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文回顧：三年自然災害，我的所見所聞及一點思考
一、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生活
本人生于1949年11月，1959年下半年時進入小學四年級。人民公社時，我們那里也是吃食堂的。孩子們放學了都不用回家，直接就到食堂里去吃飯，大家當時是很高興的。
不知道從那一天開始，我在食堂里第一次吃到了玉米面做的粥，當時感到很好吃，一頓就吃了三碗。以后老是吃，就吃煩了。這時應該是困難時期已經開始了。
糧食開始定量的時候，食堂還沒有解散，由于我的父親在公社住，因為忙，一個月也難得回家一兩次，我姐姐當時在南京第四女子中學讀書，家里只有我母親、比我小3歲多一點的弟弟，還有我的年近80歲的奶奶。我的外婆50年代中期時在我家的后面蓋了一間小屋，另外單過。
我家所在的生產隊是種蔬菜的，由國家供應糧食。在困難時期，供應量最少時是大人小孩平均每人每月18斤。由于當時副食和油的供應都比較少，不用說整天從事體力勞動的青、壯年社員，就是當時只有11歲左右的本人也感到了饑餓的滋味。
吃食堂的后期，我們都是把飯打回家里來吃，奶奶就單獨打回來吃。我母親、弟弟和我，三個人，每天每頓打回6兩粥來，平均分配，我勞動的母親絕對不多吃一口。由于吃不飽，有的人家就往粥里兌水。我們覺得那樣也是不管用的，因此一般并不兌水。
那時侯，自己家里有一點自留地，種了點蔬菜，吃不飽，加上點蔬菜，也吃過槐樹葉和其它的野菜。還有生產隊收獲胡蘿卜的時候，胡蘿卜的纓子（葉子）是不要的，大家就把它弄回來做熟了放點鹽，也覺得挺好吃的。
后來食堂解散了，就把糧食分回家來做著吃，我們三人仍然以稀飯為主。我奶奶年紀大了，不愿意吃稀的，仍然單獨吃。她老人家一天只吃兩頓，那時候，她一次蒸三兩米的米飯，做好以后，就會喊我的弟弟和我來扒兩口，因為當時很少能夠吃到干飯，所以吃到奶奶口里省出來的米飯就象吃了肉一樣的美滋滋的。但是也不敢多吃，因為吃多了，奶奶就要餓肚子了。寫到這里，我的眼睛濕潤了。奶奶在1962年春節后去世，享年82歲，并沒有什么疾病，應該是屬于老死。我父親常說，如果不是趕上三年災害，我奶奶可能會多活幾年。
我們在上學的路上還會到收割后的包菜（北京叫洋白菜）地里，去掘包菜的根，把皮剝了來充饑。那時侯在星期天，我也為母親頂過工，看過西紅柿、黃瓜或西瓜地?？次骷t柿和黃瓜地主要是怕鴨子和鵝等家禽來糟蹋，西瓜地一般離家遠一點，怕外村的人來偷。說實在的，雖然當時自己餓得口里直往外冒清水，但是就從來沒有動過吃一個西紅柿或西瓜的念頭。
父親雖然也是吃商品糧，但是他的工作很累，所以當時我聽說他患了浮腫病。父親對我們子女管教很嚴。有一次，7、8歲的弟弟與村里其他的孩子一起去挖野菜，在生產隊的地里揀胡蘿卜纓子的時候，看到別的孩子挖了胡蘿卜，他也拔了幾個胡蘿卜回來，正好趕上父親在家，把他狠狠地揍了一通。這件事情讓我的奶奶很不高興，因此把我父親罵了一頓。
我所在的小學校里當時發動老師學生一起開荒種了許多蔬菜，我們學生也挖過野菜交給學校，這些為度過饑荒肯定是起了作用的。
由于受災，生產隊里種的蔬菜完不成上繳任務，還要給社員分配一定的任務。我家里的自留地上當時種了一種水芹菜，很好活，割掉一茬，很快就能夠再長出來一茬，除了自己家吃以外，就用這種水芹菜頂了任務。
當時還有政府從蘇北地區疏散來的災民，我們家就住過一戶（我家就只有兩間茅草房子，四分之一間是我父母、弟弟的住房，另外四分之一的地方搭了一張床是我奶奶住的，我多數時候是和我外婆住在一起的，四分之一的地方是做飯的），他們就住在那四分之一的堂屋里，是從四洪縣來的，夫妻兩人帶了兩個孩子，安排在附近的一個農場干活。
曾經問起母親自己在那段時間的感受，她說，她平時吃的就比別人少，所以覺得還行。當然我母親吃飯一貫很慢，屬于細嚼慢咽那種的，這可能使她在吸收營養方面強于別人。我母親干活也不如別人快，每天的工分也比別人少好幾分，這可能使她少消耗了能量。
另外，據母親幾年以前透露，那時候，生產隊長一再叮囑大家，在摘黃瓜、西紅柿等瓜果蔬菜時不要吃，不過大家還是會偷偷地吃上一點的。
59到60年，我姐姐在南京第四女子中學讀初中（定量為31斤），當時南京10中是男女混合學校，男同學確有吃不飽的，四女中的同學就會將自己節余的糧食支援他們（這是最近才聽我姐姐說的）。后來她考取了南京動力學校（中專），糧食定量為32斤，也是男女同學互助，直到64年畢業。
二、受災害影響，人口出生率下降是一個事實
受災的幾年導致嬰兒出生率下降——我母親的一段敘述對此是一個輔證：
本人所在的生產隊里有一位年輕的婦女，是我父親表哥的兒媳婦（也應是本人的表嫂，在習慣上稱她XXX姐姐），1953年生了一個男孩，與我弟弟同歲。
此后一段時間因她的丈夫有?。ㄅc生育有關的，在農村，要好的婦女之間還是會有些交流的），一直沒有生養。后來，他的病好了，卻趕上了三年困難時期，也沒有再生。
到了1962年之后的幾年里，她又生了兩個孩子。
我母親是這樣跟我說的，XXX當時解開衣服給我看，真是瘦的皮包骨頭，要是再這樣餓下去，就會餓死，那里還能生孩子？
這也使我想到，我們村里在1957年時有一大批孩子出生，在受災的那幾年里，我們村里出生的孩子確實也是很少的，印象中有一個半農半工的家庭生了一個孩子。她的第一個孩子也是57年生的，但是不幸因出麻疹夭折了，可能是大人疏忽了——這也是我知道的我們村里解放后因病死亡的唯一的一個孩子。
三、毛澤東時代，人民是否一直在挨餓？
總是有人說在毛澤東時代如何挨餓，是一段時間呢，比如三年、五年，還是幾十年一直挨餓，一直餓到人民公社解散的那一年？是一部分人，還是所有的人一直挨餓？挨餓的人是逐步減少還是越來越多？
本文在前面說了在三年災害時期的情況，三年災害以后，到了1962年，就可以吃飽飯了，只是包括一些白薯（我們那里叫山芋）、南瓜（我們那里叫北瓜）、玉米面等粗糧，白薯和南瓜是自留地上種的。
當時生產隊里也在坡地上種一些白薯，分給社員。家里吃不完時，也可以拿去賣。我曾經與母親一起半夜里起床，挑著白薯走上十幾里路（估計）到太平門外的板倉村的一個市場上去買，賣幾分錢一斤我已經忘記了。
記得上初中的時候，我早晨經常拿著一塊白薯一邊走，一邊吃。白薯很干，有些吃不下去的感覺，這說明已經度過了餓肚子的時期。
65年進入中專讀書時定量32斤，女同學吃不完，都會主動地支援男同學。
1970年畢業分配到北京，定量是多少，我已經忘記了，但是記得那時并沒有挨餓。那時經常要參加一些重體力勞動，如挖防空洞、為職工宿舍挖地基，下鄉支援夏收拔麥子等等，吃的也是挺多的。
1973年到1977年在長春上大學時每月糧食定量35斤，也是女同學主動將多余的糧食用來支援男同學，沒有聽說誰吃不飽的。那時侯也去過吉林省的幾個農村，沒有聽說到了70年代還吃不飽的。
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本人從來沒有因為國家定量供應糧食而餓過肚子。
但是由于自然環境的不同，再加上干部素質的差異，不能排除當時確實有些地方還存在吃不飽的現象，就象現在，據說都小康了，也不能排除還存在非常貧窮的地方和人群。
從網友們轉貼的統計數字來看，在毛澤東時代，除了遇到大的自然災害外，糧食產量是逐年提高的，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是逐年提高的。如果有人拿今天的生活水平來否定那個時候的進步與發展，我認為是錯誤的。因為今天的發展是離不開那時所打下的基礎的。
四、三年災害時到底餓死了多少人？——支持數學網友的建議：政府有責任搞清楚這個問題
本文只是說明三年災荒期間，在我們那里，幾乎所有的人確實有過感到過非常餓的時候，但是我們村以及附近的村莊沒有聽說過有人被餓死。
有人一再在網上說三年災害時期曾經餓死了三千萬人，我認為這對于當時6億人口的國家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數據，是應該能夠容易被感受到的一件事情。但是在我所認識的南來北往的人中，至今也沒有任何一個人告訴過我，他們那里在三年災荒時期是餓死了張三，還是李四！
大災之年大量餓死人是自古以來的平常事。但是在新中國建立以來，這種狀況得到了根本的改變。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人雖然有浮夸風和官僚主義的影響，但是到底影響有多大，應該實事求是，而不應該是隨心所欲地想說多少就多少。
再說，那時侯農業上靠天吃飯的現狀也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貧窮和落后的現象也不是一個早晨就可以消滅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建立只是為中國人民開辟了一條到達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實現還要靠廣大人民群眾堅持不懈的努力。
本文并不想說明在三年災害時沒有人餓死，我想那時肯定是有人餓死的，但是到底餓死了多少人，是三千萬，還是三百萬，還是100萬不等，什么數字更接近事實，這恐怕是網友們之間的主要分歧。
對于這個問題，本人支持數學網友的建議，政府有責任弄清楚三年饑荒中“餓死三千萬”的真相，是不是真的餓死了三千萬？如果是，那我們應該進一步弄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種災難？我們是否已經吸取了歷史的教訓？如果不是，那么到底餓死了多少人？應該還歷史一個清白！
2005年元月4日
補充一點：2005年，本人曾經到湖南長沙鄉下探親，見到了在安徽淮北工作的大哥（孩子的大伯，現年72歲）以及在湖南水利部門當工人的二姐夫（孩子的二姑父，現年70歲左右），還有親屬多人。問起餓死人的事情，他們都說當時吃不飽是真的，嚴重的時候，農村里有些人已經沒力氣干活了，但提到餓死三千萬的傳言，他們異口同聲地說，那是胡說八道！大哥當時在火車站工作，的確在清晨看到過幾個倒斃在車站候車室里的人，這說明，安徽某些地方，的確有人是被餓死的。但是他又補充說，當時在那些農村里，能跑的都跑出去了，只剩下實在跑不動的老人了，這也說明，很多人是離家外出討生活去了，而并不是被餓死了。（2009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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