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毛澤東時代中國國際地位
——從中美蘇三角問題談起
譚乃彰

    中美蘇三角，是20世紀國際政治有歷史意義的重大事件，它的影響是深刻和久遠的。有關資料介紹，從70年代初以來，國際上從政界、輿論界和學術界評論和研究這個問題的文章和著作比較多。有的評論稱為“三角熱”。
    在國外的眾多研究中，日本《每日新聞》國際部長平野谷在毛澤東逝世后寫的一篇研究性文章：《美中蘇三國時代的英雄——毛主席》是有代表性的。他說，“‘中國的巨星，改變了20世紀后半葉的世界政治的潮流。毛主席的卓越的世界外交戰略，把中國的地位提高到了美蘇中三國時代的一角。
    在莫斯科的中國駐蘇大使館的大廳里，懸掛著一塊寫得優美的橫匾，上面寫著‘東風壓倒西風’，這是毛主席在中蘇蜜月時代寫的一句名言。我在莫斯科逗留期間，經常有機會訪問中國大使館。每當我看到這塊橫匾時，就感到自己看到了毛主席暗示那以后要大大改變中國戰略的雄偉氣魄。
    進入60年代以后，中國同轉而實行美蘇和平共處的赫魯曉夫的蘇聯斷絕了關系。并且，以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為對手，以第三勢力為后盾，形成了美蘇中三國鼎立的局面。
    在整個20世紀中，大概唯有毛主席才是經歷了長征、國共合作、革命以及美中蘇三國時代，從而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
    毛主席的逝世孕育著對世界政治的沖擊。失去了毛主席這塊重石的巨大中國的熱能也許會對美中蘇三國以及西歐和日本等整個世界政治的均勢引起新的地殼變動。”
    從這些論述來看，平野谷這篇文章是比較精彩的，在國際上也是頗有影響的。
     
    一、中美蘇三角形成的歷史條件
     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關蘇三角的出現，是國際政治經過一系列分化和改組的結果。1965年，毛澤東就指出，世界正經歷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過程。同年11月29日，周恩來根據毛澤東指示在阿爾巴尼亞國慶招待會上宣布了這個論斷。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政治發生了很大變化，西方帝國主義陣營中德、意、日法西斯徹底失敗，而英法又受到嚴重削弱，美國成為超級大國。與此相對應，也出現了一個蘇聯軍事集團。隨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集團篡奪蘇聯黨和國家領導權，蘇聯也逐漸演變成超級大國。而社會主義陣營也就不存在了。蘇美兩個超級大國在全球范圍爭奪，弄得世界很不安寧，它們是戰爭的策源地。
    蘇美兩個超級大國到處侵略和擴張，必然引起反抗和革命。亞非拉地區的革命風暴風起云涌，一浪高過一浪，形成反對兩個超級大國的主力軍；同時，帝國主義陣營的許多國家，也不滿超級大國的欺負和控制，不再聽從他們的指揮，有的甚至公開分庭抗禮，也形成了第二世界的一股勢力。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國就是在依靠革命力量和間接勢力的基礎上，同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斗爭中，異軍突起，成為獨立美蘇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國際上形成了中關蘇三角的國際政治斗爭的新格局。

     二、中美蘇三角形成的斗爭策略
    中美蘇三角形成的歷史條件已經具備，但是，選擇什么時機，以什么方式為突破口，用什么手段打開局面，來促進和推動中美蘇三角的形成，就有個斗爭策略問題。歷史表明，無論是軍事斗爭還是政治斗爭，在打勝仗的客觀條件形成的條件下，主觀指導和斗爭策略就起決定性作用。因此，毛澤東密切注意和經常研究蘇美兩個超級大國爭奪的特點乃其趨勢問題，以便抓住有利時機，以適當的方式和手段，開展國際政治舞臺上一場大的斗爭。
    蘇美爭奪世界霸權的領域遍及全球，但是重點仍在歐洲。蘇聯從60年代開始，快速發展軍事工業，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蘇美軍備大體持平；而蘇聯戰略核武器首次超過美國。蘇聯憑借軍事實力，開始推行全球化進攻戰略。正是在這個時候，蘇美斗爭不僅達到高潮，而且雙方爭奪的態勢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就是說，由原來的美攻蘇守轉化為蘇攻美守。蘇聯不僅在中蘇、中蒙邊界上集結大量兵力，不斷挑起事端，制造緊張局勢，而且在世界范圍內采取攻勢，特別是企圖從南線突破，插手安哥拉，擴大東北非活動，入侵阿富汗，加強紅海地區戰略地位，又向地中海和印度洋擴張。而美國則因侵越戰爭，耗資巨大，損失慘重，經濟狀況惡化，因而在同蘇聯爭奪世界霸權中處于守勢。因此，尼克松上臺后，開始調整戰略，以便改變同蘇聯爭奪世界霸權斗爭中的不利地位。而尼克松調整戰略的首要問題，是急于要從越戰“體面”脫身，改善同中國的關系，以便抗衡蘇聯的全球性的戰略攻勢。
    蘇美爭奪世界霸權斗爭的這種狀況，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和警惕。他說，“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可以利用矛盾，這就是我們的政策”，又說“兩霸中我們總要爭取一霸、不兩面作戰”。而在1969年1月尼克松上臺后，又通過各種渠道向中國傳遞信息，主動要求與中國領導接觸，改善美中關系。毛澤東根據蘇攻美守的狀況，及時抓住戰機，通過“乒乓外交”，推動中美蘇三角的形成。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和《上海公報》的發表，美國孤立和封鎖新中國的反華政策徹底破產，標志著中美蘇三角形成。
    中美蘇三角的形成，是斗出來的。從60年代初的“兩個中間地帶”理論到70年代初的劃分三個世界戰略理論，都是毛澤東根據國際階級斗爭和世界政治格局的變化提出來的。十多年來，我們黨根據這些戰略部署，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依靠第三世界的革命力量，爭取第二世界的間接力量，以理論和政策形式調動和指揮了國際上各種政治力量，從政治、外交以及經濟和文化幾個方面，在國際政治戰場上同蘇美兩個超級大國展開了一場震動世界大斗爭。而這場大斗爭的直接戰果，就是中關蘇三角的形成，打出來個三分天下有其一，中美蘇三足鼎立。50年代末，毛澤東說過，“同帝國主義作斗爭有兩種打法，文打和武打，基本上是文打，用和平方法打它，但也要準備武打。”可以這樣說，我們黨在毛澤東領導下，在國際戰場上同蘇美兩個超級大國的這場文打(也包括局部的武打)驚心動魄，是人類歷史的空前壯舉。
    在毛澤東領導我們黨同蘇美兩個超級大國這場斗爭中，斗爭策略是關系到成敗的根本問題；但是，這場斗爭也與我國綜合實力的增強和國際地位的提高密切有關。看國家實力，不能光看數量，重在質量。這十年，毛澤東抓了兩大環節，一個是三線建設；另一個是國防科技尖端技術。因此，這些年在基礎工業，比如鋼鐵、機械、汽車、石油、電子和國防科技工業有飛躍的發展。與此相應，國家實力在質的方面有較大的提高，這種提高，集中表現在國防科技尖端技術在多方面有里程碑性質的重大突破。1964年10月中國第一顆原子裝置爆發成功；1966年10月，中國第一枚導彈核武器發射成功；1967年6月，中國首次全當量氫彈空爆炸試驗圓滿成功；1970年4月，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發射成功，在重量和一些技術上超過美國和蘇聯的第一顆衛星；1975年11月16日，中國第一顆返回式衛星發射一次成功。中國在衛星重量方面成為第三宇宙強國，在空間技術方面也成為世界第三位。沒有兩彈一星，就沒有中國的國際地位。外交斗爭，是以國家的實力為基礎的。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的國際地位有兩次大的飛躍，都是打出來的。第一次大飛躍，是抗美援朝打敗美國后形成的。抗美援朝結束后，美國著名學者費正清說，“中國的民族自尊心和國際威信由于在朝鮮與世界上最大的強國打得相持不下而大為提高。”這一次中國國際地位提高的標志就是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從此中國進入了世界五強之一。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的《國際事務概覽——1954》一書是這樣評論的：“1954年是中國人民政府威望增強的一年，更是共產主義世界和非共產主義世界一致認為中國是東亞大國和世界五強之一的一年。中國于這一年的春夏季參加討論了朝鮮和印度支那的日內瓦會議，這就有力地說明了這一點。”
    第二次大飛躍，就是這次中美蘇三角的形成。這一次，主要是外交上的文打，但是，也是以武打為基礎的，是中國援越抗美打出來的。1973年6月，毛澤東在會見越南領導人時說，尼克松為什么跑到北京來?不是你們打勝仗，他也不會來。在60年代，毛澤東還說過，我們不急于同美國建交，美國會喬裝打扮來中國的。

     三、中美蘇三角的歷史意義
    中美蘇三角的斗爭和形成，是以國際政治斗爭格局的形式，突出地或集中地說明；中國仍然是世界矛盾的焦點。蘇美兩個超級大國在爭奪世界霸權中，都企圖打中國牌。而毛澤東則抓住時機，利用美蘇矛盾，而又不讓美蘇利用和控制，因勢利導，促進和推動了三角的形成，為無產階級世界革命在國際政治斗爭格局中爭得和占據了三分之一的天下。因此，中美蘇三角問題，說到底還是與中國革命的歷史地位密切有關。
    然而，要研究中國革命的歷史地位，必須研究世界矛盾的焦點以及與此相關的世界革命中心的轉移問題。這個問題，是中國革命歷史地位的唯物主義基礎。社會革命不是隨心所欲的，而是由社會矛盾決定它的性質和任務及其歷史地位。列寧當年曾說過，俄國是世界矛盾的焦點；在20世紀初，革命中心轉移到了俄國。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澤東說，“從過去的革命歷史來看，世界革命的中心是從西方向東方逐步轉移。十八世紀末，革命的中心在法國。十九世紀中葉，革命的中心轉到了德國，無產階級走上了政治舞臺，產生了馬克思主義。二十世紀初，革命的中心又轉到了俄國，產生了列寧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隨后，革命的中心又轉到中國。將來，世界革命的中心還會繼續轉移。”19世紀40年代以來，中國一直是世界矛盾的焦點地區之一。從20世紀中葉開始，世界矛盾集中在中國，同時世界革命中心也就隨著轉移到中國來了。世界革命中心的這次轉移，是以不同形勢表現出來的，它有三大標志：
    第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中國成為世界矛盾的焦點。中國解放戰爭，實際上是美國用金錢、武器與軍事顧問等裝備國民黨來打中國共產黨。這場戰爭的階級實質，是世界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在十月革命以后在中國這塊大地上的生死決戰。這場決戰的結果，共產黨打敗了國民黨，建立了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無產階級在20世紀又一偉大勝利。可是，美國不甘心它的失敗，又在50年代初發動了侵朝戰爭，把矛盾直接指向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結果又被中朝人民所打敗。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是以武裝斗爭奪取政權的形式標志著世界革命中心轉移到中國。
    第二，中蘇十年大論戰(1956-1966)
    斯大林逝世后，赫魯曉夫等集團背叛共產主義事業，就是在美國和平演變政策的背景下出現的，而赫魯曉夫等叛徒集團挑起的中蘇大論戰，說明世界矛盾焦點仍在中國。不過，它是通過意識形態領域表現出來。這場大論戰，是在意識形態領域內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一場政治大決戰。在這場論戰中，赫魯曉夫勾結美國，共同反華。而美國的政策是“幫助赫魯曉夫，支持他向毛澤東提出的論點，西方應參加共產黨內部關于馬列主義前途的討論”。這場斗爭的實質是關系到全世界人民的命運問題，影響是深遠的。 60年代初，毛澤東指出，在反對修正主義問題上，我們的矛頭主要對準赫魯曉夫；在反對帝國主義問題上，我們集中力量反對的是美帝國主義。又提出反帝統一戰線和反修統一戰線兩條戰線。因此，我們黨在毛澤東領導下，同赫魯曉夫等現代修正主義的大論戰，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以意識形態形式出現的政治斗爭，標志著世界革命中心轉移到中國。
    第三，中美蘇三角的形成
    中美蘇三角形成這個事實，說明在國際范圍內的階級斗爭中，中國在客觀上已經成為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基本陣地，同時也是在國際上公認的社會土義國家代表和第三世界的代表。就是說，中國革命的歷史地位是世界性。因此，中美蘇三角的形成，是以國際政治斗爭格局的形式標志世界革命中心轉移到中國。
    中美蘇三角的形成，是國際的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支持和斗爭的結果。社會主義國家也是國際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支持和斗爭的結果。社會主義國家不僅屬于本國人民的，而且也屬于國際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建國前夕，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指出，“在帝國主義存在的時代，任何國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沒有國際革命力量在各種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勝利了，要鞏固，也是不可能的。偉大的十月革命的勝利和鞏固，就是這樣的”，“人民中國的現在和將來，也是這樣的。”因此，中國在國際斗爭中應該發揮更大的作用；對于國際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應該有更大的貢獻。
    （《環球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