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女工夜校為中心 20世紀20年代，隨著工業體系在中國的引入和逐漸形成，引發了以城市為中心的所有現代病－童工、超長工時、夜工、無休假、低工資、普遍低劣的工作條件、缺乏住房等，勞工問題迅速成為備受關注的社會問題，各黨派、各團體、學術界等莫不以自己的方式來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對勞工問題有過從輿論到實踐、到研究的強烈關注。　　

如何面對社會上層出不窮的“違反基督宗旨”的工業與經濟制度問題的新挑戰，基督教界并非置身事外、無動于衷，認為不能觸動那些與基督教原則背道而馳的行為做法，基督教會就會失去吸引力，[1]基督教不能“盡力改良”，發揮作用，社會的基督化如何可能？[2]積極應對勞工問題。

無論當時社會各界的積極應對的實踐與研究，還是今日對歷史過程的考察和重審，學術界都有頗多研究，成果豐碩，但卻普遍忽視了基督教界的回應和參與。本文試圖以中國教會最直接涉及勞工問題的兩個機構之一，基督教女青年會對勞工問題的關注與實踐來考察基督教界對此的思考與實踐，增加學界對于當時解決勞工問題的努力之多面性與復雜性的認識；分析基督教會思考內容和側重層面、思考與實踐之間的距離，以及中國教會的局限性。

女青年會勞工事業的初成和轉變

1910年代后，中國陷入了軍閥混戰之中，外國勢力滲透和工業發展迫使大量農民來到城市。外國控制的制造業和貿易在沿海地區的增長造成了傳統手工業的崩潰，農作物商業化、鄉村缺乏自足、資金從農村鄉村流向城市都帶來了相應的鄉村危機，旱災和水災等空前自然災害造成廣大民眾的痛苦和不滿。雖然鄉村危機影響到80％的人口，但位于權力中心的工業問題和勞工問題得到了更多的社會和政治關注。1922年5月1日至6日在廣州召開了中國第一屆全國勞工大會，從12個城市來的180名代表宣布代表了來自約200個機構的30萬工人，勞工在中國迅速成為城市里一個有影響的政治和社會力量。　

面對這樣的社會問題和社會災難，只有“缺乏基督精神才使得教會仍然自鳴得意”[3]。早在1918年，中國基督教領袖人物已覺悟教會應當聯合辦理改良經濟生活，提高農工程度[4]。1920年中華續行委辦會（中華基督教全國協進會前稱）舉行婦女大會，大會社會服務股向提議組織全國社會服務委員會，包括兒童及女工內容。1921年春季中華續行委辦會決定，在1922年召開的全國基督教大會上，“教會將來之工作”應包括“教會與中國的經濟及工業問題之關系”。

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已有一百多年歷史，是本著基督的精神服務社會的宗教團體。1890年，傳教士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的母親和畢范宇（Frank Wilson Price）的母親在杭州弘道女中組織了我國第一個學校女青年會。1899年，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在上海召開第二屆全國大會時，指定了一個由中西婦女各半組成的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籌備委員會。同年，女青年會全國委員會在上海成立，負責對外聯絡及事工拓展。1900年，世界女青年會總干事、美國人安妮·雷諾茲（Annie Reynolds，1894－1904年任總干事）來華考察，準備為上海2萬5千名紡織女工和1萬名火柴廠女工有所貢獻的女青年會全國委員會，向她提交了一份有200名上海女工簽名的呼吁書，請求世界女青年會關注中國的女工問題[5]。雷諾茲對中國女工的悲慘狀況深感震驚，1901年[6]（一說1903年[7]）派已在中國做傳教士的美國人貝寧格（Martha Berninger）來上海，回應此次呼吁，在紡織女工中組織了查經班。1906年貝寧格因病回國，以后多年也未在勞工中開展事工[8]，但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的市會事工是從勞工事業上開始的。

1906年美國人顧恩慈（Grace Coppock）[9]受世界女青年會派遣來華時，世界女青年會和美國女青年會都要求她特別關注工業工作[10]。1921年在總干事顧恩慈和會長朱胡彬夏[11]的支持下，女青年會恢復了勞工工作，以提倡社會輿論為主，希望引起社會上對女工的同情，爭取改善女工狀況。在中國女青年會向世界女青年會請求下，倫敦經濟學院福利工作系教師、倫敦經濟學院社會經濟研究的組織人、和平主義者、圣雄甘地的朋友韓勵生（Agatha Harrison）于1921年5月21日來到中國[12]。女青年會勞動部隨即宣告成立，她組織的反對童工、保護女工的運動成了女青年會勞動部持續幾年的工作重點[13]。

傳教士對中國女性的早期關注是從教育入手的，通過創辦女校來傳播福音、皈依教徒，雖然也涉及中國女性生活最受壓迫的方面，如小腳和婚姻，但學校教育提供了女性走向的機會和能力，使女性獲得自己職業的可能性，獲得了可能擺脫受壓迫的能力。韓勵生的到來是女性傳教事業的巨大轉折，標志遠離僅關心基督教教育的開始[14]，更加緊密結合中國現實的開始。

1921年6月，女青年會全國協會通過建議案，女青年會應通過輿論介紹宣傳勞工問題，開展勞工情況調查，設法“使廠主及工人雙方均能得到更大的利益，及造成一種輿論，以制定一種勞工的律例。”[15]當時上海的工廠大部分是英國辦的，韓勵生的身份也有利于工作。她利用在上海的英國報刊發表文章，呼吁社會關心勞工，調查女工的工作生活狀況，宣傳介紹工廠的具體情況，邀請英美知名人士、甚至一些廠主和經理親自到車間體驗惡劣的工作條件，以喚起對女工和童工的同情。與她一起工作的有女青年會童工委員會委員宋美齡。10月，女青年會還派書報部干事程婉珍[16]參加在日內瓦召開的國際女子勞動大會和國際勞動大會，并取道英國去日內瓦，在英國參觀了一些工廠，與會代表都關切地詢問中國是否執行了上屆華盛頓會議的決議，一切表明女青年會的勞工工作是通過輿論來達到改良的目的。　　

1922年在上海召開基督教全國大會，首次以“中國教會”為主題，重點討論了中國的傳教、教育、出版、慈善、婦女等方面的問題。作為四個常設委員會之一的工業和社會關系委員會重點討論了如何將基督教原則運用于中國的工業環境中[17]。韓勵生主要提出了勞工問題，認為中國目前的工廠制度“已經建造在一個很壞的根基上”，如14歲以下的童工每天工作時間長達12至14個小時，除了吃飯幾乎沒有任何工資，所有工人都在“大傷人道”的環境中工作。她發人深醒地警告，難道教會能夠容忍西方悲慘與殘酷工業歷史在中國重現嗎？“教會果然贊成這種情形嗎？贊成蹂躪人權嗎？．．．．我們的責任在那里呢？若是基督教不去干涉這些反對基督教博愛之道的情形，基督教對這些人還能有什么威力嗎？”[18]美國傳教士舒美生（A.M. Sherman）譴責雇用童工無異于“對兒童的屠殺，”建議大會“通過決議，以表示我們對中國工廠雇用童工的強烈反對。”[19]韓勵生還提出目前解決問題的辦法，即采用1919年在華盛頓通過的各國政府代表所規定的國際標準，但在目前工作剛開始、實行眾多的標準困難太多的情況下，先選出三項請求大家贊成；1、不得雇傭未滿12周歲的幼童；2、七日中休息一日；3、保護工人健康，例如限制工作時間、注重工廠衛生等。正是在韓勵生和舒美生等人的推動下，全國大會通過了這三項有關工業問題的決議，并通告全國基督教機構，同心協力來改良勞工問題，“以期促成合乎基督教理想的工業狀況”[20]，并指出“解決勞資關系是當前形勢下教會的特殊責任和機會”，“教會和其他基督教團體必須設法填補勞資之間的鴻溝。”[21]與會代表甚至提出今后基督教會的任務是：“把教會置于勞資雙方調停者的地位，設法緩解勞資雙方的情緒，使他們在向對方提出要求時采取較溫和的立場；成為工人的代言人。．．．．支持工人提出的關于勞動安全、工業保險的要求；以勞工階級支持者的身份，指出他們道德上的危險和需求，為他們提供各種服務。”[22]

根據全國基督教大會的議決案，在中華基督教協進會下成立了工業委員會，是協進會下屬的七個委員會之一，并拔專款支持工作，由上海青年會勞工干事朱懋澄、女青年會勞工干事丁門（Mary Dingman）[23]和程婉珍、協進會工業干事陳其田和霍德進（Henry Theodore Hodgkin）組成。工作宗旨為在民眾中宣傳社會及勞工問題；努力讓人們了解教會與經濟及勞工問題的關系，并實行基督教全國大會所規定的三項標準；幫助培訓工人；提倡工業經濟的研究；努力實現工會的注冊制度；發起勞工及經濟等問題的調查；和其他宗旨相同的機關合作等[24]。同時與國際勞工組織，如國際聯盟的勞動部、美國基督教社會研究所等保持著密切關系，邀請國際勞工專家華德博士等來華演講等[25]。還與基督教教育大會達成協議，要求教會大學的神學專業設立普通課程，使神學學生了解工業問題的背景與常識；要求一些大學專辦社會工業調查工作；還特別設立工業干事培養學習名額[26]。1925年與紐約的社會宗教調查社等成立了社會經濟調查社，掛在中華教育文化基金委員會之下。工業委員會發行專門討論基督教工業問題的不定期刊物《工業改造》，中華基督教協進會還出版許多討論經濟關系基督化的書籍，如《基督化經濟關系大會報告》、《工業中的人道觀》、《地方與工業》、《教會與工業》、《勞工標準》、《工廠制與勞動法》、《英國工廠法略史》、《近世工業史觀》、《何謂國際勞工機關》、《教會與經濟工業之關系》、《北京地毯工業之調查》、《教會與現代工業問題》、《教會與近世工業》、《工業改造地方會議》等。

在基督教會回應勞工問題的新挑戰、認識到自身在工業領域的責任以及改革手段和目的方面，美國青年會亞洲部干事艾迪（Sherwood Eddy）起到了關鍵性作用。他曾9次來華，通過舉行全國性旅行布道、發表與時代社會緊密結合問題的演講對中國基督教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922年再次來華時，以在基督教全國大會上提倡“工業界應以尊重人類的價值”[27]而再次引起轟動。他在24個大城市專門演講“基督教與勞工問題”，鼓吹勞資合作，提倡階級調和，介紹美國在更大范圍內的以福利資本主義方式所進行的改革工作，號召“將基督教福音用于中國的工業化環境中”，美國青年會提出“勞動者不是商品”這樣的社會福音觀念，進入到了中國教會的勞工改革領域的詞匯里[28]。他還提醒警告中國人，中國一天天地在走向工業化，中國工人在逐漸覺悟和成熟，西方的各種社會思潮日益進入中國，難道中國也要再蹈西方前車之轍嗎？難道中國也要像西方國家一樣罷工不斷、勞資糾紛四起嗎？還是防患于未然呢？[29]他到處演講并進行工業情況的調查，在上海、天津、煙臺等地甚至到工人家庭調查勞工生活，與資本家一起討論如何平息工潮，尋求雇主與雇工“合作”的辦法，探求“改良工業的辦法”，進而達到改良工業的目的，還于1925年由青年協會書局出版了《艾迪博士與勞工問題》。

基督教機構中積極響應協進會號召并有具體事工的是基督教男女青年會，它們均在1921年開始或恢復了勞工工作，聘請專任干事辦理。1920年召開的青年會第八次全國大會只略微涉及了勞工工作；1921年青年會全國協會建立了職工部，聘請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畢業生朱懋澄任主任干事；1923年青年會第九次全國大會上通過了有關工業領域的具體工作和計劃的14項決議[30]，確定青年會勞工事業宗旨為“一面灌輸基督化于工業中，以革新經濟發展之程序，造成公正合作善利之工業制度于將來；一面用妥切適用之計劃，服務職工，改良現狀，以促現有工業之進步。”[31]1924年，在艾迪的鼓勵下，朱懋澄到歐洲和美國開始了廣泛的旅行，盡可能地學習了許多東西，向青年會全國協會提交了一份全面“建設性”的工業工作計劃。無論他設計的工業計劃還是主持的名噪一時的青年會勞工事工－浦東新村，都是模仿了美國青年會勞工改革的治療性政策，將重點放在了勞工事業的人性方面，而不是在制度方面[32]。

長期以來，中國女青年會一直也是美國女青年會最重視的海外機構。1920年女青年會共有126名干事，其中外國干事占84人，主要來自美國。1923年美國向中國派遣了47名干事，而當時女青年會北美協會派往海外的干事總數也不過115人[33]。1921年美國女青年會海外部派到中國的經費是130，928美元，占海外部經費的三分之一，是第二受款國日本的兩倍[34]。女青年會勞工事工無論從觀念上到行動、人員、經費都受到美國女青年會的積極支持，正是1925年美國女青年會捐款的專項勞工事業經費開始了中國女青年會的勞工事工[35]。　　

1923年10月在杭州召開女青年會第一次全國大會，代表85名西干事、65名中干事的108名代表出席了大會[36]。大會認為勞工事業存在許多問題，女青年會“負有發展這種生活的責任”，用“基督教改造社會”、“解決中國的社會和勞動問題”[37]。決議舉辦勞工事業，勞工部的具體職責是“協助中華基督教協進會工業委員以改良勞工狀況，并協謀雇主和勞工間的諒解”[38]。

女青年會勞工工作隨之開展起來。國內事務方面：女青年會繼續依靠輿論發表文章、舉辦演講，在社會上宣傳中國近代工業情況，引起社會關注工業問題；努力與各地調查中國社會及經濟機關合作，搞清情況，如長沙女青年會組織教師和學生，從事當地女工情況調查；煙臺、天津女青年會進行女工調查；成都女青年會舉行周日服務勞工界的活動；在大學里開設勞工課程，程婉珍曾任教于齊魯大學，丁門任教于圣約翰大學；派干事單德馨[39]、袁荷蓮、夏秀蘭（Lily K. Haass）[40]到倫敦經濟學院和美國學習研究勞工問題。1923年秋，程婉珍到浙江等地訪問了解勞工狀況；1924年至1925年，丁門到寧波、武漢等地考查勞動界狀況，尤其注重童工的情況。各地任命了專職勞工干事辦理事務，如袁荷蓮、陶玲在煙臺女青年會；邢德（E. Hinder）[41]、錢萃閣[42]、朱鈺寶[43]、龔佩珍[44]、盧季卿[45]在上海女青年會勞工部；陶玲與章秀敏（Lydia Johnson）任全國協會駐天津工業調查干事，并積極培養訓練工業方面的人才。國際事務方面：1923年4月在英國舉行的教會大會上，韓勵生提出了東方工業問題議決案；1923年12月英國著名工業調查人安特生（Adelaide M. Anderson）女爵士來華，調查各地的勞工狀況，提倡實行工會注冊制度，女青年會派韓勵生和丁門隨之到寧波、蘇州調查，并配合其它工作；派遣程婉珍和單德馨出席世界女工聯合大會；與美國全國婦女貿易聯合會合作，促使其早日開展東方女工問題研究的議決案；與日內瓦的世界工人事務所接洽保持聯系；在1927年6月的世界女青年會大會上宣傳介紹中國勞動婦女的情況等[46]。

1923年6月，在女青年會推動下，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成立了童工委員會[47]，希望借助于工部局的力量，謀求改善女工和童工的處境，宋美齡為委員會主席，韓勵生任委員會委員。主要采用演講和在《女青年會報》、《字林西報》上發表文章，宣傳童工委員會保護童工的提案，但提案始終未能在公共租界納稅人會議上通過[48]。五卅慘案后，女青年會認為在民族主義高漲的時期，女青年會這樣的中國機構“不便提在租界內的立法”[49]。女青年會這種依靠輿論、甚至借用外國力量來宣傳促使保護女工、童工的立法沒有取得結果。

1924年2月，韓勵生回國，世界女青年會派丁門繼任女青年會勞工干事[50]，同時協助協進會工業委員會工作，開始了女青年會與協進會工業委員會的合作關系。廣州、濟南、杭州和南京等女青年會，都有干事充任工業委員會的委員[51]。在勞工問題上，女青年會與全國基督教協進會始終保持著緊密的合作關系。

1927年秋，在上海召開了全國女青年會勞工干事會議，出席者共11人，除一人外，均為勞工干事。她們認為面對中國日益膨脹的勞工運動，除繼續輿論宣傳政策外，培訓女青年會勞工服務型人才是當務之急；還討論應該建立“適合中國情勢”的勞工部，“謀求工業上正當的發展”[52]。大會提出在女青年會會員家中以基督教原則待遇仆役；家庭用款合乎基督徒精神；家庭與社會經濟的關系，當以基督教的原則為準衡的新倡導[53]。1928年召開女青年會第二次全國大會，“深深感覺到勞工事業使命的重大”，會議議決在保持輿論工作的同時，通過了“由教育入手，使散亂的勞動界漸進于有組織有系統有目的的正當的勞工運動，．．．．．．能循序漸進于基督教社會的程序”[54]。會上重申了女青年會的性質，認為對層出不窮的婦女及社會問題進行回應是女青年會不應推卸的社會責任，并將農村婦女及勞工婦女確定為女青年會的兩大主體而非僅僅是服務對象[55]。女青年會不僅應本著“基督教自由博愛平等的原則”對勞動婦女“有深厚的同情”，認識到她們也應該有合理的生活，而且“更須努力的促其實現”[56]。20年代后期，女青年會勞工工作從輿論宣傳轉向了具體實際工作，尤其強調以教育方法面向勞動婦女，提高婦女進入社會的能力；將女青年會的工作服務對象從上層婦女擴大到包括勞動婦女在內的整個婦女界。　　

女青年會強調教育的方式來開展勞工工作，也是順應當時整個社會提倡平民教育的潮流，將女青年會第一次全國大會決議提倡平民教育[57]落實到了具體事工上。1922年基督教青年會首倡平民教育，認為中國文盲太多，不具備現代國民的基本知識，無法體現和體會公民的權利與責任[58]，對公民的教育必須從基本的識字入手，編輯了《平民千字課》4冊。

20世紀初期，世界基督教會也在尋找著宗教與世俗結合的契合點，如何能在人間能實現上帝之國。1927年3月24日至4月8日在耶路撒冷召開的世界基督教大會極大地促進了這種尋找的轉變，“福音社會化”正是大會的主題。“世俗和宗教之間的距離正在非常迅速地縮小。宗教要想在現代世界中得到見證，必須將幫助創建公正的經濟社會秩序與尋找創建豐富的奮興歷程同時進行。因此，經濟和種族關系必須基督化”。[59]“上帝之國的到來取決于人類精神和心靈的皈依，心靈和精神完全皈依的人需要尋找外部的修正。．．．．．自從我們堅定了這些信仰后，我們相信教會必須真切地關注中國民眾的世俗利益。”[60]

1927年4月，協進會工業委員會協同其他機構召集了地方工業會議，專門研究工資和童工等問題[61]。1927年8月18日至28日，基督教協進會和男女青年會在上海召開了全國基督化經濟大會，中外與會代表50余人，包括日本著名勞工改造運動家賀川豐彥、主張基督教與社會改造的霍德進博士、廣州青年會勞工干事李應林、上海青年會勞工干事、主持浦東新村的朱懋澄、女青年會勞工干事夏秀蘭等。大會主題是城市經濟、農村經濟和社會思想，力圖促進教會的責任心和青年教徒的思想，是“基督教第一次大規模的向經濟問題下總攻擊”[62]。會議討論了工業問題、農村經濟問題、國民黨的鄉村政策、教會與工業關系、經濟問題與國際關系、社會思潮與國際合作、日本的社會運動。決議案約50余條，包括勞動問題、鄉村經濟問題、基督教與經濟問題、基督徒的經濟問題和耶路撒冷建議案五項，提出了工人有組織、集會、出版的自由；有最低工資要求；將來達到8小時工作；7日休息1日；聯系適當的大學培訓勞工服務人才等。其中涉及女工和童工的有：禁止雇用12歲以下的童工；不讓婦女做夜工；婦女有4周產假，工資照發[63]。規定了全國基督化經濟生活委員會的八項工作方法，即調查、出版、會議、訓練、外賓、立法、試驗和聯絡等[64]。

女工夜校的艱難歷程

女青年會分別在上海、煙臺、天津、武漢、重慶、廣州、太原和香港等舉辦了勞工夜校[65]，其中以上海的女工夜校最為著名、時間最長。1926年12月，上海女青年會勞工部在絲廠較為集中的閘北設立了勞工服務處，辦了兩個女工平民教育班。1928年春，上海女青年會已有設立在浦東新村（與基督教青年會合作）、楊樹浦滬江大學滬東公社（與滬江大學合作）和虹口啟英中學的3所女工學校，學生共約200人。學生大多是附近煙廠、紗廠和絲廠的女工，課本為當時社會十分常見的《平民千字課》、《平民生活常識》等。方式以課堂教育為主，課外活動有游戲、講時事、唱歌、演戲、春游等。1928年秋，女青年會全國協會調學生部干事鄧裕志[66]到勞工部工作，負責浦東平民學校的工作，她曾在工人識字班、工人子弟學校教過書，“有志于婦女解放和平民教育等社會工作”[67]。她積極拓展其它工作方式，如對學完《千字課》的學生教授衛生、算術、書信等新課程，課外活動也增加了演講、討論等方式，內容還擴大涉及到當時社會問題和經濟制度等；增加課外讀物供同學閱讀參考，由同學自己管理等。浦東平民學校起到了中心學校的作用，也成為女青年會第一所女工夜校的雛形[68]。1929年女青年會平民學校改稱女青年會平民夜校，1930年正式定名為女青年會女工夜校。　　

1929年底，面對社會勞資糾紛日增的局面，女青年會全國協會拔專款支持并派勞工部干事毛韻琴[69]與上海女青年會勞工部共同計劃，在女工集中的地方設立一個完全由女青年會自辦的勞工服務處，了解更多的女工狀況，用教育方法解決女工的需要，訓練更多的社會服務人才，并作為女青年會勞工工作的示范點以便在全國推廣。1930年上海女青年會在小沙渡路三和里租了兩幢房子（今西康路910弄21－23號），舉辦滬西女工社，樓下是女工夜校的課堂和課外活動場所，樓上是勞工部干事和教師的宿舍。上海女青年會勞工部干事鐘韶琴[70]和白美麗（M.Bagwell）[71]一開始就遷入居住，1931年下半年夏秀蘭和鄧裕志也先后遷入，30年代后期勞工部干事耿麗淑（Talitha A. Gerlach）[72]和張淑義[73]都曾在三和里住過。

女青年會勞工事業進入了實質性時期，“由鼓吹輿論的間接工作階段，達到服務女工的直接工作階段了。”[74]1930年女青年會全國協會書報部的《女青年》雜志專辟了工業經濟欄，專門討論研究工業經濟問題[75]。1933年女青年會第三次全國大會覺悟到僅在婦女問題上找出路“是不夠的”，“要借這個集團的力量，負起建設新社會的任務”[76]。“本基督的精神，調和勞資雙方的沖突”[77]這樣“一套枝節的社會改良”已經不能“得著她們的滿意了”[78]。

鑒于女工要求上學的越來越多，1931年、1933年、1934年，上海女青年會在勞勃生路裕慶里13號（今長壽路171弄13號）、曹家渡康福里和菜市路（今順昌路）增辦了3所夜校。這樣，全市共6所女工夜校，學生達600余人，達到女工夜校的第一次最興盛時期[79]。女工夜校學制2年，分初級和高級兩班，初級班教授《千字課》等，需要能識字寫字；高級班有歷史、算術等課程，畢業時相當于小學程度，發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女工夜校出具的畢業證書。由于初級和高級班學生程度參差不齊，1934年勞工部決定增設中級班，學制由2年改為3年，采用商務印書館出版和無錫江蘇教育學院出版的民眾教育課本作為教材，教員講課時加入一些經濟知識和時事介紹。干事和教師有固定的會議制度，研究如何改進教學問題，每一兩年集中時間組織進修，學習討論教材和教學方法等[80]。在陶行知先生的新式教學方法的影響和鼓勵下，1933年增設了特級班，訓練畢業學生做小先生。“當初對一班女工的工作只是教她們認識幾個字，幾年的功夫，她們已經能夠研究勞工問題、經濟政治問題了。受過幾年教育的女工們，自己也來開辦女工學校，教導比自己程序低一點的工友們”[81]。為解決特級班的教材問題，女青年會全國協會勞工部與上海女青年會勞工部、滬江大學滬東公社、基督教協進會合作組織了工人教育設計委員會，編輯出版了一套包括《經濟學》、《經濟史》、《工會運動概況》、《一個女工和一個女大學生的通信》、《怎樣讀報》等女工教育輔導讀物。

女工一天十幾個小時做工下來，辛勞之極，到夜校讀書非常不容易，因家務勞動繁忙、疾病、工作勞累、經濟困難等眾多原因，學生的流動性非常大。為了穩定學生的情緒，使她們能堅持下去，女工夜校還開展了個案工作，派干事錢長本[82]經常進行家訪，了解情況，建立學生卡片，及時幫助解決一些力所能及的困難。通過女青年會的關系，介紹女工同學到紅十字醫院、仁濟醫院、同仁醫院等地免部分費用進行治療；對失業的女工同學幫助介紹工作，并設有一筆專款予以臨時接濟等[83]。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后，上海有大批工人失業，上海女青年會和上海失業救濟會將500多名工人同學介紹入廠，重新找到工作，這件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使許多女工感到還是讀書的好，促使了更多的女工來報名上學。

除課堂的書本教育外，夜校還通過豐富的課外活動訓練女工的自治能力。幫助學生組織了工友團（初始個別夜校稱工民團，1937年后統一稱友光團），培養學生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由學生自己選舉主席、副主席和會計等，每周活動一次，由學生自己主持。“要使她們對自己所處的環境及團結行動的意義，增進了解能力，并有勇氣向著最正當的解決問題的大路前進。”[84]勞工干事和教師幫助學生制定活動計劃，常以當時形勢和女工的切身問題為題目，如“女人應否回到家庭中去？”、“女工的命真的更苦嗎？”“女人讀書有什么用？”“帝國主義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做工是不是命苦？”、“現在的中國政治經濟情況”等。采用了唱歌、游戲、介紹國內外形勢、請名人演講、上臺演講自己的經歷和想法、出墻報、討論等多種形式。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史沫特萊、斯諾、《中國之聲》主編葛貴思女士（G. Grenich）、陶行知、章乃器、金仲華、馮玉祥、羅叔章、沈體蘭、吳耀宗等人來女工夜校演講參觀[85]。女工夜校還協助女青年會全國協會人事部培訓干事多人，接待來參觀訪問對勞工問題有興趣的國內外人士上百次，如世界女青年會總干事、國內各城市女青年會干事和學生等[86]。1936年陶行知在英國倫敦第七屆世界新教育會議上詳細介紹了上海女工夜校學生的學習情況，同學成為小先生普及救國教育的事跡。

女工夜校的活動得到了“左聯”的支持，如劇聯的田漢、陳波兒、郁風、王為一等幫助女工編排、輔導戲劇活動，音聯的孟波、麥新、郁應愷、冼星海、呂驥、劉良模等幫助開展歌詠、編排歌曲等活動，麥新、孟波輔導女工集體創作的《工人自嘆》，流傳很廣，是當時女工非常喜愛的一首歌曲。夜校還定期開展夏令營或春令營活動，安排一些歌詠、演講、郊游、自排自演晚會等活動。每逢三八、五一、九一八等紀念日，各校友光團都舉行紀念活動，提出“做工不忘救國”的口號，演出“放下你的鞭子”、“街頭夜景”等節目，編輯了《大家唱》歌本，組織女工到農村演出，吸引農民來觀看。1933年女青年會召開第三次全國大會時，女工夜校選派十幾名女工演出了話劇《往哪里去》，使許多代表更加了解女工的生活狀況，加強對女工問題的興趣和責任感。 1935年12月21日，鄧裕志參與何香凝、史良等人發起成立了上海婦女界救國會，女工同學是成立大會上的主力軍，高舉“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旗幟，高唱《義勇軍進行曲》。在上海各界聲援綏遠抗戰、魯迅葬禮、抗議迫害“七君子”的游行示威斗爭中，始終有女工同學的身影。1937年9月中旬，上海慰勞分會負責人何香凝委托曾在女工夜校多次演講的作家胡蘭畦與干事鐘韶琴聯系，希望在女工夜校動員報名，選出10名成員組成上海勞動婦女戰地服務團赴前線工作，得到校方的積極支持。10月5日，以胡蘭畦為團長的上海勞動婦女戰地服務團[87]，出發到國民黨第十八軍羅卓英部工作，后隨軍隊撤離上海，開始了日行百里的征程，歷時3年，輾轉滬、蘇、浙、皖、鄂、湘、豫等省，行程2萬里，以后服務團大多數團員參加了新四軍或赴延安[88]。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全面抗戰開始，女工夜校大多被迫停課。8月13日，日軍進犯上海，上海女青年會勞工部完全轉入難民和傷兵工作[89]，向群眾宣傳抗日救亡，募集錢物救濟難民和支援前線。上海女青年會接受了上海抗日救災會一筆相當可觀的捐款，在愚園路中西女校、圣約翰大學和法租界西愛咸斯路（今永嘉路）的一所學校開辦了3個婦孺難民收容所，開展難民救濟。女工夜校留在上海的教員和女工骨干同學，幾乎都參加了救濟工作，有的負責宣傳教育，有的承擔收容登記，有的安排難民的生活，把母親、嬰兒、學齡兒童分別編班組織起來，進行自我管理和互相幫助。她們還向難民開展時事政治教育，宣傳抗日救國、開展掃盲活動，教難民識字學文化、教唱抗日歌曲，普及衛生知識，慰問傷兵等。這是對女工夜校師生的一次考驗，也是女青年會勞工部開展的一項新工作[90]。

半年多后，上海租界的社會秩序逐漸穩定，難民收容所工作也結束了。上海女青年會勞工部開始恢復女工夜校，這時女青年會全國協會已轉移到大后方。在上海女青年會勞工部主任干事張淑義的積極努力下，開展女青年會上層人士的工作，爭取恢復夜校。經她們四處游說努力，尋找校址，到工部局登記注冊，先后在小沙渡路三和里、曹家渡、七浦路橋、楊樹浦、菜市路等陸續加強和恢復了5所女工夜校。除三和里為自租的房子外，其它都是借用小學教室上課。1939年，張淑義調到女青年會全國協會勞工兼民眾教育部，編寫了《友光團手冊》、《友光團事工設計》等，把上海女工活動的經驗介紹到全國各地女青年會。在上海租界淪為孤島時期，經工部局華人教育處處長陳鶴琴同意，世界書局出版語文、算術、常識、平民識字課本；夜校還組織教師編寫了一套工人夜校通俗課本，《什么叫資本主義》、《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史話》、《中國地理》等[91]。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占上海全部租界，孤島時期結束，裕慶里、曹家渡等夜校相繼停辦，只有三和里夜校仍在艱難地維持。　　

1945年日本投降后，女青年會全國協會遷回上海，勞工部主任干事王知津[92]、干事邢洚[93]與從成都返回上海的鄧裕志一起，再次努力恢復女工夜校，由湯鳳美、胡繡楓、金江蘅、鐘復光、楊向時等委員組成的上海女青年會勞工委員會亦努力協助。在女青年會全國協會的資助下，上海女青年會分別各以三條半金子（黃金3兩半），先后買下曹家渡仁和里（今長寧支路12弄3號）和楊樹浦榆林路晉成里（今榆林路783弄16號、18號）兩處房子，為第二和第五女工夜校[94]；又租下楊樹浦、南市和滬西麥根路等小學校舍辦起了第三、第四和第六女工夜校。到1946年，恢復女工夜校6所，學生增至1千余人。女青年會全國協會還與上海女青年會勞工部合作，在曹家渡第二女工夜校舉辦勞工福利工作實驗站，實驗項目有培訓女工歌詠和戲劇人才，組織校友讀書會、編寫出版《友光通訊》和友光團活動資料，培養女工中的文化寫作人才；設有圖書室、娛樂室和衛生室等文化福利設施；為女青年會全國協會訓練勞工干事提供實習場所等。因戰亂、形勢改變等各種原因，女工教材已不全且不適用，全國協會勞工部聘請曾在湖南創辦平民學校并任教的黃靜汶負責教材編寫，成立了由葉圣陶、俞慶棠、方與嚴、胡繡楓、傅彬然、胡耐秋、王辛南等組成的編輯委員會。教科書定名為《女工讀本》，共6冊，1948年由女青年會全國協會正式出版，供全國各地女工夜校3年期學習使用[95]。

共產黨地下組織也非常關注女工夜校的發展和成長，1938年江蘇省委工委成立了夜校工作委員會，加強對勞工夜校包括女青年會女工夜校的領導，建立了由5位黨員組成女工夜校黨支部[96]。女工中涌現出的一批批積極分子，黨員教師及時將她們的情況，經夜校地下黨組織轉到各工廠黨的組織，然后發展入黨。如女工同學裘惠英、盧云林、楊建英3位同學，配合延安來的紅軍干部李白在上海架設了3座秘密電臺[97]。1948年8月，哈爾濱召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勞動代表大會，上海的國統區17名代表出席，4名女代表中有3名是女工夜校同學湯桂芬、錢瑞華、徐明哲，湯桂芬還是上海工人代表團團長，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后隨同蔡暢出席匈牙利召開的國際民主婦聯主席團會議。1950年，湯桂芬當選為有20萬職工的上海紡織工會主席[98]。上海紡織工會有10多位女部長都是女工夜校同學，紡織工會竟成了女工夜校的“校友會”，女工夜校對提高女工的覺悟和培養在勞工運動中的女領導上起到長久的作用[99]。　

結　　論

從世界范圍來說，女性始終是宗教最強大的支持者和信仰者。在中國，1877年女基督徒達4967人[100]；1921年女基督徒達128704人，占教徒比例37％[101]。在民族矛盾日益增長的時代，在社會普遍需要近代啟蒙的時代，在男性為中心和主宰的中國社會里，作為近代中國歷史上完全以女性為工作主體和服務對象的社會和宗教機構，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在推動婦女的社會和政治覺醒、甚至女性自我意識覺醒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作為中國最早接觸西方社會和思想、有宗教信仰的女性，女青年會干事們引領著中國女性們去見證她們作為中國人、女性和基督徒的多元認同，中國婦女和基督教的關系應該在現代中國更寬廣的社會和政治變化的背景中被闡釋。

勞工問題是20年代引起社會各界，包括國共兩黨始終關注的社會問題。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建立了由國共兩黨人士共同組成的工人部[102]，1926年8月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大會上通過了與勞工運動相關的條例的制定[103]。“四一二”政變后，共產黨以革命、徹底解決社會問題的方式在各地領導了聲勢浩大的罷工；國民黨再次組建了中央工人部，1929年10月30日國民政府公布《工廠法》，于1931年2月1日通令施行，其中有關女工和童工的條例[104]。朱懋澄這樣在勞工事業上頗有些名聲的青年會干事成了國民黨政府中處理勞工問題的專家和官員，并作為中國代表參加了1930年6月召開的第十四屆國際勞工大會，當選為大會副主席之一[105]。

女青年會促進了基督教會對勞工問題、尤其對女工和童工問題的關注，引發了基督教會一系列的思考和行動[106]。正如勞工干事夏秀蘭向女青年會董事會解釋的那樣，“勞工運動是未來我們經濟社會的最大因素，它會造成勞工運動認為的世界上的所有差異。”[107]作為支持中華基督教協進會將“基督精神運用于工業事業”的兩個直接機構，青年會勞工事業更重視其福利方面，用社會捐款在浦東修建了24個配有起居室、臥室、廚房和衛生間的套房，和可以作為125名工人子女的日校和50名成人工人夜校的一間公共服務室[108]，但面對上海幾百萬勞工[109]，它所具有的也只有某種社會號召性和象征性意義罷了。女青年會勞工事業更側重教育方面，堅持時間更長、服務對象廣泛，在社會十分動蕩的情況下，20多年的女工夜校靜靜地、默默無聞的貢獻被工人和農民運動的研究者所忽視，也被基督教研究者所忽視。它繼承了基督教以教育為主的傳統方式，擺脫了僅為個別人或有錢人受教育的限制，使受教育者擴大到普通女性階層，擴大到提高女性應付社會的能力上，提高了眾多普通女工的知識能力和社會能力，甚至影響了部分女工的政治能力和選擇取向，改變了許多勞動女性和部分中外干事一生的命運和思想。女工夜校是中國基督教勞工事業上最豐碩和最直接的成果，但面對如此廣大復雜的中國社會和勞工民眾，在肯定其社會啟蒙意義的同時，亦能深深地感嘆其渺小無助和杯水車薪。

無論青年會側重于福利方面、還是女青年會側重于教育方面，其勞工工作始終局限于調理層面上，而沒有涉及到制度改變。事實上，美國男女青年會因常常被大企業資助而在某種程度上受制于大企業而被稱為“商人組織”，青年會與美國重要經濟財閥麥克米克集團和洛克菲勒集團的聯系，阻礙了它進一步地推動社會方案，特別是勞工方案[110]。作為美國男女青年會的海外分枝機構的中國男女青年會，經濟主要來源之一也是社會各工商實業界的捐款，如何能在讓有錢人捐獻財富的同時，又激烈的批評甚至改革他們的掙錢方法或他們企業里存在的不公正呢？

20世紀初期是整個中國社會、思想、制度和價值“必須重新估定”的時代，中國基督教亦不能脫離此時代潮流。“基督教究竟是什么？它有什么價值能維持它的競存？在這個新的時代能供給或應予人類有什么貢獻？”[111]中國基督教會必須回應時代和社會對基督教存在的理由和意義的質疑，尤其是存在于中國的理由和意義。如果只有誦經禮拜，而不問更多人的實在疾苦，那么基督教就成了少數人能享受的財富，而不是全人類信仰的生命之源[112]。中國基督教會力圖將基督教精神運用于社會改革、工業改革之中，不僅有經濟便利的制度，而且是“公平的制度”，“使基督教的社會原理得有明白的表示與應用”[113]，希望通過基督教經濟制度的實現而“使教會得脫離西人之資助”的“教會自立”[114]，始終以改良、協調為手段，追求“無宗教區別、無種族階級國家之別、互相幫助、不尚競爭、能包容新舊、注重實踐、提倡教育和建設的方法、絕對反對階級斗爭”[115]的基督教經濟制度。這些思考和理論充滿了完美理想主義色彩，在中國社會現實下，極度缺乏操作可能性和現實成就。在中國社會矛盾、民族矛盾如此尖銳，工業問題、勞資糾紛如此嚴重的狀況下，勞工民眾、青年學生、甚至曾經熱衷教會事業并有所成就的優秀分子被其它更有號召力、更徹底、更現實成就的思想和方式所吸引，甚至離開教會、融入其它社會潮流和思想都成了不難理解的歷史現象，那么中國教會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力始終局限在一個相對狹窄的范圍里，也是不難回答的歷史問題，也是需要再探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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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 Rawlinson,The Chinese Church as Revealed in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nference Held in Shanghai, Shanghai, 1922, pp.463.
[2]《基督教全國大會報告書》，上海，1922年，第307頁。
[3] Y.T.Wu, Our Message，Chinese Recorder 54, 1923-8, pp.489.

[4] 陳其田：《基督化經濟生活運動》，《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年鑒》1928年，上海：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第65頁。
[5] Nancy Boyd, Emissaries: The Overseas Work of the American YWCA, 1895-1970，New York, The Woman’s Press, 1986, pp.132.
[6] Nancy Boyd, Emissaries: The Overseas Work of the American YWCA,1895-1970, pp.132.
[7]《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簡史》，《享受奉獻：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成立80周年紀念集》，上海：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2003年，內部印刷，第1頁。
[8] Nancy Boyd, Emissaries: The Overseas Work of the American YWCA,1895-1970, pp.134.
[9] 顧恩慈（1883－1921）：1906年來華，1908年創辦上海女青年會，任總干事。
[10] Nancy Boyd, Emissaries: The Overseas Work of the American YWCA,1895-1970, pp.133.
[11] 朱胡彬夏：朱庭祺夫人。曾留學美國和日本，獲得威爾斯利大學學士學位，留日女學生共愛會和上海女權運動同盟會發起人，《婦女雜志》主編，女青年會第一任會長。
[12] Adelaide M. Anderson, Humanity and Labour in China，A Industrial Visit and Its Sequel (1923 to 1926), London, 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 1928, pp.108.
[13] Emily Hong, Christianity, Feminism, and Communism: The Life and Times of Deng Yuzhi, in Daniel H. Bays (eds.), Christianity in China，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255.
[14] Emily Hong, Christianity, Feminism ,and Communism: The Life and Times of Deng Yuzhi, pp.255.
[15] 華景俠、夏秀蘭等編纂：《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干事手冊》，上海：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刊行，1926年，上海檔案館121－0－1，第19頁。
[16] 程婉珍：1922－1926年任女青年會全國協會勞工部干事。1921年代表中國參加國際婦女勞工大會。
[17] The Church in China and the Industrial Problem, Industrial Reconstruction ser., no 2(Shanghai:Industrial Committee,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 Jun Xing, Baptized in the Fire of Revolution, The American Social Gospel and the YMCA in China:1919-1937, Bethlehem: Lehigh University Press, pp.56.

[18]《基督教全國大會報告書》，第306頁。
[19] F. Rawlinson, The Chinese Church as Revealed in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nference Held in Shanghai, Shanghai, 1922, pp.466.
[20] 朱懋澄：《基督教經濟制度的根本原理與實施方法》，《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年鑒》1925年，上海：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第232頁。
[21] F. Rawlinson, The Chinese Church as Revealed in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nference Held in Shanghai, pp.461, pp.465.
[22] F. Rawlinson, The Chinese Church as Revealed in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nference Held in Shanghai，pp. 468-469.
[23] 丁門：美國女青年會干事。1924－1925年任女青年會全國協會勞工部干事。
[24] 李則靈：《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三年以來之回顧》，《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年鑒》1925年，上海：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第95頁。
[25] 鐘可托：《中華教會概況》，《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年鑒》1925年，上海：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第15頁。
[26] 李則靈：《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三年以來之回顧》，第96頁。
[27] 夏秀蘭：《基督教協進會工業委員會的歷史和工作》，《工業改造》13期，中華基督教協進會全國工業委員會，1927年8月。
[28] Jun Xing, Baptized in the Fire of Revolution, pp.56.

[29] 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07頁。
[30]《青年會擴充程序組委員會之建議案》，《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第九次全國大會》，1923年10月，上海檔案館U120－0－4，第4－5頁。

[31] 朱懋澄：《基督教經濟制度的根本原理與實施方法》，第232頁。
[32] Jun Xing, Baptized in the Fire of Revolution,pp.114.
[33] Nancy Boyd, Emissaries: The Overseas Work of the American YWCA,1895-1970,pp.131.
[34] Nancy Boyd, Emissaries: The Overseas Work of the American YWCA,1895-1970,pp.131.
[35]《五年簡述》（1923－1928），上海：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1928年，第37頁。
[36] Adelaide M. Anderson, Humanity and Labor in China,pp.109.
[37]《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第一次全國大會記錄》，上海：女青年會全國協會書報部發行、亞洲印書館印，1924年，上海檔案館121－0－5，第181頁。
[38] 張振鐸：《全國基督教女青年會概況》，《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年鑒》1925年，上海：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第264頁。
[39] 單德馨：1924－1925年任女青年會全國協會勞工部干事。
[40] 夏秀蘭：美國女青年會干事，北京基督教女青年會創始人之一。1924－1932年任女青年會全國協會勞工部干事。后任女青年全國協會人事部主任干事。
[41] 邢德：美國女青年會干事。1926－1928年任上海女青年會勞工部干事。
[42] 錢萃閣：1926年任上海女青年會勞工部干事。
[43] 朱玨寶：1925－1927年任上海女青年會勞工部干事。
[44] 龔佩珍：1925－1928年任上海女青年會勞工部干事。
[45] 盧季卿：1927－1928年任上海女青年會全國協會勞工部干事。
[46]《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干事手冊》，第23頁；丁淑靜：《全國基督教女青年會概況》，《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年鑒》1927年，第176頁；《五年簡述》（1923－1928年），1928年7月，第33頁、第36頁；丁淑靜：《一年來全國女青年會概況》，《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年鑒》1928年；朱胡彬夏：《中國女青年會小史》，上海，1923年，上海檔案館U120－0－1，第12頁。
[47]《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干事手冊》，第22頁。
[48]《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簡史》，第15頁。
[49] 鄧裕志：《藍三角形下的勞工事業》，《女青年》1931年10月，第77頁。
[50] Adelaide M. Anderson, Humanity and Labor in China, pp.108.
[51] 丁淑靜：《全國基督教女青年會概況》，《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年鑒》1927年，上海：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第176頁。
[52]《五年簡述》，第37頁。
[53]《五年簡述》，第38頁。
[54]《五年簡述》，第39頁。
[55]《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簡史》，第14頁。

[56]《五年簡述》，第38頁。
[57]《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第一次全國大會記錄》，第180頁。
[58] Yui, Characte ,China’s Hope, New York, Foreign Division, YMCA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1924, pp.3.
[59] The Chinese Recorder 59,1928-1.
[60] F. Rawlinson, The Chinese Church as Revealed in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nference Held in Shanghai,pp.461.
[61] 丁淑靜：《全國基督教女青年會概況》，第179頁。
[62] 陳其田：《基督化經濟生活運動》，第67頁。
[63]《基督化經濟關系全國大會決議案》，《工業改造》14期，1927年9月，第31頁。
[64] 陳其田：《基督化經濟生活運動》，第67頁。
[65] 夏秀蘭：《1935年的女青年會》，第139頁。
[66] 鄧裕志（1900－1996）：1926年畢業于金陵女子大學社會學系，任女青年會學生部及勞工部干事。1929－1930年在倫敦經濟學院社會服務系進修。1932年在日內瓦國際勞工局從事婦女、兒童研究。1941年獲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社會經濟系碩士學位。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發起人之一，歷任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常委、副主席，任女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干事長達40余年（1950－1992年）。
[67] 鄧裕志：《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女工夜校》，《鄧裕志先生紀念文集》，上海：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2000年，內部印刷，第15頁。　
[68] 鄧裕志：《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女工夜校》，第15頁、第16頁。
[69] 毛韻琴：1929－1931年任女青年會全國協會勞工部干事。
[70] 鐘韶琴（1904－2003）：1930年畢業于滬江大學社會學系，上學期間就關注勞資、勞工、婦女等問題，隨即到上海女青年會任勞工部干事直至1938年，是最早就遷到三和里女工夜校與女工共同生活學習的兩名干事之一。1945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碩士。參與中國民主同盟美國支部的創立活動，任聯合國非政府組織遠東地區聯絡協調員。1956年回國，任職于北京圖書館。80年代，任民盟中央聯絡委員會委員、全國婦聯顧問、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71] 白美麗：美國女青年會勞工部干事，也在美國工會工作過。1929－1933年任上海女青年會勞工部干事，是最早遷入三和里女工夜校與女工共同生活學習的兩名干事之一。
[72] 耿麗淑（1896－1995）：美國女青年會學生部干事。1926年來華，1928－1930年任濟南女青年會總干事，1930－1933年任女青年會全國協會學生部主任干事，1938－1947年任全國協會總務部主任干事和人事訓練部主任干事。1952年再度返華，任英文刊物《中國建設》編輯部顧問，1995年去世于上海。
[73] 張淑義（1914－1994）：出生于基督教家庭，父親為青年會干事、“稅務學堂”三杰之一的張欽士。1936年畢業于燕京大學社會學系，1936－1939年任女青年會全國協會勞工部干事，1939年獲甘博獎學金到美國留學，獲碩士學位。1943－1944年在美國各地女青年會訪問。1947年任中共中央外事組翻譯。曾任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秘書長，全國婦聯國際聯絡部部長。主編《中國兒童》外文版，全國政協第三、四、五屆委員，歐美同學會副會長。
[74] 蔡葵：《女青年會》，《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年鑒》1933年，上海：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第178頁。
[75] 主要文章有《無錫的婦女勞動界》、《上海女工狀況報告》、《中國女工問題及其解決方法》、《天津女工的工作及工資狀況》、《婦女與作工》等。
[76] 夏秀蘭：《1935年的女青年會》，《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年鑒》1934－1936年，上海：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第136頁。
[77] 丁淑靜：《一年來全國女青年會概況》，《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年鑒》1928年，上海：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第33頁。
[78] 夏秀蘭：《1935年的女青年會》，第137頁。
[79]《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女工夜校的光輝歷程》，《巾幗搖籃－上海女青年會女工夜校師生回憶》（以下簡稱《巾幗搖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第4頁。

[80] 鐘韶琴：《30年代的女工夜校》，《巾幗搖籃》，第38頁。
[81] 夏秀蘭：《1935年的女青年會》，《巾幗搖籃》，第139頁。
[82] 錢長本：1929－1933年任上海女青年會勞工部干事。
[83] 鄧裕志：《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女工夜校》，《巾幗搖籃》，第17頁。

[84] 蔡葵：《女青年會》，《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年鑒》1933年，上海：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第178頁。
[85] 鄧裕志：《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女工夜校的創辦與發展》，《巾幗搖籃》，第30頁。
[86] 鐘韶琴：《30年代的女工夜校》，《巾幗搖籃》，第39頁。
[87] 共有11人參加，她們是秦秋谷、任秀棠、胡瑞英、李亞芬、柳秀娟、張定堡、鄭惠珍、李惠英、金敏玉、龔琦瑋和胡蘭畦，除秦秋谷為夜校教師外，均為女工學生。
[88] 秦秋谷：《戰火中的青春年華》，《巾幗搖籃》。
[89] 鄧裕志：《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女工夜校的創辦與發展》，《巾幗搖籃》，第33頁。
[90] 張淑義：《抗戰爆發前后的女工夜校》，《巾幗搖籃》，第46頁。
[91]《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女工夜校的光輝歷程》，《巾幗搖籃》，第12頁。
[92] 王知津：1944年畢業于滬江大學社會學系，1945－1950年任上海女青年會勞工部干事。
[93] 邢洚：1946－1948年任上海女青年會勞工部干事。
[94] 王知津：《難忘的五年》，《巾幗搖籃》，第51頁。
[95] 黃靜汶：《編寫女工夜校教材》，《巾幗搖籃》。
[96]《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女工夜校的光輝歷程》，《巾幗搖籃》，第12頁。
[97] 即著名電影《永不消失的電波》的原形。
[98] 張菊寶、陳素英、馬林軒、朱月華等：《緬懷我們的湯姐姐》，《巾幗搖籃》，第500頁。
[99] Kwok Pui-lan, Chinese Women and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Daniel H. Bays (eds.) Christianity in China,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pp.206.
[100]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ghai, May 10-24, 1890.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8, pp.486.
[101] Stauffer, M.T., ed.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General Survey of the Numerical Strength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Christian Forces in China, 1918-1921. Shanghai: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1922. 轉引自Kwok Pui-lan, Chinese Women and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194.
[102] 部長先后由廖仲愷、胡漢民擔任，秘書為中共黨員馮菊坡。領導上海工運的執行部的工農部長為于右任，秘書為邵力子，干事為鄧中夏、王仲一、王荷波、劉伯倫。
[103] 1、制定勞動法律；2、制定一天工作8小時的工作制，禁止一天工作超過10小時；3、有最低工資制度；4、禁止使用童工，成員最低工作年齡為14歲；5、改善現在的學徒制度；6、當婦女工人生孩子時，提供6天的工資；7、改善工廠的衛生和避免工業事故；8、工人有集會、演講和出版的自由；9、提倡男子投票；10、促進工人教育；11、促進團體合作；12、控制“契約工作”的條件或家庭工作人員的工作；13、重認識貿易組織的法律地位；14、有效地幫助組織工人；15、工人在休息日和假日獲得工資；
[104] 裕志：《工業與經濟欄》，《女青年》十卷一期，1931年1月，第57頁。
[105] 駱傳華：《今日中國勞工問題》，上海：中國太平洋學會，1933年，第140頁。

[106] Kwok Pui-lan, Chinese Women and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206.
[107] Lily K. Haass to Mary Dingman, 1928-1-5,World YWCA Archives, in Emily Hong, Christianity, Feminism, and Communism: The Life and Times of Deng Yuzhi,pp.255.
[108] 朱懋澄：《青年會與勞工新村運動》，《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五十周年紀念冊》，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35年，第62－65頁。
[109] 1927年上海有125萬3千工人，61％為男工，32％即為女工，7％為童工。見邢德：《上海工業狀況》，《工業改造》第十四期，上海：中華基督教協進會全國工業委員會，1927年9月。
[110] Jun Xing, Baptized in the Fire of Revolution, pp.14.

[111] 鮑乃德：《全國經濟大會的希望》，《工業改造》第十三期，1927年8月，第7頁。
[112] 趙紫宸：《萬方朝圣錄》，上海：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1928年，第87頁。
[113] 趙紫宸：《萬方朝圣錄》，第98頁。
[114]《基督教全國大會報告書》，第310頁。
[115] 朱懋澄：《基督教經濟制度的根本原理與實施方法》，第231－2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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