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君多思量，少作荒唐語　　

              ——批袁騰飛新作《歷史老師應該教什么》　

數(shù)月以來，本來已經對袁騰飛這位曾經牛氣沖天的“歷史發(fā)明家”失去興趣了。不想，在凱迪社區(qū)近來又看到了一篇據(jù)稱是袁騰飛老師發(fā)表在《看歷史》雜志上的最新文章《歷史老師應該教什么》。筆者不禁又如骨鯁在喉，于是決定再寫一篇文章與袁騰飛先生商榷一番。　　

在一開篇，袁先生便大談特談“學習歷史和研究歷史最重要的是培養(yǎng)獨立思考和判斷的能力”，然后又引用其本家前輩袁偉時的大話“比掩蓋真相更可怕的是讓學生放棄獨立思考，而這恰恰是中國歷史教科書的最大弱點”來壓人，擺出一副不容置辯的姿態(tài)。　　

古人云：授人與魚，不如授人與漁。培養(yǎng)學生的獨立思考和判斷能力，確實應該是教學工作的一大要務，確實值得我們教學人員在此方面多下功夫。然而，誰要說袁先生在授課過程中真的做到了“以培養(yǎng)學生的獨立思考和判斷能力”為教學目標，筆者還真就不敢茍同。袁先生的授課視頻筆者有幸觀摩過，見到的只是一個教學者如街頭藝人一般進行表演，從沒見他去如何引導學生、啟發(fā)學生，也沒見學生與他進行互動，與他當面交流，更沒見到那個學生和他進行激烈的爭吵。說實在話，筆者從沒見到袁先生去指導學生獨立思考，只看到他滿堂灌輸自己的思想、主張、見解了如果指責別人，或者指責教科書讓學生放棄獨立思考，袁先生恐怕與人家至多只有五十步與百步之遙吧？　　

　袁先生又拿出了歷史教科書來說事，只是不知袁先生編纂的北京市歷史教科書中是否有指導學生進行獨立思考的內容。當然，見識了他的講課風格之后，筆者便不再對他抱有幻想了。　　

接著，袁先生又對 “造反有理”的革命史發(fā)表了自己的見解，并再次列舉了“文革”時期學生毆打老師之事例。見到這段文字，筆者不禁浮想聯(lián)翩。原來，袁先生曾經煞有介事地以當事人的身份告訴學生：1972年出生的他在上中學時親歷文革，見到校園的墻上涂滿了挨打教師的鮮血，足有一寸厚，到夏天都長毛。看來這段經歷確實讓他刻骨銘心——至多三四歲時親歷的這段經歷讓他三十余年后仍然心有余悸，且經常掛在嘴邊。　　

筆者以為，如果我們認定他中學的那段經歷還算大體可信的話，那么他所提出的“四個凡是”恐怕就經受不住推敲了（按他自己的話說，那很“扯”）。　　

他說：“按歷史教科書的觀點，中國的歷史其實很簡單，主要有四條：1、凡是推動統(tǒng)一的，就是進步的，反對統(tǒng)一的就是反動的；2、凡是抵抗外侮的，就是進步愛國的，反之就是反動賣國的；3.凡是造反的都是革命的；4、凡是擴張了領土的，就是進步愛國的，反之，就是喪權辱國的。”　　

筆者只能說，他的這些話不是無理取鬧便是無中生有。　　

 “凡是推動統(tǒng)一的，就是進步的”，教科書持有這一觀點難道就讓人無法接受？試問：古今中外，除了別有用心的人物，誰會對國家、民族的統(tǒng)一說三道四？至多會對戰(zhàn)爭的殘酷性有些意見罷了。　　

教科書真的宣傳過“（凡是）反對統(tǒng)一的就是反動的”的嗎？客觀地說，屈原、文天祥、鄭成功等人均可被歸入“反對統(tǒng)一的人物“之列，可是哪部教科書指責他們反動了？在筆者所見到的任何一部教科書中，他們可都是被高度贊揚的對象。　　

“凡是抵抗外侮的，就是進步愛國的”,我國教科書如此宣傳，就沒有道理嗎？如果抵抗外侮不是進步愛國的，難道那些勾結異族、賣國求榮、認賊作父、觍顏事敵的秦檜、洪承疇、汪精衛(wèi)等漢奸賣國賊是進步愛國的？不唯我國教科書，任何國家的教科書都是這么宣傳的。須知，直至今日，希臘的斯巴達三百勇士、法國的貞德、朝鮮的李舜臣還是各該國推崇備至的英雄人物。　　

“反之（不抵御外侮）就是反動賣國的”，是嗎？在歷史上，因為各種原因，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抵御外侮斗爭中的戰(zhàn)士總是居于少數(shù)，其他絕大多數(shù)社會成員（如農民、手工業(yè)者、商人等）一般是不會直接參戰(zhàn)的。據(jù)筆者所知，中國教科書嚴厲譴責的從來都是那些千夫所指、民憤極大的漢奸賣國賊；據(jù)筆者所知，從來沒有哪個在淪陷區(qū)戰(zhàn)戰(zhàn)兢兢討生活的農民或被鬼子抓到礦區(qū)的勞工被教科書指責為反動賣國。袁先生如此下結論，恐怕是找不到有力論據(jù)的。　　

“凡是造反的都是革命的”，中國教科書真的都是這么寫的嗎？七國之亂、八王之亂、安史之亂、三藩之亂都是做大做強的軍閥發(fā)動的造反活動吧？哪部教科書把它們奉為革命之舉了？不知袁先生是以何為論據(jù)得出如此結論的。　　

“凡是擴張了領土的，就是進步愛國的”，教科書上真的全力支持如此觀點嗎？不見得吧。應該說，中國的傳統(tǒng)觀念是堅決反對窮兵黷武的。就中國教科書而言，對外擴張也未必會被認可為進步愛國之舉。為消滅勁敵，隋煬帝曾經三次征伐高麗,而此舉并未得到教科書的認可——不少教科書甚至將其視為煬帝暴政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其加以嚴厲批判。　　

“反之（不對外擴張），就是喪權辱國的”，教科書真的有類似表述嗎？筆者真的沒有看見過。在中國史籍中，在中國教科書中，筆者還真就沒發(fā)現(xiàn)一個歷史人物因為沒搞對外擴張而被斥責為喪權辱國的。相反，許多反對開疆拓土或沒有擴展疆土的歷史人物（如漢文帝、宋璟、明孝宗等）還被樹為典型，被視為杰出的政治家。　　

不能否認，中國歷史教科書確實是存在一些問題的，但絕不是袁先生說的這樣。　　

筆者以為，袁先生關于教科書提出的的“四個凡是”不是無理取鬧，便是無中生有，就是沒有能站住腳的。　　

“四個凡是”以后，袁先生又將板斧掄向義和團運動。在正式下手之前，他還祭出了外國學者，煞有介事地說：“外國學者說中國人對歷史是‘有選擇地記憶’，或者叫‘有選擇地遺忘’。”　　

先不說洋人的話是否適用于所有中國人，但不能不說，這話絕對是適用　于袁先生的。　　

袁先生滿懷自信地引用陳獨秀于1918年發(fā)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來批判義和團運動，卻絕口不敢提陳獨秀在六年以后發(fā)表于《向導》周刊上的《我們對于義和團兩個錯誤的觀念》。在這篇文章中，陳獨秀沉重地說：“義和團，在中國現(xiàn)代史上是一重要事件，其重要不減于辛亥革命……義和團誠然不免頑舊迷信而且野蠻，然而全世界（中國當然也在其內）都還在頑舊迷信野蠻的狀態(tài)中，何能獨責義和團，更何能獨責含有民族反抗運動意義的義和團！與其憎惡當年排外的義和團野蠻，我們不如憎惡現(xiàn)在媚外的軍閥、官僚、奸商、大學教授、新聞記者之文明！……我讀八十年來中國的外交史、商業(yè)史，終于不能否認義和團事件是中國民族革命史上悲壯的序幕。”　　

面臨祖國民族危機的加重，陳獨秀等先進的知識分子逐步認識到了義和團愛國運動的重大意義，最終徹底改變了對義和團運動的認識，這也反映了陳獨秀思想的進步，是值得我們后人肯定的。但不知為什么，袁先生卻不敢承認陳獨秀的這種轉變，而津津樂道于陳早期的觀點，確確實實反映了其本人對歷史是持有“有選擇地記憶”“有選擇地遺忘”之態(tài)度的。抱歉，　袁　先生在這里搬起了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關于義和團運動，筆者還想說一些。　　

不可否認，義和團運動包含許多愚昧、蠻干、落后的因素，但我們絕不應因此而對其持全盤否定的態(tài)度。雖然義和團運動失敗了，可是中華民族濃烈的血性、不屈的民族精神還是深深震撼了那些圖瓜分中華大地的帝國主義者。已掌控中國海關四十年的“中國通”、老奸巨猾的帝國主義分子赫德說：“許多人曾經大談特談，大寫特寫，把瓜分當作是最得策的解決辦法……因為中國人被認為是很容易統(tǒng)治……但事實并不是這樣……中國如被瓜分，全國就將協(xié)同一致來反對參與瓜分的那幾個外國統(tǒng)治者……由此早晚會在各地發(fā)生突然的叛亂，表現(xiàn)出民族感情的存在和力量。這樣劃得來嗎？從厲害得失的簡單道理來考慮，這樣一種解決辦法應予以譴責。”侵略軍統(tǒng)帥瓦德西也說：“至于中國所有好戰(zhàn)精神，尚未完全喪失，可于此次拳民運動中見之，在山東、直隸兩省之內，至少當有十萬人數(shù)加入此項運動。彼等失敗，只是由于武裝不良之故，其中大部分甚至于并火器而無之。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tǒng)治此天下生靈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實為下策！”正因為優(yōu)秀的中國人敢于與侵略者做殊死搏斗，帝國主義者才放棄了瓜分中國的企圖。　　

我們不應忽略這一事實：義和團運動以前六十年年間，帝國主義者發(fā)動了五次大規(guī)模的侵華戰(zhàn)爭（鴉片戰(zhàn)爭、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中法戰(zhàn)爭、中日戰(zhàn)爭、八國聯(lián)軍侵華戰(zhàn)爭）；而義和團運動之后的三十年間，雖然中華大地戰(zhàn)亂頻仍，帝國主義者卻從未敢發(fā)動一次旨在滅亡中國的戰(zhàn)爭。僅就此而言，我們怎樣高度評價義和團運動的積極影響都不為過。　　

筆者以為：在中國，只有那些與洋人一個鼻孔出氣的漢奸分子才會出面全盤否定義和團運動。　　

在批駁義和團之后，袁先生又用更大的篇幅對太平天國運動大潑污水，說什么“然而在過去極左思潮一度泛濫的時期，出于狹隘的意識形態(tài)原因，國內學者大多失去客觀性，他們對馬克思、孫中山、李大釗等人有關太平天國的評價視而不見，只是從簡單的“階級”立場出發(fā)，對太平天國大唱贊歌。”不能不說，這段話暴露了袁先生的無知。　　

客觀地說，國內許多學者絕不是因“過去極左思潮一度泛濫”才“對太平天國大唱贊歌”的。其實，“對太平天國大唱贊歌”這一現(xiàn)象早在太平天國運動初興之時便開始出現(xiàn)，如英國友人呤唎就曾著有一部《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熱情謳歌了天國的革命志士。辛亥革命前后，歌頌太平天國運動的更是大有人在——無論是孫中山、黃興這樣的革命家，還是柳亞子、黃小配這樣的文人。就是南京國民政府，也是旗幟鮮明地肯定這次革命運動——蔣介石政權甚至明文規(guī)定不許攻擊太平天國，還曾將否定太平天國的《清史稿》列為禁書。就是在最近半個世紀，治太平天國史最有成就的大家羅爾綱、簡又文、蕭一山等三人也都對太平天國持肯定態(tài)度——注意后二者是港臺學者，從沒受過什么“極左思潮”的影響。袁先生應該知道，“對太平天國大唱贊歌”其實是有其傳統(tǒng)的，絕不是什么“極左思潮一度泛濫”的結果，也絕不是因為什么“從簡單的‘階級’立場出發(fā)”。　　

至于說到“馬克思、孫中山、李大釗等人有關太平天國的評價”，筆者不禁又要說：袁先生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為什么？因為這再次體現(xiàn)了　袁　先生“有選擇地記憶”“有選擇地遺忘”的功夫。　　

馬克思評價太平天國有兩篇重要的文章：一篇是袁先生引用的《中國事件》，另一篇是《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不知為什么，袁先生竟然對馬克思高度評價太平天國的后者視而不見，卻把否定太平天國的前者拿出來大書特書。其實，由于時代的局限（如當時通訊極不發(fā)達，馬克思不可能全面了解中國情況，所獲取的信息可能只是一面之詞），即使睿哲如馬克思這也難免出現(xiàn)失誤——比如說“他們沒有給自己提出任何任務，他們沒有任何口號”就不夠準確，我們知道太平天國發(fā)布過《奉天討胡》等檄文，頒布過《天朝田畝制度》《資政新篇》等重要綱領，其中反映的口號和目標都十分明確。其實，我們絕不應因為馬克思曾在《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中高度評價太平天國就對太平天國加以拔無限高，也絕不應因為馬克思在《中國事件》中對太平天國不滿就對太平天國加以無限貶抑。袁先生緊緊抓住《中國事件》，無視《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一文，不知所為何故。　　

至于李大釗評價太平天國，袁先生也是斷章取義地加以論述的。李大釗確實批評了太平天國，但他主要還是肯定太平天國的。他說，太平天國起義“實為大英帝國主義侵入中國后第一次中國國民革命的大運動”。又說：“太平天國雖然滅亡，可是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并未即此而中斷。太平天國滅后二年——一八六六年孫中山先生誕生……他承接了太平天國民族革命的系統(tǒng)，而把那個時代農業(yè)經濟所反映出來的帝王思想以及隨著帝國主義進來的宗教迷信，一一淘洗凈盡。”應該說，在李大釗眼中，太平天國雖然有很多缺點，但不失為是一場民族解放運動，不失為一場民族革命，其領導人也不失為中　山　先生革命事業(yè)的先驅者，是完全正面的形象。袁先生只抓住李大釗的只言片語就對太平天國加以簡單的否定，確實無以服眾，至少說服不了筆者。　　

至于自稱“洪秀全第二”的孫中山對太平天國的態(tài)度，世人皆知，筆者不打算再多浪費筆墨。筆者只想強調一點：雖然批評過太平天國，孫中山還是始終把自己視為太平天國革命事業(yè)的繼承者。袁先生只抓住孫中山批評太平天國的局部材料，卻沒有從孫中山肯定太平天國的主流觀點入手，未免是有些不厚道吧。　　

曾經縱橫十八省、堅持十四年、絕不向中外反動勢力妥協(xié)的太平天國政權在八旗軍、綠營軍、湘軍、淮軍、地方團練部隊以及洋槍隊、英法正規(guī)侵略軍等各種力量的聯(lián)合絞殺下走向了失敗，然而其不朽業(yè)績絕對是不可抹殺的。旨在推翻清王朝腐朽統(tǒng)治的太平天國革命已經得到了國人的廣泛認同，相信其豐功偉業(yè)還將繼續(xù)為世人所傳頌。　　

綜上所述，袁先生就是這樣有選擇地利用了一些材料，同時又有選擇地遺忘了一些材料，不知他的“實事求是的客觀態(tài)度”體現(xiàn)在哪里。　　

袁先生最后又舉了徐友漁的事例來說事，筆者也頗不以為然。按使館人員、徐先生的意思，外國人知道的就一定是真實的歷史，而中國人知道的則根本就是偽造的歷史。欣賞到如此奇文，筆者不禁啞然失笑：為什么一切都要以西方為準繩，憑什么說中國人知道的歷史就一定是偽造的，而西洋人記載的歷史就一定是真實的？且不要說歐美人士很可能存在根深蒂固的基于意識形態(tài)而產生的傲慢與偏見，就算這些學者真的有秉筆直書的良好初衷，他們也不見得能寫出真實的中國現(xiàn)當代史——別的不說，他們根本就沒有在中國長期生活過，根本就不曾親身體驗中國歷史的發(fā)展進程，甚至于做不到完全利用第一手資料全面地描摹中國社會。應該說，他們所寫的中國歷史，以偏概全、捕風捉影、錯謬不實的地方不在少數(shù)；我們可以將其作為參考資料，但不應將其奉為圭臬。袁先生挾洋自重，卻又洋洋自得，且又上升到“中國融入世界”的可怕高度——對此，筆者只是覺得有些滑稽。　　

說了許多，筆者還要強調一點：袁先生將大量的篇幅用于批評教科書和“造反有理”的理念，卻始終沒有扣題，始終沒有探討“　歷史　老師應該教什么”這一中心話題，其實已經是偏題萬里了。最后，筆者決定就歷史教學問題向袁先生提一些建議。　　

首先，筆者希望身為中國人、站在中國的土地上的袁先生能以中國為本位，向學生不斷傳授愛國主義思想。據(jù)說他曾經教導學生“千萬不要做憤青”，而筆者則希望他能教導學生“千萬不要當漢奸”。　　

其次，筆者希望袁先生能摒棄媚外思想。某超級大國目前是很強大、很先進，甚至還很囂張，但我們絕不應該以它為準繩來論斷是非，也不應該挖空心思地為它辯護。筆者要告訴袁先生：帝國如曇一現(xiàn)，公義與日同輝。　　

再次，筆者希望袁先生能耐住寂寞，不要嘩眾取寵，不要為趕時髦而迷失了自己。“學高為師，身正為范”，但愿袁先生能深味其詞，并以此來規(guī)范自己的舉止。　　

第四，希望袁先生能坐住冷板凳，能安下心來做學問。但愿他不再談論文革時上中學見老師挨打之事，但愿他不再讓生于1166年的李心傳認死于1155年的秦檜做義父，但愿“成祖的帝位來得不正，他是搶建文帝，搶朱棣，所以他總是心中有愧”這句話不再從袁先生口中講出。　　

第五，筆者希望　袁　先生當真能著力培養(yǎng)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袁　先生說：“學習歷史和研究歷史最重要的是培養(yǎng)獨立思考和判斷的力。”但據(jù)筆者觀察，他在講課時總是在竭力灌輸自己的觀點，很少與學生互動，這恐怕是不利于學生獨立思考問題。筆者以為，鑒于學生涉世未深，　袁　先生應該在講課時將不同的觀點、不同的材料提供給學生，讓他們自己去思考問題。　　

　關于袁先生的《歷史老師應該教什么》，筆者就說到這里。如有不妥之處，還望讀者加以斧正。

附文：

袁騰飛：歷史老師應該教什么　　

　2010年11月03日　[導讀]現(xiàn)在，新歷史課程強調人文主義精神、強調人性和生命的價值……這意味著，新歷史教育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人會使今后中國社會、政治的變革走向更加寬容、更加人性的方向。　　

 歷史是客觀存在的事實，真相只有一個。然而記載歷史、研究歷史的學問卻往往隨著人類的主觀意識而變化、發(fā)展。因此，學習歷史和研究歷史最重要的是培養(yǎng)獨立思考和判斷的能力。對此歷史學者袁偉時曾提到，對歷史教科書而言，比掩蓋真相更可怕的是讓學生放棄獨立思考，而這恰恰是中國歷史教科書的最大弱點。　　

作為教科書，價值取向應該趨向客觀，使學生了解自己民族的發(fā)展過程和經歷，使學生產生國家和民族認同感和榮譽感，從而培養(yǎng)富有奉獻和犧牲精神的學生群體。教科書不能出于一時的政治需要，而把源源不斷的歷史長河剪斷，否則教育必將出問題。實際上，將“革命史”教育極端化在我們這里并不是沒有過，“文革”時期，那些毆打過老師的學生都體味過“造反有理”的“革命史”教育所帶來的快感；那些被自己的學生批斗毆打的教師都體味過“造反有理”的“革命史”教育所帶來的苦味。　　

現(xiàn)在的教科書仍大量受舊框架的限制。按歷史教科書的觀點，中國的歷史其實很簡單，主要有四條：　　

1.凡是推動統(tǒng)一的，就是進步的。反對統(tǒng)一的就是反動的。　　

2.凡是抵抗外侮的，就是進步愛國的，反之就是反動賣國的。　　

3.凡是造反的都是革命的。　　

4.凡是擴張了領土的，就是進步愛國的，反之，就是喪權辱國的。　　

比如以階級斗爭為核心的歷史哲學雖然得以淡化，但某些狹隘民族主義情緒卻依然根深蒂固，將義和團在“扶清滅洋”口號下對洋人和西方文明采取的一系列野蠻行徑，簡單視為反侵略的愛國主義運動就是一個例子。　　

外國學者說中國人對歷史是“有選擇地記憶”或者叫“有選擇地遺忘”。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始人之一的　陳獨秀　先生對義和團曾經有過這樣的評價：“我國民要想除去現(xiàn)在及將來國恥的紀念碑，必須要叫義和拳不再發(fā)生；要想義和拳不再發(fā)生，非將制造義和拳的種種原因完全消滅不可”。“現(xiàn)在世上是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向共和的科學的無神的光明道路；一條是向專制的迷信的神權的黑暗道路。我國民若是希望義和拳不再發(fā)生，討厭像克林德碑這樣可恥紀念物不再豎立，到底是向哪條道路而行才好呢？　　

再比如關于太平天國， 1862年夏，馬克思在他的《中國紀事》一文中指出：“（太平天國）除了改朝換代以外，他們沒有給自己提出任何任務，他們沒有任何口號，他們給予民眾的驚惶比給予舊統(tǒng)治者們的驚惶還要厲害。他們的全部使命，好像僅僅是用丑惡萬狀的破壞來與停滯腐朽對立，這種破壞沒有一點建設工作的苗頭……太平軍就是中國人的幻想所描繪的那個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國才有這類魔鬼。這類魔鬼是停滯的社會生活的產物！” 　　

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孫中山　先生，認真研究了太平天國之后，得出結論說：“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權，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梁啟超　先生言：“所謂太平天國，所謂四海兄弟，所謂平和博愛，所謂平等自由，皆不過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實與中國古來歷代之流寇毫無所異。”　　

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始人之一的李大釗表示：“他們（太平天國）禁止了鴉片，卻采用了宗教；（他們）不建設民國，而建設‘天國’，這是他們失敗的重要原因。”　　

實際上，上世紀四五十年代，以范文瀾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也非常客觀地對太平天國加以評析，指出了導致他們敗亡的狹隘性、保守性、自私性以及貫穿始終的宗派思想、享樂思想和低級趣味。　　

然而在過去極左思潮一度泛濫的時期，出于狹隘的意識形態(tài)原因，國內學者大多失去客觀性，他們對馬克思、孫中山、李大釗等人有關太平天國的評價視而不見，只是從簡單的“階級”立場出發(fā)，對太平天國大唱贊歌。他們在史料挖掘和史實鉤沉方面的工作做了極多，卻均是出于“一面倒”的治學原則。凡是有利于突出太平天國“高大全”的東西，即使是經篡改過的民間歌謠、讖言，也當成史實加以“發(fā)揚光大”；凡是不利太平天國“光輝形象”的東西，拋開汗牛充棟的清政府原始檔案不講，即使是當時身經戰(zhàn)亂，對交戰(zhàn)雙方均加以客觀描述的士紳、學子筆記，也均斥之為“地主階級”對太平軍的“誣蔑”和“抹黑”。更有甚者，極“左”學者們往往背離“雙百”方針，對不同的學術聲音加以圍剿，甚至把太平天國的治學研究引入“儒法斗爭”的死胡同，似乎誰只要歌頌農民起義就等同于給誰的研究打上百分百的“歷史唯物主義”保險，失去了實事求是的客觀態(tài)度。這種治學嚴謹程度，遠遠不如民國初期的梁啟超。這種作風，在今天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中還有很大的影響。　　

學者　徐友漁　先生1986年到英國牛津大學留學，中國大使館發(fā)給留學人員一本書時說，你們以前學習的歷史不完全代表真實的歷史，許多歷史上發(fā)生的事實你們都不知道，但是現(xiàn)在國門打開了，如果你們和外國人說話，是會鬧大笑話的。這件事讓他很受震動，印象極深。　徐　先生接受采訪時說：“從這件事可以看出，以前對中國學生灌輸?shù)臍v史知識是多么的片面、多么的有問題、多么的蒼白無力！這么可笑的做法難道還應該繼續(xù)嗎？這種做法跟中國融入世界是格格不入的，通過教科書的形式來灌輸一些教條，這種做法太過時了。”　　

現(xiàn)在，新歷史課程強調人文主義精神、強調人性和生命的價值，確認多元化的歷史認知的合理性，要求學生學會同他人，特別是有不同見解的人合作。這意味著，新歷史教育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人會使今后中國社會、政治的變革走向更加寬容、更加人性的方向。文明還在路上，中國人都在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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