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亞民：我早期的工人生活和斗爭
 

1．上海的學徒生活

　　我原名朱永林，老家在常州戚墅堰石家橋。舊中國軍閥混戰，民不聊生，農村破產，人民貧困。我家和許許多多小城鎮居民一樣，生活極端困難，想方設法到上海去尋出路。祖母、母親在上海先當奶媽，后做傭人。父親在上海碼頭做苦工。幾個叔叔也在上海學生意當工人。我14歲時，虛報了2歲年齡，進上海中華書局印刷廠當徒工。
　　上海中華書局，在當時是僅次于商務印書館的大企業。它是辛亥革命后，由浙江桐鄉人陸費逵創辦的。他以“完全華商自辦”為宗旨，出版新學制教科書等與同行業競爭，頗有聲望。
　　中華印刷廠的學徒工，第一年每月工資7元，第二年9元，第三年11元。工作從上午8點到下午5點30分，共8個半小時。超過這個工時是“加班”，下午5點30分到8點30分，為“半夜工”；到晚上9點45分，為“三角得”，即四分之三工資；到11點為“全夜工”。通夜工有半天休息。老師傅的工資相當于最低學徒工的1倍至2倍。鬧工潮后，學徒工工資增加到9元、11元和13元（滿師）三種。
　　我們這些剛從鄉下來上海的學徒工，沒有家庭，廠里又沒有食堂，吃飯都吃“包飯作”。每月約4元、5元、6元不等，菜一般化，飯能吃飽。中華書局職工大多住在民厚里、嘉禾里、正明里等石庫門房里。這些住宅都是房地產老板購地建造的，他們租給二房東后再出租給三房客。一個石庫門洞，要住好多戶人家。有錢的老師傅2個人租一間，也有單獨租一間的。租一間至少在6—8元，相當于我們學徒工一個月工資。我們這些學徒工只能幾個人住一間，每月2元房租，早收夜鋪，連一張床也沒有。
　　從表面上看，我們學徒工每月工資不是很少，但這些工資付了飯錢和房租就所剩無幾了。如果生病歇工就更困難了。零花錢要靠加班工資。我除了身上穿的，有幾件替換衣服，幾乎一無所有，真正是無產者。在上海，像我這樣的學徒工還算好的哩，有的連工作也找不到，或者做些臨雜工，每月拿五六元錢，只能去住棚戶。上海這個國際性大城市，對少數地主、資本家、買辦等有錢人來講確實是天堂，而對大多數勞苦大眾來說，就是地獄。
　　印刷廠工資高的工種，都要有文化的。我文化低，只能做低工種活。自己印的書看不懂，只能看些連環圖畫一類。為了學文化，我與中華廠的一部分工人一樣，上完夜班，就去夜校讀書。為了加8點半那一班，我就到曹家渡的肇基中學去上夜校。因為這個夜校要9點多鐘上課。從工廠到學校要走30—40分鐘，我一下班就跑步趕去，讀完書回家已12點，每月學費2元，相當于我的加班工資。教我們書的也是些失業的窮教師，有的是大學生。我就靠在“夜校”的學習，打下了一些文化基礎。那時，中華書局出版的書刊雜志品種多、范圍廣，我利用休息時間，常到圖版科倉庫里去看書，也得到了不少有用的知識。

2．到中華書局香港分廠

　　我在中華印刷廠做學徒時，開始在名片課。1931年8月鬧工潮后，名片課合并到零件課，就到了零件課，主要印刷名片、有價證券、封面、商標等。
　　1932年孔祥熙任中央銀行總裁后，中華印刷廠開始了印鈔工作。我曾被廠里派到上海外灘的中央銀行里專門印鈔。鈔票是美國印鈔公司印的，我們只是加印“簽字”和“印章”。1934年，中華書局正式承接中央銀行角票印刷。1935年到1938年，中華書局印鈔業務大規模擴展，成了國民黨政府的主要印鈔工廠，這個企業由于孔祥熙控制的股本占多數，實際也成了官僚資本企業。我成了中國第一代的印鈔工人。
　　“一二八”事變后，上海局勢越來越不穩定。中華書局印刷廠加快向香港分廠轉移。香港分廠建于1933年夏，廠址在九龍北帝街即與有名的古跡“宋皇臺”和啟德機場很近，占地20余畝。廠房建筑除裝訂課等少數幾處兩層樓外，其余都是平房。抗戰初期又新建了3000余平方米的三層樓和其他一些平房，供滬廠印鈔部遷港使用。港廠所用的部分機器從外國購進，部分人員從上海總廠調去。
　　中華印刷廠要轉移香港，開始好多工人不愿意去。說香港物價高，有瘴氣。老板用優惠條件動員工人去。我是1936年9月到香港的。到了香港，上海去的長工，每月工資港元30元到40元，免費住工廠宿舍。像我這樣的長工，帶家眷在香港可勉強生活了。所以，我把愛人潘蘭珍從常州接了來。
　　香港與上海不同的是，香港是自由港。市場物價起伏大。貴了，東西就多起來了；賤了，就少起來了。另外，香港并不限制進步刊物的出版發行，那些進步人士如陶行知、張一麟等經常發表愛國進步言論，不像國統區“沒有槍桿子就沒有發言權”。香港政府表面上不管中國人的事，中國人由華民司管理。有趣的是，我們到了香港后，上海灘上為我廠服務的那些“包飯作”也跟著遷到香港來管我們的飯，價格每月8港元，比上海貴了些。
　　到了香港分廠，我在輔票課工作。中央銀行的鈔票原來都是美國鈔票公司、德國德納羅公司、英國華德羅公司印的，中華書局開始只印輔票（角票）。中華分廠印鈔部遷到香港后，由于孔祥熙的關系，中央銀行的部分鈔票慢慢地轉移到我們工廠來印。但開始印的是1元版，10元版還是美國印的，我們還只加印印章和簽字。抗戰開始以后，中華書局香港分廠事實上成了國民黨政府的主要印鈔工廠，是國民黨政府金融機構的要害企業。
　　當時，中華書局的印鈔設備和技術在全國也是第一流的。陸費逵重金聘用日本留學的技術專家，在圖樣設計、雕刻制版方面，都有創新。例如“壹圓”正面用“萬古長青”圖，背面用“孔子問禮于老聃”圖。兩面四周配有古色古香的邊框，具有民族傳統文化的造型特色。印鈔工藝從雕刻、制版到凹印、凸印都是流水操作。每個印刷課之間都用鐵絲網隔離，上道工序與下道工序，分工明確，連接嚴密，道道把關，一張也不會有差錯。如果印壞了也可在松香水里一浸，去掉圖案再印。主持香港分廠的總管是上海印刷廠的周開甲，管理十分嚴格。我們工人遵守操作規程，在生產勞動上是十分認真和負責的。

3．誰來維護工人的利益？

　　上海中華印刷廠是中國共產黨最早活動的場所之一。1919年，李達同志就在中華書局任編輯工作。大革命時期共產黨非常活躍，廠黨支部和工會，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中，發揮了先鋒作用。我剛進廠時，廁所里還能隱約看到“打倒帝國主義”、“共產黨萬歲”標語的痕跡。
　　1931年8月，我進廠不久，廠里成立了上海市出版業工會中華書局分事務所。當時物價上漲，工會代表要求廠方增加工資。資本家借口生意不好，拒絕了工人的正當要求。工人提出抗議。資方借故開除了工會事務所的工人。工會就發動工人抗議和怠工，并組織部分工人到市政府去請愿。資本家利用“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許多工人逃難，把工會骨干開除掉。廠方說：“在上海灘找100只狗不容易，找100個工人可以挑挑揀揀，”還威脅說：“搗蛋的一律不加工資，還要開除。”資本家一方面開除罷工骨干，另一方面又宣布把學徒工工資加到9元、11元、13元（滿師）。這一打一拉的手段十分毒辣。那些組織領導工人運動的工人被開除，使我很難過。他們為全廠工人的利益，犧牲了自己的利益。我開始認識到與資本家斗爭是要冒風險的，要取得勝利，工人團結很重要。工潮以后，廠方把鬧事車間合并，搭起了監視工人的高臺，工人稱之為“望鄉臺”。澆字房還請了一個地痞流氓來當拿摩溫，加強對工人的監督。
　　資本家為了剝削、壓迫工人，采取了多種方法。如隨意增加勞動強度和勞動時間，制造借口克扣工資等等。為了便于控制工人，一些工頭利用封建宗族和地域觀念，把工人分成“本地幫”、“外地幫”、“蘇南幫”、“蘇北幫”，制造矛盾，挑撥離間，甚至拉幫結派進帖子，拜老頭子，拉攏培植親信，威嚇老實工人，打擊進步職工。他們還在工人中散布宿命論思想，什么工人窮是“命中注定”，“先注死，慢注生”，“命中有一千財，睡著也有八百來”，“一身禍福，唯八字生成”，讓工人群眾處于愚昧不覺悟狀態。資本家找借口要開除一個工人很方便。有一點小過失，就說你違反廠規，或無故曠工。如果什么把柄也沒有，可以唆使一些流氓找你打架，你被流氓打了，還說你制造事端，違法亂紀。你要提意見，就說你沖撞“先生”，與全班“不合”；工傷就說你“工作過失”；年老體弱，就說你工效低，差錯多，等等，把你一腳踢開。他們對我們工人歧視、蔑視，根本不把工人當人，開口就說“儂那排里工人懂得啥？！”還把工人說成是些沒有頭腦、無智無識的粗野人物，“沒有說頭，是‘阿木林’、‘屈死’、‘壽頭’”。在舊社會，失業容易就業難。就業了，工人也處于這樣一種被壓迫被剝削的地位。我在上海當工人，看到、聽到、親身感受的是這樣，到了香港也一樣。這就是所謂“自由世界”的“文明窗口”！
　　誰來為我們工人說話，誰來保護我們工人的權益？開始我們認為是政府。發生了勞工糾紛，大家都去找政府。但事實上，無論上海還是香港，政府最終都不是站在工人一邊，而是站在資本家一邊。他們相互勾結，狼狽為奸，保護資本家利益，殘酷打擊和鎮壓工人運動。原因是，這些政府的官員，有的本人就是大地主、大資本家、大買辦，或者是被他們收買的政客。政府也就是大地主、大資本家、大買辦的政府。工人要維護自己的利益，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團結起來，組織起來，與官僚、買辦資本家和代表他們利益的反動政府斗爭。

4．加入中國共產黨

　　日本帝國主義不斷擴大侵略戰火，我們工人的生活動蕩不安。我與夏國鈞等幾個從上海來香港的工人，為應付時局變幻，保護工人自身的利益，經商量后，決定在工人中組織“兄弟會”。“兄弟會”的意思就是工人兄弟團結起來，相互照顧和幫助。
　　“兄弟會”發展很快，凹版、加印、號碼三個課都分別組織了起來。不到兩個月參加的有100人左右。工會正式成立前，在處理勞資糾紛和救助困難的同胞和工友的活動中，兄弟會發揮了很大作用。
　　1937年初，我在香港報紙上看到一條籌備組織香港印刷業工會的消息，高興得不得了，就按報紙提供的籌備組地址，找到了籌備活動小組。我以“朱復”的化名，參加了籌備小組，積極參加印刷工會的籌備工作。我還動員了2名工友與我一起參加活動。1937年6月，香港印刷業工會正式成立，我被選為執行委員、監察委員。當時的香港印刷業工會，會員包括了平版、活版、報館、中華書局香港印刷廠等印刷業部門的工人，有廣泛代表性。它的成立標志著香港印刷工人走上組織起來團結斗爭的道路。中華書局香港印刷廠工人數量多，大多來自富有革命傳統的上海，以后它們就成為香港印刷業工會的一支重要力量。
　　香港印刷業工會成立前后，廠里接連不斷地發生勞資糾紛。這些糾紛都是資本家加強對工人的壓迫剝削而引起的。1937年9月份，廠方突然宣布4個新辦法：延長勞動時間，由原來的8個半小時變為9小時；增加定額20％；取消每月2天賞工；取消獎勵金。廠方這幾條都違反了與工人的契約，侵犯了工人的利益，激起臨時短工、檢查課及凹版課的700多名上海工人的強烈反對。工人堅持罷工10天。廠方從上海總廠調來工頭汪寶祥調解，最后以資方讓步而復工。1938年1月，資方強迫工人簽訂新的合同。新合同損害了廣大工人的利益。我們通過與廠方和平交涉，獲得了勝利。
　　由于香港印刷業工會的成立，香港地下黨組織開始注意我廠的工人運動，在工人中公開進行發展工會組織的工作。1938年3月，香港印刷業工會中華書局香港分廠“第三特別支部”正式成立。給予這個“特別支部”稱謂，是因為中華廠工會會員在全港印刷業工會中占了很大的比重。
　　在斗爭中，我們得到了一個叫袁心德同志的同情和支持。袁心德的公開身份是《大眾日報》記者，實際上是香港地下黨組織職工部領導工運的。他在廠外組織了一個“工友社”的讀書會，組織我廠“兄弟會”的骨干閱讀進步書刊，例如《解放》、《群眾》雜志的文章，艾思奇先生的《大眾哲學》等。他利用“讀書會”向工人分析抗日斗爭形勢，傳播宣傳馬列主義思想。
　　袁心德同志是上海復旦大學畢業生。他與愛人朱兆真（即姚真）一起在廣西從事“中華民族革命大同盟”的工作。在廣西他們遇到了我廠浦潤泉等工人，浦等是被廠里調來給李宗仁、白崇禧“鬧獨立”印鈔的。袁心德和朱兆真回到香港搞工運，就是通過浦潤泉的關系來我廠的。他們在《大眾日報》上經常報道我廠工運情況。袁心德同志在我們工人的支持下，還倡辦了《工友》和《僑報》兩份雜志，影響很大。
　　我們這些工人慢慢成了他的知心朋友。
　　有一次，袁心德介紹我看斯大林的《列寧主義問題》著作。過了一段時間，問我“看得怎么樣？”那時我了解得比較膚淺，但覺得書上講的道理都是維護工人利益的，說：“蠻好！”再經過一段時間，袁又問我：“共產黨怎么樣？”我回答：“很好。但到啥地方去找呢？”過了幾天，袁心德來對我說：“我替你找到了一個共產黨員，名叫杜埃。”
　　1938年3月，經袁心德同志介紹，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因為我是工人，入黨比較簡單，只有一個介紹人，但入黨時舉行了宣誓儀式，給我留下了很深印象。與我同時入黨的還有夏國鈞（現名夏志明，后在四川工作，已去世）和浦潤泉。不久，廠里成立了黨支部，夏國鈞為支部書記，我任組織委員，浦潤泉為宣傳委員。后來沈彬森、周小鼎、朱申臣也入了黨，成為支部干事。在黨的領導和教育下，我們這些普通工人開始懂得了馬克思主義道理，懂得了階級和階級斗爭。1938年秋，我廠黨組織繼續發展，由6名黨員增加到40多名，成立了黨總支，夏國鈞為總支書記，沈彬森為副書記，我、周小鼎、欽家俊、王嘉生為總支委員。下設3個黨支部，加印課為第一支部，凹版課為第二支部，檢查、零件、電鍍三課為第三支部。我任黨總支組織部長。
　　香港分廠的黨組織從無到有，由小到大，成為領導工人運動的戰斗堡壘，推動和影響了全港的工人運動。這方面袁心德同志是做了大量工作的。袁心德同志調離香港后，上級黨又派來了吳有恒、楊康華和鐘明等領導同志，他們也為我廠黨組織的發展，工人的斗爭作出了貢獻。

5．維護工人合法權益的斗爭

　　香港分廠的黨組織建立起來后，活動是秘密的，開會都在野外。我們一般利用星期天，裝作郊外旅游，約好一個集中地，帶些吃的東西，碰到熟人就說一起玩玩的。活動的主要內容是，學習討論黨的抗日統一戰線政策，交流各車間工人的情況，團結工人積極參加抗日救國活動。
　　黨支部成立不久，香港印刷業工會中華書局香港分廠工會也正式掛牌成立。
　　1938年12月5日，凹版課工友周浩錫同一個粵籍工友發生口角。第二天，廠方突然宣布解雇周浩錫。按廠方慣例，一般只作罰金2元或記過一次處分。工人不服，派工會代表朱申臣等與廠方交涉。正巧加印課發生了弄污3張鈔票的事故，原因是廠方沒有把玻璃窗修好，風吹進來鈔票卷進墨棍被污染了，但廠方要處罰工人，責令停工一天和加倍罰款。工人推夏國鈞同志等代表加印課工人與廠方交涉。這兩件事的巧合，被廠方總監周開甲、王謹士確定為工人預謀的反對廠方的聯合行動。他們向警方報了警。第二天，廠方宣布“休業4天”。“休業4天”后又通告“休業一周”。
　　12月19日復工的那天，廠方貼出通告，悍然宣布開除69名工會代表和工友，并勒令他們立即離港返滬。這大大激怒了全廠的職工。
　　這時，黨支部向上級作了匯報。上級黨組織指示我們，現階段的階級斗爭要服從民族斗爭，為團結抗日，只能采取和平方式，有理、有利、有節地與資方斗爭。
　　黨支部聽取了工人意見，其中一位工人黨員叫馮胥平，提出絕食斗爭的建議。支部感到這種方式難度大，萬一死人怎么辦。決定先說理，必要時發動絕食斗爭，并加以充分的組織，防止意外事故的發生。支部決定我和欽家俊組織工作班子，具體領導這場斗爭。我們組織了宣傳隊、糾察隊，起草了《告全國同胞書》、《告國民政府書》等文告。
　　復工這天，廠方廠門口布置了警察署派來的沖鋒車，站滿中西捕探，如臨大敵。工人進廠后沒有去上工，而是召開了全體職工大會，推舉欽家俊、余東明等與廠方交涉，要求廠方收回開除69人的成命。總監周開甲、王謹士拒絕工人要求，一直僵持到中午，各課工友已放工吃飯。凹版、加印兩課工友異常憤怒，宣布中午不吃飯，以等待廠方收回成命，到傍晚工人繼續以“不吃飯”要求廠方收回成命。廠方毫無姑息之意，工人被迫通過了一個留宿車間絕食斗爭的決議。凹版、加印課共800多名工人參加了絕食行動。全廠貼滿了“反對廠方無理解雇69人”的標語。有一幅大標語，從屋頂垂到樓下，上書：“絕食待命，事關大眾，死亦光榮”、“要求全體復工”的大字，表達了工人為捍衛自己正當權利的決心。
　　凹版課工友的悲壯行為，感動了全廠工友。檢查、電鍍兩課首先發起慰勞，他們購買面包，慰問絕食工友。廠方仍然堅持強硬立場，竟說：“餓死了，廠方也不會勸他們進食。”
　　香港華民司威脅要用武力驅逐中華廠工人。
　　絕食48小時后，工人異常憤恨。黨支部開會決定穩定工人情緒。一方面做好工作，一方面保護工人生命。被開除的69名工友，見到千余工人為他們受到不公正待遇而絕食聲援非常不安，他們排隊到門口勸工友進食。香港各界群眾團體和知名人士得悉真相后，帶著面包、水果、牛乳等食品來慰問。絕食斗爭第三天，香港各界送來的慰問品堆積如山。而港府華民司揚言，工人違反香港殖民地保護私有制的法律，罷工有罪。這一天，有個工友暈厥，我們雇救護車馬上送九龍醫院急救。這時，香港《泰晤士報》（英文版）的一個英籍記者到醫院采訪了被搶救的工友顧林生，寫了一篇報道，刊登于當天的《泰晤士報》上。這樣，中華廠絕食斗爭的消息傳遍了全世界，港英當局再也無法封鎖消息了。香港各中文報紙，沖破新聞封鎖，全面報道香港中華分廠印鈔工人的絕食斗爭。消息傳開，震動香港和東南亞。黨中央毛主席朱總司令從延安給我們發來慰問信。香港黨組織決定，如果廠方再堅持頑固立場，便發動全市停工、停水、罷市，支持中華書局印鈔工人的斗爭。
　　在這種情況下，廠方才被迫接受談判。出席談判的有華民司、勞工司，工人代表有朱申臣、夏國鈞、黃勤初等5人，資方代表陸費逵、周開甲。最后簽訂了三項協議：（1）收回解雇69人的成命，恢復原來工作；（2）承認中華書局工會組織是合法的；（3）不阻礙職工開展抗日救亡工作。這個協議由勞工司向全廠職工傳達。歷經84小時的絕食斗爭終于以工人的勝利而結束。
　　這次工人的絕食斗爭完全是廠方所逼，廠方企圖利用生產中發生的事故，無辜開除參加工會的積極分子，反對工人組織工會，打擊進步力量。工人們果敢英勇的斗爭，粉碎了頑固勢力的陰謀，以自己的生命捍衛了建立工會的合法權益。這場絕食斗爭，使全廠職工覺悟大大提高，更加團結，工會的威信也提高了。斗爭中有的工人參加了共產黨組織，黨員人數發展到50多名，其中有粵籍的古妙嬋、張婉華兩位女同志。我廠職工三分之一是女職工，這兩位女同志在女職工中發揮了很好的作用。
　　這次斗爭也是自海員大罷工以來香港工人運動的一次新高潮。黨中央召開“七大”時，要求香港派出“七大”代表參加會議，香港黨組織指定由我廠選派一名代表。我廠總支委員周鐘庠（又名周小鼎）同志作為代表到了延安。
　　在這次斗爭中，青工湯少林同志（后參加新四軍，光榮犧牲），用他自己的工資，拍攝了當時工人絕食斗爭的許多照片。這些照片一部分被徐榮生同志保存下來了，現在成了上海總工會珍貴的歷史文獻資料。

6．一場爭取工人生存權的搏斗

　　中華書局香港分廠工人取得了絕食斗爭勝利后，很長時間廠里比較平靜，沒有發生勞資糾紛。黨的工作是開辦讀書班，宣傳抗日救國，組織工友聽茅盾、喬木（喬冠華）、陶行知的報告。
　　但到了1939年五六月份，資方開始有計劃有目的地向工人施加壓力，大耍陰謀詭計。他們先是請“陰陽先生”來廠“看風水”，胡說什么工人罷工鬧事是因為“風水”不好，補“風水”的辦法是加高圍墻，圍墻上要再架電網。當時我們覺得好笑，平日一向講科學的廠長經理怎么也相信起封建迷信來了，后來才明白這是廠方精心設計向工人開刀的第一步。接著廠方造輿論說由于經濟蕭條，印鈔業務要減少，揚言要停工關廠。本來天天加班的，現在連日工也不能保證。工廠實行計件工資制，開工不足，工人收入減少，只能靠吃積蓄，一部分工人生活發生了困難。而事實上，印鈔任務非常重，根本來不及做，怎么會關廠呢？廠方減少香港分廠的生產任務，把大量印鈔業務發包給美國、德國的印鈔公司。廠方和國民黨政府為了報復工人，搞垮工會，竟不顧民族大義，工人生計，“寧贈友邦，不予家奴”，真是無恥之極。另外，一些被廠方收買的工頭、走狗，大肆拉攏腐蝕工人，分化瓦解工人隊伍。例如，一些工賊邀一些工人賭博，贏了是你的，輸了欠賬再賭，削弱工人斗志。他們還找一些人來做工人家屬的工作，說：“你先生不要去參加工會活動了，否則要害我先生歇生意了，跟他們走我們妻兒老小都要吃苦頭”等等，使一些加入了工會的工友顧慮重重。廠方和國民黨政府的這些陰謀詭計很毒辣，這都是他們全面鎮壓我們工人的輿論和組織準備。
　　1939年8月7日清晨，中華書局香港分廠的四個宿舍——紅墈、九龍，宋皇臺和土瓜灣，突然警探密布。在幾百名警探的守護下，資方貼出一張布告：本廠印鈔工作完畢，除留若干人辦理善后之外，其余工人給予兩個月工資的解雇金及單程回滬川資，從即日起全部解雇。次日，以“中華書局有限公司總經理陸費逵”名義，又在香港《大公報》、《立報》上刊登“解雇工人”大幅啟事，對全廠1400名職工，來了個“一鍋端”。很顯然，這是蓄謀已久的對廣大工人的瘋狂報復和反撲。
　　為了加強這次斗爭的領導力量，上級黨組織和印刷業工會，成立了20多人組成的“非常委員會”，直接領導這次斗爭。“非常委員會”一方面向各界發出呼吁，并電告重慶政府；另一方面派代表與廠方交涉，請求收回成命，恢復全體工友的工作。“八一三”兩周年這一天，全廠被解雇職工開展了“絕食獻金”紀念陣亡將士及死難同胞的活動。香港《立報》發表了題為《可敬的中華書局被解雇工友》文章，各界輿論“欽佩不已”。8月18日，印鈔工人收到財政部長孔祥熙復電：印鈔之事，續印有期，將來該局仍需用舊工以及熟手。工人代表手持孔電報，要求“續印有期”前的停工期內，給予生活維持費，廠方予以拒絕。
　　我們為尋求社會各界和輿論的同情和支持，發出了《告國內外同胞書》。由于中華書局的這次大解雇是經過精心策劃的，廠方勾結港府，早已打通了各個關節，香港華民司對我們實施前所未有的“一驅逐、三封鎖”：限令工友于8月31日以前離港；封鎖新聞、封鎖通訊郵電往來、封鎖經濟來源。重慶《新華日報》于1939年9月20日轉載了《告國內外同胞書》，9月30日又發表了《保障我的勞動生活——援助中華書局失業工人》的專題社論。董必武同志在重慶出席政治協商會議時，向中華書局總經理陸費逵提出責問，要求廠方在抗戰期間維護勞動人民正當利益。
　　到11月，斗爭沒有進展。廠方為了拖垮工人，繼續給工人施加了壓力，對工人宿舍停水、停電，1400多被解雇工人吃住成了大問題。我們針鋒相對，決定用募捐的錢，給工人開大鍋飯。吃大鍋飯的工人和家屬分組編號，由伙食工作隊負責管理。1000多職工，每天開支相當大，光吃白飯，也要10擔米，時值80港元。這筆伙食費，來自法國里昂工人，新加坡華僑，菲律賓農民以及上海、廣州、香港80多個社會團體職工的募捐。港英當局悍然堵截工友經濟來源，阻止銀行支付募捐款。陸費逵還勾結業主、律師，賄賂警察，對住在工人宿舍的工人強行逼遷。一批警察手執警棍，沖進宿舍，砸職工的家具用品，打罵職工和家屬。黨組織和工會立即給這批工友安排了臨時住處。
　　資方看趕不走工人，便使出新花招，串通“滬上聞人”杜月笙出來調解。我們派出朱申臣、夏國鈞等5名代表到杜公館與陸費逵談判。杜提出廠方補貼每個工人每月12元，共6個月72元作為安家解雇費，工人代表不接受。
　　在談判時，我們擔心他們扣留工人代表。組織上決定由我和王嘉生帶領300多工友，組成請愿隊伍，整整齊齊地排隊到杜公館等候。沒有幾分鐘，四輛架著機關槍的裝甲車風馳而至，從車上跳下一大批手執警棍的中西警察。我下令工人原地坐下，不要管他們。這些警察看到我們手無寸鐵，毫無越軌行為，也無可奈何。
　　杜月笙看到外面工人靜坐，怕鬧出事情增加麻煩，趕忙要我們工人代表傳話，要請愿隊伍派代表到里面去談判。請愿隊伍推我和王嘉生進杜公館。杜一副大亨的派頭，對我說：“不要急，再等等。”我說：“談判談了三個月了，我們的肚子不允許再等了，請杜先生督促陸經理發給我們三個月工資再談判。”陸就說：“究竟你們中誰是負責的代表。”王嘉生說：“大家派出來的代表，無論那一個都是負責的。他們是談判代表，我們是請愿隊伍的代表。我們要求杜先生調解成功。”杜答應繼續調解。我們請愿隊伍的意愿已經表達，即撤離杜公館。回來時，正巧碰上紅墈船廠工友放工，他們舉手向我們伸出大拇指，表示支持我們。
　　1939年12月15日，港英當局串通流氓勢力開始向解雇工人代表下毒手。朱申臣等13位工友以“有侮辱英皇陛下言論”等莫須有罪名被捕入獄。1940年2月13日，上級黨組織作出“積蓄力量，暫時退卻，復工有困難，爭取多得些解雇費”的撤退決定。港廠工人忍著極大悲痛與資方簽訂了解雇協定。解雇費由原來的2個月增加到6個月，歷時7個月之久的反解雇斗爭悲壯地結束了。
　　廣大工人通過這場斗爭，進一步認清了國民黨反動政府的真面目，也進一步認識到只有跟共產黨走，工人的解放才有希望，中華民族才有希望，中國才有希望。轟轟烈烈的港廠斗爭結束以后，我們工廠骨干，奔赴抗日斗爭第一線，投身于黨領導下的武裝抗日斗爭。我來到了浦東，在那里，與堅持敵后斗爭的軍民一起，經歷了六年多淞滬抗日游擊戰爭的崢嶸歲月。

選自朱亞民《我與浦東抗日游擊戰》一書，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年1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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