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虛無主義必須批判
最近偶然在網絡上看到了廣東中山大學哲學教授袁偉時的《現代化與中國歷史教科書》一文，在洋洋萬言當中，雖然作者對某些細節問題做了不無益處的探討，但是從整體上看，其字里行間到處都打著歷史虛無主義的烙印。因此，潘太史作為一名有良知的歷史學家，不得不挺身而出，對其錯誤觀點進行徹底的批判。
袁偉時在文章首先提出，火燒圓明園本來是可以避免的，對于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國參戰的原因起因——馬賴神甫（馬嘉理）事件，袁文是這樣解釋的：1844年10月訂立的中法《黃埔條約》規定，法國人只準在五口通商的雙方“議定界址內”活動，“法蘭西無論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遠入內地，聽憑中國官員查拿，但應解送近口法蘭西領事官收管；中國官民均不得毆打、傷害、虐待所獲法蘭西人，以傷兩國和好。”馬氏1842年起，便到西林傳教，《黃埔條約》訂立后仍不離開，這是違反條約的錯誤行為。但把他處死，顯然是西林地方官員的“胡作非為”，違反了應把拘捕的法國人解送領事的條約義務。直至現在人們仍無法確定馬氏確有該處死刑的哪些犯罪行為。按照程序正義優先的法學觀點，中方無疑理虧。教科書對此事的評述是不準確的。
文章還說，直接的導致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原因，是由于廣州軍民一再拒絕英人入城，未能忠實地履行《南京條約》；至于開戰的直接誘因，則是咸豐皇帝和僧格林沁對剛剛簽定的《天津條約》心懷不滿，故意讓英法使者繞道并密令清軍扮成鄉勇出擊所造成的。其結論則是：面對咄咄逼人的強敵，作為弱勢的大清帝國一方，明智的選擇是嚴格執行現有條約，避免與之正面沖突，爭取時間，改革和發展自己。而當時的政府和士紳，完全被極端愚昧的情緒支配，在小事上制造違約的蠢行，結果釀成大禍。如果清政府決策層和有關的地方督撫不是那么愚昧，這場災禍是可以避免的。可是，朝野上下的認識水平和專制的決策程序，是歷史的積澱，不是朝夕所能改變的；侵略者的本性又決定了他們不可能成為文明之師；于是，火燒圓明園這場災禍又是難以避免的。
袁偉時的觀點貌似客觀明智，實際上則完全脫離了當時的歷史背景，這里涉及到第一次鴉片戰爭的起因問題。潘太史雖然對于清史不象對《資治通鑒》那樣精通，但最起碼的歷史知識還是有的。由于當時中國在經濟上基本上是自給自足，對外貿易的需求不大，加之清廷只允許廣州一地對外交易，所以長期以來一直處于順差的地位。由于外國商人無法采取正當的手段打破這種事實上的非關稅貿易壁壘，于是便采取了不正當競爭的手段，開始了萬惡的鴉片貿易。在朝野普遍意識到鴉片貿易的危害性以后，朝廷行使主權，嚴禁鴉片交易難道有什么不對的嗎？據潘太史所知，此前中國歷史上的任何一位皇帝也沒有派遣什么使者出國考察，更沒有讓他們去招商引資，對外貿易當時只不過是有益的補充而已。一旦圣上發現此種交易有害，下旨勒令這些洋鬼子卷鋪蓋滾蛋，完全是為國家和人民負責的態度，天經地義！至于第一次鴉片戰爭為什么以失敗而告終，潘太史認為完全不是因為我們理虧造成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是技術落后，實力對比懸殊；第二是固步自封，未能做到知己知彼，以至錯誤地選擇了時機；第三則是滿清皇帝的階級局限性造成的，在敵人迫近的情況下沒有放手發動群眾實行堅壁清野而是選擇了妥協。清廷在被迫簽定不平等條約時的心態是不難理解的，在執行過程中有些消極、制造麻煩甚至想翻案也并不奇怪，這種心態正是一個民族愛國心的真正體現。如果當時的清廷不折不扣地、不加任何反抗地執行了不平等條約，恐怕還沒等到國力發展到與列強抗衡的程度，其國民就已經被徹底地殖民化了。
具體地談到第二次鴉片戰爭，當時清廷正面臨著太平天國的叛亂，可以說是內憂外困。咸豐帝和僧格林沁在這種情況下選擇冒險的確有些冒失，但其捍衛國家尊嚴的決心還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之所以會出現火燒圓明園的悲劇，主要原因是由于清廷患得患失，缺乏與侵略者血戰到底的決心，如果能夠發動總體戰，實行全民皆兵，即使京師暫時淪陷也決不妥協，恐怕登陸的那25000名英法聯軍就會全軍覆沒。至于馬賴神甫在中國境內死于非命則純屬活該，畢竟清廷又沒有給他發邀請函，他自愿跑到內地來傳布“福音”而提前見到了上帝，難道這不是他求仁得仁的結果嗎！
袁偉時還在文章中對義和團運動大加鞭撻，說這根本算不上是什么愛國壯舉，而是一場“盲目排斥外國人以及外來文化的極端愚昧的行為”。 正是義和團反文明、反人類的罪惡行徑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莫大的災難！這些都是眾所周知的史實；也是中國人不能忘記的國恥。而我們的少年兒童必讀的教科書卻偏偏閉口不談。
潘太史也不否認義和團運動中的某些偏差，但是西方殖民勢力披著宗教的外衣，其教會、教士在炮艦的庇護下在我國境內橫行不法更是一個不容爭辯的事實。戰爭是殘酷的，革命畢竟不是請客吃飯，不能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面對帝國主義這樣一條窮兇極惡的瘋狗，人民群眾隨便抄起什么家伙都不應受任何限制，只管上前痛打就是了，完全不必顧及什么招數是否合理的問題。至于義和團運動中的不足之處，留給歷史學家和歷史愛好者去研究也就足夠了。面向少年兒童的讀物，最關鍵的一條是就是言簡意賅、立場鮮明。難道有必要這樣事無巨細、面面俱到嗎！眾所周知，我們觀察問題當然要盡可能全面地整體地加以判斷和分析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但同時也必須以簡明的語言把問題闡述清楚才可以。在法官的判決書中，難道有必要對被告的優點也予以羅列嗎？在部隊的嘉獎令中，難道也要同時指出立功者的不足之處才顯得客觀公正嗎！
其實，袁偉時這篇文章的根本目的在一開頭就顯露無疑，他聲稱：21世紀的中國人，面對的是順之者昌、逆之者困的全球化趨勢。20世紀70年代末，在經歷了反右派、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史無前例的三大災難后，人們沉痛地發覺，這些災難的根源之一是：“我們是吃狼奶長大的。”20多年過去了，偶然翻閱一下我們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令我大吃一驚的是：我們的青少年還在繼續吃狼奶！這突出表現在我們的教科書在論述近代中國與外國和外國人的關系的時候，幾乎沒有什么自我反省的精神。正確處理國際關系，是完成現代化這個歷史重任的必要條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外交政策總的說來是比較理性的。如果我們的學校通過教科書不斷向小公民進行非理性的鼓動，與正確的抉擇背道而馳，說不定那一天一定會嘗到無法預料的苦果。
袁偉時認為國人缺乏自我反省的精神，言外之意自然就是洋大人不乏自我反省的精神，但潘太史卻怎么也想不明白，他們為什么不把收藏在大英博物館和盧浮宮中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戰利品物歸原主呢！不容否認，在這一百多年里，整個世界的確有了很大進步，但弱肉強食這一根本態勢卻依然如故。列強雖然沒有在我國領土上駐軍，但在許多合資企業里，血汗工廠的大量存在是個不容否認的事實。在國與國的交往中，我們應該遵照偉人的教導，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喝狼奶長大固然算不上完美，但被狼咬過的人讓自己的后代喝幾口狼奶，不正可以增強他們的免疫力嗎！如果把后代都培養成了溫馴的綿羊，一旦惡狼再次光臨，難道不都成了人家的盤中之餐了嗎！
共和國誕生之初，我們并不是沒有遭受過帝國主義的核訛詐。但是億萬中國人民頑強不屈，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率領下，自力更生，發奮圖強，終于研制成功了兩彈一星，從而為我國贏得了長期的和平環境。西方勢力看到正面進攻并無勝算，便對我開始了和平演變的進程，第一步就是收羅了一些當年艾其遜白皮書中所提到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者，估計袁偉時就是深受他們的影響而中了毒。做人固然應該以寬大為懷，沒有必要睚眥必報，但是好了傷疤忘了疼的事情則更加危險。因此，我們必須樹立起正確的歷史觀，對一切歷史虛無主義的觀點都必須進行徹底的批判！
2006年11月28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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