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在時代的行進中書寫

 ——讀《斯大林：未經(jīng)修改的歷史檔案》

作者：李瑞琴 虞 玲 　　 原載：《馬克思主義研究》

  2006年6月，由張捷、石國雄、袁玉德翻譯，譯林出版社出版的反映斯大林生平活動的兩卷本著作《斯大林：未經(jīng)修改的歷史檔案——通向權力之路》、《斯大林：未經(jīng)修改的歷史檔案——在權力的頂峰》（以下簡稱《歷史檔案》）與中國讀者見面了。作者尤里·葉梅利亞諾夫是俄羅斯當今著名歷史學家，他針對長期以來國內(nèi)外學術界普遍存在的對斯大林問題研究的極端化、簡單化傾向和一些錯誤認識，對斯大林神化及妖魔化的歷史原因進行了實事求是的分析和評論，以嶄新的視角、獨到的見解、生動的筆墨、歷史與邏輯相一致、史論結合的方法，揭示了斯大林生平及其重要的國務活動?！霸诖罅孔C明文件與當事人回憶的基礎上，揭開了20世紀最杰出和最有爭議的國務活動家斯大林的生活和事業(yè)中的一個個謎團。撇掉圍繞斯大林的一次次造神與造魔運動的歷史浮沫，為讀者呈現(xiàn)了一個最真實的斯大林”。兩卷本《歷史檔案》在中國出版，對于我們進一步“用唯物主義的態(tài)度，實事求是地對斯大林作出正確的評價”[1]提供了重要啟示；對于進一步深入研究蘇聯(lián)興亡的經(jīng)驗與教訓，深入研究20世紀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史，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筆者認為，兩卷本《歷史檔案》在以下方面具有獨到之處，值得學術界關注。

 一、兩卷本《歷史檔案》的寫作目的及其研究方法

  1. 關于兩卷本《歷史檔案》寫作的主要目的

 作者認為，在斯大林的研究方面，有兩種錯誤依然在流行：一是多年來灌輸?shù)缴鐣庾R中的、有著嚴重謬誤的一些歷史事件和對斯大林的錯誤評價；二是一些極端簡單化的、被用來進行政治宣傳的、歪曲歷史真實的陳舊觀點和思維方式。這兩種傾向必須予以糾正?！昂鲆暁v史事實，成了最近十年的大多數(shù)反對斯大林的著作的一個典型特點?！彼勾罅直徽J為是“從鼻煙壺出來的魔鬼或從黑洞洞的宇宙空間來到我們星球的外星人”。這些謬傳嚴重干擾了對斯大林的研究，影響了對20世紀重大歷史事件的正確認識和評價。因此，必須有效地改變這一狀況，認真地考察斯大林的生活道路，還歷史與歷史人物以本來面目。這是兩卷本《歷史檔案》寫作的主要目的。

  2. 關于兩卷本《歷史檔案》寫作的主要方法

 作者提出，“斯大林也是長期在人們當中生活和工作，那么他的性格應該是在他周圍的人的影響下形成的。斯大林與他出生和成長的環(huán)境保持著各種各樣的聯(lián)系。他屬于自己的人民，屬于自己強大的國家，屬于自己一代人以及一定的社會階層和一定的政治運動”。[2]因此，研究斯大林必須從他的生活實際出發(fā)，從他所處的時代出發(fā)，離開生活、脫離時代，只能使研究走向誤區(qū)。從斯大林生活和成長的環(huán)境及其影響出發(fā)，考察斯大林后來的國務活動及其性格特點，是作者的獨到之處，也具有客觀性。作者指出：“只有在我們考慮到他來自人間并與人們一直有密切聯(lián)系，而不是試圖把他與人類隔離開來，變成神話人物的情況下，才能使他的性格特點變得比較可以理解。”[3]“放到斯大林墳墓上的‘垃圾’妨礙的不僅僅是他的個性的理解，而且還有對我國的歷史的理解。只有擺脫關于斯大林的荒謬的概念，才能使社會意識清除謊言”。[4]因此，只有置斯大林的研究于當時的歷史環(huán)境中，才能破除斯大林研究領域中虛假與歪曲的現(xiàn)象，只有從歷史與邏輯相一致的研究角度和方法出發(fā)，才能得出客觀、公正的結論。這不僅是歷史科學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對社會科學工作者的基本要求。

 二、關于斯大林評價問題上的極端化現(xiàn)象

 作者指出，由于斯大林所處的特殊歷史時代和特殊歷史地位，在斯大林生前，有過造神運動；在蘇共二十大后，又開始了對斯大林的妖魔化過程。20世紀80年代末，對斯大林的大肆誣蔑和對蘇聯(lián)歷史的丑化，直接導致了蘇聯(lián)劇變。因此，搞清楚斯大林被神化和被妖魔化的歷史原因，是正確研究斯大林問題的重要環(huán)節(jié)。

 作者客觀地分析說：斯大林生前就被神化的形象雖不真實，“但是符合贊揚蘇聯(lián)的成就的要求”。（1）蘇聯(lián)在斯大林領導下，“社會主義生產(chǎn)方式取得了歷史性勝利”。20世紀二三十年代，“資本主義的工業(yè)體制與蘇維埃體制的較量中經(jīng)不住考驗，蘇維埃的工業(yè)體制在資本主義體制面前有著一切優(yōu)越性”，這一切使蘇聯(lián)人民產(chǎn)生了“對斯大林的無限信任，準備無保留地完成他的任何命令，這成為一種良好的土壤，適宜于滋長對他沒有批評、贊賞變成無節(jié)制的頌揚的風氣”。（2）在那個時代，個人崇拜具有世界性、廣泛性和普遍性。“政權集中到一個人手里后，在大變革時期，這個人在社會上的活動，不可避免地導致人們過分贊美他的個性，賦予他超人的品質(zhì)和美德，建立起整套崇敬他的儀式”。“十月革命后，除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列寧、托洛茨基和黨的其他領袖成了頌揚的對象。無論列寧還是其他活動家都沒有反對這一點。”（3）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并沒有達到目空一切的程度。斯大林本人也是反對個人崇拜的，斯大林非常清楚地知道，“對他的這一切并不是對個人，而是對一種潮流的代表”。而且“他不止一次地對他的不應有的諂媚表示過不滿。”[5]

  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一改對斯大林千方百計頌揚的立場，成為第一個譴責斯大林的人，并在蘇聯(lián)和世界面前造成了一種奇特現(xiàn)象，即“斯大林在世時人們把蘇聯(lián)的所有成就都與他的活動聯(lián)系起來的話，那么在黨的二十大上和在二十大之后，幾乎把我們國家發(fā)生的所有壞事都歸罪于斯大林?！盵6]從此，對斯大林的評價一落千丈，斯大林的形象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赫魯曉夫為什么如此極端化地評價斯大林呢？作者認為：“赫魯曉夫奉行的是不講出有關斯大林的全部實情，而力求鞏固自己并不穩(wěn)固的地位。”“對斯大林的攻擊使赫魯曉夫有可能在自己的競爭對手中找出‘斯大林罪行’的‘同謀者’，并把他們剔除出政權?！币虼?，“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的言行有著純粹玩弄權術的性質(zhì)，這不能不注定在敘述過去的事實和評價斯大林本人方面會有歪曲。在竭力把一切錯誤和失算，悲劇和罪行都歸咎于斯大林的同時，赫魯曉夫制造了一個片面的形象：躁狂的暴君，沒有遠見，不學無術，好報復，好嫉妒，病態(tài)地多疑，經(jīng)常處心積慮地尋找臆造的敵人和渴望得到普遍的贊揚?！盵7]以勃列日涅夫為首的新領導，一方面從自身的政治需要和目的出發(fā)，不愿意研究蘇聯(lián)過去的經(jīng)驗和弄清斯大林時代的各個方面，另一方面勃列日涅夫沒有能力說明斯大林時代取得的偉大成就和那個時代的悲劇，因此，研究斯大林的生平和活動及其時代成為蘇聯(lián)歷史上整個勃列日涅夫時期的一個禁題。

  20世紀80年代末，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變成了一場在‘揭露’斯大林時代的‘駭人聽聞的秘密’的旗號下吵吵嚷嚷的反斯大林運動”。作者列舉了詆毀斯大林帶來的一系列嚴重后果：“認為斯大林遺產(chǎn)是缺陷，不能不導致抹殺斯大林建立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lián)盟的價值”；“詆毀斯大林的活動合乎邏輯地導致抹殺斯大林五年計劃年代所創(chuàng)造的一切價值，伴隨著‘必須清除斯大林遺產(chǎn)’的號叫，國家相當部分經(jīng)濟和國防的力量癱瘓了”；“對斯大林的事業(yè)抹黑不能不導致斯大林時代創(chuàng)建的教育和文化體系、科學機構的毀滅或衰落”；“根除斯大林主義導致污辱愛國主義和忘卻我國的民族利益以迎合‘新思維’”，這一切都進而導致，只有“承認我國歷史上的蘇維埃時期對我國人民來說是一個災禍頻仍的時期”，才能合乎邏輯地將斯大林說成是全世界的惡的體現(xiàn)，說明在這一時期是善于干壞事和進行破壞的人領導的國家。[8]

 作者深刻地指出：蘇共領導人對斯大林功利主義的評價目的，不僅給蘇聯(lián)人民帶來了災難性后果，同時也給西方反對社會主義蘇聯(lián)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時機和口實，西方宣傳機構趁機散布了大量的反斯大林言論。因此，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等大肆詆毀斯大林的做法，客觀上幫助西方敵對勢力達到了瓦解蘇聯(lián)的目的。

 三、斯大林為何能夠取得對反對派的勝利

 作者認為，由于斯大林具備了以下方面的特點，才取得了同黨內(nèi)反對派斗爭的勝利。

  1. 斯大林力求維護布爾什維克黨的統(tǒng)一得到了廣大黨員的支持

 由于對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認識不同，布爾什維克黨自建立后就存在著激烈的黨內(nèi)斗爭。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蘇共黨內(nèi)斗爭中，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以及后來的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等黨的領導人，以獨立或聯(lián)合的方式反對斯大林，或以類似的方式反對政治局作出的、不久前他們投票贊成的一些決議。在廣大黨員看來，“斯大林的這些反對者們違背經(jīng)過協(xié)商作出的決議，把自己的‘綱領’與黨的‘總路線’對立起來，與過去的政敵結盟”，純粹是權力斗爭的需要，[9]如斯大林曾嚴厲批評的那樣：“反對派的派別活動幫助了我們黨的敵人，幫助了那些想削弱和推翻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人?！睘榱吮ＷC黨的統(tǒng)一和維護社會主義事業(yè)，斯大林不止一次地宣布要克服分歧，結束爭論。

  2. 斯大林提出的社會主義建設方針，代表了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的意愿

 斯大林在黨內(nèi)擁有較大的權力，后來被認為是斯大林在黨內(nèi)斗爭中能夠取勝的重要原因。作者指出，斯大林固然在黨內(nèi)擁有很大權力，但單憑總書記這個職位并不能決定斯大林的成功，希望起領導者的作用的人需要提出吸引人的綱領并能使得黨的最高層感到信服?！八勾罅痔岢龅墓I(yè)化綱領對中央委員會里人數(shù)愈來愈多的經(jīng)濟領導人（1927年他們占中央委員總數(shù)的20%）具有吸引力”。實際上，斯大林是蘇維埃社會的“比較強有力的部分”默默地選出來的。[10] 

 作者進一步總結道：人民作出有利于斯大林的選擇，主要是由于他比他的政敵對工作要負責得多，工作做得好得多。斯大林“總是挑各種任務的重擔，為了完成這些任務，常常要進行緊張的、有時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列寧看重的正是斯大林的這些品質(zhì)”。斯大林的工作熱情與他的求實精神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帮@而易見，斯大林之所以被選中，是由于我國的所有愛國者，不管他們的階級出身、社會地位和政治觀點如何，都認為他是一個能與世界各主要國家的最好戰(zhàn)的和最殘酷無情的政治領導人相對抗、打破他們進攻我國的計劃的領導人?！痹谒勾罅诸I導下，蘇聯(lián)人民相信，蘇聯(lián)國家政策的曲折變動，歸根結底“反映了時代復雜多變的和充滿矛盾的現(xiàn)實”。“全國相當大的一部分居民，把‘戰(zhàn)時共產(chǎn)主義’政策、新經(jīng)濟政策以及后來從新經(jīng)濟政策到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過渡，理解為在具體歷史條件下鞏固蘇維埃政權的地位和解決社會的重要問題的必要方法。”[11]而斯大林提出在最短期間內(nèi)一國建成社會主義，受到了居民中最活躍的和最無保障的階層的贊同。

  3. 斯大林是國家和民族利益始終不渝的捍衛(wèi)者，作為國家別無選擇當之無愧的領袖而受到擁戴

 托洛茨基曾斷言，“落后的”俄國無產(chǎn)階級在十月革命中已耗盡了自己的潛力，十月革命后到來的是一個“疲憊、頹喪和對革命的結果感到失望的很長時期”。這種觀點打擊了俄國無產(chǎn)階級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積極性，顯然不能得到廣大黨員的認同。

 斯大林與托洛茨基及其他反對派分子不同，他說，蘇聯(lián)不是偶然地，而是由于深刻的歷史規(guī)律性而成為開辟人類發(fā)展新紀元的第一個國家的。是俄國的無產(chǎn)階級的革命實踐使俄國成為最先進的、適用于全世界的革命理論的祖國。他號召共產(chǎn)黨員和非黨人士參加體現(xiàn)社會公正的史無前例的新社會制度的建設，而不等待其他國家革命的勝利。他設法促進工人階級的“文化力量”的發(fā)展，把普通老百姓出身的最有才能的人提拔到領導崗位上。因此“支持斯大林的，不僅有黨和無產(chǎn)階級，而且有具有愛國主義情緒的農(nóng)民代表以及從事科研和創(chuàng)作的知識分子代表、軍事專家和文職人員，他們認為斯大林是國家的民族利益的始終不渝的和堅決的捍衛(wèi)者”，“斯大林清楚地認識到，為自己的人民，為自己人民的文化和自己國家的歷史而自豪，是一種強大的動力，它要比世界革命的幻想更具有積極意義。”[12]因此，斯大林能夠代表國家的未來，代表蘇聯(lián)廣大無產(chǎn)階級的利益和愿望，因而能夠戰(zhàn)勝黨內(nèi)反對派而成為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

 四、如何認識蘇聯(lián)20世紀二三十年代發(fā)生的重大歷史事件

 研究斯大林問題，爭議最多的莫過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發(fā)生的重大歷史事件，許多研究者還得出了嚴重對立的觀點和結論。作者指出：為了正確理解斯大林，必須轉向斯大林時代的現(xiàn)實事件，尤其是要以歷史的眼光去研究和理解蘇聯(lián)20世紀二三十年代發(fā)生的重大歷史事件?；谶@樣一種實事求是、在歷史時代中把握歷史人物的原則，作者對一些重大歷史事件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1. 關于集體化和工業(yè)化

 作者指出：對未來戰(zhàn)爭的準備決定了國家國民經(jīng)濟發(fā)展的政策，工業(yè)化和集體化是在防御措施的背景中來審視的。擺在蘇聯(lián)人民面前的任務要求他們付出難以置信的努力、相當大的犧牲和損失，優(yōu)先發(fā)展重工業(yè)，限制消費品的生產(chǎn)。

 針對“斯大林把自己加速發(fā)展的方針強加給黨和國家”的普遍說法，作者指出：五年計劃不僅得到了黨代會代表的一致支持（包括昔日斯大林的反對派），也“得到了努力要找到擺脫國家經(jīng)濟落后捷徑的千百萬共產(chǎn)黨員和非黨人士的擁護”。農(nóng)業(yè)實現(xiàn)集體化是國家順利完成五年計劃，實現(xiàn)工業(yè)化的必然要求和根本保證。盡管強制集體化的行為引起了抗議，但各共和國、州和區(qū)中心的各級黨組織領導都深信自己的行動是正確的?！安粌H僅是領導和大部分黨員，而且還有城市居民、工人、職員和知識分子都不準備出來保護挨餓的農(nóng)民”。1929年底，當局的高層深信，加速集體化進行得很順利并且?guī)砹耸愕暮锰??！盀榘褔已杆僮兂筛叨劝l(fā)展的偉大強國，就要把社會團結成一個整體，就要竭力粉碎富裕農(nóng)民這一對立群體的反抗?！币虼?，革命改造時期采取這一類措施具有歷史必然性。

 工業(yè)化和集體化盡管帶來了許多負面結果，但是對于必須迅速成為高度發(fā)達的強國這一客觀要求來說，蘇聯(lián)別無選擇，其代價也是無法回避的，如同西方工業(yè)化、現(xiàn)代化進程中對農(nóng)業(yè)的犧牲一樣。區(qū)別只是蘇聯(lián)工業(yè)化、現(xiàn)代化的道路沒有像西方工業(yè)化道路那樣，有充裕的時間和寬松的國內(nèi)外環(huán)境。由于蘇聯(lián)是在幾十年、甚至十幾年時間內(nèi)走完了西方上百年才能走完的道路，其矛盾和負面影響才顯得比較突出和集中。

  2. 關于大清洗

 反斯大林分子認為，由于基洛夫是斯大林的競爭對手，因而斯大林謀害了他，并由此開始了大清洗運動。導致大清洗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的獨斷專行和殘暴意志。

 作者認為：20世紀三十年代的大清洗有著復雜的、綜合的社會因素，有著當時特殊的國際國內(nèi)背景。

 （1）蘇聯(lián)處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重大歷史時期，國家、社會和民族經(jīng)歷著改天換地的大變革，社會意識與社會心理也處于劇烈變化、各種文化與價值觀相互激蕩的非常時期?！霸谌罕娦孕睦碜儜B(tài)流行時期，見解的不正常是相當一部分人的特點。他們喜歡用破壞來解釋任何疏忽，用謀反來解釋任何不同看法和社會行為。人的性格中任何非同一般的東西他們會覺得是可疑的或是敵視社會的。”“有幾百萬人參與了制造這些不幸的事件。變態(tài)心理完全控制了大家。幾乎每一個人都熱心于尋找人民的敵人。人們自己用告發(fā)敵人有陰謀或說別人是各種偵察機關的走狗來互相陷害。”因此，大多數(shù)人深信自己的行為和國家的政策是正確的。

 （2）國內(nèi)被打倒的資產(chǎn)階級和富農(nóng)分子及被剝奪者并不甘心自己的失敗，“急劇的改造首先意味著原有的東西的災難性失去，這使他們對革命后功成名就的那些人產(chǎn)生刻骨仇恨，想要對他們報復。世代的城里人對來自農(nóng)村的成功者的不友好態(tài)度也是告密的肥沃的土壤。對‘勝利者’的強烈仇恨也是集體化中受害的那部分農(nóng)村居民的情緒。”[13]

 （3）國際形勢對蘇維埃政權不利，蘇聯(lián)處在法西斯全面進攻的巨大危險之下，所承受的戰(zhàn)爭壓力非同尋常?！拔覈幱诓粌H等待外來侵略，也等待新的國內(nèi)戰(zhàn)爭的氛圍中。因為這個原因，許多蘇聯(lián)人警惕地尋找資本主義國家的秘密間諜或沒有放下武器的階級敵人。”[14]毫無疑問，斯大林及其他黨的高級領導人都認為反政府的陰謀是真實的，而針對陰謀采取的措施也是正當?shù)暮捅仨毜摹?/p>

 作者最后提出，我們有理由相信，在歷史的行進中，“擺脫關于斯大林的荒謬的概念”，“使社會意識清除謊言”，正確看待蘇聯(lián)社會主義歷史，客觀地看待20世紀波瀾壯闊的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歷史，理性審視斯大林時代的是與非，不僅是廣大俄羅斯人民的愿望，也是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與進步的人們的共同愿望。歷史的風將吹去斯大林墳墓上的“垃圾”，還歷史一片潔凈的天空，還歷史人物一個公正而客觀的評價。這既是歷史發(fā)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歷史發(fā)展的必然結果。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新疆生產(chǎn)建設兵團廣播電視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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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慎明：《21世紀世界社會主義必將在曲折中復興并有新的更大的發(fā)展》，載《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動態(tài)》，2006年第34期。

[2]  尤·瓦·葉梅利亞諾夫：《斯大林：未經(jīng)修改的檔案——通向權力之路》，張捷譯，譯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9、15頁。

[3]  尤·瓦·葉梅利亞諾夫：《斯大林：未經(jīng)修改的檔案——通向權力之路》，張捷譯，譯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頁。

[4]  尤·瓦·葉梅利亞諾夫：《斯大林：未經(jīng)修改的檔案——在權力的頂峰》，石國雄等譯，譯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617頁。

[5]  尤·瓦·葉梅利亞諾夫：《斯大林：未經(jīng)修改的檔案——在權力的頂峰》，石國雄等譯，譯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41、69、73、74、72、76頁。

[6]  尤·瓦·葉梅利亞諾夫：《斯大林：未經(jīng)修改的檔案——通向權力之路》，張捷譯，譯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7頁。

[7]  尤·瓦·葉梅利亞諾夫：《斯大林：未經(jīng)修改的檔案——在權力的頂峰》，石國雄等譯，譯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602、606頁。

[8]  尤·瓦·葉梅利亞諾夫：《斯大林：未經(jīng)修改的檔案——在權力的頂峰》，石國雄等譯，譯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614頁。

[9]  尤·瓦·葉梅利亞諾夫：《斯大林：未經(jīng)修改的檔案——通向權力之路》，張捷譯，譯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526頁。

[10]  尤·瓦·葉梅利亞諾夫：《斯大林：未經(jīng)修改的檔案——通向權力之路》，張捷譯，譯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518、535頁。

[11]  尤·瓦·葉梅利亞諾夫：《斯大林：未經(jīng)修改的檔案——通向權力之路》，張捷譯，譯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520、537、534頁。 

[12]  尤·瓦·葉梅利亞諾夫：《斯大林：未經(jīng)修改的檔案——通向權力之路》，張捷譯，譯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535頁。

[13]  尤·瓦·葉梅利亞諾夫：《斯大林：未經(jīng)修改的檔案——在權力的頂峰》，石國雄等譯，譯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139頁。

[14]  尤·瓦·葉梅利亞諾夫：《斯大林：未經(jīng)修改的檔案——在權力的頂峰》，石國雄等譯，譯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1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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