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彪

　　金融，原指貨幣在經濟中的運動，包括貨幣的發行、流通、回籠;貸款的發放和回收;存款的存入和提取以及匯兌的往來等經濟活動，等等。歷史上金融業是從實體經濟中游離出來，而服務于實體經濟的，即使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大部分歷史中，也是如此。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自由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基礎上，銀行資本與產業資本日益融合形成金融資本無所不在的統治，虛擬經濟也日益膨脹。由銀行資本和產業資本混合生長的金融資本，是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以后最高形態的壟斷資本。金融資本的統治，是帝國主義的基本特征。到20世紀下半葉，特別是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過程中，金融業的爆炸性發展更凌駕于實體經濟之上，而無孔不入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到處泛濫，成為貽害全球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巴菲特語)，成為美國實現其地緣戰略目標的工具。在美聯儲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機構的長期巨大影響下，貨幣主義儼然成為各國崇拜的“公理”，中央銀行在很大程度上成為當代世界經濟和各國經濟的獨立王國，這在本質上是新自由主義擴張的表現，卻被標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而金融家(實為“達沃斯人”)也就理所當然地成為凌駕于社會和政治之上的時代的驕子。這是一個新自由主義的貨幣主義的超級神話。這種虛擬經濟凌駕于實體經濟、金融和金融家凌駕于一切的現象，在理論上是本末倒置的，是荒謬的，實踐上已經造成了極大的危害，歸根結蒂，它不是一種經濟現象，而是一種地緣政治現象，是當代美國霸權和美元霸權的一種地緣政治后果。這個超級神話，從華爾街、美聯儲一直到歐盟乃至許多國家，都為2008年的美國金融海嘯所戳破。

　　金融和貿易具有巨大的地緣政治意義，對此中國古代逐鹿中原時已有深刻的認識。春秋時期齊桓公完成“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霸業，就得益于大政治家管仲的“通貨積財，富國強兵”的地緣政治思想。(31)(《史記·管晏列傳》)食、貨這兩個中國古代政治經濟學概念，也是中國古代地緣政治學概念。據《漢書》的《食貨志》解釋說：“食謂農植嘉谷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二者生民之本。食足貨通，然后國實民富，而教化成。”其中卓越的地緣政治和地緣文化思想躍然紙上，至今也掩不住其光彩。金刀龜貝者，古之貨幣也。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后，廣修馳道(古代高速公路)，統一文字度量衡，也統一貨幣，也就有利于打破封建壁壘，推動形成統一的國內市場，這些都是鞏固統一的中華民族國家的重大地緣政治舉措。西方基督教、天主教、新教等覆蓋下那么多國家，都信奉同一個上帝，卻始終不能完成民族統一，除了其它原因以外，不能統一貨幣，是一個重要原因。但是，西歐國家隨著近代殖民擴張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崛起，在掠奪和暴富中深諳金融貿易在地緣政治擴張中的意義和作用。近代以來，西方國家靠從美洲白骨堆中攫取的無數金銀，經過三百多年的蓄勢，到19世紀一舉改變了對東亞和中國、印度至少兩千年以上(從漢張騫開通絲綢之路算起)的經濟依附地位，一舉改變了東西方的地緣政治格局，也是一樁以金融貿易改變世界地緣政治格局的壯舉。(32)(參見(德)貢德·弗蘭克著，劉北城譯：《白銀資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中國固然從元朝以后走向衰落，但是由于外貿發達，西方白銀持續大量流入，直到19世紀初中國仍有世界經濟大國地位，而后來遭英人暗算，鴉片“貿易”造成白銀持續外流，失去世界大國和富國地位。而西方國家，特別是英國，后來是美國，在殖民主義擴張中對貿易和金融的地緣政治作用，由于占盡便宜，更有獨到的體會和無恥而高超的伎倆。15-18世紀西方大肆掠奪海外殖民地，流行重商主義，早期重商主義也叫重金主義，流行財富即金銀的觀念，是攫取美洲和非洲金銀即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意識形態;到后來英國工場手工業發達起來，初步建立起制造業的比較優勢，就有亞當·斯密出來抨擊重商主義，高唱“自由放任”主義;到19世紀40年代工業革命第一階段完成，英國有了制造業的絕對優勢，就在炮艦政策的配合下來向世界推銷斯密和李嘉圖的自由貿易和比較優勢學說，以擴張全球市場和瓜分世界范圍的殖民地了。這就是所謂“自由放任”，英文叫“lais·sez-faire,據香港學者考證，來源于老子“無為而治”的中文西譯，亞當·斯密生活的時代正處于西方啟蒙運動中“中國熱”的后期。廖子光先生說：“因為英國無法接受這種異端思想，所以拒絕以英文命名。”(33)(同上，第7頁)可能正是這個原因，這個譯名有點怪怪的。“雖然字面意思是‘放任不管’，但自由放任的實質意思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它意味著政府要采取積極的政策來抵制重商主義，要害恰恰在政府干預。推崇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學家在宣傳‘自由放任’就是政府不干涉貿易實務時，都暴露了其根本性缺陷之一：他們是完全不合格的歷史學者。”(34)(同上，第7-8頁)“無為而治”是東方智慧，“英國無法接受這種異端思想，所以拒絕以英文命名”，但是絲毫不影響其推行“自由放任”政策，就是放任英國的廉價工業品和英鎊在全球自由地進行地緣政治擴張。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鴉片金融”成為英國扭轉中英貿易逆差的地緣政治武器，引發了鴉片戰爭。這些近代西方爭霸擴張的歷史經驗后來被上升為理論，英國人特重視學術，德國人亦然，還善于獨立思考，所以有李斯特的國民經濟學來抵御英國的自由貿易，更有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革命。也正是在19世紀下半葉社會科學在西方國家紛紛興起，包括建立地緣政治學，并以理論指導實踐，作為進一步瓜分世界的地緣政治工具，其中金融被賦予愈來愈重要的地緣政治意義。這方面的主要貢獻是猶太-盎格魯-撒克遜人，19世紀以來兩百多年英美師徒傳承，兩國尤其善于搞金融霸權，19世紀有英鎊霸權，20世紀又共同搞美元霸權，特別是后者，將金融的巨大地緣政治作用發揮到全球，到出神入化的極致。進入20世紀以后，金融資本的壟斷作為帝國主義的基本特征在美國得到了最典型的發展，到1913年以摩根財團和洛克菲勒財團為首的六家私人金融資本聯合壟斷了美聯儲，掏空了國家儲備，凌駕于美國政府并控制了美國社會經濟生活。(35)(參見威廉·恩道爾：《金融海嘯》，知識產權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頁)而據披露，“美聯儲是陰謀操作的產物”，“美國中央銀行美聯儲(FRB)是一家注冊在特拉華州(Delaware)的私人企業(Private Company)，它并不是美國聯邦政府機構。美聯儲實質是一家全球最高金融寡頭的行業協會，它的背后之手是共濟會。關于金融事務的最高決定權并不掌握在美國總統、美國國會和領導美聯儲的7人委員會的手中，而操縱在控制共濟會的金融寡頭們的手中。所有的信息和形成決策的基礎都掌控在共濟會國際銀行家的一個神秘而且封閉的圈子里。”(36)(何新：《統治世界神秘共濟會揭秘》，中國書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49頁)愈來愈多的資料和事實證明，共濟會是近代以來，特別是20世紀以來西方和世界地緣政治進程的幕后推手;有理由認為，美英之間的霸權爭奪，是共濟會一手托兩家。

　　美英為首的國際金融壟斷資本集團的爭奪，對于促成兩次世界大戰發生了重大影響。到20世紀下半葉，全球生產力高速發展條件下資本過度積累，導致過剩資本迅速增長，在美英推動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背景下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得到爆炸性發展，導致世界經濟的高度泡沫化。金融歷來被世界各國視為不可侵犯的國家主權，但是在美元霸權條件下，竟然演變成為凌駕于國家權力之上的一種地緣政治的巨大破壞性力量，一些國家的央行和財政部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美國的分支機構(如日本)，這是前所未有的。眾所周知，20世紀70-80年代美國對蘇聯發動金融戰包括操縱世界油價，對于在冷戰中擊敗對手發揮了重要作用。2008年由美國導演的次貸危機引發金融海嘯和百年以來最深刻的一次世界經濟危機，重創世界各國經濟，其后果和造成的損失無異于一場世界戰爭。

　　一個時期以來，大英帝國將貿易金融用于地緣政治的這一套衣缽傳到美國手上，被玩得出神入化，爐火純青，終于建立起美元霸權這種歷史上最復雜也最微妙的國際金融體系，實在是世界地緣政治的一樁今古奇觀。19世紀上半葉是巨額中英貿易順差問題引發“鴉片戰爭”，到百多年后的21世紀又輪到中美貿易順差了。然而歷史背景有所不同：19世紀是英國進入鼎盛時期而中國衰落到極點，這次是西方和美國衰落而中國撲而復起。于是美國一面以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精神鴉片誤導和毒害中國，一面利用美元-軍事霸權的地緣政治實力，對中國威脅利誘，軟硬兼施，包抄圍堵打壓恐嚇，分化、西化，無所不用其極，海內外人士稱之為一場“新的鴉片戰爭”。

　　馬歇爾計劃是一個金融信貸計劃，促進了戰后歐洲國家經濟復興，但是該計劃并不是一個無私的援助，更不是一個圣誕老人的禮物，而是一個地緣政治工具，“它更像是一匹進行貨幣征服的特洛伊木馬。它將德國經濟打入美國經濟的附屬衛星國地位，迄今德國還有待完全實現其經濟自由。”(37)((美)廖子光著，林小芳、查君紅等譯：《金融戰爭中國如何突破美元霸權》，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第91頁)日本也是一樣。1947年美國用于馬歇爾計劃總計130億美元，以2004年的美元計算這筆錢為6320億美元，而“2004年日本給美國的貸款比美國1947年通過馬歇爾計劃給歐洲的還多”，(38)(同上)日本終于仍是美國的附屬國(大前研一語)。最重要的是，這筆貸款是以美元計算的，而美國可以隨意印發美元，所以這筆貸款本質上接近于經濟援助。總之美元霸權“造就了一個由眾多奴隸組成的世界，他們處于若沒有強勢的美元，就無法覓得明天的食物這一恐懼而捍衛美元。”(39)(同上)這就是筆者說的“另一種‘依附’”。打到閻王，才能解放小鬼。擺脫這種依附，根本出路是世界各國共同埋葬美元霸權。這是一場全球性地緣政治的解放戰爭，正在加速全球地緣政治洗牌。

　　虛擬經濟不創造財富，卻可以用于洗劫財富，因而被賦予當代地緣政治意義。國際金融作為地緣政治工具，或者說具有地緣政治性質，不獨西方國家如此。在前蘇聯，西方地緣政治學長期被否定，被視為資產階級偽科學，但是斯大林卻是地緣政治大師，所謂“世界革命”，是以社會主義全球化對抗資本主義全球化，也是蘇聯式全球地緣政治范式與美國式全球地緣政治范式的對抗。早在20世紀上半葉，蘇聯就在中國圍繞國共兩黨兩面下注，給予財政和物質支援，與美英等西方國家斗法，也是一場在意識形態掩蓋下的東西方地緣政治斗爭。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和采取“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就蘇聯與美國在華的地緣政治博弈來說，蘇聯勝出了。中國共產黨在美蘇國共四方中是最窮最弱的一方，卻善于利用這場全球地緣政治斗爭帶來的戰略機遇，包括二戰期間的國際形勢演變，以道義贏得人心，以智慧和斗爭轉變形勢，以斗爭乘勢而起，以時間換空間，表現出遠遠超越國民黨政府的地緣政治能力。蔣介石政府從大陸撤退前，將搜刮到的大批黃金全數運抵臺灣，作為地緣政治資本，不算本事;而共產黨接手的大陸，滿目瘡痍，一窮二白，人民嗷嗷待哺，就是這么個底子，硬是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中建設起一個擁有完整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社會主義新中國，這才叫本事，還有自力更生制造的“兩彈一星”，蔣介石政府依附美國，想都不敢想。20世紀50年代蘇聯對華貸款的“156項”，既是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兄弟般的友誼”，也具有不難理解的地緣政治性質。否則，蘇聯對華援助項目，也不會一直到中國人民志愿軍“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之后，如毛澤東所說，“才完全定下來”。(40)(參見《毛澤東與蘇共中央代表團談話紀要》(1956年9月23日)，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8頁)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在推行經濟全球化戰略背景下大力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所謂“休克療法”也包括“金融休克”，在拉美、前蘇聯東歐地區和東亞造成的地緣政治后果，創巨痛深，至今也未平復。“休克療法”的本質被俄羅斯學者稱之為“種族滅絕”，對此中國自由主義學者至今恐怕也不能理解，也不愿意相信。亨廷頓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上愈來愈頻繁地聽到“種族滅絕”的聲音，在這種大背景下，中國一些學者和媒體可以裝聾作啞，但是做鴕鳥狀，中國人能獨善其身嗎?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發生以來，世界各政治主體之間實際上都在或明或暗地聯手肢解美元霸權，也是反對美國霸權，推動世界格局演變，都是民族自救的地緣政治行為。

　　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在搞金融-政治方面，曾經有許多成功的經驗，如解放區的金融，更有光輝的案例，如解放初期陳云同志直接領導的反通脹和整頓市場秩序的成功斗爭，又如20世紀70年代利用西方國家的滯漲，買進了幾百噸黃金，這可是大手筆。事實反復教育了人們：金銀才是貨幣，美元只是花紙頭。陳云同志小學文化，土八路一個，可是勝過多少海龜，不服氣行嗎?中共領袖對國際政治也有深刻的洞察力，周恩來早在1964年就從政治-金融角度分析了美蘇之間的地緣政治角逐，科學地預見了蘇聯“最終是要出大亂子”。他說：“蘇聯講和平競賽，其實是使美國和平壟斷。他們伸手向美國要貸款，美國想從中控制，就要看蘇聯投降不投降。美國人手里拿著錢談條件，引誘你一步一步照他說的辦，可是蘇聯還答應可以試一試......(蘇聯)先露骨地出賣聯邦德國，能出賣聯邦德國就可以出賣民主德國，進而出賣整個東歐，最終必然是出賣蘇聯的所有革命成果......一切談判，無條件都是鬼話，談來談去就是出賣，最多談出個出賣條件”。(41)(權延赤：《走近周恩來》，人民日報出版社2010年版，第36頁)現在回過頭去看蘇聯演變，大體脈絡仍不出周恩來的科學分析和預見，令人驚嘆。周恩來何以有如此目光如炬的歷史分析和判斷力?原因很多，最重要和突出的，一是真正的馬列主義政治領袖的立場和方法，而不是偏離這個立場和方法;二是極其豐富的國際政治實踐經驗。中共既有毛又有周，其身后還有鄧小平和陳云等一批老一代革命家，而蘇聯領導人在斯大林身后，只有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以及后來的戈爾巴喬夫了。這是美國的和平演變戰略在蘇聯得手的重要條件，美國由此獲得的地緣政治暴利也難以數計。所以后來美國又如法炮制，同中國做一筆跨世紀的地緣政治交易，“引誘你一步一步照他說的辦”，中國許多領域包括金融領域似乎也不乏其人認為“可以試一試”，而且挺勇敢，也挺固執，真是危險的地緣政治游戲。

　　(本文系拙著《世界變局與中國前沿》第四章“當代國際金融、資本積累的若干理論和實踐分析”的一個目，標題有變動。該書已由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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