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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我來到毛主席身邊工作時,他老人家已是七十七歲高齡了。從1970年到1976年,我在毛主席身邊工作過六年。當然,在這之前,與毛主席也有接觸。我曾在毛主席乘坐的專列上工作,多次見過他。后來,毛主席身邊工作人員不夠,就把我調去了。
剛才李連成和田云玉都談到毛主席五、六十年代叫他們學習文化的故事。我在毛主席身邊工作的時候,毛主席強調要年輕人學外語。1972年基辛格來時,毛主席對他說,我給你們送一批人去學習,不僅有二十幾歲的,也有十三、四歲的,每年派一批去,讓你們來培養,過幾年我們再收回來。你們敢不敢要?基辛格當時感到非常意外,這也令在座的中方人員感到十分震驚。可見,毛主席當時就高瞻遠矚地預見到了學習西方國家(包括美國)先進技術的重要性,感到這將是一個大趨勢。而現在,學外語、出國留學,都已成了一股風氣了。
毛主席晚年身體不好,他的腿走路很困難。1971年去參加陳毅的追悼會,上汽車時,毛主席幾次想踏著車門臺階上去,但就是上不去。后來還是我扶他上了汽車。他的腿困難到這種程度,令人驚訝。
后來,他患了老年性白內障,兩只眼睛程度不同地得了白內障。醫生說,只有等到白內障長成熟的時候,才能動手術。在他雙眼看不見外界期間,給他請來了北京大學中文系的老師蘆荻來幫忙。蘆荻在毛主席身邊呆了七、八個月,等毛主席眼睛恢復光明后,蘆荻就回到人民大學工作了。毛主席要看古典文學作品和其它古文書籍時,由蘆荻念給他聽。現代文和一些文件,由我為主席讀。在一年多的時間里,毛主席就是這樣來讀書和辦公的。
1975年7月的一天,給毛主席做了白內障手術。那天天氣很好,毛主席也難得睡了個好覺,一共睡了六個小時。下午四點鐘他醒來時,我問主席,“你今天休息得怎么樣?”主席說,“我休息得很好,睡了一大覺。”我接著說,“主席,既然您休息的很好,今天我們就把那件大事辦了吧。”主席問,“什么事呀?”我說,“不是動白內障手術的事嗎?你不是已經答應過的嗎?”那段時間,只說要做個手術,但沒確定哪一天做。我想,這天是個很好的時機,就動員主席做。參加值班的唐由之大夫也說,根據主席近幾天的身體狀況,可以實施手術。主席點頭表示同意,并說“做!”。于是,醫生為主席量了血壓,聽了心臟,又測了脈搏,一切正常。就在游泳池的一間休息廳里進行了嚴格的消毒,做好了動手術的準備。(毛主席五、六十年代住在中南海里的豐澤園,1966年9月由于豐澤園舊居需要維修,而搬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居住在那里的一間休息廳內,里面放著一張床,兩個沙發,還有幾個擺滿了書的書架,擠得滿滿的。誰也沒有想到,他這一住就是十年。)
當時,有一個為毛主席治療的醫療小組,負責人有周恩來、鄧小平、汪東興和王洪文。手術由廣安門中醫研究院和同仁醫院的醫生參加,由唐由之大夫主刀。當時大家都擔心手術有沒有把握。事后,我也問過唐醫生有多大把握,他說他有百分之九十五點多的把握。白內障手術實際上也不算什么大手術,赤腳醫生就在農村的田間地頭做過多少次。但現在是為毛主席做,就感到特別緊張和擔心。我看到過有的護士在給毛主席打針時,手都直發抖,一連幾次就是打不進去。在這種情況下,主席總是跟護士談點別的事情,以消除她們的緊張情緒。等到手術準備工作做好后,毛主席也沒有馬上做。毛主席對做手術心里也很不安。他一生從未做過手術,一旦這次手術不成功,那還不如不做的好,雖然眼睛看不見東西,但別人看不出他的眼睛有什么毛病。他還想到,還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丟下這個世界他放心不下。因此,他讓我放了一段昆曲(京劇的分支)演員蔡瑤詵唱的岳飛《滿江紅》的錄音。——“怒發沖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陳詞慷慨激昂,曲調摧人奮進。毛主席就是在這樣的氣氛下,踩著昆曲的節拍走上手術臺的。醫生首先在他眼睛周圍打了一針麻醉藥。這個部位很敏感,也非常的疼。但第一針扎過后麻醉藥不管用,主席說他眼睛還有感覺。于是又打了第二針麻醉藥,他的眼睛才失去了感覺。這時,我就關掉了錄放機。手術時間不長,前后十五分鐘,實際動手術時間只有八分鐘。手術過后,周總理、鄧小平、汪東興、王洪文他們怕影響剛做完手術的主席,沒有跟主席打招呼就走了。臨走時,周總理對我說,毛主席的手術做得很成功,讓我轉告毛主席。我這樣做了,并特意告訴毛主席說總理也是剛從醫院里來的。主席聽后就說:“謝謝他。”手術后,毛主席的情緒很穩定。一個星期后,醫生給毛主席眼睛上的繃帶拆了。毛主席的左眼終于能重新看到了他所熟悉的房間,看到了他所熟悉的身邊工作人員的面孔,并一一叫出了我們的名字。這時,毛主席激動得流了淚,因為他一年多沒有看到這個世界了。醫生做手術時,只做了白內障長成熟的左眼,也沒有切除白內障,而只是把白內障壓到白眼球下面去了。我問為什么不切除?唐醫生說,切除的手術比較復雜,尤其對高齡老人不適宜,而把它壓到白眼球下面也可以保證七、八年的視力。毛主席左眼的視力剛恢復時,醫生說每天只能看十五分鐘的書。一開始,毛主席還能做到這一點,但很快他就不干了。看書是他一生最大的愛好。因此,他又開始夜以繼日地讀書、看報、批閱文件了。
毛主席以前很注意鍛煉身體,但晚年全身都是病時,他就沒法鍛煉了。只在累了的時候,把頭來回扭一扭,活動一下脖頸。兩臂舒展一下,練習“左右開弓”。他有心臟病、支氣管炎、腿浮腫,等等。支氣管炎主要與吸煙有關,后來在晚年大家動員他把煙戒了。他看書不再是伏案工作,而是散慢地躺在床上,靠在一個很高的枕頭上。毛主席從來不喜歡戴眼鏡,他看書總是用一個放大鏡看。長時間手里拿著放大鏡是很累人的,后來我們給他換了一個輕一點的放大鏡。但手術后我們為他準備了三副眼鏡。考慮到他在床上看書的習慣,一會兒左躺,一會兒右側,手術后,在醫生的建議下,我們就給他做了特殊的眼鏡,一副是沒有左腿的眼鏡,一副是沒有右腿的眼鏡,還有一副是供他坐在椅子上和沙發上看書時用的平常的眼鏡。我們就不停地給主席換眼鏡。當他左躺時,就給他戴沒有左腿的眼鏡,右側時就給他戴沒有右腿的眼鏡。老年人本來睡得就少,而像毛主席這樣長期從事高強度腦力勞動的人睡眠就更少,他經常在服過安眠藥后仍長時間地不能入睡。在他身邊工作過的人都有體會,對于他老人家來說,睡眠的確是一個大問題。
毛主席雖然身體不好,但他不隱瞞,他對自己的健康狀況很坦然。在接待外賓時,他坦率地給他們講自己身體不太好。由于翻譯聽不清主席的話,我每次都參加主席與外賓的談話。我和翻譯坐在沙發的背后。毛主席在談話中,總是引經據典,妙趣橫生,瀟灑自如。1972年尼克松、基辛格來時,主席對他們說,自己的身體不好。尼克松不相信地說,你看上去很好。毛主席說,外表是騙人的,不要為假象所迷惑,我剛剛才從一場大病中恢復過來。1976年春,毛主席會見巴其斯坦總理布托,這是他最后一次會見外賓。布托和毛主席是老朋友,每次他們都談得很愉快,布托很喜歡和毛主席談。在主席與布托會談期間,我發現主席的額頭在冒汗,知道他身體不舒服了。他老人家生病從來不呻吟,并不像有人所說的那樣臉拉得老長,張著嘴流口水,他從來沒有這樣。他一直到去世都是一身干干凈凈的。因為主席身體不好,所以他和布托只談了三十分鐘就告辭了。
1976年6月1日,毛主席突然心肌梗塞,不省人事。當時中央根據醫療小組的診斷,第一次向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的領導通報了主席的健康狀況,但保密等級仍受到十分嚴格的限制。我一直在想,在主席的健康狀況方面,要是早點,比如說這次就把主席的健康狀況公開告訴人民,也許人民對主席逝世就不會感到突然,就有更好的心理承受能力。干嘛要嚴格保密呢?人最后都是要走的,這是自然規律。毛主席自己也是不隱瞞自己健康狀況的。這個問題,研究黨史的人可以研究一下。好在這次心肌梗塞在醫生的幫助下,主席很快就恢復過來了。雖然說這次恢復了,醫生說人要闖三關。已闖兩關了,下一關主席能闖過去嗎?主席恢復過來后,一天上午,他要我把《枯樹賦》找來給他看。他很喜歡詩賦。《枯樹賦》寫得很好,也很長。講的晉朝一個人,來到一棵大樹下,看到這棵大樹過去也有過生長繁盛的時期,而現在已經逐漸衰老了,使人在內心中油然產生出一種悲涼的感覺。毛主席看過后,對守在床邊的我說,你拿著書,看我能不能把它背出來。我看著《枯樹賦》,他老人家竟然能一字不漏地把它背出來。可見,他老人家頭腦并不糊涂。
1976年7月28日,唐山發生了大地震。地震波及北京。毛主席住在游泳池,那里的房子不防震。地震時,我睡在附近的值班室里。突然聽到一聲震響,我匆忙地爬了起來,穿上外衣,向主席那里走去。但由于房屋擺動得很厲害,我感覺走起路來都很費力,東倒西歪的,好像怎么也走不出去,最后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走了出去。這時,看到汪東興他們也費力地向主席那里走。來到主席那間屋里,我看到主席不動聲色地平靜地躺在床上。偉人真不愧為偉人,遇到重大事情從不慌張,而是泰然處之。那次“九一三”林彪出逃時,他是這樣;這次地震時他依然是這樣。主席問汪東興出了什么事,汪東興說,還不清楚,可能是發生了地震,待了解清楚后再向你匯報。當時,我們擔心屋頂上會有什么東西摔下來打著主席,就急中生智地幾個人牽起一張床單,懸空擋在主席的床上面,以起到一種緩沖和掩護的作用。在當時那樣緊急的情況下,也只有采取這樣極其簡陋的防御措施了。第二天,汪東興報告主席說,唐山發生了地震。為了毛主席的安全起見,中央政治局決定讓毛主席搬到防震的房子里去住。主席說,既然政治局已做出了決定,我就搬過去吧。但等地震過后,我還要搬回來的。可是一直到去世,毛主席都一直住在防震的那間房子里。由于主席心臟不好,在醫生的建議下,我們給主席找來了一副擔架。事先還由衛士們演練了一下,盡量做到讓主席安安穩穩地躺在擔架上。這樣,在戰爭年代就坐過擔架長征的毛主席,建國幾十年后又坐了一次擔架。在地震期間,毛主席很關心唐山、北京以及其它震區人民的情況,詢問損失的程度有多大,防震工作做得怎么樣,反映了領袖與人民是心心相印的。
1976年9月6日,在毛主席彌留之際,他仍關心著國際問題。當時日本在搞選舉。毛主席想知道三木在選舉中的情況。他嘴角在動著,想要什么東西,但護士們不知道他想要什么。護士們就把我叫了去,主席發音太輕,很微弱,我也沒聽懂。這時,主席在他背后的床頭木板上敲了幾下,并伸出三個手指頭。我猜想主席是不是想說“三木”,就問他是不是要了解日本三木的情況,他點了點頭。我就把有關三木的情況簡報找來了給他。他老人家最后幾年從未中斷過看書讀報,直到去世前最后一次蘇醒過來后,還由身邊工作人員給他讀文件。9月9日凌晨0點10分,他老人家離開了這個世界,告別了他的祖國,永別了他的人民。他去得非常安詳,沒有一點痛苦的表現,就像永遠地睡著了一樣。沒給他做新衣服,還是那件洗干凈了的穿過的中山裝。
我在毛主席身邊工作了六年,發現他老人家有一個特點,就是不愛錢。他不是沒錢,僅《毛選》的稿費他就有百萬存款,就在中央辦公廳特別會計室里,必須有他的親筆信,才能取到錢。這些存款,在他去世后,都留給了國家和人民。他經常在經濟上幫助有困難的民主黨派人士和我們這些工作人員,但如果有誰伸手向他要錢,他就不愿再見到這個人了。他看不起愛錢的人。他常穿的中山裝的口袋里裝有兩件東西,一樣是香煙,但總是只裝半包香煙,不裝整包香煙;另一樣是一塊手帕。他身無分文,我們在他身邊工作也沒什么可撈。因此,不存在犯經濟錯誤的問題。主席不愛錢的品格,對我教育很深。在我的生活中,我也從來不為錢而活著。
主席晚年頭腦很清醒,我這樣說是有根據的。醫生每次給他量血壓,他都能算出高壓和低壓之間的差距,他還知道上次血壓和這次血壓之間的變化。他的女兒李敏(賀子珍所生)在他病重期間一直在他的身邊。他曾把李敏叫到他床邊坐下來,為她算出她出生的年、月、日以及她當時的年齡。在他彌留之際,當多位在京的政治局委員來看他時,他能一一叫出他們的名字,并與他們一一握了手。在與葉劍英握手時,他似乎有很多話要說,但他說不出來,他把葉劍英的手握住了好長時間。因此,說他老人家晚年頭腦糊涂,我是不相信的。
在毛主席生涯的鼎盛期,人們都呼喊“萬歲”、“萬壽無疆”,但他討厭這些。他認為有些人這樣喊,是“屁話”,他真正關心的是他離開這個世界以后人們怎么看他。毛主席他老人家高瞻遠矚地看到了這一點。他老人家曾多次對我說過,希望我在他去世后每年都到他的墳上去看他。后來我知道,他對其他身邊工作人員也說過同樣的話。這么多年來,我沒有辜負他老人家的遺愿。
這些就是我所知道的毛主席的部分真相,就是我親眼看到的毛澤東。我們不應該為政治所左右來看待毛主席,要把事實告訴人民。我作為在毛主席身邊工作過六年的見證人,有責任把真實的毛澤東告訴人民,這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心愿。今天,當我在這里與老師和同學們一起紀念毛澤東百年誕辰時說出了我內心的話時,我想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天之靈應該是會感到安慰的!
注:張玉鳳,女,1944年1月27日出生,黑龍江省牡丹江市人。1962-1970年在毛澤東乘坐的專列上工作,1970-1976年為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1974-1976年任毛澤東的機要秘書。
注:本文轉載自“中國紅色旅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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