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疑“X學家”　胡星斗　先生的學術品質（二）　　

清華大學 李定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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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10)　　

（續《質疑“X學家”　胡星斗　先生的學術品質（一）》　　

2.    關于遵義會議后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領導機制　　

　胡星斗　教授說：“1935年，遵義會議決定張聞天接替博古在黨內負總責，成立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團（軍事指揮小組），周恩來任團長，毛澤東協助周恩來指揮軍事。但是毛澤東反客為主、反臣為君，篡黨奪權長達十年，直到1945年才名正言順地成為‘中央政治局主席’。”這暴露了這位教授對中共歷史知識的完全無知。凡是上過中國革命史或中共黨史課程的大學本科學生都知道，1935年1月在紅軍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路線在中共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被選為政治局常委，在受王明路線排擠、打擊多年以后在黨和紅軍的領導中重新有了發言權。“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廣大紅軍指戰員日夜盼望的毛主席又開始指揮紅軍了！　　

遵義會議要解決的最緊迫的問題，是停止博古、李德對紅軍的指揮權，結束王明“左”傾軍事路線的禍害，擺脫國民黨軍隊對紅軍的圍追堵截，使紅軍轉危為安，勝利實現長征的目標。因此，確立毛澤東同志對中央紅軍的指揮權是第一位重要的。遵義會議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團，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會后中央常委分工，由張聞天替代博古負總責，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這樣，以最小的人事變動，既達到了改變指揮紅軍行動的決策權的目的，又保持了黨中央和紅軍領導體系的連貫和穩定，以保證全黨全軍團結一致，克敵制勝。鑒于　3月10日　中央負責人討論攻打打鼓新場計劃的反復，險些招致重大損失的教訓，經毛澤東提議，中央決定成立以周恩來為團長，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三人團，全權集中指揮軍事，以臨機決斷應對瞬息萬變的作戰情況。　　

雖然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在名義上不是黨和軍隊的最高領導者，但是他在軍事行動的指揮和黨的路線決策上，無疑發揮了最重要的作用。四渡赤水，二占遵義，佯攻貴陽，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中央紅軍這些大范圍的飄忽不定、迂回穿插，無一不是毛澤東軍事才能的神妙杰作。在毛澤東的指揮下，中央紅軍終于跳出了國民黨幾十萬大軍鐵桶似的包圍圈，取得了戰略轉移的決定性勝利。　　

長征后期，在中央與張國燾逃跑主義和分裂主義的斗爭中，在制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逼蔣抗日正確路線的過程中，毛澤東都起著不可否認的領導核心的作用。毛澤東同志歷來認為，核心不是自封的，而是在人民群眾革命斗爭的大風大浪中自然形成的。1935年8月，周恩來在長征途中病重，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毛澤東分工負責軍事工作。從此以后，毛澤東不僅在實質上，而且在組織上就成為紅軍、八路軍和新四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最高指揮者。　　

關于中共中央的領導問題，1972年6月周恩來同志在中共中央召集的一次會議上回憶說，1935年2月初，中央紅軍到達川、滇、黔邊界的雞鳴三省村時，張聞天向毛澤東提出變換中央領導的問題，“我記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說，洛甫（即張聞天 – 引者注）現在要變換領導。我們當時說，當然是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毛主席說，不對，應該讓洛甫做一個時期。”顯然，毛澤東同志從大局出發，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認為遵義會議后由張聞天負中央的總責是最有利的，這并不妨礙毛澤東在中央領導集體中貢獻他的思想和智慧。　　

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后，特別在1936年下半年和1938年上半年，毛澤東集中地對中國革命，特別是十年土地革命的經驗進行了總結，并且對抗日戰爭的發展進行戰略的思考，先后寫出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等光輝著作，成為毛澤東思想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至此，毛澤東作為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家、理論家、戰略家和軍事家，作為中國共產黨和她領導的人民軍隊的領袖和統帥，已為全黨所公認，也為共產國際所承認。1937年5月，在迎接全民族抗日的新形勢下，在延安召開了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出席會議的有來自蘇區、國民黨統治區和紅軍中的黨的正式代表218人，列席的有64人。這是建黨以來人數最多、代表性最廣泛的一次全國代表會議。會上，毛澤東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政治報告，并根據會議討論的結果，作了《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的結論。代表會議批準了毛澤東的報告和遵義會議以來中央的政治路線。這標志著全黨經歷了無數艱難困苦，流血犧牲，成敗曲折，終于在政治上選擇和擁護毛澤東同志為自己的領袖。1938年7、8月間，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稼祥帶著共產國際的新指示回到延安。王稼祥在9月份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他說：“（共產國際執委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和國際）認為，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復雜環境及困難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中共中央“在領導機關中要以毛澤東為首解決統一領導問題。”李維漢回憶：“季米特洛夫的話在會上起了很大作用，從此以后，我們黨就進一步明確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解決了黨的統一領導問題。”在接著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政治報告和結論。《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批準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線。這就從組織上正式確認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的領導地位。　　

以毛澤東同志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人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是中國人民、中華民族利益的忠實代表。遵義會議后，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領導集體，是黨在與國內外反動派長期的、艱苦卓絕的斗爭中形成的，黨的領導實行的是民主集中制，這都是有史可查的。胡星斗胡亂地把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人的關系稱作封建的“主客”關系和“君臣”關系，更罔顧事實，污蔑造謠說毛澤東“篡黨奪權長達十年，直到1945年才名正言順地成為‘中央政治局主席’”，是何等的荒謬。　　

3.    關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美國對國共兩黨的政策和臺灣問題　　

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進行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人民革命。這場革命的性質，決定了中國共產黨必然高舉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旗幟，高舉反對美帝國主義在抗日戰爭勝利后變中國為它的附庸國和勢力范圍的政策的旗幟，為爭取完全的民族獨立和解放而斗爭。　　

胡星斗在他的文章中，把抗日戰爭勝利后美國的對華政策描繪為拋棄蔣介石政權，支持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而把毛澤東代表的中共中央對美國的政策歪曲為拒絕美國政府的“善意”，“抱著極左思維、一心想倒向蘇聯” ，“錯過了一次營造有利的國際環境的機會”。他說：“內戰（指解放戰爭 - 引者注）之初，美國就停止了對蔣介石的一切援助，宋美齡赴美求援空手而歸；國民黨政權撤出南京，蘇聯大使館跟著跑，唯獨美國大使館不動，美外交人員留在炮火連天的南京要‘與中共接觸’；蔣介石逃到臺灣，美國政府發表聲明，稱國民黨是‘被中國人民所拋棄’，允許共產黨軍隊進攻臺灣；……美國發表聲明，支持新中國加入聯合國；英國開始了與中國的建交談判，美國還提出以50億美元的無償援助，換取與毛建交（見《作家文摘》）”。在這里，胡星斗沒有說明他引用的這些材料出自何年何月何日何期的《作家文摘》，使人難以考查引文的原貌。暫且不論　胡星斗　先生的上述說法是否符合歷史事實，即使當人們回顧解放戰爭時期美國的對華政策和中共對美國的政策時，也不能僅憑　胡　先生的以上只言片語，而要完整地、全面地進行研究。實際上，解放戰爭期間美國對蔣介石政府和中共的政策不是從零開始建立起來的，而至少是它在抗日戰爭期間的政策的繼續和發展。同樣，中共的對美政策，也與抗戰期間和美方的關系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同時，上述關系也是當時世界格局，特別是美、蘇、中關系的一部分。為了對美國-蔣介石政府-中共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的相互政策關系有一個比較清晰的概念，除了前面介紹的一些文獻，筆者還閱讀了一些其它的著作和論文，包括：胡長明：《毛澤東與周恩來》，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時殷弘：解放戰爭時期的美國對華政策與中美關系 – 中國大陸學者近年研究述評，《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王偉：論戰后初期美國對華援助（1945 – 1949）,《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6期；章百家：中共對外政策和新中國外交史研究的起步與發展，《當代中國史研究》，第9卷第5期，2002年9月；楊奎松：美蘇冷戰的起源及其對中國革命的影響，《歷史研究》，1999年第5期；王樹增：《遠東朝鮮戰爭》，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6年4月第2版。從這些文獻和著作中，我們可以得到如下一些史料和認識：　　

a)            抗日戰爭后期，中國共產黨在堅持國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同時，千方百計發展反對日本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毛澤東、周恩來特別重視對美國官方的統一戰線工作。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負責國民黨統治區和淪陷區的統一戰線工作。從1944年6月到12月，在周恩來的精心組織下，先后有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美軍觀察組組長包瑞德 {1944.7到達重慶，同月訪問延安}、美軍駐延安觀察組成員謝偉思（美國駐華使館二等秘書）、美國總統派往重慶的特使赫爾利（1944.9到達重慶，后繼任美國駐華大使）等相繼訪問延安，周恩來陪同毛澤東會見赫爾利、包瑞德、謝偉思；周恩來在重慶多次接觸和會見史迪威 （中緬印戰區盟軍司令）、赫爾利、包瑞德、謝偉思、納爾遜（美國國務院戰時生產局局長，隨赫爾利來華）、魏德邁（中緬印戰區美軍司令兼蔣介石參謀長）。這些對美官方的工作，重點是說明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爭取美國政府在軍事援助國民黨的時候，也給共產黨以援助；要求美國政府對蔣介石施加影響，承認中共的合法地位，取消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實行民主政治。毛澤東在1944年8月與謝偉思談話時，甚至提出“美國是否有可能在延安建立一個領事館，以便在抗戰勝利觀察組離開后仍然與中共近距離地溝通。” 　　

b)            但是由于美國政府與蔣介石在反共意識形態上有高度的一致性，把扶持蔣介石政府作為其對華政策的支柱，認定蔣介石是中國未來的代表，只有他才能幫助美國實現其在華的利益。因此只將援華抗戰物資送給國民黨；在調停國共雙方的分歧時經常出爾反爾，勸誘共產黨按照蔣介石的如意算盤背棄人民利益，交出軍隊，派幾個人到重慶的國民政府里去做有名無實的官。1945年1月，赫爾利竟然在與蔣介石商談后提出“為中共軍隊設一美軍官做總司令”，妄想將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變為隸屬于美軍的殖民地軍隊。赫爾利的在華使命就是扶蔣、限共和溶共。這些無理要求理所當然地遭到了毛澤東、周恩來的斷然拒絕。　1945年4月2日　，赫爾利終于脫掉了美國政府在國共之間“公正”調停的假面具，在華盛頓公開宣布美國的軍事援助只給國民黨政府，攻擊中國共產黨和它領導的軍隊阻礙了中國的統一。時任美國總統的羅斯福有力地支持了赫爾利走向與中共的對立。為了反擊赫爾利的聲明，毛澤東在1945年7月連續寫了《赫爾利和蔣介石的雙簧已經破產》、《評赫爾利政策的危險》兩篇文章，抨擊并諷刺“美國的赫爾利，中國的蔣介石，在以中國人民為犧牲品的共同目標下，一唱一和，達到了熱鬧的頂點。”預言“這個以赫爾利為代表的美國對華政策的危險性，就在于他助長了國民黨政府的反動，增大了中國內戰的危險。”盡管如此，毛澤東仍然對“美國一部分輿論界”，要求改變“赫爾利式的危險的對華政策” 寄予期待。　　

c)            1945年2月美、英、蘇三國簽訂的雅爾塔秘密協定事實上把中國劃入了美國的勢力范圍，蘇聯也承諾戰后支持蔣介石國民黨政府，要求中共與蔣介石合作。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美國毫無顧忌地實行扶蔣、限共和溶共的政策。而當這個政策遭到中共的抵制后，美國便實行助蔣反共的政策。　1945年4月12日　羅斯福逝世，由杜魯門繼任。　8月15日　，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同日杜魯門發出關于接受日本投降的《1號命令》，規定“中國（除東北外）的所有日軍只準向蔣介石政府投降”，完全否定和排除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抗日功勛和受降權利。8月底，毛澤東赴重慶談判，10月國共簽署雙十協定。在抗戰勝利后短短的幾個月內，美國用海空力量運送50多萬國民黨軍隊搶占華北、東北的戰略要地，并向八路軍發動局部進攻；同時美軍在華北登陸，占領重要港口、煤礦和鐵路干線，派軍事人員訓練國民黨軍隊。到1945年底，駐華美軍總數已達11.3萬人；美國一再延長《租借法案》，滿足蔣介石對戰略物資的需要。到1946年6月，在美國的幫助下，蔣介石已經完成了發動全面內戰的軍事準備，國民黨主力軍隊完全是美式先進的武器裝備。　　

1945年11月，赫爾利對中共軟硬兼施的政策失敗，辭去駐華大使職務，杜魯門任命馬歇爾為駐華特使。12月，馬歇爾抵華，調處國共爭端，一方面鞏固蔣介石的強勢地位，壓迫共產黨，一方面防止中國爆發大規模內戰，使中國的局勢服從美國的全球戰略需要。1946年1月初，組成由張群（后為張治中 – 代表國民黨）、周恩來（代表共產黨）和馬歇爾（代表美國政府）的三人會議。在馬歇爾調處的初期，由于解放區軍民堅決抗擊蔣介石軍隊的進攻，迫使蔣介石下達停戰令，毛澤東對馬歇爾的斡旋活動給予了積極的評價，并且一度對停止內戰，和平民主新階段表示審慎的樂觀。針對外界流傳的毛澤東要去蘇聯養病的謠言，毛澤東特地要周恩來帶話給馬歇爾說，如果要出國的話，他愿意先到美國，因為那里有很多東西可以學習。　　

但是，消滅共產黨是蔣介石的既定方針，加上美國的武裝和支持，蔣介石從來就沒有履行停戰協定。到1946年5月，局勢全面惡化，馬歇爾開始背離他的“公正”立場，與蔣介石一致壓迫中共，在東北問題上與蔣介石的意見無大區別，在關內問題上，與中共的意見日趨對立。原來馬歇爾出使中國前，杜魯門已向他交底：如果蔣介石堅決以武力解決國共矛盾，美國也只能支持他。　　

d)            1946年7月，司徒雷登出任美國駐華大使，馬歇爾的特使地位不變。蔣介石命令國民黨軍從蘇皖南線、北線、西線向解放區發動進攻，華中野戰軍被迫反擊，從7月中旬到8月下旬，蘇中戰役七戰七捷，殲國民黨軍5萬余人。國民黨飛機轟炸延安，國共內戰全面爆發。　8月10日　，馬歇爾、司徒雷登發表聯合聲明，非直接承認調處失敗。9月，美國政府不顧中共的強烈反對，執意與蔣介石政府簽訂《中美剩余戰時財產出售協定》，將太平洋戰爭時美國存放在中國、印度及17個太平洋島嶼上的價值約9億美元的剩余物資和設備折價讓給國民黨政府，變本加厲地實行“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毀滅共產黨’，變中國為美國的殖民地”（《毛澤東選集》第4卷，1966年7月橫排本，1431頁）。11月，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飛返延安，歷時一年多的國共談判徹底破裂。12月，杜魯門發表聲明重申美國完全支持國民黨政府。　1947年1月8日　，馬歇爾離華回國任國務卿。1月底，美國駐華使館宣布美國代表團退出軍事三人小組，并撤出軍調部美方人員；隨之國民黨政府宣布解散軍事三人小組及軍調部。　　

e)            1947年，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人民解放軍開始戰略反攻，蔣介石乞求美國援助。5月，馬歇爾下令恢復對國民黨政府的軍事和經濟援助。杜魯門派魏德邁使華，“就中國現在及未來的政治、經濟、心理和軍事的情況作一個估量”。魏德邁訪華后認為，“一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對美國利益是有害的”，提出了一個大規模的援華建議。10月，美國政府與國民黨政府簽署了2.7億美元的經援協定；美國陸軍顧問團參加國民黨軍隊在臺灣訓練中心的訓練工作。1948年4月，美國參眾兩院通過了《援華法案》，規定在12個月內向國民黨政府提供4.63億美元援助，其中1.25億美元的“特別贈款”“由中國政府自行決定其用途”。美國對蔣介石政府的大規模軍事經濟援助沒能挽救其失敗。1948年秋季，人民解放軍發動三大戰役，與國民黨軍隊展開戰略決戰，美國政府看到國共的戰局已很難扭轉，其對華政策也開始轉折。美國政府意識到它戰后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主要依靠中國的戰略正在落空，便采納凱南設計的以日本取代中國作為戰略基地，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遏制”蘇聯勢力的戰略設想，及早從中國脫身，把“盡力阻止中共在中國取勝”的目標修改為“盡力阻止中國變為蘇聯的附庸”。1948年12月，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它的致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備忘錄中，強烈反對美國繼續支持蔣介石；1949年2月，美國軍方已不再強調加強對華援助，相反建議終止軍事援助計劃，以免軍事物資落入共產黨軍隊之手。此時，美國政府在中國已是“落花流水春去也”，只好眼睜睜地看著蔣介石集團走向滅亡了。　　

f)              1948年12月，一個美國記者在香港發表談話稱，美國國務院現政策的中心，在于如何在新的聯合政府中造成一個有效的反對派，以抵抗中共力量，美國則在某種新的方式下承認新的聯合政府，恢復與中國貿易，對新中國投資。美國承認聯合政府的條件是政府的構成須為美國可接受者，聯合政府得承認美海軍、陸軍在上海、青島等地的基地權。美國政府處心積慮地要在中國扶植新的代理人，即所謂非共產分子/民主個人主義者/第三種勢力，破壞即將誕生的全國革命政權；企圖以貿易、投資為誘餌，引導中國共產黨采取適合美國需要的政策；陰謀繼續干涉中國內政，保持它的在華特權。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當然不會上當。　　

g)            中共中央極其重視外交政策和外交工作。毛澤東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做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在1945年3月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中，接著在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二十八周年而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對新中國的外交路線、原則和政策都做了明確的闡述和規定，概括起來主要是：主權要獨立，領土要完整，不允許干涉內政、平等互利。“一邊倒”不是倒向哪個國家，而是在內政和外交上倒向社會主義，不倒向帝國主義。在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夕，毛澤東和周恩來親自指示、處理、過問了一系列涉及外交政策、方針和方法的問題，如不允許任何外國和聯合國干涉中國內政、保護外國使領館及其外交人員和外國僑民、三十五軍進占南京后擅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住宅一事、紫石英號等四艘英國軍艦入侵長江的事件、南京電報局擅自停止外國記者發新聞電訊事件等等，堅持維護國家主權，反對武裝干涉，尊重國際慣例，留有回旋余地的原則。　　

    南京解放前后，除蘇聯大使隨同國民黨政府去了廣州外，美國等多數國家的使節仍留在南京。司徒雷登的私人顧問傅涇波從香港給周恩來、鄧穎超寫信，試探中共的動向。周恩來派遣曾在北京燕京大學讀過書的黃華隨軍南下，任南京市軍管會外事處處長，指示他可以與司徒雷登（長期擔任過燕京大學校長）進行私人接觸。所以　1949年4月28日　，毛澤東在為中央軍委起草的電報中說：“現美國方面托人請求和我方建立外交關系，英國亦極力想和我們做生意。我們認為如果美國（及英國）能斷絕和國民黨的關系，我們可以考慮和他們建立外交關系的問題。”　5月10日　，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復南京市委并告華東局的電報中，專門具體地指示：“黃華可以與司徒見面，以偵察美國政府之意向為目的”；“見面時多聽司徒講話，少說自己意見”；“現在是要求美國停止援助國民黨，割斷和國民黨殘余力量的聯系，并永遠不要干涉中國內政”；“與司徒談話應申明是非正式的，因為雙方尚未建立外交關系”、“應取莊重而和氣的態度”；“對于傅涇波所提司徒愿意繼續當大使和我們辦交涉，并修改商約一點，不要表示拒絕的態度”。可見，只要美國政府尊重中共中央提出的合情合理的原則立場，放棄干涉中國內政，新中國是歡迎與之建立外交關系的。但是，美帝國主義的本性是不會改變的，它的外交政策也不是司徒雷登所能決定的。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美國的“院外援華集團”、“國會中的共和黨人”、“麥卡錫主義者”、“中國（蔣介石）幫”及受他們影響的具有“蔣即中國”概念的許多美國公眾是不會承認新生的“中共政權”的。　1945年8月5日　，就在司徒雷登奉召回國的途中，美國國務院公布了《美國與中國關系 著重于1944 ~ 1949》的白皮書和國務卿艾奇遜信件，繼續采取敵視中國人民的立場，承認美國扶蔣反共政策的失敗。為此，毛澤東寫了《丟掉幻想，準備斗爭》、《別了，司徒雷登》、《為什么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五篇文章，系統地揭露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帝國主義本質，教育人民，指引方向。　　

h)            臺灣問題是美國干涉中國內政政策的產物。1948年底到1950年初，杜魯門政府的臺灣政策幾經演變。當美國政府認定蔣介石政權在中國大陸的失敗已成定局時，開始制定臺灣政策。起初，它致力于扶植“臺灣本地非共中國人政權”，既想防止蔣介石控臺，更要阻止共產黨入臺，顯然這個政策有明顯的“一中一臺”或“兩個中國”的色彩。蔣介石不去控制臺灣到哪里去？于是堅決抵制美國，美國只好放棄這一政策。美國國務院隨后搞了幾套迅速將臺灣公開分離出中國的方案，但是因美國軍方不愿為臺灣分散兵力而放棄了。1949年10月，美國國務院經杜魯門贊許，確定了對臺新政策：一方面接受蔣介石對臺灣的控制，一方面只給蔣介石提供少量經濟援助，似乎隱含著準備臺灣被“共軍”攻陷的考慮。但是在年底美國軍方強烈要求援蔣保臺。蔣介石一生中做了兩件好事：一件是接受抗日（盡管是消極的和片面的）；另一件就是堅持一個中國，不管是臺灣還是大陸，都是他的“中華民國”的領土，使美國下不了手。在國內黨派斗爭和國際冷戰背景下，杜魯門于　1950年1月5日　發表了《關于臺灣問題的聲明》，宣布美國無條件地認為臺灣是中國的領土，“美國亦不擬使用武裝部隊干預其現在的局勢，……，美國也不擬對臺灣的中國軍隊供給軍事援助和提供意見。”  這個階段美國決策的原則是，在不動用美國武裝力量的情況下，利用蔣介石，阻止中共控制臺灣，以防其戰略地位被“共產陣營”利用。然而不到半年，美國就自食其言，出于其遠東戰略的需要，把臺灣作為日本-南朝鮮-琉球群島-臺灣-菲律賓（東南亞）弧形遏制島鏈中一個重要的環節。　　

　1950年6月27日　，即朝鮮戰爭爆發的第三天，美國就宣布武裝封鎖臺灣海峽。杜魯門為什么從他　1月5日　聲明的立場上作如此迅速的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解密的檔案顯示，在戰爭爆發前10天，美國國防部長約翰遜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萊德雷從遠東地區視察回國時，帶回了美軍駐遠東最高司令官麥克阿瑟的一份備忘錄，稱臺灣將在　7月15日　前被共產黨中國占領，詳細闡明了不讓共產黨中國占領臺灣對美國具有的重大戰略意義。麥克阿瑟說：臺灣是美國在遠東地區的“一艘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美國對華政策說一套、做一套的虛偽性是一貫的。既然在美國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已經30多年的今天，它仍然置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于不顧，照樣出售各種先進武器給臺灣，甚至揚言有武力保衛臺灣不受大陸軍事進攻的義務，那么，在美國還承認蔣介石的“中華民國”的1950年，它能心甘情愿地對人民解放軍解放臺灣袖手旁觀嗎？朝鮮戰爭的爆發，不過是美國抓住時機，公開其對臺政策真面目的一個借口罷了。　　

在以上回顧的史實中，有　胡星斗　先生說的“內戰之初，美國就停止了對蔣介石的一切援助”，美國 “允許共產黨軍隊進攻臺灣”，“支持新中國加入聯合國”，“（美國）以50億美元的無償援助，換取與毛建交”一絲一毫的證據嗎？沒有，一點影子也沒有！相反卻證明了　胡星斗　先生所說的全是謊言。還要指出一點，　胡星斗　先生振振有詞地說，宋美齡在內戰之初“赴美求援空手而歸”，他把時空完全搞錯亂了。宋美齡一生兩次赴美求過援。一次是1943年2月中國抗日戰爭困難的時刻，宋美齡作為蔣介石的特使訪問白宮，并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說，爭取羅斯福總統和美國政府對中國抗戰的同情和支持，收獲不小。另一次是1948年底，國民黨軍隊已是窮途末路，蔣介石派宋美齡赴美游說援助，企圖撈到幾根救命稻草。但其時美國對蔣介石軍隊已經失望，不愿再作無謂的投資了，告知宋美齡這次只能作為國務卿馬歇爾將軍夫婦的客人以私人身份訪美，而且不得公開露面。自然，宋美齡的訪美一無所獲。她可能覺得無顏見江東父老，就沒有再回大陸，而是留在了美國，直到1950年1月才從美國回到逃到臺灣的蔣介石身邊。這個許多有點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的中國現代史上的插曲，竟被作為經濟學教授的　胡星斗　先生在文章中寫得面目全非，豈不怪哉！　　

4.    關于抗美援朝的決策　　

為了“證明”毛澤東“獨斷專行”，胡星斗還拿抗美援朝說事：“中共政治局開會，由于大多數人反對出兵朝鮮，毛澤東一度作罷，可是，后來，毛與彭德懷一席話后，未經政治局討論，擅自作出了出兵朝鮮的決定。”這段話里，“中共政治局開會”、“毛與彭德懷一席話”確有其事；“大多數人反對出兵朝鮮”不準確； “毛澤東一度作罷”、“未經政治局討論，擅自作出了出兵朝鮮的決定”則完全違背事實。　　

實際情況是怎樣的呢？請看：　　

a)      　1950年6月25日　，朝鮮戰爭爆發。　　

b)      　6月27日　，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聲明，決定派出海軍和空軍入侵朝鮮領海、領空，進攻朝鮮人民軍，對朝鮮城市狂轟濫炸。同時聲稱：“共產黨部隊的占領臺灣，將直接威脅太平洋地區的安全，及在該地區執行合法而必要職務的美國部隊。因此，我已命令第七艦隊阻止對臺灣的任何攻擊。”　　

c)      　6月28日　，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上莊嚴宣告：“全國和全世界的人民團結起來，進行充分的準備，打敗美帝國主義的任何挑釁。”還說：“杜魯門在今年一月五日還聲明說美國不干涉臺灣，現在他自己證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時撕毀了美國關于不干涉中國內政的一切國際協議。”　　

d)      　6月30日　，杜魯門命令美國陸軍在朝鮮參戰。　　

e)      　7月7日　，周恩來以中央軍委副主席的身份召開軍委討論保衛國防會議，正式通過《關于保衛東北邊防的決定》（草案），經周恩來修改后，　7月13日　報毛澤東，毛澤東當天批示：“同意，照此執行。”　　

f)      　8月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指出，如美帝得勝，就會得意，就會威脅我。對朝鮮不能不幫，……我們不能不有所準備。　　

g)      8月下旬，美軍飛機侵入中國東北安東（今丹東）市上空，并向民船射擊，殺死船工。　　

h)      　9月15日　，美軍7萬余人在仁川登陸，朝鮮戰局發生急劇變化。　　

i)      　9月22日　，美軍飛機在安東市區投擲重磅炸彈12枚。　　

j)      　9月30日　，周恩來在建國一周年慶祝大會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國人民熱愛和平，但是為了保衛和平，從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戰爭。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意侵略而置之不理。“　　

k)      　10月1日　，南朝鮮軍越過三八線。　　

l)      　10月2日　下午，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朝鮮半島局勢和中國出兵問題。毛澤東要周恩來派飛機到西安，將彭德懷接到北京參加會議。　　

m)      　10月3日　凌晨1時，周恩來緊急約見印度駐華大使，對美國當局提出強烈警告：“美國軍隊正企圖越過三八線，擴大戰爭。美國軍隊果真如此做的話，我們不能坐視不顧，我們要管。”　　

n)      　10月4日　下午，在毛澤東主持下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林伯渠、董必武、彭真、陳云、張聞天、彭德懷（會議中間趕到）、高崗。列席會議的有：羅榮桓、林彪、鄧小平、饒漱石、薄一波、聶榮臻、鄧子恢、李富春、胡喬木、楊尚昆。中國共產黨面臨著一個新的重大抉擇：出兵，或者不出兵。會議一開始，毛澤東首先讓大家講出兵的不利情況。與會者各抒己見。多數人不贊成出兵或者對出兵存有種種疑慮，理由有各種。聽了大家的發言后，毛澤東講：“你們說的都有理由，但是別人處于國家危急時刻，我們站在旁邊看，心里也難過。”　　

會議進行中間，彭德懷（從西安）趕到會場。彭德懷對這個會議毫無思想準備，只是側耳細聽，沒有發言。　　

o)      　10月5日　上午，受毛澤東委托，鄧小平將彭德懷從北京飯店接到中南海毛澤東辦公室。他們兩人進行了一次傾心的交談，彭德懷表示擁護毛澤東出兵援朝的決策，毛澤東請彭德懷在下午政治局會上“擺擺你的看法”。　　

    下午，政治局擴大會議繼續召開，多數人被說服了，想通了。會議決定由彭德懷掛帥出兵。1970年毛澤東對金日成講起出兵朝鮮的決策過程時，說：“我們雖然擺了五個軍在鴨綠江邊。可是我們政治局總是定不了，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還是決定了。”這是一個艱難而民主的決策！是毛澤東“思之再三，煞費心血”（聶榮臻語 – 引者注）說服黨的領導集體的又一個范例。　　

p)      　10月7日　，美軍在開城地區越過三八線，向北推進。同時，美國將戰火從朝鮮燒到中國東北。　　

q)      　10月8日　，毛澤東發布組成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命令。　　

引用史料至此，已經不需要對胡星斗的說法作任何附加的駁斥了。　　

5.    關于所謂的毛澤東“為日本帝國主義侵華叫好” 　　

更為可笑的是，　胡星斗　教授似乎根本不知道抗日戰爭史，也不懂得辯證思維，更不明白什么是幽默感。他說“毛澤東多次公然為日本帝國主義侵華叫好。比如日本首相田中訪華，田中為日本侵華口頭道歉，毛卻說：‘我們還要感謝日本呢。沒有日本的侵略，也就沒有我們的勝利’”。　胡　先生除了無中生有，張冠李戴，還在有意歪曲。毛澤東何時何地“公然為日本帝國主義侵華叫好”？1972年田中角榮首相訪華時，毛澤東并沒有向他說過“感謝”“侵略”的話，這類的話是在其它時間和場合說的，而且說這些話的原意是把侵略當作反面教員來說的。眾所周知，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占領中國，給中華民族帶來亡國滅種的空前危險和災難，而毛澤東正是面對日本侵略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喚醒民眾，奮起抗爭，成為中華民族歷史上空前的民族英雄。他一生干的第一件大事中，就包括“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其中具體細節就不必贅述了。　　

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包圍、孤立和封鎖中國的情況下，毛澤東是怎樣做日本上層友好人士和日本人民的工作，又是怎樣辨證地看待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對中國人民的覺醒、團結、抗爭、進步所起的促進作用呢？　　

　1955年10月15日　，毛澤東在同日本國會議員訪華團談話時說：“我們兩個民族現在是平等了，是兩個偉大的民族。”“客人來看主人，是客人看得起主人，做主人的應該感謝客人。……以后我們要多來往。” “過去你們欠過人家的賬，現在你們不再欠賬了，而是有人欠你們的賬。你們現在很有政治資本，我們也有政治資本，向美國討賬。”“你們已經賠過不是了。不能天天賠不是，是不是？……我們應該想盡一切辦法，讓美國的手縮回去，它的手太長了，美國很不應該。”“日本有人把政治問題說成是技術問題，說中日并沒打仗，為什么是戰爭狀態呢？但從法律上說，中日就是處于戰爭狀態。” （《毛澤東文集》第六卷，1999年6月第1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人民出版社）　　

　1956年7月14日　，毛澤東在同危地馬拉前總統阿本斯談話時說：“經過抗爭時期，打日本，我們的軍隊發展到了九十萬。……強大的打不贏，弱小的總是勝利。”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1999年6月第1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人民出版社）　　

　1960年6月21日　，毛澤東在同日本文學代表團談話時說：“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講過這段事情，其中一部分人說日本侵略中國不好。我說侵略當然不好，但不能單看這壞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幫了我們中國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不會覺醒起來。在這一點上，我們要感謝日本‘皇軍’。但是日本現在沒有負擔了，因為日本沒有殖民地，相反地變成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毛澤東文集》第八卷，1999年6月第1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人民出版社）　　

　1961年1月24日　，毛澤東在同日本社會黨國會議員黑田壽男談話時說：“我們國家的人民，也是由國內敵人和國外敵人教育過來的，其中也包括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教育。日本的南鄉三郎見我時，一見面就說：日本侵略了中國，對不住你們。我對他說：我們不這樣看，是日本軍閥占領了大半個中國，因此教育了中國人民，不然中國人民不會覺悟，不會團結，那末我們到現在也還在山上，不能到北京來看戲。就是因為日本‘皇軍’占領了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別無出路，才覺悟起來，才武裝起來進行斗爭，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創造了條件。所以日本軍閥、壟斷資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謝的話，我寧愿感謝日本軍閥。”（同上）　　

　1964年7月9日　，毛澤東在同亞洲、非洲、大洋洲一些國家和地區的訪華人士談話時說：“我們解放后，有一位日本資本家叫南鄉三郎，和我談過一次話，他說：‘很對不起你們，日本侵略了你們。’我說：‘不，如果沒有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大規模侵略，霸占了大半個中國，全中國人民就不可能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也就不可能勝利。’事實上，日本帝國主義當了我們的好教員。……我們的第二個教員，幫了我們忙的是美帝國主義。第三個幫了我們忙的教員是蔣介石。”（同上）　　

不用作更多的解釋，毛澤東的意思是清楚明白的：第一，毛澤東嚴厲而幽默地批判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第二，日本人民是中國人民的朋友，兩國人民有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共同需要；第三，日本軍閥、美帝國主義、蔣介石都是中國人民好的反面教員，他們“幫助”、促使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團結起來，和他們斗爭，取得了勝利，所以要“感謝”他們。難道作為一個大學教授的　胡星斗　先生連這一點理解力都沒有或者喪失了嗎？　　

　1972年9月27日　晚上八點半左右，毛澤東在中南海書房會見了來華訪問，談判中日兩國關系正常化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日方參加會見的有外相大平正房、自民黨官房長官二階堂進，中方陪同會見的有周恩來總理、外交部長姬鵬飛、外交部顧問、中日友協會長廖承志。毛澤東和田中角榮的談話，在我能查到的公開發表的文獻資料中都沒有田中“道歉”和毛澤東“感謝”的詞句。毛澤東談話的一部分內容可見《毛澤東文集》第八卷439~440頁，這是有關國際形勢和中日關系的“嚴肅”話題。在會見中，毛澤東向客人講了許多妙趣橫生和詼諧的話，還贈送給田中角榮一部六卷本的《楚辭集注》，不經意間輕松、巧妙地表達了對田中角榮在25日晚周恩來總理舉行的歡迎宴會上的祝酒詞中的一句話 – “我國給中國國民添了很大的麻煩（/迷惑），我對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 – 中使用 “麻煩（/迷惑）”一詞的不滿，一個小時的會見談笑風生，氣氛融洽。　　

6.    關于大躍進后期饑荒中的餓死人　　

1958年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中發生的高指標、浮夸風和共產風的錯誤及造成的后果一直被反毛、非毛人士當作攻擊毛澤東“極左”的重量級武器，胡星斗教授當然不會放過利用一下這個武器的機會。這些武器中最尖端、最具有殺傷力的莫過于因缺糧而從1959年冬開始在某些農村發生的浮腫病和非正常死人現象。胡星斗說：“楊繼繩確認從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２年期間，中國餓死3600萬人。因饑餓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數為4000萬人。餓死人數加上因饑餓而少出生的人數，共計7600萬人）。也就是說，三年饑荒的死亡人數是抗日戰爭中中國人犧牲、被屠殺、餓死的人口總數的2倍,相當于向中國農村投了四百五十顆廣島原子彈。連歷史上從未餓死人的天府之國四川也餓死了八百萬人（楊繼繩書中確認超過一千萬人）。這是毛澤東對人民犯下的不可饒恕的罪行。（參見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記實》等）”胡星斗把楊繼繩認為的“餓死3600萬人”加因饑餓而“少出生4000萬人”“共計7600萬人”的數字認定為“確認”的數字，未免太簡單，太武斷。　　

有許多國內外的研究者發表過各種各樣的研究1959~1961年期間中國的人口變動，特別是非正常人口死亡數字的文章。這些文章莫衷一是，結果之間差距很大，誰的結論都不能成為定論。根本的原因就是缺乏那一段時間里的人口統計數據，研究者都是通過不同的模型計算出來的！從國家統計局的網站上查到，從1953年到1982年，我國只搞過1953年、1964年和1982年三次全國人口普查，其它年份沒有人口抽樣調查。沒有可靠的統計數據支持的人口模型計算結果的可信度有多高，是令人懷疑的。　　

另外，楊繼繩并不是一位專業的人口統計學研究者。在1966年底文化革命的高潮中，還是清華大學動力系一名畢業班學生的楊繼繩，“有幸”作為紅衛兵中鳳毛麟角的一員，被提前分配到新華社，成為新聞戰線“革命的新生力量”，從那以后就一直在新華社系統工作。1990年代開始，他似乎深深地投身于“民主社會主義”的潮流，并且擔任《炎黃春秋》雜志社的副社長。這樣一位人士，“研究”1959~1961年期間我國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是正常、嚴肅的學術研究活動，還是在學術的外衣下通過模型和數字游戲障人耳目，來達到徹底否定毛澤東的目的，是值得懷疑的。　　

我不否認三年困難時期在中國餓死過人，也不否認毛澤東在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中犯了錯誤，但是對胡星斗這樣用離科學態度十萬八千里的方式“整”毛澤東，用“三年饑荒的死亡人數是抗日戰爭中中國人犧牲、被屠殺、餓死的人口總數的2倍，相當于向中國農村投了四百五十顆廣島原子彈”這些駭人聽聞的比喻控訴毛澤東“不可饒恕的罪行”，實在難以茍同。　　

胡星斗還說在　1962年1月11日　 – 　2月7日　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要立碑紀念饑荒中死去的人民”招致“毛澤東對劉懷恨在心”，不知道他有什么依據。關于七千人大會，中國青年出版社在2008年剛剛出版了一本新書 - 《變局 – 七千人大會始末》，作者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張素華研究員。作者依據官方檔案和親歷者及知情人的回憶，在書中以大量的篇幅介紹了劉少奇組織起草他所作的七千人大會報告、在會議期間作多次講話和報告的過程和內容，其中并沒有胡星斗所說的劉少奇的提議。胡星斗是在自己編造呢，還是有什么權威消息來源呢？　　

7.    關于文革中的一些事件、人物和武斗　　

胡星斗利用文革的話題來反毛就更顯得“師出有名”、“名正言順”了。不過，行動起來也得合章法，有理據才行。不然的話，反而會弄巧成拙，露出馬腳。從下面幾個例子中，胡星斗“不真”的馬腳就露出來了：　　

“　1967年8月28日　，毛澤東下令開槍，打死‘反革命’游行群眾101人。” - 試問，這條新聞的出處何在？毛澤東向誰下的令？打死了哪個地方的游行群眾？據《毛澤東傳》和其它史料記載，一九六七年七、八、九三個月中國“天下大亂”：7月發生了武漢“七二〇事件”， 8月發生了北京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事件，很多地方派性加劇，秩序混亂，武斗升級。在文化革命中，毛澤東始終反對動用軍隊對群眾開槍。“七二〇事件”時，毛澤東住在武漢東湖賓館，包括相當多的軍人在內的人群氣勢洶洶地沖入賓館，打人揪人，毛澤東沒有下令開槍。在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中也沒有開槍。1976年4月的“天安門事件”時，現場有人放火燒汽車、燒樓、打人，華國鋒主持工作的中央政治局采取措施，動用首都的工人民兵，沒有動一槍一彈，平息了事態。　　

“羅瑞卿因為竊聽器的事而被毛欲置之死地。” – 這里有一個事實錯誤。羅瑞卿受批判是因為1965年11月林彪派葉群帶著他的信去向毛澤東誣告羅瑞卿，說他要奪取軍權，反對突出政治、反對毛澤東思想、存在單純軍事觀點等，毛澤東相信了林彪的告狀。“竊聽器問題”是楊尚昆的事，他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　　

“賀龍因為長期不愿奉承毛而被毛懷疑；全國學毛選時，賀龍卻說‘應當好好學習劉主席著作’；毛澤東接見運動員，賀龍站在門口，10分鐘就走了；有一次，運動會上高奏《東方紅》，賀龍起身就走。” – 這是不合歷史事實的。賀龍受迫害是林彪搞的鬼，　賀龍的　夫人薛明揭露過。在張素華等三位作者編寫的《說不盡的毛澤東 – 百位名人學者訪談錄（下）》（遼寧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中，薛明和女兒賀曉明在《毛澤東和我們一家》中說：“賀龍無論在什么樣的困難情況下，對毛澤東始終是有信心的，認為毛澤東總有一天是要為他說話的。”“1973年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毛主席說：賀龍是搞錯了，我有責任。我聽了林彪的一面之詞，偏聽偏信了。賀龍是二方面軍的一面旗子，沒有這面旗子不行，現在賀龍被陷害了，一定要給他平反。一邊說著，還用手拍了桌子。”如果賀龍對毛澤東沒有感情，在他含冤而死，文革結束后毛澤東又受到批判的背景下，　賀龍的　夫人和女兒還會為毛澤東說好話嗎？　　

“葉劍英曾說，文革造成了2000萬人死亡，上億人受迫害。” – 葉劍英什么時候，在什么場合，對什么人說過這樣的話呢？總該給個交待吧。要知道那時全國人口是六億五千萬，男女老幼都在內，平均六個人中就有一個人受迫害，太夸張了吧？　胡　教授是經濟學家，難道連小學算術的概念都沒有？　　

“毛澤東晚年曾經多次提出自己身后班子的名單：黨主席——江青；總理——華國鋒；人大委員長——毛遠新或王洪文。可見，隨著毛澤東的去世，毛家天下的班子已經形成，幸虧毛岸英早死了，否則他就是中國的金正日。” – 　胡星斗　教授是從哪里得到的這份毛澤東“自己身后班子名單”的？　　

我們從已有的中共中央文件和權威出版物里知道：　1974年11月12日　，毛澤東在江青寫給他的信上批道“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組閣（當后臺老板）。”同在11月，毛澤東針對江青托陪同外賓前去長沙的王海容、唐聞生轉達她提名王洪文當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對王、唐尖銳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員長，她自己作黨的主席。” 12月，毛澤東警告和周恩來一道去長沙匯報四屆人大準備情況的王洪文說：“‘四人幫’不要搞了，中央就這么多人，要團結”，“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1975年1月，四屆全國人大上用無記名投票方式，選出了全國人大委員長為朱德，副委員長為董必武、宋慶齡、康生等22人；周恩來為國務院總理，鄧小平、張春橋、李先念、陳錫聯、紀登奎、華國鋒、陳永貴、吳桂賢、王震、余秋里、谷牧、孫健為副總理。這就是“毛家天下”的班子嗎？　1975年5月3日深夜　，毛澤東在他生前最后一次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再一次指出：“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么照樣搞呀？為什么不和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　　

我們還知道：1976年1月，在鄧小平致信毛澤東提請“解除我擔負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責任”時，毛澤東“提議華任代總理，主持政治局工作”，還說：“就請華國鋒帶個頭，他自認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專管外事。”這樣，毛澤東就把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排除在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崗位之外了。1976年“天安門事件”結束后的　4月7日　，毛澤東提議政治局作出決議，任命華國鋒為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撤消了鄧小平一個人的一切職務，其他的領導人一個沒動，從而確認了毛澤東對自己身后黨和國家領導班子的安排。這難道就是“毛家天下”？　　

毛岸英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獻出了自己年輕的生命，胡星斗幸災樂禍，不僅是對烈士毛岸英，更是對志愿軍全體指戰員的褻瀆。　　

“江青說：‘我只是毛主席的一條狗！’” – 30多年前這句話就在社會上流傳了。不管江青的水平怎么不高，他畢竟當了38年的共產黨“第一夫人”，什么世面沒見過。她也不是個文盲村婦，臨死時也沒有對毛澤東“反戈一擊”的意思，她能這樣自我侮辱，罵毛澤東嗎？這分明是從既恨江青又恨毛澤東的人罵的話“江青只是毛澤東的一條狗”改編而來的，對社會政治頗為敏感的　胡星斗　教授能看不出來？　　

不知道　胡　教授從什么地方還搞來了一幅讓人膽戰心驚的恐怖圖畫：“湖南道縣農村紛紛組成‘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大隊干部隨意處決人，紅色大屠殺致使上萬人喪命。屠殺的手段有：刀砍、銃打、鐵烙、活埋、沉河、尖刀刺、鈍刀剮、鋤頭挖、繩子勒、石頭砸、數十人捆在一起用炸藥炸、幾十人丟進紅薯窖用火活活熏死，還采用砍頭、挖眼、割耳、削鼻、剖腹、割乳、切指、斷肢等種種手段，慘不忍睹。廣西武斗死亡10萬多人，廣西武宣縣、隆安縣、大興縣、上林縣、武鳴縣、蒲北縣、靈山縣、貴縣都發生了大規模的煮吃‘反革命分子’心、肝、肉的吃人事件。” – 好家伙！真是比十八層地獄還可怕的場景！湖南一個縣的酷刑就有20種之多，而且“慘不忍睹”，好像　胡　教授親眼見過似的！還有廣西8個縣都“發生了大規模的煮吃人心、肝、肉的事件。”我是從文革過來的人，按照當年的社會情況，如果真有這樣的事，什么呼吁啦，通電啦，告急啦，應該是滿天飛了，非傳得全國震驚不可。我怎么一點都不知道呢？不知道有沒有專門描寫閻王殿里鬼怪刑罰的書，如果有的話，不知道是怎么描寫的，　和胡　先生的描寫哪個更“精彩”呢？我的感覺是，文革時期的中國總的來說還是共產黨領導，人民解放軍也是好的，社會主義也深得人心，大多數人民還是分得清善和惡的。　胡　教授想用特異功能的辦法，把20世紀60年代的中國景象與3000多年前紂王、妲己的酒池肉林的景象重疊在一起而且等同，是不是太把自己當作大師了？　　

8.    關于林彪的武裝政變未遂與叛逃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　胡星斗　教授竟然把林彪的政變未遂和叛國逃跑說成是毛澤東“逼迫林彪出逃”、“逼死林彪”，為林彪死黨鳴冤叫屈說“林彪集團的人都是受到毛澤東、四人幫的殘酷打擊”，欣賞林立果的“聯合艦隊”炮制的政變計劃《“571工程”紀要》中的攻擊毛澤東的內容， 認為“林彪‘反革命集團’子虛烏有”、“林彪集團是文革時代最早的覺悟者”， 要“為林彪平反”。　　

這些說法實在“新鮮”，很有“創意”。胡星斗舉出的那些“材料”，不但與中共中央為反對林彪集團歷來公布的各種文件和資料相違背（參考《毛澤東傳，1949 – 1976（下）》 “三十八、林彪事件”、《周恩來傳，1898 – 1976，（下）》“六十九、廬山會議與林彪事件”），而且也與當時有關了解內情的人的回憶錄（見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斗爭》，1997年11月第1版，當代中國出版社；《張耀祠回憶錄 – 在毛主席身邊的日子》，2008年第1版，中共黨史出版社）完全不符。其中一些“材料”，不需要查證，一看便知是極不可靠的。比如胡星斗說“林彪、陳伯達起草了題為《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的（九大政治）報告（稿），提出國內的主要矛盾不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的矛盾’”。這怎么可能呢？“先進的社會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的矛盾”是八大政治報告中的提法，在文革中被作為劉少奇的“階級斗爭熄滅論”的證據一再批判。林彪、陳伯達即使內心同意這個說法，也不會公開地把它寫進九大的政治報告中去，那樣的話，就表明他們和剛剛被打倒的劉少奇站到一起了。林彪、陳伯達不可能這樣“笨”。　　

林彪要搞武裝政變是個事實。《“571工程”紀要》里寫的清清楚楚，是要動槍動炮、使用炸藥噴火器殺害毛澤東和周恩來等其他黨和國家重要領導人的；林彪在　1971年9月8日　向“聯合艦隊”下的“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的手令后來被繳獲了；林立果確實在　9月12日傍晚　瞞著中央要了一架256號三叉戟專機飛到山海關機場，并在13日凌晨載著林彪、葉群等人向蒙古、蘇聯方向逃跑了；　9月12日晚　，在北京的周宇馳接到林立果“南去不成，速向北逃”的命令后，他和于新野、李偉信三個“聯合艦隊”的骨干成員在13日凌晨劫持了一架直升機逃跑，還把阻止他們逃跑的駕駛員陳修文殺害了。這些行為都構成了犯罪的要件。胡星斗卻要給林彪平反，豈不是罪與非罪都分不清了？　　

　1971年9月12日　晚上林彪、葉群、林立果在北戴河密謀叛逃時，北京的毛澤東、周恩來、中辦主任兼中央警衛局局長汪東興和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張耀祠對林彪的具體計劃一無所知。當時周恩來正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主持召開討論將在四屆全國人大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草稿的會議。是林彪和葉群的女兒林立衡首先向在北戴河負責保衛林彪的8341部隊張宏副團長，然后又向北京的張耀祠和汪東興報告了林彪的叛逃行動。胡星斗說毛澤東逼死了林彪，根據何在？　　

需要指出的是，　胡星斗　教授用來尊林反毛的很多材料是從香港的一家刊物《爭鳴月刊》于兩年半前刊登的一篇文章得到的。該文章的題目是《林彪日記檔案揭秘》，稱“這本日記一直被中共列為絕密的檔案材料。去年秋，中共中央研究室獲準查閱；今年四月，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又獲準查閱，今年六月，省級黨校獲準在規定范圍內參閱。”到底有沒有這個《林彪日記》呢？如果真有，既然處于保密狀態，怎么泄漏到香港去了呢？就算是泄密了，《爭鳴月刊》登出的內容走樣不走樣，完整不完整呢？誰都知道，外國、港臺、中國大陸的媒體上假新聞、失實報導是屢見不鮮的。國外、港臺的新聞界認為，只要有來源而不是自造的，不管具體的新聞內容是真是假，報道出來都是不違法的。但是在學術界，誰要著書立說寫文章，闡述某種理論和觀點，引用的論據必須是可靠的。因為如果大前提出了問題，得到的理論和觀點就站不住了。顯然　胡星斗　教授沒有做到這一點。　　

9.    關于毛澤東的著作、稿費和私生活　　

　胡星斗　先生還在毛澤東的著作、稿費和私生活上大做文章，對毛澤東大肆進行人身攻擊。　　

（1） 關于毛澤東的著作　　

胡星斗說：“毛的文章大多為胡喬木、田家英、康生等人所代寫（‘毛選’中的文章90％以上是秘書們所寫），《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紀念白求恩》、《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都不是毛的作品，只是冠以毛的名字發表或成為毛的講話稿。”“根據《炎黃春秋》、《百年潮》雜志的報道，《沁園春·雪》是胡喬木原創，毛改動四個字‘原馳臘象’，就據為己有。”　　

這種淺薄無知的話語出自一個比較有名的大學的教授筆下，實在讓人哭笑不得。眾所周知，毛澤東是歷代中共領導人中寫文章的第一高手。他從五四運動開始就主編《湘江評論》，擔任主要撰稿人。著名的《湘江評論》創刊宣言、《民眾的大聯合》等二十余篇長短文，就出自毛澤東的大手筆。“自‘世界革命’的呼聲大倡，‘人類解放’的運動猛進，從前吾人所不置疑的問題，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縮的說話，于今都要一切改觀，……世界什么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么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拍，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軍閥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國家壞到了極處，人類苦到了極處，社會黑暗到了極處。改造的方法，教育，興業，努力，猛進，破壞，建設，固然是不錯，有為這幾樣根本的一個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合。”這就是青年毛澤東超凡出眾的思想！這就是青年毛澤東磅礴如云的文采！80年后的今天讀起來，也會令人熱血沸騰啊！　　

《毛選》是什么？是中國革命的經驗和教訓總結的精華，是毛澤東思想的具體載體。不是曠世奇才的無產階級政治家、軍事家和戰略家、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家、理論家，兼具深厚中國文化的底蘊、獨特的思維風格和嫻熟的寫作技巧，是寫不出《毛選》中的文章的。毛澤東在井岡山、中央蘇區、長征和陜甘寧邊區前期，是沒有文字秘書的。1938年末至1939年初，毛澤東才正式提出了設秘書一事。陳伯達是1939年春夏之交，成為毛澤東秘書的。胡喬木在1941年2月以后，調到中央辦公廳秘書處給毛澤東當秘書。田家英在1948年經胡喬木推薦才開始當毛澤東的秘書。他們三個人都是中共有才華的大秘書。雖然他們都很優秀，但是說百分之九十的《毛選》文章都是他們寫的，實在大謬。秘書可以給文章增色，卻難以創造好文章精妙的靈魂。這一點　胡　教授有沒有同感？有書中說：毛澤東參加張思德的追悼會，事先沒有準備講話，發表的是即興演講。事后胡喬木把講話整理出來，就是那篇著名的《為人民服務》（葉子龍：給毛澤東當秘書的日子）。但是，話是毛澤東講的，可謂出口成章，文章是胡喬木整理的，“知識產權”應該屬于毛澤東。毛澤東講過有一篇演講稿不是他寫的，而是被毛澤東稱為“少壯派”的田家英寫的，并且加以稱贊，就是《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徐焰：田家英 - 主席秘書講真話，《北京青年報》 　2001年6月18日　）。　　

《沁園春•雪》是毛澤東1936年2月“初到陜北看見大雪時”而作，那時毛澤東還沒有秘書，胡喬木怎么會在他身邊寫詩詞呢？毛澤東1945年到重慶談判時，把這首詞書贈　柳亞子　先生，成為文壇和政壇的佳話，　胡　教授不會不知道吧？說到胡喬木和毛澤東的詩詞交往，在《胡喬木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20年》（人民出版社，2005.9）一書中有詳細且有趣的描寫。實際上，胡喬木是受毛澤東和其他中共老一代領導人朱德、董必武、陳毅等人的影響學習寫作古詩詞的。1964年，胡喬木在杭州養病，他利用閑暇時間創作了幾十首詩詞。這些作品，都先后得到毛澤東的精心修改。對此，胡喬木曾深情地說道：“我對毛澤東同志的感激，難以言表。經他改過的句子和單詞，確實像鐵被點化成了金。” 　1965年1月1日　，《人民日報》登載了胡喬木的“詞十六首”，隨后《光明日報》和《紅旗》雜志又予以轉載。發表時毛澤東甚至親自修改了胡喬木寫的“詞十六首”的引言。《炎黃春秋》自詡“實事求是，秉筆直書，以史為鑒，與時俱進”，原來它是在運用春秋筆法，篡改歷史，坑蒙拐騙啊！　　

   （2）關于毛澤東的稿費　　

    這個問題已經不需要多費筆墨了。2008年7月，毛澤東生前的“管家”吳連登同志專門系統地介紹了毛主席稿費的有關情況，分別登載于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人民網和新華網。他用無可辯駁的事實駁斥了在某些刊物和互聯網上傳得沸沸揚揚的毛澤東“億元稿費”的不實消息。吳連登澄清了四個問題：一是毛澤東到逝世時，他的稿費的準確數是124萬元人民幣，汪東興親口說過這個數目，而且這些稿費中許多是由國外出版機構支付的；二是“文革”中在國內出版的所有《毛著》與所有的著作人一樣，沒有分文稿費；三是毛澤東的稿費由中央辦公廳專職負責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特別財務的機構“中辦特會室”管理的，負責人是鄭長秋，出納是老紅軍戰士鐘子山，專職保存財務票據；四是毛澤東對待稿費的態度是明確的和一貫的，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這就戳穿了胡星斗先生引用的所謂“據汪東興回憶，1967年10月，毛親自查了自己的稿費存單，達570多萬（相當于現在的三個億左右）”“（在全國廢除稿費制度后），唯有毛澤東一個人享受特權在拿稿費，而且是按印數稿費拿”等謊言。　　

胡星斗所依據的，一是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河北省中共黨史學會主辦的《黨史博采》2004年第9期“博采之窗”欄目中的一條消息：毛澤東億萬稿酬處理內情。欄目中沒有注明誰是摘錄者，也沒有注明采自何處，屬于無根無源的東西。二是江西省《黨史文苑》雜志社主辦的《黨史文苑》2004年第5期上刊登的《毛澤東億萬稿酬的爭議》，文后注明該文的作者是陳昌喜，內容是從　2003年10月30日　出版的《精品書屋》摘來的。《精品書屋》里的虛假消息是從哪里來的我就沒有查究了。筆者對比了一下，《黨史博采》中的篇幅較短，但內容與《黨史文苑》中的一致。可見，這些都是以訛傳訛的東西。這暴露了當前國內出版界存在的嚴重虛假不實的風氣，連以打“黨史”招牌的刊物都不怕造黨史的假了！但是問題在于，既然吳連登同志在2008年7月就已經澄清和駁斥了“毛澤東億萬稿費”的謠傳，為什么　胡星斗　先生還要引用2004年的虛假材料呢？　　

（3）關于毛澤東的私生活　　

在造毛澤東與女性交往的謠言方面，胡星斗是超不過李志綏的，不值得與他理論什么，因為徐濤、　吳旭　君夫婦等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的人們早就專門寫書揭露、批駁過李志綏了。但是胡星斗在污蔑毛澤東的時候，也順帶污蔑了彭德懷，這就不可原諒了。胡星斗說：“彭德懷曾斥責毛‘后宮佳麗，粉黛三千’，在中南海成立文工團是在‘選妃子’”。彭德懷同志與毛澤東同志曾經是共事30多年老戰友，1959年他們二人的分歧是政治分歧，彭德懷同志從來沒有全面否定毛澤東。在《彭德懷自述》里，彭德懷對毛澤東充滿敬佩和熱愛。作為政治家，他是不可能也沒有理由這樣“斥責”毛澤東的，更何況中南海里從來就沒有“成立”過什么“文工團”。　　

胡星斗還用上世紀60年代初，包括　1961年4月26日　工作人員和廚師為毛澤東訂制的西餐菜譜指責毛澤東在饑荒年月里生活奢侈。但是，胡星斗只看菜譜，卻不顧其它。毛澤東作為一個大國的領導人，不可能像普通百姓人家只是關起門來過自己的小日子。他要和國內外各種人物打交道，免不了迎來送往的國事活動，其間總有招待客人的需要。再者，有了菜譜，也不一定樣樣都做，樣樣都吃。就像人們到餐館吃飯，服務員遞上的菜譜琳瑯滿目，客人也只是按其需要、口味和有多少錢，進行極有限的選擇。我手頭有一套上、中、下三卷的《毛澤東生活檔案》，是由韶山毛澤東紀念館編著，中共黨史出版社在1999年出版的。書中“衣食住行”一篇中，也有胡星斗提到的這些菜譜。可是書中還有如下的敘述：“有一次，徐濤（毛澤東的保健醫生 – 引者注）主持制訂了一周的菜譜，毛澤東卻極不領情。當時，毛澤東已兩三天未吃上‘正經飯’（一般只吃麥片粥、烤芋頭甚至玉米、壓縮餅干）。李銀橋聽說毛澤東餓了，想吃‘正經飯’了，便跑去對毛澤東說：‘徐醫生早就定好了菜譜，就是沒有機會做……’毛澤東不等他說完，打斷說：‘我不要他的食譜。你給我搞一碗紅燒肉來！’”“的確，毛澤東常常不按菜譜吃飯。對此，工作人員尤其是保健人員頗有意見，常常跟毛澤東講理，但沒有一次能說服毛澤東。有一次徐濤跟毛澤東‘說理’，毛澤東聽罷說：‘你的話不聽不行，全聽全信我也要完蛋！照你那么多講究，中國幾億農民就別活了。人生識字糊涂始，你懂嗎？’。” 可見，只看為毛澤東訂的菜譜，不能說明毛澤東貪圖享受。　　

　胡星斗　先生還抨擊毛澤東到處為自己建豪華別墅，并舉例說1962年竣工的韶山滴水洞別墅耗資1.2億元，也沒說明這個數字出自何處。對此我深表懷疑。試想，那個時候的1.2億元合現在的多少錢？那時的建筑使用的材料不過是鋼筋、水泥、磚、木材和砂石料，并沒有現在有的高級裝修材料，造那個別墅要花那么多錢嗎？現在用1.2億元能建多大、多好的房子，很多人心里都有數，經濟學教授胡星斗不知道？我沒有到過滴水洞，沒有看到那個別墅的規模，可是根據張耀祠的回憶錄，它其實并不大。所謂滴水洞，是個地名，就是山坳，別墅依山而建，一共有三座建筑。1號樓其實是一座青灰色四屋脊的平房，是毛澤東的下榻處，內有會客廳，還有兩套住房。2號樓是座有24間客房的兩層樓，供隨行的領導同志和工作人員住。3號樓距1號樓約　600米　，共三層，是毛澤東警衛部隊和湖南省委接待處人員的住宿地。建這樣規模的別墅當時肯定不需要花1.2億元。我看過一個資料，那個時候投資百萬元的工程就是大項目了。　　

　胡星斗　先生還說：“毛去蘇聯訪問，也用專機把木板床運去（毛的樸素只是他的農民習慣而已。當要花很多錢維持他的“樸素”時，他毫不猶豫地折騰）。”毛澤東一生兩次訪問過蘇聯。第一次是談判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代表團乘坐的是有20節車廂的專列，從　1949年12月6日　離開北京到　1950年2月27日　回到哈爾濱。第二次是1957年參加十月革命40周年慶祝活動，乘的是飛機。胡星斗沒有指明“用專機運木板床”是哪一次。第一次不大可能，因為如果要用木板床，只要將床帶上專列就可以了，為什么還要用專機運呢？《汪東興日記》可以旁證那次毛澤東在蘇聯沒用木板床。如果是第二次，也只要把床放到載人專機的行李倉中就行了，不需要再用一架飛機專門運一張床。假如運木板床的事確實有，并且是作為行李和人一塊兒運，胡星斗的說法是否過于聳人聽聞了？　　

四、胡星斗的問題和中國問題　　

我的這篇網文寫得這樣長，實在是被逼無奈的結果。因為　胡星斗　教授的文章不是進行理論論戰，而是幾乎從一切“細節”方面提出了數不勝數的“事實”和“數據”，指控毛澤東。信還是不信？不能想當然。事實勝于雄辯。“事實”必須用事實來檢驗，“數據”必須用數據來核實，說空話是沒有說服力的。調查研究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于是我花了將近20天的時間，看各種書籍和資料，反對毛澤東的和肯定毛澤東的，批評他的錯誤同時又肯定他的功勞的，都看。結果把查到的與　胡星斗　教授所說不同的事實和數據寫了出來，就顯得很冗長。　　

經過上面這么一查，讓我受益非淺，也吃了一驚。受益，是指我增長了不少有關中國共產黨歷史和毛澤東生平的知識；吃驚，是為　胡星斗　教授為學為文（我和他素不相識，不知道他的為人）的過度出格和嚴重的失范。　　

　胡星斗　教授為學為文的出格和失范的表現形式有哪些？總結本文第三部分的敘述，我想他在反對和丑化毛澤東時，至少采用了以下幾種方法：　　

l        把針對毛澤東的謠言和被極度夸大的情景當作事實。　　

l        以訛傳訛。　　

l        攻其一點，不及其余；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管現象，不管本質。　　

l        片面地聽信一方面的材料和觀點，拒絕其它方面的材料和觀點。　　

l        謾罵他人和侮辱他人的人格。　　

為了節省時間，這里就不一一重復進行說明了。　　

顯然，　胡星斗　教授并不是在開展堂堂正正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的辯論，而是企圖利用市井的流言，文壇和政壇的暗箭，對毛澤東施行飽和的人身攻擊，先把這個至今還有不小“偶像”作用的名字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消滅了再說。“消滅了”毛澤東名字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以后，　胡星斗　教授緊接著就推出了他的12條“教訓”：就是要在中國摒棄“激進和革命”，推行“漸進與改良或改革”；要用“人民主權”、“民主政治”、“法治”來代替階級斗爭、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用“資源、財富歸民間所有”來代替“國有”；用“真正的市場經濟”完全推倒計劃經濟；用“可以與資本主義有效互補”的“憲政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自由社會主義”代替毛澤東的“封建主義”和“專制主義”；用西方的“個人主義”、“宗教神”代替集體主義和“漢民族”的“人間神”。一言以蔽之，要完全推翻四項基本原則。　　

這樣，　胡星斗　教授從他的為學為文的態度和方法到社會政治經濟理想就構成了一個切切實實的“胡星斗問題”。　　

“胡星斗問題”同時也折射出了切切實實存在的“中國問題”，這里就不展開討論了。其中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在當下的中國，“胡星斗問題”并不是個別的孤立的現象，而是有相當的廣泛性。“胡星斗問題”是怎么形成的，值得研究。胡星斗為學為文錯誤的態度和方法，他視“毛時代”為一團漆黑的看法，對毛澤東近乎充滿仇恨的偏見，對在毛澤東領導下共產黨的執政歷史和執政理念的徹底否定，對西方一切制度的肯定和向往，都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他的頭腦里固有的。胡星斗慶幸“有了改革開放，我成為最早的大學生。”（http://www.blogchina.com/20080819590341.html）改革開放后的大學和社會，把他培養成了今天這樣的大學教授。然后再由他去培養新的大學生　和新的　教授。另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胡星斗在對毛澤東和他的路線采取徹底否定態度的同時，對改革開放采取了非同尋常的肯定態度。以他為主要發起人之一的學者們，向全國人大建議“為了世世代代紀念這一偉大的日子”，“將 （1978年）　12 月 1　8 日 或者 　12 月 1　8 日 至 22 日立法確定為‘改革開放紀念日’，并且在北京中心位置鑄立‘改革開放紀念碑’。” （http://www.blogchina.com/20080819590341.html）胡星斗一方面熱衷于向國家最高立法機關建議設立改革開放紀念日，鑄立紀念碑，另一方面卻不允許《烏有之鄉》網站建議網友“緬懷毛主席日常化”，并給《烏有之鄉》加上“鼓吹邪教”的罪名，這就是他所理解的“人民主權”和“法治”。　　

　胡星斗　教授有沒有勇氣把自己博客網頁的標題改為《胡星斗問題學與中國問題學》，在解構毛澤東和解剖中國的同時也解剖解剖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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