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孫中山的讓位于袁世凱是出于“道德光輝”嗎？

李澤厚與劉再復把孫中山讓出臨時大總統(tǒng)給袁世凱說成是“道德光輝”，那僅僅真的只是道德的“光輝”嗎？是不是不主動交出權(quán)力的人，“道德”就不“光輝”了嗎？這些事還得放在當時歷史的具體情況來分析。辛亥革命前后，袁世凱處于什么樣的地位，孫中山回國以后就任臨時大總統(tǒng)時處于什么樣的地位，同盟會內(nèi)部處于怎樣的狀況，立憲派在革命陣營內(nèi)部處于怎樣的狀況，清廷為什么會遜位，要弄清楚這些問題，才能理解孫中山為什么把臨時大總統(tǒng)讓給袁世凱，讓給袁世凱以后結(jié)果究竟如何？那又是一回事。從歷史發(fā)展看，這樣的“道德光輝”究竟要得還是要不得呢？這在我腦海里都是一連串疑問，不回答這些疑問，我怎敢對李澤厚和劉再復所贊賞的“道德光輝”表示茍同呢？

我們不妨先觀察一下袁世凱這個人當時的地位和狀況。我們知道袁世凱是一九〇九年一月被載灃下令“回籍養(yǎng)疴”的，其實他根本沒有什么病，要他下臺是剝奪他的權(quán)力，讓他在家閑住，然后把他在朝廷的親信逐個除去，如趙秉鈞休致，唐紹儀被迫乞休，王士珍以病自請開缺。問題是袁世凱在清廷的人脈關(guān)系太深太廣了，地方督撫和帶兵的將軍很多皆為其私屬，不是一朝一夕所能鏟除的。至于北洋各鎮(zhèn)管帶也不是清廷滿洲親貴所能隨便插足的，他們又沒有帶兵打仗的經(jīng)驗，一旦有事，這些親貴們便驚慌失措了。四川保路運動的興起，清廷便如驚弓之鳥，慌不擇路，端方便奏請啟用袁世凱代替四川的趙爾豐。清廷還沒有來得及考慮端方的建議，武昌起義使清廷更加震驚，朝廷內(nèi)外都認為非袁世凱不能收拾殘局。而袁世凱則把時局動蕩看作自己東山再起千載難逢的機會。十月十日武昌起義，十一日是他五十二歲生日壽辰，正是雙喜臨門，他在那里大擺壽宴，親信聚集，冷眼相看清廷危機四起。他裝模作樣地停辦壽宴，表示“此亂非洪楊可比”，“收拾殘局舍我其誰。”東山再起的時機到了，現(xiàn)在是如何向清政府要價的問題。清廷要袁世凱出任湖廣總督，直接鎮(zhèn)壓武昌起義。然而清廷給他的這點權(quán)力，并不能滿足袁世凱的勃勃野心，拿武昌起義來要挾清廷給他更多權(quán)力，啟用那些被開缺的舊屬，為此他把已開缺的王士珍、張錫鑾、倪嗣沖、段芝貴以及仍在位的舊部馮國璋等都找到彰德來商量對策。于是袁世凱向清廷提出明年開國會，以拉攏立憲黨人，組織責任內(nèi)閣，以便自己獨攬大權(quán)，并保證足夠的軍費。故武昌起義本身給袁世凱東山再起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逼迫清政府把全部軍政權(quán)力交給袁世凱以平定南方的革命運動。到了十月三十日，他方才決定南下，進駐湖北孝感，親自督促北洋軍猛攻漢口。十一月一日攻占漢口，既給革命軍一個下馬威，同時又迫使清廷解散皇族內(nèi)閣，授袁世凱為內(nèi)閣總理大臣。這樣他回到北京，重新組閣，閣員皆是他的黨羽和舊屬，又請在南方的張謇做工商大臣，以分化南方革命陣營，謀求立憲派對他的支持。以梁啟超為司法副大臣，表示愿與流亡海外的立憲派合作，從而分化南方的革命力量，以便在南北和議中，進而分化瓦解南京臨時政府。由此可見，辛亥武昌起義前后，袁世凱充分利用這次機會，以北洋六鎮(zhèn)的實力作后盾，要挾南北雙方，謀取國家的最高權(quán)力。故陳伯達講袁世凱是竊國大盜，此話并不為過。

講了袁世凱的表現(xiàn)，那我們不妨再觀察一下革命陣營內(nèi)部立憲派的態(tài)度。那個時期立憲派最典型的代表人物莫過于張謇了，張謇是清末最后一個狀元，在江蘇他是工商界新興的實力派人物。，他在清末政界的各個方面都有深厚的人脈關(guān)系，他與袁世凱早有交往，二人私交頗深，他又與贊助立憲的江蘇巡撫程德全是知己好友。所以他自然成為江浙一帶立憲派的中心人物，武昌起義以后，他從反對轉(zhuǎn)為參預，那是由于看到清廷大勢已去，他希望通過南北和議犧牲清廷來幫助袁世凱收拾殘局，從而在全國避免兵亂，盡早出現(xiàn)一個安定的局面。十月十五日，張謇曾在趙鳳昌的私宅惜陰堂與袁世凱親信趙鳳昌、沈思孚等商定從擁袁開始，先促成袁為內(nèi)閣總理，然后再在南北和議中，擁戴袁世凱為共和國的總統(tǒng)。為此張謇既可以通過趙鳳昌與袁世凱聯(lián)系，也可以與袁世凱密電往來。而江浙的立憲派在南京臨時政府中又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南北和議的過程中，張謇的密電明確告訴袁世凱，“甲日倘退，乙日擁公”換一句話說只要清政府遜位，南方的臨時政府立即推選袁世凱為臨時政府大總統(tǒng)。張謇的這個態(tài)度，幾乎是革命陣營中所有立憲派成員最基本的態(tài)度。南京臨時政府內(nèi)部立憲派的態(tài)度既然如此，那么革命派內(nèi)部的狀況又如何呢？

武昌起義以后，是黃興擔任湘鄂聯(lián)軍的總指揮，漢陽一戰(zhàn)，南方的革命軍被北洋軍打敗，漢陽失守，黃興迫于漢陽龜山上北洋軍的炮火，主張放棄武昌，而且武昌都督府也因中炮起火，武昌處于一片混亂之中，但袁世凱并不下令渡江，提出南北和議。各省代表到達南京以后，準備組織臨時政府，這時代表們認為大總統(tǒng)的位置應該留給袁世凱，選舉大元帥代行總統(tǒng)的職務，先選舉黃興為大元帥，黎元洪為副元帥，此議被黃興拒絕。十二月十八日，唐紹儀作為北洋軍的代表，伍廷芳作為民軍的代表，在南京簽訂停戰(zhàn)協(xié)議。伍廷芳聲明，談判必須以承認共和為前提，同時暗中告訴唐紹儀，只要袁世凱逼迫清朝宣統(tǒng)皇帝退位，南方一定將大總統(tǒng)的位置留給袁世凱。在這個背景下，孫中山十二月二十五日回國，二十九日選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tǒng)。這一政治姿態(tài)實際上是用來向袁世凱施加壓力的手段，所以孫中山宣誓就職以后，立即電告袁世凱，只要他贊成共和，便立即讓位于他，請他來南京當大總統(tǒng)。南京臨時政府為什么那么軟弱，一是因為沒有強大的武裝力量作后盾，在軍隊的戰(zhàn)斗力上不如袁世凱的北洋軍。二是革命陣營內(nèi)部陣線復雜，既有立憲派在內(nèi)部與袁世凱遙相呼應，革命派內(nèi)部在組織上亦無法統(tǒng)一。如在江浙的章太炎、蔡元培等光復會成員，與同盟會合作得很好，而同盟會內(nèi)部卻無法做到團結(jié)一致、齊心協(xié)力。在沒有強大軍事實力支持的背景下，孫中山能做的只是希望臨時約法能牽制和制衡一下袁世凱，孫中山讓位給袁世凱是南京各種力量共同確定的方針。孫中山在辭職的咨文中提出了三項條件，一是臨時政府設在南京，二是參議院選舉新總統(tǒng)到南京就職時，孫中山與國會才正式辭職，三是新總統(tǒng)必須遵守臨時政府的約法，臨時政府已經(jīng)頒布的政策法令袁世凱必須遵守。孫中山想用這三條來約束袁世凱繼任臨時大總統(tǒng)時，不至于過于出格。這樣一紙文書，能約束得了以北洋軍作為后盾的袁世凱嗎？顯然不可能。袁世凱只要稍微玩弄一下手腕，這些約定很快就煙消云散了。一九一二年的二月下旬，南京政府派蔡元培等人為專使，前往北京迎袁世凱南下就職臨時大總統(tǒng)，袁世凱搞了一次兵變的游戲，就迫使蔡元培等接受袁世凱在北京就職了。故孫中山辭讓臨時大總統(tǒng)并不是什么“道德光輝”的高尚行為，而是袁世凱陰謀的步步得逞，迫使孫中山不得不讓位于他。沒有強大的軍事力量作后盾，什么“臨時約法”，內(nèi)閣負責制，召開國會，制定憲法，說到底都是一句空話，都無法改變袁世凱竊取國家權(quán)力的既定方針，人民在掌控國家權(quán)力的問題上，從來不是個人有沒有什么謙遜的道德光輝的問題。在中國歷史上，如何掌控國家權(quán)力的問題，歷來都是由階級和階層力量對比所決定的，今天來宣講孫中山的“道德光輝”究竟要誰來謙遜地讓出國家權(quán)力呢？這個問題李澤厚和劉再復沒有明說，但人們也可以意會得了。行文至此，需要進一步思考的是孫中山辭讓臨時大總統(tǒng)，袁世凱就職之后，中國的政局究竟一步一步走向何方呢？

七、民國初年的多黨制試驗

一九一二年三月八日袁世凱在北京致電參議院，表示愿遵照參議院所定的辦法宣誓就職臨時大總統(tǒng)，次日參議院復電承認，并為此通電布告全國。十日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職，由蔡元培代表參議院接受誓文，并代表孫中山致祝誓。依照《臨時約法》的規(guī)定，由袁世凱提名總理人選，然后組織責任內(nèi)閣。袁世凱提名唐紹儀為內(nèi)閣總理，孫中山代表同盟會表示不能接受，因為那時同盟會是參議院中第一大黨，經(jīng)立憲派代表趙鳳昌協(xié)調(diào)，采取折衷的辦法，由唐紹儀加入同盟會解決這個矛盾。表面上是同盟會這個多數(shù)黨組閣，實際上是北洋實力派在組閣。于是唐在二十五日到南京組閣，三十日發(fā)表內(nèi)閣人選，外長是陸征祥，內(nèi)務部長趙秉鈞，陸軍部長段祺瑞，海軍部長劉冠雄，財政部長熊希齡，司法部長王寵惠，教育部長蔡元培，農(nóng)林部長宋教仁，工商部長陳其美，交通部長由唐紹儀兼任。在組閣過程中，革命黨人要黃興擔任陸軍總長，袁世凱怎肯放棄兵權(quán)，改為黃興擔任南京留守，統(tǒng)率南方各省陸軍。這樣一個內(nèi)閣，袁世凱把持了外交、陸軍、內(nèi)務、海軍四個部門，財政亦在立憲派手中。這樣一個內(nèi)閣是混合內(nèi)閣，袁世凱北洋軍系及立憲派在內(nèi)閣中占了優(yōu)勢，天然注定了這不可能是一個穩(wěn)定的內(nèi)閣。三月間解決了內(nèi)閣成立的問題，四月上旬南京臨時參議院遷到北京，依照《臨時約法》議員由民選，每省五人，議員總額為一百二十六人，實際只選出一百十八人。二十九日舉行開院典禮，到會的僅七十一人，五月一日完成了新舊議會的交替。這樣一套參議院的班子，這樣一個內(nèi)閣組織，民國初年在袁世凱手下能不能走上正規(guī)的民主議會政治道路呢？答案顯然不是依靠理論上邏輯推理所能成立的，因為這一套從法國移植過來的議會和責任內(nèi)閣制度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實在是水土不服。不妨去看一下民國初年政黨的情況，看看作為臨時大總統(tǒng)的袁世凱是如何控制內(nèi)閣和操縱各個黨派在參議院活動的情況。

民國初年的政黨組成狀況，在參議院無非是兩大派，以同盟會為代表的激進派，以原立憲派為代表所組成的各黨為保守派，但兩派之間的陣線并不清晰，當時由于各派勢力不斷反復重組，所以那些頭面人物跨黨的很多，有的出于本人的意愿，有的不過是被一些政黨派別拉去裝點門面而已。如伍廷芳、黃興有十一黨籍，黎元洪、陳建章有九黨籍，熊希齡、趙秉鈞有八黨籍。后來那個曾任國務總理的趙秉鈞說過：“我本不曉得什么叫黨的，不過有許多人來勸我進黨，統(tǒng)一黨送什么黨證來，共和黨也送什么黨證來，同盟會也送得來。”可見那時政黨活動混亂的狀況。趙秉鈞原來就是袁世凱的心腹，其實趙秉鈞心里只認一個主子，那就是袁世凱，什么黨不黨的問題，在他心目中，只不過是參議院里玩的政治游戲而已。

臨時參議院到了北京以后，在參議院的黨派組成上，激進派的同盟會自然成了第一大黨，由唐紹儀組閣，他參加同盟會，形式上也就成了政黨內(nèi)閣。同盟會本來是一個秘密的革命組織，辛亥革命以后，其本部由東京遷至上海，孫中山是同盟會的總理，任臨時大總統(tǒng)時，由汪精衛(wèi)擔任總理。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tǒng)后，仍由孫中山為總理，由黃興和黎元洪擔任協(xié)理，由汪精衛(wèi)任主任干事，理財部是居正當主任干事，政事部是宋教仁當主任干事。孫中山卸任臨時大總統(tǒng)以后，熱衷于國家的鐵路建設，撰寫《建國大綱》，那時表示自己“不廁身政界，專求在社會上作成一種事業(yè)”。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孫中山向袁世凱表示，“十年之內(nèi)，大總統(tǒng)非公莫屬。”并且說：“孫中山十年之內(nèi)負責造二十萬里鐵路，大總統(tǒng)練兵百萬，必能使中國富強起來。”袁世凱微笑地說：“辦鐵路事，君自有把握，若練精兵百萬，恐非易易耳。”于是袁世凱委孫中山全權(quán)籌劃全國鐵路，組織鐵路總公司，每月給孫中山三萬高薪，而且孫中山與黃興都主動勸袁世凱加入國民黨，被袁世凱所婉拒。從孫袁之間的交往，可以知道孫中山對袁世凱的本質(zhì)缺乏認識，對即將面臨的政治危機毫無思想準備。那時汪精衛(wèi)出國考察，同盟會的政事都由宋教仁操辦。宋教仁清末流亡日本，在早稻田大學攻讀政法，醉心于西方的議會制度，認為只要把西方的議會制度和政黨內(nèi)閣搬到中國來，中國的政治就會走向正軌了。他認為這是國家在政治體制上最理想的設計，所以他努力要把同盟會、后來重組的國民黨發(fā)展成為第一大黨，爭取在國會選舉中取得多數(shù)席位，然后真正實現(xiàn)責任內(nèi)閣。要實現(xiàn)權(quán)責能三位一體的責任內(nèi)閣，必須有強大的政黨作為后盾，所以民國初期激進派中最活躍的政治家，反而不是孫中山和黃興，而是從事黨務活動的宋教仁。他接替汪精衛(wèi)擔任同盟會總務部主任干事后，與那些小的黨團，若統(tǒng)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共和實進會等黨團組織合并成立國民黨，出任代理理事長，到處拉人入黨。孫中山與黃興想拉袁世凱參加國民黨便是在這個背景下產(chǎn)生的一種怪現(xiàn)象，他們一點也認識不到?jīng)Q定這些政治游戲命運的是袁世凱直接掌握的軍警實力。選舉和松散的黨派組織不可能形成政黨活動強大的實力后盾，民眾參預政治活動的積極性，沒有他們想象的那么高，表面上的轟轟烈烈，掩蓋了中國議會道路極端虛弱的本質(zhì)屬性。

在國民黨成為參議院第一大黨的過程中，原來保守的立憲派也在努力合并小黨，以便在參議院形成能夠與國民黨抗衡的第二大黨。江浙地區(qū)原來光復會的章太炎和立憲派張謇在民國初年發(fā)起成立統(tǒng)一黨，以章太炎、張謇、程德全、熊希齡為理事，以黎元洪為中心的民社。國民協(xié)近會、國民公會合并改組為共和黨，這二個黨派一度在參議院中的勢力和影響幾乎與同盟會并駕齊驅(qū)。此外還有共和統(tǒng)一會、國民共進會聯(lián)合在南京成立統(tǒng)一共和黨，以蔡鍔、王芝祥、孫毓筠為總務干事在參議院成為第三大黨，占有二十議席。梁啟超也在幕后設法操縱把小黨合并成大黨，經(jīng)過一陣湊合，國民協(xié)會、共和統(tǒng)一黨、共和促進會、共和建設討論會、國民新政社這些小黨合并為民主黨，以第三黨自居。民國初年那么多林林總總的黨團，經(jīng)過不斷的分化組合，這樣在參議院便形成國民、共和、民主三大黨鼎立的局面。這樣組成的政黨，缺乏明確的政治綱領(lǐng)和嚴密的組織紀律，跨黨的人很多，這樣組合起來的政黨，由于缺乏足夠的群眾基礎，很難形成強大的政治力量，一旦遇到重大的斗爭，在軍警的壓力和沖擊下，便會頃刻瓦解。袁世凱讓他們充分表演以后，當群眾厭倦了議會政黨中的政治游戲時，也就是他從根本上收拾政黨政治，恢復帝制的時刻。（待續(x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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