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吹美使中國免遭蘇聯核打擊 鳳凰衛視馬鼎盛心懷鬼胎

葉勁松　　

2010年7月24日，馬鼎盛在其博客和鳳凰博報等處上貼出名為《俄否認曾核訛詐中國 ，梅德韋杰夫心懷鬼胎》的文章（以下簡稱馬文）。馬文寫道：“莫斯科喉舌媒體近日矢口否認蘇聯曾經陰謀核襲擊中國的歷史，可惜《俄羅斯之聲》的觀察家杰尼索夫抹殺不了鐵的史實。中國《文史參考》刊登了‘蘇聯在1969年準備對中國施以核打擊，但美國妨礙了這些計劃’的文章；提到1969年中蘇珍寶島事件沖突后，8月20日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告知美國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蘇聯想要對中國施以‘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華盛頓當局反對蘇聯的計劃，并威脅要打擊蘇聯的城市和軍事設施。最終阻止了蘇聯的核冒險。《俄羅斯之聲》指多勃雷寧在回憶錄中只字未提1969年8月20日的會晤。基辛格的回憶錄也沒有提及美國對蘇聯威脅中國一事報以‘美國最后通牒’的話。所以《文史參考》只是刊登了中國‘一個新聞工作者異想天開的臆造’”。馬文認為，《俄羅斯之聲》對1969年蘇聯曾企圖對中國進行核打擊的傳言的否認，是不成立的。　　

馬鼎盛作為香港鳳凰衛視節目主編和主持人，具有哈美并仇恨社會主義的特點。馬氏直到現在也熱衷攻擊朝鮮、蘇聯。在其講述的朝鮮（或蘇聯）與美國的關系時，常常可見到他對朝鮮、蘇聯的攻擊誹謗。他力圖用這種方法損害社會主義形象，并塑造美國的正面形象。對于他說的“《文史參考》刊登了‘蘇聯在1969年準備對中國施以核打擊，但美國妨礙了這些計劃’的文章”，馬文極力肯定有其事，并說是因為“華盛頓當局反對蘇聯的計劃，并威脅要打擊蘇聯的城市和軍事設施。最終阻止了蘇聯的核冒險”。照馬文說來，美帝有恩于中國，我國對應美國感恩，并應仇恨蘇聯和否定此事的俄羅斯。馬氏真像是美國派出對中國民眾進行心理戰的“專家”。　　

當然，馬鼎盛可以認為，《俄羅斯之聲》對1969年蘇聯曾企圖對中國進行核打擊的傳言的否認是不成立的。不過馬氏應有充分論據來證明，《俄羅斯之聲》進行否認所依據的論據是不能成立的。否則，《俄羅斯之聲》進行否認的論據，就是成立的。但馬氏卻無法證明《俄羅斯之聲》進行否認所依據的論據是不成立的。因此可以說，《俄羅斯之聲》的否認就應是成立的。　　

據馬文講，是“中國《文史參考》刊登了‘蘇聯在1969年準備對中國施以核打擊，但美國妨礙了這些計劃’的文章”。但據我在網上查到的，是我國《文史精華》2008年第9期，刊登了名為《珍寶島沖突后中蘇北京機場會談內幕》的文章（以下簡稱珍文）。珍文說：1969年“8月28日，《華盛頓明星報》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則消息，題目是《蘇聯欲對中國做外科手術式核打擊》。文中說：‘據可靠消息，蘇聯欲動用中程彈道導彈，攜帶幾百萬噸當量的核彈頭，對中國的重要軍事基地——酒泉、西昌導彈發射基地，羅布泊核試驗基地，以及北京、長春、鞍山等重要工業城市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馬文堅持認為“蘇聯在1969年準備對中國施以核打擊”成立的直接證據，就是引用《華盛頓明星報》的上述報道。　　

而“不太顯眼的報紙”《華盛頓明星報》報道此事的根據是什么呢？據珍文說，是1969年“8月20日，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奉命在華盛頓緊急約見了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向他通報了蘇聯準備對中國實施核打擊的意圖，并征求美方的意見”。美國則反對“蘇聯準備對中國實施核打擊的意圖”，才使“蘇聯準備對中國實施核打擊的意圖”未能實現。　　

1969年8月20日，如果作為蘇美代表的多勃雷寧和基辛格之間真有此事，那么這種大事肯定會出現在美蘇雙方的官方文件記載中。不過美蘇雙方的官方文件中都沒有發現這事的記載。那么作為多勃雷寧和基辛格兩個當事人各自所出的回憶錄中，有無此事的講述呢？據馬氏講：“《俄羅斯之聲》指多勃雷寧在回憶錄中只字未提1969年8月20日的會晤。基辛格的回憶錄也沒有提及美國對蘇聯威脅中國一事報以‘美國最后通牒’的話”。對此，馬鼎盛也未能指出他在多勃雷寧或基辛格的回憶錄中找出了有關此事的記載。　　

既不能在美蘇政府官方文件中找到此事的記載，也不能在多勃雷寧和基辛格兩個當事人各自回憶錄中找到此事的記載，那么，所謂《華盛頓明星報》關于蘇聯通過駐美大使多勃雷寧，向基辛格“通報了蘇聯準備對中國實施核打擊的意圖，并征求美方的意見”的報道，不過是一個得不到當事雙方以及代表雙方的當事人證實的、沒有證據支持的謊言。　　

另外我們知道，被西方資產階級所控制的西方媒體，總是熱衷于對資產階級所痛恨的社會主義進行誹謗、誣蔑。幾十年來，西方媒體各種關于“蘇聯威脅”、“中國威脅”、“朝鮮威脅”的報道不計其數，而馬鼎盛力挺的《華盛頓明星報》關于“蘇聯準備對中國實施核打擊”的報道，不過是這些不計其數的“威脅”報道中的一例而已。但是，這個由慣于造謠的西方媒體傳出，沒有當事雙方及兩個當事人記載證實的《華盛頓明星報》報道，馬鼎盛卻要硬挺。馬氏仇恨蘇聯，離間中俄關系，為美國外交服務特點，決定了馬氏要挺這謠言。而馬氏這種硬挺，說明馬氏這時全不顧《華盛頓明星報》報道的明顯證據缺陷，不顧他作為學者應有嚴謹。　　

法律訴訟要講證據，司法上對此的要求是誰主張、誰舉證。即你說的話，你要拿出證據來支持。否則你會因為舉證不能（舉不出證據）而承擔敗訴的可能。誰主張、誰舉證，實際是人們常說的說話要有事實根據，在法律訴訟上的強制性應用。那么《華盛頓明星報》報道，能舉出證據嗎？不能。《華盛頓明星報》不能在美蘇官方文件、當事官員回憶錄中找到證據。即《華盛頓明星報》對它的報道處于明顯舉證不能（舉不出證據）狀況。　　

而馬鼎盛作為學者，其觀點，應該有充分論據來支持。否則是學術不嚴謹的表現。而馬氏力梃《華盛頓明星報》關于“蘇聯準備對中國實施核打擊”的報道，就應注意這報道能否舉證充分。而這報道明顯處于舉證不能（舉不出證據）狀況，馬氏卻視而不見，堅持有“蘇聯準備對中國實施核打擊”的觀點。反共反蘇的本性，使馬鼎盛公開拋棄作為學者應有嚴謹。　　

其實《文史精華》上的珍文也寫道，中蘇邊境沖突后“西方趁機離間中蘇關系，炒作蘇聯領導人考慮對中國進行外科手術式核打擊，一次解決中國的核設置的所謂‘秘聞’”。而《華盛頓明星報》關于“蘇聯準備對中國實施核打擊”的報道，就是適應“西方趁機離間中蘇關系”而出籠的。可是珍文又將自己也承認的“西方趁機離間中蘇關系……的所謂‘秘聞’”當做真事一樣的推出。而馬氏認為這個無當事雙方和當事人證實“西方趁機離間中蘇關系……的所謂‘秘聞’”，能滿足他在民眾中煽動仇恨蘇聯，離間中俄關系，為美國塑造正面形象的要求，所以他極力宣稱有“蘇聯準備對中國實施核打擊”一事。　　

實際上，珍文講述的《華盛頓明星報》關于“蘇聯準備對中國實施核打擊”的報道，不僅僅是存在沒有當事雙方及兩個當事人記載證實的證據缺陷問題，而且還存在其他許多經不住推敲的缺陷。　　

首先，珍文關于為何“蘇聯準備對中國實施核打擊”的講述，就站不住腳。據珍文講，是“珍寶島沖突爆發之后，蘇聯軍方高層反應十分強烈。以蘇聯國防部長格列奇元帥、部長助理崔可夫元帥等人為首的軍方強硬派主張‘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威脅”，準備動用在遠東地區的中程彈道導彈，攜帶當量幾百萬噸級的核彈頭，對中國的軍事政治等重要目標實施“外科手術式核打擊’”。　　

死幾十名蘇軍官兵的邊境沖突，蘇聯就會使用核武器打擊中國，這邏輯上能說通嗎？幾個核大國中，哪個國家會因死幾十人的沖突，就對沖突的對方實施核打擊？如死幾十人的邊境沖突，陷入沖突的核國家就會提出對對方實施核打擊，那這世界上可能早己發生核戰爭了。　　

并且，蘇聯一直堅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世界上只有蘇、中兩國一直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因為邊境沖突死幾十名蘇軍官兵，蘇聯就要突破其一直堅持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就首先要“對中國的軍事政治等重要目標實施‘外科手術式核打擊’”？　　

而且珍文也不得不承認，珍寶島事件后，蘇聯高層領導多次主動來電話等，希望就邊境沖突問題與我國高層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直接交談解決。“周總理召集外交部負責人商議對策，決定以備忘錄形式答復蘇方，備忘錄說：從當前中蘇兩國關系來說，通過電話方式進行聯系已經不適合了，如果蘇聯政府有什么話要說，請你們通過外交途徑正式向中國政府提出。”從珍文這講述內容看，我國不愿意通過中蘇友好期間鋪設的、供中蘇高層領導直接聯絡的專用電話，由兩國最高層直接商談解決邊境沖突。我國更愿意由較低層的、兩國外交部的官員們來商討邊境沖突問題的解決（當然，低層官員間會談，不能解決中蘇矛盾的大問題）。其后在1969年胡志明主席去世之時，到越南悼念的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又提出與我國高層領導人會談，解決邊境沖突。而這才產生了周恩來與柯西金的北京機場會談。這些事實證明，蘇聯高層領導愿意和平解決中蘇邊境沖突問題，不愿使中蘇矛盾升級。因此，蘇聯在中蘇邊境沖突后要對中國核打擊的說法，與蘇聯希望和平解決中蘇邊境沖突以使中蘇關系和緩的努力不符，是違反事實的謊言。　　

另外，常識告訴我們，本國重大軍事行動計劃是高度機密，不能外泄。美蘇是敵對國，蘇聯會將自已要進行別國進行核打擊的重大軍事行動計劃，先告知敵對國——美國？“并征求美方的意見”？ 自已高度機密——重大軍事行動計劃還征求敵對國的意見？歷史上有這樣先例嗎？　　

還有，“珍寶島沖突爆發之后，蘇聯軍方高層反應十分強烈。以蘇聯國防部長格列奇元帥、部長助理崔可夫元帥等人為首的軍方強硬派主張‘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威脅’”如果是真的，則蘇聯軍方高層的這些意見（或計劃）也應是在絕密的、小范圍的高層會議上的一種意見表示。因此，這就出現了這樣的問題，這高度機密的、小范圍的高層會議上提出的意見，按一般常識，在外的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對于國內高級軍事會議的詳細情況（哪些人提了些什么意見），是不應該知道的。因為對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蘇聯國內最多會通知他該會議的決定，而不會告知在該會議中那些人發了什么言，以及會議主要是根據哪些人的發言意見做的決定等等。另外，即使蘇聯國內告知多勃雷寧在該會議中哪些人發了什么言，多勃雷寧還要把會議中哪些人發了什么言這些細節也告知美國高官？　　

珍文講，美國“最后決定‘讓一家不太顯眼的報紙把這個消息捅出去，美國無秘密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勃列日涅夫看到了也無法怪罪我們’”。此話實際表明，美國官方也不敢公開說：蘇聯有將用核武器打擊中國的計劃，并將計劃告訴了美國政府。因為美國官方這樣說，蘇聯會要求美國拿出相應證據。而美國政府是拿不出相應證據的，這個謊言就立刻戳穿，美國政府將立刻陷入公開造謠的尷尬境地。而美國號稱“新聞獨立”、“新聞自由”，“一家不太顯眼的報紙把這個”謊言散布出去，“勃列日涅夫看到了也無法怪罪”美國政府造謠，也拿“新聞自由”、造謠自由的美國媒體沒辦法（“新聞自由”的西方媒體，在西藏、新疆問題上一貫造謠，我國拿他們也沒辦法），也只有批駁他們造謠。資產階級控制的媒體，按資產階級的利益肆意造謠，既符合資產階級“趁機離間中蘇關系”的階級利益要求，也符合資產階級報紙炒作以吸引眼球的經濟利益要求。　　

蘇聯要用核武器打擊中國的“事”，不過是美國資產階級編造的謊言，也是我國諸如馬鼎盛等仇恨社會主義的親美人士最愛散布的謊言之一。中蘇矛盾越深，關系越惡化，越符合美帝國主義的利益。美國編造這謊言，如珍文所說，是要“離間中蘇關系”，使中蘇矛盾更深，關系更惡化。馬鼎盛等親美人士熱衷散布這謊言，企圖在我國人民造成美國救中國有功似的印象，樹立起美國的“好形象”，掩蓋美帝侵略、霸道、兇殘的真相。　　

對于信奉造謠自由的美國媒體搞的這種“趁機離間中蘇關系，炒作蘇聯領導人考慮對中國進行外科手術式核打擊，一次解決中國的核設置的所謂‘秘聞’”的造謠把戲，當時我國也沒有認為真有其事。我國政府和媒體當時常譴責蘇聯，但當時根本未以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緊急約見基辛格，“向他通報了蘇聯準備對中國實施核打擊的意圖”之事來譴責蘇聯。即我國當時不認為有這事。其后，外交部主管的《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的、代表著我國對外態度的工具書《各國概況1979年版》，在其第825頁談及1969年中蘇間關系（包括邊界沖突等問題），根本沒有談及有蘇聯計劃對我國進行核打擊之事。如果我國認為蘇聯計劃對我國進行核打擊，《各國概況1979年版》不會不談這事，因為那將是1969年中蘇關系中最嚴重的事情。　　

1985年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春良等主編的《世界現代史》下冊的第507頁，談及1969年中蘇間關系時，也沒有談及有蘇聯計劃對我國進行核打擊之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窒研究員李穎所著的《共和國歷史的細節》（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專門有“珍寶島邊境自衛反擊戰”這一章，講述1969年中蘇邊境沖突及其后狀況。在該書的第167頁，講了沖突后蘇聯“向中蘇邊界調運了大批軍隊”，也未講有蘇聯計劃對我國進行核打擊之事。　　

而歷史上曾多次計劃對我國實施核打擊的，正是最富于侵略性、并且宣稱有首先使用核武器權力的美帝國主義。大家都知道，在朝鮮戰爭時曾有杜魯門、麥克阿瑟等高官計劃對中國實施核打擊（這可不是美國的敵對國首先報道的，而是出自美國傳媒。所以不存在敵國造謠。“蘇聯準備對中國實施核打擊的意圖”之事，卻是敵對國——美國的媒體傳出）。　　

另外，據2008年我國人民網等幾大網站報道：“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國家安全檔案館近日公布的解密歷史文件顯示”，當年金門海戰時，“ 這份當地時間4月30日解密的文件顯示，美空軍在1958年夏天曾經提議，如果中國大陸封鎖臺灣海峽，美軍應對中國廈門機場進行原子彈襲擊。8月中旬，在內閣會議上，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介紹了襲擊方案，并稱可進一步對中國其他地方的機場展開類似的攻擊行動。……但遭到了當時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的否決。”“艾森豪威爾擔心此舉可能引發新的世界大戰，尤其是引發核戰爭則是他否決的首要因素，因為當時東西方兩大陣營已經形成”。　　

馬鼎盛等親美人士，要中國人民牢記美國使中國免受核打擊的“恩德”，記住“老毛子太可恨了”。但美國資料證明，恰恰是美帝國主義，數次企圖對我國實施核打擊。而社會主義陣營的存在，蘇聯擁有核武器，是美國不敢對中國實施核打擊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存在，有利我國抵御帝國主義的侵略，有利我國的國家安全。　　

馬鼎盛等親美人士雖然極力宣揚當時美國對中國的“恩德”，但當時美國仍一如繼往堅持分裂中國的政策，承認國民黨當局，并是世界反動勢力支持國民黨當局盤踞在聯合國，阻撓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的主要力量和組織者。即使在1971年，中美間多次信件往來，并基辛格10月來華談判中美和好之后，美國仍企圖組織世界反動勢力支持國民黨當局盤踞在聯合國。10月25日聯合國投票表決時，美國仍投票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　　

相反，6、70年代中蘇關系緊張，蘇聯卻一直不承認臺灣當局，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并且，蘇聯一直以蘇聯、烏克蘭、白俄羅斯的三票，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和蒙古、古巴，在聯合國投票要求驅逐國民黨當局，讓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在中蘇關系、中國與東歐、古巴等社會主義國家關系緊張的年代，這種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投票也從未改變過。　　

而且，即使在1972年后的幾年里，中國已經實施與美國、日本和西歐等國建立反對蘇聯的統一戰線的外交戰略后，美國仍承認臺灣當局，而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在這段時間還進行阻止在國際奧會委驅逐臺灣當局，阻止讓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國際奧會委的活動。并且美國還繼續通過對臺軍售，以及美軍駐扎臺灣來支持國民黨當局，以此來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中國。　　

直至中美“雙方于1978年7月初在北京開始建交談判。……經過近半年的談判，雙方終于達成下述協議：……二、在中美關系正常化之際，美國政府宣布立即斷絕同臺灣的「外交關系」，在1979年4月1日以前從臺灣和臺灣海峽完全撤出美國軍事力量和軍事設施，并通知臺灣當局終止《共同防御條約》”。而中美建交之后，美國仍如以前一樣支持臺灣當局，并用“臺灣關系法”規定，“如果大陸企圖以武力而非對話來”實現國家統一，“美國將提供軍事物資使它無法成功。”“臺灣關系法”還規定，如果中國試圖通過武力統一臺灣，將是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與穩定的重大威脅”。一副當中國通過武力統一臺灣時，美國將以防止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與穩定的重大威脅”為由出兵干涉的威脅姿態。另外，根據“臺灣關系法”，美國在臺灣設立“美國在臺協會”。所以，“美國在臺協會”實際就是美國在臺灣的官方外交機構。即美國實際并未與臺灣斷絕官方外交關系。　　

相反，即使在中國已經實施與美國、日本和西歐等國建立反對蘇聯的統一戰線的外交戰略后，蘇聯仍堅持不承認臺灣當局，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貫立場。　　

因此，馬鼎盛等親美人士所說的美國拯救中國的事情是不存在的，而美國曾經企圖對中國實施核打擊的事情卻是存在的，美國這60年一直支持臺灣當局，用對臺軍售和武力威脅來阻撓中國統一的事情卻是存在的。這樣的美國行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分明是罪惡，而馬鼎盛等親美人士卻極力掩蓋這些罪惡，還要中國民眾對美國感恩。馬鼎盛等親美人士真是心懷鬼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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