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疑“X學家”　胡星斗　先生的學術品質（一）

清華大學 李定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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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1)　　

一、引子　　

我從網上乍一看到老　田　先生文章的題目《　胡星斗　教授比康生可怕一百倍》，甚感自己的孤陋寡聞：雖然我不清楚康生是否特別可怕，可是他畢竟曾經位居中國共產黨的副主席，一度很著名的，如今有個　胡星斗　教授，能被老　田　先生將之與康生相比，我怎么竟然聞所未聞呢？　　

讀罷老　田　先生的文章，再進一步到網上搜索，方知　胡星斗　先生是為《烏有之鄉》網頁上　1月5日　登出的一個小倡議 ---“緬懷毛主席日常化” （以下稱《倡議》）--- 而大動肝火，立即拼湊了一篇拉拉雜雜數萬言，“義正詞嚴”地聲討《烏有之鄉》，歷數毛澤東“左禍”的文章《反思左禍教訓，支持政府改革》，于　1月7日　貼在了網上（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9/1/7/153595.html）。　胡星斗　先生一上來，就劈頭蓋臉給《烏有之鄉》定下了一條可怕的罪名：“‘烏有之鄉’終于露出了其鼓吹邪教、反對改革、蠱惑人民的真實面目”，“開歷史倒車”。他還不遺余力地擂鼓進攻：“不要以為這只是幾個秀才的沽名釣譽，要知道‘烏有之鄉’如今是中國影響最大的崇毛、反改革、要為文革、四人幫平反的集團，其網站上鋪天蓋地的是反改革的言論，沒有見過他們發表一篇正面闡述改革開放的文章。”“他們鼓吹個人崇拜的社會運動，已經走到了反人類、反人民的邪教道路上，我們不得不予以揭露和抨擊。”　　

然而，我　從胡星斗　教授所引的《倡議》中，未見與“改革”有關的一字一詞，何來“反對改革”？誠然，《倡議》的有些內容顯得很幼稚，建議的一些做法過于形式主義和簡單化，但是其主旨是在對抗右派精英的“反毛”和“非毛化”，又與“鼓吹邪教”何干？據我觀察，上網《烏有之鄉》的人群多是老、中、青大小知識分子；網站上登載的文章，多為在大學、研究院所、民間從事哲學、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文學藝術、軍事學等許多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從事教學和研究的中青年所作，都是在對當今中國和世界面臨的諸多問題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進行比較嚴肅的、說理式的討論和爭鳴。難道這些文章的作者真是　胡星斗　教授“加封”的“反人類、反人民的邪教”“集團”？《烏有之鄉》的倡議，恐怕不過是在網站作義務工作的幾個年輕人，有感于國內各地各界人士在毛澤東同志誕辰115周年前后紛紛自發舉辦紀念和緬懷活動，忽發奇想而寫出來的一個征求意見稿。他們的做法也是完全符合　胡星斗　教授的“自由、民主原則”的。君不見在《倡議》公布6天之后，《烏有之鄉》上就發表了《“烏有之鄉倡議：緬懷毛主席日常化！”征求意見結果》（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200901/65631.html） ，稱：　　

“《烏有之鄉倡議：緬懷毛主席日常化！》（征求意見稿）是根據各地網友自發紀念毛主席的活動提煉總結的一些紀念形式。該倡議公布后，讀者中有的贊同，有的反對，但綜合的意見是，盡管大家都支持廣泛地宣傳毛澤東思想，但不必拘泥于固定的形式。因此我們建議廣大網友積極宣傳毛澤東思想，參考以往紀念活動的經驗，因地制宜、因時制宜，采用合適的形式緬懷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這難道不是集思廣益、尊重多數人成熟意見的結果嗎？　　

我想老　田　先生大概有一股“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俠氣，認為　胡星斗　教授為了要當一回“政府改革”的“動力”和“積極分子”，便處心積慮地利用《倡議》中的幼稚之處進行發難，“通過舉報邪教來立功立言”，“想趁機撈一把好處”，不惜要借《烏有之鄉》的“血”，染紅自己朝思暮想以求加冕的那頂或有或無的“頂子”。可能為了表示對　胡星斗　教授的不屑，老　田　先生才寫了上面提到的那個不太貼切的文章題目。但是，老　田　先生只是點出了　胡星斗　先生的批毛批左文章是“謊話連篇”、是“自由派人士土法上馬制造出來的，粗制濫造到了極點”，而沒有加以具體的論證。這樣對一些天真爛漫、視“教授”頭銜為真理標識的青年來說可能還不太有說服力。本文想從事實的角度，給老　田　先生上面的判斷做一個比較詳細的注釋，展示一下　胡星斗　教授的言論離真相和真理有多么遙遠。　　

二、一個合格的教授需要遵守哪些基本的學術道德和規范？　　

我在此不想涉及　胡星斗　教授有什么政治或個人功利追求方面動機的筆墨官司，只是想討論一下作為一個大學教授，　胡星斗　先生有沒有遵守社會多數認可的基本的學術道德和規范。這個問題，是我從網上拜讀了　胡星斗　教授的兩篇文章以后浮現于腦海的。一篇就是上面提到的《反思左禍教訓，支持政府改革》，另一篇是《為林彪平反》（http://www.tty.com.cn/bbs/dispbbs.asp?boardid=126&id=688608。另外，在博客中國網http://www.blogchina.com/authorEdit/articleCommentAll.php?id=385961里有個條目： “胡星斗 博客專欄 huxingdou.vip.bokee.com 為林彪平反 作者：胡星斗 2007-09-18 10:33:47 發表于：博客中國”，但全文鏈接好像已損壞。）　　

從網上了解到，　胡星斗　先生是北京理工大學的經濟學教授，不僅從事經濟學的教學和研究，而且是“中國問題學”的“創始人”，這有他在2000年建立的個人網站《胡星斗中國問題學http://www.huxingdou.com.cn 》為證。經濟學本身就是一門大學問，許多人窮其一生，也只能鉆研其中的一個分支。　胡星斗　先生不僅是經濟學教授，而且開創了“中國問題學”，想來他一定是個學富五車的人。“中國問題學”到底是一個什么學科，恐怕迄今為止在《中國大百科全書》，甚至《世界大百科全書》里也找不到它的定義。不過顧名思義，凡是在中國發生的“問題”，上從天文，下到地理，社會政治，經世濟民，無不包括在《胡星斗中國問題學》里了。正因為如此，使　胡　先生變得頗有名氣，經常在課堂、書齋之外作講演、當嘉賓，比如今天我就在《鳳凰衛視》的節目中聽到了他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需要專業化、職業化”（大概等同于“精英化”吧）的高論。　胡　先生的學問涵蓋面如此之廣，顯然“經濟學家”的頭銜對他而言就過于窄小，故而我試著為他“發明”了 “X學家”這頂桂冠，尊他為一切“中國問題”學問的專家。　　

為了有一個討論的基礎，首先需要明確在學術圈子里，哪些是社會多數認可的、基本的學術道德和規范。我是個理工科的教授，對自然科學、工程技術領域的基本學術道德和規范略知一二，比如：　　

l        要有誠實、嚴謹的科學態度，對研究對象嚴格遵守實事求是的原則；　　

l        研究的材料、公式、數據和圖表要真實，不造假、不篡改、不歪曲；　　

l        不能抄襲、剽竊或侵占他人的研究成果，不能為了實現自己的私利而貶損他人的學術形象；　　

l        在學術著作中引述他人的學術觀點、數據和表格時，要詳加辨別和注釋，等等。　　

我想，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雖然研究活動中的不確定性可能更大，但是一些基本的學術道德和規范還是需要遵循的。比如不能歪曲、篡改或捏造事實；不能制造和傳播虛假信息；不能偷梁換柱，用現象掩蓋本質；不能在學術批評中攻其一點不及其余，謾罵和誹謗，貶損和侮辱他人的人格與尊嚴等等。這些對于絕大多數有學術良知的人們來說，恐怕是沒有異議的。那么，　胡星斗　教授做到這些了嗎？　　

三、　胡星斗　教授學術品質的硬傷　　

　胡星斗　先生為了證明《烏有之鄉》在鼓吹 “極左”“邪教”，除了抓住《倡議》中的一些幼稚和缺點做文章，重點是從一切方面 ---從江西蘇區到文革，從中共黨史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從政治到軍事，從內政到外交，從著書立說到私生活 ---把毛澤東同志丑化成了《烏有之鄉》“鼓吹崇拜“的“極左邪教”之“神”。　胡星斗　先生的邏輯是：“極左派所崇拜的神”毛澤東禍害無窮，《烏有之鄉》鼓吹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的社會運動”，所以《烏有之鄉》“已經走到了反人類、反人民的邪教道路上”，必須堅決予以“揭露和抨擊”。然而，問題的核心在于，　胡星斗　先生歷數的所謂毛澤東的“左禍”真實不真實？倘有真實的成分，真到什么程度？　胡星斗　先生使用的論證方法有沒有科學性？如果　胡星斗　先生打造的討伐《烏有之鄉》的武器質量和打造方法本身都出了大問題，用一句時髦的話說就是搞了“豆腐渣工程”，那么　胡星斗　先生豈不是在自打耳光，自我顛覆？　　

由　于胡星斗　先生在他的文章里列舉的毛澤東同志的“左禍”問題有“X”（數不清）之多，本人才疏學淺，并且僅憑興趣在業余看過一些涉及黨史、軍事、國史的材料，無法對　胡星斗　先生列舉的問題一一鑒別，而只能利用我手頭有限的正式出版物，試對其中的一部分內容進行討論。我所引用的出版物，主要有《毛澤東年譜 -- 一八九三 - 一九四九》（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1993）、《毛澤東傳 -- 一八九三 - 一九四九》（金沖及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2004年6月第1版）、《毛澤東傳 -- 一九四九 – 一九七六》（逄先知、金沖及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2003年12月第1版）《周恩來年譜 -- 一八九八 - 一九四九（修訂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1998）、《周恩來傳 -- 一八九八 - 一九七六》（金沖及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2008年3月第2版）等權威書籍，為了行文方便和節省時間，在文中沒有一一列出所引內容的具體出處。　　

1.    關于土地革命時期各根據地的肅反和中央蘇區的打“AB團”　　

　胡星斗　先生主要是全文引用高華寫的文章《毛澤東在江西蘇區“肅ＡＢ團”的歷史考察》（與高華所寫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 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中的內容相同）的材料，加上他自己的一點評論語言，攻擊毛澤東的。如：　　

“30年代正當滿懷崇高理想的共產黨人與敵人浴血奮戰的時候，在湘贛中央蘇區、閩西蘇區、湘鄂西蘇區、鄂豫皖蘇區卻發生了數次消滅自己人的大“肅反”（肅清反革命）運動，至少有數萬人被屠殺。毛澤東當時是總前委領導，始終處于大肅反的組織者地位。毛認為贛西南蘇維埃政府與地方軍隊中有大批AB（反布爾什維克）團分子，甚至超過1/4。”　　

“當紅軍中曾經反對毛的人肅清得差不多了，毛澤東便著手對付江西共產黨人。　1930年12月3日　，毛澤東派李韶九去江西領導人所在地富田。當時毛給了李一張單子，單子上都是那些對毛有所不滿的人。毛下令要‘來一個大的破獲，給以全部撲滅’”。　　

“打AB團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蘇區的權威剛剛建立，卻遭到敢于直批毛澤東的李文林為首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對其權威的挑戰。”“毛澤東在給上海黨中央的信中說，一個月的工夫，在他的管轄下，整個‘紅軍中破獲AB團四千四百以上’”　　

的確，在土地革命時期，江西、閩西、洪湖及湘鄂西、鄂豫皖蘇區，還有陜北蘇區都發生過肅反擴大化的錯誤。但是　胡星斗　先生以上的敘述存在幾個致命的漏洞，對讀者會產生嚴重的誤導：（1）有意隱去了在中央蘇區打“AB團”的大背景和演變過程；（2）搞錯了各根據地肅反的相互關系；（3）根本歪曲了毛澤東同志參與打“AB團”的出發點，夸大了他的錯誤。　　

（1）    毛澤東同志是創建贛南、閩西蘇區的主要領導者　　

1929年初，毛澤東和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3400多人離開井岡山，深入贛南、閩西，歷盡艱難困苦，建立新的根據地，開展土地革命，使紅軍不斷擴大，根據地不斷發展；1930年6月，紅四軍前委和閩西特委在閩西長汀舉行聯席會議，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紅四軍、紅六軍、紅十二軍整編為紅軍第一路軍（后改稱紅一軍團），全軍團共一萬多人，朱德任總指揮，毛澤東任政治委員，同時任中共紅一路軍總前敵委員會書記；到1930年8月，紅一軍團發展到1萬8千人，在瀏陽文家市的戰斗中，取得了全殲湘軍三個團、一個營及一個機槍連，擊斃敵第三縱隊司令兼第四十七旅旅長戴斗垣的重大勝利，然后與紅三軍團會合，兩個軍團合編為中國紅軍第一方面軍，共有兵力三萬多人，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政委，同時任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敵委員會書記；1930年12月底和次年1月初，與朱德率紅一方面軍，5天內兩戰大捷，俘敵師長張輝瓚，共殲敵1萬5千人，繳槍一萬余枝，粉碎了蔣介石坐鎮南昌指揮、以魯滌平為行營主任的國民黨10萬多大軍對中央蘇區的第一次圍剿。在這個時期，紅四軍及后來的紅一軍團、紅一方面軍的主要任務是打國民黨地方武裝的土圍子，粉碎國民黨正規軍的會剿和圍剿，發動群眾實行土地革命，擴大根據地和紅軍，取得了偉大的勝利，為中共中央機關從上海轉移到中央蘇區，粉碎國民黨軍對中央紅軍的二、三、四次圍剿創造了極其重要的基礎和條件。　　

以上都是歷史的真實。正是在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后，毛澤東同志滿懷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高舉以革命武裝反對反革命武裝的旗幟，率領革命群眾開辟布滿荊棘的農村包圍城市的光輝道路，世人皆知。　胡星斗　先生為什么栽贓說“30年代正當滿懷崇高理想的共產黨人與敵人浴血奮戰的時候，……毛澤東“始終”“組織了” “消滅自己人的大‘肅反’（肅清反革命）運動”呢？　　

（2）    毛澤東同志是黨和紅軍正確的政治、軍事和組織路線的代表　　

在上述對國民黨反動派開展正面斗爭的同時，紅四軍內部在建軍路線上發生過激烈的爭論，中共中央領導層也產生了嚴重的路線之爭，而在這些革命隊伍內部的路線斗爭中，毛澤東同志的意見代表了正確的方面。1929年6月，中共紅四軍七次代表大會錯誤地否定了毛澤東提出的黨對紅軍領導必須實行民主集中制和必須反對不要根據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確意見，使毛澤東被迫離開了紅四軍的主要領導崗位。在這個過程中，中央派到紅四軍擔任臨時軍委書記兼軍政治部主任的劉安恭起了挑動派別爭論的不好作用。盡管毛澤東沒有被選上紅四軍的前委書記，他在最后發言中仍說：還是要加強黨對紅軍的領導，軍隊要做群眾工作，要打仗，要籌款。由于紅四軍失去了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一度軍內思想混亂，直到11月陳毅同志從上海帶回了周恩來代表中央起草的“九月來信”，毛澤東才又回到四軍工作，并在12月的紅四軍九大（古田會議）上重新當選為前委書記。古田會議的巨大成功，使紅四軍的發展出現了新局面。1930年6月，“左”傾冒險主義的“立三路線”在中共中央領導層占了主導地位，要求各路紅軍“會師武漢”，“飲馬長江”；在對紅四軍的指示中批評毛澤東“在政治上表現出來機會主義的錯誤”；列舉紅四軍前委“‘農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論”等“錯誤”，命令紅四軍打南昌，打長沙。雖然毛澤東、朱德表示反對，但在軍事部署的方向上還是服從了中央的指令，不過他們在實際行動中仍然相機行事，如在經過偵察后，紅一軍團沒有去打國民黨軍隊防務嚴實、周圍地形復雜的南昌，在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多數人主張打長沙的情況下，攻打失利后堅決撤圍，避免了強攻中心城市可能遭受的更大損失。　　

在創立贛南、閩西根據地期間，毛澤東同志與贛西南地區某些領導人的分歧根本不是所謂的毛澤東打擊對其個人權威不滿并進行挑戰的無原則的個人或派別之間的權力之爭，而是在土地革命政策和紅軍行動戰略和作戰方針方面的原則爭論，而這些正是關系到工農武裝割據能否成功和紅軍生死存亡的大問題。　　

這個時期是毛澤東正確的土地革命思想和政策逐步發展和成熟的最重要的階段。1929年4月，就是毛澤東、朱德帶領紅四軍主力離開井岡山出擊贛南的三個月后，毛澤東到達興國縣城，根據于都、興國調查的實際情況，制定了《興國土地法》。這個土地法，把《井岡山土地法》中的“沒收一切土地”改為“沒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的土地”，“分給無地及少天地的農民耕種使用”。這就把土地革命的對象集中于地主階級，保護了貧雇農的利益，照顧了中農的利益。在3個月后的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在毛澤東指導和幫助下制定的《土地問題決議案》比《興國土地法》又有了新的發展：區別對待地主和富農，只沒收富農多余的土地；分配土地實行“抽多補少”的原則；對在鄉地主家屬“酌量分與田地”，給以生活出路。紅四軍“九大”以后，1930年2月，毛澤東負責籌備和主持了紅四軍前委與贛西特委的聯席會議（即陂頭會議，亦稱“二七會議”），會議批評了贛西南地區遲遲不分配土地、按勞動力和耕作能力分配土地的不利于貧農而利于富農的錯誤，通過的《土地法》規定“分田以抽多補少為原則”，“男女老幼平均分配”，調動了貧雇農的積極性，推動了贛西南土地革命和工農政權的發展。1930年5月，毛澤東在尋烏縣委書記古柏的協助下進行了著名的尋烏調查，掌握了分配土地的各種情況。對這次調查，毛澤東說：“我作了尋烏調查，才弄清了富農與地主的問題，提出解決富農問題的辦法，不僅要抽多補少，而且要抽肥補瘦，這樣才能使富農、中農、貧農、雇農都過活下去。假若對地主一點土地也不分，叫他們去喝西北風，對富農也只給一些壞田，使他們半饑半飽，逼得富農造反，貧農、雇農一定陷于孤立。當時有人罵我是富農路線，我看在當時只有我這辦法是正確的。”毛澤東在隨后寫的名作《調查工作》（上世紀60年代公開發表時改成《反對本本主義》）中，提出了經典名言“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和“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6月上旬，趁紅四軍在戰斗空隙于閩西分兵發動群眾時，毛澤東又作了才溪鄉調查；6月中、下旬，主持召開紅四軍前委和閩西特委聯席會議（即汀州會議），通過了《富農問題》決議，其中關于土地分配，肯定了“抽多補少”的原則，增加了“抽肥補瘦”的原則。至此，毛澤東的一整套土地分配政策臻于完善。　　

1930年11月中旬，正值第一次反圍剿初期，毛澤東代表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出席江西省行動委員會會議和擴大會議，在聽取陳毅、陳正人等關于江西土地斗爭中的錯誤的報告后指出，贛西南黨內自八月贛西南特委第二次全體會議后，一貫地取消土地革命的路線；反對江漢波式的按勞力分配土地的辦法，指出他的錯誤仍在于幫助富農妨礙貧農的利益。在整理出的《江西土地斗爭中的錯誤》一文中指出：有些地區的富農力量強大，阻礙了土地革命的開展；許多地區政府在工作中對土地革命問題沒有專門報告和討論；有些干部對土地革命中的政策和觀點存在分歧意見，影響了土地革命的順利進行。這集中反映了毛澤東與贛西南地區的一些領導人在土地革命政策方面的分歧。無疑，毛澤東的主張是正確的。　　

在紅軍軍事戰略和作戰方針方面，毛澤東與贛西南地區及紅20軍的某些領導人也有分歧。從1930年6月到10月，正是立三路線的高潮階段。雖然毛澤東、朱德不得不執行中央的命令，采取攻打南昌、長沙的步驟，但他們始終堅持從實際情況出發，機動兵力，不斷改變進軍方向，不但避免了更大的損失，而且還使紅軍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并于10月初取得了攻克吉安的重大勝利。10月下旬，國民黨10萬大軍陸續開進江西，以紅一方面軍和贛南、贛西南地區為圍剿的重點。在研究應敵之策的羅坊會議上，毛澤東明確地提出：“在強大的敵人進攻面前，……紅軍還沒有足夠的力量去攻打大城市。紅軍必須采取‘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退卻到根據地去，……充分依靠人民群眾，實行人民戰爭。”但是李文林等少數人不贊成這個主張，認為“不打南昌、會師武漢，就是違背中央精神，就會斷送中國革命。”雖然會議對不打南昌、九江基本上統一了認識，但是對“誘敵深入”的方針仍沒有取得統一的認識。到11月中旬，在紅一方面軍放棄吉安向東轉移途中，毛澤東等發現吉安縣戰備情況不好，紅20軍少數干部對“誘敵深入”方針有懷疑，決定該地不宜作反圍剿的戰場，部隊繼續向東、向南的根據地腹地撤退。　　

以上歷史充分說明，毛澤東同志在中央蘇區堅持的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和組織路線是非常正確的，即使他在被指責為“家長制”、“游擊主義”、“右傾”、“機會主義”、“富農路線”而受誤解、排擠的時候，也嚴格遵守黨的紀律，通過正確的黨內斗爭，達到分清是非、加強團結的目的，不存在毛澤東“肅清異己”的問題。胡星斗說毛澤東在紅軍中肅清曾經反對毛的人，這不是無中生有的捏造是什么？在紅四軍內，朱德、陳毅、林彪都與毛澤東有過不同意見的爭論，前前后后的中央代表、特派員都反對過他，毛澤東“肅清“過他們當中的任何人嗎？　　

    （3）中央蘇區打“AB團”的脈絡與“富田事變”　　

    如上所述，1929年初-1931年初，黨和紅軍在贛南、閩西的主要活動是開展游擊戰爭，實行土地革命，建立地方政權和新的根據地，擴大紅軍，粉碎國民黨軍和地方武裝的會剿與圍剿，同時中共和紅軍內部發生了多次路線的爭論和斗爭，這是主流；而地方和紅軍中的肅反是伴隨主要斗爭而發生的側面斗爭。盡管如此，肅反擴大化的消極后果也是不容忽視的。中央蘇區的打“AB團”，開始也不是毛澤東發動的。和胡星斗一樣極端反毛、非毛的高華在他的書中也承認：“1930年春，在蘇區內已流傳國民黨AB團進行滲透破壞，其組織已被陸續破獲的消息”；“（1930年）‘二七’會議后，贛西南特委在書記劉士奇的領導下， ……率先發動‘肅AB團’的宣傳攻勢”；“1930年7、8月間，‘肅AB團’迅速從基層清洗轉移到上級機關。8月（李定凱注：應為10月），李文林出任根據李立三攻打大城市命令而新成立的江西省行動委員會的書記，在‘打AB團’的積極性方面李文林并不輸于前任特委書記劉士奇，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在贛西南特委大張旗鼓‘肅AB團’時，毛澤東因忙于主持軍中事務，并沒有直接插手地方的‘打AB團’，進入10月后，毛的態度發生轉變”。　　

那么，毛澤東為什么會發生轉變和怎樣發生轉變的呢？是否像　胡星斗　先生說的“打AB團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蘇區的權威剛剛建立，卻遭到敢于直批毛澤東的李文林為首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對其權威的挑戰”，是要“對付江西共產黨人”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1930年9月中旬，毛澤東、朱德指揮紅一方面軍從攻打長沙失利中撤出，隨后毛澤東說服了中共中央長江局軍事部負責人周以栗，使他放棄了要紅一方面軍再打長沙和南昌的計劃，而接受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暫時不打南昌而打敵軍力量較弱的吉安。　10月4日　，紅一軍團勝利攻下吉安城。接著，在吉安成立以曾山為主席的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同時組成李文林負責的中共江西省行動委員會。就在這時，在吉安得到了關于“AB團”的錯誤情報，于是毛澤東在　10月14日　以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書記名義致信中共南方局轉中央，報告攻克吉安的勝利和贛西南黨組織狀況等問題，其中反映出毛澤東受到了當時肅反擴大化的影響，如說：“黨團兩特委機關、贛西南蘇維埃政府、紅軍學校發現大批AB團分子，各級指導機關，無論內外多數為AB團富農所充塞領導機關”。這為12月份的“富田事變”埋下了伏筆。　　

1930年12月上旬，正值第一次反圍剿的緊張時候，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毛澤東是總前委書記）根據贛西南肅反中提供的線索，派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秘書長李韶九到富田指導江西省行動委員會、省蘇維埃和紅二十軍的肅反工作。李韶九在富田采取了過火的措施，亂抓人，刑訊逼供，激化了矛盾。12日，紅二十軍軍官劉敵、謝漢昌率該軍直屬隊400余人，發動了“富田事變”。“富田事變”發生后，謝漢昌、劉敵采取了一系列分裂紅軍、分裂革命隊伍的步驟，如把紅二十軍主力脫離紅一方面軍，帶到贛江以西；通緝曾山、陳正人、古柏、李韶九；偽造毛澤東簽名給古柏的信，挑動紅軍內部的分裂，提出“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德）、彭（德懷）、黃（公略）”的口號，給第一次反圍剿造成了嚴重的危機。　　

    （4）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對蘇區肅反擴大化的態度　　

對中央蘇區反“AB團”和肅反擴大化，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早就有了明確的反省和結論。1931年8月，周恩來同志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給蘇區中央局并紅軍總前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在中央蘇區存在著“對AB團過分的恐慌”，一方面把這個斗爭“簡單化”了，“另一方面你們又將AB團擴大化了”。1932年初，周恩來（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蘇區中央局書記）離開上海剛進入蘇區，就發現并著手糾正肅反擴大化的問題。在　1月7日　的《蘇區中央局關于蘇區肅反工作決議案》中，一方面肯定了“過去反AB團反社黨斗爭的正確和絕對必要”，同時又指出了蘇區肅反工作的擴大化和簡單化，“是在對反革命派的認識和估量的錯誤，是在對反革命派斗爭方法的錯誤”，“中央局要以自我批評的精神，承認對于過去肅反工作中路線錯誤的領導責任”。　　

　1945年5月31日　，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結論”報告中，講了“整風、審干、鋤奸” 的政策問題（《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其中就檢討了土地革命時期的肅反擴大化。他說：“多年來，我們就搞過這項工作，比如內戰時期，我就打過AB團。在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上，規定有一條叫‘廢止肉刑’”；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作了這個決議，一九三〇年一二月就打AB團，我們講不要搞肉刑，結果還是搞了。那時候殺了許多人，應該肯定地說，許多人都殺錯了。后來我們作了總結，重申廢止肉刑，不要輕信口供。因為不廢止肉刑，輕信口供，就要出亂子，一打一逼就供，一供就信，一信就搞壞了”；“內戰時期，在肅反問題上，我們走過了一段痛苦的彎路，有這樣一個錯誤的側面。當然我們不應從根本上否定反對反革命，反對反革命是應該的。但是，在當著共產黨還沒有成熟的時候，在肅反問題上搞錯了很多人，走過這樣一段彎路，包括我自己在內。”　　

顯然，對中央蘇區曾經發生的包括打AB團在內的肅反，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本人的態度歷來是光明正大的：第一，革命隊伍中混有反革命，肅反是必要的和應該的；第二，肅反擴大化了，搞錯了很多人，走了痛苦的彎路，必須承認錯誤，引以為戒。所以才有后來的“廢止肉刑，不輕信口供”、“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方針。需要指出的是，“AB團”本身不是空穴來風的編造，它是1926年底在南昌成立的以反共為目的的國民黨右派組織。在共產黨和紅軍創建江西革命根據地的過程中，敵強我弱，斗爭無比困難和殘酷，敵人的武裝鎮壓和滲透破壞，革命隊伍中投機分子的動搖和叛變是經常發生的，在那樣的環境下，打“AB團”是事出有因的。這個歷史上已經清楚的舊案，在50多年后卻被李銳、高華、胡星斗這樣的“老中青一條龍”人群 “挖掘”出來作為“新發現”，按照他們的需要，在陰謀論的故事結構下進行重新編排、敘述和解讀，作為毛澤東“一貫‘極左’”、“專斷”、“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威”，不顧“黨道德和黨倫理”“鎮壓異己力量”的所謂“證據”，豈不是枉費心機？　　

（5）毛澤東同志不能對其它革命根據地內的肅反擴大化負責　　

眾所周知，除贛西南蘇區以外，閩西、洪湖-湘鄂西、鄂豫皖、蘇魯豫邊區（即湖西地區）、陜甘等蘇區都發生過肅反擴大化的錯誤，其中尤以張國燾領導的鄂豫皖蘇區為甚。這一方面與中共中央領導機關遠離各根據地，對肅反的指示和領導失當有關，更與各根據地的領導人的錯誤有關。當年各根據地之間在地理上互不連接，在組織上互不隸屬，各自都是通過信函、電報、中央派的特派員、巡視員等方式直接受中共中央的領導。毛澤東雖然在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上被選為中央委員，在1930年9月的六屆三中全會和1931年1月的四中全會上分別被補選和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但是他都沒有出席這些會議，而一直在湘贛邊界和贛南、閩西、贛西南的紅四軍、紅一軍團、紅一方面軍中堅持探索和開創中國革命的新途，怎么能對其他根據地里的肅反擴大化負責呢？ 　　

需要指出的是，在1931-1934年王明路線統治的4年時間里，中共中央的領導層認為“右傾機會主義的危險是各個蘇區黨面前的主要危險”，要對右傾“作最堅決無情的爭斗”，采取“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錯誤政策，傷害了大批堅持正確政治路線和軍事策略的黨和紅軍的領導干部，毛澤東同志就是遭受打擊和排擠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盡管毛澤東同志自己受到排擠，他還竭盡所能保護受到不白之冤的同志。1934年1月，在五次反圍剿中，中央蘇區黎川失守、滸灣戰斗失利后，李德等人加罪于時任閩贛省軍區司令員和紅七軍團政委的肖勁光，主張殺掉他，因毛澤東、王稼祥等人的反對救了他一條命。后來對肖勁光進行公審，判處5年徒刑，開除黨籍、軍籍。遵義會議后，對一批受到錯誤路線打擊的同志，如羅明、肖勁光、江華、劉曉、鄧小平等人進行平反。在王明路線統治期間，一些蘇區的肅反擴大化不但沒有得到及時認真的糾正，而且更加持久和嚴重。1935年11月，中央紅軍經過長征到達陜北，毛澤東得知陜北肅反擴大化和劉志丹仍被關押的情況，立刻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提出糾正肅反中的錯誤。直羅鎮戰役勝利后，毛澤東會見紅十五軍團長徐海東，當聽到鄂豫皖蘇區肅反中還有300多“反革命嫌疑犯”沒有作結論時，說：他們長征都走過來了，這是最好的歷史證明，應該統統釋放；黨員、團員要一律恢復組織生活，干部要分配工作。事實證明，毛澤東是糾正其它蘇區肅反擴大化錯誤的倡導者和實行者。　　

胡星斗為了污蔑毛澤東，不惜采取張冠李戴、指鹿為馬的手段歪曲事實，難道是嚴肅的治學態度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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