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中最大刺刀戰：石牌之戰

 日軍侵占宜昌后，石牌便成為拱衛陪都重慶的第一道門戶，戰略地位極為重要。

為拱衛陪都，中國海軍于1938年冬就在石牌設置了第一炮臺，其左右有第一、第二分臺，安裝大炮共10尊，為長江三峽要塞炮臺群的最前線。與之相配套的還有川江漂雷隊、煙幕隊等。駐守石牌的海軍官兵共有100多人。由于石牌與宜昌幾乎處于一條在線，要塞炮臺的炮火可以封鎖南津關以上的長江江面，極具威懾力，令敵望而生畏。為保衛石牌要塞，軍委會派重兵防守。

日軍對石牌要塞早有覬覦之心。1941年3月上旬，敵曾以重兵從宜昌對岸進 攻過石牌正面的平善壩，并以另一路進 攻石牌側翼之曹家畈。兩路日軍當時都遭到我守軍的嚴重打擊，慘敗而歸。因此，日軍這次不敢貿然從正面奪取石牌要塞，而是采取大兵團迂回石牌背后企圖攻而取之。

石牌要塞保衛戰是這次會戰的關鍵。石牌為我軍全線扇形陣地的旋轉軸，正如當年徐州會戰中的臺兒莊。堅守旋轉軸，頂住敵軍的正面進攻，伺機側擊敵軍。因此，蔣介石對石牌要塞的安危極為關注，他不止一次地給六戰區陳誠、江防軍吳奇偉拍來電報，強調確保石牌要塞。5月22日，蔣介石又發來電令：“石牌要塞應指定一師死守。”如此重任即落在十八軍第十一師身上。

為堅決保衛石牌要塞，5月27日江防軍調整部署，決定以攻守長陽、宜昌兩縣間之稻草坪、高家堰、余家壩、曹家畈、石牌之線為決戰線。至此，鄂西會戰進入決戰階段。為保障決戰勝利，陳誠命第十集團軍第九十四軍主力轉移到長陽資丘附近，掩護江防軍右翼。同時調動空軍戰機協同地面陸軍作戰，并對日軍后方實施轟炸，切斷敵之增援和補給。

在此關鍵時刻，從重慶傳來蔣介石5月26日頒行的手令。蔣氏指出，石牌乃中國的斯大林格勒，是關系陪都安危之要地。并嚴令江防軍胡璉等諸將領，英勇殺敵，堅守石牌要塞，勿失聚殲敵軍之良機。我三軍將士斗志倍增。死守石牌要塞的第十一師師長胡璉當即立下遺囑，決心與石牌共存亡，并把師指揮所推進到離火線很近的蟲客螞包，親臨指揮。

胡璉是一位善于山地作戰的將軍。他重視利用石牌周圍山巒迭嶂、壁立千仞、千溝萬壑、古木參天的有利地形，構筑堅固工事，并在山隘要道層層設置鹿砦，憑險據守。

5月28日，日軍第三、第三十九師團開始向石牌推進。

是日，日軍第三師團從長陽高家堰進入宜昌縣境，向我第十一師第一道防線南林坡陣地發起攻擊。同時，右鄰之十八師陣地也受到日軍的襲擊。至此，一場爭奪石牌之戰在西陵峽展開。戰斗之激烈，為八年抗戰中鄂西戰事所絕有。為了中華民族的尊嚴，為了每一寸神圣的國土，我十八軍將士以血肉之軀筑就抵御外敵的鋼鐵長城。

南林坡陣地是日軍主攻目標。我守軍第十一師三十一團三營官兵奮勇抵抗，戰至黃昏時分，敵軍接連發起5次沖鋒。右翼九連陣地首先被敵攻占，左翼八連陣地繼而也被敵突破，連長陣亡。然而，配有重機槍排和迫擊炮排的第七連陣地始終堅守，并以猛烈的炮火向敵射擊，予敵重創，陣前陳尸數百。七連官兵傷亡也重。第二天黎明，日軍又向七連左、中、右三方進行夾攻，也被我軍擊退。日軍對我南林坡正面陣地屢攻不下，遂于上午9時出動飛機5 架，同時搬來直射鋼炮數門，對我七連陣地進行狂轟濫炸。周圍樹木被掃光，山堡被炸平。二排排長陣亡，追擊炮炮手全部犧牲，重機槍排死亡慘重，技術兵幸存無幾。第三天，日軍一部在飛機支持下，繼續向我第七連陣地攻擊，掩體和工事破壞殆盡，但該連余部仍頑強堅持戰斗。第四天即5月31日，第七連奉命撤離南林坡時，全連僅剩下70多人，官兵傷亡達四分之三。在石牌保衛戰的日日夜夜，第七連自始至終堅守陣地，沒有后退一步。

5月29 日，日軍第三十九師團主力經余家壩，中午進至曹家畈。遂分兵兩路向牛場坡、朱家坪我十一師陣地大舉進犯。牛場坡群嶺逶迤、樹木參天，是朱家坪的屏障；朱家坪峽谷深邃、層峰迭巒。第十一師官兵憑此有利地形沉著應戰。日軍一路由彭家坡迂回牛場坡，另一路從響鈴口、柏木枰向牛場坡正面攻擊。我軍與數倍于我之敵在牛場坡激戰競日。日軍為了攻占主峰大松嶺，在飛機支持下，向我堅守主峰陣地第十一師的一個連發起數次沖鋒。當戰斗最緊張的時刻，電話里傳來胡璉師長的聲音：“弟兄們，積極報效祖國，死守陣地，戰斗到最后一個人，流盡最后一滴血!"在我十一師官兵痛擊下，日軍頗多傷亡，該連亦傷亡過半。終因眾寡懸殊，我軍撤離牛場坡。由于失去屏障，5月30日朱家坪被敵攻占。

與此同時，日軍第三師團另一部越過桃子埡，向橋邊南之天臺觀一線我十八軍暫編第三十四師陣地進犯。天臺觀是我軍這一帶的制高點。這天，日軍沿點心河從天臺觀背面向我攻擊，企圖奪取天臺觀。當敵進至點心河時，即遭到我軍阻擊，一舉斃傷敵300多人。日軍無奈遂轉攻王家壩，又遭我軍分頭迎擊，無法進展。這時, 第三師團的中火田部隊前來馳援，卡斷了天臺觀與大軍的聯系。守衛天臺觀的暫三十四師一排戰士，臨危不懼，死守陣地，與敵頑強拚搏。日軍幾攻不下。又調來飛機助戰。我一排戰士聚集在冬荊樹下堅持戰斗。飛機竟把冬荊樹炸成禿樁，山頭土翻幾層，然而勇士們視死如歸，與敵肉搏，予敵重大殺傷，最后全部壯烈犧牲。

日軍攻下天臺觀后，騎兵隊突入窄溪口，又遭到我龍家巖陣地守軍迫擊炮的攻擊，迫使敵騎落荒后撤。不久，日軍步兵在飛機掩護下強行通過窄溪，向八斗方我十一師二線陣地突進。

自日軍進入我石牌外圍主陣地后，由于這一帶叢山峻嶺，其步兵僅能攜山炮配合作戰，抵擋不住我軍之打擊。于是便用飛機轟炸以代替炮擊，每天保持9架飛機低飛助戰。到了5月30日，日軍向我石牌要塞進行強攻。敵在空軍掩護下，分成若干小股向我陣地猛攻，只要有一點空隙，日軍即以密集隊伍沖鋒，作錐形深入。當戰斗激烈時，陳誠打電話問胡璉：“守住要塞有無把握?"胡璉斬釘截鐵地回答：“成功雖無把握，成仁確有決心!"其英雄氣概可見一斑。

我十一師官兵在他指揮下奮勇作戰，在曹家畈附近的大小高家嶺上曾有3個小時聽不到槍聲，這不是雙方停戰，而是敵我兩軍扭作一團展開肉搏戰。攻擊三角巖、四方灣之敵1000余人，為爭奪制高點黔驢技窮，一度施放催淚瓦斯彈。我軍無防化設備，用血肉之軀與敵相拼，竟奇跡般將敵殲滅殆盡。八斗方之爭奪，是這次戰斗最為激烈的地方。敵每一寸土地之進展，必須付出同等血肉之代價。兩軍在此彈丸之地反復沖殺，日月為之黯然失色。我軍浴血奮戰，擊斃日軍近2000人，陣地前沿敵軍尸體呈金字塔形。中　央社向全國播發消息稱：“宜昌西岸全線戰斗已達激烈．每一據點均必拚死爭奪。”這是當時戰役的真實寫照。

在石牌外圍拚搏戰中，日軍一度鉆隙繞過石牌，沖到距三斗坪僅60里的伏牛山。第十一師師長胡璉立即命其屬下將國 旗插到最高峰上，并嚴令守軍不得后退一步。他用電話告誡將士：“打仗要打硬仗，這一次一定要使日軍領教中國 軍隊的作戰精神!"在石牌保衛戰的日日夜夜，我軍就是憑這股精神與敵搏殺。

為配合陸軍作戰，保衛石牌，我空軍和美國盟軍戰機頻頻出動，在戰場或戰場附近對日軍進行攻擊，斷敵增援和補給。5月29日，我空軍攻擊了宜昌城，炸死、炸傷日軍30余人；30日又攻擊了宜昌東之日軍土門埡機場，炸死日軍2 人，炸毀飛機1架；5月31日，在石牌大戰的最后時刻，我空軍與地面部隊聯合作戰，同日軍飛機展開激烈的空戰，擊落敵機6架。空軍出動，大振了我軍士氣。石牌要塞的海軍官兵，除不斷向長江江面布放漂流水雷，阻止日軍艦船溯江西上與陸軍協同外，他們堅守炮臺戰斗崗位，沉著應戰，任憑日軍飛機、大炮猛烈轟擊，臨危不懼，決心與炮臺共存亡。

日軍久攻石牌不下，損兵折將慘重，信心完全喪失。到了5月31日夜晚，戰場上的槍炮聲突然沉寂下來，進犯石牌之敵紛紛掉頭東逃。石牌要塞雖歷經烽火，但仍屹立在西陵峽之濱，固若金湯，如同一座銅墻鐵壁。此次石牌大戰，我軍打死打傷日軍達7000人，繳獲器械無數。

國防大學金一南教授近日收到了一封青年朋友的來信，信中對抗戰中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國民黨和GCD所起的歷史作用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為此，金教授寫了回信。

　　我們認為，這封回信內容豐富、文字生動，對抗戰中的一些重大問題提出了頗有見地的看法，值得廣大讀者一讀。現征得金教授同意，將此信全文刊載。

　　××你好！

　　這回涉及一個沉重的話題，其實也完全不必為我們自身悲觀。50年代初出生的我們，和60年代末出生的你們，包括發表網絡日志的你的同事（估計是70年代后出生的了），包括“南京1937”那些年輕人，對歷史不都有越來越清醒的認識嗎？后人書寫前人的歷史，這是自然慣例，也是社會規律，想改也無法改，任何國家的執政者最須敬畏之處，也正在這里。

　　你的同事寫得很好，一個民族必須能夠發現和擁有自己的所有寶藏，必須千倍百倍地珍惜自己的這些寶藏。今年八一我到黑瞎子島（中俄爭議的最后一塊土地）附近，對岸俄羅斯怎么進行他們的教育?幼兒園教師帶孩子們到無名英雄墓，老師邊講邊哭，三、四歲的，五、六歲的小孩子大孩子都跟著一起哭。也許那些孩子們并不真的十分明白為什么哭，但他們看到老師哭了，老師那么傷心，于是也都傷心地哭了。這樣的民族，這樣的教育，怎能不形成他們精神強大的基因。相比起來，我們差距很大。問題不是那些在先烈墓碑上跳來踏去的孩子，而是除了自身悲歡便一概無淚的老師，和“選擇性對待歷史”的做法和態度。這種選擇性對待也是多種多樣的，上海新版的小學課本，把“狼牙山五壯士”從課本中去除了（解釋說“放到了課外輔導讀物里”），而代之以＊＊＊和＊＊，說這才是新時代的英雄，堂而皇之地認為過去的英雄應該從我們今天這個時代剔除了。這種“錢包鼓起來就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感覺，只能造成我們民族精神的萎頓。也許正是從這些方面看，顯出你、我、他（你那位同事）這些并非大人物的并非小的責任。能看出來，你的同事是搞國際問題的，也看了不少資料，但對戰爭史特別是抗日戰爭史不熟悉，所以一些描述是不準確的。

　　首先，石牌戰斗是1943年5月初到6月中旬鄂西會戰的一部分。你同事所列殲敵25000人是歷時一個多月、從湖南北部到長江西陵峽口的石牌、延綿千里戰線上的全部作戰成果，擊毀日機15架（而不是45架）也是如此，不是石牌一戰的成果。石牌作戰5天，殲敵1000余人。

　　其二，不僅石牌不是中國抗日戰爭的“斯大林格勒”，整個中國抗日戰爭也沒有“斯大林格勒”。這不是一個讓人舒服的說法，卻是研究那段歷史不得不承認的史實。“斯大林格勒”是形容從防御到反攻、從被動到主動、從失敗到勝利的轉折點和樞紐點，而石牌不是這樣的點。翻遍抗戰史，也找不到這樣的點。包括石牌作戰在內的鄂西會戰阻止了日軍的進攻，但此后日軍通過常德會戰、豫中會戰、長衡會戰、桂柳會戰、湘西會戰，仍然在不斷進攻；鄭州失守、許昌失守、洛陽失守、長沙失守、衡陽失守、桂林失守、柳州失守……仍然是中國人聽到的一個又一個噩耗。特別是湘西會戰（日本人稱“芷江作戰”）竟然發生在1945年4月，距其天皇宣布投降僅剩4個月時間，鬼子們還在戰場上以劣勢兵力甚至劣勢兵器（湘西作戰非常明顯）向中國軍隊連續發動進攻，你說中國的“斯大林格勒”在哪里？倒是湘西作戰末期日軍強弩之末的表現，讓美國《紐約時報》評論了一句“可視為中日戰爭轉折的暗示”，這句話我們就能聊以自慰嗎？那時在歐洲戰場希特勒已經自殺、德國人已經投降了，我們才僅僅把進攻的日軍擊退，然后繼續防御。所以不是中國GCD故意淹沒了抗日戰爭中的“斯大林格勒”，是它本來就沒有。如果真有，別說一個GCD，全世界GCD加起來也淹沒不了。赫魯曉夫當年反斯大林，把斯大林格勒都改為伏爾加格勒了，但“斯大林格勒戰役”作為二戰蘇德戰場的戰略轉折點，至今標榜戰史，無人能夠撼動。

　　其三，關于石牌作戰與平型關作戰的比較。前面說了，把石牌作戰與鄂西會戰的關系弄清楚了，就會明白石牌作戰與平型關作戰殲敵人數基本一樣，都是 1000多人。要說不一樣的話，那么還有這樣幾個不一樣。

　　平型關作戰是一天殲敵1000多人，石牌作戰是五天殲敵1000多人；平型關作戰是1937年抗戰開始的第一個勝仗，那時從國內看，華北國軍紛紛敗退，恐日情緒到處蔓延；從國際看，美英袖手旁觀，德日步步緊逼，中國空前孤立；此時以八路軍如此簡陋之裝備和長期連肚子都吃不飽的官兵打出一個平型關勝利，對鼓舞一直只見失敗不見勝利的國人士氣、擊破“皇軍不可戰勝”神話，無疑意義極其重大。

　　1943年的石牌之戰也是中國戰場一個顯著勝利，但那已是在臺兒莊作戰勝利之后，而且此時二戰已經全面開始，珍珠港事件也已發生，日軍在太平洋戰場已受美軍重挫，戰爭初期那股傲氣已經大減，而且此時美援已經大量擁入中國。在石牌作戰中，中美空軍曾給日軍造成很大殺傷；當時國軍的重迫擊炮團裝備40多門 150毫米口徑的美式重迫擊炮，一次作戰就向日軍發射幾千發炮彈，僅僅幾個小時就殺傷日軍數百人。這些條件，在平型關作戰的八路軍都不具備，只能憑借子彈和刺刀，一個對一個地較量解決。要知道那是一支不掌握執政資源（不但“在野”，此前還到處被“圍剿”）、不享受外援分配、甚至不享有政府正常財政撥款的軍隊（一致抗戰后享受過一陣，又中斷了），正是這些種種情況，決定了石牌作戰無法和平型關作戰相比。認為石牌作戰意義大于平型關作戰的說法，并沒有很好把握那段歷史。

　　當然就像所有生命價值等同一樣，任何犧牲都是相同的。不要說犧牲在平型關還是犧牲在石牌都應獲得我們同樣的尊敬，即使那些殞命于兵荒馬亂大潰退中的無數無名官兵，今天也是需要我們在他們生命痕跡消失的地方放上幾束白花的。美國人今天還在滿世界尋找他們參加二戰官兵的遺骸，對我們該是一個多么深刻的提醒。日本人在廣島的紀念碑上，把死于原子彈轟炸及后續效應的20余萬人一個一個姓名都刻了上去，又是怎樣一種對前人和后人負責的態度。而我們遭受南京大屠殺30萬人死亡，至今南京的紀念館內也只刻有3000有名有姓的名字，其他29萬7千人的姓名呢？真令我們對世界汗顏。把這個帳也記在GCD頭上，顯然不公平，因為南京是當時國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城的雨花臺還是專門殺GCD人的地方。離南京近一些的“蘇區”（江西“中央蘇區”和“鄂豫皖蘇區”）早被國軍 “圍剿”得不得不萬里長征、被驅趕到荒涼貧窮的西北一隅去了。南京城被日軍屠殺的30萬人中，將近10萬是來不及撤走的國軍軍人，而當時向南京進攻的全部日軍才5萬多人。這些都是不管我們多么難受，也只有承認的史實。

　　我們過去用“地道戰”、“地雷戰”這些電影把敵后抗戰描寫得無所不能，宣揚英雄主義之時有過分之處，但今天恢復歷史的真面時，又把原來的確被淡化的正面戰場想象得英勇無比，也不是實情。國民黨內地位僅次于蔣介石的副總裁汪精衛投靠日本人，在南京組織傀儡政府，令中國抗戰大局出現超級震蕩；整個抗戰期間一直發生國軍部隊成建制地向日軍投降，轉成偽軍，使尾隨日軍作戰的偽軍達百萬以上（電影中“報告連長，來了一百多鬼子，二百多偽軍”長期成為笑談），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場中國戰場的奇景，使我們今天仍然羞愧。就說石牌戰斗，以“勇將”著稱的國軍十一師師長胡璉一方面表示“與陣地共存亡”，另一方面又在江邊暗備小船，準備必要時逃命；打到最艱苦的第五天，國軍十八軍軍長認為難以支撐，已經下令撤退，突然接到后衛部隊報告，說入夜后日軍陣地槍炮聲沉寂，已經悄悄撤退了，這才下令立即向部隊追回撤退的命令，同時向重慶報告“石牌大捷”。今天不了解這些，以一兩篇文章就“恢復歷史真面”，同樣是弱不禁風的單薄。我們說這些作戰指揮層的猶豫與動搖，絲毫不減弱石牌戰斗國軍官兵奮勇作戰和英勇犧牲精神的可貴可嘆，它同樣是中國人不屈精神的杰出代表；說這些是要說明我們過去描述歷史的時候太多理想主義，今天想要再現一部公正的歷史，再不能僅僅憑另一種理想主義了。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GCD的高級領導者無人向日本人投降，八路軍新四軍也沒有任何一支部隊投降日本人去當偽軍，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徳懷這些人的骨頭是很硬的。抗戰初期，蔣介石曾經悄悄告訴德國大使陶德曼，他之所以不能同意德國提出的“調停”意見，是因為“GCD人是絕對不會妥協的”，如果他同意妥協，在國內就無法實施領導了。我們今天認識歷史，如果拿現在GCD內那些腐敗分子、馬屁分子去和當年的GCD人聯想類比，可能永遠無法明白為什么GCD能夠獲得大多數人民擁護、為什么能夠從那樣一個弱小的力量最終奪取全國政權。

長期以來國共之間的確分歧太深、對立太深，在那個時代也仇恨太深，這些都極大地影響到中華民族的整體認同，給其他力量以許多可乘之機。當然今天已經大不一樣了，但我們仍然能看到一些影子。連戰夫人坦承來訪之前不知大陸會怎么對待他們，可見心理陰影也一直沒有消除。說到歷史評價方面，“選擇性認同”也是雙方共同的老毛病，正是在這一基礎上，讓人看到今天巨大的進步。胡主席在9月 3日紀念大會講話中說“中國國民黨和中國GCD領導的抗日軍隊，分別擔負著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的作戰任務，形成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略態勢”；將國民黨置于GCD之前，將正面戰場置于敵后戰場之前，不能不說是巨大歷史進步；說“以國民黨軍隊為主體的正面戰場，組織了一系列大仗，特別是全國抗戰初期的淞滬、忻口、徐州、武漢等戰役，給日軍以沉重打擊”，講八路軍新四軍抗戰名將時也講佟麟閣、趙登禹、張自忠、戴安瀾等國軍將領，講“狼牙山五壯士”時也講國軍的“八百壯士”，不能不說是巨大的歷史進步。雖然國民黨方面至今還沒有這樣評價過GCD，但回歸歷史的真實，本身已經是歷史的選擇，而不是黨派的選擇了。所以我們沒有必要悲觀，因為歷史的確在不斷進步。它不需要再來個整體推翻、推倒重來，它正在一步一步日益接近真面。

　　你的同事從60周年天安門廣場的紀念儀式中看到很多不盡如意的地方，我倒覺得并不在于是否應該給白發蒼蒼的老兵們放幾把藤椅，也不在于向人民英雄紀念碑獻花圈時是否該由政治局常委打頭。中國人第一次這樣紀念自己的勝利日（臺灣那邊除了模仿日本人說“終戰”別的不敢提），第一次讓人感覺到勝利不僅屬于國共兩黨、還屬于海內外全體中國同胞，本身已經向世界發出了一個強烈信號。歷史演進并不都是主動和自覺的，就這個意義說，那60聲震人心魄的禮炮震撼和開啟的心扉，也許不是儀式設計者的預料，推開的卻是包容全世界所有中國人的大門。

　　對不起，寫了一堆不輕松的話題。民族的成熟最終是民族中個體的成熟，相信這種討論不會遏制、而會加速思想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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