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對出賣的理由

　　中石化要賣掉油品銷售公司，中石油要賣掉東部管道公司。這是最近“混合制”改革的兩大賣點。

　　不只是中石化和中石油這樣的命脈國企準備出賣，還有眾多中央、地方國企正在借“混合制”之名準備大賣特賣。

　　假如我們把中石化的油品銷售公司賣給外資會是什么后果呢?最后的結局一定是層層轉賣，大中心城市競爭激烈、為爭奪地塊而打得不可開交;偏遠山區、邊防、海島要地則會無人問津而最終荒廢。

　　出賣以后，除了經濟利益歸屬和均衡布局被打亂之外，更為危險的后果是國家安全招致極大威脅。

　　歷史上曾出現這樣的情報戰例，某國某地棉花市場出現暫時異常波動，駐地情報人員通過這個微細的變化分析出該地棉花流量增量多少，進而推算出該地集結了若干部隊。

　　如果油品公司被外資掌控，那么軍機加油、艦船加油、機械化力量加油和儲庫加油將不再有任何秘密可言，更別說外資控制造成的各種困難。

　　所以，我們反對國家國企被出賣主要是基于三個理由：

　　1，共和國60余年全民的經濟利益沒有任何理由送給外資和私資集團，其利益歸屬只能是由國家代表的全民歸屬。

　　2，國有企業為國家和全民利益的均衡布局不容被打破或者失衡;

　　3，共和國的國家和人民安全不容受到任何威脅;

　　二、“生產-發展模型”的實踐局限

　　目前又到了資本短缺期，中石化、中石油和很多國企缺少發展資本。其實不僅僅是國企，科研、教育、醫療、城市化、軍工都缺少資本，國家一直在閃展騰挪。造成這個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 我們國家經濟發展受制于“生產-發展模型”的控制。

　　“生產-發展模型”的運作模式是先組織生產，利用生產結余進行擴大再生產。用公式表達就是：

　　生產—生產分配—生產結余再投入=擴大再生產。

　　這是我們從建國以來一直到現在采取的“生產-發展模型”。

　　這個模型也同樣是一種傳統中國社會的生產模型。

　　不僅如此，這個模型也是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幾乎耗費整卷篇幅所論證的所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這個“生產-發展模型”有其實踐優點和弊病。

　　對于封閉經濟體的有限經濟需求而言，通過若干生產周期的循環，有限的經濟需求很容易達到滿足。這是其優點。

　　譬如在家庭領域，對于吃飯問題、住房問題、穿衣問題的食、住、衣三個問題的有限需求而言，通過初期的節衣、縮食、共房和辛勤勞動及結余投入，很容易達到豐衣足食而滿足有限需求。 (前提就是土地資源相對無限)。

　　中國歷史上，戰亂以后，荒蕪土地較多、人口相對較少，通過修養生息很容易再繁榮。當繁榮到一定階段以后，相對無限的土地資源變成有限土地資源。

　　失去相對的土地獲得以后，特定地域就走向土地兼并。土地兼并走向自耕農破產和隨著自耕農縮減而國家財政縮減。由于土地兼并的存在而社會整體財富在增長。社會整體財富增長導致經濟 運轉的貨幣相對減少。貨幣相對減少導致物價下跌。物價下跌導致以貨幣衡量的財政稅收加重。財政稅收加重導致自耕農破產加劇。惡性循環導致國家和社會破產。

　　這就是中國的歷史循環周期律。

　　在中國歷史上，每次朝代更迭都伴隨開倉放糧和繳獲大量前朝的糧倉和各種儲備庫。而每次農民起義的口號都毫無例外地是“均田地”。

　　一個看似完全合理的“生產-發展模型”會導致王朝滅亡和歷史周期更替。

　　三、新中國經濟模型的選擇

　　新中國建國后如何發展經濟?有人主張中國是相對落后的農業國，生產力低下，應優先發展農業和傳統手工業，到一定時期通過一場運動改造再發展大工業。毛澤東認為中國應優先發展重化 工業。

　　從國情來看，新中國第一是人口過多，5億人口。人口過多導致人均耕地稀少。人均耕地稀少會導致農業本身難以解決富裕問題。第二是農業產量低，農業產量低會導致農業除滿足養活人口外 難以結余。第三是城市負擔過重，雖然中國90%是農民，但城市依然處于大規模失業中，城市嚴重超重，如果不解決糧食向城市轉移問題城市將破產。

　　所以，修養生息，優先發展農業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歷史已經把新中國擺在了突圍的境地，想回到過去都不可能。

　　因此，無論是擺脫歷史周期律還是解決建國時期的城市困難，唯一辦法就是把農業剩余向城市轉移，讓城市活下去。第二個辦法是大規模發展工業，走工業化道路和支撐城市發展。第三個辦 法是用重化工業的化肥、農機、種子、水利支撐農業，使農業進步足以養活全中國的人口。

　　這就是優先發展重化工業道路。

　　其結果就是中國不僅建立起完整的工業體系，而且中國人均糧食占有量以超過人口增長1.2個百分點的速度從1949年的209公斤增長到目前人均糧食430公斤水平。

　　其階段性標志是1949年人均糧食209公斤，人均增長一半在1978年至317公斤，人均增長一倍在2011年至424公斤。增長一半用時29年，再增長一半用時33年。

　　也就是說，中國人真正吃飽飯是在2011年。穩定吃八分飽是在1982年。全面免除農業稅是在2006年。農業不必再為工業轉移結余。

　　毛澤東的重化工業道路解決了“生產-發展模型”的產業轉移問題和產業循環，即農業結余轉入工業建設和發展，工業建設和發展促進農業發展。

　　四、“生產-發展模型”的理論局限

　　但是，“生產-發展模型”的產業轉移和產業循環不能解決全部問題。雖然利用“生產-發展模型”建立了中國完備的產業體系，卻并不足以支撐城市化和現代化。

　　這個問題很早就暴露了出來。70年代上山下鄉，80年代待業，90年代下崗。等等問題說明一方面工業化和城市化程度不足，不足以支撐城市就業;另外一方面中國又有許多產業能力空缺和低 化。這說明我們在工業化進程中始終存在產業不足、就業不充分的問題。同時企業資本短缺問題始終未解決。

　　就業不足、產業不足和企業資本短缺從三個方面表達了一個實質問題就是“生產-發展模型”的老路不僅有實踐局限性，不足以把一個國家從農業國帶入工業國，更不足以占領高端制造業持續 引領工業革命潮流。其根源在于這個“生產-發展模型”在理論上也同樣存在著局限性。

　　“生產-發展模型”的理論局限在于擴大再生產是從生產環節開始的。從生產環節開始，經過生產分配，其生產結余是十分有限的，積累起來的生產結余若要復制原來的生產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

　　以中國產出結余8%計算，形成完全復制的第二個生產板塊是10年時間，也就是說10年時間我們才能形成第二塊生產循環。而按世界平均3.6%的產出計算，則需要20年時間才能形成第二塊生產 。

　　20年時間里，第一塊生產板塊已經報廢，需要重新組織和形成。所以，世界平均水平根本不足以形成新生產板塊，只能維持簡單再生產。

　　中國8%的生產率能夠拿出來的形成新板塊的余額在扣除原生產板塊的維護簡單再生產所需要的3.6%回補以后，只有4.4%可以用作擴大再生產結余和轉移再生產結余。這就需要15年時間才足以 形成第二個新生產板塊。

　　這還僅僅是技術、工藝、資源等相對固定的已有產業領域，并不需要新的任何創新和開發支撐。

　　一旦遇到新產業的開發支撐，則余額轉移需要進一步擴大。一般新開發產業的創新投入回收期在15到20年。這意味著4.4%的余額轉移要么只能形成創新開發，要么擴張原有產業，二者只能居 其一。

　　這就意味著中國8%的生產能力只適合原有產業的升級換代，并不足以形成新產業領域。

　　以要言之，在“生產-發展模型”條件下，中國保持8%的生產能力只適合維護擴大再生產或者升級再生產，無法形成新產業板塊。

　　在“生產-發展模型”條件下，世界3.6%的生產能力只能維持簡單再生產，即無法擴大也無法升級，這是西方歷史性的困局。

　　因此，在理論上，“生產-發展模型”若要進行擴大再生產和升級再生產必須保持一定的生產效率，如果效率過低而又要擴大和升級生產則只能壓縮消費或者壓縮生產分配。

　　壓縮消費是中國歷史上的慣常做法，這個做法為中國人和中國家庭贏得了勤勞、節儉的美譽。

　　壓縮生產分配也是歷史的慣常做法，也同樣為中國和世界一切企業贏得了剝削剩余價值的名譽。

　　中國經濟60年的歷史被認為是世界經濟奇跡，前30年中國經濟增長率在9%到12%之間，改革后也在9%左右。均高于8%的擴大再生產和升級再生產的臨界效益率，使中國經濟騰飛于世界。盡管我 們的先人付出了勤儉的代價，但是全中國人民都吃飽飯、都有經濟產品使用，代價是值得的。

　　五、“貨幣-發展模型”導致產業革命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詳細地從商品入手分析了“生產-發展模型”后說：

　　“因此，這整個運動好象在一個惡性循環中兜圈子，要脫出這個循環，就只有假定在資本主義積累之前有一種‘原始’積累(亞當斯密稱為‘預先積累’)，這種積累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的結果，而是它的起點。”(《資本論》第一卷，P781，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大家知道，在真正的歷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殺戮，總之，暴力起著巨大的作用”(《資本論》第一卷，P782，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從1492年地理大發現以來，到1660年，運到西班牙的黃金就是185噸，白銀1.6萬噸，僅白銀就是當時整個歐洲白銀儲量的4倍。

　　加上葡萄牙、英國從世界各地掠奪的黃金白銀，整個歐洲貨幣量增長了近10倍。1848年美國打敗墨西哥，黃金從1847年的1.2噸猛增至1848年的55噸，到1855年僅一年的能量就占了世界黃金的 45%。

　　從十六世紀到十七世紀，西方世界以掠奪、奴役、屠殺獲得的黃金為1192噸(原有量為550噸)增長2.16倍;白銀獲得量為21000噸(原有量為7000噸)增長3倍。整個歐洲的貨幣能力增長了 5.16倍。

　　(不同學者對地理大發現前黃金白銀儲量估算不同。根據另外的統計，原歐洲白銀僅有400噸，則僅白銀一項，歐洲貨幣增長了52.5倍。)

　　馬克思說：“在歐洲以外直接靠掠奪、奴役和殺人越貨而奪來的財寶，源源流入宗主國，在這里轉化為資本。”(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P822，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不僅如此，還從阿拉伯、印度、中國獲得了數以千萬計的發明創造，才奠定了西方繁榮和所謂領先者地位。

　　(依賴于伊比利亞半島的“再翻譯運動”，即把阿拉伯世界的“百年大翻譯運動”成果全部翻譯成拉丁文)

　　這也就是說，依靠“貨幣-發展模型”歐洲世界才出現了所謂“工業革命”。從不同的估算額看，西方貨幣化的資本最低在5倍投入、高則達到50倍投入。

　　假如僅僅依靠“生產-發展模型”，沒有新金銀貨幣投入，以西方不高于3.6%的生產效率，根本沒有任何積累完成產業革命。

　　假如西方能夠依靠“生產-發展模型”完成產業革命，則中國早已完成產業革命，西方也不會到產業革命后才超過中國的總生產能力。

　　到1973年，西方全部的貴金屬貨幣能力已經耗盡，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

　　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后，西方世界再次發生了生產效率維持3.6%的水平。盡管美國、歐洲一再動用貨幣寬松工具，但一則沒有高效率實體生產支持，二則不會再有免費新工藝技術的輸入， 三則私有金融制度決定了資本逐利不可能全面支持實體產業。這奠定了西方經濟體系必將沒落的命運。

　　六、中國首先需要配平“貨幣-經濟比例”

　　改革開放前，新中國的貨幣發行在1:10000兌換以后，在經濟產品短缺時代，是以8:1比例為零售商品配置的貨幣。而且這個零售商品還不包括糧食、棉花、布匹、糖等經濟產品，更不包括鋼 鐵、水泥、石油、機械。

　　1978年的貨幣M1是859.45億，到2013年為33.7291萬億，增長到392倍。

　　同期對應的經濟產值是1978年3202億，2013年是568845億，增長到178倍。(經濟產值統計是不變價格條件下，即扣除了通膨因素)。

　　同期1979年CPI為100，2013年CPI則為573。

　　這也就是說經濟增長到178倍，而等值貨幣供給只增長到68.4倍(貨幣增長扣除CPI上漲)。貨幣供給不是增加了，而是減少了，比改革前緊縮程度更重。

　　也就是說改革三十年，隨著經濟貨幣化程度的提高，貨幣和經濟增長的配平關系不是更加均衡，而是更加緊縮，緊縮比例是2.6倍。

　　這意味著中國僅僅配平目前的貨幣-經濟關系，需要把M1的規模從33.7291萬億，擴大到87.7萬億的水平，增加額在54萬億水平。

　　中國的發展動力，國企資金的短缺，產業開發不足的根本動因是貨幣配平不足，更別談“貨幣-發展模型”所帶來的經濟增長，這是當務之急。

　　配平貨幣首先從配平軍隊、軍工、國企、農業、科研開始。在60余年時間里，在“生產-發展模型”條件下，軍隊、軍工、國企、農業、科研為共和國壓縮了過多的消費、也壓縮了過多的生產 分配。在全貨幣社會主義資本條件下，要讓共和國支柱力量得到其應該得到的社會主義貨幣資本支撐。

　　因此，鐵路、石油、石化根本不必變賣，也不能變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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