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戰略性工業化必然是超越眼前利益的工業化。從策略上說則可以采取各種手段改變要素在市場上的自然流動，人為構筑與天然稟賦不相符合的比較優勢。

　　在李斯特的學說中，工業化占據著核心地位，而構建新李斯特主義工業化理論亦顯得尤為重要。

　　以國家利益為導向的政治經濟學

　　李斯特并不是一個純粹的經濟學家，而他的這一身份既影響了其經濟學說的特性，又決定了新李斯特主義經濟學的基本面向。眾所周知，李斯特與19世紀德國的關稅同盟有密切關聯，此外，他還是德國鐵路建設最早的實際推動者之一。較不那么為人所知的則是李斯特與德國產業新聞界的關系，他的活動促成德國產業新聞界為本國工業的利益而戰。因此，記者出身的李斯特更像是一名活動家。他所關心的不是單純的經濟行為，而是德意志民族如何通過發展現代經濟而得以在世界體系中存續。李斯特的全部學說以此為出發點，形成了以國家利益為導向的政治經濟學。這種國家民族利益至上的情懷，也應當是新李斯特主義經濟學成立的前提。

　　在李斯特的時代，英國的主流經濟學已經建立起一套邏輯演繹體系，但其理論并不符合德國的利益。為了與主流經濟學相抗衡，李斯特以歷史作為武器，揭露了英國學說與歷史事實相違背，與德國國情相脫節。這一重視經濟史的方法論，同樣是新李斯特主義經濟學需要繼承的。就演化經濟學學理而論，新李斯特主義提供的實際上是一種演化經濟史學，即運用比較的、制度的、解釋學的方法研究經濟史，總結關于國家發展的真實規律。

　　選擇性扶持某些產業部門

　　長期以來，西方主流經濟學在比較優勢原理的指導下提出的政策建議是政府不干預產業，并開展自由貿易。然而，20世紀后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老牌強國在全球市場上難以抵擋日、韓等東亞新興經濟體的凌厲攻勢，而這些東亞國家的政府對經濟都實施了大量干預。針對這一主流理論無法解釋的事實，克魯格曼等美國學者提出了“新貿易理論”，肯定在國際貿易中實施策略性行為的“戰略性貿易”有其必要性。這就顛覆了前述主流學說的核心價值。而克魯格曼等亦不諱言“新理論”就是為了給美國政府推行更加積極的貿易政策提供理論依據。

　　然而，這一所謂的“新貿易理論”的全部核心論點，在與克魯格曼同樣有著國家情懷的李斯特那里都可以找到。首先，李斯特認為政府干預貿易是必要的，而且強國對待自由貿易的心口不一，可以視為在市場游戲中“作弊”，這恰好符合“戰略”一詞被理解為“策略”時的含義;其次，李斯特旗幟鮮明地強調一國的產業在重要性上存在著程度差異，這種對不同產業區別對待的態度，又符合“戰略”作為“選擇重點”的基本意涵。

　　進一步說，“戰略性貿易”理論主要著眼于貿易競爭，但貿易競爭必須以產業基礎為依托。換言之，要想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首先必須培育戰略性產業，而這一產業培育過程就是一個特殊類型的工業化過程。由于強調戰略性部門，這樣一種類型的工業化可以稱為“戰略性工業化”。與“戰略性貿易”理論的提出者不同，李斯特本人將工業化視為更為根本的經濟活動，因此，在“戰略性貿易”理論的基礎上推導出“戰略性工業化”理論，實際上更符合李斯特學說的原則，也是發展新李斯特主義經濟學的必然邏輯。

　　李斯特本人已經強調要選擇性扶持某些產業部門，但在他所處的時代，工業革命不過剛剛展開，許多戰略性產業還未創生，故他缺乏經濟史的直接經驗可資借鑒，也導致了他對某些戰略性部門的判斷被后來發展中國家的實際產業演化歷史所否定。此外，沐浴于浪漫主義思潮中的李斯特對其理論的某些論證并不嚴密。新李斯特主義工業化理論的“新”，一方面將表現在利用發達國家已進入某種后工業時代的經驗優勢，運用更為充分完備的歷史知識，為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開出藥方;另一方面，則將體現在利用比較政治經濟學、經濟社會學等學科的理論積累，完善乃至修正李斯特所揭示的基本原則，形成適應新時代的更為系統化的理論。這兩點是“戰略性工業化”理論的努力方向。

　　“戰略性工業化”受國家意志支配

　　在各種戰略性部門中，裝備制造業具有重要地位，因為該產業不僅是為國民經濟各部門提供技術、設備的主要產業，而且與國防安全有著密切關系。一些后發展大國裝備制造業的演化，也頗能體現“戰略性工業化”的色彩。20世紀前期東亞裝備制造業的早期演化便能說明問題。

　　對東亞的中日兩國來說，裝備工業都是從西方引進的新興產業，且最初都是兩國政府為了抵御西方列強而加以培植的產業。因此，東亞裝備工業的起源受到政治—軍事邏輯的支配，產業的戰略性色彩濃厚。不過，在其后的發展過程中，兩國裝備工業都面臨著缺乏市場比較優勢的困境。例如，在明治時代初期，三井財閥旗下的紡織企業非常賺錢，裝備企業(東芝的前身)則連年虧本。中國早期工業化過程中，紡織、食品等消費品工業也能通過市場自行盈利、擴大規模，裝備工業則舉步維艱。面對市場的束縛，日本政府采取了包括關稅保護、直接補貼、政府采購、創造本國企業的獨占性市場等一系列措施，使裝備工業能夠完成最初的積累。中國則由于事實上的分裂狀態，中央政府長期缺乏介入產業的國家能力，難以對這一戰略產業進行有效培育。演化的結果是，日本的鐵路機車、機床、船舶、汽車、電機等部門在二戰后能依靠長期積累的基礎躋身世界前沿，中國則面臨較大的追趕阻力。

　　通過上述歷史演化可見，日本實施了依靠國家力量培育關鍵部門的戰略性工業化，由此可總結戰略性工業化的基本特征：一是戰略性工業化是受國家意志支配的工業化。這種工業化將維持國家生存的政治—軍事目標置于首位，這是其具有戰略性的根本點。二是戰略性工業化需要政府差別對待不同的產業，以使國家有限的資源重點投入于那些與國家利益契合更緊的部門，而對后發展國家來說，這些部門也往往是單憑市場力量無法成長壯大的。三是戰略性工業化必然是超越眼前利益的工業化。從策略上說則可以采取各種手段改變要素在市場上的自然流動，人為構筑與天然稟賦不相符合的比較優勢。

　　(作者單位：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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