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需要妥協？

──二評《歷史的拐點—中國歷朝改革變法實錄》

施樹民

“改革需要妥協”，是馬立誠先生研究中國改革史得出的結論。馬先生說，他在《歷史的拐點—中國歷朝改革變法實錄》里寫了“中國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十三次改革”，大都失敗了。他歸咎于改革者不懂得妥協、不善于妥協。筆者也寫一個中國歷史上的改革案例，當然不可能是“最具影響力的”，而且在馬先生看來，算不算得上改革還是個問題。筆者要說的是晁錯在漢初文、景時期的改革建言和取得的成果，是和馬先生“改革需要妥協”唱反調的。

晁錯的改革之路

諸侯王割據、匈奴擾邊、國家糧食貯備不足，是困擾漢初統治者的三大難題，賈誼和晁錯提出了解決這三大難題的一系列對策。他們同生于公元前200年，是西漢前期兩個最杰出的后起之秀。后世多推崇賈誼，其實，賈誼只是個才華橫溢、思想深刻的理論家，晁錯才是真正務實、披荊斬棘的政治家。

漢承秦制。但是，在建立大一統中央集權國家制度這個重要問題上，劉邦也只基本上堅持了正確的方向，他在這上面表現出來的堅定性和徹底性，遠不如他的前輩秦始皇。

    在楚漢戰爭中，劉邦前后封過不少異姓諸侯王。張耳、臧荼、韓王信、吳芮為王，是秦末大亂既成的事實，封韓信、彭越、英布是出于不得已。吳芮以外的的異姓諸侯王，后來都相繼反叛，被他一個個翦滅。在翦滅這些異姓諸侯王時，他大封同姓諸侯王，將全國54個郡中的39個郡分封給9個劉姓子弟。他的本意是“懲戒亡秦孤立之敗”。其實，秦亡并不是因為不分封子弟，以后的事實也證明，他封的同姓諸侯王，即所謂“劉氏骨肉”，并不“屏藩朝廷”，他們的分裂與離心傾向，和異姓諸侯王沒有兩樣。羽翼一豐滿，便“令之不聽，召之不致”。埋下了漢初幾十年國家政治上不安定的禍根。

    要鞏固中央集權統治，必須限制和削弱諸侯王割據勢力，此論始發于賈誼。他提出“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主張，把龐大的封國析分化小，使他們無力反叛朝廷。但真正付諸行動，動真格，并且收到實效的是晁錯，晁錯主張“削藩”。他任太子家令時，就“言宜削諸侯事”，“數從容言吳過可削”。劉啟即位，“即請諸侯之過，削其支郡”。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削趙常山郡，削膠西六個縣，三年（公元前154年）冬，削楚東海郡，不久又削吳會稽郡和豫章郡。今日削一郡，明日又削一郡，“削之無已”。 終于把馬蜂窩捅了，激起吳楚七國叛亂，漢王朝名正言順把它們一舉撲滅。此后，同姓諸侯王割據勢力漸成強弩之末，漢武帝又采納主父偃建議，實施“推恩令”，最后消除了分裂后患。所謂“推恩”，是改諸侯國嫡長繼承為諸侯王子嗣不分嫡庶長幼皆有繼承權的制度，還是賈誼析分化小的老辦法。

    如何制止匈奴入境騷擾，漢初幾代統治者都苦無良方。漢是新興地主階級的封建國家，其經濟、軍事實力遠比匈奴強，但漢匈的戰場是在與匈奴接壤的漢邊遠地區。匈奴由大大小小的游牧部落組成，當時還處在奴隸制階段。但那些游牧部落，放牧牛羊是民，上馬引弓便是兵，特別能打仗，常騷擾漢防守薄弱的地段，入境擄略人口、牲畜和財產。漢發兵，少制止不了，多它就走；大軍駐守，不堪靡費，一罷兵它又來了，很難以對付。

賈誼在文帝時期即主張立即改變漢初因國力薄弱而采取的對匈奴“和親”政策，說“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說如果把解決匈奴問題的使命交給他，他“必系單于之頸而制其命”。晁錯卻不然，他認為徹底解決的條件還不具備，當務之急是制止匈奴入境騷擾。為此，必須調整消極防御的策略，把“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的方針改變為“徙民實邊”。他為“徙民實邊”設計了一整套實施方案。從修筑既能防御匈奴侵擾，又可供移民居住的“高城”，到發給移民兵器、田具，建立寓兵于農的軍事組織，進行軍事訓練，到實施作戰有功拜爵授獎，到為鼓勵和保證移民“久安于邊”，在他們能自給以前發給“冬夏衣，廩食”，直至幫助他們解決婚姻、巫醫問題等，都有切實設想。在與匈奴作戰的戰術問題上，也有許多精辟的意見。

    晁錯的“徙民實邊”，開了中國歷史上軍事屯田的先河。文、景時期開始實行，收到“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的功效。武帝時“徙民實邊”達到相當規模。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收復被匈奴占去的黃河河套南部地區，即徙入十萬口。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又徙入關東災民幾十萬。劉徹大體上按照晁錯在文帝時提出的方案進行安置，雖耗費較大，但因此得以“減北地以西戍卒半”，總帳算起來還是劃得來的。

    經過秦末農民戰爭和隨后幾年的兼并戰爭，漢初全國一片殘破，統治者不得己“與民休息”。但到文帝初年，經濟還沒有完全恢復，特別是糧食貯備問題，仍然很嚴峻，賈誼在《論積貯疏》里說，“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國家和民間沒有或者很少糧食貯備，難以渡災、渡荒，難以應對邊患，難以保持社會的穩定。

    “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不用說中國古代統治者，就是現代國家的領導人也重視糧食貯備，問題是采取什么對策。古人傳統的辦法就是所謂“重農抑商”。劉邦對商人很嚴厲，“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 ，重租稅以困辱之”，也不準商人“仕官為吏”，目的是“驅末（商）返本（農）”。晁錯認為光用行政手段不解決問題，他說“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他認為應改用經濟手段。要增產和多產糧食，糧價起重要調節作用。商鞅在秦變法時就說，“欲農富其國，境內之粟必貴”，“食貴則田者利”，“田者利則事者眾”。問題是糧食怎么才能貴起來？糧缺才貴，糧多必賤，賤則傷農，農傷則糧又少，糧食問題是一篇難做的文章。晁錯提出了一個“入粟受爵贖罪”（用糧食可以買爵贖罪）的權益之計。他說“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無窮”，要多少有多少。而得高爵者，“人之所甚欲也”。“入粟受爵”（賣爵收粟不收錢），富人必大量購粟，粟價必貴。

    文帝采納晁錯“入粟受爵”建議，“令民入粟邊（把粟直接送到邊境）以拜爵”。爵有許多等級，越高越貴，高的賣到一萬余石粟。實施以后，邊境糧食貯備逐年增加，漢王朝守邊實力增強。

    晁錯又適時建議，“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郡縣）足支一年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地方的糧食貯備逐年增加，漢政府就開始在災年給農民減免田租，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減半征收，第二年免全年田租，至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即晁錯升任御史大夫那一年，正式改田租“十五稅一”為“三十稅一”。

    買爵要粟，使粟價貴，刺激了地主和自耕農的糧食生產積極性，賣爵得粟，增加了國家貯備，又為減田租創造了條件。減田租又使地主和自耕農糧食生產的積極性進一步高漲，產粟更多。漢景時期，田租是中國歷史上最低的，糧食貯備的狀況，卻是歷史上最好的，出現了倉滿為患的異常景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腐敗不可食”。

有人可能要說，晁錯那個“入粟受爵”是否門邪道。非也，現在不是提倡不管白貓黑貓能逮住老鼠就是好貓嗎？晁錯能逮住老鼠，就是好貓。而且晁錯賣爵是公開的，明碼標價，收入都進入國庫，總比私下里賣，收入進入貪官腰包要好。而且，晁錯只賣爵不賣官，爵不治民，只享受某些特權，沒有賣官的危害性。

    晁錯一生致力于改革，源源不斷提出改革意見，涉及政治、軍事、經濟各個領域，遠不止諸侯王割據、匈奴擾邊、糧食貯備這三個問題，據《漢書》記載，他變法有“三十章”，劉恒稱他為“奇才”。晁錯這個“奇才”的出現，于國有利，但對當時庸庸碌碌的漢大臣來說，無疑是一個不祥之兆。他那些雄心勃勃的言論，一個又一個改革方案，不斷打破漢初誰都無所事事的平靜局面。晁錯的步步崛起和閃光，使他們顯得更加渺小和黯淡失色，他們都“不好錯”。

晁錯不但咄咄逼人，又得到劉啟的特別信賴，劉啟即位第二年，就提拔他任御史大夫。他前三任御史大夫張蒼、申屠嘉、陶青，都在任內升任丞相。如果不發生意外，晁錯的為相，也只是時間問題。為了保住既得利益，能夠繼續渾渾噩噩過日子，漢大臣就必然要壓制和扼殺這個“怪物”。魯迅在嘲笑疾恨改革的庸人時，作過一個喻譬，他說，正如一群猴子，大家都四肢走路，其中一只偏要直立起來，偏要與眾不同，大家就要咬死它，因為不咬死它，天下就會從此多事。漢大臣“不好錯”的原因，有似于此。司馬遷也不無感慨地說：“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晁錯為改革瀝血

    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削吳會稽稽郡、豫章郡的詔書一發出，吳王劉濞就糾集吳楚七國發兵反。晁錯懷疑袁盎知道或曾參與劉濞謀反的陰謀，打算進行追查。有人把消息捅給袁盎，袁盎連夜進見劉啟，狗急跳墻，惡人先告狀，奏請殺晁錯，他說：“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土，今賊臣晁錯，擅適（指摘）過諸侯，削奪之地’，故以反名，為西共誅晁錯，復故削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劉啟為什么殺晁錯？通常的解釋是他受了袁盎的蠱惑，以殺晁錯尋求妥協。以為殺了晁錯七國真會退兵。

    其實，劉啟是并不以袁盎這番話為然的。

    劉濞要反，在文景時期是公開的秘密，也在劉啟意料之中，劉啟一直注視著這個野心家。吳楚七國反了后，袁盎說“不足憂”，劉啟反問他：“吳王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其計不百全，豈反乎？”意思是，劉濞反叛，蓄謀已久，是不會善罷甘休的。

    諸侯王怨恨晁錯，也不自今日始。七國譴責晁錯，也不是袁盎說了劉啟才知道的，七國的“反書”早擺在劉啟案上。而且，削藩的議題，晁錯在文帝時就提出，在漢王朝內部已醞釀很久。削藩必然導致叛亂，晁錯也對劉啟說清楚，他說：“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削藩可能激化矛盾，引起動蕩，應該說，劉啟是有足夠的思想準備的。

誠然，袁盎夜見劉啟后就被重新起用，拜為太常，殺晁錯后，即被遣去吳曉喻退兵，似乎劉啟很重視袁盎的意見。其實他并不相信袁盎真可能有什么作為。不然，他不會在授命袁盎去吳的同時，又“遣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

    劉啟并不真相信袁盎那些鬼話的最明白的證據，是漢王朝為殺晁錯制作的那份制書。

    袁盎夜見劉啟，向晁錯發難，十多天后，丞相陶青，會同中尉、廷尉劾奏：“吳王反逆無道，欲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群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徐、潼之旁未下者，可以予吳’。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腰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可。”晁錯就這樣被定了死罪。

    袁盎挑撥劉啟殺晁錯時，說七國叛亂由削藩引起，情有可原，其罪可赦，削地可復。制書不但無一字指責晁錯削藩，還說，七國叛亂，“天下所當共誅”。制書據以給晁錯定罪的，只是在討論平叛戰爭部署問題時晁錯說的兩句話。一句是皇帝把平叛戰爭的指揮權全交給臣下，不一定靠得往，皇帝應該親征，被論定為貶低皇上威望，離間君臣。另一句是開戰之初可以放棄一些土地，被論定為要把城邑送給敵人。

    劉啟簽發了制書，但未必真認為制書上引證的晁錯那兩句話有什么錯。而且很可能他在簽這個“可”字的時候，就意識到自己是在親手炮制一個冤案。因而，竟至于在行刑前，他沒有勇氣面對這位大臣，公開宣布罪狀，而是“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欺騙說，皇上讓我用車送你去巡視市場）”。晁錯被斬于東市的時候，還穿著朝衣。

漢初，皇帝“自出臨兵”，實在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平異姓諸侯臧荼、韓王信、英布叛亂，平陳豨叛亂，劉邦都親臨前線。他還帶兵三十萬擊匈奴，在山西平城被圍七天七夜。匈奴入境騷擾擄掠，劉恒也曾兩次打算“親征”，一次是因濟北王劉興居叛亂，不得己罷兵。一次是因皇太后堅決阻止，才沒有成行。

平吳楚七國叛亂，是漢宗室內部的戰爭，打擊的對象是“劉氏骨肉”。與平異姓諸侯王戰爭、對匈奴戰爭比起來，皇帝更有親征的必要。再則，晁錯說，“兵數百萬，獨屬群臣，不可信”，也不是沒有跡象。有的人就是靠不住，像大將軍竇嬰，是削藩的反對派，像袁盎，曾經接受過吳王劉濞大量賄賂，把平叛戰爭的指揮權交給他們這幫人，能夠保證不出問題嗎？晁錯這話就是針對竇嬰、袁盎他們說的。劉啟后來也許也有所察覺，他只讓這位竇嬰大將軍在第二線“監齊趙兵”，并沒有指派他上前線指揮實際戰爭。

因為晁錯提議“徐、潼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便說他要把土地送給吳國，是“欲加之罪”。其實，那是晁錯建議在戰爭初期采取的一種分散敵人兵力的策略，劉啟也并不反對這樣做。劉啟一面同意把這作為一條罪狀加在晁錯身上，一面又批準周亞夫采用這一策略。周亞夫出征前，“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愿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晁錯建議讓出的“徐潼之旁”，在今安徽泗縣附近，后來周亞夫實際讓出的梁，在今河南商丘，離京城比徐、潼近得多。

    不難看出，劉啟殺晁錯，不是因為他聽袁盎說了些什么，也不是因為他相信制書上寫著的那些話。真實原因是屈服于皇室內部和大臣們的壓力，不得已出此下策，他有難言之隱。

    漢大臣“多不好錯”，一直在等待時機扼殺他。這個時機終于等來了，那就是吳楚七國叛亂。這時候劉啟需要他們為平叛效力，他們就要求劉啟殺晁錯。劉啟心里明白，向晁錯發難的是袁盎，但那決不是袁盎一個人的孤立行動，袁盎背后有一幫子人。

    “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毋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進行要挾。劉啟作出讓步，拜這個削藩反對派為平叛大將軍。這個平叛大將軍“兵未發”，卻要劉啟重新起用“故吳相袁盎”，并引他連夜進見，向晁錯發難。十多天后，丞相陶青、廷尉張歐，負責京城警備的中尉陳嘉，便劾奏斬錯。從這些記載看，吳楚反后，漢大臣逼迫劉啟殺晁錯，是一次緊鑼密鼓的有組織有計劃的陰謀活動。

平叛，劉啟需要晁錯，但他更需要統治集團內部多數核心成員的支持。他害怕分裂，被迫作出抉擇，忍痛殺晁錯。他說：“吾不愛一人謝天下。”“謝”，即“絕”，意思是說我不會因為偏愛一個人而自絕于天下人的。劉啟到底頂不住人數眾多的守舊勢力的壓力。

教訓是什么？

    “改革需要妥協”，按照馬先生的思維定勢，為了改革，晁錯至少應該和袁盎搞好關系。

袁盎是何等樣的人物？他是西漢文、景時期混跡于官場的最厚顏無恥的政客。他不學無術，毫無特操，但憑一條如簧之舌，就能把將相重臣玩弄于股掌之上。他無攻城野之功，也無其它政績可言，卻聲名遠播。他陰毒奸險，害人奪命，無所不為。

    呂后執政時期，袁盎為呂后侄子、趙王呂祿的“舍人”，是呂黨人物。呂后一死，周勃和陳平將呂氏家族斬盡殺絕，和呂氏沾過邊的都受到清洗，可是，這個“呂祿舍人”非但受不到任何株連，還進宮做了中郎（皇帝近侍），那是其兄袁噲走了周勃后門的結果。袁盎入朝不久卻又踩著周勃的肩膀向上爬。

    漢文帝劉恒，是周勃和陳平扶上帝位的，周勃為丞相，不把劉恒放在眼里，劉恒對周勃不滿，但心存畏忌。袁盎看在眼里，找了個機會問劉恒：“陛下以丞相為何如人？”劉恒說，“社稷臣”。社稷臣，即國家之棟梁，也即忠臣。袁盎說，“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又說：“丞相似有驕主之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暗示劉恒在周勃面前擺皇帝架子。因為有人撐腰，劉恒就抖起來了。“后朝，上益莊，丞相益畏。”袁盎這一頓馬屁拍在了節骨眼上，敢于冒犯權臣，精神也可嘉，劉恒就把他從中郎提拔為中郎將。

    為了討好最高統治者，袁盎什么缺德的手段都會使。劉恒的異母弟淮南王劉長，涉嫌謀反，劉恒下詔徙居蜀地，死于傳送途中。劉恒有授意“殺弟”的嫌疑。說，“獨斬丞相御史謝天下乃可”，意思是你可以把責任推給臣下。此案涉及丞相、御史大夫、宗正、廷尉、中尉等列侯、二千石以上共43人。劉恒未敢貿然行事，但“令丞相御史逮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饋侍者，皆棄市”。袁盎的一句話，就讓一大批地方官吏成為刀下之鬼。這些地方官吏死得冤枉，明明是劉長絕食而死，卻硬說他們沿途不給喂飯。

    申屠嘉，楚漢戰爭就跟隨劉邦，文帝后期到景帝初年，前后為相七年，為人剛正，容不得半點邪惡。太中大夫鄧通是劉恒的寵臣，劉恒曾親赴他的家宴，大臣們個個側目。申屠嘉發現他對皇上有“怠慢之禮”，即用丞相名義“為檄召鄧通”。盡管鄧通“免冠徒跣”，跪在他面前磕頭認錯，就是不放過他，直到劉恒的赦免令到了才罷休。就是這個申屠嘉，碰上袁盎就毫無辦法，袁盎胡攪蠻纏，撒潑耍賴，人人畏懼。

    袁盎路遇申屠嘉，“下車拜謁”，嘉僅“從車上謝”。袁盎感到受了冷遇，去申屠嘉私宅求見，“丞相良久而見之”，袁盎請求單獨說話，申屠嘉冷冷地說：“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椽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說，你早先不過是一名弓弩手，能有多少老本好吃？又說，“君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圣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申屠嘉深知袁盎的為人，厭惡有余，但在他一大篇“大義慷慨”的言詞面前，實無以言對。申屠嘉也聽得出，袁盎的話里藏著兇機，已經擺出了“我就是流氓”的架勢，申屠嘉只得隱忍。“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為上客。”史稱申屠嘉“門不受私謁”，在袁盎面前，只好認輸破例。

    袁盎這么個主兒，晁錯如何與他搞好關系？而且袁盎又曾任吳相，與吳王劉濞有扯不清理還亂的關系，如果與他套近乎，還削什么藩？劉濞是劉邦侄子，二十歲立為吳王，轄地三郡五十三城，因有山海之利，“國用饒足”，早有異心，長期詐病不朝，劉恒視其為心腹之患。他任命袁盎為吳相，是有所指望的，不但因為在自己面前袁盎是個能干腳色，還曾諫對劉濞嚴加管束，他去吳或許能約束劉濞的不軌行為。可是，一到吳國，袁盎連屁也不敢放了。劉濞依舊“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誘天下亡人”，做著反叛朝廷的許多實際準備工作，袁盎一概視而不見，日夜酗酒，假裝糊涂。為了在吳王真反了的時候，能有個交代和推卸責任，有時在公眾場合也輕描淡寫地勸吳王“勿反”，算是有了態度。劉濞心照不宣，不但不把它當一回事，還“厚遇盎”，送給他大量錢財。袁盎的興趣似乎并不太在錢財上，但不收就會被懷疑，就會有麻煩。明擺著是這么個情況，兩人私下的交易外人就不得而知了。

晁錯的死對頭還遠不只袁盎一人，吳楚反后被拜為大將軍的竇嬰也是，他公開反對削藩，“與錯有隙”，他還是袁盎的后臺。沒有竇嬰引見，那天夜里袁盎根本不可能見到劉啟。袁盎、竇嬰外，還有包括丞相陶青在內的一大批高官，如果都要擺平，晁錯什么改革都別搞了。

晁錯怎么辦？他采取了毫不妥協的態度。他認準改革的目標，一往無前，凡是擋路的石頭，都要掃除，阻力再大，也義無反顧，甚至連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他為漢王朝削藩，諸侯王“喧嘩”，連在潁川（今河南禹縣）家居的老父親都聽到消息了，特地趕到京城，對他說：“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讓多怨，公何為也？”晁錯說：“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他父親說：“劉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說是為了使自己不受牽連，真正的意圖恐怕是想以自己的死來提醒兒子。晁錯絲毫不為所動。果如父言，不久便被害受戮。

晁錯在歷史上被稱作“酷吏”，《史記》“酷吏”名單中也有晁錯的名字。但我們要弄清楚司馬遷所謂的“酷吏”，究竟是怎樣一種官吏？《史記·太史公自序》說，“民倍（背）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為能齊之”，于是“酷吏”便應時而生了。所謂“酷”，是嚴的意思，是主張嚴厲懲處“奸軌弄法”，并不是要濫殺無辜，濫施酷刑。司馬遷對他寫到的“酷吏”的評價是：他們雖“以酷烈為聲”，然都“抗直，引是非，爭大體”。他們有幾個共同點，一是不畏權貴，不避風險，二是干實事，雷厲風行，有治跡，三是清廉者居多，四是他們結怨太多，大多不得善終。這樣的“酷吏”有什么不好？

《漢書·袁盎晁錯傳》說，“錯為人峭直刻深”。所謂“刻深”，是過于嚴厲和刻薄，意思是晁錯不寬容，好整人。他整了誰呢？一是諸侯王，二是袁盎，此外史無明文。丞相申屠嘉是因為欲置晁錯于死地，沒能達到目的而氣憤得嘔血而亡，怨不得晁錯。

袁盎心理陰暗，襟懷偏狹，容不得晁錯處處出人頭地，晁錯是一個腳踏實地的實干家，很不屑于袁盎的蠅營狗茍，弄勢作秀。兩人形同冰炭，“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袁盎為吳相時，大量收受劉濞賄賂，御史大夫晁錯，以貪污罪將他免職，不能說有什么錯，袁盎老說劉濞不反，結果反了，晁錯要審查他是不是參與了謀反，也不能說沒有必要。如果說追查袁盎受賄和是否參與謀反，也是“峭直刻深”，采取嚴厲手段打擊諸侯王分裂勢力，也是“峭有刻深”，這種“峭直刻深”也并沒有什么不好。

   班固說，晁錯“善于謀國”，但“不善謀身”。這話說對了。善于謀身者，事情沒有做，便想好如何萬無一失，出了問題又如何溜之大吉，晁錯實在不懂得愛護和保護自己。

   晁錯太勇于做“出頭椽子”。針對晁錯被害這件事，司馬遷告誡后人：“毋為權首，反受其咎”。所謂“權首”，打個比方，就是“出頭椽了”。好為“權首”，就是喜歡做出頭椽子，“反受其咎”，就是“出頭椽子先爛”。晁錯從政，特別是劉啟即位后，處處做“出頭椽子”，只要是有利于“劉氏安”的事，不管是否招人怨，不管有多大風險，他都攬著管，得罪的人很多。丞相申屠嘉那樣的忠厚人，也“心弗便”，千方百計要抓他的把柄。“毋為權首，反受其咎”，也是司馬遷自己的憤激之言。李陵蒙冤，受到不公正對待，大臣們都不說話，他在劉徹面辯解了幾句，便遭宮刑。受此奇恥大辱，他終生痛心疾首。不做“出頭櫞子”，現在可以用非常深奧莫測的詞匯來表達了，那就是“韜光養晦”。

    晁錯太不善于籠絡人心，培植自己的勢力。晁錯長期在劉啟身邊，是劉啟的“智囊”，遭袁盎謀害前，他一直受到劉啟的特別信任和器重。劉啟即位后，他的實際地位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但我們所看到的晁錯，卻似乎老在那里孤軍作戰。一個政治家如果沒有追隨者和支持者，實在是很難想象的。而晁錯又并不是沒有條件收羅追隨者和支持者，他權勢顯赫的時候，是很容易招引一幫人前呼后擁著自己的。他不但沒有這樣做，甚至沒有乘這個機會去和大臣們拉扯拉扯關系，疏通疏通感情。最后，晁錯竟被孤立到這樣地步：袁盎告狀，要他的命，陶青等擬定罪狀，“請論如法”，景帝批準殺他，前后二十余天，他一無所知，直到行刑，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個大臣，竟會連一個耳目也沒有，真是聞所未聞。

晁錯太熱衷于與最高統治者保持過分密切的關系。晁錯在劉啟身邊常“請間言事”，“所言輒聽”，“幸傾九卿”。與皇帝這種過分密切的關系，對晁錯來說，未必是好事。有著各種大大小小頭銜的大老爺們的度量，比后宮的女人高不了多少，誰被皇帝寵愛，誰便受眾妒。“請間言事”，會引起同僚們無窮無盡的猜測和憂懼，人人會以為晁錯在皇帝那里說自己的壞話，因而疾恨他。晁錯之所以熱衷于和皇帝保持這種過分密切的關系，是因為他覺得什么事情只要皇帝首肯就好辦。但皇帝也會有無能為力和愛莫能助的時候的，他被冤殺，就是這種情形。

晁錯就有這么傻！但歷史也許真是愚人們所創造，晁錯一類政治家也許倒真應該受到后人的懷念和敬仰。魯迅先生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晁錯，就是這樣的“脊梁”。

在晁錯冤案問題上最應該吸取教訓的，恐怕是漢景帝劉啟，他在關鍵時刻屈服于守舊勢力的壓力，采取了妥協手段，以致斷送了晁錯的生命。晁錯死后，鄧先從平叛前線回京報告軍情，劉啟向他詢問前線將士對于殺晁錯的反映。鄧先說：“夫晁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劃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為陛下不取也。”鄧先是說，皇帝做了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了。景帝聽了后“喟然嘆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他終于公開承認了錯誤。

   晁錯被冤殺了，但平叛戰爭最終還是取得了勝利，漢景帝最大的損失是自己永遠失去了一個“智囊”、一個不能再得的助手。晁錯被殺還使漢王朝歷史上出現了治國人才斷層。晁錯被殺時丞相陶青，陶青后劉舍，直至武帝時的丞相許昌、薛澤、莊青翟、趙周，司馬遷對他們總的評價是：“浞浞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發明功名，有益于當世也”，都是庸碌之輩。晁錯死時正值壯年，才46歲，如果能活到張蒼丞相的年紀，必大有作為。晁錯被殺無疑是漢王朝不可彌補的損失。

晁錯在古長安東市瀝血的日子已經過去2160多年，我們今天想起他來，仍不乏惋惜之情。

從 何 說 起？

    馬立誠先生說，改革“需要妥協”，但從何說起呢？你起碼應該擺出一些實際的案例來論證妥協是如何使改革取得了成功。“振聾發聘的巨制”寫了“中國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13次改革”，有一些取得了成功。但在筆者看來，沒有一次是靠使用妥協手段取得成功的。

    《子產支持輿論監督》寫子產鑄刑鼎和不毀鄉校兩個改革案例。公元536年，子產把鄭國懲治罪犯的刑律鑄在金屬鼎上，向老百姓公布，歷史上叫“鑄刑鼎”，遭到相鄰大國晉國大臣叔向的反對，子產沒有退縮。20年后，晉國也鑄刑鼎了。父老鄉親們常到他們附近的鄉校扎堆聊天，“以論執政”，是鄭國的習俗。有個叫然明的官員聽到鄉校里對政府的批評意見，很憤怒，說要把鄉校封閉或者毀掉。子產對他說，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老百姓實際上是我們的老師，怎么能毀掉鄉校呢？然明一聽就服了，說：“我現在才認識到你是做大事的人，我這樣的小人，實在沒有出息。按你的辦法實行下去，鄭國就有希望了。”子產在鄭國搞改革，沒有跟誰妥協過。

    《商鞅大變魔術記》寫商鞅在秦國變法。商鞅變法一味采用極端嚴厲的手段，不跟任何人妥協。他打擊反對派，在太子學業老師公孫賈臉上刺字，削掉太子生活老師公子虔的鼻子，殺掉反對變法的700多名貴族，甚至把贊揚改革的人也發配到邊遠地區。

    《趙武靈王改穿“西服”》是寫趙雍進行軍服改革，就是古書上說的“趙武靈王胡服騎射”這回事。“西服”是洋人的服裝，就是馬先生印在“巨制”封底折頁上的自己肖像所穿的那種衣服，趙的西邊是秦國，趙雍又不是要改穿秦國軍裝，為什么不直說改穿胡服，而說改穿“西服”呢？可能為了提高“巨制”的可讀性吧。春秋戰國，中原漢軍將士穿長袍，甲靠笨重，胡人一身短打扮，上馬下馬十分靈便，開弓射箭運動自如。漢軍雖兵器精良，卻常打敗仗，特別是山地作戰周旋更顯得笨拙。趙雍公元前326年登基后，決心改革軍裝，“胡服騎射”。這一改革決策得到親信大臣樓緩和元老重臣肥義支持，但叔父公子成思想不通。他找公子成說了一番大道理，還用警告的口吻說：“叔叔為了固守習俗，卻違背了先祖要我們保衛和拓展疆土的遺訓，這不是我所希望看到的！”公子成不再反對。但還有貴族不肯穿胡服，趙雍說要治他們罪，他們就趕緊穿上了。馬先生卻說：“趙武靈王朝服騎射改革成功，貫穿了妥協精神。用柏楊的話說，換一下衣服嘛，沒有實質的利益損害，趙武靈王下死命令不就成了？他不是這樣，而是親自跑到不愿意改服裝的大臣家里，苦心婆心勸說，嗓子都說啞了。大臣覺得君主都親自到我家里來了，整天說服我，給足了面子，也就順水推舟同意了”。這是說趙雍搞改革善于做思想工作、說服工作。而“妥協”是通過讓步達成協議。趙雍向誰讓了步，讓了什么步？馬先生在“巨制”里胡扯蛋。

    《旋風改革家元宏》寫元宏的漢化改革。公元386年鮮卑族拓跋珪建立北魏，439年統一北方，結束了西晉八王之亂以來北中國“五胡十六國”的混亂局面，471年元宏繼位，是為北魏孝文帝。元宏實行漢化改革的第一步是要把京都從平城（今大同）遷到洛陽，遭到眾多皇室貴族和重臣的反對。他詐稱要去攻打南齊，發兵20萬，到洛陽就不走了，494年正式遷都洛陽，反對遷都的太子帶領心腹和少數騎兵返回平城，被截回，元宏打了他100棍，后又命自殺。反對遷都的北方文臣武將還起兵叛亂，元宏堅決鎮壓，為首的問斬，100多人關押。元宏還下令鮮卑人全體改穿漢服，改講漢話，改用漢姓，和遷都一樣沒有跟任何人有什么妥協。

    《張居正的清涼界》寫明萬歷年間張居正推行官吏問責制和田賦一條鞭法等改革措施。文章寫道：“李太后—馮保—張居正結成了一個黃金三角，從內廷到外廷，一氣打通，張居正有了實現自己抱負的最佳機會，他后來取得的政績，都離不開李太后和馮保的鼎力相助……。這是列代改革者夢寐以求而不可多得的機遇，而張居正獨得之，從萬歷元年到萬歷十年是張居正仕途中吉星高照的光彩階段”。李太后是神宗小皇帝的生母，馮保是太監頭目，孔子之徒張居正和女人、太監搭三角架，是確實要有點妥協勇氣的。但張居正是如何實現自己抱負，也即如何實施改革的呢？筆者不再復述馬先生所寫的史實，只舉出馬先生擬的兩個小標題。一個是“改革者的專制”，是說張居正改革使用暴力，不靠“妥協”，另一個是“入大火如入清涼界”，是說張居正實施暴力從容不迫，手段很高明。

    馬立誠先生在中國歷史上找不到靠妥協取得成功的案例，他的搭檔雷頤先生替他在外國史上找到了一個。雷頤先生在“巨制”代序里說：“英國的改革者或者反抗者，與國王的博弈過程很值得思考。通常的情況是，他們沒有把國王殺掉，國王也沒有把他們殺掉。當然可能有這樣一種情況，雙方力量差不多，誰都打不過誰，那就通過談判達成協議。改革者的要求是，國王征稅要經過我們同意。國王的要求是什么呢？要保住自己的王位。那么，雙方在維護自己最低限度利益的情況下妥協。國王當然想征稅越多越好，可是他讓步了，少征一點。改革者這一邊也妥協，也讓步，在減少征稅的情況下，讓國王繼續統治，這樣就一點一點取得進步推進創新。”

    雷先生說的是1640年開始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歷史。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前是斯圖亞特王朝統治。該王朝第二代國王查理一世，因國會不通過增稅議案而發動內戰，被資產階級獨立派領袖克倫威爾打敗。保王黨叛亂，又被克倫威爾粉碎。1649年1月27日，以“暴君、叛徒、殺人狂”罪判處查理一世死刑，第二天當眾執行。雷先生說：“在通常情況下，他們沒有把國王殺掉”，殺查理一世大概算不得“通常情況”。1658年9月，克倫威爾去世，全國出現混亂局面。英國資產階級和新貴族希望有“鞏固的秩序”，以保護他們既得的土地和財產，1660年5月從國外迎回查理一世之子查理二世，復辟斯圖亞特王朝，查理二世和繼承者詹姆士二世執政凡28年，革命時期被沒收的王室、教會土地下令全部收回，參加審判查理一世的全部以“弒君罪”判處絞刑，克倫威爾的尸體被挖出來示眾，雷先生說“國王也沒有把他們殺掉”，查理二世殺人大概也不是發生在“通常情況下”。資產階級吃虧上當后，深感有重新掌握政權的必要，就于1688年6月發動改變，詹姆士二世被迫流亡法國，從荷蘭迎接威廉三世到英國繼任王位。從此資產階級和新貴族完全掌握了國家政權，連王位繼承問題也要由國會決定，國王成了“統而不治”的裝飾品。在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史上從來優勢在資產階級一邊，什么時候都未出現過雷先生說的“雙方力量差不多，誰都打不過誰”的情況。資產階級出此下策的主要原因是他們，特別是他們中的新貴族和舊王朝有千絲萬縷的利益聯系，另一個原因是要阻止人民群眾參加革命，資產階級害怕群眾運動。英國資產階級1688年6月“政變”，在歷史上被稱為“不流血的光榮革命”。馬先生和雷先生卻稱它為“改革”，大概是創新吧。在傳統意義上，改革即改良，政權易手或者改變性質的手段叫革命、復辟，或者政變，不叫改革。

    當然，不能說中外歷史上絕對沒有改革靠妥協取得成功的案例，但“巨制”里沒有，“中國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13次改革”都不是。馬先生老是不厭其煩地說，某次改革的失敗是由于改革者不會妥協，如果會妥協就會成功。這個“會成功”的結論只是馬先生的臆斷，不是從實踐中檢驗出來的，我們與馬先生討論這樣的問題毫無意義。而且失敗的原因是不是因為不會妥協，也還是問題，舉個例子吧。

    《一家哭還是萬家哭》寫范仲淹在北宋仁宗慶歷年間裁撤冗官，改革官僚機構失敗的事跡。“一家哭”，是說裁撤一個冗官或者庸吏，他全家都抱頭痛哭，“萬家哭”，是說不裁撤就會有萬戶百姓繼續受害，標題要表達的意思是范仲淹的改革利于民。可是這利于民的改革只持續了一年多時間便告失敗。馬先生說失敗的原因是范仲淹他們不懂得妥協。既得利益集團攻擊范仲淹他們結為朋黨，歐陽修竟作了一篇《朋黨論》作為回答。

    歐陽修的《朋黨論》否定“君子不黨”的傳統觀念，指出所謂朋黨，有“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的區別，君子“同道為朋”，小人“同利為朋”，“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 歐陽修的《朋黨論》歷來被認為是一篇氣度不凡、邏輯嚴密、立論正確、說理透辟的名文。但馬先生說，“文學上的一篇好文章，有時在政治發展上卻起負面作用，《朋黨論》是個例子”，還說此文等于宣布改革者“已經結成了一個朋黨派系”，就此，改革者失去了仁宗的信任，范仲淹和歐陽修等被逐出中央，“此文成為慶歷新政決定性的轉折點”。

馬先生的意見是歐陽修不寫這篇文章，改革者善于妥協，改革還有成功的希望。馬先生這里說的改革者的妥協，不但在利益調整問題上作讓步，在是非問題上也要讓步，“是” 的不要公開指出，“非”的也不要指正。但筆者看來，歐陽修寫不寫《朋黨論》其實不是個問題。寫《朋黨論》，慶歷新政失敗，不寫，慶歷新政也失敗。失敗的根本原因是改革者根本不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對手，雙方的實力太懸殊了。把改革成功的希望寄托在仁宗身上也不現實。

北宋那時候機構崎形臃腫的局面是仁宗自己一手造成的。馬先生在“巨制”里告訴我們：仁宗時期世襲當官之風愈刮愈烈，不但世襲范圍逐漸擴大，中高級干部的子孫、親戚、隨從甚至門人，都可以推薦當官，而且每逢重大慶典祭祀，皇帝必當場批準大批干部子孫或親屬、隨從、門人當官，一次批準上千人還算是少的。有的干部子孫還是吃奶的孩子，也封了官。一個翰林學士級別的官員，任職滿20年，一家兄弟子孫出任京官的就能達20人之多。馬先生還統計過，每年靠門蔭當官的，遠遠超過科舉當官的人數。此外，富人交錢交糧謀取一官半職也成了制度。

從這個崎形龐大的官吏機構人員的來源推測，在這個機構里貪官庸吏肯定占絕對多數，他們又必然抱成一團，馬先生說當時有個“門蔭集團”。清官能吏，如范仲淹、歐陽修，則不但鳳毛麟角，而且誰敢于觸動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就會有滅頂之災，馬先生說，重修岳陽樓后請范仲淹寫序的那個滕子京，因為支持改革，差一點被打成貪官。皇帝當然是至高無上的，但可能只有代表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才能安穩地坐在龍椅上。

歷史上，改革難度最大的就是裁撤冗官，精簡官僚機構，因為這是在統治集團內部進行利益調整，遠不像對待小民，可以由你撥來弄去，阻力之大是任何其它改革不能比擬的。范仲淹改革失敗20年后，北宋又有王安石變法，馬先生列舉王安石變法有14個題目，但沒有機構精簡的內容。這是王安石的明智之處，他知道這是禁區。當然最后王安石也是失敗，但持續的時間比范仲淹長得多，取得的成果也比范仲淹多得多。

    裁撤冗官，精簡官僚機構，不用說封建王朝，即使在現代社會，解決起來也很難。上世紀九十年代，在中國政治舞臺上，演出過一場熱鬧非凡的大戲，人們至今記憶猶新。九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先有上屆政府秘書長羅干作報告，中有人大代表一致通過決議，后有新任總理朱鎔基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發表講話，說要大刀闊斧精簡政府機構，改變“吃飯財政”現狀。指標是：五年內減少一半官員，決心是：地雷陣敢闖，萬丈深淵敢跳。贏得一片掌聲，全國人民翹首以待。結果如何呢？沒有結果。只聽到朱總理在幾年以后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宣布：“本屆政府任期內公務員工資翻一番”。精簡了多少官吏，老百姓不得而知，但 “吃飯財政”肯定是改革得不大好的。

    雷先生、馬先生老說自己如何熱愛改革，在改革中又如何熱愛“妥協”，反對“暴力”——是這樣嗎？雷先生在“巨制”代序里有一段話似乎泄漏了天機。他可能被30年改革的“巨大勝利”陶醉了，不無炫耀地說：“搞改革必須有兩點，一是有足夠的權威，我搞改革侵害了你的利益，你也沒辦法反抗我。二是如果權威不夠，就要有足夠的補償，我剝奪了你的一部分利益，給你補償。”雷先生說的“足夠的權威”指什么？該不會是你們在2800萬下崗和3000萬“買斷工齡”國企職工、數千萬失地農民、1億多農民工中有極高的民調支持率吧，是指你們手里握著國家政權，有軍隊，警察和監獄。你們有這些東西，誰還有辦法反抗？反抗，就是反抗改革，如果不只是嘴上反抗，你們就要暴力侍候，改革還會不成功？改革者在冬天的衰草地上放馬馳騁，所向披靡，“不戰而屈人之兵”。“權威不夠”又是指什么？不是說你手里的軍隊不夠強、警察不夠多、監獄不夠大，而是指雖有這些東西，仍可能引起社會動蕩。這時候用得著妥協手段了，就是給你點補償（如果我有“足夠權威”是不會給你補償的）。至于“足夠的補償”，筆者孤陋寡聞，只在我們國家機關里看到過。因為有新人要上，有些位子必須讓出來，讓出來就給“足夠補償”，不但原來的待遇不變，級別也許還能提一檔。原來雷先生、馬先生搞改革也是并不反對暴力，也并不太熱愛妥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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