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宣統三年八月十九，公歷1911年10月10日，漢口俄租界轟然發出一陣巨響。

　　隨之而來的是理所當然的搜捕，一扇扇緊閉的門被蠻橫的兵丁用力踹開。

　　他們不知道，這一腳踹下去，踹爛的是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就如同他們不曾想到，那聲爆炸和之前已經發生在廣州、鎮南關等各處的爆炸不一樣，炸出的是中國的黎明。

　　上、暮色

　　黎明之前，自然是深沉的夜，即使不乏了星星點點的燈火，但彌漫的霧與暗足以使人窒息。

　　物理學有個規律，當一種物質與空氣充分混合，達到一定比例時，一遇明火就會發生爆炸。

　　這時的中國，即是如此。

　　這個成型于公元前221年的老大帝國，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動蕩中幾經起伏，此時已經消耗完了在漫長歷史中曾引以為傲的所有先進性，連開拓新疆土的欲望也在乾隆朝的十全武功后窘于艱難的財力而無聲無息的慢慢消隱。曾經與阿拉伯千帆蔽日百舸覆海的通暢航路日益萎縮成局限于廣州的十三行，曾經通過中亞直達大西洋海角的商隊與駝鈴聲一樣在生態退化日漸荒涼的戈壁漸成絕響，就連它最引以為傲的文化優勢，也在反切訓讀的考據中喪失了經世致用的雄心，變為一門與現實否泰殊隔的專門學問。

　　老朽的帝國除了千年積累下的財富和眾多的人口，已然不再具有能夠應對未來挑戰的沖動與能力，只有粉末化的皮膚從僵硬的尸體上不斷落下，磷火般虛張聲勢的裝點著紙醉金迷而大廈將傾的太平盛世。在康雍乾時代的落日余輝后，盡管還要面對如之前幾千年中持之以恒的邊疆問題和農民暴動，帝國最后一個王朝仍然在看似風平浪靜實則潛流暗涌的太平洋濤聲中逐漸沉睡，安穩的享受著似乎永不會被打破的美夢。

　　1492年10月12日，哥倫布抵達西印度群島，東西半球從此緊密的結合在一起，從秘魯挖掘出的白銀在全球范圍的貿易中源源不斷的流入中國市場，直接影響了中國近500年的貨幣本位和經濟發展。明弘治六年，兵部職方司郎中劉大夏奉命治理黃河，由于他的出色工作，升任左副都御史。這位以王朝時代的道德和事功標準評判都可謂能臣廉吏的官員卻由于另一件事而被歷史記?。簽榱吮苊饷鲬椬诶速M民力重下西洋，他將鄭和航海時的船只圖紙付之一炬。以農業為基礎的帝國憑歷史的經驗選擇了保守和穩妥，也就在歷史難得打開的進步門縫前從門外將它悄悄合起。

　　1522年9月6日，“維多利亞”號輪船抵達西班牙，完成人類歷史上首次環球航行。從此海洋不再能作為中央之國的天然屏障，先是經濟，后是軍事，最后是政治制度，沖擊即將層層而來，直至搖搖欲墜的老大帝國在驚濤駭浪面前分崩離析灰飛煙滅。明嘉靖元年，由藩王成為天子的新皇帝朱厚熜為了將自己的生身父母加上帝后的名號遷入太廟，而與首輔楊廷和為首的文官集團進行了長達三年的名分之爭。幾千年來推崇周公孔子之道的儒學門人們，對于血胤與名分的限定與要求到了近乎刻薄的地步，作為東亞意識形態的儒學代言人的文官與學子在這一刻與皇權發生激烈的碰撞。死去的圣人和祖宗像一道道裹尸布，束縛著后代的一言一行，幾千年的成規下，創新與離經悖道成了同義詞，人性在重重負擔中成為家族利益的犧牲品。

　　1765年，英國人瓦特發明蒸汽機，煤炭的動力從此在轟鳴的機器聲中將世界以不可逆轉的力量推向了現代化，血腥的殺戮和征服在世界各地上演，弱小與落后的民族只能成為被宰割和壓榨的對象，向剛剛在他們土地上站住腳跟的上帝祈求生存。清乾隆三十年，乾隆第四次南巡江南，將皇帝的恩澤像陽光般潤澤到經行之處的每一個草民身上：免江蘇、安徽、浙江三省歷年因災未完地丁、漕項銀兩;免直隸、山東經過州縣本年額賦十分之三;免江蘇乾隆二十八年以前熟田地丁雜款舊欠，以及經過地方州縣本年額賦之半;免江寧、蘇州、杭州附郭諸縣本年丁銀;免浙江經過地方本年賦稅過半。同年八月，這位精力旺盛的皇帝還頒布了巡查與俄羅斯疆界的條例，帝國的旺盛國力使得他能夠毫無忌憚的認為這烈火烹油鮮花著錦的生活可以永久持續下去。

　　公元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三百五十年間的止步不前在一夜間變成巨大的勢能落差，劈頭蓋臉的向措手不及的老大帝國狠狠砸下。當西南地區的兵丁經過大半年的艱苦跋涉終于趕到廣州時，南京已經在堅船利炮的炮火威脅之下，成為中國近現代史可歌可泣歷程的開幕之地，從這里，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將如同一把把帶血槽的三棱匕首，從帝國老朽而不斷抽搐的身體中一股股帶走它賴以茍延殘喘的血液，直到它徹底成為一具沒有榨取價值名副其實的僵尸。

　　幾千年積累的智慧并非不能應對外來的種種威脅，但前提是這是它所經歷過的。在故紙堆中尋找古漢字意義的學問和吟詠月色與美人的詩句在現實的斗爭面前顯得如此蒼白無力，只因這個國家遇到了漫長的歷史中從未經歷過的問題。

　　不是武力，縱橫歐亞大陸的蒙古騎兵尚且能被一個前乞丐帶領的一群泥腿子趕到沙漠以北，一個遠隔了歐亞大陸的島國并沒有足夠的力量來征服這個國家。

　　不是內亂，兩千余年農民與官家的斗爭使得國家擁有豐富的造反與鎮壓經驗，即使民間流傳的故事足以成為造反者最好的教科書，無指導的農民不難撲滅。

　　不是邊患，盡管帝國的海防像裝水的篩子一樣形同虛設，越洋而來的這些人并沒有可以倚靠的崇山峻嶺和沙漠，他們甚至在陸地上連一片立腳之地都沒有。

　　僅僅因為，被視作夷狄的敵人比作為華夏的我們更為先進。

　　這是整個帝國五千年的歷史之中從沒有遇到過的巨大難題。

　　更何況這時主政的，本身就是一個被視作夷狄的馬背民族。

　　一次兩次的失誤，并不足以作為帝國被動搖的警鐘，一個小島的割讓，也不如幾年后的農民起義更值得被關注。與其說帝國的知識精英和鄉土底層關心通商口岸的開辟與否，不如說他們對于禮儀之爭后卷土重來的洋教有著更大的警惕。與之相應，對于隨著通商傳教與入侵如水銀瀉地般滾滾而來的西方醫學、科技、武器和文化與中華文明的種種迥異之處更讓他們保持著極高的戒心與憎惡。

　　于是幾百年前的老調重新唱起，對于禮儀之邦道德秩序的強調與鼓吹成為中樞許多人對于劇變的時局唯一的對策。當武力的力量不能夠保衛家國時，就用文明來軟弱與同化入侵者，同時保持著色厲內荏外強中干的天朝上國面子上的高姿態。

　　于是守舊派代表倭仁的高足曾國藩在辦團練時以一篇洋洋灑灑的討粵匪檄文直斥對陣的另一方侮辱了中華的文明與名教，并號召有基本道德認同的知識精英與他一起為婦女的繼續纏小腳而努力。

　　然而這種洋洋自得的井蛙心態卻在七年后被現實擊的不堪收拾。剛剛拿下安慶的曾國藩與湖北巡撫胡林翼正在長江邊志得意滿的觀賞風景時，航速奇快的洋輪船掀起的浪花輕而易舉打翻了江上的木船，積勞成疾的胡林翼終于意識到自己引以為傲的功績在未來的挑戰面前無足輕重，羞憤交加之下嘔血而亡。終于從中國最后一次大規模舊式農民起義狂風暴雨的打擊中筋疲力盡的挺到最后的清王朝，面對虎視眈眈的列強，終于再也沒有站立起來的力量，搖搖晃晃的向馬戛爾尼使團的子孫們屈下了一條腿。

　　一旦承認了落后，這個在人類歷史上唯一持續五千年而不滅的文明便爆發出巨大的求知欲望，如果說這時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面對恥辱與落后而產生的對西方先進科技的渴求是一塊海綿，那么它足以將從大連到格拉斯哥的海水全部吸干，以尋求一條通向進步的道路。

　　1854年，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佩里再度帥艦隊來到日本，長州藩士吉田松陰不顧幕府的鎖國令，與弟子偷溜上船，表達了去看外面世界的渴望，卻遭到拒絕并被幕府投入監牢。出獄后，他痛定思痛，開辦了松下村塾，培育出高杉晉作、伊藤博文和山縣有朋等一干未來日本的精英。中日兩國的現代化之路就在這樣馬拉松般的賽跑過程中同時開始，而前者仍懵然不覺后者對于東亞霸權和自己土地的勃勃野心。

　　1863年，太平天國即將覆滅的前夜，日后的朝鮮總監伊藤博文踏上前往英國海軍學院留學的航船。14年后，未來他在甲午海戰中的對手劉步蟾、林泰曾、蔣超英、方伯謙、何心川、葉祖玨、薩鎮冰和嚴復也將聽著同樣的濤聲上路。

　　與此相應的，在左宗棠與李鴻章兩大干吏主政之下，中國近代海軍開始轟轟烈烈的建設。至19世紀90年代，如鯤魚般磅礴于北洋之上的艨艟巨艦使得帝國的統治者有理由認為外來的武力將不再能制造30年前京師淪陷和皇帝死于旅途的威脅與恥辱。

　　此時的日本，在硬件上并不具有和北洋水師抗衡的實力，但東亞的霸主只能有一個。為了擠進世界強國俱樂部，主宰自己乃至世界的命運，干瘠的豺狼終于按捺不住，用幼稚但鋒利的爪牙向老朽的大象發起了凌厲的攻擊。為了讓這場將徹底改變未來日本五十年國運的豪賭有更多的籌碼和機會能得到勝利，日本的皇室不惜帶頭賣出珍藏的珠寶，破衣爛衫食不果腹的漁民狂熱的拿出家中最后一點存糧。在蒸汽、火藥與鋼鐵的武裝中，剛剛磨利了毒牙的八岐大蛇向垂垂老矣的巨龍開始狠命的糾纏與撕咬。

　　而此時的中國，同光中興強大的表皮下卻蓋不住病入膏肓的內憂外患。長達十四年的內戰不僅消耗了帝國巨大的資源與力量，更使得漢族官僚集團開始崛起并掌握實權，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名存實亡，太后與皇帝的雙頭領導加劇了執政集團的不確定與短視。為了保存實力和打擊對手，國家利益成為權力祭臺上最好的貢品，直到那些為爭奪權力而犧牲了它的人們同樣被擺上祭臺。

　　1895年2月17日，日軍登陸威海衛，北洋水師全軍覆沒。這不僅是一支現代化部隊的終結，更是整個中國50年間現代化努力的全盤崩潰。隨之簽訂的《馬關條約》使得中國不唯失去了東南沿海七省的門戶，更不得不用自己的血和肉去養肥將要吞噬自己的強鄰。中國的力量和自信衰落到如此地步，以致十年后日本與沙俄在女真族的發源地東北大打出手時，滿清政府不敢也無力干涉。如果說之前尚能通過披著自強外衣遮遮掩掩的被動應對慘淡經營，那么此刻這場假面舞會就再也進行不下去了。舊有的道理與手段在現實面前已經全部失效，中國不得不以加倍的腳步邁入現代才能彌補之前的失誤與緩慢，而本已阻礙重重舉步維艱的現代化，將以什么樣的努力去掙開束縛，真的走上康莊大道?

　　當炮火的硝煙從已經沒有海防可言的中國海岸邊飄散開時，求索道路的先行者們不能不重新審視自己的衰弱與西方的強盛，去尋找新的進步之路。

　　1894年，廣東香山人孫文向李鴻章上書。次年，廣東南海人康有為在公車上書后，第三次向光緒帝上書。

　　當小修小補的零敲碎打已經無濟于事，并被殘酷的現實逼到了墻角，制度也就到了不得不變革的時候，未來改良與革命的雙方領袖以這樣的方式同時登上了歷史舞臺。

　　中、夜色

　　無須懷疑一個執政集團將國家建設好的誠意，即使不考慮中國歷史上對于身后名的高度評價與追求，即使以現實需要而論，它也沒有刻意將國家往萬劫不復道路帶領的必要。

　　唯一的可能，是在現實需要中，何者才是最優先的考量。

　　比如執政集團自身的存續。

　　所以在不觸及根本的前提下，使用西洋方法組建海軍和操練陸軍并無不可。火車、輪船、電報和郵遞事業帶來的交通與信息的發達，對于王朝的持久動搖固然功不可沒，在實際的建設事業中，威脅遠遠不像益處那樣顯而易見。資本的發展雖然削弱了政治管理體系對民間力量的控制，在官督商辦的旗幟下，利潤分成盡管不足以打消新富階層對政治參與的沖動與渴望，卻能夠使他們在患得患失的利益考量中選擇更為穩妥的維持現狀而非另起爐灶。

　　而這個根本，就是清王朝的統治。

　　再具體說，就是八旗貴族的地位。

　　所以當光緒帝興沖沖的變革遇到這種阻力時，慈禧也不可能幫他。

　　而當他想動用武力時，早就浸透了帝國每一寸肌體的癌細胞卻有足夠的武力將渴望向西方接軌開眼看世界的他關入一間與世隔絕的宮殿。

　　帝國許多年來的變革，雖然充滿了刀光劍影的勾心斗角，卻從沒有像這次不足百日的維新一樣，需要借用人頭來做一個急剎車式的終止。

　　諷刺的是十年之后，當年光緒力推的這些變革由他當年消極的抵抗者們重新付諸實施。

　　原因無它，當與外部列強的賽跑以失敗告終時，帝國老邁的軀體已經無法應對新的挑戰，反而要像之前的幾十個王朝一樣，要和自身的衰朽先做一場賽跑。當內部革新的力量超過民間不滿的速度，就可以繼續茍延殘喘甚至精神煥發的活下去。而一旦缺乏這樣的速度時，就只好逐漸向沼澤般的死亡深淵沉淪，在血與火中期待新的黎明到來。

　　只是，當在位者們終于不得不采取加速度的變革來挽救最后的希望時，早已加速前行的時代和民憤已經把他們越來越遠的甩在腦后了。

　　但除非是毫無國際關系常識的極端幼稚者，每個人都知道，如果帝國真的土崩瓦解，在外敵環伺下，自己將面臨怎樣的命運。是以曾經你死我活斗爭的帝國上層，與迫切要求變革又害怕破局的帝國中間階層的知識分子們結成了同床異夢的神圣同盟，以相互妥協換取未來不被洶涌的浪潮吞沒。

　　可這只是雙方中立場較為中性者的共識。滿蒙親貴不會甘于權力的旁落，而沒有出路的衰落小地主與新興小資產者家庭出身的人們由于已經不可能在這個被種種勢力層層包圍的權力場中分一杯羹，更是理所當然的選擇了更為激烈的態度。

　　在這種情況下，皇朝的旗幟尚未朽爛但已經霉味不堪，新理念的旗幟躍躍欲試卻不為人知。想要更全面的團結人們到自己的主張下，就不可能不依賴國與族這一延續千年的舊牽絆。華與洋，漢與滿，同樣是民族主義的主張，不可能不發生天雷滾滾般的激烈碰撞。加倍的保守頑固與對王朝開國時歷史瘋狂的攻擊與清算針鋒相對的同時激蕩澎湃，當政者試圖將王朝的利益與國家的利益牢牢綁在一起以度過驚濤駭浪，造反者則努力把它已經搖搖欲墜的奠基石用一顆顆炸彈變成它墳墓上的封蓋土來把它徹底埋葬。

　　1900年，新世紀的第一年，在中國傳統的干支紀年中則是地支第一位的子年。

　　對皇位的覬覦使得利令智昏的載漪鋌而走險，以一紙偽造的通牒換來慈禧對全世界宣戰。腐朽到極點的官僚體系與民間自發的反抗運動合流，有利可圖的暴力換來大量投機分子的咸與維新，泥沙與江河日下，符紙共圣旨齊飛中，抵御外侮的重任令人哭笑不得的落在了依靠封建迷信而無知無畏的可憐人頭上。帝國的愚民政策最終自食其果的在自欺欺人中把自己玩死，從此再也沒有力量爭取獨立自主的權力，而只能像交際花般依靠幾個強國彼此間的矛盾周旋偷生，卻總被他們一再共同的凌辱與欺壓。那個曾以天朝上國自居的龐然大物，終于將另一條腿也跪了下來，將頭顱深深的低伏在征服者腳趾前。

　　為了維系王朝的生存，奉旨造反的農民們成為替罪羊，人頭又一次掛滿了北京飽經風霜的城墻。曾經作為帝國禮法表彰象征的牌坊，則為一個外國人立起，成為帝國自大的道德秩序在血與鐵的實力面前完敗的墓碑而深深刺在帝國的心腹之處。

　　如果說歷史早已逝去而可以忽略不計，此刻的現實卻使得王朝喪失了所有的合法性。已經不可能再有人心悅誠服的為王朝的存續盡心盡力，它所賴以吊著最后一口氣的，僅僅是人們對于未知動亂的恐懼。已經無可失去的王朝，終于開始拖著沉重的負擔豁出命來向現代飛奔，可左右打別的雙腿卻使得它已經不可能再像十年前那樣能夠用所有的力量向前，跌跌撞撞的步伐讓它不得不在一個又一個的跟頭中掙扎著與自身的衰朽死亡搏斗。沉迷于舊時光榮的小集團仍不愿正視現實，當帝國的存亡已是迫在眉睫之時，鼠目寸光的他們為了得到自己眼前的一點蠅頭小利，不惜將帝國的未來置之腦后。然而在他們沉溺于爛泥灘中你爭我奪的廝打時，伴隨著炸彈呼嘯而來的革命已經勢不可擋。

　　當帝國因為來自東洋的打擊而像戰敗的艦隊那樣逐漸向無底深海中沉沒時，航船上人們的目光自然瞄向了如同坂上之云般蒸蒸日上的旭日帝國。從官派的官僚和留學生到流亡的政客與革命家，帝國已經放棄了所有的尊嚴，為了生存不惜做出最后的努力。東京、橫濱、成城甚至偏遠的仙臺，中國人的足跡在這個昔日不屑一顧的蕞爾小國踏出了一個個巨大的問號。將視野與野望一起拓展到亞細亞的新興帝國，同樣沒有錯過這個將自己的影響投射到遲暮大陸的良機。犬養毅、宮崎滔天甚至頭山滿，無論改良還是革命，流亡者們得到了最好的庇護所與發展基地。盡管誰都知道這不會是無代價的，但此時說這些還未免太早。

　　強鄰羽翼下顛覆因素正在醞釀和發酵的同時，滿蒙親貴不得不為此前的短視付出代價。庚子國變中南方的漢族官僚群體無論老少新舊，公然宣布獨立自保，指斥帝國最高統治者的圣諭為可以不遵行的亂命。即使在內戰中收獲了財富、聲望與權力的那一代人逐漸凋零，但權力向新漢族官僚的傾斜已無可避免。有著一雙清澈眼睛的袁世凱并沒有那么單純的內心，而唯一可以抗衡他的老官僚張之洞已經在仕途中耗盡了精力，在不久的未來即將追隨慈禧和光緒而去。地方的建設和國家機器的革新需要太多的新知識與新制度，越來越多的權力如同連綿的秋雨落入主政地方的實權派手中，而留給中樞滿蒙小朝廷的，只剩下那一片彌漫紫禁城的凄迷與冷清。

　　上行下效，風行草偃。資本的力量越來越膨脹，迫不及待的要發出自己的啼聲來作為舊王朝的喪鐘。這將是一條巨蟒，當一次又一次蛻去不合身的舊皮后，它將把這個日暮途窮的帝國一點點纏死，直到最后骨頭斷裂的那一聲咔吧脆響。胡雪巖倒了，盛宣懷也倒了，而曾做過狀元的張謇成為新一代巨商。從政治包容和借用資本，到政治與資本合流，盡管軟弱無力，但隨著現代化而不斷成長的民族資本不可能不在合適的時候去扮演它封建制度掘墓人的角色。

　　帝國最后的喪鐘終于敲響，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隨著現代化進程的發展，舊式的知識分子再也不能應對日漸紛繁而專業的行政與經濟事務，曾維系了帝國千年穩定的科舉制度被廢除，小朝廷一點一點把社會穩定所有可能的支持者都推到了對立面。并非是它有意這么做，只是一個無法前進的時代和集團，注定要被歷史淘汰。錯過了最好的時機，即使終點就像地平線那樣似乎觸手可及，但終究是可望而不可及。

　　同年，為了維系最后一點生存的可能，用換湯不換藥的把戲延續自己行將送終的生命，五大臣出洋考察，次年慈禧頒諭旨預備立憲。如果無法成為一個現代的人，至少用西服掩蓋里面的長袍馬褂似乎也能掩耳盜鈴的遮住馬腳。只是長久的等待使得人們已經明白它要玩的是怎樣一種勾當，并在正式施行后不出意料的嗤之以鼻。做著試圖用名詞的變更在法理上收回權力美夢的小朝廷，卻不知道自己早已經沒有和地方實力派及時代討價還價的資本了。

　　在現代化進程中權力與資源的角逐里，如同三百年前的明王朝一樣，不斷釋放和失去他們的清王朝將成為唯一的輸家，而它的尸體上將產生新的世界。

　　老大帝國的暮氣與新興帝國的朝氣不可能不深深刺痛并激勵著那些還有志于改變的人們。為了挽救沉淪的民族與國家，他們不惜奉獻出自己所僅有的一腔熱血。一次次的失敗和犧牲，并不能讓后來的同志放棄。他們堅信自己是堂堂的炎黃子孫，是流著秦皇漢武血液的自由人，而不是生來的奴隸，就如同他們不承認有些人是生來的主子一般。在嘲笑和謾罵中，他們傾盡自己的家財與熱情，用一次次生命的撞擊去沖斷這老樹死而不僵的根莖，以為未來新苗的萌發騰出空間。

　　他們有人淚別了父母妻兒，來換取國人的警醒。

　　他們有人走進冰冷的海水，來換取國人的警醒。

　　他們有人被爆炒了心和肝，來換取國人的警醒。

　　他們有人在失敗后又失敗，來換取國人的警醒。

　　一滴滴熱血，或許只會被愚民拿來沾饅頭治病。

　　一股股熱血，或許只會被愚民拿來做閑談話題。

　　但一腔腔熱血，終于融化了冰層，打破了黑屋。

　　在無盡搜捕與不斷逃命中，在漫長監禁與慷慨陳辭中，在血腥殺戮與激昂蹈義中，用熱情做引線，用生命做火藥，用信仰做火星，這樣一群前仆后繼的人，終于在一個夜晚打響了那載入史冊的一槍。

　　十八顆鐵與血換來的晨星，似乎昭示的是一個新的時代，是中國美好的明天。

　　可黎明之前，是最黑暗的時刻啊。

　　你們或許是最不計得失的人，或許是將舊時代鐵幕打破的人，或許是將被人們銘記和景仰的人。

　　但你們不是現實而功利的人，甚至不是成熟的人。

　　格局已被打破，原來尚維持均勢的各方勢力，怎么可能不撕下臉皮，來牟取自己最多的利益。

　　從焦達峰到張振武，從吳祿貞到陶成章，舊官僚在殺，立憲派在殺，甚至革命黨自己也在殺，青天白日尚未眼見，滿地猩紅的血泊卻不能不讓人對這個號稱民國的新時代打上大大的問號。

　　如果說革命黨人有充分的膽量和決心去把這破爛不堪的局面全部擯棄，他們卻沒有足夠的智慧和力量把自己的追求變成現實，而只能在新時代的大門前被從后射來的冷槍擊倒，成為蜂擁而入唯恐落后半步的形形色色勢力的墊腳石。

　　歡呼聲尚未隨同鞭炮的硝煙散去，人們愕然的發現，同一班人固然是換湯不換藥，可換一撥人上來，面對這個爛攤子同樣沒有更好的辦法，甚至更為幼稚與無能。萬里鐵路的雄偉計劃只為漂泊半生的孫中山換來一個大炮的綽號，而長著一雙老鼠眼的康有為則在海外奔走運動，期待重新扶立起一個皇帝繼續自己的圣人夢，介于兩者間的楊度毅然選擇投入袁世凱幕府，為自己君主立憲的帝王學開拓一片施展天地。

　　革命的熱情尚未消退，雖然南北雙方鑿枘不合貌合神離是公開的秘密，開國會的愿景仍然鼓勵著天真的宋教仁游走四方演講拉票，卻不知一聲槍響即將把這個肥皂泡打成粉末。

　　無論是否袁世凱親自下的命令，宋教仁的死都以最為殘酷的事實告訴人們，這個國家即使有了約法，有了國會，甚至有了像模像樣的競選，內在的骨子里還是那個千年不變的舊帝國，黑夜里的交易和伎倆而不是青天白日下的競爭才是社會運行的法則。無論憲法制度還是政治，移植來的花木必須符合水土才能結出碩果。同樣錯上加錯的還有新成立的國民黨，放棄了法治的追訴途徑，選擇了以己之短擊彼之長的硬碰硬較量。在中國共產黨知道槍桿子里出政權的教訓之前十四年，它的兄長第一次嘗到了武力不濟的苦澀滋味。

　　潘多拉的魔匣一旦打開，武力的反噬便不可避免。未來十五年中讓中國呻吟于鐵蹄之下的軍閥混戰，已經在蠢蠢的胎動中咧開了獰笑的血盆大口。

　　但此時的北洋，尚還維持著團結的表象，直到民國這個假招牌被袁世凱公然一腳踢開。如果像人們叫囂的那樣往前走并不能帶來安寧與幸福，那么過去幾千年的經驗為什么要被輕易忽視?已經革過一革的世界并不見得更好些，而手中緊握著槍桿的袁大總統，明顯有著比清廷更強大的實力與能力維系統治。民族民主的旗子不能當糧食，一個穩定的皇帝卻可以讓人們免于欲求做奴隸而不得。公私兼利的考量下，這個老家與古時宋國不遠的現代人忘記了殷鑒不遠的古訓，將不久人世的自己和新生不久的民國一起毀滅。

　　他所沒有想到的，是時代已經改變了。人們已經習慣了沒有皇帝，沒有辮子。野心勃勃的他手下，并沒有那么多忠誠的擁躉。在亂世中實力和利益才是一切，而流行的民主思潮更為反叛罩上了一層求之不得的冠冕堂皇的外衣。直皖奉，李閻馮，北洋從此和中國一樣四分五裂，革命前本以為不會更壞的局勢居然像急速墜落的蹦極者，不知何時才能到達反彈的最低谷。

　　為了國，棄了民。袁世凱的錯誤選擇使他成為又一個歷史車輪面前的犧牲者。

　　為了民國，棄了民。對軍閥的利用反過來變成被軍閥利用，痛定思痛的孫中山苦于國民黨組織不密要求黨員效忠，卻被革命元老忿然拒絕。然而經常被視作幼稚的他這次總算開對了藥方，十年之后，華夏大地最后兩個博弈者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列寧主義化改造，已經在此時埋下伏筆。

　　朝堂勾心斗角的爛泥灘變成整個國家在血與火中哀鳴的爛泥潭，理想是否不得不向現實讓步?民主民權的民國，何以不能激發人民保衛她的熱情與愿望?已經在紙面的政治制度向西方國家全盤接軌的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為什么竟會變成分崩離析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的絕望之邦?甲午戰爭二十年后，對中國前途的追問仍然是一片不解的疑云。

　　下、曙色

　　當民國險些復辟成帝國時，曾為她的建立而奉獻過青春與熱情的人們不可能不對自己的求索之路產生深深的反思。當年他們眼見到同儕拋頭顱灑熱血，甚至曾做好準備將自己也變成一顆流星去照亮那深沉的夜空。而現在，青年時的追求竟換來這么一個結果，器物、制度的變革都走到了盡頭，他們的目光終于向民族靈魂最深處的文化看去。

　　在蔡鍔于云南舉起義旗用槍桿子去沖鋒借尸還魂的帝制時，北京城一份新遷來的雜志《新青年》早已用筆桿子發起了更為深刻的沖鋒。槍桿子只能讓袁世凱當不了皇帝，筆桿子卻可以讓中國從此不再有人懷念和支持皇帝。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們，像當年投身于推翻封建王朝統治一般，用新的投槍和匕首投身于推翻封建思想統治的新斗爭中。對民主科學的呼吁和對白話文的倡導讓這份雜志一時洛陽紙貴，成為青年學子街談巷議的中心。它對啟蒙的倡導在近百年后仍讓諸多知識分子心醉不已。

　　但也僅僅是倡導。

　　1918年，來自湖南湘潭土里土氣的窮學生毛潤之經推薦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得到一份職業，興高采烈以為可以和偶像暢談天下大事的他卻被澆了一盆又一盆冷水。不但成名的老師，即使學生領袖，都不屑于去聽他那詰屈聱牙的湖南土話，只把他視作大學官僚機器中一個微不足道的螺絲釘校工而非平等的人。

　　這件事在此后經常被用做毛澤東仇視知識分子根源的證據來揮舞，卻很少有人肯耐心再細想一想，即使那個管理員不是毛澤東，而確確實實只是一個來自鄉下對新文化滿懷憧憬卻人微言輕的窮學生，那些知名的學者會否有傳道解惑的耐心。

　　是的，滿足于京城——最多加上南京上海等屈指可數的幾個城市——小圈子的學者們，與中國現實的差距，會否比中國從舊時代到新時代的差距更為遙遠?

　　而如此一群與中國現實離題萬里的知識精英，對于中國最廣大的群眾，除了下一個愚窮弱私的無奈判斷，建幾個世外桃源般的溫室基地，還有什么辦法去改變他們?

　　不要說什么救亡壓倒啟蒙，自說自話的啟蒙，創造不出新的世界。無視救亡的啟蒙，更是不著邊際的癡人說夢。飽漢子不知道餓漢子饑站著說話不腰疼的人就算會好心的多給車夫幾個小費，卻不會有可能舍棄自己的優越生活去改變看似無法改變的現實。他們已經是新時代另一種形式的老爺，與自己天下大同的理想漸行漸遠以至分道揚鑣了。

　　在知識精英尚未與最底層同呼吸共命運之前，他們的認知只會歡欣鼓舞于公理戰勝強權的新聞，滿心希望幾十年來首次成為戰勝國的中國能夠收回自己的合理權益。他們欣然摘取幾十萬勞工流血流汗換來的戰勝果實，卻不曾想過真正組織起這幾十萬勞工中國將再不會嘗到失敗的苦果，只因他們眼中這些勞工只有一個人的名義而不像他們有成為人的資格。

　　國家的危亡使得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第一次大規模的走上街頭，中國現代化征程最后一段接力賽的政治力量已經幾乎全部登上政治舞臺，并將在未來不斷爆發出自己的偉力。在現代化長跑中遙遙領先的日本即將開始面向大陸的天下布武之路時，盡管被許多人無視，中國未來的主人翁仍以低低的怒吼宣告了自己的存在和蘇醒。

　　近十年的戰亂換來逐漸穩定的局面，雖然不免拉鋸與賄選，20年代初的中國大陸總體不妨說是一片寧靜，在這隱隱的寧靜之下，真正將黎明引向光明的力量正在孕育。

　　1924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北方勢力的介入和改造，使這個脫胎于會黨和無政府主義知識分子的黨有了可以站立的骨架，能夠在未來的長跑中有領先一時的可能。而脫胎于小知識分子的共產黨，因為教義對工農有著更深的同情與理解，也因此而以更蓬勃的朝氣為中國的未來增添了一種可能性。

　　鐵的意志，鐵的紀律，鐵的組織。那個用鋼鐵為自己命名的人用一個國家的崛起將這些成功之道無比鮮明的擺在了積貧積弱的中國面前。蘇聯槍彈的武裝或許只是增強了國民革命軍的武力，但蘇聯思想和組織形態的武裝卻使這支部隊成為中國第一支現代化的部隊。自覺的奉獻與犧牲使得它在那些拉壯丁拼湊起的軍閥部隊面前百戰百勝，由知識青年自愿投考產生的軍官團在成為國家未來統治精英期許的鼓勵下精神煥發，共產黨對于底層群眾前無古人的動員能力更是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跡。

　　但它的勝利也止步于此了。脫胎于舊時代的老黨有著太多的舊束縛，要革命還是要黨的兩難選擇使得強硬派蔣介石對昔日盟友揮起了屠刀。割不斷與舊時代千絲萬縷藕斷絲連關系的國民黨，終于在這場長跑中猶猶豫豫的立定，扭過頭來在一片被時代拋棄的廢墟荒原中尋找自己可能存在與成長的舊土壤。在當時看來這并沒有關系，雖然國民黨開始退步，但它的強勢之下，從30萬銳減到3萬的共產黨顯然沒有能力再恢復到足以與它抗衡的規模。

　　所有秉持這種實力主義觀點的人都想象不到的是，在沒有外國武力和金錢支援的前提下，共產黨竟然以這片土地上被壓迫者最古老的農民戰爭的形式重新站立起來，成為已經全面右傾的國民黨揮之不去的夢魘。

　　經過喧囂沸騰的三十年，中國的主政人物已不會再單單因為一些美好的詞語和理論而激動不已，改造中國的前提是尊重現實，從不曾隨著王朝更替而變動的基層社會結構，才是這個國家得以延續千年的水下冰山。雖然意識形態大旗仍在高高飄揚，瞄準這一點的兩個列寧主義政黨為爭取基本支持者，不可能不向現實靠攏，進行離經叛道卻必要的變革，這或許不是很多聰明人心中的答案，卻是真理。

　　它們有著同樣的組織形式，出自同樣的軍事院校，甚至可能在同一時間有著相同的黨員，也同樣選擇了與這個國家自秦漢以來長存不易的人群。

　　只不過一個是壓迫者，一個是被壓迫者。

　　于是國民黨的鄉土化以保守和右傾的方式走向了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一黨專政，而共產黨則在革命與激進的政策下與中國最為廣大同時也最為知識精英所忽視的農民結成牢不可破的聯盟，并在十八年后喊出人民民主專政的自豪口號。舊的結構既然無法跟上新時代發展的腳步，在沒有大皇帝以后，為什么還要允許土皇帝延續千年不變的統治。已經朽爛得不堪入目的腐敗根系，如果不徹底焚盡，新的大樹不可能茁壯成長。以強大的軍事力量去約束其它勢力的精英政治，無法不越來越自我封閉退縮，直至與以前勢不兩立的敵人同流合污，以借助他們既有的結構把影響拓展到這片土地的每一個城鎮。而面對前工業化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迫切需要組織起來卻無人問津的廣大鄉村，則成了共產黨這一弱者天然盟友浴火重生的最好土壤。

　　鋤櫌棘矜，非铦于鉤戟長鎩也。這是兩千年前的賈誼對秦末農民起義的評價，同樣適用于需要依靠繳獲來維持軍需補給的工農紅軍。然而蔣介石對紅軍的屢剿不滅并不應當抱以太大的驚訝。他太了解這些昔日同志今日對手潛藏在弱小清貧外表下的真正實力，明白作為中國近百年來最有信仰和紀律性的組織，他們有怎樣驚人的戰斗力。為此他不止一次痛斥自己手下將領們的無能與貪腐，甚至允許自己從蘇聯回來的兒子在贛南推行全盤蘇維埃化的基層改革。

　　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蔣介石不明白的這個道理，諳熟中國歷史與古文的毛澤東卻不可能不謹記于心。當一無所有的農民為保衛自己賴以生存的土地和初次嘗到的民主時，他們愿意付出的代價遠遠勝過需要督戰隊、煙槍和大洋才能不從戰場拔腿就逃的壯丁。他們是如此堅定，以致在踏上那場令世人難以想象的二萬五千里的漫長征程時，即使經歷了眾多的饑餓、寒冷、傷痛、死亡和迷茫，卻依然走到了最后。哪怕在路上他們會陷入沼澤，仍會想著以最后的力量用軍帽做一個標記避免后來的同志犧牲。孫中山曾設想的“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的大同社會，居然在這些不識字的農民身上完美實現，而此時北平上海的學者卻仍呶呶糾結于中國是否存在階級與壓迫的論戰。中國的未來在誰身上已經是不需要更多證明的問題了。

　　當偌大的華北已經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時，盡管陜北的農民這時正在以數豆子的原始方式體驗按民國憲法他們沒有資格參與的選舉，啟蒙也不再是人們應當首要關注的問題。地無分南北，人無分東西，整個國家在外敵入侵迫在眉睫的威脅面前，必須拋棄所有的成見與分歧，以中國人的共同身份保衛自己的家園。落后而一盤散沙的農業中國，憑什么去抵抗強大而組織嚴密的法西斯主義軍國體系。一句簡簡單單的“用我們的血肉鑄起我們新的長城”所要付出的是巨大的犧牲，其間慘烈足以使那些此前因為害怕失去地位而選擇國民黨右傾道路的人投入日本的懷抱。

　　從太行山到中條山，從長江到湘江，甚至遠在海南島和敵后的江浙，每一個不甘于做亡國奴的人都自發動員起來，用嘶吼和沉默在不同的場合盡著自己相同的力量。被組織起來的華北農民，遠沒有陪都那些達官貴人的機心，而在一點一滴的工作中，共產黨如同注入水泥的水，將原本一盤散沙的農民團結起來，像血與肉般緊密的聯合在一起。由于有了他們的支持，弱小而土氣的共產黨敢于面對世界上的一切困難，并向一切與他們為敵的人展開最堅決而必勝的斗爭。

　　僅僅一道秦嶺之隔，西南的小朝廷卻將所有的心思放在爭取外國援助之上，完全沒有憑自身力量取得勝利的信心與覺悟。為了延續這個小朝廷，他們派出了媾和的密使，也出現了叛逃的高官，他們的軍力是如此充足和強大，以致能抽出幾十個師去防守延安一個團的中共留守部隊。

　　1942年，法西斯覆滅前最為猖狂的時間，攻勢也最為凌厲。同樣面臨著后勤不足問題的國共雙方，如同在之前面臨若干次背道而馳的分岔口一樣，選擇了截然不同的方法。自毛澤東朱德而下，遍及延安的大生產運動讓兵民為勝利之本的口號深入人心，同樣的勞動生活使人們有理由相信這是自己的部隊，同樣的艱苦生活使人們有理由相信這是自己的領袖。而在西南，為了打通滇緬公路援救友邦被包圍的少爺兵，中央軍最為精銳的部隊從此遠遠離開抗日戰場，在印度休養生息接受美式整編，直到內戰將至的那一刻神完氣足的回來爭搶勝利果實。

　　然而他們面對的，是從未想象過的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四面楚歌聲中，曾澤生帥60軍陣前起義，經整訓改編而成的50軍在抗美援朝中戰功赫赫。措手不及的鄭洞國束手就擒，在見到中共對于上海井井有條的建設與經營后，心悅誠服的參與到昔日對手領導下對新中國的建設中。曾經無懼野人山瘴氣毒蟲的杜聿明在淮海平原上卻成了百姓避之唯恐不及的毒蟲猛獸。當那幾十萬輛小推車連接起從山東到江蘇不斷線的運輸通道時，他們也將一車車的泥土覆蓋在國民黨黨國行將就木的老邁遺體之上，讓這具恐懼光明與進步的僵尸再也見不到解放后晴朗的天日。

　　1949年4月20日，渡江戰役前夕，沿長江上溯的英國紫石英號軍艦因蓄意挑釁而遭到解放軍炮擊擱淺。即使尚未正式建立，由于有最廣大人民的支持，新的政府并不像它那個成立第二天就向列強宣布完全保全他們利益的前任一樣軟弱，它用無比的勇氣與自信向世人宣告，站起來的中國人不會再容許自己的人民與土地遭到一星半點的欺凌和侮辱。如果哪個西方強國對這一點尚還存有疑問，一年半后的朝鮮戰場將讓他們明白站起來的中國為避免再度淪亡所懷有的決心與意志，以及隨之將會采取的不可阻擋的行動。如果誰不愿意成為被美酒和鮮花招待的客人，而非要用刺刀作為開路的先鋒進入中國，那么它將在被獵槍擊斃后在恥辱柱上展示自己遠稱不上潔白的皮毛。

　　4月23日，南京解放。這座曾因簽訂不平等條約而拉開中國近現代史序幕、因太平天國運動而長期成為一時風云中心、因遭遇屠殺而成為中華民族悲慘命運永遠紀念碑的城市，終于和中國一起，在漫漫長夜之后的曙色中迎來了新的生命與前程。

　　尾子

　　1961年9月24日，英國在二戰中的頭號名將、前北約部隊副司令蒙哥馬利元帥站在船上，靜靜看著68歲高齡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毛潤之以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的輕松姿態橫渡長江。近一百年前同樣的江段上，剛打了勝仗的清王朝湖北巡撫胡潤之因為見到英國的軍艦橫行霸道，羞憤交加下吐血而亡。近一百年后，盡管還未度過三年困難時期，與原先的盟友蘇聯已經勢同水火，很快面臨對印度的自衛反擊戰，而原子彈的研制成功還遠在天邊，但只披了一條浴巾的毛澤東仍然使蒙哥馬利自覺的保持了恭恭敬敬的態度。一年前后者留給世人的一句話，至今仍被西方軍事家視為對前者建立的那支軍隊——世上獨一無二的人民軍隊——的最好形容：“不要同中國軍隊在地面上交手，這要成為軍事家的一條禁忌，誰打中國，進得去出不來!”

　　此時他所想到的，應該是那些他一路見到的人們。他們雖然同樣質樸和清貧，卻有著一個世紀前祖先們所沒有的自信和熱情。那些曾在鴉片戰爭后為了走私鴉片而彼此大打出手的人們，此時卻成為勇于公戰怯于私斗的人民。他們敢于為自己的利益而向干部斗爭，并將自己全部的力量匯聚到建設一個新國家的共同目標上來。

　　沒有人民，不會有共和國，也不會有中華。

　　我們會懷念那些在漫長征途中用自己的奮斗和生命為我們試驗了每一條道路的前輩先烈，也會寬容他們出于公心而犯下的失誤與過錯。但我們深知，歷史前進的步伐不會后退，任何對過去的懷念僅僅只應是感情而不是理智的選擇，在他們一代代前行的足跡上找到正確方向的我們，沒有理由去哀悼那些逝去的貴族和老爺們津津樂道平民百姓卻苦不堪言的生活，而應該用我們自己的雙腳去走出我們自己的道路。

　　因為我們，就是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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