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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毛澤東變了嗎?——再談毛澤東的歷史地位

文刀 · 2008-11-19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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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毛澤東變了嗎?
——再談毛澤東的歷史地位
·文刀·

一、問題的由來
今天為什么提出:“是毛澤東變了嗎”這樣一個命題呢?這絕非空穴來風。
在我們這個國度里,有時候確實有一些很奇特的現象值得國人去細心琢磨,也很值得大家共同來找出這些奇特現象的來龍去脈及其深層次的根源,以便把被一些人攪渾了的水澄清一下,這樣可以盡量減少某些人渾水摸魚的機會。
也許人們還記得,甚至親身感受到,即新中國成立后,全中國人民都為“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東方紅歌詞)而感到無比自豪,甚至很多外國朋友,尤其是一些受帝國主義殖民政策壓榨的勞苦大眾,也為中華民族有個毛澤東而羨慕不已。這樣的感慨并不是藝術創作,而是歷史的結論。因為自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多年里,我們這個民族屢遭列強欺凌,和勞苦大眾長期受國內反動統治階級的殘酷壓榨,一直處在水深火熱之中,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下,經過28年的浴血奮戰和艱苦卓絕的斗爭,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從此勞苦大眾重見天日,作了國家的主人;新中國建立以后,用了不太長的時間領導全國人民,把中國在一片近似廢墟的土地上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可以挺直腰桿出現在世界的舞臺上,這難道還不是我們中華民族的自豪嗎?!作為一個稍有良知的中國人,對毛澤東的這種情感不是偶然的,是正常的,否則,倒是不正常的了!
可是,近些年來,即在毛澤東逝世后不久,就在中國的大地上,卻出現了極少數幾個令毛澤東的敵人或某些亡我(國)之心不死的人們興奮不已的世界頂級“裁判員”,據說還是同毛澤東關系非常密切的老布爾什維克之類,或者說本身既是“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人,在這些頂級“裁判員”里又有等級之分,即頂級甲等和頂級乙等。那些頂級乙等“裁判員”說,毛澤東解放前是正確的,建國后至1957年是基本正確的;57年之后是完全錯誤的,如果照顧點面子也頂多不過勉強弄個及格吧。而頂級甲等“裁判員”則說,毛澤東解放前是正確的,建國之后完全是錯誤的,這里可能包括“兩彈一星”在內也是錯誤的了。就是說連及格都達不到。據此看來我們這個黨非常之“不成熟”,居然弄一個不及格的毛澤東來充當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呢?!完全應該由這兩個頂級“裁判員”來當黨的主席和政府總理才對啊!真是太可惜了!!
從這兩個頂級“裁判”對毛澤東的裁判來看,雖然“得分”有較大差距,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都給毛澤東劃了一條分界線,即解放前和解放后,對解放前的看法是一致的,即肯定毛澤東是對的,但對解放后的評價雖有差別,但基本點是一致的,即毛澤東變了,只是一個認為一解放就變得不好了,甚至變“壞”了;一個認為是逐漸變得不好了。現在不少的媒體所傳播的對毛澤東的歷史評價,亦有類似前述兩個頂級“裁判”的調調。現在中國人的思想、理論之所以如此空前混亂,其重要根源就出在這里。那么毛澤東到底是不是變了,哪些方面變了,他朝哪個方向變了等等,這些極其重大的問題,是很值得國人尤其是在黨內必須弄清楚的。否則,思想、理論上總是混亂的,人們的氣總是不順的,氣不順則心很難齊。要知道,“氣順”也是一種強大的生產力,而且同和諧社會的建設關系極大。
二、評價歷史人物該取什么立場和態度
常言道:“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清官難斷家務事”,這是指的兩口子吵架,無非是些雞毛蒜皮而已。但我們是在評價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執政黨的領袖,在領導數億人民從事著一項前人從未從事過的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就不能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搞法,它應有一個公認的客觀標準,其前提就是社會主義的性質和黨的根本宗旨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也是區別于其它非無產階級政黨,只為少數壓迫剝削階級服務的根本標志。作為這個執政黨的領袖,他只能站在黨和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場,去思考全局的問題。而領袖的副手或部門往往是思考局部的問題,至于領袖是否采納副手或部門的意見,他必須權衡全局。正如毛澤東說過的:“有些問題,往往在局部看來是可行的,而從全局看來則是不可行的。反之,從局部看來是不可行的,而從全局看來則是可行的。”所以,不能簡單地以領袖是否采納自己的意見來評價領袖的是非。
再就是評價一個執政黨的領袖,就應該站在黨性的高度和人民大眾的立場歷史地去評價。所謂黨性的高度,就是要看他是否堅持黨的無產階級性質及其先進性的本質、是否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所謂人民大眾的立場,即任何時候都要以有利于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而絕不能損害人民大眾尤其是勞苦大眾的根本利益,而只滿足少數人的利益;所謂歷史地評價,就是不能離開當時的歷史背景,例如現在就有那么一些人,用中國的開放加入了世貿組織去攻擊毛澤東在五六十年代為什么不搞開放卻搞“閉關自守”云云。這就像用當今的現代化生產工具去批判石器時代的石器如何落后一樣的滑稽可笑。有起碼歷史常識的人認為現代生產力是偉大的,當時的石器同樣是偉大的,沒有古代哪來的現代!沒有毛澤東時代的基礎,哪來今天的改革開放!
現在有那么一些人通過各種媒體,為了襯托某某人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創立者的偉大功績,就刻意把毛澤東描繪成為一個改革開放的巨大障礙者和一個典型的“閉關自守主義者”。好像就是由于毛澤東這個既“獨裁”又“保守”的領袖,不搞改革開放才導致了抗美援朝戰爭的暴發,才導致了中國的“兩彈一星”沒有趕到美國和蘇聯的前面去;那么晚(他辭世之前)才建立我國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人們不禁要問,到底是由于毛澤東不搞改革開放搞閉關自守呢,還是由于帝國主義搞嚴密封鎖,企圖把新中國的人民政權扼殺在搖籃里呢?!你怎么成了帝國主義的辯護人了呢?!只要不是閉著眼睛說瞎話的人,都知道由于帝國主義的嚴密封鎖,才逼得毛澤東領導自己的人民艱苦奮斗、自力更生度過難關的,并挺直腰桿屹立在世界的東方,才迫使帝國主義不得不睜眼看中國的存在,才不得不佩服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震撼了整個世界!當毛澤東無比敏銳地聞到了那些封鎖者們想正視中國的迫切而微弱氣息時,便立即同周恩來精心策劃以小球推動大球的外交攻勢,促使世界上兩個經濟最強大而且一直是敵視中國的國家元首,在沒有同我國正式建交的情況下,主動踏進中國的國門,且非常心切地會晤毛澤東。從此中美中日關系迅速正常化。這難道不是毛澤東以他非凡的魅力和智慧,首先打開了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嗎?!后來的日本和美國不正是我們對外開放的主要貿易對象嗎?!
可是,現在就是有那么一些吹黑哨、連起碼游戲規則都不顧的人,猶如參加田徑接力賽跑,結果那個跑末棒的人跑到頒獎臺將獎品領走了,只分給二、三棒者,唯獨第一棒沒有份,那理由是什么呢?其實很簡單,如果讓毛澤東也領一份“獎品”,那豈不是毛澤東的“閉關自守主義”形像和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形像都不“完美”了么!這在目前中國老百性的知識產權意識尚不強的情況下,還是可以持續一陣子的,一旦老百姓知識產權意識提高之日,那……。
三、應該怎樣評價毛澤東的功過
現在提出怎么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功過,不是吃飽了沒事做,而是現在有那么少數幾個對“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很不舒服的人紛紛登臺,以世界頂級“裁判員”自居,拋出各種版本,有三七開的,四六開的,對半開的,還有倒三七、倒四六的,特別是還有所謂要清算毛澤東的。為什么會有這種現象出現呢?其實也不奇怪,應該說這是在一個尚有階級客觀存在情況下的一種社會現象而已,或站的立場不同,或對歷史的不清楚,或對內幕的不知情,或大多屬于信息的不對稱的緣故。但也不排除有極少數的諸如李志綏之流,出于不可告人的需要而蓄意詆毀毛澤東達到詆毀中國共產黨的目的。
到底如何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功過呢?筆者認為,既然是評價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國家執政黨的領袖,就應該圍繞中國執政黨——中國共產黨的性質、使命、宗旨、戰略、路線、方針、政策等事關黨和國家命運前途等重大問題的決策和實踐,作為一條主線,來判斷這個執政黨及其領袖的功過。大家只要簡要地回顧一下我黨及在她領導下的中國現代歷史就會一目了然,即從開辟井岡山的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到勝利進行長征建立陜北的革命大本營;到團結全國人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到親自指揮解放戰爭勝利前夕的大決戰;到親自下決心并直接指揮的美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人民頭上抗美援朝戰爭,從而在國際上挺起中華民族的脊梁;到順利實現從新民主義到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和迅速恢復戰爭創傷;到“論十大關系”的提出把工作重點轉向經濟建設;到在國內外敵對勢力不斷進行顛覆破壞活動的情況下,用了不到三十年的時間,在一片近似廢墟的土地上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自己造的原子彈、氫彈試驗成功,人造地球衛星上了天,使“東方紅”的音樂聲遍及全球,中國的國防力量空前強大,等等等等。也就是說,在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完全改變了中國的面貌,災難深重的人民得解放成為國家的主人,使一個百孔千瘡、倍受欺凌的舊中國從此挺立世界的東方,這難道不是中華民族的驕傲與自豪!這種翻天覆地的大變化,有哪一點不是同毛澤東這個光輝的名字緊緊地聯系在一起呢!我想這是每一個稍有良知的中國人所不得不承認“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是中華民族的驕傲!
當然,解放后我們黨的工作中也有這樣那樣的失誤,這是客觀存在,但是還有一個客觀存在,即我們的黨是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制,墻上的領袖像掛了一排六七個,再說我們的黨和國家的領導人都是有頭腦的正常人,而且都是偉大的、杰出的馬克思主義者和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也應該都有一份對黨對國家對人民根本利益的責任,且都有為此行使自己的發言權和表決權。其實,人們也不難看出,建國之后在毛澤東頭腦里時刻難忘的主要是三件事,即:一是人民政權的鞏固和國家的安全,這是人民根本利益的根本;二是想盡快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因為中國人民過去的生活太苦太苦了;三是想盡快把工業搞上去,特別是想把鋼鐵工業搞上去,這一點毛澤東比任何人的感受都深,他親自指揮了那樣多的大小戰爭,打的實際上就是鋼鐵,所以他常說,不把鋼鐵搞上去就要挨打!這是毛澤東的一塊心病,當年建攀枝花特種鋼廠時,他對周恩來說,攀鋼不建好,我睡不著覺啊!毛澤東那種想把鋼鐵工業搞上去和把糧食盡快搞上去的急切心情,也是后來出現大躍進、大煉鋼鐵的那種欲速則不達的錯誤的重要原因。但是由于毛澤東的這些急切心情,都是為了國家的安全,人民的幸福,而不是為了個人或家人的先富或特權著想,所以一旦發現問題便立即糾正,如大躍進給人民生活帶來了困難,他一方面用不吃肉來懲罰自己,同時他提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并自己身體力行,故僅用了不到三年的時間,使國民經濟得到了全面恢復。之所以用不到三年時間就能全面恢復呢?是因為這不是我們黨和國家政權性質的內傷,只是擦破了點“皮”,即通過調查研究,既克服了領導干部的官僚主義作風,又保護了群眾的積極性,所以恢復起來很快。它同后來的情況有著本質的區別,即貧富差距和兩極分化,嚴重損害了工人、農民和普通老百姓的利益,新的剝削、壓迫、腐敗嚴重,社會財富集中到了少數寡頭手里,嚴重挫傷了工農基本群眾的積極性,特別是工人階級企業主人地位的喪失,這才是我們黨和國家政權性質的嚴重內傷,屬于“傷筋動骨”,而且積重難返,甚至我們的政府似乎都無可奈何。這難道還不令人深思嗎?!可是就有那么一些人對這種嚴重傷害黨和國家政權性質的根本性問題裝聾作啞或極力掩飾;卻對已經過去的并且已經糾正了的如大躍進等三年暫時困難之類的問題津津樂道,甚至還湊出一些聳人聽聞的天文數字,什么全國挨整的人數上億啦,什么整死餓死的人幾千萬啦!一會說三年困難時期多少人喪失了生育能力,叫他們描繪得好像中華民族快要滅絕似的,一會又說毛澤東反對馬寅初的人口論,造成中國人滿為患啦,使人民生活無法改善啦等等等等。表面看起來好像真理都在他手里,實質不過是項壓舞劍而已,他就是不否定毛澤東死也不瞑目。可是人民不答應!如果不心虛的話,可以選個日子到韶山沖去偷偷地感受一下,也不失為是一味醫治患否毛頑癥的良藥。
四、到底是誰變了?
現在市面上流行一種頗有市場的調子,即毛澤東解放前是正確的,可解放后慢慢地變了;開始還比較謙虛謹慎,后來慢慢地驕傲起來了,聽不進不同意見了,云云。這些咋聽起來很是迷惑人。如果我們進行冷靜分析,便可能會有另一種結論。筆者認為,任何時候判斷分析問題,都應該有一個相對公認的標準,否則,必然會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而這種現象又極易被人把水攪渾,然后混水摸魚。如果我們用馬克思主義賦予執政黨的標準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就可能避免前述現象的發生。也就是說一個革命黨及其領袖,到底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集中到一點,就是看他對待人民群眾特別是廣大勞苦大眾的態度。這個標準不是哪個人憑空想出來的,而是社會歷史發展規律所規定的,除非你公開聲明不信仰馬克思主義,否定人民是人類歷史的創造者,若如此,該當別論。如果用這個標準來衡量,就會明顯地看出毛澤東從始至終沒有變,即始終站在人民一邊,和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而是我們黨內的不少當權者慢慢地變了,輕者變為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作風或官僚主義者,重者變為以權謀私、欺壓群眾的走資派。可悲的是那些真正變了的人沒有感到自己變了,反而說毛澤東變了,事情就是這樣的滑稽可笑和顛倒黑白。
所謂毛澤東始終沒有變,即從井岡山起,應該說更早是從在湖南第一師范讀書時和同學肖子升一起下農村搞社會調查開始到1976年逝世止,他同廣大的人民群眾特別是工農群眾始終保持一種血肉關系和魚水關系,他始終把人民群眾視為領導革命和建設的命根子,他喊“人民萬歲”決非政治作秀,而純屬肺腑之情,在戰爭年代他視“兵民是勝利之本”,在建設時期他稱贊“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他愛護群眾的積極熱情,從不向群眾潑冷水。他自己艱苦樸素一生,還經常為老百姓的疾苦而心酸垂淚,并經常提醒教育黨的各級干部“一刻也不要脫離群眾”、“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他對貪腐官員卻疾惡如仇。
可是十分遺憾的是,我們的黨執政以后,有不少的干部尤其是擔任一定領導職務的中高級領導干部,盡管在建國前夕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高瞻遠矚、語重心長地警示說:“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受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中國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途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但由于他們對社會主義繼續革命在理論上思想上缺乏應有的準備,故在不斷發展的新形勢下,也在不斷發生著變化。尤其在解放初期,有相當一部分從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過來的同志,有一種“過去出生入死,現在解放了該過過好日子了”的停頓不前的思想,他們進城后有的當了執政的領導干部,其地位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并都有了一定的權力,且這種權力又有了國家政權為堅強后盾,他們的生活和權力都有了安全感和穩定感。在這種情況下,老百姓在他們的心目中,遠遠不如當權前那樣重要了,對自己過去似“魚”、老百姓似“水”的感覺逐漸地淡化了,逐漸地想自己的諸如地位、待遇等等多起來了,而想老百姓的疾苦、利益少了。于是逐漸地同老百姓疏遠了,脫離群眾的現象也變得習以為常了。這些干部(數量不小)同老百姓的關系就逐漸地由執政前的“魚水關系”演變成為脫離群眾 的“油水關系”。而這種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作風正是執政黨變質的危險信號,這也是毛澤東經常擔心且寢食不安的心病。
還有一部分人當了權之后卻蛻變成為貪圖享樂、養尊處優、以權謀私、不顧老百姓的疾苦,甚至利用特權壓榨勞苦大眾的腐敗分子,像解放初期的劉青山、張子善,后來的陳希同、王寶森、成克杰、胡長青、陳良宇、鄭筱臾等一批高官。他們這些貪官也不是從娘胎里生下來就是貪官的,而是由于組織上入黨后放松主觀世界改造不繼續革命了,導致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膨脹,把人民賦予的權力用來壓榨人民,逐漸蛻變成為與人民群眾之間的這種“水火關系”,成為革命和建設的絆腳石,成為社會公害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也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所決不能容忍的。而毛澤東深知人民政權改變顏色的極端嚴重后果,因為這是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中國人民歷經28年艱苦卓絕的斗爭,人民付出了血的巨大代價才把政權奪回到人民手中,結果又是那些在人民支持下奪取政權的人自己把政權的顏色給改變了,又用來欺壓人民了,那豈不是那28年的千難萬險和流血犧牲白搞了嗎?!這一點尤其是和平時期入黨執政的人是很難感受到的。所以毛澤東才不惜代價發動文化大革命,以確保28年來用幾千萬條生命換來的人民政權不至變顏色。對于這一點,后來被頑固的走資派及其臭味相投的文人給徹底歪曲了,把為了維護人民根本利益的文化大革命反誣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大浩劫”,真是千古奇冤!這一點廣大人民終究會明白的。說到這里,即“到底是誰變了”的問題,其結論也比較清楚了,即在對待人民群眾的態度這個馬克思主義革命政黨的根本問題上,毛澤東是始終沒有改變的,恰恰是一些執政后不繼續革命了而脫離群眾甚至背叛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人自己變了,變到人民的對立面去了,變成了如毛澤東所尖銳指出的“比資本家還厲害”的人了,這就是問題的要害,只是不敢承認而已!
五、評價毛澤東的主體應該是誰?
既然對待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態度是衡量真假馬克思主義者最本質的標準,那么誰是評價中國執政黨及其領袖毛澤東的主體呢?毫無疑問應該是廣大的中國人民,尤其是廣大勞苦大眾。只有掌握了這個最本質的評價標準,就可以避免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現象了,也有利于大家識別幾個自命不凡的頂級“裁判員”或曾挨過毛澤東批評的人任憑自己好惡的指指點點。即使一些同毛澤東共過事的領袖班子里的某個人或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的人對毛澤東的評價,也只能供人民參考,而且還要看他是否站在廣大人民的立場,否則連參考價值都沒有,之所以說人民才是評價的主體,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依據的,即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民是人類歷史的創造者,當然也應該是歷史的評判者。而所謂人民的根本利益,首先是政權必須掌握在人民手中并為人民謀利益的政權,如果政權都不是為人民謀利,甚至欺壓人民,那就根本無人民的利益可言。日常生活中常常有這樣的現象,即不同的人對同一件事有著完全不同的評價,就是因為各人所站的角度或立場不同的結果。舉例說,對待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毛澤東出于防止人民用鮮血換來的政權不為人民謀利益,防止干部脫離群眾,甚至欺壓群眾,才下決心不惜代價發動文化大革命去整黨內一小撮走資派,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是完全必要的。如果站在走資派的立場,文化大革命當然就成了“大浩劫”了。在相當一段時間里,老百姓也產生過懷疑,即文化大革命該不該搞,甚至盲目跟著控訴文化大革命,但后來經過一段時期的觀察和親眼看到黨內的腐敗現象日盛一日,越反越多,越反越猖狂,而使老百姓深感由于這些走資派們(即貪腐官員)的肆虐而失去生活的安全感,才慢慢地感覺到自己上了當,過去稀里糊涂成為走資派控訴文化大革命的應聲蟲,但已無可奈何了!老百姓們于是調轉頭來,帶著一種嘔氣(上了當)和懷念的心情去追思毛澤東。我們從毛澤東誕辰100周年開始,以后每年的九月九日(毛澤東逝世日)、10月1日(國慶日)、12月26日(毛澤東誕生日)這三個時間到韶山沖去瞻仰毛澤東的那番情景,你就可以十分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做人心背向,你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中國的老百姓對毛澤東的那種感情、追思、懷念,真是無與倫比。而老百姓的這種感情絕不是單方面的,更不是廉價的,而是由于毛澤東終其一生,時刻都牽掛著老百姓疾苦的那種深厚感情的必然回應,真如電視劇《井岡山》主題歌歌詞所表達的那種情境:“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迷路時想你方向明,黑夜里想你照路程,困難時想你有力量,勝利時想你心里明。”不少上了年紀的人在瞻仰毛澤東的那種感情,完全可以看得出是對另一種人不滿情緒的折射,而且有些人還情不自禁地脫口而出:“還是毛主席好啊!他老人家一生都是為了我們老百姓。”這是一句多么樸實無華的真情表白啊!——這就是評價毛澤東的主流聲音——老百姓的聲音——歷史唯物主義的聲音!


                                           二OO七年十二月九日于長沙


一點說明:之所以本文稱為“再談毛澤東的歷史地位”,是因為本人前不久寫了三篇材料,其中一篇是《駁所謂“毛澤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之說》,也可算是談毛澤東的歷史地位,故稱本篇為“再談”。

附:

駁所謂“毛澤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之說

(原載:人民網強國社區)

首先聲明一點,本人讀書不多,更沒有很深的理論水平,只認幾點死理兒,或者說只是一般老百姓都知道的一些簡單道理和事實。人民網最近某“權威”通過某媒體散布什么“毛澤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是“封建主義殘余很濃的農民革命家”等等,而且要“把毛澤東同我們這個偉大的黨區別開來”,并且說清算毛澤東的“時候已經到了”等等。
說毛澤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調子已經很生疏了,那還是上世紀30年代,當時中央的負責人王明說過“山溝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即毛澤東是山溝里出來的,毛澤東的那一套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時隔快80年了又冒出一個“毛澤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結論,很是耐人尋味。

現在的問題,不是說毛澤東有沒有錯的問題和有沒有經驗教訓應該總結的問題,而是應不應該否定毛澤東的問題。因此,首先應該弄清楚什么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到底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同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到底有什么關系?怎么把兩者進行區別?把它區別開干什么?將這些帶有根本性的問題弄清楚是非常必要的,因為這直接關系到我們的黨和我們國家的形象,甚至關系到中華民族的形象。
第一,什么是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者的問題
我只是作為常識性的理解來說說,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即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偉大貢獻在于它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揭示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而且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并且發表《共產黨宣言》,且明確指出無產階級只有首先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地解放自己。我認為所謂要解放的“全人類”,應該是解放那些被壓迫被剝削的勞苦大眾,同時也將那些壓迫者和剝削者階級逐漸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從而最后消滅階級共同進入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使命,就是指引我們與時俱進地探索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的途徑和方法。

毛澤東終其一生,就是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探索在中國解放勞苦大眾,奔向共同富裕的途徑與方式方法。而且他從來就沒有想到自己個人及親屬的私利,更沒有想方設法去探索自己家里及親人先富起來的途徑和方式方法,而始終想的是解救中國的勞苦大眾,為此還先后犧牲了六位親人。他同全中國人民一樣付出了沉重代價才探索出一條:通過武裝斗爭,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武裝奪政府的途徑,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國,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的命運和中國勞苦大眾的命運。
    新中國建立之后,毛澤東立即領導全國人民,順利完成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并開始了社會主義建設。在帝國主義對我實行嚴密封鎖的情況下,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提出了獨立自主,艱苦奮斗的方針;在經濟建設方面通過總結經驗提出了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總方針,以及“論十大關系”的提出;在國防建設方面,提出要建設強大的海軍、空軍,要搞點原子彈,要備戰備荒為人民,要深挖洞廣積糧;在教育方面提出了“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在文藝方面“雙百方針”的提出;以及在國際關系方面他提出了“劃分三個世界”的理論等等。在毛澤東辭世之前,中國已經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現代化的國防。他完全改變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從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到請中國進入聯合國,到美國尼克松總統還沒有同中國正式建交的情況下主動訪華,日本首相田中亦然。
我們只要有小學文化的成年人,去打開《毛澤東選集》看一看,都能看得懂,不論其軍事著作、黨建論著、政權建設、經濟建設以及哲學方面的著作,都通篇貫穿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尤其是“實踐論”、“矛盾論”、“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等哲學專著,是最通俗的大眾化和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它對中國的革命和建設都產生了深刻的指導作用。可以這樣說,毛澤東是當之無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的第一人,而且還是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在中國踐行的最杰出的代表。說“毛澤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人,你能否在中國找出一個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并且親身踐行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方面超出毛澤東的人嗎,如果找不出一個超出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水平的人,那豈不是在中國迄今為止沒有馬克思主義者了么!?不然的話,那就只有你這個說“毛澤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人本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了么?!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從1935年遵義會議開始到毛澤東逝世的40多年時間里,我們黨內那么多久經鍛煉的大小革命家和幾千萬黨員,都沒有鑒別能力,而錯誤地選擇了毛澤東這個非馬克思主義者作了自己的領袖,卻把王明這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冤枉了?!同時,從遵義會議到現在已有70多年了,卻沒有被全黨發現你這個說“毛澤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真馬克思主義者作為自己的領袖,真是太遺憾了。
    第二,毛澤東同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史到底是什么關系?并怎么把這兩者區別開來,現在要區別開來干什么?
我認為一個政黨和這個政黨的領袖不是不可以區別開來,問題是在中國共產黨這段歷史如何同毛澤東區別開來,區別以后要干什么?某媒體披露某人的話說:要“把毛澤東個人與政黨區別開”,其目的很清楚,即清算(公布檔案)毛澤東,而且“現在是時候了”。本人很是奇怪,因為受黨的教育半個多世紀以來,在普通黨員的心目中,我們黨的發展壯大的歷史,同毛澤東這個人是一直緊緊地聯系一起的。毛澤東關于黨的建設的一系列思想理論,一直在指引和影響著這個黨的重要活動。為大家所熟知的如:“支部建在連隊”、“糾正黨內錯誤思想”、“黨委會的工作方法”、延安整風運動的一系列文件“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及他反復強調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他把“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作為我們黨的三大作風;他提出的:“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與自我批評,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的黨內思想斗爭的指導原則;他把“黨的建設、武裝斗爭、統一戰線”作為黨領導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特別強調的“兩個務必”;以及解放后進京趕考開始到毛澤東去世前,毛澤東經常在寢食不安地為防止執政黨的腐敗,防止我們的黨改變顏色,為了使付出巨大代價換來的人民政權得以鞏固發展而嘔心瀝血,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可以說毛澤東終其一生的心血都是為了保持我們黨的先進性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他處處以身作則,艱苦樸素,從不為家人、親人謀官謀利。毛澤東關于黨建的一系列理論、思想和實踐對于我們黨的建設和發展至今仍發揮著指導作用。1935年遵義會議恢復了毛澤東在軍隊和黨內的領導地位,當時黨內甚至黨外都譽稱遵義會議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震驚中外的長征及長征精神,它堪稱中華民族的靈魂和脊梁。還有當年窮兇極惡的日本帝國主義敢于侵略中國,且如入無人之境,就是他們看中了中國當時是一盤散沙和國民黨的消極抗日。就在這個國難當頭并面臨滅頂之災時,正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并把全國人民緊緊地團結在這面旗幟之下,又正是毛澤東提出了正確的戰略方針和策略原則,使抗日戰爭取得最后的勝利。使一盤散沙似的中國老百姓團結起來,使苦難深重的中國人民站起來當家作主,到中國的國際地位從人家不承認到找上門來搞邦交,哪一點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結果,哪一點不是與這個黨的主要締造者和決策者毛澤東息息相關,而哪一點又能和毛澤東分得開呢?這難道不是毛澤東最主要最根本的方面嗎?!這難道還不足以說明毛澤東的基本形象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基本形象嗎?!那么你要把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區別開然后清算毛澤東,這究竟是為了什么?難道是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像。難道是為了冷靜地客觀地總結我黨歷史上共同的經驗教訓,以便更好地前進嗎?也不像。你把一個原本不能區別的東西硬要把它區別開,只是為了要清算毛澤東。其結果必然是在黨內、國內造成極大的思想混亂,在國外必然為那些亡我之心不死的敵對勢力所利用。甚至連杜勒斯也會在陰曹地府暗自高興的。如果作為一個自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人,難道連這個起碼的大局都想不到!?真是怪事!真是悲哀!!
    第三,媒體還披露這個人的話說:“稱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在什么地方!”看得出,說毛澤東偉大,他一肚子的不舒服,但是從不少有良心的普通人那里,卻有一種截然不同的感情,他們不知道很多的理論,他們只是很樸實地看事實::1、是毛澤東把億萬大字不識的農民,組織起來,變成一支舉世無雙、英勇善戰、所向無敵的革命武裝力量,他用小米加步槍打敗蔣介石幾百萬飛機加大炮的軍隊;在朝鮮戰場敢和世界上最現代化最強大的美國軍隊較量,并且迫使它坐下來簽字。
2、是毛澤東把幾億苦難深重的農民和工人組織起來,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
3、是毛澤東領導全國人民把窮兇極惡的日本帝國主義趕出中國。
4、是毛澤東領導全國人民用20年的時間,在一片近似廢墟的中國大地上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5、是毛澤東領導全國人民靠自己的力量造出了自己的原子彈和氫彈,使我國的國防力量空前強大。
人民…….

由于毛澤東的領導,不僅改變了中國,而且震撼了世界,甚至改變了國際格局,真正使中國能夠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這些活生生的事實,是普通老百姓都能親身感受到的,所以他們才發自肺腑的自發唱出了“東方紅”,延安人民自發地喊出“救星毛澤東”,并送匾致意。可是跟隨毛澤東幾十年也喊了幾十年“偉大”的人,今天竟然說他“有很多違心的成份”。這就使常人琢磨不透了,為什么一個久經“考驗”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在入黨時曾向黨表白過“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不惜犧牲自己”的人,居然對一個“非馬克思主義者”喊偉大,而且是違心的一喊就是幾十年。我聽了后實在無法理解?!為什么要違心呢?要么是怕影響自己向上爬,要么是怕丟了頭上的烏紗帽,還有……那到底是怕什么呢?難道還有比犧牲更可怕的事情?更令人感到費解的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幾十年死心塌地地跟隨一個非馬克思主義者,并在這個非馬克思主義者的領導下,竟然推翻了舊社會建立了強大的社會主義的新中國。而這些人現在又突然回過頭來懺悔過去是違心地喊了這個非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真是弄得人們一頭霧水。
談到這里,我倒是有點感慨,即到底該如何評價一個與個人利益有關的歷史人物,特別是對待毛澤東這個關系到黨、國家、人民利益的人物,這里既有評價者的水平問題,但更有評價者的人品問題。在這方面我認為有幾個人倒值得借鑒,一個是黃克誠,一個是胡耀邦,還有一個是戚本禹。就黃克誠來說,1959年盧山會議上受沖擊,是第二號人物,但當毛澤東去世后,有些人充當事后諸葛亮,把一切責任推給毛澤東頭上時,他能秉公站出來說:有些事我們也是舉了手的,不能全怪毛澤東(大意)。是啊,手長在自己身上,至于舉不舉是受你自己那個功能正常的腦袋所指揮的,你不想舉手,又怕什么呢,難道怕丟烏紗帽不成。所以,看來還得從自己身上找原因為什么要違心地舉手。胡耀邦呢,他說:那個事,如果我在場也可能舉手(大意)。胡耀邦話雖不多,但見人品。再說戚本禹,他文革前是“紅旗”雜志編輯部歷史組組長,后當過毛澤東的秘書和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文革時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一次,美國《達拉斯時報》編輯陸源(其父是戚本禹的好友)來中國順便看望戚本禹時,征詢戚對原中南海保健醫生李志綏寫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一書的看法。因李志綏出賣靈魂,出于西方敵對勢力的政治需要和李志綏自己的私欲心切,故編造了很多離奇的政治謊言和生活奇聞,對毛澤東極盡攻擊、丑化之能事。陸源是帶著疑問想通過戚本禹進行核實的。陸問戚看過此書沒有,戚說,看過,并堅決駁斥了李志綏。陸問戚,李志綏說毛澤東的那些都是事實嗎?如果您不好回答就保持沉默,我是要弄清事實,千萬不要“為尊者諱”,言不由衷。戚本禹說:“毛澤東是我的導師,也是我的難星。我十八年革命是在毛澤東的引導下進行的;我十八年監獄,雖是江青等誣陷,但最后決定的是毛澤東”。“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我們之間恩怨已經分明,不存在“為尊者諱”的問題。事實上對于這些問題,我有責任澄清事實,保持沉默,不符合我的性格。下面是戚本禹回答問題的部分內容的摘要:


陸源問:李志綏說毛澤東不是什么無產階級領袖,是封建帝王…..您怎么看?戚:…… 毛澤東何許人?他是中國歷史上唯一成功地領導億萬農民最終推翻地主統治的偉大人物,他是封建帝王的最大克星,說毛澤東是封建帝王實在比指鹿為馬、指白為黑還要荒謬。說毛澤東專制獨裁,也是信口雌黃,李志綏大概沒有看過北洋軍閥、日本漢奸、國民黨政府是怎樣用槍炮來鎮壓農民、工人和學生的,毛澤東正是為了同這些專制的獨夫民賊作斗爭,才拿來武器鬧革命的,毛澤東在革命過程中建立過蘇維埃紅色政府。抗日民主政府、解放區民主政府,就連美國記者斯諾、斯特朗等人都承認這些政府是中國歷史上破天荒的民主政府,中國革命勝利后,毛澤東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盡管在民主建設上仍有諸多缺陷,但它仍是中國歷史上最民主的政府。除了文化革命這個非常時期,這個政府的所有重大決定,都是經過法定的會議討論通過的;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各級政權癱瘓了,黨和國家的重大事務,仍然由黨中央和國務院法定的會議討論決定,既然是通過了法定的形式,你就不能說它是專制獨裁!雖然那個時期,由于毛澤東的威望,許多決定是按他的意旨通過的,但既然通過了一定的法定程序,就不能說是個人的專制獨裁。你可以對民主的不完善、不健全、甚至違反規則提出責難,但你不能簡單地把它與封建時代的皇帝獨斷獨行等同起來。
毛澤東在黨和國家的民主制度的理論和實踐方面,不是沒有可指責之處的,但他仍然是黨和國家民主制度理論和實踐的探求者和力行者。他可能有一千條缺點、錯誤,但終其一生,他是始終熱愛著、牽掛著他的人民。
毛澤東生前對英、法、美等國所奉行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比較欣賞,他曾對我們說過,我們寧可走英美式的民主道路,也不能走法西斯、貝利亞式的道路。法西斯是指希特勒所實行的國家社會黨的專政,貝利亞指的前蘇聯內務部所實行的亂抓人、亂殺人的特務統治。封建帝王是世襲的君主,但我們卻沒有看到毛澤東把自己的主席的位置,傳給自己的夫人或兒女,盡管江青多么熱衷于權力,毛澤東還是提議并經黨中央政治局討論,確定華國鋒為他的接班人,他的子女也沒有特權,在他去世之前,他唯一尚存的兒子毛岸青是一個普通的翻譯工作者,他的兩個女兒大的是普通的科技干部,小的是黨委機關的一個領導成員,毛澤東掌握著全中國的財富,但他的子女除了分得一點稿費外,沒有分得任何財產,難道世界上有這樣的封建帝王。人民我五十年代接觸毛澤東,六十年代離開毛澤東,就與他的交往看,我不感到他比我所見到的任何領導人更缺少民主。

陸:李志綏說毛澤東倡導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即三面紅旗)運動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災難。這個問題的產生、發展及其成績、錯誤,對它的歷史批判,需要一部專著才能說清楚。憤怒和攻擊,無助于歷史的認知,也無補于歷史的前進。我只希望世人不要忘記,在糾正“三面紅旗”的錯誤方面,毛澤東所花的力量不比他倡導“三面紅旗”來得少。第一個提出要壓縮空氣的,第一個提出要全黨冷靜的,第一個要底下講真話的,第一個反對過早進入共產主義的等等,都不是別人,而是毛澤東。對人民的苦難心酸垂淚,用不吃肉來懲罰自己的也是毛澤東,眾所周知,毛澤東的日常生活遠遠比不上今天一個小老板,他沒有吃過多少好東西,一碗紅燒肉是他最大的享受,他還能怎樣處罰自己呢,在毛澤東和他的黨的領導下,六十年代中期,農村的經濟終于得到了全面的恢復;(易)曰:“無咎者,善補過也”。毛澤東至少是一個“善補過”者吧!

戚本禹在答陸源時還澄清了李志綏捏造的不少攻擊、丑化毛澤東的謠言、謊言。從這里人們倒看出了戚本禹的幾分人品,起碼在對待這個事關黨和國家形象的歷史人物時,是不帶個人情緒和個人恩怨的,是顧大局的,是尊重歷史的,而且不是像演員似的裝腔作勢,也不刻意作秀。看后倒使人對他產生幾分敬意。有人說得好,憤怒不能寫歷史,只能當詩人,如果帶著個人情緒和恩怨去說歷史寫歷史,那就必歪無疑,就必然貽誤后人。
毛澤東在他的一生中,不可能是完美無缺的人,他有過錯誤,但這些錯誤主要不是他個人工作的錯誤,而是在中國這塊百孔千瘡的土地上,探索前所未有的走共同富裕道路中的試驗性的經驗教訓,是任何人所難免的。就像我們不能要求任何一個科學工作者去進行科學研究時,只能一次成功,不準失敗的道理一樣,去要求毛澤東領導幾億人民探索前無古人的社會主義道路,也只能一次成功,不準失敗。尚且還是經過集體討論決定的事情。更讓人瞧不起的是,有那么一些人有一種奇怪邏輯,即:如果事情成功了,那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但毛澤東思想不是毛澤東個人的,而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功勞當然是大家的;如果失敗了呢,那當然是毛澤東個人負責,為什么?因為你毛澤東專斷,決定的通過是我違心舉的手,所以錯誤當然就是毛澤東的了。這也可能就是要把毛澤東同我們這個黨區別開來的理論依據吧?可世界上哪有這樣不講理的人,他要爭功勞時,就采取“兩頭堵”的辦法,成功我必有份,失敗與我無關,你這樣的思想境界,誰還敢同你共事嗎?!當然,已經共不到了。現在倒是有不少有良心的普通老百姓在說:“毛澤東有再大的錯誤,我們都諒解,因為他一生從不為自己個人”。這是一句多么樸實但內涵豐富的大實話啊!對于毛澤東的評價,它遠遠超出一個人的范疇,他確實代表了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不管他有過多少錯,但他的存在仍然是我們中華民族的驕傲,他的人格、人品,他的思想、他的智慧,都是中華民族甚至全世界的勞苦大眾永遠不過時的寶貴財富,是永遠不能丟的。但是令人欣慰的是,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代領導集體正在忠實地繼承和發展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正在朝著解放全人類的大方向探索著前進著,這里我只舉幾點普通老百姓所交口稱贊的東西: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的成果人民共享;建設和諧社會;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八榮八恥;在反腐倡廉方面的一系列措施如:在干部中倡導八方面的良好作風;要求領導干部要增強憂患意識,公仆意識和節儉意識…… 等等,這些都是深得民心的治黨治國富民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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