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學習時報》刊出了人民大學周姓教授的長文,題目是“三十年前我們為什么要選擇改革開放”(以下簡稱“選擇改革開放”)。文章題目之大、篇幅之長、使用的數字之多,給人的印象貌似權威發布。其內容,是通過惡貶前三十年,來為改革開放提供正當性依據。改革開放給中國社會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現在改革到了一個關鍵的時期,理論工作者發出自己的聲音,贊頌之或反思之,既在情理之中,也是學者為國家和民族“立言”的責任所在。但是,“立言”需要有一個嚴肅認真的態度和像樣的立法。如此嚴肅和重大的論題,立論必須合乎真實的歷史與實踐,論據更需確鑿和具有可信度。然而,在讀了“選擇改革開放”一文后,讓人感到是震驚和氣憤。周教授在文中羅列了大量的數字和事例,這里不可能一一地加以檢證和評點。筆者注意到的,是文中有這樣一段關鍵的話:“1948年,中國人均GDP排世界各國第40位,到了1978年中國人均GDP排倒數第2位,僅是印度人均GDP的 2 / 3。”這段話,把建國后前的三十年貶低到了一錢不值。
周教授對于他的斷言和數字,并未解釋資料來源,也沒有提供注釋。他說的是真話嗎?他提供的數字是真實的、還是虛假的呢?
首先,因為涉及到不少數字,需要提一下資料的問題。在國際上,匯集了長時段的世界所有國家的經濟數據,尤其覆蓋到1950年以前的數據,據我所知,目前只有麥迪森教授的一種(例如,”Angus Maddison: Historical Statistics for the World Economy: 1-2003 AD”)。麥迪森的數據,覆蓋了從公元1年起直至21世紀,前后2千年的時間跨度,提供了有關購買力平價GDP(PPP-GDP)、人均PPP-GDP和人口等方面的詳盡的信息,是學術研究的主要資料源。此外,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這兩家也提供類似的發布,但分別只限于提供1960年以來與1980年以來的數據。除此之外的其它來源(如CIA)都可說是上述麥迪森、世銀和IMF資料的衍生物。“選擇改革開放”的作者斷言“1948年中國人均GDP排世界各國第40位”,如果他真有依據,這個依據只可能是麥迪森,而不可能是其它版本。
接下來的問題,麥迪森的數據是怎樣言說的呢?麥迪森版本只提供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PPP-GDP)數據,計量單位是1990年國際元(1990 International Geary-Khamis dollars)。1948年,有51個國家的人均PPP-GDP數據在列,其中沒有來自中國的數據。為了能夠比較,選擇了抗日戰爭爆發前1936年的數字(597國際元),這一年被公認為民國經濟最好的年份,來作為中國1948年的數字。不幸的是,對所有52個國家的數據排序后的結果顯示,當時的中華民國即使拿出了頂尖的數字,也還是敬陪末座,亦即排在了第52位(印度排第51位)。何來的“排世界各國第40位”?周教授應拿出他的數字來源來。
事實上,按照麥迪森的數據,不僅中華民國1948年是倒數第一,在中國有數據的1890年(37國)、1900年(40國)、1913年(64國)、1929年(52國)和1936年(51國)這些年份,中國的人均PPP-GDP的排名全都是地地道道的世界各國倒數第一!有關的情況見以下的圖表。
很清楚,周教授玩了個小把戲,試圖給讀者制造錯覺:民國1948年的人均GDP都能“排世界各國第40位”,蠻不錯嘛,我們現在不也才排到了百位左右?周教授以為讀者不會追問,到底有多少個國家參加排名了?在信息如此發達的今天,周教授不幸一下就被踩住了尾巴。玩這種拙劣的小把戲來試圖抬高民國和貶低新中國的前三十年,作者的心理是陰暗的。
其次,關于“1978年中國人均GDP排倒數第2位”,這里提供若干具有確鑿來源的信息。
按照麥迪森的數據,1978年中國的PPP-GDP在139個有數據的國家中以人均978國際元排名第112位,印度以965.6元排名114位,中國高于印度2個位次。讀者注意,這是中國自1870年被印度超越以來,108年間第一次超越了印度。(見圖)
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 2005”提供的數據,1980年,在148個有人均GDP數據的國家中,中國以311.63美元(市價值)排在第130位,高出印度的262.44美元約15.8%。印度排名138位,比中國落后8個位次。遺憾的是,IMF只提供了1980年以后的數據。也無妨,因為仍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系在全中國運作,做為1978年的鄰居拿做比較,并不失一般性。
按照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發行的World Factbook和世界銀行發表的“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1978年,中國的人均GDP僅有154美元(市價值),是印度的3/4,在206個國家中排名倒數第四;印度以203.78美元排193位,比中國高10個位次。不過,CIA和世行這個“154美元”是一個嚴重低估的結果,是當年冷戰思維的產物。“選擇改革開放”的作者肯定不知道CIA提供過如此低的一個數,否則的話他一定會采用的。他沒有。他在文章中提到,1978年中國的人均GDP按匯率換算是254美元。
為什么說CIA和世行嚴重低估了呢?中國官方公布的1978年GNP是3645.2億元。此外,麥迪森等人在關于中國的最新論文“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 How Fast Has GDP Grown; How Big Is It Compared with the USA?”(Angus Maddison and Harry X. Wu,2007)中提出了一個見解,這就是中國官方的GDP數字,前三十年過低,而后三十年過高,為此他們提出了修正。修正的結果,中國1978年的GNP為6551.33億元,比官方的相應值(5170.55億元)高出26.7%,這是按1987年不變價格計算的結果。那么折回到官方多年來采用的1978年不變價公布的數字,對1978年按低估26.7%進行調整,得出實際的數字應為 3645.2億元 × 1.267 = 4517.8億元。將這一高一低兩個GNP值按1978年的美元匯率1:1.684進行換算,分別得出225美元和285美元。比世行的154美元高出很多來,則在1978年的世行人均GDP(市價法)的排名單上,中國的位置當處在第189位(倒數第18位)與第180位(倒數第27位)之間,分別高出印度5個位次和14個位次。
此外,按國家統計局根據國際組織數據源提供的數字,1978年,中國人均國民總收入在國際上188個國家中排名175位。
何來的“倒數第2”?以上大量事實說明,“選擇改革開放”一文的作者是在信口開河。
換算成美元,不過是為了給實際的生產物或產值尋找一個“當量物”,說難聽點,也屬一種把戲。由于美元匯率及其真實價值經過若干年就變得面目全非,也由于難以準確地把握一國貨幣在對象國的真實購買力,因此,不論是用市價法還是用購買力平價法來計算一國GDP的美元當量,都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其結果充其量只能拿來做參考,而不能作為確鑿的評判標準。像周教授那樣,通過障眼法和捏造事實(所謂民國1948年“排世界第40位”和所謂“1978年中國人均GDP排倒數第2位”)來美化最差的、來丑化較好的,實在匪夷所思。這不是中國的最高學府里為人師表的學者應有的行為。
不要忘記,按本幣計算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才是最重要的,否則就會被匯率的把戲繞昏頭。周教授把新中國的建設成就貶得一文不值,然而事實是,從1950年到1978年,中國的GNP從575.5億增長到了3645.2億元,年平均增長6.81%。更值得注意的,如果前述麥迪森等的說法能夠成立,即1978年的官方GDP數字被低估了26.7%,則1950-1978年間的年增長率還要快些,達到7.72%。這樣的發展速度,放到戰后的全球視野下也是毫不遜色的。根據程恩富教授對1950-1980年社會主義陣營(蘇東和中國8國)和資本主義陣營(16個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所作的比較,中國的表現在社會主義陣營中是最好的:1950-1980年間,GNP年平均增長6.44%,在進行比較的24個國家中僅次于日本(8.04%)居第2位;人均GNP年平均增長4.18%,次于日本、希臘、西班牙和羅馬尼亞居第5位。由于同期中國人口的年增長率只有2%,而GNP的增長率高達6.44%到7.72%,因此人均GNP的年增長率大概在4-6%之間,這個事實說明,前三十年績效不是好、而是很好,是應該予以充分肯定的。
麥迪森還認為,官方公布的1978-2003年的平減指數系列有問題,導致了GDP增長率高達9.59%。他們測算的結果,平均增長率只有7.85%,就是說,改革前后中國的GDP發展速度大體上旗鼓相當。這個意見,值得學術界探討和研究。
最后,周教授所謂“僅是印度人均GDP的2/3”的說法,是不值一駁的,這里不再一一歸納結果。下面這張圖“公元以來人均PPP-GDP的中、印之比”顯示的是根據麥迪森數據算出的2千年來中國與印度的人均PPP-GDP之比。公元1年,兩國的人均 PPP-GDP都是450國際元,即兩國的起點是相同的(圖上縱坐標等于1的線)。讀者可以從這張圖并結合本文前述的各個事實,自行加以檢證。有關中印比較方面,帖文“邋遢道人:《學習時報》顯然不是一份嚴肅的刊物”,極有說服力。
周教授如果以為,以他那種拙劣的、胡編亂造式的惡劣手法能夠為改革開放運動的正當性提供立證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了。這不是在為改革開放唱贊歌,而是在以一個反面教員的角色幫倒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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