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抗美援朝戰爭中戰爭指導的幾點認識            發表評論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所長  曲愛國

對于60年前爆發的朝鮮戰爭，特別是從1950年10月19日開始的抗美援朝戰爭，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有著截然不同的解讀。但是，對任何一場戰爭的解讀，特別是對一場戰爭中戰爭指導的解讀，都不可能脫離三個要素，一是決策者的戰爭條件，二是決策者的戰爭思維，三是決策者的戰爭資本。

還有一條最為重要，就是不能按照結果來解讀戰爭，因為戰爭的指導者在作出決策時，不可能準確預計到戰爭的進程和結局，更不可能按照結局去設計戰爭、指導戰爭。如果能夠那樣的話，似乎根本不需要進行戰爭了，因為它的結局在開始的時候就可以被設定了。

圍繞抗美援朝戰爭中的戰爭指導，我談三點認識。

一、抗美援朝戰爭的出兵決策，是一個艱難的抉擇。

對任何戰爭的指導，最困難的時刻有兩個，一是開戰的決策，二是停戰的決定。抗美援朝戰爭中的戰爭指導，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最艱難的抉擇也出現在這兩個時刻。

出兵的決策，現在說法很多。有一種觀點認為，出兵是毛澤東個人決定，他的這個決心在1950年7月就已經定下了。7~9月，毛澤東多次想參戰，但被斯大林阻止而未能如愿。到了10月，毛澤東力排眾議，確定出兵，目的是為了挽救中蘇同盟、承擔起亞洲革命領導者的國際主義義務。這種說法很難成立。

實際上，從1950年5月金日成來華通報情況，到10月中旬中央最后作出出兵參戰的決定，經過了一個漫長的過程。我們可以看三份材料，一是7月13日中央軍委作出組建東北邊防軍的決定后，8月4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的發言，他說：對于朝鮮不能不幫，以志愿軍的形式，時機當然還須選擇。二是毛澤東8月5日給高崗的電報，要求東北邊防軍8月內完成一切準備，待命出動作戰。如果只看兩份材料，似乎確實是毛澤東已經決定要出兵了。但再看第三封電報，還是毛澤東給高崗的。當時作為東北軍區司令員，高崗給中國駐朝鮮外交機構發電報，要求提供朝鮮的兵要地志等情況，毛澤東嚴厲批評之，要求以后不經中央批準，任何機構不得與駐朝機構聯系，不得向任何方面透露我們有出兵的意圖。還有一個情況，當時，總參為保護鴨綠江大橋，建議在朝鮮一側部署高射炮兵，以便在美機來犯時構成交叉火力，但毛澤東把這個報告壓了好長時間，直到很晚才批準。

這些都可以說明，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對出兵問題是非常慎重的，決策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是很晚才作出的。甚至在10月8日下達了組建志愿軍的命令后，毛澤東依舊在為出兵的時機或者說在蘇聯空軍不出動的情況下還能否出兵的問題權衡再三。在此之前，雖然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有過一系列指示甚至是表態，但決不等于說毛澤東已經就出兵參戰作出了最后決定。

熟悉歷史的同志都清楚，這種關系到黨、軍隊和國家命運前途的重大決策，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從來都是“翻來翻去”，決不可能主動請戰，更不可能為了挽救中蘇同盟和承擔起亞洲革命領導者的義務而強出頭。

二、抗美援朝戰爭的目標設定，是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爭指導，特別是毛澤東戰爭指導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用辯證的觀點來看待戰爭的變化，從來不把戰爭的目標變成僵死不化的東西。

現在，有些學者提出，中國出兵的戰略目標最初是把美軍趕回三八線，保護北朝鮮，挽救中蘇同盟，這一目標在1951年1月已經實現。但由于輕敵和錯誤地估計了雙方軍事力量的對比，中國把戰略目標改為解放全朝鮮和徹底消滅美國軍隊。而實現這一目標是中國力所不及的，因此導致了后來戰爭的艱難。

我不清楚這種說法的依據是什么。因為在現有檔案和文獻中，我們見不到志愿軍出國作戰前，中共中央把戰略目標設定為把美軍趕回三八線，保護北朝鮮，挽救中蘇同盟的任何記載。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為抗美援朝戰爭設定的目標是什么﹖最初的目標是1950年10月2日毛澤東給斯大林電報（這封電報最后未發出）中所說的：“能解決問題，即要準備在朝鮮境內殲滅和驅逐美國及其他國家的侵略軍”。而在得知蘇聯暫不出動空軍時，毛澤東開始作出調整，開始強調當前目標，就是制止美軍的進攻，穩定戰局，站穩腳跟。這一目標到10月23日電報中，有了更加明確的界定，就是力爭在野戰或打孤立據點的作戰中，多殲滅在朝美軍，使之增補趕不上損失，迫使其進行外交談判。

第一次變化發生在1951年6月，戰爭雙方在三八線南北地區形成對峙。這時確定進行停戰談判，爭取以三八線為界結束戰爭。在此之前，1950年12月底到1951年1月，有過一個短暫的波折。當時，經歷了兩次戰役，尤其是第三次戰役推進到了三七線時，從上到下對于戰爭的前途有一種樂觀的情緒，毛澤東也把戰爭終極目標重新提了出來，就是爭取將敵人趕下海去，以全勝的結局結束戰爭。但這種情緒隨著戰爭進入拉鋸和僵持狀況很快就消失了。在1951年2月4日彭德懷與金日成的會談中和毛澤東3月初給斯大林的電報中，已經非常明確地改變了這種認識和目標。

第二次變化發生在1953年的春天。當時確定接受經過休整后的戰俘遣返問題協議，簽訂停戰協議，結束戰爭。

這樣一個動態的過程，從總的戰爭指導思想上講，就是毛澤東給彭德懷指示中的那句名言：“在穩當可靠的基礎上爭取一切可能的勝利”。

這是一種非常具有中國特色的戰爭思維。毛澤東1951年春天對彭德懷說，抗美援朝戰爭“能速勝則速勝，不能速勝則緩勝”。在當時蘇聯人和今天一些學者看來，這個方針簡直就是莫名其妙，不可理喻。但彭德懷則在后來的《自述》中說：“這就有了一個機動而又明確的方針”。

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差異﹖根本原因是因為決策者和解讀者是在以完全不同的兩種戰爭思維在思考問題、解讀戰爭。

三、朝鮮停戰協議，是打出來的，而不是談出來的

關于抗美援朝戰爭，有個概念必須明確，就是它的起始位置不是三八線，而是鴨綠江。是美國人打到了鴨綠江邊，而不是到了三八線，中國才出兵的。至于三八線，朝鮮戰爭是從那里開始的，但在抗美援朝戰爭中，那里首先是戰爭雙方經過了兩次激烈的戰役較量后的戰線位置，隨后又是雙方拉鋸、對峙兩年多最后劃定的軍事分界線位置，而且這時的位置已經不在原來的三八線，而是三八線南北地區。所以，從軍事上講，對于中國人民志愿軍來說，在出兵的時候，三八線的意義早已被其他國家軍隊粉碎了。它對志愿軍只有象征意義，不具任何約束力。

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既然中國出兵朝鮮的戰略目標在1951年1月已經實現，那么在這個時候中國應該接受印度等13國提出的停火議案，進行停戰談判。但在盟友的壓力下，毛澤東卻要求彭德懷打過三八線再休整，發動第三次戰役。中國同時拒絕了13國提案。1951年1月，當聯合國三人委員會修改13國提案，提出了更有利于中國的條件時，中國再次拒絕進行停戰談判，結果錯失結束戰爭的最好時機，美軍因此把在朝鮮不能停火和談判的責任推給了中國，并開始軍事反攻，操縱聯合國通過譴責中國為“侵略者”的議案，使中國在外交、政治和軍事上都陷入被動局面。他們的結論是：中國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的決策失誤，不是派兵入朝作戰，而是在應該停戰談判的時候沒有接受聯合國的停火議案。這是毛澤東的一個決策失誤。

我認為，在談論1950年12月到1951年1月中國是否擁有實現停戰談判的絕好時機，毛澤東是否犯了決策錯誤的問題時，首先需要弄清兩個問題：

首先，無論從當時還是后來的情況看，在1950年12月和1951年1月都不存在真正的停戰氛圍。也就是說，即使中國方面當時想停、想談，朝鮮戰爭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停火和談判。原因很簡單，美國人根本不可能容忍中朝方面在談判中占有優勢地位，更不會接受城下之盟。1950年12月初，美國國務院在準備杜魯門總統與英國首相艾德禮會談的立場文件中，非常明確地提出：應尋求在三八線附近建立一個非軍事區，隔離雙方軍隊，并在此基礎上達成停火協議。這一行動的主要意圖在于使“侵略”不能得逞。但以三八線為基礎安排停火，不能以其他事情的任何妥協，諸如臺灣問題和中共在聯合國的席位問題為前提條件。而參謀長聯席會議則更進一步，聲稱：絕對不能為達成停火而給予中國人太多的交換條件，“聯合國軍”必須在作戰上不受任何限制。換句話說，盡管暫時處于軍事上的不利態勢，但要談判可以，談就必須按照我的條件，并且我什么時候想打也不受任何約束。這當然是中方所絕對不可能接受的，就像是渡江戰役之前，要處于軍事上有利地位的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劃江而治，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其次，中國政府在當時從來沒有拒絕過停火和談判，只是不同意美國所堅持而13國提案所附和的“先停火后談判”原則，并明確提出了中方的停火條件。這在任何停戰談判中都是非常正常的。至于毛澤東決定志愿軍越過三八線，實施第三次戰役，與停火、談判毫無關系。實際上，1951年1月，中國方面的確是準備談判了，并和蘇聯方面、朝鮮方面進行了密切協商，就停火的條件、談判的事宜認真交換了意見。在我們現在見到的檔案文獻中可以看到，中國方面當時已經同意作出某些讓步，比如，中國提出了有限期的停火方案，其內容已經部分地接受了“五步方案”中的停火要求，只是提出要有一個時間限定，不能無限期的拖延。但中國方面的和平努力由于美軍發動進攻只能作罷。

最后，有些學者認為，1951年初，由于中國拒絕了聯合國關于在朝鮮進行停戰談判的提案后，美國軍隊才發動進攻。言外之意，戰爭因此繼續進行了兩年多的責任應該由中國人承擔。這是完全不符合史實的。實際情況是，聯合國大會政治委員會1951年1月13日通過以在朝鮮先停火后談判為中心內容的“五步方案”。美軍1951年1月15日開始對中朝軍隊實施反攻。中國政府1月17日正式對“五步方案”作出答復，提出自己的談判主張。也就是說，中國方面是美軍進攻之后才拒絕“五步方案”的，而不是中國先拒絕方案，美軍才進行反攻的。這個基本的史實，我們還是要搞清楚的。

從上述分析中，我們完全可以得出結論：在1950年12月至1951年的1月，無論中國方面如何表態，美國方面在當時都絕對不會真正地實現停火，真正地進行談判。停火和談判，都是要靠實力來說話的，是實力較量的結果。因此，只有到了1951年的6月，在經歷了五個戰役的較量之后，朝鮮交戰雙方才會真正坐到談判桌前進行談判。也只有在經過兩年多的邊打邊談，在美國人真正搞清楚朝鮮戰爭是個無底洞，是一場看不到任何勝利希望的戰爭后，才會與中朝方面最后簽訂停戰協議。

毛澤東后來總結說：“美帝國主義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講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講理，要是講一點理的話，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他的結論是：和平要靠斗爭去爭取，靠斗爭去鞏固。這對我們今天也是非常有啟示的。

至于如何評價出兵決策，似乎不能像有些人那樣簡單地用是“得”是“失”的標準來衡量。抗美援朝戰爭，是一場改變亞洲乃至于世界政治軍事格局的戰爭，同時也是一場決定亞洲乃至于世界歷史進程的戰爭。美國人曾經把這場戰爭稱做“被遺忘的戰爭”。但2000年，時任美國總統的克林頓在美國紀念朝鮮戰爭50周年的儀式上說：“戰火熄滅之后，有些人曾經對我們的部隊在朝鮮究竟為自由做出些什么存有疑問。畢竟，戰爭在三八線開始，又在三八線結束。今天我要在這里回答你們：透過歷史的長鏡頭來重新審視這場戰爭，就會清楚地看到，美國在朝鮮所采取的立場，對于我們取得冷戰最終勝利是不可或缺的。……從那些50年前在朝鮮崎嶇不平的戰線上堅守陣地的勇敢士兵們，到十年前在柏林墻前盡情歡呼、陶醉于極度幸福之中的那些年輕人之間，歷史已經劃出了一條直線。”

美國人這樣講，我們應該怎么看﹖是否也應該用這種歷史的長鏡頭來審視抗美援朝戰爭的價值呢﹖從當年三八在線激戰的山包、板門店簽字的會場到今天北京的奧運會、上海的世博會，歷史也劃出了一條線，從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新中國崛起的歷程，能夠真正地理解中國人贏得世界尊重、獲得國際地位的艱辛，能夠真正地體會抗美援朝戰爭作為一個開端的偉大。

這種基于當代中國歷史進程的解讀，似乎更加客觀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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