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說筆名“皇甫平”

九十年代初，上海《解放日報》連續發表了四篇署名“皇甫平”的評論文章，曾在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其真正原因乃是這組評論文章“表達的是鄧小平的講話精神”（周瑞金語），指1990年底至1991年初鄧小平在滬的內部談話精神。

評論作者“皇甫平”，除周瑞金（時任報社領導）外，還有兩位：一位是解放日報評論部凌河，滬上頗有名氣的雜文家：另一位是中共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施芝鴻，滬上媒體特約撰稿人。鄧小平的內部談話，唯有施芝鴻有記錄稿，周瑞金沒有可能獲得第一手材料。這組評論見報后，施芝鴻因有違黨內組織紀律而被市委調出政策研究室，凌河仍然在評論部寫他的本報評論，而此后占盡風光的唯有周瑞金一人（有關他“遭遇政治壓力”之說，后文會有交代）。

當鄧小平同志在滬談話內容公開披露之后，周瑞金便到處以“皇甫平”自居。“皇甫平”是他，他就“皇甫平”。

在《夢想·追求·改革》一文中，他說“盡管后來我沒有當上作家（他年輕時的“夢”——引者），只不過當了一名記者（似乎記者低作家一等？——引者），但是我的文章倒也在全國最知名的報紙刊物上發表過。雖然不能讓全國人民都看到，但是全國有相當多的人知道‘皇甫平’的文章，大概也不算是誑語謊言。”在回答《新民周刊》記者的采訪中，他更進一步地說：“皇甫平評論是我一生中做政治評論員工作的華彩樂章。這是我人生所積累、所鑄造的政治良知、人生品格、傳統信念、自身素養相結合的一次噴發。”說得何等玄妙！至于文章的另外兩位作者，對不起，早被他拋到爪哇國去了。

二說“幾起幾落”

鄧小平同志一生，曾經經歷過政治上的“三起三落”。于是，周瑞金也來效顰一翻。他向媒體訴說：“我也是幾起幾落的”。事實當真如此嗎？

周瑞金坦承：“我的一生經歷，非常簡單。三個學校兩個單位。從小學、中學到大學，大學畢業就做新聞工作，在《解放日報》31年，在北京《人民日報》10年”。縱觀周瑞金生平，可謂是風淡云輕，一帆風順，甚至可以說是官運亨通，哪里有什么“崎嶇”、“坎坷”可言？

他在向媒體記者談到“幾起幾落”時，講到三個時期，一是幼年家貧。這種狀況太普遍，跟所謂政治“起、落”毫不搭界。二是“文革”期間。他說他被指責為“修正主義苗子”，如何如何受到“猛批”云云。好在過時不遠，解放日報社同仁有目共睹。當時周瑞金還是個青年編輯，并非“當權派”，只是在造反派批判“走資派”時刮到他幾下而已，既未給他開過批判會，更沒有楸斗過他，觸動過他一跟毫毛，“猛批”之說豈不是夸大其詞？這里不妨列舉幾件事，以見周瑞金在“文革”期間的實際狀況：（1）運動初期，造反派將報社人員劃分大小班子時，將周劃在“小班子”（即工作班子），“大班子”人員送“五七”干校，或勞動改造，或接受批斗。（2）“批鄧”期間，報社當時的領導，指使周撰寫多篇“批鄧”文章，足見造反派對周還是相當重用的，至少也是“用其所長”吧。（3）誰都知道，計劃經濟時期，人口流動很難，尤其從外地調到北京、上海大城市更難，但在“文革”動亂之時，周瑞金竟有本事將妻兒從浙江溫州調來上海，合家團聚，真乃奇跡。據說他當時同家鄉造反派打得火熱，此事筆者雖未核實，但在酷烈的政治運動期間，戶口又控制極嚴，能將家屬調滬，不是很能說明他當時的處境么！

三是皇甫平評論發表之后。從表面上看，他此時似乎承受了不小的壓力，其實，上有中共上海市委的“悉心保護”（周瑞金語），下有報社同仁的充分理解（知其背景），并不像有的文章所宣揚的要有“天大的膽子”，也不像周瑞金自己所吹噓的：“承受多么巨大的政治壓力”。不妨設想，當時別的媒體如果能得到鄧小平談話精神，說不定也會寫出獨家評論來的。鄧小平當時已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是一言九鼎”的最高領袖，遠非“文革”期間他老人家處于蒙難之時，當今宣傳他的談話精神，有何個人風險可言？這一點，從鄧小平談話精神公開披露之后，某些先前發過批評文章的媒體，頓時偃旗息鼓就足以得到驗證。而原先發表的批評文章，鋒芒所向主要是“不問姓社姓資”，這一極易引起誤解的論點上。從鄧小平同志此后對這一論點的闡釋上看，不問“姓社姓資”是特指改革開放中引進技術和管理這個層面上說的，絕不是籠統的政治概念。

說到這里，不能不提到周瑞金多年來耿耿于懷的一件事，那就是由于皇甫平評論的發表，他未能去香港《大公報》履任新職。其實，這恐怕也算不得什么“落”吧！堂堂大上海市委機關報的領導職務，決不會低于香港一張大報的領導職務。何況，要不是皇甫平的幾篇評論，你周瑞金能最終調到中央黨報去擔任要職嗎？

周瑞金說他“走過人生艱難困苦的泥濘，嘗盡（不是“嘗過”——引者）社會人生酸甜苦辣的滋味”。他之所以要把自己打扮成屢遭困厄、歷盡坎坷的形象，無非是想表明，他作為“時代的驕子”不是偶然的。遺憾的是知情人太多，人們總覺得不是那么回事。解放日報社一位前任總編輯（離休老干部）說得一針見血，周瑞金過去一貫是“左”的。

三說“閑云野鶴”

周瑞金在致友人（公開）信中說，“退居二線后我猶如閑云野鶴，看淡個人得失榮辱事”。說得何其清高脫俗！不明真相的人，以為他真的修禪悟道（他自謂平日堅持“參禪”），勘破紅塵了。

周瑞金退居二線后，東跑西顛，口誅筆伐，忙碌得很，哪里有半點自干寂寞的情緒？寫書著文，接待記者，擠身博導，評閱論文，還應邀為海南椰風集團老總“幫助工作”，足跡遍大江兩岸，北國南疆，天地間有這樣的“閑云野鶴”么？

《新民周刊》一位記者登門拜訪他時，只見他熱線頻頻，坐不安席。從祖國的“五湖四海”不斷有電話打到他周府來，“有在北京出版的相當著名的媒體，也有國務院某部機關的刊物，也有南方的和溫州家鄉打來的。……還有很長篇幅的文字傳真。”（見《周瑞金：寧做痛苦的清醒者》一文）請看這幅忙忙碌碌、熱氣騰騰的場面，哪有半點“野鶴”的影子？

在我們這個時代，要揚名社會，擠進名流，吸引公眾眼球，是非得自我吆喝不可的。“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舊時民諺，早已為市場經濟下商家們視為大忌了。正是有應這個時代的要求，這些年來，周瑞金不論在文章或講話中屢發大言，可謂是“語不驚人誓不休”。例如，“為民請命”呀，“代表人民輔佐鄧小平”呀（此話連我黨總書記也未說過），“我是一個補天派”呀，“敢言人所不敢言”呀，等等，等等。他還喜歡引用中外哲人名言以壯聲色，如“敢為天地立心者，也必能為民眾立言”，“寧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無憂的夢中人”云云。不知怎的，當筆者讀到這些皇皇大言時，總會聯想起當今舞臺上的流行歌手，他們那副聲嘶力竭、痛不欲生的煽情表演，同周瑞金何其相似乃爾！

周瑞金說過，他年輕時就十分重“名”，他要讓他寫的東西“發表在全國最知名的雜志上，讓全國人民都看到”。他還說：“正是這個夢激勵了我的一生，為之追求，為之奮斗”。試想，有如此矢志不移“追求”、“奮斗”的人，又自命為“閑云野鶴”，豈不是格格不入、自相矛盾么？！

200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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