在黨內得不到回應，反而是陳其通那種打棍子戴帽子的文章，“恐怕代表了黨內大多數，百分之九十。”而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這個報告毫無物質基礎，與大多數同志的想法抵觸”【逄先知等編《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650頁】；反過來，鄧小平和彭真雖然地位和威望都遠在毛澤東之下，卻順利地推廣了“按單位下指標”反右擴大化政策，顯然，這是恰當地滿足了各級各地當權派鎮壓異己的迫切需要，與當權派的政策過濾機制很好地保持了一致。有個民間順口溜說：毛澤東代表窮人，鄧小平代表富人，江澤民代表壞人；實際上，在改革過程制造出大批富人之前，鄧小平在黨內也一直是代表“壞人”的。有且只有把當權派出于自身的利益和意愿所選擇的“政策過濾機制”納入觀察視野之后，才能恰當地理解為什么一些地位不高、威望很差的人士例如劉少奇和鄧小平等等，往往能夠誘導當權派中間大多數人改變自己的行為，這里面沒有其他的奧秘：簡單地跟隨當權派的私利和私欲擴張意愿而已，而毛澤東則選擇站在此種消極傾向的對立面上。

三、政治機會主義同盟是毛時代“政治異化”的主要表現形式——從無產階級專政到“官僚專政”

緊跟新所長的假積極例如吳敬璉等人，因其受到提拔和重用，這就在客觀上造成兩種后果：一是正直的有骨氣的人士逐步遠離黨組織；二是那些原則性很差的人看到吳敬璉這樣的人得了便宜就開始跟風學習搞政治投機。時間一長，黨組織就變成了一個以擴張特權為目的的壞干部，和僅僅以自身“向上爬”欲望支撐的“馬屁精”“假積極”份子群體相互結合，由此形成一個“壞干部+假積極”組成的政治機會主義同盟，毛時代與今天最大的區別在于從被管理者中間培訓積極分子，通過積極分子的作用來輔助專職管理者實現管理職能，在人事選拔制度上，本單位內部的管理者是由積極分子隊伍提拔和補充的，這個同盟的存在導致每一個管理單位內部正氣下降、邪氣上升，這個同盟由于喪失了“干部和積極分子的模范帶頭作用”這樣一種實現管理功能的正面引導作用，就發現越是需要加強鎮壓來抑制群眾中間的不滿情緒，用加強鎮壓和打擊的方式來“強化管理”以役使多數人被動地跟隨管理目標，這樣就產生一個惡性循環：因為“壞干部+假積極”不得人心，所以，就越是需要以更加不得人心的鎮壓方式去役使多數人以收獲“服從”。

正是由于政治機會主義同盟的存在，從根本上惡化了多數人的政治狀況，損害了一切人的政治利益迫害了民主風氣，而且，這個同盟自身也發現實現有效的管理非常困難，除了加強鎮壓和打擊手段之外就找不到加強管理的方法，在這個同盟存在的單位內部，一切政治運動和政治口號都將被改造成為打擊和排斥異己的機會，這個同盟不得不依靠來自上面的政治口號來增強自身的合法性，克服在單位內部日益嚴重的群眾不滿意——也就是一種因為政治機會主義同盟存在而產生的“合法性危機”。這種合法行危機，又由于毛時代相對穩定的就業和工資制度而加強，因為毛時代干部幾乎不能把雇用關系和工資等級作為管理手段去役使下級，由此決定了“壞干部”要強硬地干預下級的手段相對缺乏，而在沒有“黨員干部的模范帶頭作用”的正面引導效應時，強化鎮壓措施的主觀需要與管理手段欠缺的客觀現實是成正比的。所以，政治機會主義同盟總是發現，沒有對于權力的壟斷就沒有管理本身。

韋伯把官僚制作為一個促進管理效率的“理想類型”來看待，但他感到沒有辦法百分之百看好資本主義，他“在著名的《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一書結尾時的一段被廣泛引用的話中，……資本主義已經成為一個‘鐵籠’，其中‘物質商品獲得了……對人的生命的無情權力。’這一斥責包含著兩個要點：第一，個人自由的喪失（大多數人現在別無選擇，只能在資本主義‘無情的’統治下生活，作為一架追逐最大利潤的機器土的零件而上作）；第二，物欲至上的（或經濟的）價值接近于全面獲勝。韋伯本人從未停止過對作為一種生命哲學的享樂主義或功利主義（最大限度的快樂、幸福或需求滿足）——今天也許會被稱為‘消費主義’——加以嘲弄。”“受市場力量和官僚組織支配的‘合理的’資本主義，韋伯雖然承認它是現代社會不可避免的經濟制度，但是，除了對于極少數企業主之外，它構成了毀滅所有人的真正自由和個性的威脅。在韋伯的著作中這一主題有著令人印象深刻的一貫性。”【（英）萊斯諾夫著 馮克利譯《二十世紀的政治哲學家》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23、35頁】同時，他對于社會主義的擔心更為深重：“韋伯反對社會主義的主要論據之一就是，社會主義導致‘官員專政’的可能性比導致‘無產階級專政’的可能性更大。或者象他在關于社會主義的一次演講中所表述的那樣:‘私人資本主義的逐步消滅在理論上無疑是可想象的，……但是，假定這種情況最終發生，那么，這實際上意味著什么呢？它摧毀了當代產業勞動的鐵籠了嗎？沒有，相反，國有化或‘社會化’的企業管理將變成官僚的……，如果私人資本主義被消滅，就只有國家官僚的統治。”【韋伯《關于社會主義（演講）》（1918年），轉引自托姆·博托莫爾著《現代資本主義》顧海良等譯，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第25頁】

韋伯出于對科層統治損害個人自由的擔心，產生了一些關于社會主義政治中間的“想當然”的看法，但是，真正的公有制建立之后，官僚專政并不是因為管理職能擴張到全社會的必然結果，還不僅僅意味著個人選擇機會的減少。普通人喪失政治權利，主要是出于一種人為的創造和建設過程，壞干部關心自身權力和地位的穩固及其特權的擴張機會，為此，他們誘導積極分子按照自己的個人利益和意愿去“投機”，這兩部分人結合起來形成一種相對穩固的社會結構和消極的政治力量，其政治后果：一方面是損害了管理的效能（這意味著官僚制偏離了理想類型和效率工具的定位），另一個方面則是損害了多數人的政治狀況（這意味著多數人的政治狀況的惡化）。政治機會主義同盟的存在，損害到所有人的政治利益，這是毛時代多數人政治狀況惡化的主要消極力量，這個同盟必將激起一切正直人士的反感，只要是有機會，這些反感就會宣泄出來。

文革初期，左大培教授還是一個13歲的小學生，他在大連市中心某縫紉組的外墻上看到一張大字報說到：“溜須拍馬升得快，正直做人吃不開。”正是在那些壞干部掌權的單位內部，那些緊跟領導溜須拍馬的人反而得到政治和經濟上收益，一種政治投機的風氣占據上風，這種不公平的狀況到處都存在，一切有正義感的人士無不對此深惡痛絕，這句話簡明扼要，迅速抓住了那個小學生的心，左大培就是由此簡捷地把握到了文化大革命為什么必要，成為毛主席的知音。

普通民眾在革命后獲得了一些政治經濟利益增量，由此支持了一種政治上的“保守情緒”， 政治機會主義同盟由此獲得了一定合法性，這是“壞干部+保守派”如魚得水的有利社會背景。毛澤東曾經在自己七十三歲生日那天說：“整個文化大革命的過程都是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較量，現在還在繼續。資產階級在黨內還有一定的市場，還有大批干部世界觀沒有改造或者沒有改造好，這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市場。”“他們為什么能蒙蔽群眾？因為他們是共產黨。共產黨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農民得了土地，都擁護共產黨。這些人貪天之功為己功，把自己當成黨的化身。他們說什么，就叫黨的領導，相信黨就要相信他個人。他們提倡不講原則，提出無條件服從。不是服從黨中央的正確領導，而是無條件服從直接上級。提倡盲從，提倡奴隸主義。我同他們的分歧，這是一個重大分歧。我不贊成他們保護自己，反對群眾，提倡盲目服從。我一直堅持，只服從堅持革命路線的正確領導，對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要批判。這是政治原則也是組織原則。要按照這個原則來做，并且要讓群眾也懂得，為群眾所掌握。這樣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以及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就繳械了。一個要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一個要保存資本主義的秩序，老框框、老組織、老規矩。一個要革，一個要保，就是兩條路線斗爭的繼續。”【《王力遺稿：王力反思錄》上冊，香港北星出版社P322-329】

在整個文化大革命期間，從頭到尾，當權派都是不遺余力地組織“保守派”群眾去鎮壓和打擊造反派，借以保護自己的特權和地位，這個保守派組織實際上就是“假積極”在當權派的操縱下的組織化形態。在反右和四清期間，假積極分子還處于一種松散的未組織狀態，到了文革時期，由于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在輿論上支持造反派建立起自己的組織，當權派面臨的批評意見來自于有組織的群眾，因此，原本松散的假積極分子群體迅速地“組織化”了。一個武漢的造反派領袖在五十年后回顧說，文革期間當權派的兩大策略是“打著紅旗反紅旗，跳動群眾斗群眾。”也就是說，當權派一個策略是組織保守派來排斥造反派對自己的批評，另外一個方面是把自己打扮成“共產黨和毛主席的當然代理人”旗號去干壞事。文革十年期間，造反派遭遇到的鎮壓，大多數時候都是當權派通過操縱保守派來實現的，直到文革被徹底否定之后的1978年，胡耀邦擔任“中央兩案領導小組組長”之后，才由公檢法機構全面接管鎮壓造反派的活動。而在今天的黨史造謠學中間，這樣的策略依然大行其道，毛澤東在文革初期說那些鎮壓學生的當權派是國民黨和北洋軍閥，搞的是“白色恐怖”，但是，今天的黨史造謠學和自由派學者近乎一致地認定那是“紅色恐怖”，也就是說，這兩撥知識精英今天賦予那些干壞事的“壞干部+假積極”群體擁有代表共產黨和毛澤東的“當然代理人資格”——他們在文革早期所造成的恐怖不是毛澤東所認定的“白色”而是“紅色”。

有一個西方學者布林頓指出：任何一場革命之后都會有一個“熱月反動”時期。童小溪博士則進一步指出，中國革命成功、新中國建立之后有三次明確的“熱月反動時期”：第一次是1957年的反右擴大化運動，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當權派和保守派合伙對造反派的屢次鎮壓，第三次是1976年“十月政變”及其后續的系列鎮壓活動。這三次“熱月反動”的后果都是一樣的：加強了當權派對于權力的壟斷性，同時打擊群眾對于政治和管理的參與意愿，堵塞群眾監督和批評干部的渠道。

四、鄧小平所做的巨大政治調整——知識精英代替保守派群眾組織

在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后，原先與當權派緊密結合保守派的機會主義同盟由此退出歷史舞臺，知識精英上升成為權力精英的辯護士，代之以權力精英+知識精英（也就是《五一六通知》中間所說的“黨閥+學閥”，或者是《十六條》中間所說的“走資派+反對學術權威”）的雙頭同盟。鄧小平說文革中間“兩派都錯了”，這是一種根本性的政治調整和重組，這意味著此后當權派的特權和利益擴張，不再象反右到文革時期那樣，組織一個群眾性的“保守派”組織去維護當權派，而是改而由知識精英的辯護去實現，鄧小平提出“尊重知識、尊重人才”，需要提高到社會結構的根本性調整和政治同盟的重組高度去認識，他于1977年急切地恢復高考，與他同時否定保守派在文革期間的政治表現，要結合起來才能夠得到很好的理解，這是同一個政治社會過程的兩個方面。

北大教授李零說：八十年代開花，九十年代結果，什么事都醞釀在七十年代。作家阿城則說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紀要》是第一份改革文獻。【《今天文學雜志·七十年代專號》2008年秋季、冬季號 總82-83期】林立果在紀要中間說：干部下干校等于變相失業，知青下鄉等于變相勞改；林立果提到的這兩個群體，前者（干部的大多數）在文革期間喪失了原先的權力和地位，知青中間的一部分（特別是文革前就讀于重點中學的人）喪失了原本可以上大學的機會，這兩個群體在文革晚期是懷有最高程度政治不滿的群體，同時也是有著最積極地變革現實熱望的群體。林立果在紀要中間把掌握“領導權”的政變目標，與社會中間兩個最不滿群體的需要聯系在一起來講，是把社會結構與變革動力聯系起來看，這比黨史造謠學的單薄解釋邏輯更豐滿。李零和阿城把改革起點追索到七十年代乃至于林立果的紀要，也算是有著內在的合理性，畢竟這種說法把社會群體的延續性及其政治主張的可預見性突出出來了，而這恰恰是黨史造謠學所欠缺的。

由于要實現快速的政治替代，知識精英替代保守派起作用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完成了，這在中國近三十年的學術界中間造就一個“新三屆神話”，1977年、1978年、1979年連續三屆考上大學的知識精英們，僅僅花費了很少的時間，就完成了“文化資本積累”，在政治的迫切需要的扶助之下，快速地獲得了學術霸權地位。這些人的特點是，中學時代碰上了文化大革命沒有打好基礎，恢復高考上大學之后是“土法上馬”的課程和教學缺乏系統的學術訓練，按照應星的說法是“他們能夠在進入學界后不長的時間里安營扎寨，開花結果，用十年左右的時間獲得了，在正差情況下需要20年甚至更長時間才能獲得的學術成就和學術地位。有媒體譽之為其輝煌無法復制的‘新三屆神話’。”“自1990年代中期尤其是自新世紀以來，隨著中央財力的大大增強，國家調整了對學界的治理技術，一方面加大了對學界的資源投入，另一方面通過“數目字的管理”增強了大學的行政化，以包括各類各級課題、基地、學位點、獎項等在內的各種專項資金來有意識地引導學界。如今，大學已經成了一個新的淘金之地。如果說新父們當年還能夠咬緊牙關克服清貧的話，那么，面對大量可以用學術成果去爭取的資源，他們再也按捺不住了，十分積極地投入了這場持久的資源爭奪戰。在這個過程中，誕生了一批名利雙收的學術新貴，他們不僅頭上頂滿了各種頭銜和榮譽，而且住上了豪宅，開上了名車。然而，在這些耀眼的光輝背后，卻是空前的墮落：雖然他們著作等身，但在課題學術的引導下卻是言不及義，空洞無物，且剽竊成風，學風敗壞；雖然他們榮譽環繞，卻是以徹底破壞避嫌原則或啟動利益交換及平衡的‘潛規則’為代價的；雖然他們爭來了博士點、重點基地、重點學科，卻是以赤裸裸的行賄為鋪路石的。學界腐敗之深已不亞于商界和政界，而尤有過之的是，學界的腐敗卻很少得到體制的追究。”【應星：且看今日學界“新父”之朽敗，載《文化縱橫》2009年第四期】

朱學勤就是“新三屆神話”群落中間的佼佼者，他能夠公然對人講出“寧要腐敗不要毛澤東”的句子，正好可以用于檢驗鄧小平政治調整的政策成效。而且，知識精英代替保守派起作用，關鍵在于立場堅定而不在于學術精深，朱學勤的嚴重抄襲在輿論曝光之后仍然能夠通過復旦大學學術委員會的審查，這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揭示“新三屆神話”作為一股與權力精英相結合的群體力量的強大。如果追溯一下力挺朱學勤的易中天的出身，可以看到他與朱學勤一樣屬于同一個神話群落，而復旦學術委員會主席葛劍雄、委員俞吾金都有著同樣的職業生涯。

葛劍雄：1964年7月上海市市北中學高中畢業；1978年10月－1981年11月復旦大學歷史系，研究生（以高中學歷考入），獲歷史學碩士學位；http://baike.baidu.com/view/33493.htm

俞吾金：1968上海市光明中學（高中），1968，9-1978，1上海市電力建設公司（工人），1978-1982，復旦大學哲學系（本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383430.htm

易中天：1977年恢復高考后，考入武漢大學文學院文學碩士專業；

http://baike.baidu.com/view/19398.htm

非常偶然地發現，“新三屆神話”群落中間很多人熱衷于“黨同伐異”，有很強的地盤意識，往往喜歡通過制造輿論壓力和牽引政治權力的介入來干預學術研究。按照應星的概括主要有以下一些特點：“盡管學界新父們今日的學術地位的確輝煌，但是，他們的學術成就和人格品質似乎遠談不上輝煌。”“先天的營養不良決定了他們學問的底氣虛弱，而進入學界后成名太快又使他們的精力早早地陷入會議、派系和資源的泥潭。他們太晚地奠定為學的地基，卻又太早地進入戴維·洛奇所謂的“小世界”——這注定了他們的學問難上層樓。”“他們早年的曲折和進入學界初期的困窘使他們急于尋求補償。他們少時追隨太陽時，舍我其誰的驕傲在經歷了餓其體膚的記憶、上山下鄉的磨洗和“腦體倒掛”的尷尬后，而今常常表現為對權力的迷戀和資源的貪婪。”“從底層千軍萬馬中能夠擠上大學的獨木橋，進而占據大學的教席，再進而在學界盡得風流，說明他們具有混社會的足夠聰明，但他們常常缺乏對學術真正的敬畏，甚至缺乏做人的底線。”下面這些神話群落中人，都曾經簽名要求清華大學和社科院查處汪暉。他們共同發表聲明《就汪暉涉嫌剽竊問題給中國社科院和清華大學的公開信》，其中說：“我們支持熊、林二位的建議，聯名要求中國社科院和清華大學迅速答復，履行職責。我們也同意易中天的主張，在組成調查委員會時，應邀請貴院、貴校之外的學者，乃至海外學者參加，公示委員會名單和調查結果。”【載《中國青年報》，網址

http://zqb.cyol.com/content/2010-07/07/content_3312961.htm】

下面是部分參加簽名的學者考入大學的年份資料：

鄧曉芒：1979年考入武漢大學哲學系攻讀西方哲學史的碩士研究生；

http://api.baike.baidu.com/history/id=2253194

顧海兵：1976年畢業于響水縣中學，后下鄉到響水縣六套鄉務農。1977年恢復高考后成為首屆大學生；http://baike.baidu.com/view/380007.htm

郭世佑：高考制度恢復前當過電影放映員，大學四年級（1981）開始發表學術論文；

http://baike.baidu.com/view/2194818.htm

郭于華：1980—1984年 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 本科生 1984年獲學士學位；

http://baike.baidu.com/view/1052168.htm

郝建， 1971至1979年任電焊工，1983年畢業于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獲學士學位），

http://baike.baidu.com/view/1043293.htm

馬斗全：1982年山西大學歷史系畢業，http://baike.baidu.com/view/1766735.htm

沈堅：1974年至78年在浙江省吳興縣插隊。1978年3月至82年1月在原杭州大學歷史學系學習，http://baike.baidu.com/view/311520.htm

汪丁丁：1969年赴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1974年調回北京某電子研究所做工人，1981年獲首都師范大學（原北京師范學院）數學系理學學士學位；

http://api.baike.baidu.com/history/id=9867610

肖雪慧：1982年春畢業于四川大學哲學系。http://baike.baidu.com/view/1699152.htm

徐國棟：1978年－1982年在西南政法學院法律專業本科學習，獲法學學士學位。

http://baike.baidu.com/view/1074424.htm#sub5839769

薛涌：1961年生，旅美學者，被稱為“中國民間意見領袖”，1979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1983年畢業分配到"北京晚報"工作。1986年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http://baike.baidu.com/view/563304.htm

余三定，1980年10月畢業于岳陽師專中文系（77級），畢業后留校任教至今。

http://baike.baidu.com/view/1092061.htm

張隆溪，1969年高中畢業，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西語系，為“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

http://baike.baidu.com/view/1099849.htm

趙士林：1982年吉林大學中文系；http://baike.baidu.com/view/1530339.htm

鄭也夫：1968 北京八中讀書，1968年7月--1977年1月 黑龍江建設兵團八五二農場務農

1978年4月--1979年7月 首都師范大學歷史系讀書；http://baike.baidu.com/view/832624.htm

此外，人民大學的張鳴教授也屬于這個神話群落，不過在網上沒有查到其上大學的具體年份。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謹以此文紀念人民領袖毛澤東誕辰118周年

附錄：【關于吳敬璉在1957年和1964年的“馬屁精”和“假積極”部分史實】

（1957年經濟所內部）爭論雙方的意見分別是：黨支部強調青年要在工作中學習，虛心向科學家學習，做好科學家助手；部分青年則希望多一些學習時間，發展各自的愛好和長處，包括爭取副博士學位。不難看到，即使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這樣的爭論也是尋常的、不值得上綱上線，不是非黑即白的。然而，由于中宣部、中科院黨委、《中國青年》雜志的介入，使所內的爭論被升級和公開化，在剛剛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刻，發展成一個特殊事件，直至變成“敵我矛盾”，經濟所黨支部全軍覆沒，林里夫被打成右派，還衍生出“狄超白、林里夫反黨集團”。

裴俊生（按：在向胡耀邦反應情況時）首先做了個表態：在這個問題上應該拋棄個人得失。我們不是在爭輸贏，而是向您反應情況。接下來，他向胡耀邦介紹了經濟所青年在向科學進軍中所引發的一些問題，比如，不愿意做調查，或對調查工作厭倦；高、初中同學，不愿做圖書、資料工作，某些人理解向科學進軍是在若干年內取得候補博士。他說，這些思想會妨礙青年與老科學家之間的關系，妨礙研究計劃的完成，影響或推遲12年遠景規劃的完成。為了發展科學事業，黨支部不支持這些思想，進行批評是完全適當的。而《中國青年》認為狄超白、林里夫這樣做是壓制了民主，打擊了青年的積極性。他說，黨和團的領導都承認自己工作中的缺點錯誤。遺憾的是《中國青年》，把事實真相經過蒙蔽，并加以歪曲。問題倒不在于狄超白、林里夫受到什么委屈，問題在于，批評是揭開矛盾的所在，指出前進的方向，《中國青年》的批評起了相反的作用。裴俊生還反映，《中國青年》記者來經濟所了解情況，只了解一面，而不向另一方面負責人了解。他說：我們盡可能使記者能全面了解情況，避免主觀、片面的結論，但是記者并沒有這樣做。

話音剛落，胡耀邦說：聽意見怎么能只聽一面，這是不對的。《中國青年》批評錯了，林里夫、狄超白同志受了委屈，請你們代我向他們道歉。他還說：我們報紙不知根據了一件什么“先進”經驗，什么“報紙批評錯了，不作自我批評。”這是落后的經驗。批評與自我批評，后者比前者字多一倍，但要實行，在困難上不止于增加一倍。

使裴俊生等青年也敞開心扉繼續申訴：《中國青年》批評經濟所領導忽視新生力量的培養，打擊向科學進軍積極性的根據是，只強調讓青年當好助手。他說：如何發揮老科學家的積極性和培養新生力量，所領導認為，青年當好老科學家的助手是解決這個矛盾的必要形式。一方面發揮科學家的積極性，給予他們工作上的支持，同時青年也學到了本領。這也是使自己成為一個科學家的過程。周總理報告要求發展科學，我們討論的中心是如何發揮現有力量，克服向科學進軍的障礙，而某些人著眼于副博士問題，片面、機械的搬弄蘇聯的副博士研究生制度。那種在教研室下培養的制度，在蘇共20次黨代會上也檢查出來有缺點，尚須改進。黨支部針對討論中反映出來的思想問題，進行了適當的批評，教導我們如何正確對待學位，它是一種榮譽，不是一個目的。黨支部不是不同意同志們去考副博士，而是說應該有一個正確的思想基礎。《中國青年》把這一情況也歪曲了，說黨支部壓制考副博士，說“考副博士就是個人主義”。

聽了這番話，胡耀邦說：這樣看來，《中國青年》有很大的錯誤。

林里夫是顧準的入黨介紹人，與顧準情誼深厚。在顧準病重住院期間，除了林里夫關照之外，他的女兒林皎皎每天去醫院看護顧準。顧準臨終時講到他非常感激的三個人中，第一個便是林里夫，并在遺囑中將“存款500元贈予里夫老友”。孫冶方一生中精彩的一個篇章其實是對顧準、林里夫等“右派分子”的照顧和使用。孫冶方說林里夫“有知識”，是“活字典”，說顧準“有才華”等等。這構成了孫冶方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謂“招降納叛”的罪名。今天可以肯定的是，因為經濟所狄超白、林里夫被打倒，以及其他人因為“狄、林反黨集團”被整肅，破壞了中國經濟學界的正常傳承，使得經濟所的歷史大相徑廷。

【《柳紅：人性的光輝——記1956年胡耀邦接待中國科學院經濟所四位青年》，載《經濟觀察報》2011年4月18日。

轉引自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1061337407.html】

“在1964年夏天，于光遠就留下了經濟所的吳敬璉與陳吉元，在工作組進駐經濟所前，先向他們摸底。等工作組進駐到經濟所，也立即把吳敬璉和陳吉元等人當做了‘批判組’的‘棍子’、‘打手’。……（吳敬璉）不由分說地加入了批判孫冶方的陣營。……剛開始時，工作組對孫冶方的批判，還只是在‘學術層面’，不斷對孫冶方的‘利潤掛帥’、‘提倡價格和價值相符的價值規律’、‘把生產力塞進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里’等經濟觀點進行批判，到最后索性直接將‘學術問題’上升到‘政治問題’，誣陷孫冶方‘里通外國’。……那段時間，33歲的吳敬璉與陳吉元、周叔蓮專門合寫了一篇題為《社會主義生產目的不容歪曲》（載《經濟研究》1964年第12期）的文章，加入了批判陣營：‘滿足社會需要，是社會主義生產的唯一動機和直接目的。為勞動者的需要生產，而不是為利潤生產，反映著社會主義經濟同資本主義經濟的根本區別。’”【朱敏：“影響中國·經濟學人系列”之《吳敬璉：風雨八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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