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70年代：學生時代和上山下鄉的生涯　　

人活一世必須要把握住自己的理性，時刻都應該讓自己的理性，去戰勝自己的感情。一個人只有當理智戰勝了自己的感情，才能把握住人生的每一個腳步。人生必須去奮斗，人生不能只為了自己的活著而活著。只有這樣，生活才能具有真正的意義，它會讓你的人生都會感到充實。（75年在下鄉時寫的日記）

為什么文化大革命留給我的記憶這么深刻，不可否認，那個年代確實發生了很多讓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同時它也深刻的改變了一些人的人生。　　

我們是在68年正式恢復上課，當時，已經在讀小學四年級。我們學校是工廠子弟小學，工宣隊此時進入到學校，維持學校的紀律。剛開學，學校的教師可能是因為運動中受了沖擊的緣故，思想上一時解不開疙瘩，對學校開學不是那么積極，所以工廠就從工人當中抽調了大批工人，進到我們學校作為代客老師。這些工人老師教課很耐心也很敬業，真正的做到了誨人不倦。　　

可想而知，僅十來歲的孩子，由于一年多的時間里沒有上課。成天在社會上游逛，看到工人、學生、農民舉著打倒XXX、XXX的標語，群眾舉行大游行大示威大集會。看到的是如何批斗走資派，兩派之間的大辯論，掛著高音喇叭的宣傳車，沿街宣傳鼓動。　　

一時間全部都變了。過去我們只知道老師天天給我們講：三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文革前我確實只知道中國有一個劉主席。大街兩旁的墻上，刷滿了打倒XXX,油炸XXX的標語，到處都貼滿的大字報。接下來就是看到兩派干仗相互攻打，我們親眼見到有一派的工人開著大吊車，吊著大鋼錠去砸毀對方防守的大樓，看到防守者怎樣用高壓電做反擊，把司機電死在駕駛樓里，所有的場面，幾乎已經淡忘在我們的記憶之中。后來，部隊開了進來，所有的兩派武裝相繼的失去了沖突，社會立即平靜了下來。　　

記得那時，我們這些孩子確實很野，在我十歲的時候和其它廠的兩個孩子，三個人兜里揣了兩角五分錢，扒火車就去了北京。我們當時扒的是貨車，走走停停兩天才到了北京。三個孩子膽也大，誰也沒帶干糧就這么在火車上困了一天一夜。第二天，餓得起不來了，正好遇到兩個比我們大好幾歲的青年人也上了火車，看到我們餓的樣子就樂了起來，趕緊把他們帶的面包分給我們吃，把水壺里的水也讓給我們喝。東西下肚精神頭就好了起來，我們在一起高高興興扯東拉西的閑聊了起來，為了表示謝意，我們把戴的主席紀念章送給他倆，他們也很高興的接受了我們送的禮物，并且，他們告訴我們，這些紀念章要保存好，到了關鍵的時候這個紀念章是很有用的。結果，話還真讓他倆說應驗了，在北京玩的三天是在朋友的親戚家里住的，不過全靠我們帶的紀念章多，換了好幾塊錢，我們就用這些錢返回了家。現在想起來好后怕啊，要是擱到現在，說不定早讓人給騙到黑磚窯當童工去了。　　

我們這些曾經脫韁的小野馬，在外面野慣了的毛孩子們，一下子又被圈在學校里，確實很不習慣，不過還好工宣隊的老師們，一個個都是調教小孩子的高手，對我們是“連哄帶騙加咋乎”，再說他們與我們的父母幾乎都相識，家訪成了工人教師的家常便飯，家長們的話說得更絕：老某啊，我就把孩子就交給你了，他不聽話你就代我好好收拾他。當然，這些工人教師從來沒摸過我們一指頭，所以，很快我們都安下心認真的讀起書來。　　

70年，我們全體升上初中。為了加強教學質量，從工廠里又專門抽調了一批以往分配進廠的大學畢業生，充實到教學第一線。學校在工宣隊的領導下，教學質量抓的很嚴。記得，我們在上初中時，感覺那時的教學方法確實是很有意義的，不但學習上抓得緊，大家都是很認真的自覺的去學習。而且，我們學校會根據教學的實際，經常會組織我們到工廠里進行實習，理論聯系實際加深我們的感性認識。　　

農忙時，學校要組織學生到附近的農村，結合課本上學到的農業知識，在參加麥收勞動的同時，請當地的農民根據實際，講授農業方面的知識。農民們給我們上憶苦思甜課，組織我們吃憶苦飯，進行兩個社會的對比，宣講走社會主義集體化的好處。　　

學校里組織學雷鋒小組，號召大家做好人好事。我們班的幾個男同學組織在一起，利用晚上時間，把自己班級的教學桌椅，全部修理了一遍。而且，每個年級都成立有自己的文藝宣傳隊，晚上自己組織編排節目，或者搞宣傳板，大家對學習的熱情都很高。我們幾個同學晚上就到一個家庭條件好的同學家，沒事經常在一起學裝收音機，我下鄉時帶到農村去用的收音機，就是自己裝配的七管超外差兩波段收音機，性能相當不錯，當時我們用自己裝配的收音機收聽到第一顆人造衛星播出的東方紅樂曲時，別提多高興了。　　

當然，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上初中二年級的時候，工廠派到學校的工宣隊的一位工人，他的相貌長的可真的不咋地，文化水平不高，喜歡四處管那些雞毛蒜皮的小事。而且，最要命的是，他動不動的就上綱上線胡謅八扯，拿同學的小毛病當大問題來批斗。 我記得被他批斗過的同學不下八個，動不動就是辦學習班，同學們都很反感他，見到他就象見到瘟疫，那些成分好的調皮搗蛋的同學背地里罵他，當他的面就出他的洋相惡心他。
　　

記得有一天，可能是神差鬼使，他回家敲門的時候，我正好路過他家門口，因為他老婆耳朵有疾，在加上睡覺又睡的太死，敲門她根本就沒有聽見。這位先生在爆怒之下，一腳把門給踹開。我見他老婆驚恐的被踹門的聲音驚醒，背靠著墻，呆呆地看著他，他怒不可遏的上前對準他老婆那一張黃臉就是一拳，只聽“嗵”的一聲：接著“啊呀”一聲的慘叫。嚇的我趕緊閉上了眼睛，等我睜開眼一瞧，老工人把手捂在懷里，痛苦的蹲在地上，雙目緊閉，五官已經抽湊到了一塊。半天我才看明白，原來當他的拳頭，在即將打到他老婆臉上，似打著沒打著之即，他老婆頭一偏，這個出力極猛的拳頭，正好打在了墻上，這就是那“嗵”的一聲，接著“啊呀！”的一聲慘叫，卻是他拳頭打在了墻上，痛的他大喊了一聲。這一下非同小可，這位老工人的手掌骨竟然斷了兩根。

第二天他堅持輕傷不下火線，把手吊在胸前，往講臺上那么一站，儼然就象一位在戰場上光榮負傷的英雄，威風凜凜大氣而又傲然，忍著傷痛要來學校，管理我們這些學生。

人要是笨，誰拿他都沒有一點辦法。當年，我確實是個沒有階級斗爭觀念的人，嘴又快了點，在課堂上悄悄的把他英勇負傷的事實真相告訴了大家。得，這一堂課，算是炸了鍋，全班讓這個笑話給鬧的一堂課都沒靜下來。

接下來，我被請到了教導處，讓我這個沒有改造好的，小“階級敵人”老實交代，是如何造謠惑眾。為什么要造這樣的謠言？竟敢公開侮辱工人階級宣傳隊。這個檢查讓我整整寫了半個月，在班里讀了十次，才算是過了關，恢復了我上課的資格。我被安排管理班上的煤火爐，也算是對我進行個懲罰。

那一天，是星期一，上課前爐子沒有升著，下課間操的時候，我趕緊升起了爐子。結果上課時間到了，爐子的火還沒有旺起來，整個教室都是煙，沒有辦法上課。這時那位老工人可找到了借口，來到我面前，一把抓住我的衣服領子，把我往教室外面拽，我當時被煙嗆的正沒有好氣的時候，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啦？抬手往他那受傷的手掌就是一拳，他痛的蹲在地上，我抬腿又是一腳，把這位工宣隊員踹趴下，上前騎在他后背上，抓住他的頭發，在地上又嗵嗵的來了幾下。給他的臉上來了個萬朵桃花開。闖下滔天大禍，知道自己非得倒霉，當天就扒火車偷偷跑回東北老家，整整躲了一個多月。

后來，工廠革委會知道了他的德行以后，那個工宣隊員被調走了，我也被老爸從東北接了回來到學校上課。我們的班主任也換了一位姓劉的老師，這位老師我不敢恭維，雖說是個知識分子，他的階級斗爭觀念，卻高的更出格。本來已經被處理過的事情，他卻緊緊揪著不放，非讓我對過去的事情，寫出深刻的檢查不可，必須認真找出思想上反動的根源，不然別想再去上課。到了這個時候，我已經產生了強烈的逆反心理，就是不寫檢查。

幾天下來，我一個字也沒寫。直到把這位老師激怒了，他把我叫到辦公室大聲的呵斥我，讓我必須同自己的“地富”家庭，徹底劃清界線。這時，我氣不打一處來，沒好氣的說：“好吧！劉老師，你的意思就是讓我和父親劃清界線嗎？讓我和父親徹底決裂，我父親可是個中共老黨員，老勞動模范，你讓我和一個中共老黨員，老勞動模范劃清界線，你告訴我，誰是我的敵人，誰是我的朋友！你究竟讓我聽誰的”。頓時辦公室里的人都成了啞巴，誰也沒有話可說了，他們也是萬萬沒有想到這一點。我起身離開辦公室
　　

晚上回到家，知道今天老師肯定要來家訪，今天發生的事情我也沒告訴父親。

到了七點多鐘，當當的響起了敲門聲，我開開家門一看，是劉老師和兩位同我父親認識的工宣隊師傅，他們真的來家訪了。我說：你們來了，我父親在家里等著呢。我回頭就進了我父親的房間，告訴父親：“老師來家訪了”。我父親出去和老師打了個招呼，請老師都坐下，因為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我父親也就沒有問他們的來意，坐在那里等他們開口說話。

劉老師來個開門見山“老師傅，實在是對不起，我們實在不知道，您是個黨員，今天和您的孩子鬧了個誤會，我們特地來象你表示道歉的”，劉老師先開口說話了，而且當時那個表情確實是很難看。我父親聽到這里，是仗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了，隨便的回答了他們：“是呀！我五零年春上就入黨了怎么，有什么問題嗎？”。劉老師趕緊解釋說道：“老師傅，別誤會，我們沒有什么問題，只是今天我們和您孩子鬧了點別扭，沒有什么大事”。這時我父親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情了，心想老師和孩子鬧別扭怎么和他他的黨員掛上了鉤？心里更加迷惑不解：“能告訴我，我這個黨員怎么有什么問題嗎？到底是怎么回事？”。老師把這句話聽擰了，趕緊回答：“老師傅，您千萬別誤會，我們實在不清楚，您是老黨員，今天的話只是我的氣話，請您千萬別見怪呀”。

因為他根本就不知道，今天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他也不知道該說什么好了。本來，老師來家訪都是來告孩子狀的，今天是怎么了，老師卻來象自己一個勁的道歉了起來。不僅問了起來：“劉老師，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別客氣，孩子是不是今天又惹什么禍了？”。劉老師聽到這里，似乎也明白了，我父親根本就不知道今天發生的事情，知道我沒有向家長講這件事。他也就沒好意思再把今天發生的事情說出來，只是說：“今天是來家里看看，想讓家長給老師提一下意見”。這時我也看出來，老師好象把那顆懸著的心放了下來，精神似乎也輕松了許多。我也沒有得理不饒人，趕緊給三位老師倒了開水，讓他們喝。氣氛也就緩和了下來。隨后他們在一起聊了些其它方面的事情，到八點多，老師們提出告辭就從我們家走了。

這件事情，在當時可是個很棘手的問題，那時，我完全可以抓住這件事和老師為難到底，以大字報的方式進行報復。所以，當時所有老師都感到很為難，怕我寫出大字報來報復他，他沒啥可辯解的。　　

文革后，看到很多文學作品里，有關肆意攻擊當年工宣隊的文章，我很反感這些不實之辭。那時，學校里工宣隊的師傅們是站在老師立場上，他們的行為完全是在偏袒著老師。拿我這件事情來講，工宣隊的師傅們態度很堅決，找我談過幾次話，明確告訴我，這件事就算完了，不許我在糾纏老師。而且，父親也對我講，“得饒人處且繞人”的道理。再加上我也不是多喜歡惹事生非的人，兩廂無事的一直到了72年初中畢業。　　

關于階級斗爭的事情，我們在上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有一位同學不知道腦子里的那根神經出了毛病，偷偷的在地上寫了一句“打倒毛XX”的話。公安局派出所來人進行調查，讓我們每個學生都寫一句話，然后對筆跡，很快就查出來是他的杰作。后來，學校讓他到我們年級的每個班做了檢查，學校并沒有批斗過他，以后就沒人再提及這件事情。在我們這樣的年紀里，從來就沒有見到過什么血腥的階級斗爭場面，同學還是同學即使他做了讓同學不理解的事情，最多我們見到他說一句你吃飽了“撐得慌”，他可還是我們的同學。　　

72年初中畢業，我不想再繼續上學了，堅決要求下鄉。可是老師、家長都勸我繼續學習，特別那個整過我的劉老師，反復勸我要繼續學習，學的東西多了，將來肯定對自己有好處云云，特別是我母親，堅決反對我的意見。沒辦法，只好又上了高中。　　

那時初中畢業想下鄉，必須有家庭困難的申請，街道辦事處的同意，初中生才能被批準下鄉。初中畢業后去下鄉的知青，大家確實都是自愿的，沒有人去強迫他們必須下鄉。　　

72年，我們這一屆的初中生是全體升入高中，那是一鍋端沒一個人被拉下。因為，當年國家雖然不富裕卻要普及高中教育，所以，升高中不需要通過任何考試。　　

升入高中以后，學校對我們的學習就抓的更緊了，不過學校對于那些不想好好學習的學生也沒轍。現在回想起當年在校學習情況。實事求是的講，那時，學校確實是費盡心機的要搞好教育，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工宣隊與老師密切配合，天天教育學生們一定要認真好好學習，在工宣隊的調和下師生的關系相處的也很好，那時也有師道尊嚴，可不像現在這樣，是學生自覺的尊敬自己的老師，老師一般也很少與學生發生什么沖突。　　

大概是在72年吧，那個人一上臺，提出了要治理整頓。結果，本來一個挺安靜祥和的社會，由于他的出現，社會治安反而出現了許多問題。一時間，在我們這里，學校與學校之間，學生與學生之間打架斗毆現象非常嚴重。而且，一打就是有幾十人甚至上百人參與的群體斗毆事件屢見不鮮。當時，社會上出現嚴重的偷偷摸摸的現象，此時社會亂像已經開始冒頭。不知道為什么？只要那個人一出現在政治舞臺上，社會立即就要混亂起來。人們的精神面貌又發生了改變，那些所謂的根正苗紅的子弟，開始對一些所謂五類子弟進行各種誣蔑和挑逗的現象時常發生。有一天，幾個閑極無聊的同學，到我們班上來搗亂，見到我們幾個成分不好的學生，開口就罵了起來。（當時學校一些成分不好的學生，大部分都在我們班）我剛開始沒有說什么，只是不服氣的看了他們一眼，其中一個馬上就給了我一巴掌。我也不知道，從哪來了這么大的勇氣，順勢接住他的胳膊，一拉就把他拉了個跟頭，其他三個沖上來幫忙，我順勢抄起一把凳子，指東打西，指西打東，再加上用腳踹，幾下子就把他們四個打跑了。從此，我就打出了脾氣，在學校里也打出了名，結果那些過去受欺負的同學反而團結了起來。　　

剛開始，有很多調皮搗蛋的家伙不服氣我們。在那時，我也很干脆，不管是誰，你只要不服氣，咱們就立馬開打，結果那些調皮搗蛋的家伙，幾乎和我們打了個遍。到后來，誰也不敢再到我們面前罵那些話了。我們幾個過去的受氣包，大家都很團結，也就沒有人在敢欺負我們。從那時開始，我也就成了在學校里沒有人惹的家伙，打架斗毆就成了我的家常便飯。當然在那個時期，我們采取這樣的做法，其實也就是一種以惡制惡的手段。其目的，也就是為了更好的保護自己。到了這個時候，我才知道有些時候什么道理也別講，拳頭能講出最好的道理。　　

我的看法和別人不一樣，說那個時候所謂的五類子弟如何受欺負，有些問題是看你怎么對待它，五十多歲的人說文化大革命怎么對他不好了如何如何，我認為那全是屁話，那得看他想怎么做人。如果成天低三下四的想巴結個誰，或者耍個小聰明搞個陰謀詭計的想糊弄誰，這樣的人，如果不受別人的欺負就怪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咱不想欺壓別人，但是，別人別想欺壓我，這就是我的信條。可能是因為我們幾個比較另類，沒有感覺什么文革時期受到什么壓迫，所以，對文革的認識沒有那么深刻，我反而認為文革就是一場反對壓迫的斗爭。

雖然那時，我們經常和別人打架。打起架來的聲勢，把老師都嚇的不敢出來看。曾經有一次外學校的四十多個學生，找到學校和我們干仗，我們學校幾十個學生，大家一致對外，共同把那些外校學生，給打的滿校園里亂跑，當場就打傷了十幾名外校學生。因為他們是來我們學校干仗的，屬于破壞教學秩序，結果還讓公安局把他們都處理了。在那時，知道我們幾個很孬，好打架斗毆的人確實不少，我們有時也會去參加幫外校的朋友打架斗毆。可是，我們在自己的班里，從來就沒有欺負過任何同學，對那些敢欺負我們班的人，我們決不客氣的以暴制暴，對于我們的同學，關系處的都很好，學習好的同學沒人說我們不好，學習差的學生也沒人說我們壞。　　

在七十年代，學校里那些調皮搗蛋的學生，有一種毛道女同學的行為，叫掛賴子（即找女朋友的意思）。這種現象，我們班就從來沒有發生過，在我們班的女同學們，只要在外面一講自己是高二四班的，就沒有人再敢找她們的麻煩，女同學對這一點也很自豪，她們都有一種其它班同學所沒有的安全感。　　

高二的時候，就是接近畢業時，社會上開展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政治運動，批林、批孔、批宋江，這場運動不可避免的要波及到學校。那時，老師們好像感覺到了政治風向的不對，他們當時都很緊張，我們班主任李老師，曾經是部隊上轉業到我們學校的政治教員。俺倆的脾氣不和，經常在班課上公開的吵架，有時為此攪得班里的政治課都上不成。他感覺到這場運動對他肯定不利，找到我談心，叫我寫大字報可以批判他。盡管我們老干仗，可是我內心里確很尊重他，認為他確實是個很有政治水平的好老師。我確實跟他學習到不少的東西，最起碼在辯論上我向他學習到不少的東西，受益匪淺。我對他付之一笑說：李老師，你看錯人了，我不是那種人。和你干仗，純粹是一種辯論或者叫做爭論，那和政治完全搭不上邊際，說良心話，我很尊重你。結果，李老師聽完了我的話，當時就流下了眼淚。這場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政治運動，使社會上的不良風氣有所收斂。　　

盡管如此，當時的學校還是出現了大字報，不過都是老師對老師之間寫出的一些大字報，我們連看都沒有看過。政治斗爭幾乎就是上面的事情，不過就是這個老師看不慣教導處了，就是批判校務處如何如何，這些根本與我們學生無關。

高中很快就畢業了。我們大家都在忙著準備下鄉的事情，那時都是人心慌慌的。實在讓我想象不到的事情發生了，本來我們約好的五位同學，一起到一個村去插隊。沒想到其中一位女同學的家長找到學校，發生了一幕讓我終身難忘的事。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里，階級斗爭的觀念很強的老人家，馬上到學校向老師了解了我的一切。誰又能想到，因為我家庭的成分不好，讓老人家實在忍無可忍。從而導致一幕令人恐懼、讓我終身難以忘記事情發生。她父親以那種祖宗三代都是老貧農的自豪，竟然跑到課堂上，把我這個可惡的“地富”子弟，當著全班同學的面，罵了個狗血噴頭。那可是當著全班56位同學都在場的情況下，竟然當眾指著我這樣一個窮學生的鼻子，破口大罵了起來。他老人家怒不可遏的公開宣稱：“你這個不要臉的“地富”階級的狗羔子，你這個癩蛤蟆，休想要吃我們貧下中農家的天鵝肉”。所有的同學，都被他的怒斥和怒罵給驚呆了，大家坐在那里呆若木雞。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主，都害怕我會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來。我坐在那里，低著頭在默默的聽著他的漫罵，那時也不知道為什么，我竟然連一句為自己辯護的話也沒有說，我的眼里已經含滿了淚水，我盡可能的忍著，始終沒有讓它流出來。這時和我非常要好的幾個同學，實在看不下去了，上前把他老人家給請出了教室。那令人心碎的辱罵，深深的刺痛了我的心。那一場屈辱讓我默默的忍受了下來。我等她父親走了以后，起身沒有和任何人說一句話，就蒙楞的走出了教室。那位女同學看我離開了教室，趕緊跟著我也走了出來，叫了一聲我的名字，可是我連看也沒有看她一眼，沒有和她說一句話就走了。
　　

我一怒之下，改變了自己的主意，我記得很清楚，74年4月25日，帶著我的幾個“狐朋狗友”去了知青隊。在農村里一呆就是四年。后來，從同學那里知道了事實真相，當高中快畢業的時候，她老爸在無意之間，發現了她的日記。在她的日記里清楚的寫下了一些讓她家長無法接受的話。她曾經去過我們的知青隊兩次，可是我為了自己的那一點尊嚴特意的回避了她。在以后的日子里，在參加縣里召開的知青代表會議的時候，我曾經見了她幾次，我都是悄悄的躲開了她。盡管以后我和同學們經常到她下鄉的所在地去趕廟會，每次都會在一個我必經的路口和她相遇。她也幾次誠懇的邀請讓我去你那里坐坐，我的自尊心驅使著我，我拒絕了。　　

從此，我在青年隊里只知道努力干活。下鄉的第一個月，大隊干部就讓我擔任青年隊的副隊長，我就更加的拼命的干活，一心想讓勞累和汗水洗刷自己內心的痛苦。當時，各級政府十分重視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縣里設有知青辦，公社（現叫：鄉政府）設有專管知青工作的書記，大隊設有專管知青工作的大隊長。吃住有大隊統一安排，他們安排的很周到，處處關心和體貼著我們36位十幾歲的娃娃們，我們這些離家的知青根本就沒有什么后顧之憂。　　

生活方面：第一年，由國家提供每月45斤標準的商品糧，15圓的生活費，說實話，比在家里吃得強的多了。分配給我們每人住一間瓦房，上工由大隊知青隊長親自帶領。　　

后來，青年隊解散了，我們三個男同學和兩位女同學五個人，一起轉到了生產隊，大家的關系一直保持的很好。因為，我是他們四個人的老大哥，所以，不管干什么，我都得讓著他們點，凡是他們不想干的事情，我作為老大哥就得我來做。剛下鄉時，燒火做飯可是個麻煩事，剛開始，那幾位同學以不會燒柴火為理由，就是不做飯。只有我從小在東北農村呆過會燒柴火，沒辦法，只能由我這個老大哥親自動手，來給他們四位做飯吃。不過，在農村里的大閨女小媳婦，知道了象我這樣的男孩子竟然會燒火做飯，一個個驚奇得都了不得。剛開始做飯的時候，她們都是三五個人過來幫忙，她們幫我燒火的燒火，和面的和面。可別說，當他們看到我是搟面條、蒸饅頭、烙油餅煮湯炒菜樣樣在行的時候，由衷的感嘆城市和農村就是不一樣。　　

我做好飯，他們也下工了，五個人圍在一起樂呵呵的吃著說著笑著，其樂融融就象一家人。當時，我也不能白做飯讓他們吃，那倆男同學負責挑水，女同學就得負責給我洗衣服，反正我也沒吃什么虧。當然，那時我們的關系越來越好，不過我們都是很清純的那種友誼，誰也不會往邪道上想，。我們心里都是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表現好點，早點招工回城。　　

我們來的村子，是個十二戶人家的小村莊，人口只有98人。小村子的環境非常好，雖然小山溝的口不大，但是溝里面卻很寬敞，所有農戶家的院子前后左右都栽滿了樹，兩面的山坡更是綠蔥蔥的，整個村莊完全庇護在綠蔭之下。
　　　　

“哇！這里真是好地方，美蘇的飛機來轟炸保證找不著這個地方”小玉，突然來了這么一句，把大家都逗樂了起來！
　　　　

我說：“你是不是腦子有毛病啊！等美蘇的飛機到了這里，我們早就成亡國奴了”
　　　　

“那也不能放松警惕，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嘛”！小玉反駁到。
　　　　

“去去，去你的萬一，呸！呸！呸！烏鴉嘴”小玲馬上幫腔和小玉抬起了杠。
　　　　

“哼！你們別忘記了，蘇修在東北陳兵百萬，美帝在臺灣正虎視眈眈的窺視著我們”小玉來了勁頭非要說個明白！
　　　　

“管那么多干屁用？反正仗打起來也不會讓我們去參軍打仗，到時會有人保護和監視著我們，瞎操的是哪門子的心”我的一句話，大家都不在爭吵了。
　　　　

我一句話點到了所有人心里的痛處，大家心里一下子都不是個滋味起來。是啊！我們大家當時都是沒有資格談論什么參軍打仗的人，誰讓我們大家的出身都不怎么地呢。我家庭出身是個富農，小趙的姥姥是個地主婆，小玉的爸爸是個被打倒的老教師，小玲的爸爸是個剛出來工作的走資派，就小王家成分還好一點是個貧農，但是他因為身體條件的限制也不可能參軍的。那時什么參軍不參軍的我們根本就沒有資格，我們一心只想著好好的勞動，有機會能回城參加個工作就不錯了。
　　　　

大家看了我寫的這些東西，千萬別認為這就是當年知青的境遇，我說的當然只是我們這幾個人的局部現象，至于其他的地方我真的不清楚。當時我們大家在農村確實是很自由的，可以在一起發點牢騷沒什么人管，大家可以唱點當時禁唱的歌曲也沒有人去說，我記得...... 　　

有一天傍晚，我們幾個吃完晚飯，一起來到村口的泉水河邊，當時河邊有幾個農村的大嫂正在河邊洗衣服。我們大家勞累了一天都很沉悶，低頭坐在河邊的柳樹下，默默的看著天空中的星星。
　　　　

這時小玲用壓得很低的嗓音唱起了：“親愛的楊哥喲，收到你的來信，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你讓我怎么說喲，楊哥喲！我是一個資本家的女兒，怎么能夠與你相配，假如你是真心的愛我的話呀，那就祝愿我們的友誼萬古常青，我再向你說句真心話呀，我還是愛你的！......這首當年知青自編的歌，曲調委婉悠揚非常感人，聽起來會讓人產生一種無限的惆悵。
　　　　

“小玲，你唱的是啥歌了啊，好聽卻讓人心酸，這歌怎么聽起來這么讓人揪心的難受啊，心里咋感覺怎酸咧”！幾位農村的大嫂被小玲那充滿哀怨和令人產生一種莫名惆悵的歌聲所感染，不知在什么時候已經放下手里正在洗的衣服，有一位大嫂眼里含著淚問小玲。“玲，好閨女是不是想家啦”？這位大嫂由于是六十年代的初中生，她聽懂了小玲的歌詞，已經被小玲的歌聲感動的哭了起來。　　

這是當時流行在知青當中的歌曲，這些歌曲都是當年知青自編自唱的小調，歌詞的內容在當時絕對是不能公開唱的，凈是些哥啊妹啊的。在那個年代里，這些簡單好記的歌曲，一出來馬上就會自動流傳開來。所謂的階級斗爭多么的殘酷啊？多么的血腥啊？反正我們幾個，從來就沒有體驗到過，大家還是可以隨便的抒發一下自己感情的。其實這里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大家可能都忽略了：從小在城市里長大的我們這一代人，從上三年級開始就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過程，那時，國家整個局勢動蕩不定，誰也不清楚究竟以后會發生什么事情，那時造反和老保兩派之間的武斗事件經常發生，我們這些八九歲的毛孩子天生的又好奇，哪里熱鬧就往那里湊。所以家長們害怕我們這些懵懂的小孩子在外面闖禍，成天價的被家長們看護著，我們那時很少有什么自由可言（指家長的看護），我們一天到晚不是上學就是回到家里被家長約束著，那時的政治氣氛和我們現在確實不一樣，當我們這一代人長大以后，我們中間好多人已經厭煩了那種沉悶的毫無生機可言的城市生活，我們從九歲文革開學一直上到高中畢業，成長的過程就是在政治運動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人。
　　　　

自打小玲唱歌這件事情發生以后，農村的大嫂們，可能回去告訴了她們的男人，村里的人可能都被感動了的緣故，以后他們都很關心和照顧我們這些知青。小玲和小玉她們倍受農民的關照，生產隊看莊稼的輕活就成了她們的專利。從這些點點滴滴的小事情上，就可以看出當年的農民是多么的淳樸，他們這些普普通通的農民，都是極具同情心的大好人，他們很多人一直都在同情和關懷著我們這些知識青年，特別是每當干重體力包干勞動的時候（指臨時分片包干），他們一但完成了自己的任務，根本就不用隊長打招呼，自己會主動過來，義務幫助我們這些知青完成任務。四年來在任何情況下，絕對不會有任何一個人丟下我們知青不管，自己下工回家的現象發生。我們所接觸的這些農民，真就就沒見過什么吃大鍋飯，出工不出力的現象。比如：今天鋤地，一般都是社員到現場后，由隊長規定每人鋤多少壟莊稼，鋤到頭就算下工，他們卻能夠主動做到，在完成自己的任務后，馬上主動過來幫助我們這些知青一起鋤完莊稼，然后，大家一起高高興興的下工。他們當年確實很照顧知青，把我們當作自己家的兄弟姐妹。這也就是我們知青，為什么要懷念發生在過去的故事，為什么我們要捍衛當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時的榮光，因為，當年的農民那無私的精神，永遠在感動著我們這一代人，他們無私的精神一直在激勵著我們。所以，我認為凡是污蔑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人，其實質就是污蔑中國的農民，他們就是看不起中國的農民。我始終認為，中國的農民是世界上最偉大的農民！中國的農民幾十年來承載了我們共和國所有的苦難！共和國的發展與農民默默無私的貢獻是分不開的！我們這一代人將永遠記住，中國的農民在共和國歷史上留下的豐功偉績！（事實上，我們到今天還是在剝削著他們）　　

在上山下鄉的日子里，我們把自己的全身心投入到了那曾經是火紅的年代里。第二年，生產隊選舉我當上了生產隊長。在后來的三年中，我們幾個都參加了公社和大隊組織的農田水利大會戰，　　

第一次是參加大隊組織的河灘改造工程，就是在大河邊砌水壩讓河水改道，然后在河灘上引渾水灌溉，靠淤泥造田的辦法，一次就造出水田三千畝。我們幾個城市里出來的孩子，哪出過這樣的力，在河灘里扛石頭，肩頭磨出了血，大家都是在咬牙堅持，沒一個人叫苦叫累，女同學跟農民一樣的挑沙子和水泥壘大壩，大家都是很賣力氣的。在河灘一干就是一冬天，我是沒見到過一個使奸耍滑的人。　　

第二次，在麥收前的20天，參加公社組織的老北山植樹造林的工程，二十天全公社完成了二萬畝的任務。當時全公社有四萬人參加，由公社書記親自掛帥的大會戰，其聲勢之浩大讓我至今終身難忘，艱苦加艱辛，在石板上一鎬頭一鎬頭的硬刨出一個又一個一米見方的樹坑。手上的水泡，破了重新再有磨出新的繭子，在云霧繚繞的山上，硬是造出了二萬畝的果樹林。　　

第三次，是秋后參加大隊組織的改河道的工程，每人分五十立方米的土方任務，全靠我們肩挑背扛的去完成，那時，沒有機械完全靠我們自己一鎬一鎬的刨，一锨一锨的挖出來，裝上車再一車一車的拉出來倒到指定的地點，我們幾個知青，當時很要強想自己完成這百十方的任務（知青，大隊給與照顧，我們分的任務少），結果很不好意思，還是在大家共同幫助下，我們才完成了這些任務。盡管如此，我們這些知青因為就是可嘉，還是得到了公社的表揚和稱贊。大家都很高興。四年中，我參加了四次縣里的知青先進代表大會，三次縣里組織的三級干部會議。　　

第四次，77年冬天，大隊組織的修大壩的工程，當時，工地上還下著鵝毛大雪，天寒地凍的。只干了有十幾天的時間，突然接到我被招工進廠的通知。這件事很突然，因為我得到大隊干部傳給我的消息，公社當時把我的名額給扣了下來，問題出在打倒四人幫以后，我沒參加公社組織的什么講清楚活動，（當時，所有擔任任何職務的人，都要講清楚）所以懷疑我是幫派體系，差點被耽誤了自己。后來知道，是大隊和生產隊的人去公社幫我說清楚了，我算是僥幸被招工回城。從此結束了我上山下鄉的生涯。　　

說良心話：知青上山下鄉是迫于當時的形勢需要，在我們這些普通人的眼里根本沒有那么多的大道理。我是認同年輕人應該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讓我們到農村去鍛煉鍛煉也沒有什么壞處，一方面可以減輕當時社會秩序管理上的壓力（當時，學生中有些人已經常常混跡于社會上，參加集體斗毆打群架，規模已經在不斷的升級）。最起碼減輕了象我們這些家庭人口多的生活困難和家庭負擔。我們這些毛孩子當時真應該上山下鄉去，讓我們從城市里趕緊滾出去，這絕對是個明智之舉。我認為當時把我們這些人分散開，讓我們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離開城市，送到農村里鍛煉鍛煉是對的。不然，根據當時社會所出現的那些亂象，到后來會把我們變成什么樣，只有鬼才知道。　　

我說話實在，如果當時有下鄉和進廠兩條路供我們選擇，我保證大家一定都會積極選擇進廠參加工作。現在有人說什么，當時國家在欺騙我們知識青年，把我們騙到農村去的，那純粹是胡說八道。因為，學校當時就一再強調農村確實很艱苦，國家也是一再的宣傳：我們國家農村還很貧窮，農民的負擔還很重。這些問題當時大家都知道，下到老少邊窮地區的知識青年，根本就談不上會有什么經濟收入，那時大家的生活都很困難，誰家不需要增加經濟收入呢？　　

有人說：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大家無奈的選擇也是對的。國家盡管如實的告訴了我們上山下鄉是艱苦的，可是我們這些人卻無可奈何，必須毫無選擇的去面對這一現實，我們大家還是在無怨無悔的情況下，義無返顧的走上了上山下鄉接受再教育的艱苦征程。所謂的“上當”說，純粹是一派胡言！因為，在當時我們早已有了思想上的準備，所以，我們還是高高興興的走向了農村。剛出學校大門，我們這些青年學生在農村集體經濟大保護傘下，能夠自己養活自己，已經夠讓自己自豪一把的了。
　　　　

為什么現在有很多年輕人難以理解，他們到現在也根本就搞不懂，當年大部分的知識青年對上山下鄉為什么會沒有抱怨，有的人甚至還在贊美知青的上山下鄉運動？
　　　　

象我們這些沒有什么政治目的的年輕人，確實對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從開始到結束，從來就沒有什么怨言。因為，我的家庭本來就是多子女戶，生活條件肯定不好，自己也主動想下鄉，其他沒有什么出路，到農村表現好就可以早點回城，將來參加了工作不就好了嘛，這是同學中間普遍存在的心理。下鄉后，我們也把自己當作成了地地道道的農民，相比起來我們比農民還是有優勢的，起碼我們家里每月會給點零花錢，我家每月都會給我五元的零花錢。我們三個男同學有倆會吸煙，我們學著當地的農民，買個旱煙袋掛個煙荷包，往腰里一別很象回事的。那時一個月一塊五毛錢的旱煙葉，就夠我們一個月的煙錢了，而且，農民對我們平時很照顧。所以，到了田間地頭，我們就把自己的旱煙拿出來，大家一起過共產主義，互相品嘗著誰的煙葉好吸。我們幾個和農民是真心的以心換心做朋友，所以我們和農民在一起互相幫助，互相愛護根本就沒有什么自己吃了多少苦頭的感覺。　　

再者，我們這一代的學生（指74屆的高中畢業生），當我們還在學校學習的時侯，我就經常領著幾個同學跑到朋友下鄉的農村去玩，看到他們這些生活的自由自在，都在自食其力的過著無拘無的束生活。才知道我們只有上山下鄉，才可以脫離城市逃離父母的管束，使自己變得成為一個真正的自由人。那時我們這些天真浪漫的孩子們，打小在學校學習時，大家成天被一種無形的讓人感到無法解釋搞不明白的氛圍中生活，任何人只能在非常小心的情況下嚴格的進行著自我約束。 對那些已經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新生活的向往，大家又有“讀書無用”早晚也是上山下鄉的思想在做怪，很多人已經不再安心好好學習。在那時，當年在知青中傳唱的知青歌曲，已經在我們這些學生當中私下傳唱了起來。再說還有我們大家到現在也搞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奇怪現象。當時在我們學校自然的形成了一條非常嚴格的男女生界線，我們男女同學一個個都是非常循規蹈矩，特別是在我們上高中的兩年時間里，男女生之間從來不說話。雖然大家成天在一起上學讀書，卻又好象我們大家誰也不認識誰似的。所以說我們這些18、9歲的年輕人都非常熱切的渴望著自由。
　　　　

上山下鄉以后，那種天然形成的男女生界線終于被徹底打破了。在學校從來就沒有相互溝通過的男女學生，今天突然一下子全部摘下了平時嚴肅得一本正經的假面具，大家在無拘無束的情況下走到了一起，成為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大家都在憧憬著即將要共同勞動和生活的未來，誰也搞不清楚那時的心情是高興？還是由于一時失去了約束就象被解開了韁繩的野馬，只是盲無目的自由自在的放縱著自己。只有在這時我們才真正體驗到什么是：少時不知愁滋味，誰也沒有想過以后的日子將怎樣的去打發。同學們在一起，各展本領吹拉彈唱熱熱鬧鬧，無拘無束的放縱著自己。
　　　　

至于其他的知青對當時的社會是怎么認識的，現在各有各的說道，反正我們當時在一起插隊的幾個知青，理想確實沒有那么遠大，反而日子過的很自在。

現在，有同學見面時就說什么自己是被耽誤的一代，我一聽到這些話就來氣，毫不留情的諷刺他們：狗屁，當時國家免費讓我們大家上高中，我們有多少人是在真心學習？如果當時真讓你去上大學，你自己敢去嗎？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幾斤幾兩？上了大學，咱們能學進去嗎？究竟是誰耽誤了我們的青春？我看還是我們自己耽誤了自己青春。在學校學習好的那些同學，后來他們不是個個都去上了大學，有的還去美國當了博士生，那你咋不去呢？這些同學被我問得啞口無言。　　

其實，大家心里都很清楚，當年國家即使是那么的窮，但是卻不惜血本的給我們提供了多么好的學習條件，一切都是免費的，號召我們要好好學習，學好建設社會主義的本領。咱他媽的自己不爭氣，沒把握住自己，反而學著趕時髦，玩起了“傷痕”埋怨起了過去那美好的年代。下鄉以后農民可以推薦知識青年去上大學，可是象我們這樣，自己不爭氣的人敢去上大學嗎？自己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的還不夠給自己丟臉的。現在，細細的回想起過去的一切，真是從內心里感到對不起毛澤東他老人家啊，自己真從內心里感到萬分的慚愧！　　

我們當年上山下鄉的時間，現在也算在我們工齡里了，證明國家還是承認我們當年的貢獻。對于當年的事情，我們幾個從來就是無怨無悔的，經常回去看看過去的老鄉們，我們現在還把這當作親戚一樣的進行往來，他們只要進城就會和我們打招呼。　　

國家的大道理我不懂，可是我知道一個家庭過日子，該怎么過還是明白的。當家庭有了困難的時候，需要家庭成員一起作出貢獻，多作出一些努力困難自然就能度過去，如果不是共度難關，家庭的每一個成員只知道自私自利光會索取，那么這個家庭的日子還怎么能過得下去？　　

社會主義就是需要大家共同作出貢獻，努力建好共同的家園。資本主義就是自私自利只知道想方設法的去索取他人的財物據為己有，剝奪別人的資產變為自己的財富。所以，資產階級需要的是偽善、貪婪、自私、暴斂，達到個人的目的，可以不擇手段，是資產階級思想的信條。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如果你是個講理想講奉獻的人，你就是個傻瓜，你就是超級大笨蛋。有這種思想的人，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就永遠也不能發家致富！　　

那么當初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與當今的國有企業改造有什么本質區分呢？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就算是國家為了解決就業壓力，當時學生們總歸還有一條出路，盡管他們的能力有大有小，但是，他們在農村集體經濟體制下他們可以養活自己。當年這個知青群體總人數也就是兩千萬人左右吧。他們享受的社會待遇是什么，不可否認：當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時出現過問題，在毛澤東主席得知情況后，立即作出指示，撥出專款解決知識青年的困難，同時，各級政府成立了知青辦，知識青年的待遇很快就得到了徹底解決。　　

如今的國有企業改造，五千多萬人被迫下崗失業，導致多少家庭分崩離析，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多少下崗失業者流落他鄉四處為家？他們艱難的處境又有誰來過問過呢？那級政府真正的關心過他們呢？雖然，國家針對下崗失業人員出臺了很多優惠政策，可是哪一條可以讓下崗失業人員得到了實惠？鼓勵下崗失業人員自主創業的小額貸款，一個鐵定的必須由公務員擔保的政策，讓真心創業人員的夢想成了鏡花水月，可望而不可及。他們在人海蒼茫之中起伏不定，飽受自我創業帶來的磨難。有誰調查過？知道有多少下崗失業后自主創業的人員，因為資金不足，導致自己傾家蕩產，有誰知道？有多少人就是為了自主創業，導致家破人亡？所以，我們不禁要問：政府的職能到哪里去了？　　

在所謂的市場經濟和公平競爭虛偽的招牌下，制造出來的是絕對不平等的罪惡。在這個市場萬能的罪惡虛偽的招牌下，普通的勞動人民永遠是被壓迫的勞動工具。在這個罪惡的招牌下，赤裸裸的敲詐勒索成為了合法手段，打砸搶燒成為了正義。即使你有再好的本領，再好的技術，由于沒有關系沒有門路，你必將成為被人剝削與壓迫的生產工具。假如你有一個好父母，或者你敢于坑蒙拐騙，或者你能與官僚買辦掛上鉤，那你就是強人，你就是在社會里高高在上的強者。　　

現在想起來就生氣，當年我們上山下鄉有毛澤東主席給我們罩著，我們肯定不會誤進黑磚窯，誤進黑煤場，我們和貧下中農們在集體的家園里努力耕耘著，可以獲得屬于自己的生活資料。如今的農民工可是生活在與時俱進的新時代啊？他們也同樣是青年，不過是從農村走出來的青年農民。他們走了與我們相反的路，是從農村來到了城市。可是他們得到的社會待遇，能夠和我們當年相提并論嗎？我們看到的是：血汗工廠的大門如血盆大口，把他們一個個的吞吃進去，辛辛苦苦的干一年，榨干了他們的血肉和汗水。結果為討薪白白丟了性命的還少嗎？資本主義制度，永遠是人吃人的社會制度。　　

一個國家不同時期的兩種人文政策，一個是曾經的無微不至和關懷備至。一個是冷酷無情的殘酷剝削與壓迫！　　

所不幸的是：這兩個時期全讓我我們這一代人給趕上了，世事滄桑讓我們感觸頗深。不可否認的是：社會的存在，決定了人們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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