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是一場怎樣的革命——芻議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

　　一、辛亥革命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嗎?

　　二、誰是辛亥革命的組織者、領導者和發動者?

　　三、辛亥革命革了誰的命?又是誰摘去了它的勝利果實?

　　四、辛亥革命可以避免嗎?

　　五、辛亥革命的偉大意義

　　少年瞿秋白對辛亥革命“皇帝倒了，辮子割了”的直觀感受一語中的地道出了這場革命的本質。

　　“真正的革命并不限于改換政治形式及執政人物，而在于改變制度及轉移財產，這樣的革命要經過長期的暗中醞釀，遇著若干偶然情況的湊合而爆發出來。”馬迪厄在他的《法國革命史》開篇便說的這段話，(商務印書館1963年7月版，第8頁)高度概括了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的本質區別。我們也可以由此演繹出兩者的相互關系——社會革命是由政治革命進一步發展而成，但并不是所有的政治革命都必然導致社會革命。

　　就全部中國歷史發展的總趨勢看，辛亥革命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開辟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對辛亥革命的歷史評價，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見。大致說來，分為兩種：有的說它“只不過趕跑了一個皇帝”;有的則說“辛亥革命的政治意義是常被低估的。”

　　其實，這兩種意見的對立，是由于沒有區分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的本質不同造成的。辛亥革命無疑是一場轟轟烈烈的政治革命，但它不是社會革命。

　　今天，我們對辛亥革命的認識有了科學武器，那就是馬克思主義。“因為它考察了一切矛盾趨向的總和，并把這些趨向歸結為可以確切判明的社會各階級的生活和生產條件，排除了人們選擇某一‘主導’思想或解釋這個思想時所抱的主觀主義和武斷態度，揭示了物質生產力的狀況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種趨向的根源。”(列寧：“卡爾·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11頁)

　　一、辛亥革命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嗎?

　　鴉片戰爭使中國逐步走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社會性質。伴隨著帝國主義政治經濟侵略、剝削和壓迫的加劇，民族矛盾日益尖銳、突出。但是就整體而言，主要社會矛盾仍然是占人口絕大多數日益貧困的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這是當時我國階級和階級斗爭最基本的事實，也是影響歷史發展最根本的客觀因素。

　　對中國現代資產階級歷史發展進程的考察既要看到它的外因，即帝國主義的影響;也要看到其內因，即內在自主發展的一面。更要區別它與其他國家，尤其與西歐各國資產階級由于歷史時期、具體的社會條件差異等客觀決定因素所形成的不同階級特性。

　　由于中國長期而穩定的中央集權封建制度深刻地具有馬克思所謂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特點，與歐洲中世紀封建制度存在很大的差異。

　　(一)在經濟基礎方面

　　在歐洲，封建制度下生產關系的基礎是封建主占有生產資料和不完全占有生產者農奴。貴族和僧侶，作為封建主，是領主、土地的主人，向農奴為主的生產者攫取地租。大批生產者從生產資料上“解放”出來，也就是小商品生產是原始積累的條件。隨著原始積累的發展便出現了商業資本，它反過來對小商品生產的解體起到促進作用，同時成為資本主義生產的前提。在這一歷史過程中，小商品生產者、商人、破產的小貴族與逃亡的農奴、流浪漢一起作為最初的市民階層聚集在城市，形成最初的資產階級。他們跟國王或國王的代表結成或緊密或松散的聯盟，一同與封建莊園主、貴族和僧侶階層產生最初的階級對立。商業資本是工業資本的先驅，工業資本的出現標志著新的生產方式，即資本主義方式的誕生。此時的原始積累已經讓位給資本主義積累。

　　中國的封建制度建立在“亞細亞生產方式”類型之上，勞動密集型、低效的傳統農業與農村手工業緊密結合，自給自足。土地的唯一主人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利用國家機制下徭役或稅賦的形式與大小地主階級以租佃的形式來共同分享地租。小商品生產沒有發展空間。商業活動主要是農業剩余產品和像食鹽、木材這樣的副產品，而不是小商品生產產品的買賣交換。也就是說，手工業一直沒有從農業生產活動中單獨分離出來。商業資本的原始積累總是流回到地產(大量購置農業土地)和房產(喬家大院!)這樣的農業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仍然深深地存在于農業經濟形態的生產和消費環節當中。

　　中國現代資產階級的誕生與發展與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發展進程同步，是在帝國主義炮艦政策威脅下各個條約口岸里逐步發展壯大起來的。這一大致的上海-廣東-香港軸線只分散在廣大內陸地區的邊緣地帶，與自給自足卻無比強大的小農經濟體格格不入。對后者的破壞性影響逐步擴大，但遠沒有達到促使其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生質的變化。這種脆弱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只是依附于傳統經濟體制之下，甚至是以它的繼續存在為自己進一步發展的必要前提。

　　(二)在上層建筑方面

　　歐洲中世紀封建制度的政治權力形式分散，由貴族和僧侶階層掌握。在強大的宗教勢力面前，相互對立的小國林林總總，相互對立。國王只是貴族的代表，國家作為階級統治的工具，長期處于一種初級的形式。資產階級革命發生之日，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的形成之時。莊園經濟生產方式的封閉性和區域性既決定了這種分散的政治權力基礎，又使得資產階級的前身——自由民、賤民、小商品生產者、破產的小貴族、流浪漢、逃亡的莊園奴隸都被排除在這一政治經濟體制之外，淪為社會最底層。即便資產階級發展壯大到對社會經濟形態產生重大影響的時候，他們在政治格局中仍然是局外人。除了革命，推翻整個社會制度和上層建筑，他們永無出頭之日。也就是說，資產階級全無政治身份，沒有進行政治革命的基本條件，為根本改變本階級命運，一場翻天覆地的社會革命是他們唯一的選擇。

　　中國封建社會政治權力高度集中，經長期演化，形成了成熟穩定的民族國家形式。建立在地域遼闊自給自足小農經濟形態上的地主階級的統治方式復雜而靈活，龐大的官僚隊伍牢牢掌控著社會的方方面面。商人大部分產生于地主和官僚階層，兩者的政治身份可以相互轉化，因此，從本質上說是同一的。任何人都可以通過科舉功名進入上層社會，成為統治階級的一員。明末資本主義萌芽沒有使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進一步發展成熟起來，除了外因的諸多因素，其內因恰恰在于商人和手工業者在經濟基礎方面既有小農經濟的后退之路，在上層建筑方面又有融入到封建政治體系中的進身之階。

　　同樣地，鴉片戰爭后中國新生的資產階級也主要來自地主、商人和官僚買辦階層，也是可以相互轉化，階級界限模糊。至辛亥革命前，官僚買辦階層一直是資產階級的主力軍。洋務運動本身就是國家資本主義的部分嘗試，其過程本身足以表明新的資產階級與舊的封建官僚政治經濟體制，是在一個對立矛盾統一體中各自發展起來的。甲午慘敗和庚子賠款標志洋務運動的破產是在結果上，并不意味著資產階級與封建制度合作的徹底失敗。我們應該看到，在民不聊生、經濟凋敝、民族命運岌岌可危的情況之下，搖搖欲墜的大清帝國沒有倒下，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妄想沒有得逞，離不開壯大了的資產階級的支持。原因很簡單，他們原本就是在同一個命運共同體中。只有保持現有的政治經濟體制，資產階級才有存在和發展的可能。

　　(三)在意識形態領域

　　歐洲文藝復興是基督教神權思想與世俗人文精神長期斗爭和演化的成果。市民階層與國王為代表的世俗力量對僧侶貴族神權統治發起挑戰所高舉的理性旗幟，要求把所有一切都拉到理性的審判臺前，蕩滌了長期禁錮人們思想的宗教觀念，使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蘊含了強大的精神力量，同時成為這個階級從意識形態領域出發全面占領上層建筑的有力思想武器。

　　整體上看，清末民初資產階級各種思潮在意識形態領域的表現，都是統治階級內部不同派別的紛爭，是在封建專制體制內部進行的。它的思想理論基礎，都是全方位的建立在傳統儒家的治國之道，尤其是其道德觀之上。從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到譚嗣同《仁學》，從《清議報》編輯梁啟超到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嚴復，改良主義進化宇宙觀的思想轉變誠然是在“發現西方”的背景下展開，卻是在傳統帝王觀念中去挖掘儒家思想的多樣性，已達到變通的目的。此后的資產階級革命派沒有超越這一理論高度，卻執民族主義于一端，最終滑向劉師培等人對漢民族和漢文化光輝與榮耀的虛幻夢想之中。

　　與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相適應，中國的文化形態呈一元化格局。正象皇室獨尊，貴族只攀附其側一樣，孔孟之學作為統治階級的指導思想一家獨大，儒、釋、道渾然一體，宗教勢力微弱，只蟄伏于民間，知識分子“敬鬼神而遠之”，只有皇權而無神權思想。如此情形之下，中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找不到發起思想革命所必須的批判主體對象。他們中的很多人象太平天國農民起義者一樣，要把廟里的孔子塑像砸碎，為的是給心中的基督騰位置。也就是說，他們看到的是中國與西方的比較，而不是世俗與神權的對立。因為在中國，這一對立并不存在。

　　因此，資產階級社會革命所需要首先進行的意識形態革命沒有出現。更確切地說，這個革命沒有擊中要害。作為它的先聲，改良主義從康有為“托古改制”開始就走人歧途，企圖在一元化的文化形態中找到異質的思想資源，最后也只能到遙遠的原始宗法社會的大同理想那里繞個大彎，回到復辟復禮的起點。反對改良主義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思想資源來自西方，卻因只關注于政治層面，尤其是治理國家的單純手段，顯得籠統而表面，單薄且輕飄，難以觸及更不要說撼動統治中國幾千年專制封建思想的精神內核。

　　辛亥革命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危機的必然產物。各個帝國主義國家依據“門戶開放，利益均沾”的對華政策，進一步加強剝削壓迫的同時，無力使中國完全變成他們的殖民地。他們既互相勾結又相互斗爭。因此，維持中國表面上的統一和適當力量的中央政府，使它既不像搖搖欲墜的滿清王朝連反帝愛國的義和團運動都控制不住，又不至于形成對抗他們的國家力量是他們現實的政治目標。于是，在不變的社會經濟形態上改變國家表面形態，選擇同一統治階級卻是另一統治集團是他們的根本策略。這是外部環境。

　　在內部，代表當時中國先進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資產階級既依附帝國主義，也與封建官僚勢力相勾結。他們雖然與后兩者存在一定的矛盾和斗爭，在基于階級利益的主觀上卻不足以促發一場革命。換言之，他們之間的對立斗爭的實際需要小于統一合作。客觀上，無論在經濟基礎、上層建筑還是意識形態領域，中國都不具備一場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條件。

　　二、誰是辛亥革命的組織者、領導者和發動者?

　　盡管全國性的反清革命團體同盟會、光復會組織和發動了一些列推翻滿清王朝的武裝起義和軍事斗爭，武昌首義卻是由地區性、主要成員由清一色的湖北新軍士兵和下級軍官構成的革命組織——文學社和共進社組織、發動和領導的，無論在思想準備和組織準備方面都不是上述一些列斗爭中的必然一環。從猝然間被迫發動的形式上看，它更像是一場不得已的暴動，而不是主動的革命。

　　暴動和政變都可能導致一場社會革命，但社會革命絕不僅是暴動，更不是政變。任何社會革命都是由某個階級的政黨或團體組織、發動和領導的。三者的統一是保證這一社會革命(一)符合革命階級的政治目標和社會目標不偏離制定的革命方向;(二)革命后本階級利益最大化;(三)鞏固革命勝利后對國家政權的全面掌控，即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的全面統治和專政，并形成穩定的社會形態。

　　同盟會和光復會，更不要說文學社和共進會，都不是，或者說沒有發展壯大到成為這樣的政黨或團體。總體上看，他們推翻滿清統治的政治斗爭和軍事斗爭復雜而松散，長期而凌亂。革命爆發的同時便暴露出組織和領導的盲目和混亂。起義者慌忙脅迫黎元洪，不顧一切把他的角色從被俘的最高級軍官變為起義領袖;孫中山不僅遠在海外，湖北人是否買廣東人的賬也是個現實問題;連湖南人黃興趕到武昌都左右不住形勢，月余無功而返。湖北湖南兩省的領導權馬上被立憲派士紳們收入囊中，武昌首義的組織者和發動者淪為普通一兵，焦達峰被殺害。接下來的革命進程中，脫離滿清站到起義者一邊宣布獨立的各省，除了上海都督陳其美是通過一個類似表演的武裝斗爭得來的，其他的共和都督均是由帝制立憲派領袖粉墨登場，或者干脆由巡撫官員搖身一變，成為革命陣營的投機者兼領導者。

　　這場聲勢浩大的政治投機運動不僅說明辛亥革命組織、領導和發動的混亂，也說明它沒有明確的社會革命目標，更說明沒有一個背后有著階級力量支持的政黨或組織來獨自領導的可能性。分散而吵鬧的不同政治力量不得已的相互妥協，必然導致革命只能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實現。

　　與社會歷史發展的階段性相適應，辛亥革命時期孫中山革命理念停留在舊三民主義階段。與各種各樣的改良主義的思想斗爭，雖然激烈卻因沒有也不可能找到正確的理論武器，不能取得最后的徹底勝利，進而不能在全社會的思想陣地上去推動一場革命。

　　辛亥之際，滿清統治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庚子之亂帶來的國家危機。廢除科舉等一些列政治改革措施雖然進展緩慢，且受到頑固派的阻擾。可總的來看，進一步與漢族大地主階級達成政治妥協，代表官僚買辦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立憲派與代表地主階級的地方士紳實力派進入各省諮議局和各種形式的地方管理機構，雖步履艱難卻已經確實地開始進入各級政治層面。這也是清王朝多次成功鎮壓革命黨的根本原因。

　　但是，就像馬克思曾經指出的那樣：“信用降低到什么程度，革命的熱情就上升到什么程度，革命的創造力就增長到什么程度。”(《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405頁)辛丑條約的簽訂標志著清王朝信用危機的空前加劇，使得改良主義不可能在現有政治體制下完成——這一信念被全社會廣泛接受并堅信不移。這就是辛亥革命突然爆發，在全國大部分地區迅速蔓延開來的根本原因。火山爆發般的革命熱情使它無須具備周密的組織、有力的發動和嚴密的領導。反滿興漢民族主義的空前高漲激發了革命的創造力。也恰恰因為這一點，只把矛頭單單指向異族統治，以為中華一統便會一好百好，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沒有認識到危機的社會階級性質。因而決定了這場革命的最終命運——不是社會革命，是實現了最低政治目標的政治革命。

　　三、辛亥革命革了誰的命?又是誰摘去了它的勝利果實?

　　“歷次的反動和革命所起的作用都只是把這一組織起來的權力——組織起來奴役勞動的強力——從這一手中轉到另一手中，從統治階級的這一集團轉到另一集團。它一直是統治階級進行奴役和牟利的手段。它在每一次新變動中都吸吮了新的力量。”(馬克思：《法蘭西內戰》初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411頁)

　　法國大革命把路易十六推上斷頭臺，沒收貴族和僧侶的財產;俄國十月革命取下沙皇的腦袋，把土地分給農民，資產收為國有，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辛亥革命迫使滿清皇帝退位，享受優待，內閣總理大臣成為中華民國大總統。

　　辛亥革命最終使中國的最高政治權力從滿清貴族集團轉移到漢族大地主軍事集團手中。整個統治階級被完整無損地保留下來。在階級權力關系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沒有絲毫改變。這一點最終也最根本地說明它不是一場社會革命。

　　這個權力轉移過程早在鎮壓太平天國過程中，湘軍、淮軍的發展壯大就已經開始，直接導致中央集權的政治體系日益瓦解。到了義和團運動期間的“東南互保”和辛丑條約的簽訂，這個封建王朝在帝國主義壓迫下正在走向滅亡，財政基礎接近崩潰，對長江流域及以南地區的實際行政控制力越來越弱，深度依賴地方勢力。在北方，尤其京畿地區則被勢力坐大的北洋軍控制。革命爆發后，復出的袁世凱實際上完成了一次宮廷政變。即便唐紹儀-伍廷芳談判破裂，他也可左右清王朝或上行或下行的統治軌跡。也就是說，他在共和這個果實成熟之前就已把它收入囊中，完成了“從這一手中轉到另一手中”。

　　事實上，這個果實也一直沒有成熟。袁世凱一權獨攬只是在某種程度和范圍之內，共和體制下的議會制和責任內閣制限制了總統的權力。即便取消《臨時約法》，他也只能更多利用在前朝培植的個人勢力去完成艱難的大總統職責，不得不苦心經營，在各個地方勢力和利益集團之間玩弄平衡術。政治基礎薄弱使權力系統的運轉不得不依賴領導人的個人威望，可能有效但必定是短命的。他去世后，這個平衡系統也隨他而去。

　　辛亥革命雖然在本質上不是資產階級社會革命，卻是帶有資產階級性質的政治革命。資產階級雖然沒有組織、領導和發動，可他們以各種方式參加了辛亥革命，尤其加強了對地方事務管理的領導權。在此之前，他們的政治經濟利益是被代理的。一是通過依附于帝國主義的買辦階層，一是通過存在于封建主義內部的官僚體制。此后，這種方式也始終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只是在表面的資產階級政治體制下，曲折地走上從量變到質變，隱約指向發展成為資產階級全面統治的過程。突出的表現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民族資本主義的快速發展。雖然有帝國主義因戰爭而不得不減弱對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壓迫的外部因素，終究離不開國內有利的政治經濟環境，尤其政治體制的保障促進作用。從此，中國資產階級登上了歷史舞臺，卻始終是一個小角色，是“被吸吮了新的力量”。他們的登場只是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統治隊伍增添輔助力量，而不是領導力量。這一基本政治格局也是由于辛亥革命只是一場政治革命，沒有也不可能解決深層次的社會矛盾，沒有使資產階級生產關系突破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經濟形態的羈絆造成的。而隨著資本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展，中國無產階級在其先鋒隊共產黨的領導下，作為最先進的政治力量迅速壯大起來。再加上民族矛盾的急速上升和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重大影響，使資產階級通過漸進革命最終成為統治階級的歷史過程最終沒有完成。

　　正如沒有誰被真正革命，辛亥革命并不成熟的勝利果實也沒有真正落到哪個階級手中。北洋政客們終于開始代替他們原來的主子直接面對帝國主義，并沒有好受多少。地主階級賴以生存的封建主義經濟形態加速衰落，并最終在幾十年后由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戰爭中被廣大農民徹底消滅。或多或少嘗到這一勝利果實的資產階級由于水土不服無法消化，沒能使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發展為主導社會歷史發展的經濟基礎，因而不能成為引領社會發展的領導階級。他們只能照舊依存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關系的天羅地網中而不能自拔，也只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與它一同走向毀滅。

　　四、辛亥革命可以避免嗎?

　　辛亥革命后，中國陷入政治派系紛爭和軍閥戰爭的泥潭。但是，北洋政府中央集權的衰落是對前朝整體社會經濟發展和具體政治格局變化的邏輯繼承。只不過新的政治體制使不同的軍事-政治集團之間的矛盾和斗爭表面化，不再像以前那樣隱蔽在封建大幕之后，在虛偽的民主舞臺上更容易暴露而已。

　　任何社會革命，如法國大革命、俄國十月革命都會在較長一段時期導致社會動蕩和經濟停滯。與之相較，辛亥革命對社會總體的沖擊力很弱，經濟反而有力增長，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可即便如此，一百年來把辛亥革命視為破壞歷史發展，應該或者可以避免的聲音一直不絕于耳。它主要來自以下兩個方面。

　　一個方面，是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的余脈和繼承者。他們是響當當的國粹派。包括從最初掀起尊孔讀經的封建士大夫，直到不久前還要把孔孟之道與資本主義精神強力粘接起來的新儒學，都把傳統儒家思想認做是解決中國根本問題的不二法門。雖然他們大都認真地研究具體歷史文化作用于社會發展的特殊性，以及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領域對經濟基礎產生反作用力的諸多因素。但他們卻沒有認識，更不用說把握社會經濟形態是決定社會歷史發展的唯一主導因素。社會文化形態是社會經濟形態不同程度不同趨向的真實反映，在總體范圍內不得不與之相適應，是歷史的必然。因此，任何真理都是相對的，更確切地說，歷史的。

　　與其說中國歷史發展的長期性穩定性使這些人產生“天不變道亦不變”的錯誤認知和固執態度，不如說他們始終沒有意識到自己看似從“以天下為己任”宏偉抱負出發建立的社會觀念仍然不過是站在統治階級的一己的立場之上。這些人認為辛亥革命從根本上動搖了儒家文化的統治地位，是導致社會長期混亂的根本原因。殊不知，決定儒家思想文化最終命運的絕非是一場政治革命所能承擔的。辛亥革命只是更加暴露出它在洶涌澎湃的時代面前已經無法為歷史的進一步發展提供思想動力，只是顯示它必將在未來的一場社會革命中無可挽回地被徹底拋棄。

　　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告訴我們，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諸因素與社會整體形態發展的不一致，不同時期不同范圍內存在超前或滯后是一種普遍的客觀現象。因此，這個方面不僅對辛亥革命，對以后導致儒家文化為代表的封建統治思想體系走向滅亡的每次革命所持的反對態度，也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另一方面，信奉全盤西化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也認為辛亥革命可以或應該避免。盡管辛亥革命只是一場政治革命，卻同時顯示出社會革命的未來要求。自然會引起資產階級的極大恐慌。在世界近現代史上，中外各國資產階級無不在歷次革命中選擇最低的政治目標和政治綱領。他們更傾向于漸進式的革命，在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之間，總是選擇前者。這是由于他們在社會結構中的階級地位所最終決定的。因為他們占有生產資料，任何劇烈的政治革命更不要說社會革命所必然導致的社會動蕩都會威脅到他們的財富。他們占有生產資料的方式與以往的封建貴族地主階級也存在本質不同，不是通過武力或思想方面的強迫機制，而是通過商品買賣這一看上去平等交換的經濟機制，來完成剩余價值在生產和流通兩個環節的實現。他們的財富，尤其財富的增值更加依賴于穩定的社會經濟環境。他們是所有階級中最怕出事的。胡適“少談些主義，多研究些問題”看上去是學術爭論，實際上喊出了資產階級對社會動蕩，更不要說社會革命的恐懼。顯然，“問題”比“主義”容易解決。可以在政治改良過程中逐步化解問題引起的矛盾，更深一層的矛盾交由政治革命來解決。而社會革命總是矛盾不可調和的必然結果。那是資產階級萬萬不愿看到的。他們更愿意把矛盾只發展到“問題”階段便解決掉。這種解決方式對他們更為有利。因為資產階級手中握有大量財富，他們可以憑此直接贖買權力，或者間接雇傭代理人來實現本階級階段性的政治目標。

　　全盤西化論者是個龐大的群體，與另一龐大群體的國粹派居于對立的兩端，認為資本主義是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唯一鑰匙。雖然他們對腐朽的封建文化展開猛烈批判，以至陷于民族虛無主義，進而人為地消滅了社會發展和歷史演變的文化基礎。與其說對國家富強和現代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形式的強烈渴望令他們全身心地擁抱西方顯得有些一廂情愿，不如說他們始終沒有認識到中國社會的發展，既是中國的又是世界的二者統一。半封建半殖民地廣大貧苦農民的基本國情，與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的外部條件，使中國再走西方資本主義漸進發展的老路沒有現實可行性。這一方面不僅對辛亥革命，對以后歷次革命運動的反對，在革命高潮時的猶豫徘徊，以及低潮時的背叛，都是基于其階級立場，為本階級的根本利益著想所決定的，也是歷史的必然。

　　歷史的發展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當時內外部的主客觀因素雖然沒有形成一場社會革命的歷史條件，卻由于國家社會危機的全面爆發，一場政治革命，一場“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機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來臨，象新的危機的來臨一樣，是不可避免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488頁)

　　五、辛亥革命的偉大意義

　　辛亥革命的性質和意義，江澤民、胡錦濤曾作過精辟的概括。2001年10月，在紀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的大會上，江澤民指出，辛亥革命是“偉大的民族民主革命”;2006年11月，在紀念孫中山誕辰140周年的大會上，胡錦濤進一步指出，“孫中山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中國民族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作為民族民主革命為另一場更廣泛更深入的社會革命成果的取得，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打開了道路。它為這一對中國和世界歷史發展影響深遠的革命在社會基礎和上層建筑，尤其意識形態的思想準備上創造了一些條件和基礎。這些條件和基礎內在的邏輯關系在與“中國-世界”互動框架內部和外部辯證的社會歷史關系的共同作用下，使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東方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實踐取得了最終的勝利。

　　在民族革命的意義上

　　辛亥革命喚起中華民族意識的覺醒，不僅在于面對帝國主義侵略壓迫，國家面臨生死存亡時危機意識的提高，也不是對滿清異族統治簡單的歷史清算，更在于由此帶來的對中華民族主體性意識的提高，尤其是相對于君權思想的庶民政治熱情和政治參與度的提升。由于徹底推翻了存續了幾千年家天下的政治制度，“辛亥革命以后，誰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6頁)因此，國民不再是君王的奴仆，知識分子不再是皇帝的臣子這樣的思想認識，潤物細無聲地逐步深入到人們的思想意識當中。民族自覺意識的提高推動中國走上現代意義上民族國家發展之路，開始慢慢改變以往政治意識只存在于少數官僚階層和知識分子之中，而與其他社會階層尤其廣泛的底層民眾無關的傳統。改良主義破產和西學東漸，主觀上阻斷了知識分子忠君之路，王朝傾覆和科舉仕途已斷，客觀上促使知識分子不得不走出書齋面對社會，進而為他們深入社會發現社會問題引發社會思考提供可能。當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他們中的先進分子成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

　　人類的歷史既是民族發展的歷史，更是階級和階級斗爭發展的歷史。任何民族斗爭和民族革命既是民族矛盾，更是階級矛盾激烈沖突的表現。無論其表現形式如何，背后總是隱藏著深刻的階級根源，總是由階級斗爭以及這一斗爭的結果規定其意義。民族革命只有在明確的階級意識和階級斗爭目標的指引下才會形成一場推動歷史變革的社會革命。

　　民族矛盾和民族斗爭，因民族范圍廣而具有普遍的劇烈度，因民族意識濃而具有強大凝聚力，是最容易被發動起來的斗爭資源和斗爭手段。一方面，不同性質的諸多社會矛盾往往容易，或者說首先表現為民族矛盾;另一方面，許多矛盾也容易被民族矛盾所掩蓋。人們更容易忽略的是，在民族利益和階級利益發生矛盾的時候，任何階級，尤其統治階級的一切行動都基于他們的階級立場，首先為本階級利益考慮。這也是中外歷史所證明了的。普法戰爭期間，梯也爾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出于對巴黎公社無產階級專政的恐懼，不惜拱手讓出巴黎，好讓普魯士士兵屠殺法國工人階級;曾國藩為清廷異族賣命，雙手沾滿太平天國農民的鮮血，原因也很簡單：在這個漢族大地主階級的代表眼里，他們不是同胞，而是階級敵人。

　　因此，在民族革命長遠而根本的意義上說，辛亥革命使中國更廣泛的社會階層，首先是知識階層因民族意識覺醒而階級意識覺醒，隨后產生壯大的工人階級和廣大的農民階級，在以后一段時間里在政治上被動員起來，為一場以階級意識指導的社會革命準備了條件。新的民族危機，即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解放戰爭使這一社會革命的進程加快了。這一歷史進程是不可避免的，不僅是反抗某一個帝國主義的侵略的民族戰爭，也是對所有帝國主義國家壓迫中國被壓迫階級的階級斗爭和社會革命。從世界范圍來看，是在資本主義上升到帝國主義階段，作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的一員，站在社會主義蘇聯一方，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下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這一偉大革命是辛亥革命當時的歷史條件和社會各階級狀況所無力承擔的。但是，它開創了中國歷史新的紀元，是中國近現代史從量變到質變的一個階段性的轉折點。它的民族革命的偉大意義不僅在于其自身的政治革命成果，更為一場社會革命創造了條件，準備了基礎。

　　在民主革命的意義上

　　民族革命與民族革命是辛亥革命不可分割的成果，是同一事物不同而相同的兩個方面。民族意識覺醒離不開民主革命，民主只有在民族意識覺醒后，國民政治意識隨著提高才有可能。

　　就像資產階級利用“自由、平等、博愛”這一人類精神解放武器，最后摘取本階級勝利果實一樣，他們把代議制民主推崇為人類歷史上最佳的政治方式，并想當然視其為本階級的專利品，恰恰是用來掩蓋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的最核心本質。如果我們聽信了資產階級的宣傳，對理解和認識辛亥革命取得的民主革命的偉大意義就會陷入歧途，走進死胡同。

　　其實，民主只是發動、組織和領導政治力量的一種方式方法。被壓迫階級反抗統治階級的斗爭過程中，采用民主的方式有利于發動包括其他各階層在內的各種政治勢力的斗爭力量;有利于政治組織的發展與協調;有利于革命領導集團的內部凝聚力。對統治階級而言，在統治階級內部實行民主有利于擴大統治基礎;有利于發揮統治工具的效率;有利于協調內部不同利益集團，尋找到利益平衡點以一致對外。民主絕不是資產階級的發明，以往的統治階級無時不刻地在使用它、利用它。即便是集權程度很高的強權政治甚至獨裁統治之中，也或多或少地利用這一方式方法。只不過由于社會組織結構和政治機制的不同，表面上看其使用的范圍小，程度低，但卻是與社會形態相適應一致的。

　　資產階級利用民主推翻封建貴族的階級統治，也同樣把它作為對無產階級和其他一切被壓迫階級的實行階級統治的方式方法。與以往統治階級不同的是，由于資產階級占有生產資料等一些列經濟基礎方面的根本原因，其階級隊伍的組成形式與封建貴族階級以血緣、宗室、教派、君臣等隸屬關系有著本質的不同，是以一種資本和商品交換等一些列決定于經濟關系，一句話，以金錢為階級紐帶。他們握有可以在全社會流通使用，可以腐蝕和收買任何權力基礎的金錢力量，因而盡管并不排除非民主的各種革命方法和統治手段，卻無須以暴力或專制一途便可以達到階級革命或階級統治的目的。

　　我們既要看到資產階級民主宣傳的虛偽性，也要看到民主革命在反抗封建專制制度的革命性和先進性，更要看到資產階級把民主據為己有的欺騙性。資產階級有資產階級的民主，無產階級有無產階級的民主。辛亥革命動搖了中國人對兩千年封建專制皇權統治的崇拜，是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運動。群眾團體紛紛建立，打破了封建時代結黨就是營私的思想禁錮，民主思想蓬勃發展。資產階級民主政治活動的一系列失敗，只是表明了在帝國主義時代世界潮流的澎湃激蕩召喚著一場社會革命的必然到來。在這場革命中，正是由于無產階級，尤其它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在社會各個階層發動民主，組織、發動和領導最廣泛的反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才能取得最終的勝利。它也是對辛亥民主革命偉大意義的真正繼承。

　　做為一場政治革命，辛亥革命為近代中國的歷史進步打開了閘門，開啟了政治民主與民族覺醒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與發展，抗日戰爭的勝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都是中國人民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對社會客觀規律的逐步認識和掌握的一系列主動抉擇。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歷史必然性的具體體現。以階級斗爭為核心的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指明了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世界各國奔向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就是在這樣的道路上，中國人民完成了從辛亥革命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從政治革命到社會革命的歷史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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