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利改稅與“賣光、送光”
在農業集體經濟被“分田到戶”搞垮后,83年到84年間又急不可待地搞了個國營企業的“利改稅”。按照資改派說法,國營企業的“政企不分”是造成國營企業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于是才有了利改稅的“改革”。而正是這個“利改稅”打開了掏空國營企業,搞垮國營企業,化國營企業為私人所有的大門。
本節的主要目的是剖析利改稅的政治本質,及其后果;在這個剖析之前先來揭露一下資改派在上述話語中耍的把戲。
這個說法本身就是一個陷阱,因為他首先斷定了國營企業效率低下,然后再來說原因。如果你只注意他所說的原因,你就已經在不經意間同意了他“政企不分的國營企業效率低下”的結論。所以,我們首先需要澄清一個事實,“政企不分的國營企業”的效率究竟是低還是高。
所謂政企不分,就是指國營企業的計劃經濟模式。
政企不分的國營企業——計劃經濟模式——的效率確實低下嗎?最近幾年有大量網友通過十分具體的數據證明: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增長率并不比“改革”年代低。更重要的是,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增長完全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而“改革”年代的經濟增長是依靠國外資本的扶植,即所謂“招商引資”、“外資拉動”。如果“改革”僅靠中國自己的力量來發展生產,其效率能夠與毛澤東時代相比嗎?可以肯定,沒有國外資本的“奶水”,“改革”的崽子很難養活!
其實哪里需要這些數據,只要稍微有一點關于社會主義陣營的“歷史”知識,就不難看出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才是真正強大的、高效的經濟模式。
直接的證據有兩個,最典型的是蘇聯在短短五十年里就從一個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的,被西方資本主義瞧不起的落后國家一躍而為兩個超級大國之一。他們不僅在經濟規模上,而且在科技水平上也與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不相上下。不要忘記,美國經濟與科技以西歐資本主義經濟與科技為基礎,曾經遠遠領先于蘇聯。蘇聯能夠趕上來,并駕齊驅,就已經證明蘇聯的計劃經濟的效率高于美國的自由市場經濟。
同樣,中國的經濟在毛澤東時代也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盡管資改派污蔑為“到了崩潰的邊沿”,可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家們遠比資改派誠實,他們廣泛贊譽中國在毛澤東時代靠自力更生取得的成就是一個奇跡!在短短二十七年間,中國從一個連自行車都不能生產的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一躍而為一個擁有完備的工業體系,能夠自己設計、制造飛機、巨輪、各種數控加工機床、集成電路、大中小型計算機,電子顯微鏡,以及“兩彈一星”的強國。這樣的發展速度與生產效率也只有在社會主義陣營中才能找到。
再與日本的發展對照一下。三七年日本入侵中國時,日本早已能夠制造飛機、坦克、巨型戰艦,而中國只能生產步槍與輕機槍。而到七十年代初,不論是經濟規模還是高科技水平,中國都與日本不相上下。反倒是“改革”的一、二十年間,中國科技又再次落后于日本。幸好胡錦濤上臺后這種情況有所改變。
其實,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國營企業在管理模式上很像一個跨國公司。他們都有巨大的規模,都包含眾多的行業,都有統一的財務計劃,內部都是按照計劃生產與銷售。所謂市場經濟,那是對企業外部而言。那些跨國公司的外部是自由市場,內部是“一盤棋”的經濟運作。國營企業也是一樣,它的外部是市場經濟,內部是計劃經濟——也是“一盤棋”的經濟運作。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的經濟主要由兩塊構成,國營經濟與集體經濟。不僅這兩塊之間是“市場經濟”,各集體企業之間也是“市場經濟”。所謂計劃經濟有雙重含義。首先國家的發展是按照計劃來布局的,不論是興辦國營企業,還是新建集體企業,都要服從國家的全局利益;另一方面,在國營企業內部基本上是計劃經濟。所有國營企業都是一個“老板”——政府。
之所以說在國營企業內部“基本上是”計劃經濟,是說在各國營企業之間仍然有獨立的經濟核算,仍然有買賣關系,只不過無論盈虧都不會影響企業的運作。贏了的部分國家會調走,虧了的部分由國家補上。國家往哪個企業投入多少,完全取決于“一盤棋”的需要。難道那些巨型跨國公司不是這樣運作嗎?
想一想那些巨型跨國公司在自由市場上與那些中、小公司競爭中的優勢吧,國營企業在自由市場的競爭中不是同樣具有明顯的優勢嗎?沒有人指責跨國公司效率低,又憑何指責社會主義國營企業效率低呢?
所有這一切都證明:以公有制為基礎的計劃經濟不是效率低下,恰恰相反,其效率明顯高于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身為國家高級干部的資改派說出這樣的鬼話,實在是太卑鄙!
就歷史事實說話,國營企業就沒有效率低下的時期嗎?有啊,有兩個時期國營企業的效率比較低。一個是大躍進之后的兩、三年調整時期,一個是文革前期。劉鄧在大躍進時期大搞浮夸風,盲目追求高指標,搞亂了經濟,需要一個調整、鞏固的時期,效率自然要低一些。文革的“全面內戰”時期,許多企業的生產受到嚴重影響,導致國家經濟整體效率下降。
另外,不論是蘇聯還是中國,計劃經濟都經歷了一個生產效率逐漸降低的過程。導致國營企業效率逐漸降低的原因則是黨風、政風的日益惡化。而導致黨風、政風的日益惡化的主要原因是黨與政府的權力缺乏真正有效的制衡。這個問題將在后面專門討論。
戳穿了資改派“國營企業效率低”的鬼話后再來說說利改稅。
在毛澤東時代,所有國營企業都是國家的,企業運作所產生的利潤當然是屬于國家的,國家可以按照全局的需要來統籌使用這些利潤。所謂國營企業上繳利潤也只是賬面上的上繳,所有的資金全部在國家銀行手中,由國家統一調配使用。
注意,當資改派之流在談到“利潤”時,實際上已經確認了國營企業的經營也是商業化運作的,否則哪里來的利潤?
按照資改派之流的說法,利改稅首先是改變了國家與國營企業之間的利潤分配模式,可是我認為利改稅實際上是改變了國營企業的公有制屬性,使之退化為類集體企業。這個問題可以從兩方面看出。
首先,利改稅后國營企業有了自己獨立于國家利益的“私利”。
毛澤東時代的國營企業基本上沒獨立于國家利益的私利,企業發展和職工生活的利益完全由國家統一計劃來保障。這就為全國范圍內既可保障重點,又可平衡發展提供了一種最有力的調節手段。就是這種“一盤棋”模式才使得我國得以在極度缺乏資金的情況下,仍然能夠迅速建立起作為國家經濟棟梁的完整的重工業體系。也就是這種“一盤棋”模式才使得當年中、西部的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幾乎與東部各省不相上下。
另外,國營企業沒有自己的“私利”才有可能實現全國一盤棋的技術合作,實現先進設備與先進技術共享。在毛澤東時代各行各業的無償技術合作,技術共享,無償的人力、物力相互支援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也就是說,毛澤東時代的國營經濟不論在資金上,在裝備上,在技術上全都是所有國企共享的,是真正的公有制。
利改稅后企業的發展和職工的福利全部依賴“剩余利潤”,企業和職工必然要為爭取更多的“剩余利潤”而排斥一切非本單位的利益,包括國家的利益。所有的國營企業都以本單位的利益為中心,就再也不會把本企業的技術與裝備無償地提供給其他國營企業使用,這就大大降低了我們擁有的技術與裝備的使用效率。同時,為了在同行業中取得優勢,必然互挖墻角,必然增加內耗,必然降低整個國家的經濟效率。
利改稅后企業有了獨立的生存、發展的權力,有了獨立與國家計劃之外的意志與權力,“一盤棋”的計劃經濟不復存在,無序競爭成為國營企業的常態。“改革”后許多國營企業幾度一窩蜂地追求高利潤行業,造成生產能力過剩,造成國營企業內部無序競爭,浪費了國家的資源,降低了國家資源與資金的使用效率。
這一切正是利改稅后那幾年國營企業迅速陷入困境,國營經濟迅速萎縮的原因之一。
利改稅使得各國營企業“分家”了,原來共享的資金、裝備、技術現在被分割到各個國企中去成為“私有”的了。這說明,從資產的所有權方面說,利改稅使得國營企業退化為“類集體所有制”的企業。
在利改稅前,國營企業的生存與發展完全由國家利益來調節。需要“你”——國營企業——生則生,需要“你”死則死,需要“你”肥則肥,需要“你”瘦則瘦。利改稅后國營企業有了獨立發展的權力,國家除了象地主一樣“收租”外,不能干涉企業的經營與發展。這說明,從國家對國營企業的控制能力上說,利改稅使國有企業低為“類集體所有制”的企業。
說到此,“改革派”會說國營企業的“大鍋飯”恰恰是造成經濟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降為“類集體所有制”的企業正好可以激勵企業的創造性經營能力。
他們所說的“大鍋飯”就是指國營企業的公有性質。他們說,正是由于這個“公有性”使得國營企業的管理者、經營者的利益與企業效益沒有直接關系,因而不能激發這些管理者、經營者的積極性與創造性。利改稅后企業的管理者的權力擴大了,他們不僅能夠自主經營自己手中的企業了,更可以從經營企業的成果中獲取自己的超額利益,他們的積極性自然就調動起來了。
這是不是個實際問題呢?確實是個實際存在的問題。在中國和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確實存在越來越多的官員對國營企業的“大鍋飯”不滿,他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越來越低,他們要求給他們更大的權力,使他們能夠從管理、經營國營企業中獲得與他們的地位相稱的社會地位與財富。他們要向資本主義國家的那些“CEO”們看齊。——這是站在官僚們的立場看問題。
如果你是站在社會主義建設與革命的立場上看問題,就立即可以看出,這些反對國營企業“大鍋飯”的官員們已經墮落為黨內的資產階級份子了,他們不再是建設社會主義的革命者,他們是企圖通過他們手中掌握的權力獲取個人利益的蛀蟲。他們沒有管理、經營國有企業的積極性,只有竊取國家財富的積極性。這些人不想繼續走社會主義的路,要走資本主義發家致富的路。
包括蘇聯與中國的幾乎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官員們都在幾十年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先后腐敗了,他們都先后墮落為黨內的資產階級份子。是什么原因使得這些昔日的革命者腐敗、墮落呢?“改革派”會說這不是什么腐敗、墮落,而是回歸人的本性。“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小崗村就是他們的旗幟。他們認為只有利益是值得追求的東西,作為國營企業的管理者的人們如果不能從企業中獲得最大的個人利益,他們就不會有工作的積極性。
對于這種剝削階級的思想,我們無需爭論。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信奉的是: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我們自己。所以我們提倡奉獻,“為人民服務”是我們的旗幟。
我們深知,幾千年剝削制度中成長起來的利己主義思想是無處不在,無孔不入的,是頑固而強大的。這些丑陋的思想無時不在侵蝕著我們的思想。蘇聯、中國和其他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先后變質說明我們的社會主義政治理論還有問題,還不能抵御資產階級思想的進攻。這就是說,共產黨的腐敗是政治制度的問題,不是經濟制度的問題。
公有制的經濟制度遭到腐敗份子的反對,正說明公有制經濟有著抑制腐敗的作用。熱衷“改革”的腐敗官僚們一邊高“堅持黨的領導不動搖”,一邊瘋狂反對公有制的計劃經濟,正說明一黨制政權是錯誤的,而公有制計劃經濟是正確的。關于一黨制政治將在后面專題討論,這里請讀者注意,“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和“為人民服務”這兩種人生觀必然導致兩種對立的經濟制度,即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和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堅持資本主義私有制的人屬于資產階級,擁護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人們屬于無產階級。
現在“改革”為了滿足這些黨內的資產階級份子發家致富的需要而“改革”,正說明這個所謂的“改革”就是資本主義復辟!
退一步說,給國營企業管理者們更大的權力,更多的個人利益,他們就能夠把國營企業搞好了嗎?“改革”二十幾年的事實已經作出了結論:利改稅激勵下的官僚們不僅不能更好地管理國企,反而大批大批地搞垮了國企(二十年來國企已經倒閉百分之八十以上),大批大批的國企變成了官僚們的私企,千萬個官僚資本家成長起來,已經形成了一個“新階層” ——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中國已經變成了官僚資本主義、買辦資本主義的、半殖民地的中國!
看吧,這就是利改稅的政治意義與后果!
當然,要實現化國有為私有,僅僅靠利改稅還不夠,還要一系列“配套”措施。
要把國企變為私企,首先要讓國企虧損,要讓國企成為國家財政的負擔。當國企虧損,成為國家的財政負擔,甚至是政治負擔時,不僅可以名正言順地賤賣,甚至可以“光明正大”的白送。所以,化國有為私有的第一步是讓國企虧損。
讓國企虧損的辦法很多,第一位的是高稅收。在“開放”后的中國,“招商引資”請來的外資企業是享受“超國民待遇”,只需繳納很少一點稅;為了鼓勵私人創辦企業,又給予頭兩、三年免稅的優惠;唯有國企遭受了結結實實的“當頭一棒”,一下子就征收超過營業額30% 的各種稅。在這樣重的稅收壓力下,除了個別壟斷、暴利行業,絕大多數國營企業都立即陷入虧損。盡管政府一直叫喊國營企業要“扭虧為盈”,可是那泰山壓頂般的稅收卻至今沒有改變,國營企業如何能夠不紛紛垮掉?
“改革派”會反問:民營企業僅僅在頭兩、三年享受優惠,以后還不是照樣納稅,為什么它們能夠承受這種稅收,而國企不能?
民營企業能夠承受這種稅率而國企不能的原因主要有兩個。
第一個原因是,民營企業的主人——新資本家不愿意讓他自己的企業垮掉;而國企的主人——上級主管和企業經理們——都在盼望國企盡快垮掉,以便他們能夠把這些企業變成自己的私企;因而前者會想方設法減免自己企業的稅務負擔,而后者正好借重稅來實現自己搞垮國企的目的。
第二個原因是,民營企業的經理們會通過向稅務部門行賄來減免自己企業的稅務負擔,國企的經理們即使不是故意要搞垮企業,也往往不愿意為了不屬于自己的企業而去冒險行賄;所以,盡管私企與國企應當承擔同樣的稅率,可是實際上私企所繳納的稅要少得多。
搞垮國企的第二個重要手段是卡住貸款。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企運作的資金由國家統一調撥。現在利改稅了,國家只管收稅,不再為國營企業提供所需的資金。國企需要的資金全部要靠銀行貸款。銀行在誰手中呢?當然在政府手中,在“堅持改革不動搖”的政府手中。政府一心要盡快把國企轉變為私企,使用銀行來卡死國企不是一個現成的好辦法嗎?只要提高貸款利率,再來個“從緊的貨幣政策”,要卡斷國營企業的資金來源易如反掌。
搞垮國企的第三個重要手段是不買國營企業的產品。理由是現成的,外國貨質量好。計劃經濟下國企的產品是由國家包銷的,現在政府帶頭不買國企的產品,國企還能不陷入困境?
實際情況就是這樣,利改稅之后的幾年內,國營企業紛紛倒閉,或賤賣,或白送,轉眼之間國營企業就去了七、八成。利改稅的目的終于順利實現了!
下面是摘自網帖的一段文字。
這不是改革,是搞官僚資本主義!
2008-07-30 21:42摘自《環球視野》雜志
2005年兩會前夕,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喻權域先生應邀到北京大學參加改革開放縱橫談的沙龍活動,期間他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講,……
喻權域說,1992年,我國工業總產值中,國有工業占48%;商業中,國有商業占30%。那年制定的《憲法》第六條規定,我國現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是“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憲法》第七條規定,“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可是,1992年以后,國有經濟不僅沒有得到“鞏固和發展”,反而是直線下降。到1997年,我國工業總產值中,國有工業所占比例下降到只有25.5%;商業中,國有商業所占比例下降到只有10%。
1997年鄧小平去世后,私有化進程大大加快,大批的國有企業被賤估出賣給私人,或者半賣半送。從2000年到2003年,連續四年的“兩會”上,喻權域委員提出,要求主管經濟、財政的領導人向“兩會”報告:在我國經濟中,公有制經濟是否仍占主體?這些年賣了多少國有企業?賣得多少錢?這些錢用到哪里去了?
……
喻權域問:這叫改革嗎?這不是改革,這是造反,是造社會主義的反!
在私有化的進程中,數以千萬計的職工失業下崗,幾千萬農民盲目流入城市成為打工仔,這些工農群眾已經進入“弱勢群體”。在崗的職工中,多數人已從“國家的主人、企業的主人”變成了老板們雇傭的打工仔。這是改革嗎?這不是改革!這是造反!是造工人農民的反!
……
有些人鼓吹,人都是自私自利、各人顧各人的,公有制經濟、國有企業就搞不好,只有私有化。喻權域念了一大串數字,從1952年到1978年,我國經濟每年遞增6.5%,比世界平均增長速度快一倍,比美、英、發等資本主義國家的增長速度快兩倍。
喻權域還拿出聯合國的統計、世界銀行的統計、美國《財富》雜志的統計說明,從1952年到1998年,我國國有經濟的效率和經濟效益大大高于資本主義國家。根據90年代的調查,我國各類企業中,國有經濟的效率最高,利潤率最高,大大超過“世界500強”。
喻權域委員激動地說,這些年,許多國家企業虧損、破產,是那些打著“改革”旗號搞破壞的人搞壞的,目的是把國有企業搞跨賤賣給私人,搞私有化。】
看看吧,誰說“改革”僅僅是經濟模式的探索?這個利改稅及其隨之而來的化國有為私有的浪潮不就是造社會主義的反嗎?造反還不是政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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