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究竟是誰在“大躍進”中“頭腦發熱”？　　　　

——52年之后回顧“大躍進”　　　　

思 恩　　　　

一. 解讀關于大躍進的幾句談話　　　　

“‘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L××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云同志沒有說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只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在這些方面，要運用馬列主義結合我們的實際進行分析，有所貢獻，有所發展。”　　

1.“‘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既然L××等人和“毛澤東同志”一樣的“頭腦發熱”，那末，從邏輯上說，他們也應該至少是贊成“大躍進”的！否則，就只有“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沒有L××等人“頭腦發熱”！ 　　

2.“L××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原來，L××等人的“頭腦發熱”，表現在只是對“‘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的問題，僅僅是“沒有反對”而已！！！！！對“大躍進”，權威人士和L××為什么“沒有反對”呢？權威人士沒有說。我們只能借助邏輯推理進行分析。　　　　

權威人士和L××對“大躍進”的態度，最多只有以下四種：　　　　

（1）贊成。——既然“‘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那未，順理成章的是，權威人士和L××對于“大躍進”，應該是持完全贊成態度的。　　　　

（2）反對。——既然“L××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那末，就完全可以排除權威人士和L××公開對“大躍進”持反對態度。但是，這個說法卻使我們沒有充足的理由斷定：權威人士和L××對“大躍進”持完全的贊成態度！——如果我們只是簡單地說，“沒有反對”就意味著表示贊成的話，那末，一貫堅持實事求是的權威人士，為什么不直接實事求是地說，他和L××是贊成“大躍進”的呢？！　　　　

（3）不表態。不表態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持反對態度，但有礙于毛澤東的情面而不好公開反對，只好采取不做聲的態度；另一種情況是拿不定主意，不好決定是應該持贊成態度還是應該持反對態度？毫無疑問，對于“大躍進”，權威人士和L××顯然是說話表了態的。——如果權威人士和L××對“大躍進”沒有表態的話，那末，權威人士就會說他和L××、“陳云同志沒有說話”！　　　　

（4）內心反對而口頭上贊成。——這是一切圖謀不軌的陰謀家、野心家為了達到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而貫用的卑鄙無恥伎倆！應該說，這樣不入流的下三爛手段，權威人士和L××是不大可能采用的！　　　　

那末，權威人士和L××到底對“大躍進”怎樣表態的呢？！按照邏輯推理分析必然是：　　　　

既然權威人士和L××對“大躍進”的態度，不像“陳云同志”那樣“沒有說話”，而是說話表了態的，那未，他們就不可能同時既表態贊成又表態反對，更加不可能不知道自己表的什么態？就是說，他們在對“大躍進”表態了的前提之下，就只能是在贊成和反對二者之間擇一：要么表態贊成，要么表態反對，而不可能表一個既不贊成又不反對的態（到目前為止，這樣的表態再高級的權威人士都沒有辦法設計出來！而且人類智慧的發展永遠達不到能夠設計出來這樣的表態水平，因為這樣的表態不符合人類邏輯思維規律中的排中律！！！！！）！　　　　

既然權威人士說他和L×ד沒有反對”，那未，就剩下了他們對“大躍進”表態贊成。但是，權威人士始終沒有公開明確承認他和L××對“大躍進”是表態贊成的！　　　　

既然權威人士和L××實際上對“大躍進”是表態贊成的，那未，為什么權威人士在既能夠公開承認他和L×ד頭腦發熱”，又能夠在事實上承認他和L××對“大躍進”是表態贊成的，還能夠提出在“大躍進”等“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只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的情況下，始終不愿意公開承認他和L××對“大躍進”是表態贊成的呢？難道他有什么無法說出來的難言之隱嗎？　　　　

權威人士其所以在“大躍進”問題上，既承認他和L×ד頭腦發熱”，又承認他和L××對“大躍進”表態贊成的情況下，說什么“L××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從而造成了混亂，掩飾了一些人在“大躍進”中大刮特刮“浮夸風”和“共產風”、鼓吹“窮過渡”的嚴重錯誤。　　　　

首先，把他和L××同毛澤東加以區分或切割：——雖然在“大躍進”問題上，他們和毛澤東都“頭腦發熱”，但程度不一樣，態度不同，毛澤東贊成“大躍進”，權威人士和L××只是出于某種不可明言的無奈而“沒有反對”“大躍進”罷了。　　　　

其次，在區分或切割的基礎上分擔責任：——“大躍進是不正確的。這個責任不僅僅是毛主席一個人的，我們這些人腦子都發熱了。……但大躍進本身的主要責任還是毛主席的”，權威人士和L××只負出于無可奈何而“沒有反對”的次要責任。　　　　

然后，就可以達到預期的目的：——把L××等人在“大躍進”中大刮特刮“浮夸風”和“共產風”、鼓吹“窮過渡”、導致餓死人的嚴重錯誤乃至罪責轉嫁強加給毛澤東！　　　　

支持權威人士的黨內外右派們，痛心疾首地指責“毛澤東同志……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爭以后，錯誤越來越多”，反右派斗爭“擴大化了，打擊面太大了，這是錯誤的。接著就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完全違背客觀實際情況，頭腦發熱，想超高速發展。從一九五七年下半年開始，實際上違背了八大的路線，這一‘左’，直到一九七六年，時間之長，差不多整整二十年。‘左’的極端是‘文化大革命’。”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民主集中被破壞了，集體領導被破壞了”，“我們黨的政治生活、國家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了，家長制或家長作風發展起來了，歌頌個人的東西多了，整個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終于把 “大躍進”中大刮特刮“浮夸風”和“共產風”、鼓吹“窮過渡”，造成餓死人的嚴重錯誤乃至罪責，統統轉嫁強加給毛澤東！！！！！　　　　

權威人士說什么對“‘大躍進’，……周恩來同志……沒有反對”，這不是事實！！！！！請看：　　　　

“大躍進是由周恩來提出部署的，毛澤東大力支持的。　　　　

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以后的一天，毛澤東、周恩來在頤年堂接待羅馬尼亞客人。客人走了，毛澤東和周恩來從頤年堂出來，向菊香書屋走去，他們邊走邊聊。　　　　

周恩來：‘主席，現在譚震林他們提出個大躍進的口號，我看這個提法很好。’　　　　

毛澤東：‘噢，大——躍——進？’　　　　

周恩來：‘是的。《人民日報》上都登了，南方有的省份都轟轟烈烈地展開了。’　　　　

毛澤東：‘嗯，這個題目好，拿來給我看看。’　　　　

周恩來找來報紙給毛澤東看。　　　　

毛澤東認真地看了一遍，點點頭說：‘這個提法很好。’隨即拿起筆在上面作了批語：‘提法很好。’　　　　

周恩來回到住所，把這一情況告知了中宣部的陸定一、周揚。很快，大躍進這個口號便在全國喊響了。　　　　

周恩來為了落實大躍進的具體實施方案，曾經招集譚震林、王任重等人多次座談，擬定文件上報中央獲得通過。大躍進就這樣在全國轟轟烈烈地開展了。”（甄石：《大躍進五十周年回憶錄》烏有之鄉網2008—12—6）　　　　

3.“陳云同志沒有說話”。——對“大躍進”，陳云既沒有表態贊成，也沒有表態反對。為什么呢？是因為持反對態度，但有礙于毛澤東的情面而不好公開反對，只好采取不做聲的態度；還是因為拿不定主意，不好決定是應該持贊成態度還是應該持反對態度呢？我們不知道：因為沒有看到陳云本人公開回應權威人士關于他對“‘大躍進’……沒有說話”的說法是否屬實？！　　　　

但是，有一點是絕對毫無疑問的，那就是陳云沒有表態反對“大躍進”！——如果陳云表態反對，那末，對于要通過否定“大躍進”達到否定毛澤東的權威人士來說，是求之不得的，他就會說：陳云反對“大躍進”！雖然對于“大躍進”，“陳云同志沒有說話”，但是陳云事實上參與了“大躍進”，他在1958年8月25日提出了搞“土爐子”煉鋼的餿主張。（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705）　　　　

既然陳云本人沒有公開承認權威人士說他在“大躍進”問題上“沒有說話”是對的，那末，就存在著另一種可能：陳云對“大躍進”表態贊成。——在政治局常委討論“大躍進”問題的會議記錄沒有公開的情況下，我們姑且相信權威人士所說的“陳云同志沒有說話”。　　　　

4. 在195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有六個常委。權威人士只提到了五個：毛澤東、周恩來、L××、陳云和權威人士。沒有提到朱德。我們就當朱德沒有參與“大躍進”。　　　　

根據以上的邏輯推理和分析，我們可以非常清楚明白地看到：經過這個設計，在“大躍進”的問題上，在六個政治局常委中，朱德同志沒有參與，“陳云同志沒有說話”，“頭腦發熱”的“L××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權威人士出于某種無可奈何“都沒有反對”，于是，只剩下了“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一意孤行的堅持要搞“大躍進”！！！！！得不到政治局多數常委支持的毛澤東，其所以能夠暢通無阻地發動“大躍進”，是由于他在黨的領導中奉行“家長制或家長作風”，導致“民主集中被破壞了，集體領導被破壞了”！！！！！　　　　

事實真的就象權威人士所說的那個樣子（“‘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他和L×ד都沒有反對”）嗎？！完全不是！事實是：在“大躍進”問題上，毛澤東頭腦冷靜到了“變為保守主義者”、“堅持右傾機會主義”的程度；權威人士和L××特別是L×ד頭腦發熱”到了胡言亂語的程度！！！！！　　　　

二.“沒有反對”大躍進的L××等人大刮“共　　　　

   產風”和“浮夸風”、鼓吹“窮過渡”的事實　　　　

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事實告訴我們：在“大躍進”中，L××是大刮“共產風”、大搞窮過渡、大搞“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第一人，L××親手培植的共產主義試點河北省徐水縣是大刮“共產風”、大搞窮過渡、大搞“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第一事；宣傳口的把關者X總XX是大吹大捧徐水經驗、放射政治衛星的第一人，作為輿論權威的《人民日報》是大吹大捧徐水經驗、放射政治衛星的第一報。　　　　

1958年9月，×××視察東北三省時，視察了哈爾濱近郊的金星人民公社、雙城縣的幸福人民公社、蓋平縣的太陽升人民公社，并聽取了三個省的農業情況的匯報。×××指出：“東北三省的農業生產，按常規來說，同過去來比，是有進步的。但是，目前是一個出奇跡的時代，全國糧食產量今年可能增產100%以上，而東北三省糧食產量增長不過百分之幾十，甚至只有二、三十。這樣一比較，東北的農業還沒有翻身。”（《人民日報》1958年10月1日，著重號系引者加）　　　　

L××和×××審定的，1958年9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的《高舉人民公社的紅旗前進》社論，是鼓吹“共產風”，鼓吹“窮過渡”，鼓吹“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又一重要事實！這篇社論是背著毛澤東發表的。在當時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中，起了很壞的導向作用。社論要求在建立人民公社時，一定要建立“公共食堂”、“托兒所”、“縫紉組”一類組織，要求婦女勞動力全部參加生產，只有這樣做才能體現人民公社比農業生產合作社更加社會化，更加集體化的優點。　　　　

社論強調在建立人民公社時，要把原來農業生產合作社中還保留的生產資料個體所有制的某些最后殘余，如自留地、自養牲口、自營成片果樹、一部分較大型的生產工具等，在建立公社過程中，都要轉歸社有。　　　　

社論鼓吹少數人民公社可以實行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制，在分配上試行工資制或供給制。并鼓吹這種實驗是有益的，因為它指出了農村中生產關系進一步發展的前途。　　　　

社論鼓吹一般的人民公社實現由集體所有制轉到全民所有制時，經過三、四年或者五、六年就行了。它公然把在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擴大會議，《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中由毛澤東加上的“或者更長一些時間”這半句刪去。　　　　

吳冷西在回憶中自我檢討說：“在大躍進運動中，開始自己因毛主席的再三盯矚，還是比較慎重，但到了6月份就‘隨大流’了。因為當時的形勢是：把宣傳口關的這批中央領導‘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呼聲壓倒一切。而毛澤東的留有余地或壓縮空氣的聲音微弱。在當時中央領導層中，他是少數者。所以我只好‘隨大流’跟多數中央領導走，特別是跟把宣傳口關的主要領導人L××、×××走。對于1958年《人民日報》和新華社鼓吹‘五風’的錯誤，應是把宣傳口關的中央領導L××、×××等人負責。當然，雖然不能說《人民日報》和新華社應對1958年的‘浮夸風’和‘共產風’負有主要責任，但我主持這兩個單位的宣傳工作，在這期間造成的惡劣影響，至今仍感內疚。”（吳冷西：《憶毛主席》72，著重號系引者加）　　　　

“一九五八年六月初的一天，L××到西華廳同周恩來談話時說：‘……搞大躍進就象吹氣球一樣，氣吹足了，氣球就飛起來了。把全國的老百姓都吹起來了，大躍進就更加轟轟烈烈了。國務院的工作離不開你，我到全國各地替你去吹好了’。”（甄石：《大躍進五十周年回憶錄》烏有之鄉 2008—12—6，著重號系引者加）　　　　

1958年7月5日，L××在北京石景山發電廠同工人談話時說：“工廠要辦食堂、托兒所、洗衣店，辦學校、辦農場，發點槍給大家操練。總之，工農商學兵全都自己干。” 又說：“這樣下去，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大有希望，不要幾年就好了。現在苦干幾年很有必要，不然過不了關，苦干幾年就不那么落后了。現在趕上英國不是十幾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過英國，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過美國的問題，其實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勁這么大嘛！不計上下班，干完就算數，有這么股勁，我看七、八年就行。” 又說：“一是黨的領導，一是大家努力，好好干，大有希望。中國進入共產主義不要好久，你們大家都可以看到共產主義。”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L××到山東壽張縣視察，報導說：SQ同志在參觀了臺前社畝產將達3萬至5萬斤的玉米，3萬至5萬斤的谷子，30萬斤地瓜和宏偉社畝產15000斤籽棉的豐產后，贊揚他們說：“你們壓倒了科學家，他們沒敢想的，你們做到了，這是個革命。”這一講話一傳出，全國各地的實驗田豐產田紛紛把原來畝產千斤、幾千斤的牌子換為幾千斤、上萬斤甚至十幾萬斤的牌子。假報導的豐產數也由畝產幾千斤一躍報導畝產數幾萬斤，都順著X主席的愛好大膽地吹起來了。　　　　

1958年8月，L××派人到山東壽張縣進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額豐產情況，寫回的調查報告說：“今年壽張縣的糧食單位產量，縣委的口號是‘確保雙千斤，力爭三千斤’，但實際在搞畝產萬斤糧的高額豐產運動，一畝地要產5萬斤、10萬斤，以至幾十萬斤紅薯，一畝地要產一、兩萬斤玉米、谷子，這樣高產的指標，當地干部和群眾，講起來象很平常，一點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千斤、7千斤，提5千斤指標的已經很少，至于畝產一、兩千斤的根本沒有人提了。”（ 劉西瑞：《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報》）　　　　

1958年8月6日，L××派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正人，帶著康有為的《大同書》，到河北省徐水縣搞共產主義公社試點，陳正人傳達了L××同志關于搞試點的指示，還把康有為的《大同書》送給一些人。（趙云山、趙本榮《徐水共產主義試點始末》《黨史通訊》1987年第六期）徐水縣委第一書記張國忠立即宣布“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成立公社，樹木歸集體，房屋也由公社統一分配，社員實行工資制，社員和干部大搞實驗田，計劃一畝山藥產120 萬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麥畝產12萬斤，皮棉畝產5000斤。這些將要發射的衛星莊稼，是在邁向共產主義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飄揚的鮮明耀眼的紅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豎起這樣的紅旗。試想想，一個二分地沼氣山藥堆就得花去成百個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計算，這除了幾萬人的人民公社，那一個普通農業社能夠辦得到！（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頌》1958年9月1日《人民日報》，著重號系引者加）　　　　

中共徐水縣委作了一個《關于最近幾年全面躍進規劃草案》，送L××看，他不僅在視察前看過，而且還記得非常清楚，于是SQ同志于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到徐水視察，作了許多深刻而全面的指示：第一，SQ同志感到徐水的“工業發展布局”的“規劃仍有些毛病”，于是引用孟子的話“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精辟地說明了生產計劃安排的復雜性和重要性。在肯定了這里公社社員要求實物加貨幣的工資制以后，也同樣用孟子上述的話，指示縣委，必須慎重考慮實物加工資的比例，以便滿足社員們復雜的生活需要。第二，SQ同志指示徐水縣委按照《禮記》上面的話，修訂規劃，設法使非生產人員和非生產時間盡量減少。報導說：SQ同志還指示縣委對全縣工、農、后勤和文教各方面的人，力算一筆細賬，又引證《禮記》上面的話“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野，則財恒足矣！”讓縣委根據上述細帳，設法使非生產人員和非生產時間盡量減少。第三，SQ同志指示縣委要發展高中，以作為發展大學的后備；并且建議省委解書記幫助徐水大學解決三兩個教員。SQ同志在知道徐水大學和縣科學研究所共有一部分儀器設備以后，指示說：好呀！你們慢慢地就會辦成正式大學，同大城市的差不多，或許比那還好呢！第四，由于徐水的公社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實行了全民所有制，SQ同志又告訴大家，全民所有制還并不是共產主義性質的，希望大家努力，爭取早日進入“共產主義時代”。SQ同志對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熱情和干勁，都給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贊揚。第五，SQ同志還對徐水全縣人民的生產和生活作了許多美妙而寬廣的安排。（康濯：《SQ同志在徐水》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報》，著重號系引者加）　　　　

由于L××做了許許多多的重要指示，到了9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李先念等人到徐水視察時，徐水縣已經實現了“一縣一社，縣、社合一”。一縣一社，即一縣一個公社，全縣統收統支，統一核算，共負盈虧，原來各社隊的收入統一交縣，支出統一由縣核撥，供給標準，工資水平全縣基本上一致。徐水人民公社已經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某些殘余，徐水全縣沒有一個小商販，他們全部實行了供給制。（李先念《人民公社所見》1958年10月 17日《人民日報》）　　　　

 “1958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L××及夫人王××也來到東方紅社視察。……在多穗高粱試驗田里，東方紅社副主任關景東和農業技術員關希順向L××介紹了多穗高粱的生長情況。L××問：‘一畝地多少株？’關景東答道：‘8400株。’L××問：‘每株平均幾個穗？’關景東說：平均4個，不到5個穗。接著問：‘曬干了之后，一個穗能打多少糧食？’回答說，2兩半。L××笑著說：‘那總可以超過1萬斤咯！’大家說：‘10000斤是有把握的！’L××說：‘還可以想些辦法爭取15000斤嘛！’……L××說：‘山東的谷子深翻5尺，施肥11萬斤，密植264000株，1畝地可產50000斤！’……。”（2008年9月5日《揚子晚報》著重號系引者加）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L××到他的“共產主義試點公社”河北徐水縣視察，當他聽到有人說，給山藥灌狗肉湯，畝產可以收120萬斤時，即說道：“那么作真有效果嗎？哈哈！你們可以養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嗎！”（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報》）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L××到江蘇視察，在常熟縣和平人民公社，他參觀中稻豐產實驗田，他問黨委書記：畝產可以打多少？回答說：可以打1萬斤。SQ同志說：“1萬斤，還能再多嗎？你們這里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報》著重號系引者加）　　　　

……　　　　

三.“頭腦發熱”的毛澤東在大躍進中極力反對　　　　

   “共產風”和“浮夸風”、“窮過渡”的事實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日，L××同北京石景山發電廠的工人座談時說：“現在趕上英國不是十幾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過英國，這不是假的。鋼鐵、煤炭明年就可以超過”。“十五年超過美國的問題，其實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　　　　

毛澤東善意關切地提醒L××說：“太冒進了，二三年時間太短，趕不上人家會嘲笑你的。”　　　　

一九五八年八月中旬，王任重和其他人向毛澤東匯報說，天津朋興鄉有一塊試驗田，水稻畝產上萬斤。毛澤東聽后搖搖頭說：“我才不信呢。”八月十三日，毛澤東在其他中央領導的陪同下親自來到天津新立莊參觀考察。這塊試驗田里的水稻確實長的不錯，可當地的干部卻又說能畝產十萬斤。毛澤東聽后連連搖頭說：“我種過地，畝產十萬斤，堆也堆不起來，你們騙不了我。”　　　　

一九五八年十月初的一天，毛澤東派往河北省調查農村工作的同志拿著一小捆發了芽的谷穗向毛澤東匯報說：“河北省的徐水、安國等縣的秋糧大片大片壞在了地里，沒人收獲。”　　　　

毛澤東拿起這一小捆谷穗看了看氣憤地說：“這么好的莊稼都糟蹋了，這是犯罪！”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六日，毛澤東在天津召見河北省的部分干部時，嚴厲地批評了這種糟蹋秋糧的現象。河北省委的一個主要領導解釋說：“前些日子SQ同志打來電話，他說今年的夏糧全國獲得了大豐收，國家庫存的糧食足夠全國人民吃上二、三年，不要再讓老百姓吃雜糧了，也讓他們享受一下社會主義生活么。所以有些地方就出現了這種不重視秋糧的現象。”　　　　

毛澤東聽后說：“噢，又是這個SQ？”搖了搖頭壓了壓怒氣就無聲了。　　　　

毛澤東對L××鼓吹“窮過渡”進行了批評。毛澤東說：中國是個大國，是個大窮國。今年大躍進，即使根據現在報的數字，全國農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國工人每月平均工資也只有60元左右，現在有些縣委［指山東壽張縣。L××7月14日到那里視察，作了重要指示后，他們提出“苦戰三年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口號，見吳冷西：《憶毛主席》137］不知天高地厚，說什么苦戰三年就可以過渡到共產主義。這不是發昏說胡話？說是“窮過渡”，馬、恩、列、斯哪里說過共產主義社會還是很窮的呢？［指L××、×××和彭真］要“窮過渡”，這樣的共產主義有什么優越性和吸引力呢？　　　　

毛澤東又說：現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給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義，中國農民很早就有平均主義思想，東漢末年張魯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農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飽飯。這恐怕是中國最早的農民空想社會主義。我們現在有些同志［指L××、×××和彭真］急于向共產主義過渡，這非常危險。北戴河會議規定了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五個條件，哪一條也不能少，缺—條也不能向共產主義過渡。　　　　

談到這里，毛澤東很動感情地說：反正我不準備急急忙忙的過渡。我今年65歲，即使將來快要死的時候，也不急急忙忙過渡。　　　　

毛澤東強調，過渡要有物質條件，精神條件，還要有國際條件。不具備條件宣布過渡也沒有用。要劃清兩條線：一條是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區別，一條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區別。不要輕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更不要輕易宣布向共產主義過渡。　　　　

毛澤東還說：我們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不僅把杜勒斯嚇了一跳，也把赫魯曉夫嚇了一跳。不過看來赫魯曉夫還比較謹慎，他現在只講12年內準備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條件，并沒有說到那時候就要過渡。我們有些同志［指L××］頭腦發熱，想搶在赫魯曉夫前頭過渡，這很不好。蘇聯同志建設社會主義已搞了41年，我們才搞了9年就想當先鋒，還不是頭腦發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物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對的規定性，從量變到質變要有一個過程，不能隨意想過渡就過渡。（吳冷西：《憶毛主席》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11l—112，著重號系引者加）　　　　

毛澤東經過多方調查，不但發現了農業方面的五風問題，在其他行業也同樣發現了五風的嚴重存在。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在河南鄭州召開的會議上，毛澤東嚴厲的批評了他視察過的河北、河南、山東、山西、湖北、湖南、安徽、江蘇等地存在的五風問題。不只是農業方面，其他行業存在的壞風氣也受到了批評。還批評了陳伯達為共產風倡導的廢除商品生產、實行產品調撥的錯誤主張。　　　　

盡管毛澤東全力糾正，但為時已晚。五風問題還是成了導致大躍進出現失誤的重要因素。　　　　

在鄭州會議上，針對農民有“瞞產私分”的問題，毛澤東當著全黨高級干部說：“謝謝五億農民瞞產私分”，“瞞產私分，非常正確，本位主義有則反之，不能去反五億農民和基層干部。瞞產私分、站崗放哨，這是由共產風而來。普遍的瞞產私分、站崗放哨、黑夜冒煙，是一種和平的反抗。”　　　　

1958年11月23日，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中說：“現在橫豎要放‘衛星’，爭名譽，就造假。本來不行，就讓人家罵，臉上無光，也不要緊。不要去爭虛榮。比如掃盲，說什么半年、一年掃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掃除了就不錯。綠化，年年化，年年沒有化，越化越見不到樹。現在的嚴重問題是，不僅下面作假，而且我們相信，從中央、省、地到縣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級相信，這就危險。……經濟事業要越搞越細密，越搞越實際越科學，這跟做詩不一樣，要懂得做詩和辦經濟事業的區別。”這里講到的問題現在仍然存在。更重要的是，他說他不相信，而中央相信，那么他那個時候與中央還是有區別的，與行政系統的距離應該更遠了。無怪乎會出現“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地方，他想發表篇文章都辦不到。而且，他自己對于搞經濟與做詩的區別是很清楚的，用的辦法也是不同的。不能因為他的浪漫詩篇就想當然認為他指揮打仗、搞建設都是用寫詩的路數的。毛澤東寫詩寫“高峽出平湖”，但是在當時并不主張上馬三峽工程。　　　　

黨的八屆六中全會以后，1959年2月下旬毛澤東赴河北、山東、河南三省調查研究，發現八屆六中全會《決議》做出的關于糾正“共產風”的決定精神并未貫徹，“一平、二調、三收款”的現象仍然相當嚴重。于是，毛澤東于2月27日至3月5日，在鄭州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第二次鄭州會議，專門研究糾正“共產風”的問題。　　　　

在會議中，毛澤東對“共產風”進行了更嚴厲的批評。他說：“從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產風，主要有三條：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三是豬、雞、鴨、（有的部分，有的全部）無償歸公社，還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鍋、碗筷等無償歸公社食堂，還有大部分自留地歸公社……。這樣一來，共產風刮遍全國。他批評說：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這是不允許的。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都還采用贖買政策，怎么可以無償剝奪農民的勞動成果呢？這樣做，實際是搶產，沒給錢，不是搶是什么？這樣下去，一定垮臺！”他又說：“我代表一千萬隊長干部，五億農民說話，堅持右傾機會主義，［當時如果誰反對L××推行的‘共產風’就被他們批判為右傾，所以毛澤東這樣說］貫徹到底，你們不跟我貫徹，我一個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要到馬克思那里告狀！”　　　　

為了引起大家重視，在3月5日的發言中，毛澤東嚴厲的批評說：“共產主義沒有飯吃，天天搞共產，實際上是搶產，向富隊共產。舊社會謂之賊，紅幫謂之搶，青幫叫偷，搶和偷的科學名詞叫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他把‘共產風’上綱為‘左’的修正主義，冒險主義。他批評說：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想快反而慢。武昌會議時，價值法則、等價交換已弄清，但根本不執行，等于放屁。”毛澤東講的這些話，顯然是對L××和權威人士等人拒不執行武昌會議精神和八屆六中全會精神的批評。毛澤東在會上多次講話，他強調要整頓公社內部的所有制，進一步解決“共產風”問題。　　　　

一、指出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需要一個發展過程，目前必須以生產隊所有制為基礎。毛澤東說：現在，許多人還不認識公社所有制有一個發展過程，在公社內部，由隊的小集體所有制到社的大集體所有制，需要一個過程。他強調，目前人民公社以生產隊所有制為基礎，有極大的重要性。這就有力的批評和糾正L××所鼓吹和推行的，一律實行公社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錯誤做法。　　　　

二、堅持按勞分配原則，糾正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兩種錯誤傾向。毛澤東在分析一平、二調、三收款的現象后，指出：“上述兩種傾向，都包含有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的思想在內，過頭熱是不對的。”為糾正這兩種傾向，他提出了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方針：“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指標，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L××搞的則是：全社統收統支，統一核算，共負盈虧，各大隊、各小隊的收入統一交公社，支出由公社統一核發，供給標準、工資水平公社基本一致］　　　　

三、指出“共產風”的實質就是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毛澤東指出：“公社化后刮起了‘共產風’，即是說，在某種范圍內，實際上造成了一部分人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的情況，是我們所不許可的。他嚴厲的批評這種行為是強盜行為，是舊社會上海青幫、紅幫流氓集團的偷、搶行為。在共產黨內絕對不允許這樣做。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還采用贖買政策，我們怎么可以無償占有人民的勞動成果呢？他在一個文件批語中指出：這是‘左’傾冒險主義思想行為。”（毛澤東 1959年2月28日對山西省委《關于整頓和鞏固人民公社的決議》的批語，著重號系引者加）　　　　

在1959年4月29日的《黨內通信》中，毛澤東直接號召基層干部群眾“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關于密植問題，他指出：“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他清醒地認識到“經過十年八年奮斗，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據毛澤東身邊的人回憶，毛主席對于“畝產萬斤”之類是一笑置之，根本不相信的。毛澤東是辯證法大師，對于密植等問題是有正確認識的，但是對于這方面的死硬命令，他只有希望群眾不管這些指標。他大張旗鼓唱低調，那么是誰唱高調、瞎指揮呢？　　　　

1960年3月23日，毛澤東批示說：“‘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又都刮起來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員很狂妄，毫無紀律觀點，敢于不得上級批準，一平二調。另外還有三風：貪污、浪費、官僚主義，又大發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價值法則，等價交換，他們全不理會。出現這些壞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舊社會壞習慣的殘余，要有長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因此，年年要整風，一年要開兩次六級干部大會。”　　　　

1960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徹底糾正“五風”》中又強調：“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帶動其余四項歪風的糾正。”　　　　

1960年12月30日，毛澤東在《堅決退賠，剎住“共產風”》中指出：“退賠問題很重要，一定要認真退賠。……縣、社寧可把家業統統賠進去，破產也要賠。因為我們剝奪了農民，這是馬列主義完全不許可的。平調農民的勞動果實，比地主、資本家剝削還厲害，資本家還要花點代價，只是不等價，平調卻什么都不給。一定要堅決退賠，各部門、各行各業平調的東西都要堅決退賠。賠到什么都沒有，公社只要有幾個人、幾間茅屋能辦公就行。……要糾正‘共產風’，就要真兌現，不受整、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訓。苦一下、痛一下，這樣才能懂得馬克思主義的等價交換這個原則。一平二調是上面搞出來的，誰搞誰負責。退賠兌現了，干部作風才能轉變。……‘五風’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產風’和瞎指揮風。首先要把它們整掉。……我們自己思想混亂。一方面我們搞了十八條，十四句話，也搞了六條指示，這些就是為了糾正‘共產風’，糾正瞎指揮風；另一方面，又來了幾個大辦，大辦鋼鐵，大辦縣、社工業，大辦交通，大辦文教，又大刮起‘共產風’。這就是前后矛盾，對不起來。雖然我們沒有叫大家去平調，但沒有塞死漏洞。總結這些經驗教訓很重要。以后不要前后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對于平調本質的認識，毛澤東上升到了馬列主義的高度上去講，他堅決反對這種做法，主張認真退賠，那么這是上面的誰搞出來的呢？真正懂得辯證法，應該不會思想混亂，前后矛盾的。　　　　

1961年6月12日，在《總結經驗，教育干部》中，毛澤東進一步總結說：“十二條指示，在執行中發生了一個錯誤，……‘共產風’、命令風、浮夸風、瞎指揮風、干部特殊風沒有普遍去整。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上規定，一、二、三類縣、社、隊都要普遍地整‘五風’，在劫者難逃。……我們也來個三年不行至五年，五年不行至七年，七年不行至十年，十年還不行，是終不肯改也，那我們就要撤職、查辦。”　　　　

據當時任《人民日報》總編輯兼新華社社長吳冷西的回憶，在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和大煉鋼鐵運動中，毛澤東先后多次找他談話，要求《人民日報》和新華社要敢于抵制“五風”（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不登“五風”文章，不發“五風”消息，一定要卡死。吳冷西回憶說：　　　　

“1958年3月，在成都會議期間，毛主席找我談話，毛主席說：‘河南提出苦戰一年，實現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滅文盲。遼寧要實現三自給（即糧、菜、肉自給）。我懷疑是錯誤的，河南提出今年辦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報。《人民日報》硬是要卡住。否則這個省登，那個省登，大家搶先，搞得天下大亂。一年完成不登報，兩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報。各省提口號恐怕時間長一點比較好。我就有點機會主義，要留有余地’。”　　　　

“毛主席說：‘現在報紙報導要調整一下，不要盡唱高調，要壓縮空氣，這不是潑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實際的高指標，要大家按實際條件辦事。提口號，定指標要留有余地’。”（吳冷西：《憶毛主席》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63、64）　　　　

吳冷西回憶說：“1958年4月中旬，在武昌會議期間，毛主席專門找我就《人民日報》的宣傳問題做了五點指示：　　　　

‘1. 近來報紙的宣傳反映實際不夠，但也有不實之處。如指標、計劃講得過頭了。現在要調整一下，要壓縮空氣。鼓干勁的話要講，但不要華而不實。　　　　

2. 報紙在宣傳的時候要慎重，比如說綠化，不能說種一些樹就是綠化，要成活，成片、成林，象在飛機上看到湘南、粵北那樣郁郁蔥蔥才算綠化。又如水利化，有說一年實現的，有說三年實現的，其實都不能叫‘化’，只是改變一些面貌。又如說‘四無’，應當相信可以實現，但也不是一兩年或三五年可以實現的。一個‘化’，一個‘無’不要隨便宣傳已經實現了。即使訂規劃、提口號，也要留有余地，在時間和空間上說得活一點。否則，說一年或兩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沒事干了嗎？要留給后代子孫一些事做。現在說苦戰三年基本改變面貌，其實只是初步改變面貌，能否做到還得看一年。　　　　

3. 報紙的宣傳要搞深入、踏實、細致。我們講多快好省的方針，報紙上不能只講多快，不講好省。我們是講好大喜功的；大而無功，其實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實就是無功。報紙對一些問題，要由小見大，要把許多雜亂無章的事情加以概括，從理論上把事情說清楚。報紙的評論，應帶理論色彩，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質，抓住了規律。這樣把綱提起來，才能使干部和群眾方面明確。意識形態上和上層建筑的重要性就在這里。　　　　

4. 現在全國出現高潮，出現許多新鮮事物，但也魚龍混雜，泥沙俱下。記者、編輯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對眼前彩色繽紛的現象做出政治判斷，有遠見卓識，這不容易，但應努力做到。　　　　

5. 報紙的問題帶有普遍性，不僅人民日報存在，省報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開全國報紙的總編輯會議，討論新聞宣傳如何改進。此事要告訴陸定一同志，并報中央書記處’。此事我都照毛主席的意見辦了。后來陸定一同志說，夏天太忙秋后再說”。（吳冷西：《憶毛主席》70、72）　　　　

11月21日，毛澤東就壓縮工、農業生產的高指標問題說：我再一次唱個低調，把腦筋壓縮一下，把空氣變成低調空氣，先搞少一點，如果行，有余力，情況順利，再加一點。這有點潑冷水的味道，右傾機會主義了。他說：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現在要減輕點任務，水利建設，去冬今春全國搞500億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億土石方，多了三倍。還有各種各樣的任務，鋼、鐵、銅、鋁、煤炭、運輸、加工工業、化學工業，需要多少人力財力，這樣一來，我看，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萬人。死5000萬人，你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為原則。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有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明年3000萬噸鋼［北戴河會議決定1959年鋼產量為2700—3000萬噸——引者注］。究竟要不要定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陣，會不會死人？這次會議要唱個低調，把空氣壓縮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緊，有斷弦的危險。（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11月21日）　　　　

11月23日，毛澤東在會上第二次講話強調說：我們的腦筋正在這里壓縮空氣。物質不滅，空氣還是那么多。但是，壓縮成液態或者固態，使它凝固一點。關于生產指標問題，他說：以鋼為綱，帶動一切，究竟什么指標為好？北戴河會議后兩個半月的經驗，對我是一個很好的經驗，就想到恐怕明年2700到3000萬噸難于辦到，我們是不是可以的，你打我通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說我才能服。你們現在說的那些根據我還不能服，我不僅要做機會主義，我已經是機會主義，我就是站在機會主義的立場上，為此而奮斗，不牽累別人，將來算起賬來的時候，不打你們，打我。因為我在這里反冒進，以前別人反我的冒進，現在我反人家的冒進［毛澤東這里講的“你”、“人家”、“別人”是指L××。“以前別人反我的冒進”系指1956年發生的反冒進。見吳冷西：《憶毛主席》11］。　　　　

由于當時許多領導干部頭腦發熱，武昌會議雖然壓縮了工、農業生產主要指標，但仍然偏高。毛澤東在會議上講這些話，反映了他要求壓縮不切實際的高指標的心情。　　　　

毛澤東在會上專門講了反對作假的問題，他強調提出：我看我們的經濟事業是要越搞越細密，越搞越合乎實際。毛澤東要求人們講老實話，說現在有一種空氣，只許講成績多，臉上有光，得到獎勵。要講實話，比如講牛的尾巴生在屁股后面，這是老實話，動物的尾巴總是要生在后面的。　　　　

毛澤東強調破除迷信，但不要把科學破除了。毛澤東在23日的講話中提出：破除迷信，現在有些人把科學破除了。比如，第一條科學人是要吃飯的。這不但是科學，這是自然規律，客觀法則，存在于人的思想意識之外的，沒有一處地方證明人可以不吃飯。他強調指出，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學一定要保護。　　　　

毛澤東說：資產階級法權，目前只能破除一部分。三風五氣、老爺架子、工資過高過大的懸殊、貓鼠關系，這些東西要破除，徹底破除，反得越干凈越有力越好。另一部分，工資等級、上下級關系、國家還帶有一點強制性，則不能馬上破除。社會主義時期，有一部分資產階級法權，現在有用，因為它有用，我們要保護它，使它為社會主義服務。（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11月23日）　　　　

……　　　　

四.吳芝圃和七千人大會　　

在1958年，任河南省委書記的吳芝圃，根本不聽毛澤東的規勸，在河南省大刮特刮“共產風”和“浮夸風”、鼓吹“窮過渡”，最終造成餓死人的慘禍！　　　　

1958年，在成都會議上，吳芝圃向毛主席匯報河南能搞幾百億斤糧食，河南糧食很快就過關了，毛主席根本不信，給他頂了回去。毛主席說：“試試看，這種人表面上‘左’，實際上是形‘左’實右，缺乏經驗，不深入群眾。”　　　　

毛主席親自主持兩次鄭州會議，會上毛主席提出人民公社要“三級所有，隊為基礎”，而吳芝圃卻堅持大隊為基礎。毛主席到武昌后又親自給吳芝圃寫了一封信，嚴厲批評他：“你不要再這樣搞了，還是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好”。　　　　

1958年，吳芝圃向中央提出：河南三年可以實現四化（即：糧食達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掃文盲），毛主席在會上批評說：“要去掉虛報、浮夸，不要爭名，而要落實”，會后又把吳芝圃叫到武漢，說：“要把膨脹的腦筋壓縮一下，冷靜一下”。最后毛主席看到吳芝圃沒有改正的意思，就說：“吳芝圃，你對，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馬列主義，我是機會主義。”　　　　

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給生產隊長的一封信》中指出：“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這些，只要管現實可能性……，吹上八百斤，—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際辦不到，有何益處呢？”“收獲多少就多少，不可講不符實際的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對人民有利，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自己，二害人民，總是吃虧。”而吳芝圃卻吹噓：“—九五八年夏季糧食產量二百二十三億斤，平均每人達450斤以上。”為他的高征購打下基礎。　　　　

1966年底，原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有過一段談話，通過這個談話，可以看出L××和×××在“大躍進”中大刮特刮“共產風”和“浮夸風”、鼓吹“窮過渡”的事實、在1962年7000人大會上表現出來的黨性和人品！吳芝圃的談話內容如下：　　　　

問：“吳書記，你跟著毛主席、共產黨干了一輩子革命，紅衛兵為什么說你反對毛主席，喊著要打倒你呢？”　　　　

吳：“我不反對毛主席。毛主席說過，吳芝圃是個好同志，只是愛講假話。紅衛兵打倒我，可能指的就是愛講假話吧。”　　　　

問：“毛主席批評你愛講假話，怎么回事？”　　　　

吳：“五八年的大躍進中，河南省的五風刮的厲害，尤其是鋪張浪費風。后來，就出現了信陽事件和密縣事件，餓死了人，對大躍進帶來的負面影響很大。我是有責任的。毛主席批評我批評的對。可當時我也有苦衷。”　　　　

問：“苦衷？你當時是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呀？”　　　　

吳：（搖了搖頭）“一九五八年河南和全國一樣，夏糧獲得了好收成。可是，報紙上卻出現了有的省份畝產上千斤、上萬斤的報道。記得是七、八月份，L××同我談了話，大概意思是讓我要跟上形勢，各項工作不能落后，尤其是中央提出的各項生產指標更不能落后。河北省對各項生產指標落后的單位實行了拔白旗插黑旗，對先進單位豎紅旗的做法很見成效，各項工作都走在了全國的前列，你們河南應該向人家學習學習么。之后，我的頭腦開始膨脹了。受L××的引導，便學著別的省份刮起了浮夸風。當時河南的情況你是了解的。”　　　　

問：“信陽地區餓死了人，是不是信陽地委有問題呢？”　　　　

吳：“信陽地委是有責任。文敏生省長也應該負責任。但，我應負主要責任。現在回想起來，信陽事件和密縣事件主要是由鋪張浪費風造成的。五八年的大躍進使得全年糧食獲得了大豐收。可是，很多糧食都壞在了地里，造成了極大的浪費。沒想到五九年、六零年全國大面積連年遭受特大旱災，農業嚴重歉收，倉庫里沒有糧食，能不餓死人嗎？”　　　　

問：“我五八年曾回到農村，對鋪張浪費風親身做過調查，很多農民當時看著被毀掉的莊稼都掉淚了。現在看來，那時真是做了不少傻事。”　　　　

吳：“是呀。那時太沖動了，不該聽風就是雨。”　　　　

問：“聽風就是雨？怎么回事？”　　　　

吳：（深深回憶了下）“大概是五八年九月上旬的一天，L××再次和我談話，他說今年全國夏糧獲得了大豐收，白面、大米足夠吃上兩、三年。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了，應該提高人民的生活，沒必要再讓老百姓吃雜糧了。如果河南的細糧不充足的話，可以從其他省份調撥么。蘇聯老大哥吃的是面包加土豆燒牛肉，我們應該向人家學習么。還說他一九二零年在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時就喜歡上了吃面包，那時赫魯曉夫是校長，對他特別偏愛，專門找來做面包的大師教會了他做面包等等。當年，在L××的倡導下，全國各地都學蘇聯做起了面包。時隔不久，從河北開始，全國均出現了不重視秋糧的現象。受L××談話的影響，河南也出現了這樣的問題。L××和我的這兩次談話，無形中起到了河南滋生浮夸風和鋪張浪費風的作用。”　　　　

問：“集體食堂、大鍋飯失敗了。河南有人寫了你的大字報。”　　　　

吳：“這個呀，全國都是L××讓搞的，與別人無關。河南省委、省政府是執行者。”　　　　

問：“……？”　　　　

吳：“在這次談話之前，大概是五八年的四、五月份吧，L××和我通過一次電話，他說蘇聯的集體食堂很值得推廣，既省工省時又節約衛生。他已請示了主席，這項工作由他親自抓，正在向全國布置。并強調河南一定要在全國帶個好頭。之后，河南便合了大伙，吃起了大鍋飯。”　　　　

“后來，安徽的曾希圣、湖北的王任重、山西的陶魯茄，還有江蘇、湖南的一些干部在一起碰面時，都說L××也找他們談過內容相似的話。這些，我都向中央寫過書面匯報材料。”　　　　

問：“你的材料什么時間寫的，交給了誰？毛主席看到了嗎？”　　　　

吳：（想了想）“一九五九年初寫過一份。據聽說……，對，聽劉子厚說這份向中央和毛主席反映L××助長五風的信被L××壓了起來，毛主席沒有看到這份材料。另一份是一九六二年元月一日，中央在河北省定縣召開了七千人大會，是在這次會議期間寫的。這次會議主要是總結大躍進中的失誤和制定出新的政策。大會開了二十多天。以省為單位分組討論時河南省向中央遞交了兩份書面材料，一份是以河南省委、省政府寫的，另一份是以我個人名義寫的，實際上是我向中央作的一份檢討。材料上提到了L××五八年和我的兩次談話，記得材料交給了大會秘書處，糟糕的是，后來又從劉子厚口中得知，這份材料被×××扣了起來，他交給了L××。毛主席看到沒有就不知道了。”　　　　

問：“對了，咱們河南有人寫你的大字報，說你在七千人大會上私下和L××談過話，關于大躍進的問題站在L、×一邊向毛主席和周總理發難，是事實嗎？”　　　　

吳：“不！大字報不完全正確。我沒向毛主席、周總理發過難。可以說我吳芝圃一向對毛主席、周總理都是很崇敬的。”　　　　

問：“……？”　　　　

吳：“事情是這樣的，七千人大會上L××確實找我私下談過話，直接不直接的意思是說當初周總理不應該提倡搞大躍進，周總理提倡搞大躍進是個人表現，想以此壓他L××。毛主席更不該支持周總理搞大躍進，把一些超越L××權利的事讓周總理去辦。L還說三面紅旗提法過激，出了這么多問題。誰提倡搞的大躍進誰應該對問題負責。我們在第一線為他們干了那么多工作，不應該再承擔責任挨棍子了。并說五風問題河南是重點省份，要我們河南深挖深究。L××臨走時還對我說，他五八年那兩次關于大躍進和我的談話收回，就當沒說算了。”　　　　

“對L××這種說話前后矛盾、說了又否認的態度我都懵了。大會結束時，我向毛主席寫了一封反映L××態度的信，交給了胡喬木同志。”　　　　

問：“剛才你說了，五八年L××找你那兩次談話，你還是以書面材料向中央捅了出來，當時L××對你這種行為就沒有什么反映嗎？”　　　　

吳：“L××并沒有什么反映。不過，之后×××找我談了話。”　　　　

問：“×××找你？什么意思？”　　　　

吳：“×××說X主席（L××）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毛主席年齡大了，身體又不好，X主席很快要主持全黨全國的各項工作，河南要全力配合好X主席的工作。中央今后正需要人才，你吳芝圃盡力爭取么。×××找我談過話后，我就意思到是L××變著說法向我敲警鐘，只不過他沒有出面罷了。”　　　　

問：“當時你為什么信了L××的話，使河南的工作受到那么大的影響呢？”　　　　

吳：“這話就不對了。L××當時是政治局常委，后來又升為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家主席，下級有啥理由不服從上級的？誰知道他當時是別有用心呢？還有，王任重在一次談話中向我透露過，L××正式成了黨中央主席后，準備讓×××當國務院總理哩。當時誰都知道王任重同L××接觸的多，我相信他的話是真的。”　　　　

問：“看來L××、×××早已組成了資產階級黑司令部不是子虛烏有哇？”　　　　

吳：“現在回想起來是這樣。我再補充一句，劉子厚還向我說過，關于河北率先虛報糧食產量，拔白旗插黑旗的做法是L××鼓勵他們那樣做的，并多次讓他們向外省介紹經驗。河南就是吃了這方面的大虧。我個人認為，L××、×××對大躍進中的瞎指揮風、浮夸風和鋪張浪費風是應該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為當時他們二人在第一線工作，很多事情都是他們布置的。”　　　　

問：“現在紅衛兵喊著要打倒你，連你老家的人也不理解你，接受得了嗎？”　　　　

吳：“毛主席不是說了么，吳芝圃是個好同志，有這句話就足夠了。哈哈哈……。”（甄石：《大躍進五十周年回憶錄》烏有之鄉網2008—12—6，著重號系引者加）　　　　

從以上原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的談話，從1958年8月8日王任重和L××談天津某村的水稻產量問題，從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對L××在大躍進中的指責可以看出，L××、×××先是極力支持大躍進，在第一線干了很多帶頭大刮五風、助長五風的事，起到了破壞大躍進的作用是鐵的事實。　　　　

為了全面消除三年困難時期的影響，制定出新的發展綱領，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定縣召開了有7000人參加的擴大會議。全國縣以上的單位均有代表參加。　　　　

毛澤東在1月30日的會議上，主動承擔了三年困難時期中失誤的全部責任，向全國人民道了歉。毛澤東說：　　　　

“去年六月十二號，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后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應該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么。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　　　　

在這次大會上，L××見毛澤東再次在全國代表的面前承擔了大躍進中的全部錯誤，對樹立他的威信有機可乘，便刻意地把三年困難時期的問題擴大化，到處串聯，鼓動他人深挖深究。而他卻隱瞞自己在大躍進中大刮特刮“共產風”和“浮夸風”的問題，推卸責任，對他在第一線和×××帶頭大刮五風，破壞大躍進的問題一字未提。請看L××在7000人大會上的一段講話：　　　　

“這里提出一個問題：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災呢，還是由于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我也問了幾個省委干部。我問過陶魯茄同志，在你們山西，到底天災是主要的，還是工作中缺點錯誤是主要的？他說，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造成目前困難的主要原因。河北、山東、河南的同志也是這樣說的。”　　　　

L××在分組會議上到處亂跑，同樣是長話連篇，句句帶刺，有意把矛頭引向毛澤東、周恩來。　　　　

對于L××、×××的這些小動作，毛澤東、周恩來并不是沒有察覺，為了維護黨中央的團結，他二人保持了沉默。　　　　

1962年2月21日，7000人大會剛剛開過14天，L××又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再次深挖深究大躍進出現的問題和責任。他在這次會議上說：　　　　

“上次中央工作會議（指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愿揭，怕說漆黑一團！還他個本來面目，怕什么？！”（著重號系引者加）　　　　

在7000人大會上，毛澤東和周恩來為了黨中央的團結，為了顧全大局，沒有把矛盾擴大化，沒有向他人推卸責任，沒有針鋒相對地追究L××、×××大刮五風，破壞大躍進的責任，表現出了一代領袖的偉大胸懷和風范。　　　　

五. 幾點結論　　　　

1. 實事求是地說，毛澤東主席提出的“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本身并沒有什么錯，錯的是有些人為了自己的政績，一味片面地只講“多、快”，而不講“好、省”，不能正確地理解“多、快、好、省”之間的辯證關系，一味地盲目地不切實際地只顧追求高速度。　　　　

平心而論，在總路線指導下的“大躍進”，本身也沒有什么錯，錯的是L××等人特別是L××在“大躍進”中大刮特刮“浮夸風”和“共產風”、鼓吹“窮過渡”，最終導致了河南信陽地區等一些地方餓死了人的嚴重后果！　　　　

2. 關于毛澤東一人在“大躍進”中頭腦發熱的指責不屬實：　　　　

（1）“大躍進”是周恩來提倡毛澤東支持的，這是最頑強的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的歷史事實。　　　　

（2）在“大躍進”中，毛澤東的頭腦是最清醒冷靜的，他堅決反對L××等人刮起的“浮夸風”和“共產風”、鼓吹的“窮過渡”，不惜“變為保守主義者”，讓別人說他是“右傾機會主義”。　　　　

（3）在一線主持工作的L××等人積極支持“大躍進”，在“大躍進”中為了表現自己的巨大工作政績，大刮特刮“浮夸風”和“共產風”、鼓吹“窮過渡”，L××等人拒不執行武昌會議精神和八屆六中全會精神，拒不接受毛主席的多次批評教育，造成了餓死人的嚴重事件！　 　　　

3. L××在“大躍進”中大刮特刮“浮夸風”和“共產風”、鼓吹“窮過渡”　　　

大刮特刮“浮夸風”。——1958年9月19日到28日，L××到江蘇省視察，在常熟縣和平人民公社，他參觀中稻豐產實驗田，問黨委書記：畝產可以打多少？回答說：可以打1萬斤。SQ同志說：“1萬斤，還能再多嗎？你們這里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一九五八年八月八日，王任重同L××談話時說：‘天津一個村干部匯報，他們村有塊稻田預計畝產超萬斤。’L聽后說：‘一萬斤是不是少了點，能不能搞它個三萬斤、五萬斤？這樣可以更好的鼓勵全國人民大躍進的積極性么’。” 1958年8月15日，在東方紅公社視察時，“L××說：‘還可以想些辦法爭取15000斤嘛！’……‘山東的谷子深翻5尺，施肥11萬斤，密植264000株，1畝地可產50000斤！’”　　　　

大刮特刮“共產風”、鼓吹“窮過渡”。——主張實行一縣一個公社，全縣統一核算，統一收支，共負盈虧，貧隊和富隊一齊拉平；實行全民所有制，搞供給制。“由于徐水的公社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實行了全民所有制，SQ同志又告訴大家，全民所有制還并不是共產主義性質的，希望大家努力，爭取早日進入‘共產主義時代’。SQ同志對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熱情和干勁，都給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贊揚”。如此等等。終于導致了“五風”（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肆虐，一些地方發生了餓死人的嚴重事件！　　　　

4. “‘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但是，正是這個“頭腦發熱”的毛澤東，“堅持右傾機會主義，［當時如果誰反對L××推行的‘共產風’就被他們批判為右傾，所以毛澤東這樣說——引者注］貫徹到底，你們不跟我貫徹，我一個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也要盡最大努力堅決頑強地反對L××等人在“大躍進”中煽刮起來并一再堅持的“浮夸風”和“共產風”、鼓吹的“窮過渡”！　　　　

1958年11月21日，在武昌會議上，毛澤東就壓縮工、農業生產的高指標問題說：“我再一次唱個低調，把腦筋壓縮一下，把空氣變成低調空氣，先搞少一點，如果行，有余力，情況順利，再加一點。這有點潑冷水的味道，右傾機會主義了。”他說：“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現在要減輕點任務，水利建設，去冬今春全國搞500億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億土石方，多了三倍。還有各種各樣的任務，鋼、鐵、銅、鋁、煤炭、運輸、加工工業、化學工業，需要多少人力財力，這樣一來，我看，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萬人。死5000萬人，你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為原則。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有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明年3000萬噸鋼。［北戴河會議決定1959年鋼產量為2700—3000萬噸——引者注］究竟要不要定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陣，會不會死人？這次會議要唱個低調，把空氣壓縮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緊，有斷弦的危險。”　　　　

11月23日，毛澤東在講話中說：“現在橫豎要放‘衛星’，爭名譽，就造假。本來不行，就讓人家罵，臉上無光，也不要緊。不要去爭虛榮。比如掃盲，說什么半年、一年掃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掃除了就不錯。綠化，年年化，年年沒有化，越化越見不到樹。現在的嚴重問題是，不僅下面作假，而且我們相信，從中央、省、地到縣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級相信，這就危險。……經濟事業要越搞越細密，越搞越實際越科學，這跟做詩不一樣，要懂得做詩和辦經濟事業的區別。”　　　　

1959年2月27日—3月5日，在鄭州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專門研究糾正“共產風”的問題）上，毛澤東對“共產風”進行了更嚴厲的批評。他說：“從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產風，主要有三條：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三是豬、雞、鴨、（有的部分，有的全部）無償歸公社，還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鍋、碗筷等無償歸公社食堂，還有大部分自留地歸公社……。這樣一來，共產風刮遍全國。他批評說：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這是不允許的。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都還采用贖買政策，怎么可以無償剝奪農民的勞動成果呢？這樣做，實際是搶產，沒給錢，不是搶是什么？這樣下去，一定垮臺！”“我代表一千萬隊長干部，五億農民說話，堅持右傾機會主義，［當時如果誰反對L××推行的‘共產風’就被他們批判為右傾，所以毛澤東這樣說——引者注］貫徹到底，你們不跟我貫徹，我一個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要到馬克思那里告狀！”“共產主義沒有飯吃，天天搞共產，實際上是搶產，向富隊共產。舊社會謂之賊，紅幫謂之搶，青幫叫偷，搶和偷的科學名詞叫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他把‘共產風’上綱為‘左’的修正主義，冒險主義。他批評說：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想快反而慢。武昌會議時，價值法則、等價交換已弄清，但根本不執行，等于放屁。”毛澤東講的這些話，顯然是對L××和×××等人拒不執行武昌會議精神和八屆六中全會精神的批評。　　　　

雖然“五風”是L××等人煽刮起來的，責任不在毛澤東，且毛澤東又是千方百計盡力加以糾正而有功勞的。但毛澤東在1962年召開的7000人大會上，主動承擔了三年困難時期中失誤的全部責任，向全國人民道了歉。毛澤東說：　　　　

“去年六月十二號，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后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應該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么。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表現出了一代偉大領袖的寬闊胸懷和高風亮節！　　　　

5.指責毛澤東搞“家長制或家長作風”，“破壞了”“民主集中”和“集體領導”，導致“我們黨的政治生活、國家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了”。但是，在L××在“大躍進”中煽刮“五風”的時候，在L××等人破壞民主集中和集體領導、背著毛澤東發表隨意改動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中的內容的社論、拒不執行武昌會議精神和八屆六中全會精神、拒不接受毛澤東的批評的時候，毛澤東無可奈何地說：“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有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世界上有毛澤東這樣沒有權威、說話沒有人聽的“家長制或家長作風”嗎？！？！？！“我們黨的政治生活、國家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了”，“民主集中被破壞了，集體領導被破壞了”的根本原因，恰恰是有人拒不執行黨的決議而圖謀另搞一套。而且，L××另搞一套由來已久！！！早在1953年，L××就背著黨中央主席毛澤東以中央名義發文件！！！！！毛主席批評L××說：“過去數次中央會議決議不經我看，擅自發出，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毛選5—80，著重號系引者加）　　　　

6. 文革后對在“大躍進”凡有嚴重錯誤的吳芝圃翻案：吳芝圃“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鞠躬盡瘁，無私地貢獻了自己的一生”，“對于強加給吳芝圃同志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應予全部推倒，徹底為吳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以上引證的史料，凡未標明出處的，均來自：張宏志《還清白于毛澤東——把真實的歷史告訴人民》、劉德中《毛澤東與L××誰應為三年困難局面承擔責任》和開放式基金整…《毛澤東VSL××：論大躍進和人民公社（補全）》。如有不妥當之處，請原作者諒解、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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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4.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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