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時代特點、國際主義和我國外交

——駁《炎黃春秋》之《胡耀邦在對外關系上的撥亂反正》

奚兆永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照理說，各個報刊應該多登歌頌建國60年來所取得的偉大成就的文章，多登歌頌開國領袖毛澤東的文章，但是，《炎黃春秋》卻反其道而行之，連篇累牘地發表吹捧胡耀邦的文章，刻意否定新中國的成就，特別是否定新中國的前30年的成就，否定開國領袖毛澤東， 否定中國所走的社會主義道路，其罪惡用心可說是昭然若揭。

該刊第5期所載宋以敏《胡耀邦在對外關系上的撥亂反正》一文也是如此。在宋文看來，從列寧到毛澤東，也包括鄧小平在80年代一個時期，對于時代特點、世界革命和中國外交的觀點都是錯誤的，而只有胡耀邦才“站到了歷史潮流的前面，具有非凡的眼力、魄力和毅力，并且有一套正確的政策思想和具體做法”。宋文還說什么“他的貢獻，有些是我們今天外交成就的重要源泉之一，只是沒有得到應有的承認；有些沒得到很好的理解和接受，因而沒能收到應有的成效?！睂拇蹬鹾喼币呀浀搅巳饴楹蜔o以復加的程度。

人們要問：事情真如宋文所說的那樣嗎？

我們要說：事情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

一、從所謂的“撥亂反正”說起

宋文的題目叫做《胡耀邦在對外關系上的撥亂反正》，顧名思義，在作者看來，中國的對外關系，在胡耀邦之前是亂而不正的，這樣才有胡耀邦的所謂撥亂反正。事實當然不是這樣。中國曾是一個積貧積弱的國家，一百多年來備受帝國主義列強的欺凌，從滿清政府到蔣介石政府，訂立了無數喪權辱國的條約。人們說，“弱國無外交”，建國之初我國雖然仍然貧窮落后，但是由偉大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親自掌舵、杰出的外交家周恩來輔佐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卻搞得有聲有色，不僅令全中國人民揚眉吐氣，也讓世界人民歡欣鼓舞。當然，不高興的人也是有的，那就是美帝國主義和各國的反動派。應該說，新中國的對外關系是中國歷史上最正確、最成功、最光輝的對外關系，是應該大書特書的，何來亂而不正之說？又何言“撥亂反正”？

對于毛澤東制定的新中國的外交方針，周恩來在1952年的一個講話里曾將其歸納為以下六點：

（一）“另起爐灶”。早在1947年春，毛澤東就說過，我們的一個重要外交方針是“另起爐灶”，就是不承認國民黨政府同各國政府建立的舊的外交關系。他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我們可以采取和應當采取有步驟地徹底地摧毀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控制權的方針?！怀姓J國民黨時代的任何外國外交機關和外交人員的合法地位，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一切賣國條約的繼續存在，取消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開辦的宣傳機關，立即統制對外貿易，改革海關制度，這些都是我們進入大城市的時候所必須首先采取的步驟。在做了這些以后，中國人民就在帝國主義面前站立起來了?！保ā睹珴蓶|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4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當天，毛澤東就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向各國政府宣布：“本政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愿與之建立外交關系。”（《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21頁）周恩來說，“這是一百多年來舊中國的政府所沒有做到的?！薄斑@一‘另起爐灶’的方針，使我國改變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獨立自主的外交關系?！保ā吨芏鱽磉x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5、86頁）

（二）“一邊倒”。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二十八周年前夕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提出了“一邊倒”的方針。他說，“一邊倒，是孫中山的四十年和共產黨二十八年的經驗教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T墻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我們反對倒向帝國主義一邊的蔣介石反動派，我們也反對第三條道路的幻想?！保ā睹珴蓶|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3頁）之后，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在7月7日發表聯合聲明，擁護這一方針。周恩來說，“我國在世界上明確地站在和平民主陣線一邊，旗幟鮮明，打破了帝國主義的幻想?！保ā吨芏鱽磉x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6頁）事實上，一邊倒的方針不僅打破了帝國主義的幻想，也打破了國內一些想走“第三條道路”的“民主個人主義者”的幻想；它使新中國得到了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的巨大的國際支持，同時也使世界社會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力量對比發生了有利于社會主義的巨大變化。

（三）“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毛澤東說，“關于帝國主義對我國的承認問題，不但現在不應急于去解決，而且就是在全國勝利以后的一個相當時期內也不必急于去解決。我們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系的，但是從來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決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只要一天他們不改變這種敵視的態度，我們就一天不給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以合法的地位?！保ā睹珴蓶|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5頁）周恩來在闡述這一方針時說，“帝國主義總想保留一些在中國的特權，想鉆進來。有幾個國家想同我們建交。我們的方針是寧愿等一等。先把帝國主義在我國的殘余勢力清除一下，否則就會留下它們活動的余地?！覀冊诿赖矍殖臅r候，針對美帝對我國采取敵視政策并凍結我國財產的情況，先接管和凍結美帝在華資產，并接管美帝津貼的文化機關，特別是在抗美援朝運動中肅清親美崇美恐美思想，這在平時恐怕要幾年幾十年才能做到?！保ā吨芏鱽磉x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7頁）

（四）“禮尚往來”。周恩來說，“資本主義國家，你對我好，我也對你好；你對我不好，我也對你不好。針鋒相對，來而不往非禮也。我們總是采取后發制人的辦法，你來一手，我也來一手。不怕它先動手，實際上它一先動手就馬上陷于被動。開國后我們用‘另起爐灶’和‘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這兩手，在整個戰略上處于主動地位。至于在具體事情上，是可以后發制人的。”（同上）

（五）“互通有無”。毛澤東早就說，“同外國人做生意，那是沒有問題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已經開始做?！保ā睹珴蓶|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5頁）周恩來也說過，“美帝國主義對我搞禁運，我們就以貨易貨，不用結匯，這對打破禁運是極有利的。我國出口的主要是農產品，換回來的是工業裝備。我國同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的貿易大大增加，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也增加了，我國的出口貿易額已經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數字?！保ā吨芏鱽磉x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7-88頁）

（六）團結世界人民。周恩來說，“我們對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是‘一邊倒’的，對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國家的人民也要團結爭取，以鞏固和發展國際的和平力量，擴大新中國的影響?！保ㄍ希?/p>

只是由于按照這些方針行事，我國在建國初期才在外交戰線取得了巨大勝利，大大提高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國際地位，維護了世界的和平，并且推進了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的發展。當然，由于蘇共在20大大反斯大林，中蘇之間出現了意識形態領域的分歧，后來還使這種分歧擴大到國家關系方面，從而必須對其中的個別方針（指“一邊倒”）進行必要的調整，但是，總的來說，這些方針經受了實踐的檢驗，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是毫無疑義的。就以朝鮮戰爭來說，雖然現在人們對于這場戰爭的起因和性質還有不同的說法，但是有一點卻是不容懷疑的：美帝國主義為了拉攏中國和破壞中蘇關系，曾經宣布不協防臺灣，同時也曾宣布過不協防韓國，但是當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總統杜魯門在6月26日就做出了美國軍隊參戰的決定，并且在6月27日作出了派遣第七艦隊至臺灣海峽阻止中國人民解放臺灣的決定。這說明，美國參加朝鮮戰爭從一開始就是針對中國的。后來美帝國主義又不顧中國的一再警告，將戰火推進至三八線以北，并且把戰爭打到了鴨綠江邊，還對我國邊境城市進行狂轟濫炸。這些事實都清楚地說明，美國帝國主義發動侵朝戰爭的矛頭其實是針對中國的。1950年7月7日，美國拼湊了一支由十六個聯合國會員國參加的所謂“聯合國軍”，由美國五星上將麥克阿瑟擔任總司令。麥克阿瑟做了錯誤的估計，他以為中國人民會逆來順受，不敢出兵，卻沒有想到，剛剛站立起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說得到做得到，他們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敢于向世界上頭號帝國主義的美國碰硬，派出了中國人民志愿軍，開展了一場抗美援朝的偉大斗爭。志愿軍出國作戰后，經過五次戰役，給了侵朝美軍和南韓軍隊以沉重的打擊，把他們趕回到了三八線附近地區。此事在世界上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也在美國國內引起了爭論，美國三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萊德雷在國會聽證會上說，“如果按照麥克阿瑟提出的把中國當作斗爭焦點的建議進行戰爭，將會使我們在一個錯誤的地點，一個錯誤的時間，與一個錯誤的敵人，卷入一場錯誤的戰爭?！庇腥艘源俗鳛閷Τr戰爭的總結，固然并不十分準確，但是，在1951年4月11日麥克阿瑟被解除聯合國軍總司令職務之前他一直是這支軍隊的領導人，他的思想曾經是美國在這個問題上的主導思想，卻是不能否認的。這場戰爭顯然弄得美國騎虎難下，打也打不下去，走也不好走，最后只好坐下來進行談判。這對于美國來說，無論如何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經過兩年多的談談打打、打打談談的談判，1953年7月27日朝鮮停戰談判協定終于簽字，代表美國簽字的是第三任的聯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三年戰爭換了三個總司令，平均一年換一個，這在戰爭史上恐怕也是不多見的），他成了“第一個在美國沒有獲勝的和約上簽字的美國將軍”?？死司烤故菫榇硕械焦鈽s呢，還是為此而感到恥辱呢？這本來是不成問題的問題，但是居然還有中國人要為美國人講話，這些人的愛美國真是愛到頂了。可惜的是，這樣的人畢竟少得可憐，以致人們完全可以對他們忽略不計。全世界人民自有自己的看法。就在1953年7月27日這一天，第三屆世界青年代表大會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舉行，由胡耀邦率領的中國青年代表團參加了這次會議。他在事先得知了朝鮮停戰談判協議將在當天簽字，于是在發言里增加了相關的內容。朝鮮代表團也知道了消息，也準備講這件事，要求大會把發言的次序變一下，讓朝鮮代表團先講。這本來也是可以考慮的，畢竟戰爭是在朝鮮進行的，停戰協定的簽字也是朝鮮人民軍放在中國人民志愿軍前面，何況兩個國家還是兄弟國家，完全可以謙讓一下，但是，胡似乎多了一點風頭主義，少了一點老大哥的風度，沒有讓步，結果仍是自己先講。胡在會上講了停戰協議在當天簽字，中朝人民取得了對于美國帝國主義的勝利。這時，整個會場沸騰了起來，人們歡呼雀躍，掌聲不絕，許多人向他送鮮花、送紀念品，甚至把他抬起來，讓他繞場一周。整個過程，時間持續了41分鐘。這個生動的場面最清楚不過地說明，朝鮮戰爭是以朝中人民的勝利、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的勝利和美帝國主義的失敗而告結束的。

應該說，由毛澤東直接領導和周恩來具體實施的新中國的對外事務，不僅方針正確，而且展現得威武雄壯，成就斐然；即使在文革期間，“人民解放軍仍然英勇地保衛著祖國的安全”，“對外工作也打開了新局面”。（《三中全會以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16頁）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里對于新中國的對外事務是充分肯定的，其中沒有一句微詞。當然，這也并不表明外事工作中就沒有缺點和錯誤，但是，對于已經克服的缺點和錯誤顯然也沒有抓住不放的理由。決議沒有講什么要“撥亂反正”的話，相反，決議強調的是，“在對外關系上，必須繼續堅持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的關系和經濟文化往來。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支持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新獨立國家的解放事業和各國人民的正義斗爭?！保ā度腥珪詠怼?，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43頁）

宋文所說除了制造混亂以外，還有什么積極意義呢？

二、關于時代的特點

時代是什么？時代是一個大概念，它不是根據某一個國家、某一個短時期所具有的某些特征來劃分的，而是根據世界范圍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所具有的一般的或基本的特征來劃分的。列寧在論及時代時說，“這里談的是大的歷史時代。每個時代都有而且總會有各種偏離運動的一般形式和一般速度的情形。我們無法知道，一個時代的各個歷史運動的發展會有多快，有多少成就。但是我們能夠知道，而且確實知道，哪一個階級是這個或那個時代的中心，決定著時代的主要內容、時代發展的主要方向、時代的歷史背景的主要特點等等。只有在這個基礎上，即首先考慮到各個‘時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個別國家的個別歷史事件），我們才能正確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時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這一基礎上去考慮這個國家和那個改進的更具體的特點?！保ā读袑幦返?6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143頁）

在歷史上，資產階級曾經是它那個時代的中心，它決定著那個時代的主要內容和主要的發展方向，時代的歷史背景的主要特點。這就是資本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經過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其內在的矛盾也日益暴露出來。1825年，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第一次普遍的經濟危機，而“從那時起，階級斗爭在實踐方面和理論方面采取了日益鮮明的和帶有威脅性的形式。它敲響了科學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喪鐘。現在問題不再是這個或那個原理是否正確，而是它對資本有利還是有害，方便還是不方便，違背警章還是不違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讓位于豢養的文丐的爭斗，公正無私的科學探討讓位于辯護士的壞心惡意?！保ā顿Y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7頁）當然，馬克思也不否定存在著某些進步。他說，“以最近幾星期發表的《關于工業和工聯問題女王陛下駐外公使館的通訊》為例。英國女王駐外使節在那里坦率地說，在德國，在法國，一句話，在歐洲大陸的一切文明國家，現有的勞資關系的變革同英國一樣明顯，一樣不可避免。同時，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副總統威德先生也在公眾集會上說，在奴隸制廢除后，資本關系和土地所有權關系的變革會提到議事日程上來！這是時代的標志，不是用紫衣黑袍遮掩得了的。這并不是說明天就會出現奇跡。但這表明，甚至在統治階級中間也已經透露出一種模糊的感覺：現在的社會不是堅實的結晶體，而是一個能夠變化并且經常處于變化過程中的機體?！保ㄍ希?2頁）

資本主義的這種變化在上世紀70年代已經十分明顯。一方面，它正由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轉變，另一方面，它也開始了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歷史過程。就是說，資本主義時代已經開始向“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轉變，一個新的時代就要到來了。

1871年3月18日爆發了巴黎公社起義，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一次嘗試，雖然它只存在了72天，但是，它所提供的經驗教訓，它的偉大的歷史意義，卻是異常寶貴的。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寫的《法蘭西內戰》乃是對巴黎公社所做的科學的總結。巴黎公社雖然失敗了，但是，失敗是成功之母，作為無產階級革命的一次大演習，它對后來十月革命的勝利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馬克思在公社失敗的前幾天即1871年的5月23日說，“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爭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則是永存的，是消滅不了的；在工人階級得到解放以前，這些原則將一再表現出來?！保ā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77頁）歷史證明了馬克思的這個預言。

1875年，馬克思針對德國黨內與拉薩爾派合并過程中所表現出的妥協傾向寫下了《哥達綱領批判》這一科學社會主義的名著，其中也論述了時代問題。他說：

 “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后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保ā恶R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4頁）

 列寧說，“直到現在，這個真理對社會主義者說來，還是無可爭辯的，而這個真理就包含著對國家的承認——直到勝利了的社會主義轉變為完全的共產主義為止?！保ā读袑幦返?8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19頁）

現在，人們常常把馬克思的這一論述當作是針對某一個國家而言的，其實，在馬克思那個時候，社會主義革命還被認為是一個由一切文明國家或至少是由主要的文明國家共同進行的革命，“一國革命” 的理論是后來列寧提出來的，而不是馬克思當年提出的理論。馬克思的這一論述也可以看做是他對時代問題的觀點，但是由于革命出現了這樣的變化，時代這一概念當然也應有不同的內涵。我們不應該把馬克思所說的“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后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理解為某一個國家實現社會主義的過程，而應該理解為整個世界從資本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的歷史時期。顯然，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絕不是一個轉瞬即逝的過程。在這整個歷史時期中，資產階級雖然仍是一個重要的階級，但是它已經是一個走向沒落的階級，而不再是時代的中心，不再是決定時代發展的主要內容和時代發展的主要方向的階級，在新的發展階段，資產階級的這種地位已經開始讓位于代表歷史前進方向的新興的無產階級。

 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列寧說，“資本主義已經成長到最高階段（帝國主義），現在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已經開始?！保ā读袑幦返?2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348頁）后來，列寧還把世界歷史的這個新時代和已經過去的舊時代作了對比說明。他說，“消滅封建主義及其遺跡，實行資產階級的（也可以說是資產階級民主的）制度的原則，在世界歷史上用了整整一個時代。而這一世界歷史時代的口號必然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消滅資本主義及其遺跡，實現共產主義的原則，構成現在已經開始的世界歷史的新時代的內容。我們這一時代的口號必然是而且應當是：消滅階級，為了實現這一目的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無情地揭露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關于自由和平等的偏見，同這種偏見作無情的斗爭。”（《列寧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423頁）

列寧逝世后，斯大林在論述“列寧主義”的定義時，把這個新時代稱為“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應該說，斯大林對于時代的概括是完全符合馬克思和列寧的上述論述的，也是完全符合歷史的發展進程和當今的現實的。在今天，帝國主義依然存在，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必然性依然存在，無產階級進行革命的必要性依然存在，怎么能說當今時代已經不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了呢？

宋文說，“關于時代問題，中國學術界在上世紀80年代曾經進行過長時間的熱烈討論，到90年代才漸趨一致，這就是都認為和平和發展是我們所處時代的基本特征。而且黨中央也在1987年十三大報告中正式宣布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主題’也即時代特征的提法?，F在還有人堅持‘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提法，或者是受‘左比右好’的傳統影響的緣故?！?/p>

宋文的這一說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據我所知，時代問題曾經是上世紀60年代中蘇論戰的一個重大問題。在當時，無論是蘇方還是中方，實際上都并不否認當今時代仍然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這個科學結論，只是蘇方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突出“三和”（即“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和“和平競賽”）而中方則強調暴力革命。至于說“上世紀80年代曾經進行過長時間的熱烈討論”，其實人們對這個討論并不積極，更說不上“熱烈”。有一本論述時代問題的書曾在其前言里講到這一情況：“鑒于這個問題的敏感和解決的難度，人們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態度者有之；‘照抄文件，但求無過’者有之?！保ū本┐髮W馬克思主義學院組編：《當今時代與時代主題》，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頁）實際上，一些人之所以不愿意參加這個問題的研究，正是對某些流行觀點持抵制態度的一種表現。所謂“漸趨一致”不過是虛張聲勢罷了。

宋文還說什么“黨中央也在1987年十三大報告中正式宣布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主題’也即時代特征的提法”，對此我不敢相信。因為《炎黃春秋》刊格不高，在這方面常常搞一些小動作欺騙讀者。為慎重起見，我查找了十三大報告，其中并無“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主題”之說。那里是這樣說的：“根據國際形勢和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圍繞和平和發展兩大主題，調整外交格局和黨的對外關系，發展了獨立自主、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對外政策。”這個說法和所謂“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主題”的說法顯然是不一樣的。不僅如此，報告在講到美蘇兩國就中程導彈問題達成了原則協議后還作了這樣的補充：“必須清醒地看到，達成這種原則協議僅僅是朝著裁減軍備邁出的第一步。軍備競賽遠未停止?！疅狳c’一個也沒有消除，個別地區的沖突還存在著升級的危險。國際形勢的真正緩和，還將經歷一個漫長、艱難甚至曲折的過程，各國人民仍需進行堅持不懈的努力?！?/p>

在這方面，鄧小平是比較謹慎的。我們知道，鄧曾經在第一線參加過中蘇論戰，他知道在那些曾經與蘇方激烈爭論的問題上應該保持分寸。不錯，鄧小平也多次講和平與發展問題，但是，他是把它們作為當前國際形勢的“問題”提出來的，而不是把它們作為時代的特征提出來的。比如他說，“現在世界上問題很多，有兩個問題比較突出。一個是和平問題?！?。二是南北問題。”（《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頁）“國際上有兩大問題非常突出，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南北問題?！保ㄍ?，第96頁）“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同上，第105頁）“當前世界上主要有兩個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發展問題?！保ㄍ希?81頁）值得注意的是，他還強調說，“和平和發展兩大問題，和平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發展問題更加嚴重?！保ㄍ?，第353頁）“世界和平和發展這兩大問題，至今一個也沒有解決。“（同上，第383頁）我們顯然不能把鄧小平的這些論述看作是他對于時代特征的論述，更不應該用這些論述來否定和取代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我們的時代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論述。在這方面，我們看到，鄧小平直到晚年還是強調：“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后必然代替資本主義?！保ㄍ?，第382頁）這一論述才是他關于時代問題的真正觀點，也只有這一論述才符合列寧關于時代是“大的歷史時代”，要指出“哪一個階級是這個或那個時代的中心，決定著時代的主要內容、時代發展的主要方向、時代的歷史背景的主要特點等等”的要求，而“和平與發展”的說法顯然是不能體現這些要求的。

事實一再告訴我們，只要帝國主義還存在，世界就不得安寧，和平就總要受到威脅。第二次世界大戰至今已經64年，64年來各種各樣的戰爭我們看得還少嗎？而這些戰爭的主要角色都少不了帝國主義！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中東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哪一場戰爭不與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有關？同樣，也只要帝國主義還存在，它就必定要剝削全世界，首先是剝削發展中國家，那些國家就發展不起來。全世界人民要想獲得和平、求得發展，就必須對帝國主義進行堅決的斗爭，就必須進行革命。如果不是這樣，想在帝國主義的幫助之下求得發展，那只能是與虎謀皮，緣木求魚，是不能達到目的的。二戰以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日益拉大，就是最好的說明。事實充分證明，哪里有剝削，哪里有壓迫，那里就會有反抗，就會有斗爭。馬克思說，“革命永遠是歷史的火車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6頁）這是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只有經過革命，人類才能有美好的未來，誰要在當今時代的字典里取消“革命”二字，那是絕對不可能的。

至于宋文說胡耀邦“在中央領導集體中最早提出戰爭與和平的新見解和新判斷”，其實，那些所謂“新見解”和“新判斷”，并不是他的什么新發明，而是從一些資產階級右派先生那里販來的舊貨色。這些東西之未能引起人們的注意也是不奇怪的。當然，也有一些東西是正確的，但是它也并不是什么“新見解”和“新判斷”，而是早已有之的理論觀點，把它說是胡耀邦提出的顯然并不符合事實。比如宋文提到的“維護世界和平這面旗幟，我們必須高高舉起”和“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維護的”這兩句話，其實并沒有什么新意。毛澤東早在1946年4月就講過，“世界反動力量確在準備第三次世界大戰，戰爭危險是存在著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過世界反動力量，并且正在向前發展，必須和必能克服戰爭危險。”（《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4頁）在50年代，社會主義陣營各國和全世界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曾經進行了大規模的世界和平運動，也正是建立在這一觀點的基礎上的。即使在60年代的中蘇論戰中，中方為了突出帝國主義的本質，強調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也沒有否定維護世界和平的可能性。當然，后來提出了“要準備打仗”，這在當時是完全正確的。1969年3月了發生了珍寶島事件，蘇聯在中蘇和中蒙邊境陳兵百萬，只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毛澤東提出了“要準備打仗”的口號。難道在當時不提出這個口號倒是對的？真是豈有此理！當時還根據雙方武器裝備的情況，進行了反坦克武器的會戰，大大地改進了這方面和其他方面的裝備水平。這又有什么不好？不管怎么說，一個國家總是要有強大的國防，特別是在帝國主義存在的條件下更應該做好反侵略戰爭的準備。這是天經地義的事。難道我們今天已經沒有這方面的必要了嗎？！

三、關于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宋文說，“毛澤東是列寧主義者，歷來主張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國革命勝利后，支援世界革命是我們的首要任務?！钡?975年7月（1日）他還對泰國總理克立說，‘（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要求我，不要跟他們國家的共產黨往來，我說，不行呢，因為我也是共產黨，哪里有共產黨不支持共產黨革命的？’鄧小平在文革后的1978年3月31日，會見泰國總理江薩時也說，‘不支持（革命）是不可能的。這個問題極大。如果我們改變了這個原則，就等于在蘇聯社會帝國主義面前放下了武器，連在意識形態反對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資格都沒有了，會受到全世界人民譴責?！呛钗母锖蟮恼J識就不同了。1977年5月他已公開批判反‘蘇修’，支持世界革命的《九評》，說，‘現在看來，《九評》的基本方向是錯的，這個恐怕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國際根源。’他還問道：‘在思想政治或其它領域，到底應該反對資本主義、反對修正主義，還是反對封建專制主義、反對流氓無產階級？’”

馬克思在《資本論》里告訴我們，由于平均利潤率規律的作用，每一個資本家不僅直接關心對本企業工人的剝削，而且關心整個資本家階級對整個工人階級的剝削。他說，“我們在這里得到了一個像數學一樣精確的證明：為什么資本家在他們的競爭中表現出彼此都是虛偽的兄弟，但面對著整個工人階級卻結成真正的共濟會團體?！保ā顿Y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21頁）列寧更進一步指出，“大股份公司的建立已經不是為了在一個國家內開辦資本主義企業，而是為了同時在幾個國家內開辦資本主義企業。資本家的國際協會出現了。資本的統治是國際性的。因此，工人只有進行反對國際資本的共同斗爭，各國工人爭取解放的斗爭才會取得成就。因此在反對資本家階級的斗爭中，無論是德國工人、波蘭工人或法國工人，都是俄國工人的同志，同樣，無論是俄國資本家、波蘭資本家或法國資本家，也都是他們的敵人?！保ā读袑幦返?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82頁）

進入帝國主義階段以后，特別是在十月革命以后，不僅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的革命斗爭是連為一體的，就是不發達國家人民的革命斗爭，也是和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斗爭連為一體的。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作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委員會的報告》中說，“剝削國家和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已經有相當密切的關系，所以被壓迫國家的資產階級往往是，甚至可以說在多數場合下都是一方面支持民族運動，另一方面又按照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意志行事，也即是同他們一起來反對一切革命運動和革命階級。在委員會里已經無可辯駁地證明了這一點，所以我們認為，唯有注意這種區別，把‘資產階級民主’這樣的提法一般都改為‘民族革命’才是正確的。我們這樣修改，意思是說，只有在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解放運動真正具有革命性質的時候，在這種運動的代表人物不阻礙我們用革命精神去教育和組織農民和廣大被剝削群眾的時候，我們共產黨人才應當支持并且一定支持這種運動?！保ā读袑庍x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頁）

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里曾結合中國革命的歷史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做過一個很好的闡述。他說，“請大家想一想，假如沒有蘇聯的存在，假如沒有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假如沒有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假如沒有個人民民主國家的出現，假如沒有東方各被壓迫民族正在起來斗爭，假如沒有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人民大眾和統治他們的反動派之間的斗爭，假如沒有這一切的綜合，那么，堆在我們頭上的國際反動勢力必定比現在不知要大多十倍。在這種情形下，我們能夠勝利嗎？顯然是不能的。勝利了，要鞏固，也不可能。這件事，中國人民的經驗是太多了。孫中山臨終時講的那句必須聯合國際革命力量的話，早已反映了這一種經驗?！保ā睹珴蓶|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4頁）因此，他強調，“已經獲得革命勝利的人民，應該援助正在爭取解放的人民的斗爭，這是我們的國際主義的義務。”{見1963年8月9日《人民日報》}

事實難道不是這樣嗎？是蘇聯的十月革命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使我們有了一個正確的指導思想；是蘇聯派了鮑羅廷當孫中山的顧問，幫助國民黨制定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才出現了大革命轟轟烈烈的局面；是蘇聯伸出援手，幫助我們抗日，并且出兵東北，打敗了關東軍，促使日本無條件投降。當然，美、英、法等盟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也作出了他們的貢獻。還有，朝鮮人民的領袖金日成和許多朝鮮人都曾在中國參加了抗日戰爭，日本共產黨領導人野坂參三也曾在延安從事日本戰俘的反戰工作，加拿大的外科醫生白求恩曾組織加拿大美國醫療隊到中國來救死扶傷，印度醫生愛德、卓克、柯棣、巴蘇、木克等也組成援華醫療隊到中國來，和白求恩一樣，柯棣（華）也是客死他鄉——中國的。更不用說建國以后蘇聯所給予中國經濟建設的巨大援助了。中國人民得到世界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如此巨大的援助，怎么可以在自己取得了勝利以后只顧自己而不顧其他國家的革命呢？這豈不是成了民族利己主義者么？

宋文還說什么，“根據列寧解釋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一是要一國無產階級利益服從全世界無產階級利益，二是取得勝利的民族要為推翻國際資本承擔最大的民族犧牲。這本身就是輸出革命?！蔽覀円獑枺菏裁词恰拜敵龈锩保俊拜敵龈锩笔堑蹏髁x國家用來對付社會主義國家常用的一個“武器”。十月革命以后，特別是蘇聯實現了工業化以后，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的影響如日中天，社會主義無論一年是對于一般人還是對那些有頭腦的知識分子都有巨大的吸引力，越來越多的人都向往社會主義。這一點，連美國反共老手布熱津斯基也不得不承認。他在《大失敗》一書中說，“共產主義之所以能稱雄于20世紀大半部歷史，主要歸功于它所起的適時的‘大簡化’作用。共產主義把私有制看做是萬惡之源，自以為是地認為取消財產私有制就能實現真正的正義，就能使人性盡善盡美。這種前途得到千百萬人們的贊成向往，使他們充滿希望。”（《大失敗》，軍事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頁） 為了對付蘇聯，西方國家就給蘇聯制造了一頂“帽子”，叫做“輸出革命”。后來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對世界的影響也很大，西方國家的青年也相繼效仿，搞起了“造反”，于是這頂帽子又被用來戴在中國頭上。其實，革命不同于商品，它是不能作為一個現成的東西輸出的。革命是社會的一個突變，一個爆發，它需要長期的量的積累，而這就需要有一個適合的土壤，既需要有相應的客觀條件，也需要有相應的主觀條件，需要有廣大群眾的自覺參加，旁人是無法越俎代庖的，就是說，它是不能像商品那樣由別人制造好輸入進來的。一個國家可以從另一個國家吸取思想營養，可以學習別國的經驗，但是卻無法由別國代替它進行革命。這個道理本來是顯而易見的，但是世界上總有些人出于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還是一再提出這個所謂的“輸出革命”問題。尤其不應該的是，在革命隊伍內部一些思想極為右傾的人，他們不去理直氣壯地批駁西方國家的無端指責，卻跟在他們后面大反所謂“輸出革命”。這是極為可悲的。尤其讓人不能理解的是，當1978年10月鄧小平訪問新加坡時，李光耀向他提出“中國必須停止革命輸出”這樣一個很不友好的挑釁性的話題，鄧號稱“鋼鐵公司”，僅僅在六個多月前，他還和泰國總理江薩就這個問題說過很強硬的話，理應給以反駁才是，至少也應該對李進行耐心解釋，指出的他的所言不當，但是，他在停頓片刻后突然問李：“你要我怎么做？”李即提出“停止馬共和印尼共在華南的電臺廣播，停止對游擊隊的支持?！边@兩個要求鄧居然都答應了。這確實讓人匪夷所思。當今世界，西方國家可以在自己的領土之外設立像“美國之音”、“自由歐洲電臺”這樣的機構來進行顛覆社會主義國家的宣傳，而社會主義國家為什么不可以在自己的領土上幫助正在進行革命斗爭的兄弟黨呢？據宋文說，“鄧小平的相片采納了李光耀的意見，中斷了同東南亞各國黨的關系，停止了對它們的各種援助，包括對馬、泰共在中國的廣播電臺、撤出為緬共創建的解放區中的中方人員。”宋文所說是否完全屬實，可以暫置一邊，但是鄧小平與李光耀的對話已有公開的報道，應該是可信的。我們并不否認，我們的某些支持別國革命的具體方式方法也可能有這樣那樣的問題，需要加以改進，但是，如果因為害怕有人說自己“輸出革命”就取消對正在進行革命國家的共產黨的任何支持，甚至根本取消與這些國家共產黨的任何接觸，這就是忘記了歷史，就是從根本上背離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就是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背叛。

以上所述，本來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常識，毛、鄧在與外賓的談話里論述并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應該說是非常正常的事，但是，宋文卻以之與胡耀邦的所謂“新觀點”加以對照，將其說成是“輸出革命”，將其看作是錯誤的、落后于時代的東西，這本身就說明，胡耀邦也好，宋文也好，他們在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方面，已經走得很遠了。我在《評李銳的<向胡耀邦學習>》一文里已經指出，胡耀邦并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對于這一看法，似乎還有人不是很贊成，其實，這是一個實事求是的評價，中央對于胡耀邦也是這么評價的，在中央為胡耀邦寫的悼詞里，就沒有“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這一條。據說，于光遠對此憤憤不平，很不以為然。其實一個人的一生不是靠別人來評價的，而是用自己一生的言行來評價的。他的許多背離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言行，包括他關于時代特點、國際主義的否定看法都表明，他的確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四、關于所謂“胡耀邦第一次提出中國要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宋文說，“關于建國后我國的外交政策，許多人在事后都概括為：‘我國一貫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鋵?，這是極不確切的。一位在建國后頭30年，我國執行的版本完全是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蔽恼逻€說，“說我國過去一貫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也無正式文獻可征?！?/p>

作者說這番話，顯然沒有認真查閱有關文獻，完全是信口開河，胡說八道。

事實是，1949年9月30日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新中國的開國文獻——《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同綱領》在其第七章《外交政策》部分的第一條即總第54條就清楚地寫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政策的原則，為保障本國獨立、自由和領土主權的完整，擁護攻擊的持久和平和各國人民間的友好合作，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者從和戰爭政策?！保ā督▏詠碇匾墨I選編》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頁）這里明明講到了“獨立、自由和領土主權的完整”，這不是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什么？

1954年9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憲法規定：“我國根據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原則同任何國家建立和發展外交關系的政策，已經獲得成就，今后將繼續貫徹。”實際上是重申了共同綱領所制訂的外交政策。

1975年1月1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我國第二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作為文革期間通過單向閥，增加了一部分革命的內容，但是基本內容仍然不變。它規定，“在國際事務中，我們要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中國永遠不做超級大國。我們要同社會主義國家、同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加強團結，互相支援；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爭取和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和平共處，反對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p>

  1982年12月4日，中環人民共和國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了第三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對相關條文有所修正，對外交政策的表述略有不同：“中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堅持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補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發展態各國的外交關系和經濟、文化的交流；堅持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加強同世界各國人民的團結，支持被壓迫民族和發展中國家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的正義斗爭，為維護世界和平和促進人類進步事業而努力?！边@里的文字和過去有所不同，但是其精神并無變化，其中用了三個“堅持”最清楚不過地指明了政策的繼承性和連續性。

除了國家的根本大法外，在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若干重大歷史問題的決議》里也有明確的記載：“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從中國實際出發、依靠群眾進行革命和建設的必然結論?！▏郧昂徒▏院螅邳h和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無論遇到什么樣的困難，我們都沒有動搖過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決心，沒有在任何外來的壓力面前屈服，表現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各族人民的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我們主張各國人民和平共處，平等互助。我們堅持獨立自主，也尊重別國人民獨立自主的權利。”（《三中全會以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5-836頁）

事實是如此清楚，宋文又怎么能說“說我國過去一貫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也無正式文獻可征”呢？

宋文不僅否定“我國一貫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說法，還進一步認為，“建國后頭30年我國沒有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其理由，一是說“‘一邊倒’就是自己不要獨立自主”；一是說，“‘一條線’戰略也不是獨立自主”。我認為，這兩條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

先說“一邊倒”。

中國革命要靠自己，但也需要援助，需要朋友。毛澤東早在1939年寫的《斯大林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一文里就說，“我們中國人民，是處在歷史上災難最深重的時候，是需要人們援助最迫切的時候?！对娊洝飞险f的：‘嚶其鳴矣，求其友聲?！覀冋翘幵谶@種時候?！眴栴}是“誰是我們的朋友”。孫中山已經認識到，只有蘇聯才是我們的朋友，所以他提出“以俄為師”，主張“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而后的歷史又進一步證明了這一點。毛澤東說：

“沒有一個國家把它在中國的特權廢除過，只有蘇聯是廢除了。

“第一大革命時期，一切帝國主義者都反對我們，只有蘇聯援助了我們。

“抗日戰爭以來，沒有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的政府真正援助我們，只有蘇聯是用了空軍和物資援助了我們。

“這還不夠明白嗎？

“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只有社會主義的國家，社會主義的領袖，社會主義的人民，社會主義的思想家、政治家、勞動者，才能真正援助，沒有他們的原著是不能取得最后勝利的。

“斯大林是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忠實的朋友。中國人民對于斯大林的敬愛，對于蘇聯的友誼，是完全出于誠意的，任何人的挑撥離間，造謠污蔑，到底都沒有用處”（《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7-658頁）

可以說，建國以后奉行“一邊倒”的政策不是哪個人的主張，而是歷史的必然的選擇。

宋文說，“‘一邊倒’就是自己不要獨立自主”。這樣說是毫無道理的。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有一個分清敵我友的問題。在當時帝國主義對中國包圍的形勢下，中國如果不實行“一邊倒”的政策，只會把自己孤立起來，在與帝國主義的斗爭中使自己陷入孤立無援的地位，結果只能斷送中國革命。有蘇聯和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做強大的后盾，我們與帝國主義的斗爭不是失去了自由，而是更加自由了?！耙贿叺埂辈⒉幌裼行┤怂f的，要事事經過蘇聯，事事向蘇聯請示。中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當然不會這樣做。問題在于，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有三十多年的經驗，斯大林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有很高的理論素養，中國遇到一些問題向蘇聯、向斯大林學習和請教，應該說很正常的。在這方面并不存在領導預備領導的關系。蘇聯和斯大林的建議，中國人既可以聽，也可以不聽。比如，在抗日戰爭時期，國共合作，斯大林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王明按少得了的方針辦事，而毛澤東就反對這樣做?？箲饎倮?，斯大林建議毛澤東到重慶去談判，毛澤東去了，這并不是毛澤東“服從”了斯大林的“命令”，而是認識到了這樣做是正確的。事實證明，毛澤東到重慶去談判表明共產黨是光明磊落的，揭露了蔣介石假談判、真內政的狼子野心，從而贏得了民心，是完全正確的。但是，斯大林的有些建議，如1949年提出的分江而治，中國共產黨認為并不正確，就沒有聽，而是堅定地執行了“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方針。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這樣做是完全正確的，后來斯大林也認識自己錯了。又比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斯大林本來并不主張重訂，但是由于毛澤東的堅持，還是訂了這個條約。這說明，把“一邊倒”和“獨立自主”對立起來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提出“一邊倒”并不如宋文所說就是“自己不要獨立自主”。

說到“一邊倒”，人們常常會想到外蒙古問題，認為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對中國有領土野心。其實這是一個誤解。事實是，早在1911年外蒙古就宣布實行自治，當時孫中山并未表示反對。這一點從后來孫中山在1924年1月20日歡迎國民黨各省代表及蒙古代表的演說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說，“外蒙古到民國以來脫離中國，內政是修明的，在陸軍一方面也練了很多的騎兵，所以他們現在便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保ā秾O中山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頁）十月革命后，外蒙古于1921年3月1日成立蒙古人民黨（后改稱人民革命黨）。1924年 1月，蒙古派代表巴先生到廣州見孫中山，想使“蒙古再同中國聯合，造成一個大中華民國?！睂O中山說，“由此可見主義大過武力。用主義來建國，萬萬里都是來朝的；用武力來征服人，近在 咫尺都是反叛的。”（同上）1924年5月，中蘇簽訂《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規定：“蘇聯政府承認外蒙為完全中華民國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保ㄒ姟陡鲊艣r》上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頁）不過實際上，無論是北洋軍閥政府還是后來的國民黨政府，由于忙于軍閥混戰和剿共內戰，他們并沒有行使這個主權，其統治根本未及外蒙古。二戰期間雅爾塔協定規定蒙古現狀“須予維持”，1946年1月國民黨政府承認外蒙獨立。客觀地說，當時蘇聯社會主義是令人向往的，而國民黨統治的中國則是一副衰微破敗的景象，毫無吸引力可言，外蒙在當時條件下選擇社會主義的前途，走上獨立的道路，應該說是進步的，我們顯然不應該用狹隘民族主義的眼光來看這個問題。問題還在于，外蒙古早已是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它并沒有并入蘇聯的版圖，怎么和斯大林的領土野心聯系在一起呢？這里，我還想提供一個反證。新疆軍閥盛世才在新疆實行親蘇、反帝政策，曾于1933年和1941年兩次向蘇聯提出要把新疆變成蘇聯的加盟共和國，但是，斯大林都沒有同意。莫洛托夫曾公開聲明：“蘇聯認為奪取外國領土是同它的政策不相容的，它絕對維護包括新疆在內的中國全部領土的獨立、完整和主權?！保ㄞD引自黃南生：《斯大林、毛澤東與蔣介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7頁）當然，蘇聯在支持和援助中國的過程中根據平等和互利的原則獲得某些利益也是正常的，這和領土野心是性質不同的兩回事。

再說“一條線”。

恕我孤陋寡聞，在讀宋文之前從來沒有聽說過什么“一條線”的說法。我上“百度”和“谷歌”檢索，它們雖然設有“一條線”詞條，但是，卻沒有一條是講外交方面“一條線”的?？磥?，這不是一個正式的或規范的說法。這樣，我們也沒有必要過多地對其進行正兒八經的評論了。從宋文的批評來看，所謂“一條線”就是聯美反蘇。美國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我們可以利益美蘇矛盾，但是，我們的政策絕對不能建立在與美國聯合的基礎之上。其實，毛澤東對于美國從來也不抱幻想，總是號召人們組成最廣泛的反美統一戰線。就是在60年代與蘇聯關系惡化之后，這一點也沒有改變。用所謂“聯美反蘇”來概括毛澤東70年代以后的外交政策顯然是不恰當的。

宋文還有一個小標題，叫做“拋棄革命外交，奉行正常外交”。什么是革命外交？什么是正常外交？要拋棄外交的革命靈魂，要回復所謂“正?！钡耐饨惶茁罚鋵嵕褪且环N背叛。文章大量引用胡耀邦1981年3月9日的一個講話，放肆地攻擊毛澤東，攻擊毛澤東的外交決策。這個講話，連思想很右的趙紫陽都說，“你太大膽了，敢印出來？”但是他的這個講話壽命不長，只過了三個多月，即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十一屆六中全會就通過了《關于經過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做出了客觀的公正的評價，對建國32年各方面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包括在外交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實際上駁斥了以胡耀邦為代表的一股否定毛澤東、否定新中國外交的歪風。而從1982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看，有關“堅持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加強同世界各國人民的團結，支持被壓迫民族和發展中國家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的正義斗爭，為維護世界和平和促進人類進步事業而努力。”的革命內容依然保持著，而后來對憲法的幾次修正也沒有將其取消，又何來“拋棄革命外交，奉行正常外交”之說？

當然，對于一些一心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來說，他們確實連做夢都要“拋棄革命外交，奉行正常外交”，但是他們在13億人口中只是很少一部分人，他們決不能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他們終將被淹沒在人民群眾的汪洋大海之中。

與此有密切關系的，是宋文還提到了所謂“外交工作授權有限”的問題。宋文說，“過去由于個人崇拜和高度集權，使外交工作事無巨細都得聽從‘最高指示’，極大地限制了外事部門和外事干部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边€說周恩來在“外交部一成立就給立了一條‘外交工作授權有限’的原則，對上面這樣做，對下面這樣要求。”同時引用胡耀邦在上面提到的1981年3月9日講話中說的“要提倡闖和鉆研的精神”來加以批評。這也是極其錯誤的。外交工作之所以“授權有限”，是因為它不是代表哪一個人或哪一個具體單位講話，而是代表偉大的中國人民、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講話，它當然要求高度集中統一，而不能政出多門，更不能讓每個人都去“闖”去，都去發揮什么“主動性和創造性”去。這是很簡單的道理。實際上，就是毛澤東自己，對于一些事情也是極為謹慎的。比如“乒乓外交”，是請還是不清美國乒乓球隊？外交部和國家體委認為條件不成熟，寫了請示報告，毛澤東也畫了圈，交外交部去辦。但是他仍然在考慮這個問題，甚至在吃了安眠藥之后還在考慮。最后他認為還是應該請。根據他以前的規矩，吃過安眠藥以后講的話不算數，這次護士長問他算不算？他一揮手，表示算。這一下就發了邀請。這個“乒乓外交”在世界引起很大的轟動，“小球轉動大球”，對中美關系產生了戲劇性的效果?！巴饨粺o小事”，它需要高度集中統一，這樣，國家才能用一個聲音說話。周恩來作為一個外交家，很懂這個道理。他自己就是身體力行的。胡耀邦像是要給周恩來抱不平，殊不知，毛澤東是一位戰略家、理論家，而周恩來則是一位實行家，毛澤東是偉大領袖，周恩來是其得力助手，他們互相配合，相得益彰，才有我國外交的巨大成就。宋慶齡在毛澤東逝世后曾這樣評價毛澤東和他的戰友的：“他是一位目光遠大，舉世無雙的領袖和導師，他是偉大事業的引路人，而朱總司令和周總理是偉大事業的得力助手?！保ā端螒c齡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1頁）

總之，我國的外交政策是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認為建國后頭30年的外交政策不是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認為只是胡耀邦在1982年所做的十二大報告才提出了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認為胡耀邦對我國外交事業進行了什么“撥亂反正”，這是對毛澤東和新中國外交的污蔑，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肆意歪曲！當然，我們也要看到，由于他們掌握了很大的權力，他們已經部分地達到了目的；但是，他們終究是歷史上匆匆來去的過客，中國的前途，中國的未來，不是由他們決定的。

毛澤東詞曰：“螞蟻緣槐夸大國，蚍蜉撼樹談何易。”毛澤東和新中國是大樹，而胡耀邦及其鼓吹者不過是“夸大國”和“撼樹”的螞蟻或蚍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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