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說過，因為在當下中國存在“由既得利益者定義誰是既得利益者”這一奇特現象，因此，由資本掌控的媒體在指責壟斷性國有企業是既得利益集團這一點上空前地“輿論一律”。同樣的原因，媒體與主流學界一說到收入分配改革，就認為當前首先要做的是必須分拆壟斷性國企，使之民營化。這甚至被視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優先考慮和突破口。

　　首先必須承認，學界與部分社會公眾對于壟斷性國企的“情緒”是應該被理解的。有數據表明，2012年國有企業上繳紅利只占全部國企利潤的11%左右。而據國際慣例，上市公司股東分紅比例為稅后可分配利潤30%到40%之間，國有資本向國家上繳盈利普遍高于這個水平，英國盈利較好的企業上繳盈利相當于稅后利潤的70%至80%。世界銀行2005年建議中國國企分紅的報告，主要國家國企分紅比例的確遠高于中國。國企分紅比例之低，顯然難以讓民眾享受到“股東”的權益。

　　但是，分拆國企或使之民營化就能解決問題嗎?事情遠沒有標準經濟學教科書中所說的那么簡單。

　　分拆、民營化國企不能消除壟斷

　　分拆顯然不能解決問題。目前，壟斷性國企集中在帶有自然壟斷性質的部門，對投資規模、技術創新以及規模經濟性要求非常高，尤其是如電信、鐵路、石油等需要管線路網等進行廣泛連通的行業。拋開國有還是私有不說，這些部門在發達國家集中程度也非常高，市場上也只有一家或幾家企業，幾乎也都處于壟斷或寡頭地位。所以，對這些行業進行拆分顯然不符合實際，不符合產業發展方向，也不符合一般經濟學原理。

　　民營化能否解決問題?不可否認，目前發達國家上述部門的確大多是私人部門，但不能由此想當然認為我們也可以把國企民營化。對此，發達國家國有部門私有化的教訓或許能讓我們思考更多些維度。

　　英國鐵路部門一度也是國有。在保守黨政府的推動下，英國議會1993年通過鐵路改革法案，1997年完成私有化進程。私有化初期，路軌公司經營狀況尚好，政府補貼減少到改革前的一半。但1999年后，經營每況愈下，最后資不抵債，負債總額高達33億英鎊。更讓公眾難以接受的是，由于私營公司重眼前收益，輕安全性與戰略性投資，造成鐵路安全事故頻發。短短5年中，接連發生13起重大傷亡的事故。2003年10月，英國政府最后決定，廢止鐵路改革法案，從私營承包者手中收回所有鐵路維護權。評論認為，這是英國鐵路“重新走向國有化”。

　　但是，在鐵路私有化進程中，原來的國鐵局變成120多家私營企業。那些私營企業主卻大發橫財：原因是國有資產價值被嚴重低估，轉手私人后公司價值在市場上隨即成倍增長，一夜之間使他們的財富翻番，更加劇了全社會收入的不平等。

　　公營企業私有化后會更加濫用壟斷地位

　　實際上，20世紀90年代中期始，中國國有部門中已經有大量企業民營化。也有一些國企在民營化后效率的確有提高，但對于促進社會公平不但無益反而有損。首先，民營化過程中出現大量國有資產流失，民營化后企業高管與員工收入差距急劇拉大，惡化了社會公平。特別是國有資產流失，幾乎到了人神共憤的地步，與國企高管高收入及員工高福利所造成的負面影響相比較，后者甚至根本算不上什么。其次，也更為顯著的是，幾乎所有民營化或市場化之后的原來處于壟斷地位的公營部門或機構，都出現了漲價潮，嚴重降低了普通百姓福利，再度惡化了社會公平。其原因實際很簡單：當企業是公營性質時，因為其內部福利狀況并不與企業經營情況掛鉤，所以，盡管沒有成本壓力帶來的效率低下，但也沒有通過濫用壟斷地位漲價來獲得更高利潤的沖動。而公營企業私有化后，壟斷地位使其仍然沒有成本壓力，但同時有了獲利沖動，因而會濫用壟斷地位。一些城市供水系統和供熱系統市場化、民營化后的結果幾乎都如此。

　　還有一點不可忽視的是，在當前環境下，國企面臨“聲譽機制(Reputation system)”約束即國企被視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支柱”這一名聲，加之全媒體時代強有力的輿論監督，迫使國企不得不自我約束其腐敗與濫用行政壟斷地位行為。這一點卻是私有企業不具備的。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某國企一位處長被媒體曝光一桌飯喝了6瓶洋酒，被質疑成本轉嫁給消費者。盡管相關企業進行了辯解，但處長還是很快被撤職。而幾乎經營同樣業務的民企老總被披露擁有6輛豪車，擁有私人葡萄酒莊。從理論上講，這種消費成本同樣轉嫁給消費者，但媒體在介紹民企富豪的“高尚生活”時，不僅不去譴責民企老板的奢華，而且字里行間充滿了艷羨。

　　解決社會公平需要新思路

　　看來，指望國企民營化解決社會公平問題絕對是南轅北轍。這點可以確認。那么，不民營化，是否可以通過提高現在的國有企業利潤分紅比例解決公平問題呢?當然可以。目前學界以及國家制定的“十二五”規劃綱要就是這種思路。下一步政府還準備出臺把國企分紅比例提高到30%的政策。

　　但還有一種更恰當的思路：把國有企業的利潤作為公共財政收入的一部分，與稅收和其他公共財政收益一樣納入統一的預算管理。即通過國有資本預算管理國企利潤，而不是簡單確定一個國企利潤分紅比例。這可以使國有企業更好地體現國有性質，更好地服務于全體股東即老百姓的利益，尤其是可以通過服務于民生緩解收入分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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