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革前的中國
與蘇聯相類，文革前的中國是一個控制嚴密的等級社會。在職業和婚姻問題上，家庭出身的限制極其嚴格。在政治上，宣揚劉少奇的《修養》所提出的順從人格。那時候的一個普通工人，工廠里的班組長有權剝奪他的自由和經濟利益。如果他反抗，支持班組長的車間主任就可以根據法規，把他捉將官里去。其他地方無不如此，支書，隊長，辦事處主任，派出所所長都可以是至高無上的皇上。反對他們就是反黨。到了1966年初，則變成了“反對工作組就是反黨”。
在毛澤東看來，新中國舊的一套同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同蘇聯差不多。他說：“資產階級在黨內還有一定的市場，這些人貪天之功為己功，把自己當成黨的化身。他們說什么，就叫黨的領導，相信黨就要相信他個人。他們提倡不講原則，提出無條件服從。不是服從黨中央的正確領導，而是無條件服從直接上級。提倡盲從，提倡奴隸主義。我同他們的分歧，這是一個重大分歧。我不贊成他們保護自己，反對群眾，提倡盲目服從。我一直堅持，只服從堅持革命路線的正確領導，對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要批判。這是政治原則也是組織原則。要按照這個原則來做，并且要讓群眾也懂得，為群眾所掌握。這樣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以及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就繳械了。一個要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一個要保存資本主義的秩序，就是兩條路線斗爭的繼續。”
曹為平回憶說：“現在許多人都在大說文化革命如何如何地對毛主席搞個人崇拜。其實如果要說個人崇拜，文化革命以前才嚴重得多呢！那個時候，全國到處都是大大小小的菩薩，黨組織的每一層，每一個領導干部都被當成了大家必須崇拜的對象。每一個黨員都被看得很神圣。一個最經常見的事實是，幾乎任何時候有了任何成績，都歸功于最直接的黨組織的領導。……認真推究文化革命造神實在不但出于大多數群眾的感情，我們中國在當時也的確必須有毛主席那尊最大的神，否則那么多大大小小的神就不能打倒。許多平時道貌岸然的人物到了那個時候都在毛澤東思想的檢驗下原形畢露了。有的人其實也不過是很一般的人物，甚至是很卑劣的人物，卻要做出一付高貴的姿態來，有的人實在是一些偽君子。”（二）人民自己必須管理上層建筑
早在延安時期，即一九四五年七月，毛主席在回答民主人士黃炎培關于如何克服歷代政權興亡的周期率時，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延安整風運動中，就出現過大、小字報。一九五七年整風、反右派斗爭，這種大民主就具雛形。文化大革命就使這種大民主在更大的范圍內得到運用。
社會主義大民主是毛澤東的偉大創造，無論在民主的范圍和實現方式上都突破了有史以來的一切精英式民主。1959年毛澤東讀蘇聯教科書時說：“這里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
毛澤東明確地提出：“總之，人民自己必須管理上層建筑，不管理上層建筑是不行的。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了解為國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毛澤東主張在關系到普通人的切身重大利益的問題上實行民主，廠長無權解雇工人，工人可以批評廠長，下級可以批評上級，并主張最終消滅一切等級差別，實現人人當家作主。（例如1972年，毛澤東對群眾上訪作了一些批示，記得有：“我們的工廠沒有權力開除工人”等。這個文件發到省、軍級，但傳抄出去后，一些地方反而追查這個“假”文件的傳播）
在毛澤東講話的基礎上，制訂了被概括為“兩參一改三結合”的“鞍鋼憲法”——工人參加管理、干部參加勞動；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干部、工人、技術人員三結合。文化大革命中的“四大”，正是根據毛澤東這一思想實踐的結果。毛主席用革命大批判的方式進一步發動群眾，這就在全國城鄉、各行各業形成新的社會主義民主新形式，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俗稱“四大”，也就是社會主義大民主。林彪在毛主席第六次接見全國各地來京革命師生大會上的講話中說：“這種大民主，就是黨無所畏懼地讓廣大群眾運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串連的形式，批評和監督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機關和各級領導人。同時，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則，充分實現人民民主權利。”“這種大民主，是毛澤東思想同廣大群眾相結合的新形式，是群眾自己教育自己的新形式。”
文革是迄今為止的中國歷史上，也是世界歷史上僅有的一次“大民主”，民眾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批判社會，向現存的政治權力機構造反，建立自己的政治組織，在公開講壇、大字報和報紙上發表自己的不滿和希望等等。大字報打破了官方和文人對文字的壟斷，成為最典型的群眾文化。毛澤東說：有些官僚，怎么樣也打倒不了，結果大字報一貼，上街一鬧，他就怕了。現在看來，這個東西，就跟網絡差不多，是一種低成本、簡單化因而能夠為民眾所掌握的民主工具。在毛澤東看來，這種大民主正是發動群眾管理國家特別是管理上層建筑的好形式。通過它，既可以監督和教育各級領導人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又可以使人民群眾受到自我教育，克服私有觀念。所以，一九七五年修改憲法時，就把“四大”規定為公民的權利。（鄧小平當政后立即把“四大”取消了。八二年憲法同時取消了罷工的權利。根據當時官方的解釋，在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條件下，工人與企業的利益是根本一致的，作為企業主人的勞動者，不可能也沒必要去罷工）
毛澤東向阿爾巴尼亞的客人卡博、巴盧庫說：“過去我們搞農村的斗爭，工廠的斗爭，文化界的斗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這次總算找到了。在毛澤東看來，民主的真正含義，決不僅僅是有些人所熱衷的多黨制和投票選舉。在西方國家，比方說，人們可以在大街上罵總統，可以選總統，但是，當你去公司上班，去餐館打工，就不許你投票了，你的一舉一動都要聽老板的，老板可以隨時炒你，讓你下崗失業。可見，在真正關系到你的切身重大利益的問題上，就根本不講民主了。民主是全體人民參加討論、辯論，關心國家大事。民主精神的實質，不是少數服從多數，而是協商一致，形成超乎個人利益的一般意志。其具體實現方式，不管是以前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集會結社、游行、罷工的權利等等之外，還是選舉，還是網絡，其核心是群眾監督、隨時罷免、公務員領取普通工資等巴黎公社原則。
（三）“大民主”“好得很”還是“糟得很”
對于“大民主”，人民說“好得很”，精英說“糟得很”。一九六七年七、八、九三個月，毛澤東視察了大江南北，以當年描繪湖南農民運動那樣的熱情，描繪他親自發動的這場大革命。他說：“全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整個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形勢大好的重要標志是人民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從來的群眾運動都沒有像這次發動得這么廣泛，這么深入。全國的工廠、農村、機關、學校、部隊，到處都在討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大家都在關心國家大事。過去一家人碰到一塊，說閑話的比較多。現在不是，到一塊就是辯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父子之間、兄弟姐妹之間、夫妻之間，連十幾歲的娃娃和老太太，都參加了辯論。”毛澤東在視察大江南北時，發現群眾管制壞人的威力無比。就總結說，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發動革命群眾組織自己處理。例如，北京大體就是這樣做的。專政是群眾的專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辦法。政府只能根據群眾的要求和協助，捉極少數的人。毛澤東此說確實是石破天驚，幾千年來從來沒有這樣的事。在精英看來，沒了張屠戶，就得吃混毛豬。而毛澤東則相信“三個臭皮匠，頂一個諸葛亮”。
人民群眾到底有沒有自己管理自己事情的能力和水平？楊曦光在《中國向何處去》里，有這樣的描繪：“一月革命后，……沒有官僚和官僚機構，生產力得到很大的解放，煤炭部垮了，煤照樣出；鐵道部垮了，運輸照樣運行；省委各部都垮了，各種工作照常進行。而且工人階級的生產熱情、主動性大大得到解放，工人們在一月份后已管理工廠的情景，真是令人感動。工人第一次感覺到‘不是國家管理我們，而是我們管理國家’；第一次感覺到是為自己而生產，干勁從來沒有這么大，主人翁的責任感從來沒有這么強。長沙紡織廠等地還創造了造反班等無數新鮮東西。城市在一個短時期內，處在一種‘武裝的群眾專政’的情況，大部分工業、商業、交通、城市管理的大權又從走資派的手中轉到了武裝的革命人民手中。革命人民從來沒有像八月那樣以創造世界歷史主人翁的姿態出現在歷史舞臺上。小學生自動充當交通警衛工作，指揮車輛的英姿，湘江風雷、紅中會等群眾組織直接控制部分財經大權的自豪，給人留下難忘的印象。”上面的描述有過于浪漫主義的成份。文革期間確有亂象，也有武斗和死人。但這決不能歸罪于人民自己直接管理上層建筑的原因。恰恰相反，正是在群眾專政不完備的地方，人民才受到了走資派的反攻倒算，才出現“內人黨”之類的事件。在群眾真正發動起來了，生產秩序和社會秩序一直很好。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這難道是壞事嗎，為何精英竟如此義憤？如果誰把選拔到管理崗位作為脫離生產勞動，高工人一等的梯子，難道不應該把他再拉下來，趕回車間里去嗎？不管什么“長”，都應該從工農階級中選拔，并為人民所認可。學校畢業的大學生、大專生，也首先要下車間和工人一樣參加生產性體力勞動，在真正成為工人階級中的一員并為工人們歡迎后，才能干管理工作。管理工作必須真正為生產所需要，不能在擔任職務后作為謀取自己地位和權勢的手段，不能該管的不管，不該管的到處伸手。
文革時期社會秩序好則是公認的，社科院研究員李志寧回憶說：毛時代的政治制度，并不是民主制度。（蔣時代也不是，中國迄未出現過民主制度）。毛時代有很多問題，但并不是說那個時代的人都是壞蛋。那時的人民很純樸，很少有壞心眼，“為人民服務”的說教在當時絕不為人民所反感。正相反，還促使了當時社會生活和諧。那時幫助別人蔚然成風，現在不少青年人笑話雷鋒，但雷鋒在當時并不可笑。現在再要求學習雷鋒，當然很可笑，因為現在和當年，社會意識和社會風氣，已經是兩重天地。當時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應當說比較親切，人們不會互相防范和戒備。人們很容易成為朋友，而且是知心朋友。同住幾天醫院，同住幾天旅館，甚至在火車上聊了一氣，就可能成為朋友，絕不會互相算計、或者在交往中想撈到對方什么好處。老實說，當時根本不會有人想到“制假售假”、坑害別人。社會風氣和社會秩序都相當好，文革前在北京，夜晚一個女孩子上街，根本不用擔心。我們家住在大院子時，甚至都不鎖門。如果聽說什么犯罪案件，好像聽個遙遠的故事，好像在我們個人的生活中、是不可能看到的。那時候拾金不昧，是很普通的事，丟了很小的東西，例如一支鋼筆，都可以在西單失物招領處（北京）找到，也不會有人冒領。那時候，外國人對于在中國丟不了東西，也感到驚訝。當然，中國現在的社會風氣，已經面目全非！中國在世界的眼中，也已成了道德低下、制售假冒偽劣的天堂。所以，不少老人懷念過去，是有道理的，不應當被嘲笑。
反觀鄧小平時代，三天兩頭嚴打，以警察國家代替人民民主，效果如何？全世界都知道中國亂，前天貴州萬人暴動，昨天上海警察局被一介平民襲擊，殺了6個警察，傷了4個，真是天下奇聞。文革不是只有八個樣板戲可看嗎？聽起來就讓人覺得要悶死。事實上民眾的娛樂活動要比這豐富一些，在工廠和農村普遍都有文藝宣傳隊。逢年過節，這些宣傳隊都要表演節目。他們當然沒有另起爐灶的創作自由，演的都是樣板戲。但是演員都是鄰居鄉親，布景都是生活中常見的材料，東家抬飯桌西家扯被面，服飾、道具也都是業余和專業混雜而成。用現在的話說，那是標準的山寨版。其實每一次演出都是再創作，所以大家都還能看得樂呵呵的。后來電影、電視和音樂都豐富起來了，表面上有了多元選擇，實際上普通民眾又陷入了另外一種一元化之中，甚至比八個樣板戲的年代還要無恥。那就是娛樂中的權威崇拜。什么都講專業化，演戲要上學，唱歌要包裝，拍電影要大投資。更重要的是，舞臺被壟斷了。如果說過去是被權力壟斷，如今是被資本壟斷，不是誰都可以重拍《紅樓夢》的，更不是誰都可以在央視黃金頻道露臉。李少紅固然有創作自由，但是能夠像她這樣自由的人全中國找不出幾個，這成為事實上的創作壟斷。而山寨版紅樓夢正是網絡時代的“文藝宣傳隊”。（長平在南都的時評）
同樣地，今天多了很多體育節目可看，但體育運動的門坎越來越高，運動的場所越來越少，國民的身體越來越差；今天雖然用不著各式各樣的糧票，但沒染上毒的食品越來越少……（四）人民民主與無產階級專政
無產階級專政的內容到底包括什么？過去的表述總是強調軍隊、警察、監獄等等國家暴力機構。在主張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同時，又說要加強人民內部民主，仿佛這是兩件分開的事。我們所看到的西方資產階級專政，就不僅僅是（甚至主要不是）軍隊、警察、監獄，而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是選舉和代議體制、媒體和輿論工具、文化生產工業（教育、宗教、廣告等等），是所有這一切組成的體系在維持著該體制的合法性。為什么無產階級專政就只能包括血腥的暴力工具，而不包括它的利益代表機制、它的內部矛盾解決機制、它的文化思想再生產機制？沒有人民內部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集會結社、游行、罷工的權利等等，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就名不符實，而只能算是一種幼小的、有待成熟的無產階級"攝政"。而這種不成熟、不穩定的"攝政"，隨時都可能被篡位、被顛覆，變成修正主義、資產階級和法西斯的專政，而同時蒙蔽人民于黑暗之中。
對毛澤東來說，在人民內部實行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廣泛民主，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之外的東西，而應該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關鍵組成部分。毛澤東說過，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發動革命群眾組織自己處理。專政是群眾的專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辦法。政府只能根據群眾的要求和協助，捉極少數的人。據《王力反思錄》，在林彪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會上傳達的1967年8月4日毛澤東給江青的信中說：“現在文化大革命要解決的首要問題之一就是群眾專政”。這里，他主要強調的是和走資派的斗爭，“如果不實行群眾專政的話，就是走資派來專了群眾的政”。不管毛澤東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了，但他的原則很明確：專政是群眾的專政，而不是專群眾的政。廣大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僅僅靠自上而下的清理不能解決問題，甚至會走向反面。隋文帝、朱元璋嚴厲打擊貪官污吏不但受到了許多人罵，也沒有真正解決問題，隋朝還走向反面而滅亡。朱元璋對貪官剝皮實草，結果有明貪腐之風史上最烈。毛澤東搞“整風”、“四清”，結果沒觸動走資派，反而被走資派整倒了一批左派。很簡單，黨內的無產階級要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走資派，既然作為當權派自然有權，就會打著你的四清旗號整無產階級，整好的干部和廣大的工農群眾。要解決問題還是要靠絕大多數人民群眾的大民主，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揭發社會的黑暗面。
無產階級專政的精髓，在于"四大"民主，階級斗爭為綱的關鍵，在于徹底言論自由。沒有"四大"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專政，沒有徹底的言論自由，就等于放棄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無庸諱言，文革的大民主并不完美，并不徹底。在當時的階級力量對比下，也無從實現徹底的大民主。造反派的組織資源和政治經驗、政治決心都遠遜當權派，造反派所持者，無非是毛澤東的支持這一政治資源。當權派先是措手不及，爾后以放棄領導的手段威脅之，爾后以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手段轉移斗爭方向，以“忠字舞”、“早請示晚匯報”等形式爭奪話語權，最終令造反派的唯一的政治資源也喪失殆盡。在當權派與造反派的較量中，造反派的損失至少是前者的百倍以上。為什么會付出如此慘重的代價？根本原因是階級力量對比，在大多數地方人民沒有組織起來，沒有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是讓官僚集團專了人民的政。文革中左派就是吃了這個虧，凡是大民主不充分的地方，群眾受到的鎮壓就多一些。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實質上無產階級被架空了，只有專政是真格的。毛澤東批“水滸”，說宋江架空晃蓋，真意即在于此。
（五）靈魂救贖的革命
要認識毛澤東的“人民民主專政”在文革中的探索，或許，首先要理順幾十年來已強烈影響人們認識文革的“暴虐”、“專制”，還原歷史的真實。“暴虐”、“專制”的是哪些人呢？所謂文革中的最大冤案劉少奇，用謝富治67年3月24日在公安部的講話說：劉少奇“在47年、48年冀中要打倒一切老干部，那時候叫搬石頭，是毛主席糾正的，63年至64年四清時，在工廠工段長以上干部都要打倒，毛主席主持制訂了23條，糾正這種形左實右的東西，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劉派老婆、親信到學校，把系以上的干部都打成黑幫”，這就是毛澤東在他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中憤怒指責的“五十多天”。斗爭方法戴高帽子是他們搞的，發展到八月中斗小流氓，十萬人大會，其中還有公安人員，小孩子五花大梆，拳打腳踢，后來才打人成風了。——最后這一段話就是指的那些以高干子女們為主組成的“老紅衛兵”——“聯動”（聯合行動委員會），1966年8月前后，在北京搞的“恐怖”，成千條人命遭他們“草菅”，包括海外宣傳的大興縣的屠殺，都是這一背景下的產物。
據說，八十年代初在看守所里，韓愛晶給蒯大富偷遞了一個條子說蒯，你組織打倒劉少奇的活動，是你公民的權利，他們非法關押你，殘酷斗爭你才是違法的。道理應該是這樣。劉整了千百萬人后被打倒（用“民運”一位秀才的話說，劉是整了一輩子的人，最后整到自己頭上），成了“最大的冤案”，那么他整的千百萬人都是正當的，這不是典型的封建政治的宣傳？居然持續了幾十年。劉少奇是怎么死的？病死的。江青是怎么死的？自殺的。到底那個是受迫害？黨內高層6個最能整人的人——劉、鄧、彭、康生、羅瑞卿、周揚，文革中被打倒了5個。當時不打倒這5個人，文化大革命可能就起不來，無非是第二次“反右”（ 57年反右，在基層基本上是鎮壓批評官僚的左派）。就拿彭德懷來說——人們為了利用他來反毛，故意掩蓋他在廬山會議上挨整的主要問題是“里通外國——，1957年，一進北大的門，就要把貼大字報的學生統統槍斃”。陳云說，如果毛澤東1956年去世……，或者說如果讓上述人替代毛澤東，僅一個民主和專政的問題，能比毛澤東做得好嗎？鄧有資格批評毛嗎？先把天安門廣場上染的血洗清了再說吧。
從延安整風到建國后的歷次肅反、到文革時的清隊，毛澤東一直主張“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王力反思錄》中說：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還反復說，我黨七大后犯了三大歷史錯誤，其中第二條就是殺了一個王實味。毛主席的“一個不殺”原則，連林彪、江青、康生也破壞不了。我從報上看到的被迫害致死的老同志，沒一個是槍斃的，全國槍斃了四位烈士，絕不是請示過毛主席的。“他還說，即使證據確鑿的特務，也要一個不殺”。對斯大林肅反所殺的黨內反對派，毛主席還對后來的一個蘇共領導人說過：“這些人不但不該殺，而且還留在中央和政治局就好了。”據《王力反思錄》，“公安六條”首先是毛澤東提出來要搞的，是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通過的。看來不能稱謝富治的“專利”。王力說，毛澤東提出來要搞幾條，主要針對文革初期各地專政機關亂抓人，甚至跑到北京來抓人的問題。在討論第2條時，毛澤東就說過：“批評我就是反革命嘛？我就不能批評嘛？”但是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這樣的條款應該是必要的。以后，尤其是“清隊”后，毛澤東多次強調：“至于寫幾條反動標語，那有什么要緊”。1969年4月5日 ，毛澤東在同謝富治談話中說：“十六條”第7個問題，我就加了一句：在運動中，除了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盜竊國家機密的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處理外，其它一個不抓，一個不殺，一個不關。尤其是在文革的那些年頭里，毛澤東的“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政策，他是年年講，有一段時間，甚至月月講，逢會就講，逢有關文件就強調。清華大學一份矛頭直指文革和毛澤東的《414思想必勝》的作者周泉纓被抓后，毛澤東批評謝富治：他們有他們的理論家們，他寫一份大字報你抓他做什么，我看還是放了好。
毛澤東1975年2月27日對公安部《關于第七批特赦問題的報告》和準備對全國人大的說明（周恩來已經批示）所作的長篇指示，其中這段話： “錦州、大虎山、沈陽還有戰犯，為什么沒有放？……不要強迫改造。都放了算了（他是指報告中還要繼續關押的13名），強迫他們改造也不好……”。——“這些指示，幾乎出乎所有人的預料，很長時間準備好了的材料全部作廢”。對共產黨收押的日本戰犯，毛澤東主張“一個不殺”，當時也是中央大多數領導人想不通的。1956年寬釋返回日本的戰犯，剛登上日本舞鶴港，就發表了《告日本人民書》，表示：“低下頭來，衷心謝罪”。其歸國代表到日本國會請愿，要求政府承認“中國歸還者聯絡會”會員不是“民族英雄”，而是戰爭罪犯。“被判無期徒刑的日本戰犯上村喜賴1976年提前釋放時，請求離境前去參觀毛主席故居”，離境時表示：“感謝中國政府，感謝毛主席，感謝在監獄里與我朝夕相處幫助我改造自新的所有人員”。
張宏良甚至認為，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與世界其它革命最大的區別，就是革命的方法主要是靈魂救贖而不是肉體消滅。英國大革命處死了國王查理一世，法國大革命處死了國王路易十六，俄國十月革命處死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唯獨中國革命，不僅沒有處死集封建皇帝和賣國者于一身的傅儀，并且還把他改造成為社會主義新人，使其從人性異化的靈魂枷鎖中徹底解放出來，完成了人性回歸的偉大過程。有一件小事最能說明是毛澤東賦予了中國革命靈魂救贖的性質，50年代初西藏達賴喇嘛發動武裝叛亂失敗后倉皇出逃，被解放軍鐵桶般包圍起來，毛澤東直接命令前線指揮員悄悄讓開一條道路放達賴出逃。直到今天，西藏人民提起毛主席仍然還是那句話，“毛主席，紅太陽”。可以說，放走武裝叛亂的達賴這個舉動在任何國家都是絕不可能的，當初美國亞特蘭大叛亂已經平息后，為了給叛亂者留下地獄般的歷史恐懼感，在全城居民已經放下武器的情況下，仍然被聯邦政府軍隊一把大火燒得干干凈凈，數千名哀求的老人婦女盡數葬身火海，無一生還。對無辜平民尚且實行滅絕手段，對叛亂頭子會如何慘殺也就可想而知了。可見，達賴能夠活下來，并且還在前幾天獲得了美國總統布什親自頒發的金質獎章，實在是因為領導中國革命的是毛澤東，如果換成其他任何一個人來領導，恐怕達賴至少已經輪回兩遍了。張宏良說，這是中國革命不同于古今中外一切革命的最本質特點。西方文化占有和征服的哲學本質，決定了歐洲革命的肉體消滅方法，包括宗教本身都是采取暴力革命和戰爭的手段完成了自身的凈化，中國革命則是采取了宗教的悲憫情懷和靈魂救贖方法，不是通過肉體消滅的方法，把罪惡連同惡人一起鏟除，而是通過靈魂救贖的方法，在鏟除罪惡的同時把惡人也從罪惡中拯救出來，實現老百姓的身體解放和作惡者的靈魂解放，這是古今中外所有宗教共同追尋的鏟除罪惡的最徹底的終極方法，也是馬克思主義關于解放全人類設想的現實方法。
（六）對國家暴力機器的限制和削弱
文革爆發后，整個司法體制發生了重大變化。毛澤東在文革中再一次強調了“精簡機構”和干部的“半供給制”，這是打擊官僚機構“寄生性”的必要舉措。毛澤東說：“在一不死人二不廢事的條件下，我建議黨政機關進行大精簡，砍掉它三分之二”。一位“九大”代表回憶當時傳達毛澤東的一個講話：“我看不需要這么多監獄，把監獄里這些人放到群眾中改造，這個辦法好，天塌不下來”。1968年12月11日，高檢、高法、內務部軍代表、公安部領導小組聯合向毛澤東、中央、中央文革寫了《關于撤消高檢院、內務部、內務辦三個單位，公安部、高法院留下少數人的請求報告》，被批準執行。謝富治1967年5月5日說：“檢察院完全是學蘇聯的”；1967年11月25日說：“法院這個名稱是舊的東西，沿用國民黨時用的名稱”，“要通過斗爭把原來法院存在的資產階級的封建主義的東西統統搞掉”。并說，17年來這個問題一直都沒有解決的，只有靠造反來解決。同時，公安部發下文件，中斷了和地方公安廳、局的垂直關系。地方專政機關也是萎縮狀，湖北省“1968年將原公、檢、法干部精簡90％”；浙江省革委1968年的54號文件，要求縣級公安機關軍管會人員不少于10—15人。
文化大革命期間，曾在全國范圍內大規模、整建制的撤消監獄、勞改單位，一大批正在服刑的犯人回到原住地、原單位接受群眾的監督改造。之后，留在監、所的犯人和其它在押人員，也經歷了一場監獄史上僅見的“把犯人當人看”的運動。而在之前，全國各地陸續撤消了勞動教養、少年管教等工作。整個司法體制也曾發生過根本性的改革，其中有一個“砸爛公、檢、法”的公案。“砸爛公、檢、法”，這是文革一大罪狀。以至后人往往為賢者隱。據謝富治“八、七講話”中說：“砸爛公、檢、法，毛主席當我面講過沒有十次也有八次”。另據資料記載，1967年9月19日毛澤東在長沙說：“過去好像說，沒有公檢法就不得了，我一聽說公檢法垮臺了，我就高興”（當時有張春橋、楊成武、汪東興陪同）。據此，應該認為，“砸爛公、檢、法”是毛澤東提出的，謝富治也絕對不敢偽造。
現在看來，“砸爛公、檢、法”雖然歷史條件尚未成熟，但是總比“加強公、檢、法”好吧？改革開放后，全面恢復文革前乃至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司法體制，大規模地擴編、擴監。1978年初，第17次全國公安會議，完全肯定了文革前17年的公安工作。1978年末恢復檢察院。1979年重建1959年撤消的司法部（同時撤消的監察部，不久也重建了）。1980年中央政法委成立。1983年中央政治大學成立。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后期華國鋒執政起，幾次大規模的擴大警察隊伍。“全國法院的定員從83年的15萬人擴充到91年的25萬人”。公安部辦公廳楊曄文章：2004年，全國170萬公安干警約占公務員總數的25％，在縣、市一級約占50％。曹為平說：七十年代毛主席已經把許多監獄撤銷了，勞改犯放了，在獄的也給予人道的待遇。我國成了按人口比例監獄最少、犯人最少、警察最少的國家。犯人釋放后也沒有重犯的。如果加以時日，“勞教風”的問題興許早就解決了。可鄧小平剛復辟時，許多知識分子竟然不知道警察國家的名聲丑陋，大吹特吹帝國主義國家的警察如何有權威，指責我國警察太少。所以說如果這些人在1989年吃武警的子彈或拳腳，那是他們自己招來的。不過那年大屠殺中，被害的主要還是工人群眾。方勵之往美國大使館里一鉆不就沒事了？
曹為平回憶：在我國“桃園經驗”幾乎人人知道，至少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都知道，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我才聽說有個“楓橋經驗”，也不清楚詳細內容，只知道是毛主席肯定的典型，被劉鄧封鎖了。現在才知道“楓橋經驗”就是偽《后十條》出籠前于1963年總結出來的。楓橋是浙江一個鎮，全鎮所在區共六、七萬人，不是打擊一大批，不是人人過關，不是人海戰術，不搞神秘化，而是依靠大多數群眾，全鎮總共只整四十多個人，不打人，一個不抓、一個不殺，全部由群眾監督。毛主席作了肯定，“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批示各地效仿。大概父親單位1963年就是照楓橋經驗搞四清的。可就是這樣的好經驗受到劉鄧封鎖，按照楓橋經驗四清過的還要推倒重來。這是“廣泛的教育運動”嗎？1975年1月四屆人大通過的《憲法》中規定：“檢察和審理案件，都必須實行群眾路線。對重大的反革命刑事案件，要發動群眾討論和批判”。大多數地區的實施（寫入憲法前早就開始了），是把公、法部門認為需要逮捕和判刑的嫌疑人的材料印成小冊了，發給各個單位（工廠、大隊、商店、部隊、機關、學校、街道等），交群眾討論、批判，然后收集群眾意見來決定是否逮捕、判刑和判刑的大致幅度，有些重大案件，司法機關還要下到基層單位，直接和群眾討論對案件的認識和處理意見，這是毛澤東式的陪審團制度。
例如1976年鄭州的清明節事件，寫大字報反對一些人利用紀念周恩來的名義攻擊毛主席、黨中央的鄭州電信局職工焦春亮被一些流氓在街上活活打死（清明節事件中全國唯一被打死的人），事后，司法機關確認劉敬為首犯，省委的意見要判其死刑，在印成小冊子交群眾討論時，鄭州肉聯的一些群眾貼出大字報，認為匆匆殺人是“殺人滅口”，要求“刀下留人”。河南省高法負責人到肉聯討論后，劉敬的死刑就擱置下來，在新的中央為清明節事件平反后，劉敬以后就成了到各地演講的“四、五”英雄。而鄧小平時代的開始，是以幾個政治局委員非法抓捕另外幾位政治局委員的宮廷政變為標志的。北大法學教授賀衛方說：“雖然審判‘四人幫’被看作新中國法治的起點，但在實質上違犯了這一基本的法治原則”。既無善因，又哪來善果？在北大法學院院長朱蘇力評馮象的政法筆記中，后者有這樣一句話：“法律正在努力學習爭取成為資本的語言和權勢的工具。”還是鄭大一位法學教授更直接了當說：“你沒有錢奢談什么法律”！在劉涌事件中，專家宣揚“群眾不要干涉司法”，不知道誰更民主一些？
廢除勞教制度。1956年上半年，由于超體力勞動，全國犯人非正常死亡增多，受到毛澤東的嚴肅批評：“有些人只愛物、不愛人”，“不要想在勞改犯人身上搞多少錢”，“把犯人當成勞役，只有壓服”。文革全面展開之始，勞教等制度就成為造反的對象，勞教制度于1955年肅反時建立，1966—1970年，全國各省、市、區陸續宣布撤消勞教、少年管教和強制勞動等工作，1969年后一些省“普遍實行”對“無帽就業人員實行民主管理”。鄧小平當政后即恢復“與強制勞動改造場一起收容打砸搶分子”（即造反派）。原收容遣送制始于1951年，文革期間廢除。1982年明文確立，“尤其是自1991年開始，收容遣送制度的性質已明顯從福利救濟轉移到了強化政府行政管理職能方面，這種轉變導致了一些地方和部門對收容遣送制度的濫用。”終于以一個“孫志剛事件”才有了一個改變。
嚴禁法西斯的審查方式。據《毛澤東傳》，是1972年12月，毛澤東對原鐵道部付部長劉建章妻子劉淑清來信的批語：“請總理辦。這種法西斯的審查方式，是誰人規定的？應一律廢除”。來信反映的“法西斯審查方式”具體所指是什么呢，據《湖南省志政法篇、審判》記載，是“反映北京某監獄一天只給犯人放風30分鐘，喝三杯水等問題”。周恩來隨即批示，讓劉保外就醫，并要求公安部會同北京成區再做一次徹底清查：“凡屬主席指示的這種法西斯的審查方式和虐待、毆打都需列舉出來，再一次宣布廢除，并當著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當依法懲治，更容訴犯人控訴”。之后，公安部提出了35條措施。鄧小平時代的做法則相反。以“嚴打”為例，1981年中央提出依法從重從快的“嚴打”方針。“我國先后于1983、1996和2001年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3次‘嚴打’集中統一行動和連續不斷的各種專項斗爭。”“可以說‘嚴打’是貫穿于20年來我國刑事司法實踐的一條主線。”
鄧小平說：“刑事案件、惡性案件大幅度增加，……原因在哪里？主要是下不了手”，“必須依法殺一批，有些要長期關起來”。鄧小平決定“嚴打”的83年7月19號談話中說：“那一次政治局會議討論打擊經濟犯罪問題，講到從重從快從嚴時，有同志冒了一句，說還要搞準。我說，沒有準不準的問題，……有什么準不準的問題？是下不了手！”對公安部報告中說“要多作教育、疏導和預防犯罪工作”時，鄧小平批評說：“這樣四平八穩解決不了問題。”他說“搞得不疼不癢的不行”。——這其中有同志講“準”的問題和公安部的“多做教育”，顯然是毛澤東時代的“老調子”，不符合鄧的風格。此公居然自稱是人民的兒子，人民哪來對自己如此狠毒、對友邦如此親善的兒子！83年“嚴打”殺了多少？恐怕要以萬計。其中有多少是不該殺的？“根據聯合國經濟與社會理事會秘書長關于死刑的第6個五年報告的統計，中國在1994年至1998年執行死刑12338起，并指出中國是所報道執行死刑最多的國家”。現在媒體已認為，第一次“嚴打”時，全國人大通過的《關于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中第一條……，就“為濫用死刑打開了閘門”。
83年“嚴打后”，僅上海就上萬名罪犯送往新疆、青海，各地也都不在少數，天津注銷了成千的勞改釋放人員的城市戶口，“送邊遠地區”。“嚴打”也使酷刑、虐犯放開了手腳，進口警、械具提供了虐犯的“玩具”，各地在刑偵實踐中還發明了不少刑訊“專利”，即使對錯“掉”進去的同行也不客氣，也包括類似宣傳中對張志新那種臨死前控制說話的殘酷手段。近日又報導的景德鎮市第二看守所被關人員按送錢分坐牢檔次。牢頭獄霸打死人事件，這是今天各地看守所普遍存在的現象。這類事情的報導已經不少，尤其是孫志剛事件曝光前后。
公安部主辦的《公安研究》2004年第7期發表云南省公安廳長江普生的文章說：“綜觀20多年嚴打整治斗爭的歷程，出現了這樣一個怪圈，即：發案、破案、抓人；發案多、破案多，抓人多，發案更多，破案更多，抓人更多。簡而言之，就是“打不勝打，防不勝防”。這當然是“胡溫新政”的“新思維”，借一個地方警察頭子發表出來。鄧小平也認為：“只靠打擊并不能解決根本的問題”。“翻二番，把經濟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徑”，如今，按官方數字，經濟已翻了二番，而刑事犯罪翻了更多，更多的番，世界上還沒有靠把經濟搞上去來根本解決犯罪問題的先例，也不會有后例，屬常識問題。
《王力反思錄》說，1967年夏天，在文革斗爭最高潮時，也是軍隊最起作用時，毛澤東卻要搞起“第二武裝”，1967年7月18日在武漢召集周恩來和武漢部隊負責同志談話時說：“為什么不把工人學生武裝起來，我看你們要把工人、學生武裝起來”。毛澤東夸獎造反派“鋼工總”修工事很好。為回答林彪提出的搶槍問題，8月4日在給江青的信中毛澤東主要強調二點：一是武裝左派；二是群眾專政。當然王力是為了迎合鄧而批評毛的，那么如此聯系起來，王力不是說毛澤東要顛覆這個國家了，那只能是指這個國家機器，實踐馬克思的觀點，用武裝的人民代替常備軍。既然國家機器存在一天就不會根本改變壓迫人民的本質，那么對付它的唯一辦法就是群眾專政，就是武裝人民。對外，它可以代替常備軍的一般職能（除戰略武器和特殊高技術裝備的控制外），什么靠“科技強軍”打贏，那是哄小孩的，中國人民克敵制勝的法寶根本靠的是“人民戰爭”。對內 ，它基本代替原有專政機關的一般功能（可以有一定的專業技術，組織相補充），人民自己也需要“改造自己從舊社會得來的舊習慣和壞思想”。有人說全面內戰，法國大革命不是內戰嗎？美國不也規定公民有持有武器的權力嗎？全民皆兵不是壞事。阿爾巴尼亞是極小的國家，原來也是全民皆兵。1997年阿爾巴尼亞人民造反，一下子從武器庫里奪取了一百萬件武器。并且迅速流到了1912年在英法俄操縱下被塞爾維亞并吞的科索沃，從而為阿爾巴尼亞人民收復失土實現民族統一提供了現實性。現在他們繼續在為此而斗爭。全民皆兵不但有利于抵抗外敵入侵，也是有利于回到社會主義道路上來的。
毛澤東認為人民要武裝起來。在1958年他就肯定了大字報，稱之為最有力的武器。六十年代又再三強調在農民中要建立貧下中農協會。他始終強調全民皆兵，要建立民兵，民兵要把組織落實放在第一位。文革中工人們撇開了福利工會自己組織起來了，毛澤東肯定了上海工總司和其他地方工人的組織。民兵得到了重建。而劉少奇鄧小平所代表的黨內資產階級實際是反對民兵的，或者強調現代化戰爭軍隊要“正規化”不需要民兵。或者把民兵歪曲為生產隊，或者把政治放在第一位，實際上要民兵服從于他們的政治。鄧小平上臺不久就在實際上取消了民兵，武器都被悄悄收走了。在鄧小平時代，根據中央（1982）30號文件，解放軍地方部隊改為武警部隊（上世紀五十年代就是公安部隊），以后又陸續將一些“裁軍”的野戰部隊劃入，其輕兵器等裝備方面有些已高于野戰軍，說明軍隊的主要使命已經發生變化，從一支對外的軍隊轉為對內的軍隊。但是，武警卻沒有經受住第一場重大的考驗，“6.4”后，武警部隊的整個領導班子全調換，本來應屬他們的任務，卻不得不調動整建制的野戰軍來完成。
（七）國家機器的更新
所謂到了共產主義階段國家消亡，不是指廢除國界，世界一家，而是指國家機關這一套階級統治的工具消失了。馬克思主義指出，國家機關（就是政府官員、軍隊、警察、法院、監獄等整套東西）不是人類社會在任何時代都有的，而是社會分裂為階級之后，為了實行一個階級對其他階級的統治才成立的。即使在號稱為平等、自由、民主的社會（例如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形式上國家權力來自全體人民授權，一切國家機關最后都要向人民負責，但只要社會還有階級差別，實際上國家權力也是操持在某一階級的手上，是壓迫（統治）其它階級的工具。如果階級差別消失了，國家機關自然也要因為沒有需要而消亡了。也只有到了那時，國家才能夠消亡。那時候，社會上的物資非常豐裕，可以滿足人人的合理需要，而一般人都有很好的教養，不會自私自利或貪得無厭，也不會使用暴力跟別人爭斗。即使有極少數的例外情況，也可以靠有關的人或者湊巧在場的普通公民用集體力量來處理，而不需要設置專職人員（官僚軍警等）來維持社會秩序。這樣的共產主義社會真能實現嗎？可以相信，也可以不信。那是另一個問題，但如果像斯大林那樣，一面自稱相信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一面又說在階級消失了之后還有必要保存國家，甚至還要加強專政，那就是自打嘴巴。國家向來是少數人用來永久壓迫大多數人的工具，而無產階級所需要的卻是大多數人（勞動人民）暫時壓迫少數人（剛被打倒的剝削者）的工具。少數人為了壓迫大多數人，必須有一套脫離群眾、高高在上而且特別武裝起來的國家機關。但是大多數人為了鎮壓剛被打倒的少數剝削者，卻可以由群眾自己來執行，不需要那套脫離群眾、高高在上的特殊機關。
不過現在共產主義已經沒有多少人相信了。例如曾經是黨的高級干部的顧準就說：“我們實際上不可能做到人民當家作主，那一定是無政府。奢望什么人民當家作主，要不是空洞的理想，就會淪入借民主之名實行獨裁的人擁護者之列。要知道，人家讓你讀六本書，讀巴黎公社史，目的就是讓你反對兩黨制啊!” 顧準說：社會日趨復雜，國家機關不能沒有，打爛 (其實是取消)國家機器是辦不到的。“不要奢求人民當家作主，而來考慮怎樣才能使人民對於作為經濟集中表現的政治的影響力量發展到最可能充分的程度。既然權威是不可少的，行政權是必要的，問題在於防止行政權發展成為皇權。”顧準不無道理，直接民主，在文革時期有所實行，結果如何，還要再研究。不過兩個政治集團競爭就那么好嗎？如果這兩個集團，實際上都是代表同一個階級呢？這跟民主有什么關系？直接民主跟一黨制不是掛鉤的，誰說直接民主就一定會一黨制？正相反，直接民主并不排斥思想斗爭和政治斗爭。誰人不想要兩黨制？只怕不是毛澤東，而是官僚吧。是誰禍國殃民最甚？是毛澤東和他的近臣，還是那幫子地方官僚？只怕也是后者吧。如果不能打碎國家機關，那么，至少要使它真正是一個國家機關，而不是少數人謀取私利的工具。所以問題不在于實行兩黨制和代議制，問題在于，由誰來實行？如果由人民來實行，那不是直接民主是什么？直接民主可以叫做蘇維埃，也可以叫議會。如果是由資產階級來實行，那么，在兩極分化極為嚴重的社會里，這是可能的嗎？這樣一種民主，能夠喚起群眾的熱情嗎？我相信顧準自己也不敢跑到大街上對群眾說：你們想當家作主，這是妄想！你們天生注定要當奴隸，只不過可以請求主人多施舍幾口飯！
我還是贊同毛澤東的話：“人民自己必須管理上層建筑，不管理上層建筑是不行的。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了解為國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人民民主雖然不是勞動人民奪取政權后一下子就完全做得到的。但一開始就必須采取種種辦法向這目標前進。辦法包括：所有主要官員都由勞動人民選舉產生，隨時可以由群眾撤換，官員的工資跟一般工人相等，立法權與行政權合一，盡量讓所有勞動人民都能夠監督并有機會直接參與政府的工作，在軍隊與生產單位和工農群眾組織之間建立密切的聯系，積極發展民兵制，逐步取代常備軍，等等。正因為這樣，所以說工人國家是一成立就開始消亡的國家。如果不是這樣，就不能防止官員們變成騎在勞動人民頭上的官僚，篡奪勞動人民的權力，阻止共產主義的實現。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澤東給林彪的信寫道：“只要在沒有發生世界大戰的條件下，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條件下，很可能也成為一個這樣的大學校，除打仗以外，還可做各種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八年中，各個抗日根據地，我們不是這樣做了嗎？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教四清運動；四清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斗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但要調配適當，要有主有從，農、工、民三項，一個部隊只能兼一項或兩項，不能同時都兼起來。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樣，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那樣。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以上所說，已經不是什么新鮮意見、創造發明，多年以來，很多人已經這樣做了，不過還沒有普及。至于軍隊，已經這樣做了幾十年，不過現在更要有所發展罷了。”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毛澤東這個指示，反映了毛澤東的一種新政治理想，很有研究價值，很有歷史意義。可惜，由于各種原因，毛澤東放棄了這一全新的政治思路，又回到了列寧主義立場。在筆者看來，五七指示是一個全新的政治思路，主要是林彪在軍隊實踐的，對這種大學校模式，林彪有無把他作為全國的政治模式來考慮是不清楚的，但從九大前后軍隊的主導性來看，林彪未必無此想法。如果把軍隊大學校模式上升到全國性政治模式，卻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創新，徹底擺脫了政黨政治模式。
張春橋持掌市委大權后，把這次奪權自比為巴黎公社、十月革命，把全市的政權機構叫新上海人民公社。后來，他了解到毛主席將要組建北京人民公社，又把“新上海公社”改為“上海人民公社”。毛主席經過深思熟慮，把張春橋叫去，問了一系列問題：“如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國務院叫什么？中華人民共和國叫什么？是不是也要改成中華人民公社呢？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是否叫中華人民公社主任或者叫社長？”還問：“如果叫公社，黨怎么辦呢？黨放在哪里？”這是提問，又是商榷，說明毛主席當時確實考慮過國家政權和國家名稱的創新問題。從他把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稱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起，他就在考慮新生的政權如何繼承巴黎公社的歷史經驗和永恒的原則。馬克思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時指出，無產階級絕不能接受資產階級的現成的國家機器，而必須把它徹底打碎。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政權在正確路線下要更新，就不能把原有的政權“徹底打碎”，只能是部分打碎。公社的原則要發揚，公社的名稱需思量。毛澤東還是回到現實，尋找新政權的恰當名稱。他說：“還是叫革命委員會。”張春橋回到上海，于二月二十四日把“上海人民公社”改為“上海市人民革命委員會”。從此，革命委員會就成為新政權的名稱。
一九六八年三月，毛主席在審閱和修改兩報一刊社論稿《革命委員會好》時，把原稿“‘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就是把毛主席所提出的這三個方面在組織上緊密結合在一起，以便更加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需要，更加適應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需要。”毛主席在“所提出的”之前又加上“總結群眾的經驗以后”幾個字。不難看出，毛主席對群眾的這一創造是何等尊重和肯定。由此可以看出，作為臨時權力機構的革命委員會，確實是毛澤東繼巴黎公社的政權形式、十月革命創建的蘇維埃政權形式和我國一九四九年新中國建立的政權形式之后，又一次關于無產階級新生政權形式的偉大嘗試。它和社會主義大民主一樣是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創造。把革命委員會看成是“否定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文革’產物”，是沒有根據的。既然是臨時權力機構，自然就有一個從舊到新的過渡。實際上毛主席領導完成了這個過渡。這是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學說的重要發展，是我們重新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最好借鑒。那種貶斥革命委員會的論調，實際上是在貶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八）只有人民才是歷史前進的動力
1968年7月28日，文革轉入退守階段，韓愛晶等造反派領袖受毛澤東接見，韓愛晶鼓起勇氣問了一個“有關中國前途的大問題”：“毛主席，我想請教您一個問題，再過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國出現了分裂，你也說自己是毛澤東思想，他也說自己是毛澤東思想，出現了割據混戰局面那我們怎么辦？”這實際上是問毛澤東的身后安排，江青聽了很不高興，毛澤東卻毫不回避：“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滅，全國人民是滅不掉的，不能把中國人民都滅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脫離工人、農民、戰士，脫離生產者，脫離實際，對修正主義警惕性不夠，不修也得修。”
遙想當年，造反派在毛澤東麾下，披堅執銳，一呼百應，是何等的意氣風發！然而，一旦毛澤東辭世，當權派一場小小的宮廷政變，就把他們“鐵帚掃而光”了。甚至在大本營上海，也沒有放一槍，民眾的冷漠一至于斯！這是為什么呢？造反派當初之所以得到民眾支持，乃是因為他們以人民民主為目標，對官僚政治的抗爭和顛覆。而文革的失敗，恰恰是因為民主目標沒有實現。到文革中后期，造反派并但沒能取代當權派，解決“換班子”的問題；而且自我孤立，內斗不斷，部分人甚至迅速蛻化，腐敗程度比老當權派有過之而無不及。又怎么能不失去民心呢？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造反派的階級意識和組織程度，尚未成熟到可以取代官僚集團、實現大民主的程度。
既然歷史條件尚未成熟，那么，造反派對官僚集團的抗爭是否毫無意義呢？文革的大民主實踐是否失敗了呢？那也未必。毛澤東是不在了，文革是失敗了，但是官僚集團也得到了教訓。當他們板起臉訓人的時候，也會想起牛棚的滋味了。他們不得不作一些讓步，給予民眾一些權利。甚至到現在，“文革”、“毛澤東”這些字眼還是他們揮之不去的惡夢，還是懸在他們頭上斯摩達利劍。
文革把懷疑主義、理性主義、平等主義和個性主義的文化啟蒙因素深深地播種到民族的精神中，為中國播下了走向全面改革和偉大文化解放的火種。文革前的蘇聯式官僚主義體制一去不復返了。而沒有經過文革鐵帚清掃的蘇聯東歐國家，無不在世紀之交遭受慘敗。三十年來，雖然不準講階級斗爭，雖然取締了大字報，雖然從憲法中抹去了游行示威和罷工自由的條款，但是，民眾卻越來越清晰地回憶起毛澤東生前所曾預言的“資本主義的全面復辟”，“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等等。這些話語盡管當時很少人真正理解，但已經深深種植于民眾的心中。直到現在，毛澤東主義仍是民眾與官僚集團斗爭的主要思想武器。
在中國歷史上，往往要經過改朝換代，天街踏盡公卿骨，精英階層才會作一點點反思，作一點點讓步。文革前的中國也是如此。在官僚政治下，民間基本上處于“政治無意識”狀態，也無法通過程序選舉等方式來產生政治平衡力量。一般說來，只要沒有戰亂，只要上層不發生分裂，就無法打破這個超穩定結構。所幸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借助其個人權威，發動起特殊的大民主運動，形成了政治平衡力量，并激發起民眾的政治競爭意志和政治意識。文革死的人再多，能比得上“天街踏盡公卿骨”的農民起義？在這個意義上，大民主運動確實是取得盡可能多的成就，盡可能減少社會為此付出的代價，即所謂的“成績最大，代價最小”。
三十多年過去了，中國最大的損失是毛澤東的逝世，最大的成就，則是人民從實踐中認識到走資派的真面目、認識到毛澤東的正確。毛澤東說得好，“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文革要“過七八年再來一次”，后來又曾經說過“一個世紀來三到四次”。無非是通過周期性的大民主運動，激發民眾的政治意識，形成新的政治平衡力量，不斷沖擊官僚體制，促進社會進步，最后實現質變。除此之外，是沒有捷徑可走的。今天要建立人民民主政權，實現民族復興、社會公正，除了寄希望于人民，寄希望于歷史，沒有第二條道路。何新在《論文化大革命與毛澤東晚期思想》里說：“在毛澤東的歷史觀中，具有一種民粹主義（或曰民本主義）的傾向。他無條件相信‘群眾’……蔑視精英。”甚至說：“不理解毛澤東的這種民粹主義歷史觀，對文化大革命是無法理解的。”何新本是高知出身，多年來隨待鄧、江身邊，腦子里充滿了“精英”的高貴，自然是無法理解“群氓”的。
毛澤東是無條件相信群眾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日，毛主席就批評了這種糊涂思想，說：“有些同志忽然把農民看得很高，以為農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農民甚至比工人階級還高，是老大哥了。”針對不要商品生產的錯誤思想，毛主席進一步指出：“這是對馬克思主義不徹底、不嚴肅的態度。這是關系到幾億農民的事。”一向信賴人民群眾是毛澤東不變的信念，隨著人民政權的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條件日益成熟，毛澤東這種信念也就日益強烈。文化大革命就是他以自己的崇高威望為人民群眾當家作主創造的前所未有的條件。在精英看來，知識精英的任務，是設計出最優的制度藍圖。而政治精英的，就是說服人民接受這個制度藍圖。的確，民眾的階級意識和組織程度，尚未成熟到可以取代官僚集團、實現大民主的程度。但是，無視人民的參與，精英的民主難免淪落成是由選舉選出民主“暴君”或專政貪腐的權力寡頭。知識精英們往往以為可以按照他們設計好的藍圖去改造這個社會，結果卻把事情弄得一團糟。僅僅制憲并不意味著歷史的終結，并不意味著一勞永逸，因為憲法的實踐還需要人民力量的不斷成長，因為統治者并不會自動接受憲法和法律的約束，統治者為了他們的利益往往會將法律和制度棄之如敝履。而人民力量的成長是一個極為艱難和漫長的過程。所謂民主歸根到底是人民力量的壯大，是人民和統治力量對比的平衡，是人民可以和統治者進行討論和談判。民主并不是一紙憲法和法律，民主是一個具體的斗爭和實踐過程。從根本上來說，是人民力量不斷成長壯大的過程。沒有人民大眾的普及教育，沒有人民政治、經濟力量上的發展，就沒有民主。
毛澤東反對任何形式的制度決定論，反對任何由精英事先設計的藍圖——無論是共產主義藍圖還是美式民主的藍圖。民主不是一種制度，而是漫長的歷史進程，人民是這一進程的主體。世上沒有救世主，人民會自己走出一條路來。毛澤東生前已經預見到（文革）“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搞得不好，后代怎么辦，就得血雨腥風了。”如今尚未出版的主席給江青的信中，他預言右派會上臺，但同時也說：“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于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結論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風之谷）2008-12-1
《毛澤東主義與21世紀》
第一章、毛澤東晚年實踐
1.1 站在21世紀的高度重評文革和毛澤東
1.2 鄧小平七宗罪
1.3 毛澤東是改革開放的奠基人
1.4 毛澤東論抗美援朝
1.5 毛澤東談為什么要發動文革
1.6 毛澤東臨終的日子
1.7 江青謀害毛主席？
1.8 是誰在開歷史的倒車
第二章、毛澤東晚年理論
2.1 法權、商品制度和社會分工
2.2 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斗爭
2.3 毛澤東人民民主專政的歷史經驗
2.4 共產主義與人的革命
2.5 唯物辯證法終將代替形而上學
第三章、展望21世紀
3.1 二00八備忘錄
3.2 通往人民民主之路
3.3 千萬不能丟掉筆桿子
3.4 九問左轉派
第四章、毛澤東風采
4.1 毛澤東評點古代軍事家
4.2 毛澤東說原子彈也是紙老虎
4.3 毛主席談新聞工作
4.4 九月九話毛澤東的詩歌
4.5毛澤東說，跟斯大林這樣的人要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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