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震撼世界的十天

不論人們對于布爾什維主義的觀感如何，這一點是無可否認的：俄國革命是人類歷史上偉大的事件之一，而布爾什維克的興起則是一件具有世界意義的非凡大事。正如歷史家們搜求那些關于巴黎公社史實的巨細無遺的記載一樣，他們也想知道1917年11月在彼得格勒所發生的事情，想知道當時是什么精神鼓舞著人民前進，以及那些領袖人物的形象、言論和行動。正是為了這一點，所以我寫了這本書。在實際斗爭里面，我是愛憎分明、決非中立的。但在敘述那些偉大日子的歷史時，我卻力求用一個有高度責任心的記者的眼光來觀察事變，務求把真實的情況記載下來。

——美國記者約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

11月17日，彼得格勒蘇維埃推翻了臨時政府，并且把政變強加給第二屆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托洛茨基代表軍事革命委員會宣布，臨時政府已經不存在了。

 “資產階級政府的特點就是欺騙人民。”托洛茨基說道。“我們工、兵、農代表蘇維埃是耍進行一次史無前例的試驗；我們要建立一個政權，它的唯一目的就是滿足工人、士兵和農民的需要。”

列寧在講臺上出現了，全場歡聲雷動，他預告著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到來。……

接著，托洛茨基說已經打電報給前線上的部隊，宣布武裝起義的勝利，不過還沒有得到回音。他說，據說有些部隊正在開來反對彼得格勒，必須派一個代表團去向他們說明真相。

這時會場上有人喊道：“你們搶先包辦代替了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的意志！”

托洛茨基冷冷地答道：“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的意志，已經由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的武裝起義預先表達出來了！”

接下來發言的是亨楚克，他是一個留著尖尖的棕色山羊胡子的軍官，用一種溫和而勸說的音調說道：“我代表來自前線上的代表們發言。在這個大會上，部隊并沒有足夠的代表人數。而且部隊認為，現在距立憲會議的開幕期只有三星期，實在役有必要舉行這個大會——”這時會場上一片叫聲和跺地板聲，越來越猛烈。他又說道：“部隊不認為蘇維埃代表大會有合法的權力——”全場的士兵聽到這兒都開始站了起來。

 “你在為什么人講話？你代表什么？”士兵們叫喊道。

“我代表第五軍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F團，第一N團，第三S步兵團……”

“你是什么時候被選出來的？你所代表的是軍官，而不是士兵！關于這個問題，士兵們是怎樣說的？”全場發出譏笑和呵斥的聲音。

窗外不時傳來那有節奏的轟隆隆的炮聲，代表們互相爭吵著。……然而就在這蒼茫的夜色中，伴隨著大炮的轟鳴聲，伴隨著仇恨、恐懼和大無畏的膽略，一個嶄新的俄羅斯正在誕生！

二、我們必須補資本主義的課嗎？

1917年，“阿芙樂爾”號巡洋艦一聲炮響，宣告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誕生。然而，到了世紀之交，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像多米諾骨牌般，在頃刻間土崩瓦解；連碩果僅存的幾個國家，也多半是掛社-會主-義的羊頭，賣資本主義的狗肉。

與馬克思恩格斯的預言相左，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國家，大都是在經濟文化較落后的國家建立的。于是，精英們將這些國家遭受苦難和挫敗的原因，歸咎于它們在不具備建設社-會主-義的主客觀條件下，人為地進入社-會主-義。

照這么說，社-會主-義是我們的原罪；照這么說，落后國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是超越了資本主義這個人類社會必經的歷史階段，因而必須倒退回去“補資本主義的課”，無論中國民眾在當前的資本主義進程中經受了多少的苦難和屈辱。

可惜的是，人類歷史并不是精英們在實驗室里，在相同的環境下以標準的辦法制造出來的。社會主義并不因為精英們不肯頒發出生許可證就胎死在歷史母親的腹中。

三、十月革命是用社會主義的方式來完成資本主義所不能完成的任務

落后國家率先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是國際和國內的不平衡狀態的結果；它們的挫敗，也根源于此。

資本主義的擴張使發達國家與落后國家的聯系愈來愈緊密，依賴程度越來越深，差距越來越大。落后國家淪為發達國家使成為其原料產地和產品市場。包括帝俄在內，它與其說是與英美等國處于同等發展階段的帝國主義國家，不如說是一個資本主義不充分發展和畸型發展的國家。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阻礙了落后國家的現代化之路，并且在落后國家產生失衡、脆弱的社會結構，社會結構兩極分化，一極是官僚資產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他們沒有力量也不愿反對沙皇政府和外國資本，他們沒有力量也不愿去推進民族現代化。另一極是政治上成熟的工人階級，和上億的赤貧的農民。沒有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維系社會平衡。在世界大戰的暴風雨來臨后，就如年久失修的茅屋，搖搖欲墜。

在俄國，由于民族資產階級處于無足輕重的地位，只有通過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完成消滅君主政體和農民遭受的半封建奴隸制的任務，在國有制統治基礎上為建立社會化生產創造條件。中國的情況也大致相仿。

正如最近俄國學者指出的：俄國國有制資本的原始積累，與彼得一世、葉卡捷琳娜二世、亞歷山大二世的改革以及俄國在東方的整個殖民主義政策緊密相連。俄國資本原始積累過程的結束階段正好與社會革命本身同步。剝奪土地占有者始終是這一過程的基礎。俄國1917年革命的目標，是反對完全衰老的亞洲封建主義，同時反對業已發展起來的私有制資本主義。它的使命是為農民同生產資料徹底分離和在國有制統治基礎上建立社會化生產創造條件，如果我們不理解革命的這一特殊性，就不能理解革命的進程和及其后果，就不能理解它客觀上可能成為而且已經成為導致確立國家資本主義的革命。

簡單地說，在中、俄等落后國家，革命雖然以社-會主-義命名，但歷史賦予它的使命，是以社-會主-義的方式，來完成資本主義所不能完成的任務。

先烈們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這并不是空想。正如俄國革命家托洛茨基在其杰作《被背叛的革命》開宗明義地指出的：

“俄國選擇了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這并不因為它的經濟已經首先成熟到可以進行社-會主-義變革的程度，而是因為它不能再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發展了。生產資料社會化已經成為使國家擺脫野蠻狀態的一個必要條件。這就是落后國家的復合發展規律。”

盡管社-會主-義之路上有曲折，有黑暗，但它是落后國家現代化的捷徑。革命使被奴役的民族站起來，實現了民族獨立，保護了民族工業。革命使被侮辱和被損害的中國民眾第一次有了發言權，并以對平等、公正的號召，激起民眾參與現代化建設的熱情。革命政權通過把生產資料集中到國家手中，得以集中力量辦大事，迅速實現工業化。革命意識形態有效地抵制西方文化侵略，造就了國家和民族的空前團結。

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認識到，革命雖然偉大，但也只是一個開端，而歷來我們為這個開端賦予了過多的意義。托洛茨基認為，俄國將第一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而將最后一個建成社-會主-義：“在落后國家建立先進社-會主-義所有制形式，同不相稱的文化水平發生了矛盾。”

革命只是社會形態的部分質變。新生的革命政權，面臨著落后的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的所有制形式、傳統文化等舊質。透過計劃經濟的無數縫隙，產生著由于貧窮而導致的原始積累的趨勢；殘余著的資產階級性質的分配方式也就是法權，成為社會的新的分化的基礎。黨內一部分人為了發展經濟，決心容許小資本主義、私人資本主義和外國資本主義的存在，實行非社-會主-義的分配方式。但是，這不但與黨的信念相背，而且，隨之產生的不平等及特權、貧富分化等現象，亦在不斷動搖革命政權的階級基礎。

面臨著工業化資金缺乏，革命政權既不能像西方那樣掠奪殖民地，而在緊張的國際形勢下也不能靠自身慢慢積累，唯有讓工人農民勒緊褲帶。官僚政治作為有效的階級強制工具，就這樣得到了歷史的委任狀。官僚政治是資金、資源缺乏和階級沖突的產物，同時它又造成了深刻的不平等、異化和階級沖突。

四、為什么西方老師總是要打中國學生？

為了實現現代化和民族自立，中華民族向西方學習，走資本主義之路，歷時八十余年。可是，洋務派實行的枝枝節節的改革不行，維新派用和平的方法求全變又不行，孫中山采用革命的方法改造中國還是不行！

資本主義這條路，中國是早就走過的，證明了是一條死路了。

我們失敗的根本原因在那里？為什么資本主義這條路走不通了？

在20世紀30年代，毛主席斷言在20世紀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行不通，中國不適合走資本主義的道路。毛主席說：中國反對國內封建主義和國外帝國主義的革命，不是法國式或是英國式的那種向資本主義邁進的舊式的民主革命，而是向社會主義邁進的新式的民主革命。

首先，帝國主義勢力是不會允許中國發生任何以獨立的資本主義為目標的改革。每一次只要中國人起來挑戰傳統的封建勢力，帝國主義勢力就會單獨地或者是聯合起來利用武力對其進行鎮壓。帝國主義勢力對中國革命的這種反應使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老師總是不允許學生去學習他呢？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舊的勢力---整個地主階級、經濟上和政府中的買辦階級----都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走狗，因此，帝國主義才會利用它經濟上和軍事上的力量來支持，鼓舞，培養和保護這些封建勢力的幸存者。

而且，資本主義并不是我們正確的選擇，毛主席說：“社會主義不允許我們選擇資本主義。”從這個意義上說，如果沒有和世界上的所有的社會主義力量----首先是蘇聯，其次是工人階級以及日本，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和其他國家的工人運動----相聯合，贏得他們的支持，那么中國的革命就不會成功，因為這些社會主義力量通過和本國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斗爭為中國革命提供了援助。

最后，中國獨立的民族資產階級是軟弱和搖擺不定的。因為如果不把工人和農民完全動員起來的話，是不可能徹底地摧毀地主階級，帝國主義和其買辦階級走狗的。但是動員工人階級就意味著必須在對工人的管理上有很多的限制，同時也要滿足工人們的要求。動員農民意味著必須進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要完成就必須沒收地主階級的財產(自然包括土地所有權)，但是中國的地主階級又和民族資產階級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且，對土地所有權的沒收威脅到了所有的私有制，這使資本家搖擺不定，因為他們使渴望從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那里獲得解放。一次又一次的實踐證明，民族資產階級是不能作為中國人民反抗國內外敵人的領導階級的。因此，對中國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權就自然的轉移到了中國的工人階級，轉移到了作為所有被壓迫人民代表的中國的共產黨的身上。中國的工人階級比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人數更多，同時也更加有經驗。

五、托洛斯基與十月革命

托洛斯基是國際共運史上很有爭議的人物。史學界的觀點比較一致的是：托洛斯基在十月革命中發揮了重要的、特殊的作用。然而就在這一點上也不是完全沒有分歧的。

如果您出生在七十年代以前，那么您可能拜讀過或者聽說過《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這部斯大林欽定的史書把俄國革命史描述成以列寧為首的革命派與以托洛斯基為首的反革命派斗爭的歷史。在斯大林筆下托洛斯基仿佛從娘胎里出來就是叛徒、內奸、殺人犯，當然在十月革命中也沒干好事。

不過如果您有翻故紙堆的嗜好，那么你可能看到這樣一個史料。這是在紀念十月革命一周年時《真理報》發的一篇文章，里面寫道：“有關起義的一切實際工作都在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托洛斯基同志的指導下完成了。可以肯定地說，全黨首先和主要應該感謝托洛斯基同志，他使衛戎部隊迅速地投向蘇維埃一方，并效率極高地組織了軍事委員會的工作。”

您想得到嗎，這段在三十年代看來標準的反革命言論，卻是出自斯大林本人的手筆。不難理解，1947年出版《斯大林全集》中這段文字在被刪節了。

不過，如果我們進一步探究的話，會發現斯大林寫這段話的用意值得懷疑。因為當時斯大林因為支持察里津的軍事反對派而與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斯基發生了爭吵，最后在托洛斯基的要求下，列寧把斯大林從察里津調走了。因此斯大林未必有心情對托洛斯基歌功頌德。實際上，這段文字把托洛斯基描繪成列寧思想的執行者——僅僅是一個執行者，從而否定了托洛斯基在革命中的巨大的理論貢獻，達到損貶對方的目的。

事實上，托洛斯基作為十月革命的領導者，不僅用槍炮捍衛了革命，而且用理論武裝了革命，這個理論就是“不斷革命論”。

美國學者羅伯特·丹尼爾斯對不斷革命論作了高度評價：“在俄國的條件下要使馬克思的歷史哲學與革命的斗爭精神相協調，這是十分困難的。孟什維克放棄了斗爭精神，而列寧盡管在口頭上承認，但實際上犧牲了歷史哲學。然而，有一種理論，把馬克思主義為無產階級規定的嚴格條件與俄國激進派的急迫行動協調起來了，這就是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不斷革命論在1917年曾給予布爾什維克以思想上的鼓舞，并為他們奪取政權提供了論證，說明他們的行動是正確的。”（《革命的良心》第61頁）

不斷革命論解決了如何在落后的俄國運動馬克思主義的問題，為中國等國家提供借鑒，因此一些學者稱之為欠發達國家的革命理論。

十月革命之前，部分布爾什維克領導人認為：“社會主義變革的太陽將從何處升起？我想，在目前的情況下，就我們這種生活水準要開始社會主義變革，這不是我們的事業，我們沒有力量，客觀條件也不具備。……我們面臨著偉大的革命任務，但完成這項任務，我們不能超出資產階級制度的范圍。”

托洛斯基早在1905年革命前后，就根據不平衡規律對俄國革命的未來作了相當準確的預言。他的結論是：

1、 各個資本主義國家不平衡的發展，必將導致世界大戰的爆發。

2、 革命并不直接依賴于生產力所達到的水平，俄國社會的特點是社會結構極端的兩極分化，缺乏一個起平衡作用的中產階級，因此，俄國可以首先發生革命并建立無產階級政權。

3、 由于不平衡規律所導致的復合發展，使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飛躍式地結合在一起。

4、 在一定條件下，落后國家可能比先進國家早建立無產階級政權，但要比先進國家晚到達社會主義。

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則指出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不間斷性。它的歷史依據是帝國主義時代的俄國具有的基本特點：

1、大量吸取外債，國家財政不是靠稅收，而是靠外債支撐，稅收用來支付外債的利息。“由于國債，每年大部分國民收入都流到國外，使歐洲金融資產階級更加富足和更加強大”；

2、其經濟發展方式是沒有經濟發展的經濟增長。以西歐制造的母機及工業制成品為主要內容的輸入增長很快，對西歐則輸出谷物和原材料。也就是說，經濟增長取決于外國資本和國際市場的需求，而非本國的需求，對外經濟聯系呈垂直狀態而非水平狀態。

3、許多新興產業工廠的所有權屬于外國。“外國人控制了俄國40％的工業資本份額，在某些領導行業，這個比例還要大些”。

4、社會結構極端脆化：一極是大資產階級，他們成為“歐洲國家的金融附庸的交易所貴族”，不能也不愿反對沙皇政府和外國資本。另一極是已經成熟的工人階級。“農民完全沒有能力起獨立的政治作用”。沒有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維系社會平衡。

這些特點表明，盡管革命前的俄國也存在高度壟斷的資本主義經濟，但是，就社會發展階段而論，它與其說是與英美等國處于同等發展階段的帝國主義國家，不如說是一個資本主義不充分發展和畸型發展的國家，是一個第三世界國家。

正是這種國際和國內的不平衡狀態，決定了俄國革命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托洛斯基在其杰作《被背叛的革命》開宗明義地指出：

“由于俄國的資產階級處于無足輕重的地位，落后的俄國只有通過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完成消滅君主政體和農民遭受的半封建奴隸制的任務。然而，在農民群眾帶頭之下取得政權的無產階級，不能在完成這些民主任務后就停止前進。資產階級革命同社會主義革命的最初幾個階段都是直接密切地連接在一起的。這個事實并不是偶然的。最近幾十年的歷史非常清楚地表明，在資本主義衰退的條件下，落后國家是不能達到資本主義的一些老中心已經達到的那種水平的。具有高度文明的國家，由于自己已經進入死胡同，便擋住了那些正在逐步文明化的國家的道路。俄國選擇了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這并不因為它的經濟已經首先成熟到可以進行社會主義變革的程度，而是因為它不能再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發展了。生產資料社會化已經成為使國家擺脫野蠻狀態的一個必要條件。這就是落后國家的聯合發展法則。”

中國和西班牙革命為不斷革命論提供了反證。中國大革命時期，由于斯大林領導的共產國際恪于中國革命的資產階級屬性，要求中國黨與代表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妥協，最終葬送了革命（被共產國際當作替罪羊的陳獨秀因此改宗托洛斯基主義）。

1930年西班牙革命中歷史重演，共產國際聲稱，由于國家落后，西班牙革命應當停留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范圍以內，“無產階級專政尚未提到日程上來”（《流亡的先知》第164頁）。結果佛郎哥毫無顧忌地對革命實行了專政。

六、十月革命是發展不平衡規律的結果

毛澤東在1959年讀蘇聯經濟學教科書時說：“我們的許多發明創造，都是在小廠里頭出來的。大廠設備好、技術新，因此往往架子大，安于現狀，不求進取，他們的創造常常不如小廠多。最近常州一個紡織廠，創造了一個加快車速的技術。你看，這個經驗不在上海、天津創造出來，而在常州這樣的小地方創造出來……從歷史上來看，許多先進的東西，往往不是出在先進的國家，而是出在比較落后的國家。例如馬克思主義，就不出在當時資本主義比較發展的英國，而出在資本主義只有中等發展水平的德國，這不是沒有理由的……無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的國家，是資本主義有一定發展水平的國家，不是資本主義發展水平很高的國家。”
同樣地，在中國歷史上，秦帝國勃起于西陲，清王朝龍興于白山黑水。在世界歷史上，新古典文明發源地是當時落后的邊緣地帶即歐洲、中國、印度，而不是在最古老的文明中心—中東。資本主義的源頭也是島國英國，而不是遠為富足的中國或其它中亞大國。在資本主義的擴張歷程中，拉丁美洲人口較多，城市較大，文化發達，而且遠為富有。但拉丁美洲國家最終淪為附庸國，而相對落后的北美卻成為資本主義的心臟。北美因為受外資控制的企業的束縛較少而發展起相對獨立的經濟，拉美卻因其單一的依附于宗主國的大種植園經濟而不可能出現全面的經濟發展。

和庸俗歷史觀的看法相背，新的社會形態總是先在某個國家或地區取得跳躍式的突破，人類社會的演變是以部分質變的形式進行的。率先發生變革的國家或地區，往往不是在中心地區的、發達的社會，而是在邊緣地區的、貧困的、適應性強的社會。

“總的量變過程中的部分質變”理論也是毛/澤/東在讀蘇聯教科書時提出來的，毛認為：量變與質變是對立的統一，不能說量變中沒有質變；質變是通過量變完成的，不能說質變中沒有量變。質變是飛躍，在這個時候，舊的量變中斷了，讓位于新的量變。在新的量變中，又有新的部分質變。在一個長的過程中，在進入最后的質變以前，一定經過不斷的量變與許多部分的質變。毛/澤/東運用部分質變理論觀察歷史發展和中國現實，提出：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兩階段論是對西歐發達工業國家的革命的預見，不作為落后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先驗模式；共產主義可能要經過許多階段；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和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兩個階段；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階段性是由事物發展的質變或部分質變引起的。

經過文革的實踐，毛更是確信：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不同質，存在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甚至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也還存在矛盾和斗爭。

在歷史上，秦漢建制，接下來是魏晉的反動；英國資產階級在通過光榮革命確立了它的統治地位后，又過一百多年才建立了健全的議會制度。而他們完成工業革命，戰勝封建主義的生產方式，是在二百多年后。對于一個國家來說，社會形態的轉變通常是在經濟領域發生量變，經濟基礎的量變引發了上層建筑的質變，即革命或改革。隨后又產生不斷的量變和部分質變。社會形態的轉變是一個連續的、不間斷的過程，社會的新質與舊質同時存在，互相斗爭。

在變革中，作為新質的上層建筑，特別是新的國家，對于舊的經濟基礎，起到了推動作用。

單線式的、按部就班的發展只存在于教授們的實驗室中；在真實的歷史圖景中，沒有任何一種文明具備教授們需要的全部發展的要素，歷史上這種長期處于孤立狀態的文明，必將長期陷于停滯甚至滅亡；而落后文明與較高文明的交往，將改變落后文明原有發展趨勢，進行跳躍式的發展。

落后文明的舊形式與較高文明的交往，有三種可能性：

（1）落后文明將加速其原有的發展趨勢，但沒有實現超越原先發展階段的發展；

（2）落后文明跨越一個以上的發展階段，達到牽引它的較高文明所處的發展階段。例如中國歷史上不乏處于奴隸社會甚至是原始社會的少數民族受漢族影響而封建化的例子；

（3）落后文明中的某些特殊因子與較高文明的先進形式結合，從而孕育出一種混血文明，它不但高于原先的發展階段，而且在某些層次上超越了牽引它的較高文明。從本質上說，它是一種新型的文明。

例如，蠻族社會與古羅馬社會的結合，產生了高于兩者的封建社會。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研究了歐洲封建社會形成中的非連續性，揭示了日耳曼社會的交往和跨越式發展。

他指出歐洲封建主義并不完全是從古代奴隸社會里演化出來的，即不是由古代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激化、奴隸起義帶來的結果。歐洲封建制度產生于日耳曼原始公社制度和古代奴隸制下的生產力之間的相互作用，而不是來自于古代奴隸制內部：

“與希臘和羅馬相反，封建制度的發展是在一個廣闊得多的地盤上開始的，而這個地盤是由羅馬的征服以及起初與此有關的農業的普及所準備好的。趨于衰落的羅馬帝國的最后幾個世紀的蠻族對它的征服，使得生產力遭到極大的破壞……在日耳曼的軍事制度的影響下，現存關系以及受其制約的實現征服的方式發展了封建所有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8頁）

馬/克/思進一步揭示了日耳曼部落所有制直接到封建制度的發展中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相互作用的特殊性，“封建主義決不是現成地從德國搬去的；它起源于蠻人在進行侵略時的軍事組織中，而且這種組織只是在征服之后，由于被征服的國家內遇到的生產力的影響才發展為現在的封建主義的。”同時他強調，不能單從占領和一個民族方面看問題，歐洲封建制度的形成取決于兩個民族的相互作用，“再也沒有比認為迄今歷史上的一切似乎都可以歸結于占領這一觀念更普通的了。蠻人占領了羅馬帝國，這一事實通常被用來說明從古代世界向封建主義的過渡。但是在蠻人的占領下，一切都取決于被征服的民族此時是否已經像現代民族那樣發展了工業生產力，或者它的生產力主要還只是以它的聯合和現存的共同體形式為基礎。其次，占領的性質是受占領的對象所制約的。如果占領者不依從于被占領國家的生產和交入的條件，就完全無法占領當地銀行家的體現于票據中的財產…最后，無論在什么地方，占領很快從這中很快到來的生產必要性中可以做出如下結論：定居下來的征服者所采納的社會制度形式，應當適應于他們面臨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如果起初沒有這種適應，，那末社會制度形式就應當按照生產力而發生變化。”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81頁）

由于日耳曼公社具有個體性的特點，不同于古代羅馬公社集體聯合的共同體團結形式，因此日耳曼對奴隸的使用不可能形成普遍的奴隸制度，它在歷史上沒有經歷奴隸制度。

日耳曼封建制度的形成不是由于內部生產力連續性發展造成的生產關系變革，而是在原始軍事組織與被征服地區先進生產力相互影響下形成的，這個歷史交往過程表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聯系是多樣化的，絕非僅僅是直接決定和單線連續發展。物質生產力發展的途徑也不是在一個單一社會單位內按部就班地連續積累起來的。

馬/克/思體會到：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基本矛盾原理還必須這樣來理解：生產力要求生產關系適應自己，但不一定直接在一個民族或社會內直接實現這種要求，生產關系（或生產力）可以來自發生交往關系的其他民族。生產關系或生產力不一定是在一個社會內連續積累和創造的。

落后文明與較高文明的交往，將改變落后文明原有發展趨勢。與此相反，長期處在孤立狀態的文明，可能會停滯甚至滅亡。古代埃及和中國盡管創造出極其燦爛的文明，但由于地理環境特殊，缺乏與異質文明的交往，因而導致長期停滯。

顧準指出：希臘城邦制度，是古代中國所無法想象的。亞細亞社會結構的超穩定性和長期停滯已經表明東方歷史發展過程中存在著獨立于西方的發展之路，東方社會結構停滯的特點，說明東方社會歷史上走著與西方社會完全不同的道路。被當作原始社會的亞細亞社會形式在公有制下已經有了國家，這個事實也證明了它在歷史發展上有特殊性。

世界歷史發展的不平衡，是導致文明系統內部不平衡的一個重要因素。落后文明在先進文明的牽引下實現跨越式發展，形成了新的質后，這種新質仍然會與舊質保持某種連續性。在任何一個時間內，社會的新舊質同時存在且相互斗爭。社會是以次生的、再生的形式，即非典型的形式存在著的。

總而言之，人類社會并不是按“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的順序按步就班地演進的。整個人類社會的演進是一個連續性的、不平衡的、交織著多種形態的過程，可能跳躍前進，可能停滯不前。

無論就人類社會的整體而言，還是就它的子系統（一國或者一個地區）而言，其演進過程縱向地看都不是整體性的，而是以部分質變的方式進行的。社會的演進是一個連續的、不間斷的過程；從橫向看，社會形態是不平衡的。發展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在任何一個時間內，新舊質同時存在且相互斗爭。

七、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嗎？

在上個世紀，共產主義及其實驗原本是人類最大的希望。

透過嚴密的鐵幕，人們所能看到的蘇聯，是鋪天蓋地的標語，巨大的領袖畫像和雕塑，沒完沒了的會議，慷慨激昂的發言等等。于是他們就把這一切當成是蘇聯社會的本質，并且普遍認為蘇聯就是實踐共產主義的典型。

由這種見解出發，許多革命者就以當時的蘇聯制度為師，而反對共產主義者就把蘇聯的種種弊害當作共產主義的錯誤和罪惡來攻擊，最近十年來更把蘇聯的倒臺作為共產主義徹底失敗的最大證據。

其實，蘇聯的倒臺只能證明官僚社會主義行不通，決不能證明共產主義革命路線行不通。

魯迅先生曾經做過一次精彩的講演，他的題目就是：“娜拉走后怎樣？”魯迅提醒國人：娜拉已經勇敢地完成了一次出走，但是今后她要面對的還有很多。魯迅先生半帶調侃半帶沉重地說：“直白地說，就是要有錢。夢是好的；否則，錢是要緊的。”

同樣地，十月革命后的俄國人民已經完成了一次出走，但她今后要面對的還有很多。十月革命自有其偉大的意義，但它只是一個開端，而歷來我們為這個開端賦予了過多的意義。我們以社-會-主-義為十月革-命命名，而歷史賦予它的使命，僅僅在于完成沙皇俄國無法完成的任務，僅僅是徹底破壞原始完整的公社結構，并為形成新的更成熟的社會性固有的完整性準備前提。

歷史發展的不平衡，使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阻礙了落后的俄國的現代化之路，并且在本國產生失衡、脆弱的社會結構，從而使之跨越資本主義成熟階段，直接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但是，蘇聯并沒有擺脫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勞動與資本對立、勞動者與生產資料所有制分離、剝削雇傭勞動，也沒有擺脫資本主義的所有制。

透過計劃經濟的無數縫隙，產生著由于貧窮而導致的原始積累的趨勢；殘余著的資產階級性質的分配方式，成為社會的新的分化的基礎。在這個社會基礎上產生的官僚政治，又助長了不平等及特權、貧富分化，從而背離了革命的目標。

革命先鋒隊掌握政權之后，它的階級基礎必須會發生變化，它必將形成自身的利益，并且不可避免地與整個社會的利益相沖突。最后先鋒隊蛻變成為官僚集團，并有意識地縱容種種不平等的產生，促使小資/本主/義、私人資/本主/義和外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實行非社-會主-義的分配方式。這種“資產階級法權”才是最符合其階級利益的。與其把有限的經濟資源用于滿足多數人的基本需要，不如優先滿足精英的需要。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初期，黨試圖鼓動人民參與“社會主義建設”革命熱情。但是沒過多久，就不得不用物質獎勵取代了底氣不足的革命熱情。

1929年放松了黨員收入最高定額，隨后不公開地取消了最高定額。這件事是黨從一個政治運動向一個社會特權集團的演變的重要標志。1935年開始的斯達漢諾夫運動進一步擴大了工資差別和物質刺激。

1931年，斯大林批評了“左派的工資平等化的實踐”，同時強調貨幣刺激對于培養技能和提高產量的必要性。

1934年，斯大林修正了平等的定義。“每一個列寧主義者都知道”，他說，“在需求和個人生活方面的平等，是反動的小資產階級的愚蠢，而不屬于按馬克思列寧主義”。或許奧威爾就是根據這句話創造出了《動物莊園》的名言: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斯大林提出了“干部決定一切”的口號，這意味著政權的精華是受過良好訓練，得到豐厚報酬的管理者。

在軍隊里，1935年恢復了傳統的軍銜。革命時期的官兵平等風氣已無影無蹤，黨大力強調和對上級的服從。二戰未期，肩章回到了肩上，衛隊也恢復了，政委成為軍事指戰員的從屬，最后，“紅軍”改名為“蘇軍”，從而徹底完成了軍隊向傳統主義路線的復歸。

盡管在蘇聯時代，名義上是公有制，其實也是一種私有制——官僚私有制。那些把持著國有資產的官僚們，盡管在法律上并沒有享受國有資產收益的權利，但是，手中掌握的國有資產越多，他們的個人利益越多。

在蘇聯，特權官僚擁有宮殿式建筑，而工人的住宅造得象牢房，農民還跟小牛和蟑螂一道住在破草房里。豪華的內部商店堆滿魚子醬和法國香水，普通民眾卻為了幾顆土豆而犯愁。修建莫斯科地鐵的共青團員每天在冰水里干十個小時，出身上層的同齡人卻開著爹媽的轎車四處兜風——這就是社會主義蘇聯的真相。

八、歷史已經終結了嗎？

二十多年來，風云忽變，攻守異勢。以前是東風壓倒西風，如今是蘇聯東歐劇變，美國一枝獨大。福山甚至斷言歷史已終結。在他們的心目中，市場制度，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不僅是天經地義，而且是永恒的。

歷史真的終結了嗎？甚至連美國人都不相信。9·11事件后，美國《新聞周刊》的報道，標題就叫做"歷史的終結的終結"。9·11只是一個信號。一個危機的信號。

資本主義給世界帶來了福音嗎？今天生產技術已經達到那么驚人的進步，同時資本主義制度又真正征服了全世界，連一度失掉的地區（那些共產黨統治的工人國家）也收復了，但是大多數人的生活變得怎么樣了？不是更好，而是更不安定，更痛苦。不但在經濟不景氣的時期生活困苦，連經濟繁榮時期里的生活也難免貧困和不穩。

為什么資本主義最終會導向危機？從根本上說，資本主義不是一個和諧的體系。在一個國家，資產階級的富裕，是以無產階級的貧窮為前提的；在國與國之間，先進工業國的發達是以附庸國的欠發達為前提的。

資本主義在大大提高社會生產力、促進經濟進步以及各方面的文明進步的同時，又使直接從事生產勞動的人民（尤其是無產階級）陷入相對貧困（社會貧富差距擴大），同時欠缺生活保障。而且，生產力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發展到相當程度之后，繼續發展的潛能就越來越受到制度的阻礙而不能發揮了。于是出現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大規模失業、爭奪市場的戰爭等等──總而言之，無產階級和一般勞動人民陷入極大的痛若。

飽受這種痛苦的人民遲早會了解這種痛苦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制度內在的矛盾，因而會起來推翻這種制度。當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程度，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會擋住落后國家的道路，這就是為什么社會主義革命會率先在落后國家發生，因為落后國家已經不能在資本主義的道路上發展了。

資本主義不斷制造出對立面，也就不斷制造出自己的掘墓人，自己否定自己。現在，全球資源的缺乏，以及市場的緊張，已經到了極其嚴重的地步，這是由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不理性、不和諧導致的。而這種情況越是嚴重，資本主義就越是要把它的罪惡的天性發揮到極至。

看看精英們所描繪的前景吧！在費爾蒙特大飯店的全球精英們把未來簡化為“20比80”的一對數字和一個“靠喂奶生活”（tittyainment）的概念。未來學學者約翰·奈斯比特分析說，工業時代與它的大規模福利一起，作為經濟史的短暫瞬間將不復存在。另外一位總裁直截了當地指出：將來的問題是“你去吃飯還是變成餐點被別人吞吃”？

我們愿意被別人吞吃嗎？資本主義統一世界，建立帝國，極少數人占有絕大部分資金、資源，而置80%的人類于被奴役、被放逐甚至被滅絕的境地，這種前景是我們愿意接受的嗎？難道我們就不能夠有另外一種前景嗎？

當人民越來越明顯而且大規模地表示反對全球化，這不是恰好證明共產主義理論所指出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在矛盾和歷史發展趨勢是正確嗎？

九、資本主義是一條不歸路

蘇聯的制度只是一種過渡性的制度，如果不能迅速得到經濟上先進的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來支持，就無法避免倒退回資本主義；而蘇聯日益嚴重的官僚主義化，正是促成這種倒退的巨大因素。

以哈薩克斯坦為例。哈薩克斯坦資本主義復辟過程，與其它任何共和國所發生的沒有不同，所不同的只是不加掩飾、更加赤裸裸罷了。自從1991年計劃經濟崩潰以來，經濟調整便開始，這特別受到最富有盜竊性的納扎巴耶夫政權操縱（納扎巴耶夫是哈薩克斯坦獨立共和國的總統，前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推行的經濟政策及其作為，極像新近被推翻的印度尼西亞獨裁者蘇哈托。）

納扎巴耶夫極具危險性的私有化政策，是受國際貨幣基金會和歐洲重建和開發銀行支配的。其著重點落在開發世界市場型的原材料經濟部門。同時，商品加工經濟部門也遭到了毀壞。諸如機器制造業、五金業以及其它重工業部門。共和國200多個最大企業已落在外國公司手中，包括石油、天然氣以及其它冶煉業等等。艾奧弩舉出了一個工業聯合企業為例，這個聯合企業原是蘇聯最大企業之一，由30個企業組成，工人多達6萬。現以一百萬美元賣給了一家英國公司伊斯帕特．卡梅特。另一設備系統是為前首都阿拉木圖供應電力的，價值幾十億美元，卻以五百萬美元被比利時一家公司收購去了。

現時，跨國公司實際上已占有所有經濟領域?從電力部門到交通業到礦產開采。與此同時，整個地區非工業化了。哈薩克斯坦原有60多個小城市，建在特有工業項目及礦區周圍，現在所有這些小城市正在衰退下去。許多地區的人民，在這個礦源富有的國家里，卻沒有了電燈、天然氣和熱源：他們只得在戶外利用篝火煮飯：跨國公司只要從它們利潤中抽出百分之幾付給國家預算局，而它們則可逃避交納出賣給海外公司原材料的稅款。就這樣，國家預算便被奪去數以幾十億美元計的收入了。

多國公司與國際貸款機構控制了哈薩克斯坦經濟。民族資產階級若同多國公司實力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帶有家族性質主要是由納扎巴耶夫、他的家族以及他們的社會核心集團霸占著。

　政府政策已使共和國的人口急劇下降，從1990年的1700萬，下降到1995年的1450萬。根據兩種不同統計，一說是60%人口，另一說是90%人口已經拿不到謀生的最低收入了。至于失業人數，還沒有可靠數字，但可能高達500萬人。據統計，1990年有760萬人在各個行業部門工作。到1997年，受雇工人僅有360萬。工業部門失掉400萬就業機會。哈薩克斯坦經濟政策超越了俄國水平。通過了反勞工法，把危險性高的工業部門工人退休年齡提高到63歲，而他們的平均壽命僅55歲。教育改革卻取消了中、高級技術教育享受免費入學待遇。城市中社區服務的私有化，使社區的生活費用高過了大多數工人所達到的水平。政府正在制訂法律使土地私有化，這就為外國公司征購土地鋪平道路了。

總而言之，哈薩克斯坦正被改造成拉丁美洲和非洲模式的資本主義體制，這種資本主義發展完全依賴世界市場和多國出口的。走在這條道路上的，并不僅僅是哈薩克斯坦。我們看到，中國也走上了這條不歸路。

在改革開始時，設計師們樂觀，自信，甚至驕傲自大；但當他們的政策已經導致了足夠的惡果，使人民開始懷疑整個改革的方向。因此，不管你喜歡還是不喜歡，走資本主義道路能否使中國變成一個強大的、現代化的、獨立的國家這個老問題又一次提上了議程。

我的觀點是：對中國來說，仍同20世紀30年代、50年代、70年代一樣，獨立自主的民族資本主義在今天并不是一個可行的選擇。因為在這條道路上有著巨大的阻力，這些阻力有一些是長期的歷史現象，另外一些是在革命中新產生的，在土地改革和30年社會主義建設中產生的。其中，至關緊要的阻力是現在世界經濟的狀況，中國的國家本質，工人階級的反抗和農民的自給自足也就是貧窮的農民在所分得的小塊土地上的能夠生存的能力。

考慮到世界經濟，改革者的策略是沿著“四小龍”(香港，臺灣，韓國，新加坡)所走的道路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新型的工業化國家。那就是利用本國的廉價勞動力的優勢吸引外部的資本從而建立勞動密集型的日用品加工業。這些日用品是供應世界市場的，它們首先是紡織品以及電子和電氣用具。為了實現這個目的，中國創建了自由貿易區，在這里中國在基礎設施的建設方面投資了數十億，貸款了數十億。他們對本國的加工產品的出口充滿了希望，但是直到現在為止，中國在世界范圍內想獲取一個鞏固的市場份額的努力仍然失敗了。

這個失敗有兩個主要的原因。首先，曾經能夠吸收大部分所提供商品的膨脹的世界市場，現在它的膨脹速度變慢了，在20世紀80年代，是商品的過剩和充斥而并不是商品的缺乏困擾著全球。此時，韓國和其他的“四小龍”跳躍式的快速發展已經結束了。此外，如果不是美國為了建立針對中國的前進基地而進行的兩場長期的戰爭從而為四小龍 (香港，臺灣，韓國，新加坡)提供了經濟上的強有力的支持， 四小龍是不可能走上跳躍式的快速發展的道路的。因為美國在這十年對外戰爭期間對側翼包圍中國的國家進行了大力援助。雖然現在很多中國人由于羨慕臺灣和韓國的經濟發展而得出中國走了錯誤道路的結論，但是他們無法了解的是如果沒有中國的革命引起了對美國的世紀的挑戰，今天就決不會有環太平洋的“四小龍”。

其次，即使快速發展的機會仍然敞開著，即使市場是和往常一樣有很大的吸收力，對于像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它輸出的產品是任何國家都不能吸收的了的。對于一個只有數百萬勞動力的小國來說實行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工業是可行的，但是對于一個像中國這樣擁有幾千萬甚至上億勞動力的大國來說實行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工業卻是不可行的。中國復制環太平洋的“四小龍”這樣的小國的發展模式是不合理的。 只有少數實行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工業的國家取得了成功，這些成功的現在也正在走下坡路，更何況像巴西，墨西哥和印度這樣同樣走這條道路的競爭者因為無力償付外債的而陷入嚴重的問題。

世界銀行的策略是：通過私有化，自由化和向外國投資者讓步從而使得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向國際市場開放;提高本國經濟對世界市場和外國貸款的依賴性。由于無法償還快速增長的外債，大多數國家不得不凍結工人的工資，使貨幣貶值，降低支出甚至是至關重要的福利支出。因此人們的生活水平急劇降低。同時，內需的縮減也破壞了出口國家的經濟，并加重了市場上產品的過剩。所以，這個實行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工業的整個發展策略破產了。

在20世紀的最后十年里，第三世界國家避免經濟破壞的唯一可行的策略是進行多元化的投資，為國內的產品和服務發展國內市場從而降低對世界市場的依賴性。為了實現這個目的，第三世界國家應當進行土地改革，建立漸進性的稅率（累進制稅制），保障工人權力----以前中國所做的，中國在改革前做得很好的工作。但是中國的領導人仍然存有新型的工業化國家這種發展模式的幻想，把希望仍然寄托在一種過時的發展戰略上。對于中國來說，因為國家規模和巨大的勞動力的可用性，這種過時的發展戰略不會為中國提供一個適當的發展框架。

200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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