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駐法大使吳建民近日在華盛頓訪問期間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時提出了“韜光養晦至少還要管一百年”,充分暴露了某些精英跪著外交的嘴臉。今天,我想談一談我對共和國60年來的外交和國際地位的看法。
一、共和國前30年的外交和國際地位
1.清除帝國主義勢力
舊中國深受帝國主義奴役。1840年至1949年中國共簽訂1100多個不平等條約,簽約國不僅有列強,也有墨西哥,巴西這些半殖民地國家,或者說包括了除中國外世界所有國家。當時流傳的“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是中國人地位的真實寫照。在蔣介石拼命吹噓的“黃金時代”1936年,中國70%的煤炭,96%的鋼鐵被外資企業控制。可以說,中國是世界上地位最低的國家。
新中國剛剛建立,就實行了“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的方針,“另起爐灶”,就是不承認國民黨政府同各國建立的一切舊的屈辱的外交關系,而要在新的基礎上經過談判同各國另行建立新的平等的外交關系。“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就是清除帝國主義在華殘余勢力,取消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特權,以鞏固新中國的獨立與主權,到1953年,帝國主義在華侵略勢力被基本清除。
這樣,新中國剛剛建立,就通過“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的方針使我國改變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獨立自主的外交關系,鞏固了新中國的獨立和主權,為與世界各國建立平等互利的外交關系奠定了基礎。
2.不畏強權,堅持正義的革命外交
新中國建立之初,雖然取消了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特權,但是仍然是一個國際地位相對較低的國家。但是,毛主席堅持不畏強權,堅持正義的革命外交,讓中國贏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與信任。下面僅以抗美援朝戰爭和文化大革命為例簡要介紹。
1950年6月25日 ,李承晚挑起了朝鮮內戰。26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命令美國駐遠東的海、空軍參戰,支援韓國國軍。27日, 杜魯門發表聲明,宣布派兵,并令美國海軍第7艦隊侵入中國臺灣海峽。同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在沒有蘇聯參加的情況下,通過了美國提案,要求各會員國在軍事上給韓國以“必要的援助”。(顯然,美國侵略朝鮮蓄謀已久,否則怎么能反應如此迅速?) 7月7日,聯合國安理會又通過了美國關于設立聯合司令部以統一指揮在朝鮮半島的各國部隊的提案。8日,杜魯門任命美國遠東軍總司令麥克阿瑟為“聯合國軍”總司令。9月15日,“聯合國軍”在仁川港登陸。10月1日越過“三八線”,19日強占平壤。
10月8日,朝鮮政府請求中國出兵援助。一道難題擺在了新生的共和國面前:共和國剛剛成立,百廢待興;美國實力強大,又打著聯合國安理會和“國際社會”的旗號(盡管世界人民絕大多數很清楚聯合國安理會和“國際社會”是個什么玩意,但總也能騙幾個人),中國怎么辦,是不是要韜光養晦呢?毛主席思之在三,最終決定:參戰!因為中國如果在美國控制的聯合國安理會和“國際社會”面前屈服了,那么和舊中國又有多大區別呢?這種民族精神的損失是難以用生命財產來衡量的。盡管雙方實力相差懸殊,但是中國有巨大的政治優勢,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仍然有勝利的希望。10月1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海陸空首批援朝部隊赴朝參戰。戰爭持續了2年多的時間,中國把美國為首的“十六國聯軍”從鴨綠江趕回了三八線。1953年7月27日,戰爭雙方在朝鮮停戰協定上簽字。至此,歷時2年零9個月的抗美援朝戰爭宣告結束。
抗美援朝戰爭極大的提高了中國國際地位,一方面讓全世界看清了中國不可欺辱,另一方面表明新中國不畏強權,堅持正義,不在帝國主義控制的聯合國安理會和“國際社會”面前屈服,讓世界人民看到了希望。從此,中國躋身世界強國之林。
60年代中期,在“黃金時代”的外表下,世界各國特別是帝國主義國家,社會矛盾日益加深,世界人民苦苦探索新的出路。在這種情況下,毛主席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堅定不移的支持帝國主義國家人民反對本國壟斷資產階級的斗爭,得到了世界人民廣泛支持和響應。60年代美國轟轟烈烈的黑人民權運動,女權運動,反戰運動等新左派運動很大程度上都是受了毛澤東思想的影響。1968年法國發生了“五月風暴”,意大利發生了“熱秋運動”,人民舉著毛主席像,手拿紅寶書,走上街頭。當時的美國人說“登上月球的人是英雄,去中國的人是英雄中的英雄”,法國人吶喊“讓中國的紅衛兵來解放法國人民”,有的日本人甚至希望渡海去中國。完全可以說,當時的中國是世界人民心中的圣地,毛主席是世界人民心中的圣人。美國尼克松國內政策一團糟,只是因為訪問中國,見了毛主席一面便在1972年總統大選中以選舉人票520:17大勝獲得連任。無論怎么評價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提高了中國的國際聲望是不容否認的。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極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聲望,很難想象70年代我國的外交熱潮。
3.獨立自主基礎上的對外開放
有人說,中國前30年閉關鎖國,這是大錯特錯的,中國前30年對外開放程度是相當高的。
1949年12月,毛澤東率代表團訪蘇。就是在這次訪問中,還商定由蘇聯援助并貸款進行恢復、改建和興建50個大型工業企業,這成為后來的“156項工程”中的首批項目。“一五”計劃把蘇聯援建的“ 156項工程”作為工業化建設、也是重工業建設的中心和重點。“156項工程”主要是重工業項目。從實際施工的150項看,軍工企業有44個,冶金工業企業20個,化工企業 7個,機械加工企業24個,能源工業企業52個,輕工業和醫藥工業3個。這些建設項目主要配置在東北地區、中部和西部地區。其中的106個民用工業企業,布置在東北的有50個,中部32個;44個國防企業,布置在中部和西部的有35個。通過這 150個項目的建設以及為其配套的項目的建設,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改變工業畸重沿海的狀態,迅速展開較為合理的工業面局,建立起較完整的基礎工業和國防工業體系的骨架,起到奠定社會主義工業化初步基礎的重大作用。
一九七三年,美國爆發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并導致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當時的新中國敏銳地發現并抓住了對于新中國來說這一難得的大好機遇,立即制定并開始了“四三方案”的實施。所謂的“四三方案”,就是我國于一九七四年開始正式實施的從美日英法西德意大利荷蘭等國引進的總價值超過四十三億美元的,包括四套大型化纖生產設備,十三套大型化肥生產設備,三套大型石化生產設備,一套大型烷基苯生產設備,一套 一米 七軋鋼設備,一套鋼鐵生產設備,三套大型發電設備,四十三套綜合采煤機組以及透平壓縮機、燃氣輪機、工業汽輪機生產設備在內的先進的工業生產設備。從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二年,“四三方案”引進的項目全部陸續建成投產,為國民經濟的發展,為增加我國的綜合國力,為改善人民的生活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四套化纖生產設備全部建成投產后,為解決中國人的穿衣問題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四三方案”引進的十三套大型化肥生產設備和當時自建的十九座年產十萬噸的化肥廠全部陸續建成投產后,使我國化肥的年產量增加了一千二百萬噸,按農業部計算,化肥的施用量每增加 一公斤 ,糧食產量可增加四至五公斤。單是這個期間自建和引進的化肥廠所生產的化肥,就使全國每年的糧食產量增加了五千萬到六千萬噸。從此,中國人不但解決了吃飯問題,而且生活也開始了改善。
特別要指出的,這一時期中國的對外開放是建立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基礎上的,絲毫沒有損害中國主權。引進外國技術、設備主要采取出口農礦產品交換等形式,建成的項目完全是屬于中國所有的。
除了引進,中國大力援助第三世界國家的斗爭。僅僅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援助阿爾巴尼亞的總額達100億人民幣,援助越南的總額達200億美元,卻沒有提出任何政治要求。這和當時美蘇兩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4.大國外交和國際地位
抗美援朝戰爭雖然極大的提高了中國國際地位,使中國躋身世界強國之林,但是中國的實力畢竟不足,這種國際地位是不穩定的。在這種情況下,毛主席采取了平衡為中心的大國外交,讓中國國際地位穩步提高。
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前,1949年6月30日,毛主席發表了《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毛主席在文中明確提出了新中國外交“一邊倒”的方針。當時,世界局勢明顯有利于美國,經過抗美援朝戰爭等一系列斗爭,美蘇勢力接近平衡。50年代后期,蘇聯也開始實行霸權政策。在這種情況下,新中國外交60年代采取了“兩條線”的方針,同時推行面向獨立的亞非拉國家的“一大片”的外交方針,聯合亞非拉國家既反美又反蘇。不過,60年代美國仍占一定優勢,中國外交仍然以反美為重點,通過援助越南等措施,使美國霸權急劇衰落。70年代,在蘇聯占一定優勢的情況下,中國確定了以聯合美國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為基本特征的“一條線”外交戰略。這里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時期的“一條線”外交戰略絕不是放棄了反美,只是以反蘇為重點。例如,在《上海公報》中中國方面就表示:堅決支持越南、老撾、柬埔寨三國人民為實現自己的目標所作的努力,堅決支持越南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的七點建議以及在今年二月對其中兩個關鍵問題的說明和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級會議聯合聲明;堅決支持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二日 提出的朝鮮和平統一的八點方案和取消"聯合國韓國統一復興委員會"的主張;堅決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和對外擴張,堅決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愿望。這顯然是美國不贊成的,表明了中國方面鮮明的立場。而且,中國和蘇聯之間《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名義上仍然存在,為以后國際形勢變化下聯蘇反美留下了余地。
總之,中國前30年的大國外交是以“大國平衡”為中心的,也就是支持美蘇爭霸中弱勢的一方,不斷削弱強勢的一方。這樣,中國收到了“四兩撥千斤”的效果。在1976年毛主席逝世時,美蘇兩國精疲力盡,受到了極大的削弱。美蘇兩國的盟友東歐、西歐、日本也紛紛現出了疲態。當時世界上論國際地位是中美蘇大三角,論國際聲望是中國獨占鰲頭。按這種趨勢發展下去,美蘇兩國勢必同歸于盡,相應的美蘇兩國的盟友東歐、西歐、日本也必然受到極大削弱,中國必然會取得世界的領導權。當然,中國取得世界的領導權絕不是稱霸世界,而是指中國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領導世界人民實現全人類的解放。
二、共和國后30年的外交和國際地位
1. 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的“搭車”戰略
70年代后期,中國表面上堅持“一條線”外交戰略,聯合美國反對蘇聯霸權主義,但是這一時期的“一條線”外交戰略和毛主席時期有了明顯的不同。毛主席時期的“一條線”外交戰略絕不是放棄了反美,只是以反蘇為重點。而這一時期的“一條線”外交戰略基本放棄了反對西方帝國主義,“大國平衡”戰略變成了“搭車”戰略。
1978年12月16日,中美雙方同時發表建交公報。《中美建交公報》只是強調“雙方都希望減少國際軍事沖突的危險”,“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任何一方都不準備代表任何第三方進行談判,也不準備同對方達成針對其他國家的協議或諒解”,《上海公報》中中國方面鮮明的立場蕩然無存。1979年,中國擔心《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和對外擴張”的內容“刺激”日本,宣布《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1980年期滿后不再延長。在中東問題上,中國支持埃及單獨和以色列和解,使中國和大多數阿拉伯國家關系急劇惡化。特別是,1979年對越自衛還擊作戰,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大國和一個社會主義小國開戰,使中國國際聲望一落千丈。
到了80年代,國際形勢又發生了變化,美國占了明顯的優勢。如果按“大國平衡”戰略,中國聯蘇反美,完全可以防止國際格局失衡而導致中國陷入被動。但是,當時的中國領導人片面強調“開放”,其實是繼續奉行“搭車”戰略,聯美反蘇。中國一方面支持阿富汗的抗蘇力量,另一方面繼續和蘇聯支持的越南作戰,使美蘇的實力差距不斷擴大,國際格局失衡不斷加劇。到了80年代后期,蘇聯終于撐不住了。可是,美國絲毫沒有讓中國分一杯羹的打算,反而感覺中國沒有用了,積極支持中國國內“資改派”奪權,想一舉搞垮中國。中國這時如夢方醒,急忙與1989年實現中蘇關系正常化,可是為時已晚,國際格局失衡太嚴重了,很快,1989年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制裁中國,同年東歐劇變,1991年蘇聯解體,中國陷入了極度被動的局面。
總之,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的“搭車”戰略是中國外交的一大戰略性失誤,不僅使中國國際聲望一落千丈,也使中國國際地位大滑坡,從中美蘇大三角中的一角變成了“一超多強”中的一強,更使中國面臨極端不利的國際形勢。
2.90年代以來的“韜光養晦”戰略
80年代末90年代初,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國際格局失衡,給中國外交又出了一大難題。中國怎么辦,是要韜光養晦,還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反對美國霸權主義?中國選擇了韜光養晦,又一次犯了無法挽回的錯誤。
其實,雖然由于中國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的“搭車”戰略,沒能使美蘇兩國同歸于盡,但是在美蘇爭霸獲得了勝利的美國也不過是慘勝。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國國債高達20000億美元,1992年又爆發了嚴重的種族沖突。特別是當時世界各國都厭惡美國這個“唯一超級大國”,俄羅斯和美國的矛盾并未隨蘇聯解體而消失;第三世界國家失去了“中間地帶”的地位,對美國霸權主義十分警惕;甚至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內部矛盾也尖銳化,西歐、日本起來挑戰美國的霸權,美國的唯一超級大國地位也出現了動搖。可以說,“一個超級大國垮了,另一個超級大國被嚴重削弱”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際形勢的真實寫照。中國面臨著一個稍縱即逝的良機,如果抓住這個機會,團結第三世界國家,聯合俄羅斯、西歐、日本共同和困境中的美國做斗爭,即使不能把美國搞垮,至少也能進一步削弱美國,實現世界格局的多極化。
但是,當時的中國部分領導人缺乏大局意識和戰略眼光,針對許多國家希望中國站出來反對美國,明確表示“不扛旗,不當頭”,“韜光養晦”。據說“這個頭,當了絕無好處,很多主動都失掉了”,但是,“這個頭,當了絕無好處”,難道不當就有什么好處嗎?如果不趁它病要它命,進一步削弱美國,難道美國恢復過來就能感激中國嗎?中國實力的確不如美國,但是雙方實力相差再懸殊也沒有剛建國時候懸殊吧?那時候新中國都能夠不畏強權,堅持正義,不在帝國主義控制的聯合國安理會和“國際社會”面前屈服,把美國軍隊從鴨綠江趕回了三八線,怎么“中國綜合國力極大增強”的改革開放時期反而要“韜光養晦”了呢?結果,時機稍縱即逝,美國畢竟根基深厚,沒有中國的支持,有長期依賴美國的“軟骨病”的西歐、日本無力斗垮美國,第三世界國家和元氣大傷的俄羅斯更沒有這個能力。中國的“韜光養晦”使美國獲得了喘息之機,90年代通過克林頓政府的休養生息又恢復了元氣。恢復了元氣的美國馬上把中國定為“頭號敵人”,于是,炸館、撞機接踵而至。同時,由于中國“不扛旗,不當頭”,使第三世界國家對中國日益失去信心,西歐、日本也看不起中國,紛紛轉向“韜光養晦”,聯合美國對付中國,中國更加被動了。
總之,90年代以來的韜光養晦戰略是中國外交的又一大戰略性失誤,不僅使中國國際聲望進一步下滑,也使中國喪失了進一步削弱美國的時機,更使美國、西歐、日本聯合對付中國,中國面臨更加不利的國際形勢。
3.片面的對外開放
70年代后期以來,我國對外開放的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從引進外國技術、設備自己興建企業轉為吸引外國投資。引進外國技術、設備建成的項目是屬于中國所有的,而吸引外國投資興建的企業是屬于中國所有的,這兩種開放方式孰優孰劣一目了然。
有人認為,外資可以彌補資金不足,增加就業機會,提供先進技術。其實,外資經濟特別是外國獨資經濟,開始時可能會彌補資金不足,但隨著外資企業大量把利潤匯回本國,會大大加劇資金不足;開始時可能會增加就業機會,但隨著外資企業惡性競爭導致大量民族企業倒閉,會大大加劇失業問題;開始時可能會提供先進技術,但因為外資企業壟斷了核心技術,會嚴重損害自主創新能力。
不僅如此,外國真正在中國投資新建的企業寥寥無幾,絕大部分是收購中國原有的企業。當然,是不是“收購”也很難說,反正企業的中國員工沒有撈到好處。中國國內“資改派”又主張“靚女先嫁”,把國內賺錢的企業都賣給了外國人,留在手里的都是虧損企業。這還是“真外資”,還有不少“假外資”,明明是中國企業,不知怎么就變成外資了。“新星號”事件中,“新星號”掛塞拉利昂旗,我國專家說“對于船員遭到損害和犧牲的時候,不僅是這個船的船籍國有權利為船員主張權利,同樣,船員本身自然人的國籍國,也可以通過正常的外交保護手段,來為船員的犧牲和損失主張權利”,也就是承認了“新星號”是一艘外國船。可口可樂收購匯源,我們才知道匯源的注冊地是有著世界避稅天堂之稱的開曼群島,也是“外資企業”。據說像這樣把中國企業變成外資企業,“和愛國扯不上關系,純屬商業上的運作”,其實,無非是一方面方便偷稅漏稅,令一方面為自己卷款逃跑留下后路罷了。
某些人整天吹噓“中國的外資世界第一”,我實在不知道中國的外資企業多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要知道,舊中國外資企業比重之高可是世界名列前茅。
4.外國特權的卷土重來
中國外資企業的急劇膨脹使外國對中國的影響不斷增大,外國在中國的特權也隨之卷土重來。不僅外資企業享有“超國民待遇”,外國人在中國也高人一等。
僅從司法方面說,隨著外國人來華人數的不斷增加,在華犯罪的外國人也越來越多。我國司法部門對待在華犯罪外國人,幾乎都是不聲不響、輕描淡寫、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最多不過驅逐了事,甚至不少人已經忘了“治外法權”早已廢除,對待在華犯罪外國人必須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予以嚴懲。例如:去年,有3個外國人把一名中國女子從高樓上拋出致死,無論這名中國人從事什么工作,這3名外國人都犯下了故意殺人罪,都應該被中國法律處以重刑和高額罰款、高額民事賠償。事實上卻沒有任何司法部門嚴懲這3名外國人的報道。甚至司法制度上外國人在我國也享有特權。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二十條規定:“中級人民法院管轄下列第一審刑事案件:(一)危害國家安全案件;(二)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普通刑事案件;(三)外國人犯罪的刑事案件。”顯然,這樣的規定在立法上造成了中國人與外國人之間享有的訴訟權利不平等,使不享有外交特權和豁免權的外國人在刑事訴訟中享有了高于中國公民的訴訟權利。因為如果按照犯罪主體是否是中國公民或犯罪主體的不同國籍來作劃分的話,將可能導致兩起犯罪事實完全相同(例如均為一般的盜竊)的刑事案件,僅僅因為犯罪的人一個是中國公民,另一個是外國人,而分別交由級別不同的人民法院一審的不公平現象。這事實上導致在中國的中國公民的司法地位不及外國人,普通外國人在我國享有訴訟特權。
總之,近30年中國從中美蘇大三角中的一角變成了“一超多強”中的一強,享有“超國民待遇”的外資企業遍布全國,外國人在中國也高人一等。對照全世界人民把中國當成心中的圣地的六七十年代,中國國際地位提高了沒有,我想應該很清楚。
三、絕不能再搞“韜光養晦”了
1.歷史的經驗教訓證明不能搞韜光養晦
有人說“韜光養晦”戰略是好的,只是被吳建民暴露了,我是不贊成的,歷史的經驗教訓證明,不能搞韜光養晦。
不少人常常拿越王勾踐和劉備舉例,說明“韜光養晦”戰略是好的,可是不要忘了,越國不久就衰亡了,統一中國的正是不“韜光養晦”的秦國,蜀漢最終還是被不“韜光養晦”的曹魏滅了。
近代中國100年一直在“韜光養晦”。李鴻章就強調“韜光養晦”、“以夷制夷”,結果甲午慘敗,“以夷制夷”成了“以華制華”。袁世凱也強調“韜光養晦”,結果短短幾年中,外蒙自治,《二十一條》,中國的損失超過了晚清幾十年。蔣介石更是不遺余力的強調“韜光養晦”,大搞“攘外必先安內”。結果,20萬東北軍把東北丟給了1萬日軍,隨后200萬國民軍在27萬日軍進攻下丟了半個中國。
新中國建立以后,從根本上否定了“韜光養晦”,不畏強權,堅持正義,讓世界人民看到了希望。1950年中國經濟水平顯然不如1937年,1950年美國實力顯然遠遠超過1937年的日本,但是,中國卻把美國軍隊從鴨綠江趕回了三八線。要知道,當時美國可是出動了全部有戰斗力的部隊(有人說美國動用了陸軍的三分之一,空軍的五分之一,海軍的二分之一,其實,美國沒有出動的部隊根本沒有戰斗力可言,例如空軍的五分之四裝備的是舊式螺旋槳飛機),而死亡的人數不足“韜光養晦”的抗戰的百分之一。到在1976年毛主席逝世時,世界上論國際地位是中美蘇大三角,論國際聲望是中國獨占鰲頭。
近30年,恢復了“韜光養晦”的中國面臨的國際形勢越來越不利,從中美蘇大三角中的一角變成了“一超多強”中的一強,在國際上聲音越來越小。再“韜光養晦”下去,后果可想而知。
2.現實的形勢不容許搞韜光養晦
如果說,現實的國際力量對比如果比較平衡,“韜光養晦”還可以茍延殘喘一段時間,那么在國際力量對比失衡的今天,“韜光養晦”無異于自殺。
在當前的國際格局中,美國占了明顯的優勢,中國、俄羅斯、西歐、日本只有聯合起來才有生路,如果你也“韜光養晦”、我也“韜光養晦”,只能被各個擊破,害人害己。
僅以吳建民先生曾任大使的法國為例。法國本來是主張世界格局的多極化的,2003年美國侵伊戰爭前夕反對美國侵伊,并希望和中國合力制止美國侵伊戰爭。當時的中國駐法國大使吳建民先生大搞“韜光養晦”,“躲在法國背后”,結果未能制止美國侵伊戰爭,中國也失去了法國人的信任。結果,薩科奇一上臺就表示要“學習”中國,不再積極推動世界格局的多極化了,重返了北約軍事一體化組織,并堅定不移的跟隨美國反華。也不光是薩科奇一個人,不久前巴黎市議會經過投票,決定授予達賴”榮譽市民”稱號,同時被授予這一稱號的,還有被中國依法處理的胡嘉。中國這個美國的頭號敵人不是都能“韜光養晦”嗎,法國又有什么不行呢?看看誰更能“韜光養晦”,看看誰先死!就這樣,中國和法國比著“韜光養晦”,美國在一邊偷著樂。
今年以來,美國在朝鮮半島上動作頻頻,大有不惜一戰的態勢。這表面是針對朝鮮,實際針對的對象是誰,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可以說是心照不宣。現在,必須果斷放棄“韜光養晦”的鴕鳥政策,趁美國內有經濟危機,外有侵略大軍陷在伊拉克、阿富汗的時候,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反對美國霸權主義,力求實現世界格局的多極化。這是最后一個機會了,如果再以“國際社會負責任的大國”自居,搞“扇我左臉,送上右臉”的“韜光養晦”,等美國恢復了元氣,非被活活扇死不可。
總之,“韜光養晦”是自殺的鴕鳥政策,只能把中國“掏光”,把外國“養肥”,再“韜光養晦”,亡國指日可待。絕不能再搞“韜光養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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