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趙于平揚朱抑毛的謬說

奚兆永

《炎黃春秋》第7期以頭一篇的位置發表了趙于平的一篇題為《不可替代的總司令》的文章。我查了一下，2007年時他還寫過一篇《還我紅軍之父》。另外，在其它場合對這個問題也有所涉及。這些東西，可說是大同小異，而手法都一樣，都是打著頌揚朱德的幌子，貶抑毛澤東，妄圖達到否定毛澤東的目的。殊不知，在中國，要把朱德和毛澤東對立起來，用揚朱抑毛的辦法來抹煞和否定毛澤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以肯定地說，誰要是這樣做，他就一定會以失敗而告終。在這篇文章里，我們就來看看趙于平揚朱抑毛的謬說究竟謬在哪里，錯在何處。

一、關于所謂“紅軍之父”的說法

恕我孤陋寡聞，在讀趙于平的文章前我還真沒有聽說過把朱德稱為“紅軍之父”這樣的說法。趙文把朱德稱為“我軍的主要創始人，歷史上被各界公認的‘紅軍之父’，我軍永遠的總司令，共和國第一元帥”。不知是誰給了他這樣大的權力，一下子給朱德加了這么一些頭銜，而這樣一些頭銜在一些權威的有關朱德的歷史和傳記里是沒有的，在中央領導人紀念朱德的講話里也是沒有的。就以所謂“歷史上被各界公認的‘紅軍之父’”這個說法而言，既然是“歷史上被各界公認的”說法，總應該能夠找到它的由來和根據吧，但是查了有關的資料卻沒有。

有人說，“史沫特萊在《偉大的道路》中恰如其分地賦予朱德“紅軍之父”的稱謂。”但是，我查了史沫特萊寫的這本朱德傳記，在通篇傳記中所給予朱德的稱謂都是 “朱將軍”，而從未見有“紅軍之父”的說法。顯然，此說是一個憑空捏造，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還有人說，“紅軍之父”是國際友人“馬海德看到朱德后的第一印象”，并且認為，“也許這就是朱德‘紅軍之父’稱呼的由來。”吳東峰和朱繼紅在他們所編的《長征：細節決定歷史》一書中講到了紅軍在會寧會師的情況，說到馬海德醫生曾經這樣記敘當時的朱德：“瘦得像個精靈，可是身體強壯結實，長得滿臉胡須，穿著一身破爛皮襖。他最令人驚異的是，看上去根本不像一個軍事指揮員，倒很像紅軍的父親。他兩眼銳利，說話緩慢、從容，總是露出和藹的笑容。他隨身帶著一支自動手槍，槍法精良。他５０歲，可是顯得老得多，滿臉皺紋。但他動作有力，身體結實。”但是，這里所說的“根本上不像一個紅軍的指揮員，倒很像紅軍的父親”顯然不是說他創建了紅軍，是“紅軍之父”，而只是說他的外貌像是紅軍的父輩。這顯然是兩件不同的事。從語言文字上來說，“像”和“是”的區別也非常清楚，顯然不是一回事。此外，馬海德的這一印象是寫在什么地方的，又是怎樣傳播出去的？這些也都是問題。　　
    在這方面，朱德的孫子朱和平也說，“這是從紅軍長征勝利到達延安以后，接受國外采訪以后，把紅軍事跡宣傳到了西方國家，他們開始有這個評價。這個評價不是政治意義上的評價，主要是文學色彩的評價。剛開始，我對“紅軍之父”這個評價也有很多疑問，和各位網友一樣，為什么叫“紅軍之父”？很長時間我也不太理解這個問題，當我自己當了父親以后，我對這個問題開始有認識了。作為一個父親，你自己的兒子做了錯事，你是怎么看待的？你不會恨他，更不會不要他。你的兒子因為對你的很多思想不理解，和你對著干，不聽你的，你采取什么態度呢？你肯定能夠容忍，你會從自己身上找原因，是不是我教育的不得當等等，這是一種父親的心態。大家把他評為“紅軍之父”，說明他對每一個紅軍指戰員，都有這樣的慈父般的心態。也可以理解，為什么文化大革命中，很多他的部下誣陷他，他并不很生氣，只有父親般的胸懷，慈父般的胸懷才可以做到這樣。所以“紅軍之父”的評價對他來講很合適。”在這個問題上，朱和平也沒有能具體提供西方是如何作這種評價的。事實是，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首先對紅區進行采訪的是埃德加·斯諾，他寫了頗具影響的《紅星照耀中國》（即《西行漫記》）一書，其中也談到了朱德，但是絕無所謂“紅軍之父”一說。后來，史沫特萊也去了延安和五臺山，對朱德進行了采訪并寫了《偉大的道路》一書，也沒有講到“紅軍之父”。至于說“這個評價不是政治意義上的評價，主要是文學色彩的評價”之說，看來也不能成立。事實上，“紅軍之父”的提出，其政治色彩非常強烈，而絕不是什么“文學色彩”所能掩蓋的。

經查，正式在公開的出版物上用“紅軍之父”來稱呼朱德的，是劉學民、王法安、肖思科三人合寫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元帥傳記叢書”的“朱德傳”，書名就叫《紅軍之父》。書中并沒有交代為什么這樣稱呼朱德，為什么用此做書名的緣由，但是在書的“序曲”里寫了這樣一些話：

“無限深沉的臉龐上，是那漫不經意卻又整齊的短發。這完全是一個受過嚴格軍事訓練的標準軍人和嚴格紀律約束的職業革命者的發式。”

“永遠的短發下面，是一雙平靜而深情的眼睛。那是一雙被苦難和傳奇浸透的眼睛。

“這是一雙東方典型的慧眼和中國軍人的眸子。”

“一雙智慧的眼睛下是厚重而溫暖的雙唇。這飽嘗苦澀和甘甜的雙唇給人留下憨厚而淳樸的形象。”

“那是一張典型莊稼漢子和和可信朋友式的嘴唇。

“他那一身的特征都是約定俗成的符號，他的身軀就是藝術，他的精神和形象具有無比的神奇和豐富的內涵。”

在作了這樣一些描述之后，作者寫道：

“本世紀最偉大的民族領袖之一！”

“中國紅軍之父！”

“……”（劉學民等：《紅軍之父》，解放軍出版社2000年版，第1頁）

作者從對朱德的發式、眼睛和雙唇的描述里就可得出他是“本世紀最偉大的民族領袖之一”和“中國的紅軍之父”的結論來，這是一種什么歷史觀呢？看來，只能把它叫做“發式和相貌歷史觀”。也許還可以叫別的什么歷史觀，但是，不管怎么說，它絕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歷史觀。應該說，人的相貌雖然也有后天因素，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天生的，至于發式，那更是可以隨時變化的東西，——事實上，我們在一些歷史照片里就可以看到，朱德不僅留過短發，而且也剃過光頭，他的發式并不是一成不變的。顯然，這些外在的、表面的東西怎么能夠決定一個人的社會作用和歷史地位呢？！

值得注意的是，該書在2007年出版第二版時已將原書名《紅軍之父》改為《朱德元帥》。這一改動說明，原書名《紅軍之父》顯然是不恰當的。

趙文之所以要把朱德放在“紅軍之父”的地位，就是要否定毛澤東作為紅軍締造者的地位。應該說，毛澤東雖然不是軍旅出身，但是，對于紅軍的建立卻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們知道，南昌起義打響了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開始了人民軍隊的創建，但是，南昌起義以及后來的廣州起義就其指導思想來說還是城市中心論，結果這兩次起義都失敗了。而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則不同，他主張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開展土地革命，以農村包圍城市，這就為中國革命找到了正確的道路。特別是，他強調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不是槍指揮黨，而是黨指揮槍”，主張支部建在連上，強調政治思想工作，強調正確的軍民關系和官兵關系，這些就給軍隊注入了完全不同于舊軍隊的新的政治因素，保證了軍隊的革命性質。在這方面，毛澤東所起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朱德在1928年4月率部上井岡山與毛澤東的隊伍會合，這本身就說明，朱德當時也認為，毛澤東所走的道路是正確的。朱德后來在延安整風時說，“與毛主席在一起時，打仗就能勝利，離開毛主席，有的仗就要吃虧。跟毛主席在一起雖然也有爭論，但最后還是順從了毛主席的領導。”（《朱德自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233頁）宣傳朱德為“紅軍之父”的地位而否定毛澤東對于建立紅軍的關鍵作用和歷史性貢獻，就是朱德本人也是會堅決反對的。

二、游擊戰“十六字訣”和運動戰的方針是誰提出來的？

趙文說，“在殘酷激烈的戰爭年代，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敵強我弱，我軍作戰的主要戰略戰術原則是采取游擊戰和運動戰。而這一作戰原則的提出者和創始人首推朱德。”其根據是，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曾說：“我們的戰爭是從1927年秋天開始的，當時根本沒有經驗。南昌起義、廣州起義是失敗了，秋收起義在湘鄂贛邊界地區的紅軍，也打了幾個敗仗，轉移到湘贛邊界的井岡山地區。第二年四月，南昌起義失敗后保存的部隊，經過湘南也轉到了井岡山。然而從1928年5月開始，適應當時情況的帶著樸素性質的游擊戰爭基本原則，已經產生出來了，那就是所謂‘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4頁）據此，趙文就認為，“這個游擊戰的戰略戰術原則——十六字訣，是由朱老總1928年4月28日與毛主席會師后，帶到井岡山上來的，所以才有‘從1928年5月開始’這種情況發生。”

趙文的“論證”顯然是過于簡單化了。毛澤東說 “從1928年5月開始”只是表明，十六字訣是1928年4月28日朱毛會師以后產生的，它顯然不能夠證明游擊戰的戰略戰術原則是朱德帶到井岡山上來的。

應該說，我國理論界對于這個問題是有不同看法的。有三種不同看法：一種看法認為，這是朱德最早提出的；另一種看法認為，是毛澤東提出的；第三種看法認為，是共同提出的。可以說，三種看法都各有其根據。比如第一種看法，人們可以從史沫特萊的《偉大的道路》一書中找到根據。該書說，“朱德把軍事戰術歸納為這樣幾個要點：㈠敵進我退。㈡敵駐我擾。㈢敵疲我打。㈣敵退我追。”（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三聯書店1979年第一版，第365頁）第二種看法也有根據。被稱為“井岡山之子”、當年曾任遂川縣委書記的陳正人在其回憶錄中說，“在遂川時(即1928年1月)就聽到毛主席提出的游擊戰爭的十六個字原則了，特別是這年的上半年，聽得就更具體了。”（陳正人：《毛澤東同志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偉大實踐》）而跟毛澤東一道參加秋收起義上井岡山的何長工在回憶錄里也明確地說，“后來，毛澤東同志就把這些經驗總結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成為我軍有名的戰術原則。”（《何長工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6頁）與朱德一道上井岡山和毛澤東會師的陳毅，在1939年9月15日所做的《論游擊戰爭》報告中也說，紅軍游擊戰爭“其戰術特點包括在‘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毛澤東的十六字訣內，又可包括在黃公略的‘化零為整，化整為零’的兩個戰術口號之內。”（《陳毅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版，第95頁）。更重要的是，朱德本人在1962年寫的《從南昌起義到上井岡山》一文中曾經明確地說，“關于游擊戰術以至整個戰略問題，還是后來由毛主席系統地、完善地解決的。”（《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5頁）至于第三種看法，當然也有根據。中央文獻研究室組織編寫的《毛澤東傳》也說，“毛澤東、朱德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概括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游擊戰十六字訣。”（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74頁）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朱德誕生120周年的講話里也取此說。他說，“朱德同志和毛澤東同志共同概括的“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是指導紅軍游擊戰術的基本原則。”（載2006年12月2日《人民日報》）至于第三種看法，有人說，在洪湖，有“你來我飛，你去我歸；人多則跑，人少則搞”；鄂豫邊有“敵進我退，敵退我追”；贛東北有“避實擊虛，以多打少”等等。（馮建輝：《我軍游擊戰術十六字訣產生的歷史資料與分析》，《黨史研究》1980年第3期。范中倫：《我軍游擊戰爭十六字訣究竟是誰概括總結的》，《黨史研究》1982年第6期。）

雖然三種看法都不能說沒有根據，但是，比較起來，還是第二種看法的根據更加充分一些。因為第一種看法只是史沫特萊在《偉大的道路》一書中那樣說，朱德在自己的《自述》里并沒有那樣說，而他在1962年的文章里也肯定了“還是后來由毛主席系統地、完善地解決的，”事實上，無論是毛澤東還是朱德，都沒有把十六字訣記在自己的名下，他們實際上都將此視為共同的創造，不過，所謂“共同創造”也還有一個“以誰為主”的問題，從曾經參加過井岡山斗爭的幾位老領導的回憶看，那為主的還應該是毛澤東。至于其他根據地的各種不同的說法，那還要考慮時間問題。由于這些根據地成立的時間都明顯地晚于井岡山，所以也不能說是提出者。

至于運動戰的方針，朱德曾于1944年在“編寫紅一軍團史座談會”上發表講話說，“過去從1911年辛亥革命開始，在川、滇同北洋軍閥等打仗，打了十年，總是以少勝多。在軍事上的主要經驗，就是采取了游擊戰爭的戰法。記得在莫斯科學習軍事時，教官測驗我，問我回國后怎樣打仗，我回答：戰法是‘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必要時拖隊伍上山’。當時還受了批評。其實，這就是游擊戰爭的思想。所以，在這一點上，我起了一點帶頭作用。”（《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6頁）不過，朱德的這番話并不能說明毛澤東關于運動戰的思想是從朱德那里學到的。實際上，早在朱德上井岡山之前，毛澤東已經提出了這個方針。我們知道，秋收起義是在“八七會議”上決定的，但是，當時的目標還是大城市，作戰的方式也還是北伐時的陣地戰。毛澤東在領導秋收起義的過程中，根據敵強我弱的情況，認為不應該打長沙，而應該以四省交界的羅霄山脈中部的井岡山為根據地，不應該打陣地戰，而應該打運動戰。運動戰的思想是毛澤東向當地群眾學習的結果。當年參加秋收起義跟毛澤東一道上井岡山的何長工說，“井岡山原來有個山大王叫朱聾子，非常厲害。地主武裝怎么也整不倒他。他的作戰秘訣是：不要會打仗，只要會打圈。毛澤東聽到這個故事很感興趣。他說，前一句話不對，后一句話佷好，我們既要會打仗，也要回打圈。當時我們就是這樣干的。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跑不贏就鉆，鉆不贏就化（化裝為老百姓）。”（《何長工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6頁）

趙文說，“當年井岡山時期的老將領和老戰士，也多有記述。例如楊至成、何長工、宋裕和、范樹德、龔楚等。”但是，我們在上面列舉的包括朱德本人以及陳毅、陳正人、何長工等井岡山時期的重要的當事人所提供的記述恰恰證明，游擊戰十六字訣和運動戰方針是毛澤東提出或系統地和完善地加以解決的。

趙文說，“關于游擊戰運動戰提出者的論述，就是這一結論很好的證明。所以，科學地講，準確地講，實事求是地講，‘毛澤東軍事思想’應當稱作‘朱毛軍事思想’”。但是，在一些權威的當事人所提供的材料面前，趙文所謂的“科學”、|“準確”和“實事求是”的說法已經不攻自破，不值一談。當然，毛澤東的軍事思想也絕不只是一個游擊戰和運動戰的問題，它的范圍要廣泛得多，在這方面，我們在下面還要有所論及。

三、駁所謂“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核心部分其源頭是朱德的軍事實踐”

趙文說，“毛主席的特長是軍隊政治工作，思想工作，組織工作，理論工作，還有政權建設和政府工作，他特別善于總結汲取和發揮，擅長寫作，這些也正是他作為總政委的分內工作。作為總政委，后來作為軍委主席（我軍自抗戰以后，就不設總政委一職，軍委主席實際上兼有總政委的職責），他還參與部隊作戰行動方針的制定和戰略部署的研究。但是，他不是‘萬能匠師’，他從來沒有替代過總司令的工作，他的工作范圍，沒有超出過總政委。擅長行動方針的制定與戰略部署的研究，并不等于會打仗，而且戰略決策也不是由總政委一人決定，他負責起草命令和指示是代表軍委，并不是他的個人意見。”

在趙文看來，在戰爭年代，毛澤東所擅長的只是一般的政治思想工作，組織工作和理論工作，政權建設和政府工作，善于總結汲取和發揮，擅長寫作，作為總政治委員和軍委主席，也只是“參與”作戰方針和戰略部署的研究，一句話，只處于次要地位。他不知道，我們的軍隊是革命黨隊伍，沒有正確的思想政治工作，這個軍隊就沒有靈魂，就不會有真正的戰斗力。毛澤東作為一個偉大的戰略家和理論家，他是軍隊的頭腦和統帥，他在集思廣益的基礎上制定的的戰略部署和行動方針，是保證戰爭勝利的極其重要的前提和條件。而趙文卻把這看作是一個“擅長寫作”的文書所做的工作而對毛進行貶抑，這不是太可笑了嗎？當然戰略部署和作戰方針還只是紙上的東西，需要把它們轉化為具體的軍事行動，需要有英勇善戰的戰場指揮和不怕流血犧牲的士兵的戰斗，但是決不能因此貶抑作為頭腦和統帥在戰爭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趙文還說，戰場指揮需要“熟知各種武器裝備的性能，殺傷威力和殺傷范圍，各種兵器兵力的火力分配和協同，各軍兵種的戰術配合與協同，各種戰術動作如何實施，如何利用地形地物，如何進行射擊投彈刺殺爆破土工作業等，如何具體組織部隊行軍、宿營、隱蔽、警戒、偵查、包圍、進攻、退卻、掩護等，還要熟悉部隊的各種條例條令等等。這些，作為總政委的毛主席，他是不熟悉的。例如，而這‘軍旅之事’正是朱老總、彭德懷、劉伯承、林彪等軍事統帥與戰將的擅長。特別是朱老總，戰略戰術兼優，在戰爭年代，黨中央毛主席在軍事指揮方面主要倚重于朱老總。事實上，在紅軍初創時期，在井岡山和中央蘇區時期，在軍事上，毛主席主要是向朱老總學習的，他善于學習善于總結善于運用善于發揮，他與朱老總合作，創造了許多輝煌的戰績，逐漸形成了一整套的人民戰爭思想。”

趙文的這些話無非是說，毛澤東沒有進過云南講武堂，也沒有進過別的什么軍事學校，更沒有留過洋，他不懂軍事知識，不會打仗，這一切都遠遠不能與朱德相比，只不過是朱德的一個學生而已。我們說，這種看法是完全錯誤的。毛澤東雖然沒有進過軍事學校，也沒有留過洋，但是，這并不能說明他就不懂軍事，不會打仗。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說得好：“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從戰爭學習戰爭——這是我們的主要方法。沒有進過學校機會的人仍然可以學習戰爭，就是從戰爭中學習。革命戰爭是民眾的事，常常不是先學好了再干，而是干起來再學習，干就是學習。從‘老百姓’到軍人之間有一個距離，但不是萬里長城，而是可以迅速地消滅的，干革命，干戰爭，就是消滅這個距離的方法。說學習和使用不容易，是說學得徹底，用得純熟不容易。說老百姓很快可以變成軍人，所說此門并不難入。把二者總合起來，用得著中國一句老話：‘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入門既不難，深造也是辦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于學習罷了。”（《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頁）何長工在回憶井岡山的斗爭時也說到了這個問題，他說，“毛澤東同志曾說，我毛澤東不是一上井岡山就有現在這個水平的，我是摸索試探前進的，我們的經驗是打出來的。”（《何長工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6頁）毛澤東早在朱德上井岡山之前就已經帶兵打仗的事實是對趙文說法的一個很好的回答。

至于趙文用“1928年3月由于誤傳毛主席被開除黨籍，任命他擔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他表示為難，說‘軍旅之事，未之學也’”來說明毛澤東不會打仗，表示為難，那完全是斷章取義，添油加醋，肆意丑化毛澤東。其實，毛澤東并不是因為感到“為難”才講那個話的。這里且把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傳》里有關這件事的前言后語照抄在下面，看看趙文搞的是什么名堂：

“毛澤東一度成為‘黨外人士’，不能擔任前委書記和黨代表，只能擔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這對毛澤東自然是極為嚴重的打擊，但他的革命意志沒有一點動搖，積極地地擔當起師長的職務。他在隊前向指戰員講話：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可是中國有句俗話，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大家群策群力，不愁打不好仗。”（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71頁）

毛澤東的態度明明是非常積極的，而到了趙文那里卻變成消極膽小的表現了。這不是故意丑化毛澤東又是什么？

趙文的這些謬說顯然有其政治目的，不過同時也暴露了他的“單純軍事觀點”是很嚴重的。對于這種“單純軍事觀點”，毛澤東早就進行過批判。他說：

“單純軍事觀點在紅軍一部分同志中非常發展。其表現如：

“㈠認為軍事政治二者是對立的，不承認軍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務的工具之一。甚至還有說‘軍事好，政治自然好，軍事不好，政治也不會好’的，則更進一步認為軍事領導政治了。

“㈡以為紅軍 的任務也和白軍相仿佛，只是單純地打仗的。不知道中國 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特別是現在，紅軍絕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的軍事理論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于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紅軍的打仗，不是單純地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為了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并幫助群眾建設規模政權采取打仗的，離了對群眾的宣傳、組織、武裝和建設規模政權等項目標，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義，也就是失去了紅軍存在的意義。

“㈢因此，在組織上，把紅軍的政治工作機關隸屬于軍事工作機關，提出‘司令部對外’的口號。這種思想如果發展下去，便有走到脫離群眾、以軍隊控制政權、離開無產階級領導的危險，如像國民黨軍隊所走的軍閥主義的道路一樣。”（《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頁）

作為長期與毛澤東在一起從事革命斗爭的戰友，朱德也深諳此理，他在1948年3月13日的一次講話中說，“我們與國民黨軍隊所以不同，主要就是我們有政治工作。我們是人民的軍隊，不是軍閥的軍隊。”“有堅強的政治工作，不對才能鞏固，士氣才能高，才能打勝仗。”（轉引自金沖及主編：《朱德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715-716頁）

顯然，趙文的說法不僅與毛澤東的論述大相徑庭，和朱德的這些講話精神也是背道而馳的。
　　趙文還說什么，“可以毫不夸張地講，毛澤東軍事思想，其核心部分的源頭，是朱老總的軍事實踐，這也是‘紅軍之父’的美譽歸于朱老總而不是毛主席的緣由所在。”

趙文這樣說顯然也是十分錯誤的。毛澤東軍事思想來源于中國革命戰爭的偉大實踐，來自于他長期深入群眾，善于調查研究、總結經驗，而絕不是來自朱德過去在滇軍中的實踐。當然，我們也不否認朱德作為一個軍事家所起的作用，但是，上面所列舉的事實已經充分證明，毛澤東軍事思想的主要內容，都是他在實踐的基礎上總結出來的，說“毛澤東軍事思想，其核心部分的源頭，是朱老總的軍事實踐”是沒有根據的。試想，如果毛澤東只憑別人的實踐，而自己毫無實踐經驗，他能夠指揮打仗嗎？趙文說毛澤東指揮打仗主要是“倚重于朱老總”，這符合事實嗎？我們看到，在1932年左傾路線統治時，毛澤東被撤掉了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職務，而提議周恩來兼任此職。當時，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四人曾聯名致電后方中央局，認為：“為前方作戰指揮便利起見，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級，改設總政治委員為妥，即以毛任總政委，作戰指揮權屬總司令總政委，作戰計劃與決定權，關于行動方針中央局代表有決定權，會議只限于軍委會議。”但中央局仍堅持由周恩來兼任總政委，周又再次寫信陳述：“澤東的經驗與長處，還須盡量使他發展而督促他改正錯誤”，堅持由毛擔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并強調“有澤東負責，可能指揮適宜”。（轉引自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93頁）周恩來還在10月舉行的寧都蘇區中央局的全體會議上不同意把毛澤東調回后方，認為“毛澤東積年的經驗多偏于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如在前方可吸引他貢獻不少意見，對戰爭有幫助。”他提出可供選擇的兩種方案：“一種是由我負主持戰爭全責，澤東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種是澤東負指揮戰爭全責，我負監督行動方針的執行。”朱德、王稼祥毛澤東離開紅軍領導崗位。（見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97頁）這一事實也說明，毛澤東在指揮戰爭方面積累有豐富的經驗是得到公認的，包括周恩來、朱德、王稼祥等領導人物都不愿毛澤東離開紅軍領導崗位。

說到這里，有必要看看趙文為了揚朱抑毛所突出地強調的“湘南暴動”。趙文說，“湘南暴動，是我軍初創時期的最大暴動之一，其規模超過秋收起義，朱老總是我黨我軍唯一的參與領導了兩個大暴動的高級領導人。他率起義軍余部轉戰粵閩贛邊，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隊伍保持不散，而且屢戰屢勝，除了他具備高超的軍事造詣以外，更是與他對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視分不開的。他在艱苦的轉戰過程中，不忘黨的宗旨，在關鍵時刻，領導了著名的‘贛南三整’。經過‘贛南三整’，即安遠天心圩的思想整頓、大庾的組織整編、崇義上堡的軍事整訓，使部隊獲得了新生。隨朱德轉戰的陳毅說，如果沒有總司令領導‘贛南三整’，這個部隊肯定會垮臺。‘贛南三整’前后20天左右，與毛澤東領導的“三灣改編”在時間上相近，在做法上類似，同‘三灣改編’一樣，對以后的整黨建軍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這里，趙文大講 “湘南暴動”的規模，大講“贛南三整”的意義，似乎朱德領導的“湘南暴動”比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更加重大，“贛南三整”比毛澤東領導的“三灣改編”也毫不遜色，殊不知，就兩者對中國革命和人民軍隊建設的意義來說，前者和后者是不能相提并論的。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發生于1927年9月上旬，在起義過程中改變了原定的攻打長沙的目標，確定了上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正確方向，而朱德領導的湘南暴動發生于1928年1、2月間，雖然規模更大，但是地方上左傾盲動路線的錯誤，大搞燒殺，脫離群眾，致使部隊沒有找到一處可以立足之地；只是毛澤東在1927年底就派何長工與朱德聯系，才使朱德、陳毅有可能在困難中決定上井岡山與毛澤東會師，走上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正確道路。至于朱德領導的“贛南三整”，雖然有些像毛澤東領導的“三灣改編”，也有其積極意義，但是，毛澤東領導的三灣改編解決了人民軍隊建設的許多帶有根本性的問題，如實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樣，官長不準打罵士兵，士兵有開會說話自由，連以上建立士兵委員會，參加部隊的行政管理和經濟管理，官長要受其監督；各級部隊建立黨的組織，班排設小組，支部建在連隊，營、團建立黨委，連以上設黨代表，一切重大問題須經黨組織集體討論決定等。在這方面，“贛南三整”顯然是不能與之相比的。

在這個問題上，朱德在建軍30周年時發表的講話很值得我們注意。他說：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建時期”，“最重要的成就是毛澤東同志領導的一支工農革命武裝在井岡山地區所創造的經驗。”“毛澤東在這個時期所寫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斗爭》和《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等文件，就是紅軍第四軍在井岡山地區和贛南、閩西地區的斗爭經驗的總結。在這些文件中，毛澤東同志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創造性地應用到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中來，提出了中國共產黨的正確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從此，把中國革命推進到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創立了嶄新的局面，奠定了革命勝利的基礎。”（《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6-357頁）

很顯然，與趙文的說法相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源頭來自于他本人的戰爭實踐和對前人經驗的科學總結，而不是來自于朱老總的軍事實踐；人民軍隊締造者的美譽應該歸于毛澤東，而把朱德稱為“紅軍之父”則是錯誤的。

四、紅軍前幾次“反圍剿”的勝利和后來的失敗說明了什么？

趙文說，“在后來的中央蘇區的歷次反圍剿和長征中的軍事指揮方面，特別是戰場指揮，主要的也是朱老總。毛主席是總政委，他擅長的是政治工作，他也是軍事家，但他是軍事戰略家，他不是戰場指揮家，他不到前線指揮戰斗。如果像某些影視作品那樣，毛主席萬能，那還要總司令干什么？毛主席兼任好了！”

 馬克思主義者反對英雄史觀，反對個別杰出人物可以決定歷史發展的歷史唯心主義。要說戰爭的勝利，應該看到，兵民乃是勝利之本，靠個別的英雄是無法取得勝利的。但是，唯物史觀并不否定杰出的個人對于歷史發展能夠發揮重要作用。應該說，毛澤東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就起了這樣的作用。趙文講紅軍的反圍剿，那我們就以幾次反圍剿為例，看看毛澤東在這個過程中究竟起了怎樣的作用。

從1930年到1934年，蔣介石為了消滅共產黨和紅軍，對中央蘇區曾經發動了五次圍剿。前三次圍剿在毛澤東和朱德的領導下都被勝利地粉碎了。對于這三次反圍剿的勝利，朱德在《在編寫紅軍一軍團史座談會上的講話》里有一個比較系統的論述。他說：

“第一次反‘圍剿’打得很好。1930年 12月30日，龍岡一仗，張輝瓚兩旅全部被殲，繳槍萬支，張及其部下萬余人未走脫一個，全部被俘。接著打譚道源師，也將他大部消滅。其他許克祥、毛炳文、朱紹良等都聞風而逃。敵人第一次‘圍剿’被打破。這說明了：只有依靠群眾，依靠根據地，誘敵深入，才能大量殲滅敵人。這是用事實反對了立三路線。由此也可以看出毛主席思想的力量。如果不把立三路線反掉，把部隊開去打武漢、九江、結果是難以設想的。

“紅軍休整了四、五個月，1931年5月又粉碎了敵人第二次‘圍剿’。這次反‘圍剿’也打得很好。但這時已經有些不同了，因為項英來了，發生了一些分歧。但是錯誤意見未占上風，紅一方面軍仍由毛主席領導，所以很快取得了很大勝利。這個實力仍然是誘敵深入，集中力量殲滅敵人，依靠群眾，依靠根據地而取得的。東固、富田一仗，首先消滅公秉藩、王金鈺，然后經白沙、中村、廣昌，一直打到建寧，共十五天時間，橫掃敵人八百里，五戰五勝，打垮敵人十六個師，俘獲敵人和繳獲槍彈數目很大。

“敵人進行第三次‘圍剿’時，蔣介石親自指揮。戰役是1931年7月開始的，敵人分三路由北而南長驅直入，直趨蘇區的興國、雩都，形勢是極為緊張的。我們撤退，迅速轉入興國根據地，并在進攻的三路敵人中間，在良村殲滅了敵人第五十四師郝夢麟部，在黃陂殲滅了敵第八師毛炳文部。我們在敵人兩路夾攻，不到二十里寬的區域中轉移出去，進退自如，打得相當巧妙。這都是由于群眾條件優越，將敵人‘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弄得敵人疲憊不堪。最后又在方石嶺、張家背消滅敵五十二師韓德勤全部及第九師蔣鼎文的大部，結束了第三次反‘圍剿’。

“一、二、三次反‘圍剿’，是中國很好的革命戰爭經驗。主要一點是在于依靠群眾。三次反‘圍剿’，我們都是為了群眾，又很好地依靠了群眾。當時我們只有五萬人，三萬支槍，粉碎了幾十萬敵人的三次‘圍剿’。蔣介石、外國人，都不知道我們究竟有多少人，連黨中央也不相信我們只有那么多人。”（《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0-131頁）

這就是毛澤東擔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時，用毛澤東軍事思想指導三次反“圍剿”取得勝利的情況。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不僅以其正確的軍事思想指導了三次反“圍剿”，而且親自參與了指揮打仗，趙文說毛澤東“不是戰場指揮家，他不到前線指揮戰斗”是毫無根據的。比如在第一次反圍剿時，1930年12月30日凌晨毛澤東和朱德一道步上龍岡與君埠之間的黃竹嶺指揮所，毛對朱說：“總司令，你看，真是天助我也！三國時，諸葛亮借東風大敗敵兵；今天，我們乘晨霧全殲頑敵啊！”他寫的《漁家傲》就記錄了這次戰斗的情景：“萬木霜天紅爛漫，天兵怒氣沖霄漢。霧滿龍岡千嶂暗。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又比如第二次反圍剿，毛澤東反對剛到蘇區的項英提出的撤離根據地和分兵的主張，認為應該憑借根據地的有利條件就地誘敵深入，集中力量退敵的方針，還提出了先打弱敵王金鈺然后先東橫掃過去的打法。1931年5月13日毛澤東和朱德下達了命令。之后，毛澤東還在第二天和負責包抄的彭德懷到白云山前線查看地形，同負責正面進攻的黃公略一起進行實地調查。5月16日拂曉，毛澤東帶著電臺和警衛登上白云山指揮所，朱德在同行進中的公秉藩的先頭部隊發生遭遇性接觸后也登上白云山，他們一起在白云山指揮所指揮全線戰斗。然后自西向東橫掃七百多里，從贛江東岸打到閩西北，譯稿打了五個勝仗。他的另外一首《漁家傲》記錄了第二次反圍剿：“白云山頭云欲立，白云山下呼聲急，枯木朽株齊努力，槍林逼，飛將軍自重霄入。七百里驅十五日，贛水蒼茫閩山碧，橫掃千軍如卷席。有人泣，為營步步嗟何及！”第三次反圍剿，由于敵強我弱，曾經出現十分嚴峻的形勢。毛澤東先取“誘敵深入”的方針，把敵人主力引進贛南根據地，將其置于無用之地；然后再根據“避敵主力，打其虛弱”的方針，集中優勢兵力，在運動中各個殲滅敵人，取得了第三次反圍剿的勝利。（以上內容轉摘自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45-264頁）紅軍在三次反圍剿中進一步豐富了經驗，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進行了理論概括，他說，“等到戰勝敵人的第三次‘圍剿’，于是全部紅軍作戰的原則就形成了。”（《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4頁）

但是，后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掌握了中央的領導權，他們通過了《由于工農紅軍沖破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成熟而產生的黨的緊急任務》的決議，提出要“爭取革命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的前途”，取消游擊戰爭的方針，要打大城市。他們反對古田會議決議關于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思想，將其指為“黨包辦一切”，還大反毛澤東的所謂“狹隘經驗論”，并將其上升為“右傾機會主義路線”。1932年1月，他們要打贛州，毛澤東認為“贛州是敵人政治經濟中心，是閩粵兩省的咽喉，是敵軍必守的堅城；它三面臨水，城墻高筑，易守難攻，……以紅軍現有力量和技術裝備很可能久攻不克，還是以不打為好。”但是根據臨時中央的意見，多數人主張打。項英說，在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時我問過彭德懷，彭回答說，“贛州守軍馬（崑）旅估計有六千人，地方靖衛團兩千人，共八千人，如有時間，蔣介石又不來增援，是可以打下的，”會議照多數人的意見，決定打贛州。結果，歷時33天，傷亡達三千多人，贛州未能打下。三月中旬，根據毛澤東的建議，蘇區中央局在贛縣江口舉行擴大會議，討論打贛州的經驗教訓和下一步的行動方針。毛澤東在會上指出，打贛州是錯誤的，主張紅軍主力向敵人離了比較薄弱、黨和群眾基礎較好、地勢有利的贛東北發展。但是一些人還是堅持錯誤路線，不承認打贛州的錯誤，還要堅持所謂“進攻路線”，認為以后還是要攻打中心城市的，并主張把部隊開到湖南去。會議否決了毛澤東的意見，決定紅軍主力“夾贛江而下”，向北發展，相機奪取贛江流域的中小城市或較大城市。結果失去了最佳的發展機會，分散了紅軍的力量，使局面陷于被動。多年后，朱德在提及此事時還痛心不已。他在1961年2月9日寫下了一首《經閩西感懷》，詩中寫道：“不聽仙人指，尋求武夷顛，越過仙霞嶺，早登天臺山，贛閩成一片，直指杭州灣。出擊求鞏固，滅敵在此間。”（《朱德詩選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版，第60頁）在這里，朱德把毛澤東比作“仙人”，把當年毛澤東向贛東北發展的主張喻為“仙人指路”，從這里也可看出，毛澤東在當年革命戰爭中所居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是何等的重要！

第四次反“圍剿”是在毛澤東離開紅軍領導崗位以后進行的。其時，朱德繼續擔任紅一方面軍總司令，而周恩來則取代毛澤東擔任總政委。趙文不承認“毛澤東的影響，也不承認周恩來參與指揮，把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歸功于朱德一人的指揮。他說，“關于第四次反圍剿，現在還有人說是‘毛主席的影響’，甚至有人說是‘周恩來指揮的’。”“當時毛主席已被撤銷紅軍總政委的職務，而李德等人尚未來得及直接掌控軍事指揮權，周恩來剛剛擔任總政委，對部隊和敵情尚不十分了解。所以，重任自然就全部落在了朱老總的肩上。朱老總不負眾望，以他一貫的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指揮紅軍打了一個漂亮的殲滅戰，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

趙文此說并不符合事實。不錯，毛澤東已經不再擔任紅軍總政委，但是，他和朱德長期一道指揮打仗，形成了一整套游擊戰和運動戰的打法，難道就沒有留下影響？在毛澤東是不是繼續擔任總政委的問題上，周恩來和朱德、王稼祥都一再向中央局寫信要求讓他繼續擔任這一職務，這本身就說明毛澤東的經驗在紅軍中有很大的影響。其實，“毛主席的影響”一說恰恰來自朱德。他說，“第四次反‘圍剿’時，因為有前三次反‘圍剿’的經驗，所以還打了一些勝仗，但教條主義已經把紅軍削弱，把游擊隊吃掉。”（《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2頁）“前三次反‘圍剿’的經驗”難道不是毛澤東和朱德一起總結的？難道不是“毛主席的影響”？至于周恩來，他作為總政委，對于指揮戰爭負有全責，怎么能夠設想他不參與指揮呢？在這方面，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周恩來傳》就明確地說：“在第四次反‘圍剿’中，周恩來一直同朱德一起置身前線。他們的司令部很長時間設在建寧。在戰斗激烈進行的時候，周恩來經常通宵達旦地工作。”（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262-263頁）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朱德傳》也說，“朱德、周恩來具有豐富的指揮作戰的經驗”（金沖及主編：《朱德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352頁）人們不禁要問：究竟是中央文獻研究室說得對，還是趙文說得對呢？趙文里用何長工的話批評有人避談朱德，不承認朱德也有自己的創造，這當然不妥，但是若否定毛澤東過去總結的經驗的影響和周恩來也有豐富的指揮經驗，那顯然也是錯誤的。

至于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當時博古和李德已經到了中央蘇區，他們掌握了紅軍的指揮權。但是他們不會打仗，只會搬洋教條，主張打陣地戰，“御敵人于國門之外”，和敵人硬拼。朱德曾想通過與李德的接觸使其能接受毛澤東和他自己過去總結的一些經驗，但是并沒有取得效果。1933年11月下旬，駐防在福建打紅軍的十九路軍發動了“福建事變”，宣布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主張反蔣抗日。事變前，19路軍曾秘密派代表同正在福建作戰的彭德懷接洽停戰和聯合反蔣抗日之事。對此，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都認為，聯合19路軍共同反蔣是一個破除第五次“圍剿”的極好機會，但是持左傾路線觀點的博古、項英、李德卻聲稱：“福建所組織的‘人民政府’也是反動統治的一種新的欺騙”，“它不會同任何國民黨的反革命政府有區別”，因此不采取任何行動支持和配合第十九路軍，并且把紅軍主力由東線調到西線，而讓19路軍單獨與蔣介石的討伐軍作戰，紅軍既沒有能夠支持友軍，也使自己失去了粉碎蔣介石第五次“圍剿”的良機。結果，蔣介石很快撲滅了孤立無援的19路軍，將入閩作戰的國民黨軍隊改組成東路軍，完成對中央蘇區四面合圍的部署。在這種情況下，左傾路線的幾個領導人又從進攻中的冒險主義轉為防御中的保守主義。他們提出“以堡壘對堡壘”的方針，紅軍分成數路去大修堡壘，不僅勞民傷財，而且修成的碉堡由于沒有鋼筋支撐，很快倒塌，使紅軍的防御完全陷于被動局面，最后不得不進行轉移，使多年建設的根據地喪失殆盡。

事實一再證明，有了毛澤東的領導，按毛澤東思想辦事，革命就勝利，就前進；離開毛澤東的領導，不按毛澤東思想辦事，革命就失敗，就后退。

五、長征初期的錯誤和毛澤東為糾正這一錯誤所作出的貢獻

長征被稱為戰略轉移，實際上是左傾路線造成的被迫之舉。長征初期，由于指導思想的問題，轉移中又出現了逃跑主義的傾向。朱德后來說，“長征是一種搬家式的長征，一切準備工作都未通知我。”（轉引自金沖及主編：《朱德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390頁）。長征開始階段因蔣介石還不知紅軍意圖，同時紅軍與粵軍陳濟棠訂有密約，可以借道通過其防區，還較順利。待到蔣介石弄清紅軍的戰略意圖后即大大加強了對紅軍的圍追堵截。湘江一戰打得非常被動。先頭部隊雖然勝利渡過了湘江，但是后續部隊相距卻有二百里之遙。特別是中央縱隊和軍委縱隊共一萬四千多人，其中有大批的家屬，龐大的后勤隊伍，攜帶了大量的“壇壇罐罐”，輜重竟有一千多副膽子，每天只能走四五十里，嚴重地拖累了部隊的行動。在這種情況下，李德一籌莫展。在朱德和周恩來的指揮下，經過四天的激烈戰斗，紅軍終于渡過了湘江。但是，紅軍損失慘重。紅軍出發時有八萬多人，此時只剩下三萬多人。

渡過湘江后，按照原定計劃是要與賀龍、任弼時領導的紅二、六軍團會合，這個意圖由于敵人已經掌握，預先在通往湘西的道路上布置了五六倍的兵力。在此關鍵時刻，毛澤東提出應該放棄原定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較為薄弱的貴州前進。此議在12月12日中共中央負責人于通道舉行的臨時緊急會議上正式提出，李德表示反對，仍然堅持原定計劃。毛澤東則根據破譯的敵臺電報指出，國民黨軍正以五六倍的兵力構筑四道防御碉堡線，張網以待，‘請君入甕；他建議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西進。王稼祥、張聞天在發言中支持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也贊成這個主張。此次博古未再固執己見，李德則因自己的意見被否定而退出會場，會議通過了西進貴州的主張。當天下午，中革軍委發出“萬萬火急”的電令，規定：“我軍明13號繼續西進”，“第一師如已抵洪洲司，則應相機進占黎平。”

15日，紅軍攻占黎平；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舉行會議。在黎平會議上，博古又提出北上湘西與紅二、六軍團回合的主張。李德則因病沒有赴會，但是仍然托人把他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意見帶到了會上。會上，毛澤東發表了繼續向貴州西北進軍，在川黔邊敵軍薄弱地區建立根據地的意見。王稼祥、張聞天支持毛澤東的主張。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并通過了相應的決定。黎平會議的《決定》具有重大意義，它使中央紅軍贏得了主動，不僅打亂了敵人的原有部署，而且連戰連捷，使部隊面貌為之一新。陳云在《隨軍西行見聞錄》中寫道：

“赤軍由湖南轉入貴州，此時繳獲不少。侯之擔部至少一師人被繳械，并連失黎平、黃平、鎮遠三府城，尤其是鎮遠為通湘西之商業重鎮，赤軍將各城市所有布匹購買一空，連戰連進，此時赤軍士氣極旺，服裝整潔，部隊中都穿上了新軍裝。在湘南之疲勞狀態，已一掃而空矣。”（轉引自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38-339頁）

應該說，通道會議和黎平會議都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重大勝利，但是爭論并沒有結束。在向遵義前進的路上，毛澤東又說服了許多同志。他先說服了王稼祥，王又與張聞天通氣，張也同意王稼祥把李德、博古轟下來的意見，并且說：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我們是領導不了啦，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同上，第340頁）但是，在渡烏江前夕，博古和李德對黎平會議仍然提出不同意見，再次主張不過烏江、回頭連進同二、六軍團會合。因此，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場召開會議，對博古、李德提出批評，決定強渡烏江。猴場會議后，完全停止了李德對紅軍的指揮權。1月2日至6日，紅軍渡過烏江，7日，黔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遵義解放，9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隨軍隊進入遵義城。王稼祥向毛澤東提出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表示贊成，他們向中央提出，立即準備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經過幾天的準備，會議在1月15日至17日召開，由博古主持，并做關于反第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他雖然也做了一些檢討，但是主要還是強調敵強我弱這個客觀原因。隨后周恩來作副報告，提出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錯誤，并主動承擔了責任。張聞天作為毛澤東、王稼祥和他自己三人的代表發言，尖銳地批評了左傾軍事路線。毛澤東接著作長篇發言，他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造成失敗和大轉移嚴重損失的原因，主要是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表現為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御時的保守主義，突圍時的逃跑主義；他還用以前幾次反圍剿取得勝利的事實批駁了博古將失敗歸之于敵強我弱這個客觀因素所做的辯解。朱德也做了支持毛澤東的發言。經過三天的討論，會議決定：“㈠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㈡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托常委會審查后，發到支部討論。㈢常委中再進行適當分工。㈣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陳云：《遵義政治局夸大會議傳達提綱》，轉引自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42-343頁）“遵義會議后不久，在常委中重新進行分工，由張聞天替代博古負總責；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上的幫助者。”（同上，第343頁）遵義會議依據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獨立自主地解決了黨中央的組織問題，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央長達四年之久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走自己的路”，從而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

但是，對于遵義會議，趙文卻輕輕一筆帶過，好像遵義會議對于紅軍長征，對于中國革命都不值得一談似的。更有甚者，文章居然不承認遵義會議以后中央領導機關和中央領導人所發生的巨大變化，說什么，“1935年1月下旬，中央紅軍首渡赤水，2月18日，完成了二渡赤水的行動，3月4日，朱德提議設立了前敵司令部，朱兼司令員，他提議毛為前敵政治委員，這時毛澤東才參與對軍事行動的直接領導。1935年3月11日，中央成立新的三人軍事領導小組，毛澤東才成為主要的軍事領導人之一。3月16日，紅軍完成第三渡，旋即于3月21日東渡赤水河，是為第四渡，至此，整個四渡行動宣告結束。從1934年12月18日黎平會議到1935年3月11日新的三人小組成立，近三個月的時間里，朱德身為總司令、中革軍委主席，既負責作戰計劃又負責下達作戰命令和戰斗部署，而且有權制定行動方針供周恩來審批，毛澤東僅協助周恩來。因此，在三人小組成立前，朱德在四渡赤水的領導集體中居舉足輕重地位。三人小組成立后，中央對作戰方針的審批權從周恩來手中轉到以毛為核心的三人小組，行動方針的制定由毛朱周負責，通過后則由毛周王負責，而貫徹行動方針，制定作戰計劃，頒布作戰命令和戰斗部署仍是朱德的職責。可以說，三人小組成立后，毛、周側重于決定行動方針，朱德側重于具體指揮。可見，在三人小組成立前后，朱德都是主要指揮者。”

人們要問：趙文這樣說符合歷史的真實嗎？其實只要不抱偏見，任何人都會承認，遵義會議的舉行就是為了解決組織問題（即改變左傾教條主義對紅軍的指揮權，用張聞天的話說是“把李德、博古轟下來”，“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我們是領導不了啦，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在這次會上，毛澤東被選為常委，博古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實際上已被毛澤東取代。常委分工張聞天“負總責”，顯然只是一個過渡，因為連他自己也說“領導不了”。至于“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上的幫助者”，這里所說的“幫助者”絕不如趙文所篡改的只是“協助周恩來”，顯然是考慮到毛澤東在軍事指揮方面有過人的智慧和豐富的經驗。后來又建立“三人團”，讓毛澤東參加并且成為其核心也證明了這一點。本文在前面曾經提到毛澤東建議舉行通道會議和黎平會議，贅述提出主導性的意見，也都證明，甚至在遵義會議之前，他對紅軍長征的指導性意見就已經在起作用了。問題并不僅僅決定于擔任什么職務，問題在于有沒有正確的思想，在于能不能拿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正是在這點上，連朱德本人也是非常信服毛澤東的。他在26年后（1961年）緬懷遵義會議這一偉大的歷史轉折時曾寫了這樣一首詩：

“群龍得首自騰翔，路線精通走一行。

左右偏差能糾正，天空無限任飛揚。”（《朱德詩選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版，第68頁）

聯系到“四渡赤水”，趙文顯然“忘記”了一個基本事實：它發生在“遵義會議”之后！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之前尚且能夠對于軍事指揮發揮重大作用，而在遵義會議被選為政治局常委之后倒反而不能對軍事指揮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了嗎？這說得通嗎？

由于遵義會議期間蔣介石已經掌握了紅軍的動向，于是對紅軍的圍追堵截又做了新的部署，調動四十萬兵力對付三萬多人的紅軍，局勢又變得嚴重起來。1月19日，部隊開始向北轉移，在土城、赤水地區集中，然后分三路在27日全部推進到赤水河以東地區，毛澤東與朱德、周恩來、劉伯承商議，認為紅軍可以在土城以東的青杠坡利用道路兩邊山谷地帶的有利地形，集中力量圍殲川軍，結果并不理想。原來是情報有誤，低估了敵人的力量。毛又召集政治局幾個領導人開會，根據蔣介石圍堵的新情況，判明原來想在此渡江的計劃已經不能實現，決定撤出戰斗，渡赤水河西進。1月29日，紅軍一渡赤水，進入川南古藺、敘永地區。

這時又遇川軍已在長江南岸的赤水、古藺、敘永一帶布防，以阻止紅軍北渡長江。毛澤東和朱德、周恩來等認為，應該避實就虛，擺脫川軍，進入云南威信縣的扎西地區。2月8日毛澤東隨軍委縱隊進入扎西鎮，并且參加在這里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總結了土城戰斗失利的教訓，并且提出回師東進，再渡赤水。于是當川軍和滇軍從南北兩個方向趕到扎西時，紅軍又于2月20日左右然掉頭東進，再渡赤水，回師黔北。中革軍委決定集中主力進攻桐梓和婁山關以南的黔軍，乘勝再次奪取遵義，擊潰或殲滅敵軍兩個師又八個團，俘敵三千人，起得來長征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毛澤東為此寫下了《憶秦娥·婁山關》詞一首。

再次打下遵義后，蔣介石又重新調整部署，向遵義一帶合剿。中央紅軍又由遵義西進。3月10日，毛澤東在茍壩出席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逃了林彪、聶榮臻提出的進攻打鼓新場（金沙縣）的建議。當時敵人有一個師在打鼓新場，大家開會都說要打，硬要去攻那個堡壘，只有毛澤東一個人說不能打，打又是拼硬的，損失了更不應該，應該在運動中去消滅敵人嘛。但是別人通過一直要打，毛澤東那樣高的威信還是不聽，他只好服從。他回去一想，還是不放心，半夜里提著馬燈找到周恩來，要周把命令晚一點發，還是想一想。第二天一早在開會，把大家說服了。（周恩來：《黨的歷史教訓》，《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9頁）毛澤東這樣做避免了一次將要發生的重大損失。他認為，作戰不能再像過去那樣那么多人集體討論，還是城里一個幾個人的小組。經他提議，中央決定成立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三人團，全權指揮作戰，以周恩來為團長。（轉引自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47-349頁）

為了迷惑敵人，調動敵軍西移，紅軍于3月16日下午到17日中午分別從茅臺附近三個渡口第三次渡過赤水，向西進入川南古藺地區，同時派一個團偽裝向西北部挺進，而主力則在附近山溝叢林里隱蔽集結。蔣介石得到情報，以為紅軍又要北渡長江，于是急忙調集各軍前來古藺地區。21日晚到22日晨紅軍又掉頭再次東渡赤水，返回貴州。此是四渡赤水。這時的貴州，國民黨軍的兵力已經十分空虛，紅軍大踏步地越過遵義仁懷大道，31日渡過烏江，跳出國民黨軍隊的合圍圈，前鋒直逼貴陽。后來紅軍又以一部       佯攻貴陽，一部佯攻龍里，主力已每天一百二十里的速度向云南急進。這之后，又以紅軍一部威逼昆明，使龍云急調駐守滇北的軍隊回援昆明，使金沙江南岸守軍兵力空虛；而紅軍主力則神速向金沙江挺進，并且在皎平渡讀過了金沙江。

事實清楚地說明，毛澤東在整個四渡赤水的指揮過程中都不是無足輕重的，而真正是舉足輕重的。趙文還說“四渡赤水并不像現在有人所說的是什么‘神來之筆’，‘得意之作’，好像很神秘，而只不過是遵義會議后采取機動靈活，避實就虛的新戰法的結果。說白了，就是躲著強敵走。”殊不知這里所體現的正是被左傾教條主義所拋棄的毛澤東關于游擊戰、運動戰戰略戰術的運用。正是運用了這些方法，紅軍才擺脫了被動挨打的局面。林彪否定這些打法，說這是“走弓背路”，曾經受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嚴厲批評。趙文今天拿林彪的話來貶低毛澤東，說什么“只不過是”如何如何。但是，這些東西都是革命前輩用血的代價換來的，后代人應該倍加珍惜，用一種自以為高明的高傲的態度對待這些軍事理論遺產，除了說明自己的淺薄無知和別有用心以外，還能說明什么呢？

不僅如此，趙文還大肆攻擊深受人們歡迎的《長征組歌》，這也是心勞日拙的表現。《長征組歌》不僅肖華的詞寫得好，晨耕、生茂、唐訶、遇秋的曲也譜得好，北京軍區戰友歌舞團演唱得也很棒。人們百聽不厭，百唱不厭，歷四十多年而不衰。周恩來生前就非常喜歡《長征資格》，他看排練、演出達17次之多，能夠把組曲十首歌從頭唱到尾，甚至在病重時還提出要看戰友歌舞團演出的錄像，在彌留之際還要再聽聽這個組歌。文革中，有人要打倒肖華，周在1967年3月 3日人民大會堂舉行的解放軍總政治部全體干部、戰士、職工大會上說：“肖華同志從紅小鬼到總政治部主任，跟著毛主席幾十年，他怎會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呢？他寫的《長征組歌》，你們能寫出來嗎？對毛主席沒有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是寫不出來的。”現在趙文也來貶低《長征組歌》，這和他反毛的思想也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一些人反毛無損于毛澤東的偉大，而趙文在反毛的同時連帶反歌頌毛澤東的《長征組歌》，同樣也無損于這部膾炙人口的藝術作品的毫毛。我堅堅決地相信，歌頌長征、歌頌毛澤東的《長征組歌》一定會作為20世紀中國的一部紅色經典世世代代流傳下去。

六、駁“朱老總最早提出抗日持久戰”的謬說

趙文說，“早在全面抗戰爆發的前夕，1937年4月12日，朱老總就在延安中央大禮堂舉行的西北青年救國會第一次代表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中，針對國民黨的速勝論和黨內某些人的急躁情緒，提出了抗日持久戰的戰略思想。他在講話中明確指出：‘抗日戰爭不是一兩次戰爭就能解決的，戰爭的時間必會長久，戰線必定會很寬。’他又利用抗戰爆發后到南京參加蔣介石召集的國防會議的機會，于1937年8月11日在會議上發表了重要演說，進一步指出抗戰的取勝之道是：‘實行持久戰，開放民主，動員民眾，在敵后發動游擊戰爭。’他的遠見卓識，使得與會的國民黨將領們為之耳目一新。他還就當前戰局的進展發表了預見性的論斷，指出：‘日寇近日就會進攻上海’，在座的國民黨將領們對此半信半疑。結果，只隔了一天，會議還未散，就爆發了‘八·一三’淞滬抗戰，與會諸將領盡皆嘆服備至。不久以后，蔣介石就接受他的建議，在廬山開辦了抗日游擊干部訓練班，聘請了八路軍將領作教官。與此同時，朱老總在八路軍總部出版的《前線周刊》上發表了專著《論抗日游擊戰爭》，全面而詳盡地闡述了怎樣從戰略高度上以及在具體戰術上開展游擊戰爭，以達成持久抗戰并最終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的目的。1938年11月，延安解放社為該書出版了單行本。這本書，成為根據地軍民發動抗擊日寇的軍事行動的最好教材。”趙還說，“朱老總的這一對日持久抗戰的戰略指導思想與毛澤東完全一致，稍后，毛澤東于1938年5月發表了他的著名論著《論持久戰》。”

趙文這樣說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認為朱德有關持久戰的觀點比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要早一年多，毛澤東沒有朱德高明，甚至還暗含毛澤東有可能抄襲了朱德的思想觀點。用心不可謂不惡毒，但是，這種說法完全經不起事實的檢驗。事實是，毛澤東的《論持久戰》雖然是1938年5月才發表的，但是，毛澤東關于《論持久戰》一書的主要論點卻早就提出來了。這一點甚至不需要另外再找什么證據，就在《論持久戰》一書里就可以看到現成的證據。不信請看毛澤東在書里是怎么說的，他說：“這些問題的主要論點，還在兩年之前我們就一般地指出了。還在1936年7月16日，即在西安事變前五個月，盧溝橋事變前十二個月，就一般地估計了中日戰爭的形勢，并提出了爭取勝利的各種方針。為備忘計，不妨抄錄幾段如下”。（《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3頁）毛澤東足足抄錄了有三頁紙之多，為節省篇幅，我們只從中選取幾段話來加以說明：

當斯諾問“在什么條件下，中國戰勝并消滅日本帝國主義的實力呢？”這個問題時，毛澤東說，“要有三個條件：第一是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二是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國內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運動的興起。就中國人民的立場來說，三個條件中，中國人民的大聯合是主要的。”

當斯諾問“這個戰爭要延長多久”這個問題時，毛澤東答以“要看中國抗日統一戰線和中日兩國其他許多決定因素如何而定。”

在回答斯諾關于“從政治上和軍事上來看，你以為這個戰爭的前途要如何發展”問題時，毛澤東說，“有許多人想，一旦中國海岸被日本封鎖，中國就不能繼續作戰。這是廢話。為反駁他們，我們不妨舉出紅軍的戰爭史。在抗日戰爭中，中國作戰的優勢，比內戰時紅軍的地位強得多。中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就是日本能占領中國一萬萬至二萬萬人口的區域，我們離戰敗還是很遠呢。我們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戰，而日本在整個戰爭須得時時在其后方做防御戰。中國經濟的不統一、不平衡，對于中國抗日戰爭反為有利。例如將上海和中國其他地方割斷，對于中國的損害，絕沒有將紐約和美國其他地方割斷對于美國的損害那樣嚴重。日本就是把中國沿海封鎖，中國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無法封鎖的。所以問題的中心點還是中國全體人民團結起來，樹立舉國一致的抗日陣線。這殺我嗎早就提出了的。”（同上，第443、444頁）

其實，問題并不在于 “持久戰”這個詞或這個說法，而在于要在理論上真正弄清楚為什么是持久戰，怎樣進行持久戰？毛澤東說，“很多人都說持久戰，但是為什么是持久戰？怎樣進行持久戰？很多人都說最后勝利，但是為什么會有最后勝利？怎樣爭取最后勝利 ？這些問題不是每個人都解決了的，甚至是大多數人至今沒要解決的。”（同上，第439頁）在當時，既有亡國論的流傳，也有速勝論的盛行，不從理論上解決這些問題，就不能把抗日戰爭推向前進。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就是為解決這些問題而寫的。毛澤東認為，“‘為什么是持久戰’這一個問題，只有依據全部敵我對比的基本因素，才能得出正確的回答。”（同上，第459-460頁）在這部著作里，毛澤東客觀地分析了敵國（日本）和我國（中國）各個方面的因素，包括兩國各方面的優點和缺點，并且融進了時代的特點，指出了日本的退步和寡助，中國的進步和多助。他強調，“我們的戰爭不同于任何別的戰爭，乃是中日兩國在20世紀30年代進行的戰爭。”“此次戰爭發動于世界帝國主義首先是法西斯國家大崩潰的前夜，日本也正是為了這一點才舉行這個最后掙扎性的冒險戰爭。所以，戰爭的結果，滅亡的不會是中國而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集團，這是無可逃避的必然性。”而“中國方面呢？它已經不能和別的任何歷史時期相比較。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是它的特點，所以被稱為弱國。但在同時，它又處于歷史上進步的時代，這就是足以戰勝日本的主要依據。”“國際的條件，使得中國在戰爭中不是孤立的，這一點也是歷史上空前的東西。”“加上日本是小國、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國是大國，地大、物博、人多、兵多這一個條件 ，于是在強弱對比之下，就還有小國、退步、寡助和大國、進步、多助的對比，這就是中國決不會滅亡的根據。”“強弱對比雖然規定了日本繼續在中國有一定時期和一定程度的橫行，中國不可避免要走一段艱難的路程，抗日戰爭是持久戰而不是速決戰；然而小國、退步、寡助和大國、進步、多助的對比，又規定了日本不能橫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敗，中國決不會滅亡，必然要取得最后的勝利。”（同上，第451-453頁）《論持久戰》還討論了持久戰的三個階段、能動性在戰爭中等許多問題。這個論著既充滿了唯物論，也充滿了辯證法，是學習馬克思主義的一本極好教材。

應該說，毛澤東是一位哲學家，也是一位軍事理論家，他的研究不僅遠遠早于朱德，而且其研究問題的視角和深度，顯然也與朱德的論述不同，趙文說“朱老總的這一對日持久抗戰的戰略指導思想與毛澤東完全一致”是毫無根據的。任何人如果讀過《論持久戰》并且把它和朱德的《論抗日游擊戰爭》稍加對照，就很容易得出正確的結論，想用朱德的論述來貶低、否定毛澤東，是注定非失敗不可的 。

七、關于發展東北的決策和三大戰役的指揮

趙文說，“日寇一投降，蔣介石立即電令八路軍、新四軍‘原地待命’，卻急令蔣軍‘積極推進，勿稍松懈’，內戰陰云密布。1945年8月28日下午，朱老總在送走赴重慶談判的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從機場返回之后，馬不停蹄，立即趕往延安中央黨校大禮堂作報告，指出：‘我們要積極向東北發展，東北大有文章可做。’9月14日，根據朱老總的提議，中央果斷作出決定，把原先準備派往南方的十萬部隊和兩萬干部轉為派往東北，并陸續將二十余位中央委員調到東北工作。緊接著，他又與劉少奇聯名致電毛澤東、周恩來，明確提出‘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的戰略方針。在得到復電同意后，立刻以中央名義電示全黨全軍遵照執行，并且充滿信心地指出，按此方針‘即能保障中國人民的勝利’。”

趙文此說又完全背離了歷史。事實上 ，黨中央關于東北問題的決策并不是在抗日戰爭勝利以后才提出來的。毛澤東早在抗戰勝利之前就已經高瞻遠矚地注意到了東北問題的極端重要性。他在1945年5月31日所作的《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結論》里就明確地指出：“東北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區域，將來有可能在我們的領導下。如果東北能在我們的領導下，那對中國革命有什么意義呢？我看可以這樣說，我們的勝利就有了基礎，也就是說，確定了我們的勝利。現在我們這樣一點根據地，被敵人分割得相當分散，各個山頭、各個根據地都不是鞏固的，沒有工業，有滅亡的危險。所以，我們要爭城市，要爭那么一個整塊的地方。如果我們一大塊整個的根據地，包括東北在內，就全國范圍來說，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有了基礎，有了堅固的基礎。現在有沒有基礎呢？有基礎，但是不鞏固，因為我們沒有工業，沒有重工業，沒有機械化的軍隊。如果我們有了東北，大城市和根據地打成一片，那么，我們在全國的勝利，就有了鞏固的基礎了。”（《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你版，第410-411頁）在這方面，他甚至把東北問題提到這樣的高度：“從我們黨、從中國革命最近將來的前途看，東北是特別重要的。如果我們現有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只要我們有了東北，那么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轉引自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758頁）

在抗戰勝利以后，蔣介石邀請毛澤東到重慶共商國是，毛澤東先后在1945年8月23日和26日兩次召開政治局會議研究對策。在這兩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都談到了東北問題。他說，限于中蘇條約，蘇聯不能直接援助我們。我們先派干部去是確定的，是大有文章可作的，軍隊去不去，還不一定，要看情況。（《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45年8月23日》，轉引自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758頁）

朱德在毛澤東8月28日乘飛機去重慶的當天下午到延安中央黨校大禮堂作報告，講東北問題的重要，所根據的就是上面提到的毛澤東講話的精神，有些還是毛澤東的原話，如“東北大有文章可做”就是毛澤東在8月23日政治局會議上說的原話。鑒于東北問題的極端重要性，朱德這樣及時地去做工作是完全正確的，但是，趙文不顧事情的前因后果，把發展東北說成是朱德決策的就完全錯了。

至于后來往東北派干部，其實也是政治局會議上研究過的，毛澤東說“我們先派干部去是確定的”就是證明。而毛澤東說“軍隊去不去，還不一定，要看情況”，那也不是毛澤東對派軍隊去東北有動搖，而是因為蘇聯和國民黨政府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之所以9月14日朱德和劉少奇再次提出派軍隊去東北的問題，那是因為這天蘇軍在東北的最高司令馬林諾夫斯基元帥的代表貝魯羅索夫中校在首批赴東北的部隊干部曾克林的陪同下乘蘇軍飛機到延安，談到在蘇軍退出東北之前無論是蔣軍還是八路軍都不能進入東北。朱德則提出熱河和遼寧之一部在中日戰爭爆發時就有八路軍活動并且創有根據地，應允許該地區之八路軍仍留原地。朱并與蘇軍代表達成協議，即蘇軍同意將原屬冀熱遼抗日根據的的錦州（偽滿洲國曾設“錦州省，轄遼西14個縣）、熱河兩省完全交給八路軍接管。當天，中央政治局還聽取了曾克林匯報工作，朱德再三叮囑：“你們是第一批進入東北的部隊，責任更是重大。”當晚，政治局開會決定，把戰略重點放在東北，把原來決定南下的十萬部隊和兩萬干部轉而挺進東北，并決定建立以彭真為書記、陳云、程子華、林楓、伍修權為委員的中央東北局，加強對工作的領導。（轉引自金沖及主編：《朱德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656頁）應該說，由于當時毛澤東和周恩來正在重慶與蔣介石談判，中央政治局在七大和8月23、26日兩次會議已經有了發展東北、派人前去的精神，作出這樣的決定是完全正確的。三天后，劉少奇和朱德又致電毛、周，明確提出“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的戰略方針，得到了毛、周的同意。這種積極的態度也是應該肯定的，但是，趙文因此把確定向東北發展的決策說成是朱德做出的就不符合事實了。

趙文還說，“三大戰役在中國乃至世界軍事史上，都有著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的勝利，標志著蔣介石20多年來在中國的統治行將結束。那么，當時作為中共中央主管軍事的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的朱德，在偉大解放戰爭的戰略決戰中，是如何對三大戰役進程作出科學預見和指導呢？”

在這里，趙文想把預見和指揮三大戰役的功勞都記在朱德的的名下，這顯然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不錯，朱德是七屆一中全會產生的五大書記中主管軍事的，但是，不要忘記，當時還在戰爭時期，黨的工作重心還是軍事，每個人的工作都是圍繞軍事這個中心工作進行的，軍事工作不僅是朱德的中心工作，也是毛澤東這個最高領導人的中心工作。事實也是這樣。當時在西柏坡的中央領導人，哪一個不是圍繞軍事工作開展自己的工作的？在大決戰階段，還有什么是比戰爭還要重要的工作？

如今，離大決戰已經61年，但是，當年的文獻資料都還保存完好，趙文說朱德如何預見、如何指導，但是卻拿不出什么像樣的材料來加以證明，相反，毛澤東指揮三大戰役材料卻非常豐富。現在有關領導人的文集、年譜、傳記也都已經陸續出版，三大戰役究竟是朱德預見和指導的結果，還是毛澤東嘔心瀝血、多謀善斷，“運籌于帷幄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所取得的偉大勝利，這個問題是不難得出正確的結論來的。

當然，我們也并不否定朱德對于紅軍和整個革命事業的貢獻，但是，把朱德和毛澤東對立起來，揚朱抑毛，抬高朱德，貶低毛澤東，這樣做肯定是錯誤的，不得人心的。朱毛是共同戰斗的戰友，他們的交往和友誼可以說是一種同生死、共患難的關系。這一點，在長征中曾經受到考驗。張國燾在北上途中曾經擁兵自重，妄圖分裂黨，另立中央，逼迫朱德背叛毛澤東，朱德置生死于不顧，嚴詞加以拒絕。毛澤東知道后稱贊朱德“臨大節而不辱”。我們今天為什么要把他們二人人為地對立起來呢？至于說到貢獻，朱德的貢獻也很大，但是，他畢竟不能與毛澤東相比。宋慶齡在毛澤東逝世后曾在《追念毛主席》一文里這樣評價毛澤東、朱德和周恩來三位領導人，她說：毛主席“是一位目光遠大，舉世無雙的領袖和導師，他是偉大事業的印路人，而朱總司令合周總理是偉大事業的得力助手。”（《宋慶齡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41頁）她與這三位領導人很早就有來往，自己也是一位革命家和國務活動家，她的這個評價顯然不是隨便說的，很值得我們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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