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篇文章看《炎黃春秋》的反黨反人民的立場　　

                                  孫壽慧　　

2008年第1期《炎黃春秋》上刊出南京曉莊學院副教授邵建先生的文章《胡適與陳獨秀關于帝國主義的爭論》。這篇文章以翔實的史料，告訴了我們胡適與陳獨秀之爭的國際根源，但是，作者在全文中的態度，我不敢茍同；而該雜志刊出此文，也讓我們不得不警惕它的立場！　　

以下是原文的幾處摘引及本人的“感奮”。　　

    摘引一：　　

    “是的，對于中華民族來說，自1840年以來，帝國主義顯然是一個事實上的存在，即使到了1920年代，（按：“1920年代”是原如此，下同〉帝國主義依然是那個時代的問題。但，不得不指出這樣一個事實，就1920年代言，經過八十年的流變，因帝國主義而造成的侵略危機不是更嚴重了，而是逐步向好的方向轉化。”　　

“帝國主義，基于它的政治主張或實踐，主要是通過奪取他國領土來建立自己的經濟、政治霸權。這種侵略危機自1840年始，至1900年的八國聯軍，（按：“自……年始，至……八國聯軍”似為病句，然原文如此）已經基本告一段落。隨后簽署的《辛丑條約》，不排除其中俄國、日本對中國的領土要求，但由于該條約由英美主導，它們注重的是商業利益和‘門戶開放’。因此，條約最終只是提出巨額賠款，并沒有割地訴求。就賠款而言，1908年，美國決定退還多收的庚子賠款，并明確希望以庚款興學，清政府響應，遂有了后來的清華學堂乃至清華大學。1922年12月1日，英政府通知中國政府，表示從即日起，中國應付英國的庚款，英政府準備用于中英兩國互有利益的用途上（以后亦主要用于教育）。除了不平等的條約依然存在，整個國際形勢對中國來說，應當不壞。”　　

    本人“感奮”：　　

    作者所謂的1920年之后，中國因帝國主義而造成的侵略危機不是更嚴重了，而是逐步向好的方向轉化，真是這樣么？　　

    通讀全文，作者似乎也認為1920年之后，中國如果沒有后來的蘇聯策劃、馬克思主義者領導的反帝運動，中國就會“好”起來。為什么呢？因為帝國主義從1840年起至1900年對中國的領土奪取已經“基本告一段落”了，主導帝國主義世界的英美是“注重商業利益和‘門戶開放’”，“并沒有割地訴求”，而且還退回多收的庚子賠款來助中國之學。在作者眼中，進行領土侵略的才是帝國主義，不進行領土侵略的就不算作帝國主義了。這就是作者的“帝國主義”的概念么？領土侵略，只不過是一種最初始的手段而已；隨著人類的進步，隨著被壓迫地人民的反抗的興起，隨著資本主義國家的增多而引起的對他國的利益爭奪沖突的復雜化、尖銳化，資本主義列強不得不改變其掠奪方式，以政治經濟控制為主，由赤裸裸的殘暴的領土擴張變為“文明”的政治經濟擴張，只不過是方式改變而已，經濟掠奪的本質并沒有絲毫的變化。因此，只要是為著掠奪經濟利益而向他國擴張的，無論是領土擴張，還是政治經濟擴張，都是帝國主義。領土擴張是原初的、低級的方式，政治經濟擴張是現代的、高級的方式。作者實在沒有把握“帝國主義”的本質。　　

    美國對外領土侵略很少，并不是其仁慈，——它本身就是領土侵略者建立的國家，而是它晚起的歷史、遭遇新的世界形勢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20世紀向后至今，不獨美國，英、法等老牌資本主義列強在直接的領土擴張方面都很少，什么原因？根本原因就是被侵略國的人民的不屈的反抗！以“日不落帝國”自居的英國，其海外殖民地紛紛獨立，難道不是當地人民的反抗的結果而是英國走向仁慈的結果？如果依照作者的“帝國主義”的理解，英國為什么并不愿意歸還香港呢？英國歸還香港，完全是已經強大的中國斗爭的結果。應當說，進入20世紀以后，資本主義列強面對絕對的武力不可征服的事實，改變了對外掠奪方式，走向政治經濟控制，是當代帝國主義的一個本質的、首要的特征。20世紀向后，資本主義列強都在中國尋找它們的代理人，中國幾乎每一個大軍閥都有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作為后臺，軍閥大戰，亦是資本主義列強爭奪利益的大戰。抗戰勝利后，蔣介石就是美國的代理人。今天的臺灣當政者，誰要是不聽美國話，違背了美國利益，就必然被美國拋棄，另取而代之。薩達姆不聽話后，美國入侵伊拉克，扶植代理政府，直到代理政府完全有能力控制國內它才會撤兵。撤出之前，與領土侵略有什么本質的區別么？沒有。當無法進行政治經濟控制的時候，美國不還是出兵到他國的領土上么？20世紀初的中國，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出現，只有兩個走向。一是資本主義列強不合作的爭奪下的代理人軍閥之間的混戰割據，從而使中國走向分裂。二是資本主義列強合作情況下扶植一個共同的代理政權，使中國完成統一，使中國成為列強的資源地和工廠車間，中國人民成為列強的奴民。第一種情況最有可能，因為從長遠來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的一個統一的中國，對它們的長期的掠奪帶來潛在的威脅，而將中國分裂對它們最有利。依照作者的觀點來看，中國人民反帝是不對的。這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反帝斗爭就是錯誤的了，中國共產黨后來領導全國人民的民族解放斗爭和民主革命斗爭就是錯誤的了。作者雖然沒有明確說出這一點，但是，這個潛在的意思卻是明確的。　　

     英美“注重的是商業利益和‘門戶開放’”，“并沒有割地訴求”。作者似乎說，英美等國攻打中國就是因為你中國沒有“門戶開放”對外通商，只要中國和英美通商了，它們目的達到了就不侵略中國了。中國“門戶開放”了，才能通商，這是個真理，我也是這么認為的。但是，什么叫“商業利益”？商業活動是遵循自愿、平等、公平、互惠互利的原則的，英美等資本主義列強的對華“商業”遵循了這些原則了么？我不與你做生意，你就應該侵略我？這是違背自愿原則。至于說平等、公平、互惠互利，遠的不言，單說近的。如果美國遵循平等公平的原則，薩達姆為什么不愿再接受美國的擺布呢？伊朗為什么也不愿聽任美國的擺布呢？怎么美國到處干涉他國的內政呢？難道全世界就美國等資本主義列強是擁有真理的國家，而落后的國家都是滿腦子邪惡的國家？因為美國等列強的對外“商業”并不是遵循一般的商業原則的“商業”，所以，全世界的落后國家都反對美國的這種“商業”要求！我不明白，作者是真的不懂英美等列強的這種“商業”，還是揣著明白說糊涂？　　

     關于庚子退款興學之事。我又不知道作者為什么只是把它作為“好”事來講，而不指明它的實質。 庚子留學，是怎么回事兒呢？這里有必要略述一下。　　

1904年，中國駐美公使梁誠就中國的賠款與美方談判中，得知美已發現其有關部門在上報庚子之亂的損失之中，有“浮報冒報”的現象，就機敏地放棄了談判戰略，在美國國會及議員中四處游說退還不實賠款。 1906年，美國伊利諾大學校長愛德蒙·詹姆士要求政府加速吸引中國留學生到美國去，傳教士明恩溥建議總統將的庚子賠款退還一部分，專門開辦和津貼在中國的學校。1908年，國會通過羅斯福的諮文，將所得“庚子賠款”的半數退還給中國，作為資助留美學生之用。留下的那部分“實應賠償”，內容包括美國出兵中國的軍費賠償及美在華商人與傳教士的損失賠償。 　　

當時為什么美國人想用退賠的庚款辦學呢？伊里諾大學校長詹姆士在給羅斯福的備忘錄中稱：“哪一個國家能夠做到教育這一代中國青年人，哪一個國家就能由于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業上的影響取回最大的收獲。”“商業追隨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隨軍旗更為可靠。”因此他敦促美國政府采取措施通過吸引中國留學生來造就一批為美國從知識和精神上支配中國的新的領袖。 美國用心良苦的教育計劃，成效卓然。庚子賠款留美的中國學生，在后來的幾十年間成了中國學術界最閃亮的明星，本文中，作者有所贊賞的胡適即是其中最突出的之一，而他們的言傳身教，又深深地影響了后來者。　　

 這個“好”是表象，惡才是內質。作者為什么不指出它們的用心，卻將其作為善舉而言呢？　　

摘引二：　　

“……1923年的3月25日，這一天，上海進行反日大游行……對此，胡適在……《外交與內政》……表示了自己的反對：‘果然一個不愛管政治的民族，聽得外交問題，也都感興奮起了！’”　　

    “今天讀胡適的《國際的中國》，簡直就是一篇‘開放的中國’，它比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幾乎提前了一個甲子。文章緣起于陳獨秀在告全國宣言中對國際國內形勢的基本判斷，在他們所作出的判斷的基礎上，提出了兩個目標：一是民主主義的革命，一是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胡適贊成第一項，反對第二項。他說：‘我們并不想替外國的‘外國的資本主義’作辯護……我們要知道：外國投資者的希望中國和平與統一，實在不下于中國人民的希望和平與統一。’胡適這樣闡釋此問題：投資者的心理，大多數是希望投資所在之國享有安寧與統一的……國際投資所以發生問題，正因為投資所在之國不和平，無治安，不能保障投資者的利益與安全，故近人說，墨西哥，中國，波斯，近東諸國，可叫‘外交上的孤注，國際上的亂源’。”　　

“帝國主義是中國20世紀的夢魘，1840---1900，已經構成國人難以擦抹的民族記憶。直到21世紀的今天，這個記憶的裂口依然如此深大。胡適上面那句話放在今天依然生效，這幾年，只要一碰到外交問題，這個民族馬上就‘感奮起來’。”　　

     我的“感奮”：　　

“今天讀胡適的《國際的中國》，簡直就是一篇‘開放的中國’”，“胡適上面那句話放在今天依然生效，這幾年，只要一碰到外交問題，這個民族馬上就‘感奮起來’。”作者很贊同胡適的話，我們中國人民是不應當反帝的。依照作者所贊同的胡適的觀點來看，過去的五四運動是錯誤的，抗日戰爭是錯誤的，今天的抗議日本參拜靖國神社也是錯誤的，抗議美國轟炸我駐南使館也是錯誤的。而我們做一個百分之百的馴服的優秀的英美奴隸，任人家吸血割肉，不再對外交問題“感奮興起”，則中國就不再是“國際上的亂源”了！作者，請你告訴我們，韓國等亞洲其他國家人民抗議日本參拜靖國神社這些因“外交問題”產生的“感奮興起”也是錯誤的么？　　

鴉片戰爭之后，中國亂了，難道不是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扶植代理人、爭奪利益造成的，而是我們中國人民自己不想過和平安寧的生活的自亂？美國不是希望有個“和平與安寧”的投資環境么，那么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共產黨要求建立聯合政府，搞和平建設，美國為什么不給蔣介石施加壓力要求其謀求和平，而是支持他內戰呢？還不是因為美國知道，共產黨是不會作它的狗奴才去出賣中華民族的利益的么？近代中國的內亂，完全是列強侵略、扶植代理人造成的。不反帝，如何有獨立的主權？沒有獨立的主權，如何有自己的獨立的經濟發展？沒有自己的獨立的經濟的發展，哪有中華民族的發展和興盛？在當今，資本主義列強一直對中國虎視眈眈，阻撓臺灣與大陸的統一，支持藏獨，遏制國際上對我們的石油等的資源供給，等等，我們怎么就不應該“感奮興起”，維護國家統一，捍衛民族利益呢？　　

     在作者看來，1900年之后，資本主義列強就不對中國進行領土擴張了，而是僅作“商業利益”的謀求，并且還幫助中國發展，我們還記仇實在是不該的！作者說直到今天，我們中華民族“一碰到外交問題”，“馬上就感奮興起”，似乎在鄙夷我們中國人：中國人愚昧至極，人家英美等列強對我們好著呢，并沒有卑鄙的動機的!　　

     胡適完全顛倒了資本主義列強的對中國領土、政治、經濟等的侵略與中國內亂之間的因果關系，而作者竟然也懷著欣賞的態度予以贊同，作者到底是為誰說話的？　　

摘引三：　　

“在陳獨秀和孫中山聯手打造中國大地上的反帝熱潮時，胡適的《國際的中國》當然不合時宜，或者說，是時宜不合他。然而，在他和時宜之間，誰更多地擁有歷史正確，這在今天都未必不是一道難題。”　　

     本人“感奮”：　　

     到這里，我們看到，作者的觀點亮出來了，——以委婉的語言亮出來的：陳獨秀和孫中山的反帝，雖然是合時宜的，但是不擁有“歷史正確”；胡適反對反帝，要求“請民族主義讓位于民主主義，用民主制度解決民族問題”（這是作者對胡適的有關觀點的概括），雖然是不合時宜的，但是卻“擁有歷史正確”。　　

    作者在上文中以胡適的闡述來說明中國人民反帝是錯誤的，在這句話前后又以中國是蘇聯反帝即“反美的‘工具’”，來證明中國人民反帝并不是自身的需要，不“擁有歷史正確”。即使當時的中國客觀上的確充當了蘇聯的反美的“工具”，就能說明反帝不是我們中國人民自身的需要了么？你作者是國家的教育“工具”，這就能否定從事教育不是你作者自身的需要了么？這個問題，我在上面已經述及，不再羅嗦。　　

    作者委婉地說，反帝反美反列強，在經過了一段歷史后的今天看來也是不“擁有歷史正確”的。我倒是與作者相反，我認為在今天，以今天之事實是更把美國看透徹了：美國到處干涉他國內政，扶植親美政權，入侵伊拉克等等的事實，恰恰證明了中國人民歷史上的反帝選擇是擁有歷史的正確的。　　

作者還說，“即以美蘇而論，蘇俄從中國攫去了多大版圖，而美國連一寸土地都沒有侵占過。1900年以來，除了歷史上遺留的不平等條約，帝國主義對中國領土的危機基本上不存在。日本的‘二十一條’是歷史后遺，即使這個問題，在美國的斡旋下，亦于1922年基本化解。然而，戲劇性的是，正是這一年，蘇聯紅軍進入蒙古，使本來是中國的領土脫離中國從而成為蘇聯的殖民地。僅此而觀，赤白之間，誰更帝國主義？”　　

首先要說明一下，作者為了突出蘇聯的“更帝國主義”，將歷史上侵占我國領土的俄國與后來的蘇聯混為一談，故意用了一個有瞞混作用的“蘇俄”；蘇俄與沙皇時代的俄國不是一回事兒，這應該是個歷史常識。你看，美國多么好，對中國“連一寸土地都沒有侵占過”，而且，還“二十一條”的禍患“基本化解”。“一寸領土都沒有侵占過”，但它美國有沒有從中國掠走資源和金錢呢？你作者說說呀。為化解“二十一條”斡旋，是不是為了排擠日本擴大自己呢？作者你也說說啊。依照作者的意思，美國多好，我們中國人得永遠對美國感恩戴德了。　　

美國到底有沒有侵占過中國的“一寸土地”，這個我們暫且不去考證，我只是要請教這位教授作者：　　

二戰后直到今天，美國為什么要在世界上到處建立軍事基地？　　

美國為什么一直到今天還阻撓中國統一臺灣，支持藏獨？近代以來，我們中國不是也沒有侵占過它們的一寸一毫的領土么，它們為什么要侵略我們、干涉我們的內政、阻撓我們的統一、支持中國的分裂分子呢？我們中國人民到底哪兒做錯了什么而對不起它們呢？　　

——邵建教授，請你告訴我們！　　

通讀全文，作者反對陳獨秀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反帝觀點，贊同胡適的反對反帝的觀點。作者引述胡適的觀點，卻不揭露其顛倒帝國主義侵略與中國內亂的因果關系的性質，反而很欣賞；可是，談到“反帝”時，就深挖蘇聯的于此的陰謀根源，以此來證明反帝是中國人民上當的結果，并不是“擁有歷史正確”。美國等列強并不是像我們中國人所想的那么壞，而是好的，只不過是想同我們通商而已。　　

這篇文章，主觀上否定中國人民反帝的正確性，美化美國等列強，起碼在客觀上就是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斗爭和民主革命的歷史正確性。作者置清楚明白的大量的史實于不顧，用意何在？　　

我不知道作者邵建教授是否像胡適一樣去美國留學過，但是，既然作為教授，英語肯定是夠水平的，不過，邵教授的母語實在是差勁的，文中病句頗有幾處，所以，我懷疑你學術深廣度不怎么樣，因而也就懷疑你在本文中可能沒有表達好意思，所以在前邊我用了“客觀”一詞。　　

但是，作為《炎黃春秋》的編輯，哪一個不清楚這段歷史事實和美國等列強的卑鄙野心，哪一個不明白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與近代中國內亂之間的因果關系呢？可是，《炎黃春秋》竟然發表了這樣違背學術的真實性、顛倒歷史因果的文章!從這篇文章的發表，我們是否可以看到，你們《炎黃春秋》人是反黨反中國人民的親美丑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