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薩米爾·阿明對中國經濟發展基本判斷的探討

　　鄭彪

　　薩米爾·阿明是躋身于當代世界著名經濟學家行列的，為數不多的發展中國家(埃及)的經濟學家之一，這在西方國家長期壟斷經濟學和新自由主義猖獗一時的條件下，尤其難能可貴。《不平等的發展》一書是他的代表作，在國際上“一直被認為是對依附理論的一大貢獻”，該書的中譯本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經發行，流傳很廣。1988年他在該書的中文版序中拒絕接受東亞正在“趕上”中心國家的說法，并提出一個“非常不同的結論：通過西方大國五大壟斷的行動，全球化的價值法則產生了新型的兩極分化，使得強大外圍國家的工業居于從屬地位”，他明確地指出：“中國如果進一步結合進國際分工的話，也逃不脫這種演化。”換言之，薩米爾·阿明早在1988年就斷言，中國無法避免走發展中國家的依附道路。這種斷言，在當時很有些“雷人”，也必然引起爭議;二十三年以后，再來研究這個觀點，仍然還會有爭議，但已經不會那么“雷人”。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二年來實現了國民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絕大部分人民群眾的生活得到程度不同的明顯改善，國家的綜合實力大大增強，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際地位和影響力空前提高，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中華復興偉業已經起步，這是改革開放的主流，不容懷疑，更不容否定。與此同時，也必須看到，由于復雜的原因，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在國民經濟發展的一些領域和部門也出現了某種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依附經濟傾向。這種傾向，應是可以克服的，但首先需要正視。

　　所謂依附經濟，是指擺脫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的發展中國家主要由于對發達國家的資本和技術的過度依賴，導致在世界資本主義國際分工體系中處于低端，進而經濟上處于被掠奪和剝削、政治上完全喪失或不同程度地喪失獨立自主能力的一種經濟形態。舊中國的半殖民地經濟是西方國家資本掠奪的原料產地、被剝削的投資場所和商品銷售市場。新中國成立以后，趕走了帝國主義，沒收了外國資本，完成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使得中國在近代以來第一次有可能也有能力按照本國人民的愿望和需要進行國家工業化建設。新中國并非閉關鎖國，在西方國家對華實行經濟封鎖的條件下，中國雖然不是經互會成員，但實際上從20世紀50 年代初期就參與了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國際分工，這也是對外開放。由于歷史原因，也由于蘇聯的大國主義作風，經互會的國際分工不夠平等，但是畢竟同帝國主義宗主國與殖民地國家之間的資本主義國際分工不可同日而語，也與東歐劇變以后這些國家重新被整合進資本主義國際分工體系的悲慘處境不可同日而語(將經互會國際分工與20世紀90年代以來東歐國家經濟拉美化的國際分工加以比較研究，是一個有意思的課題)。實際上，相對于經互會成員國，中蘇之間的國際分工不僅是互惠的，而且一開始就是相對平等的，這在1949年毛澤東訪問莫斯科期間，斯大林就已經從與毛澤東的接觸中意識到并明確表示的。這也是由于中國革命勝利是靠自己打出來的，這一點與大多數東歐國家有根本不同。新中國在蘇聯貸款的援助亦即在參與國際分工的基礎上，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勤儉建國十六字方針指引下，建立了相對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還搞出了兩彈一星，既不依附于蘇聯，更不依附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改革開放奠定了政治和制度前提以及必要的經濟基礎。在1949-1978年短短三十年期間，中國人民在一個很低的半殖民地起點上，主要靠自己的力量和自身積累取得的這個偉大成就，不僅在世界經濟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就是與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年相比，其實也并不遜色的。新中國建立后的兩個三十年，是中國現代史上的兩簇爭相斗妍的美麗花朵，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是新中國這棵萬年青所綻放的一簇最新的花朵，但還不是最美的花朵，最新最美的花朵，還在前面。

　　中蘇分裂以后，中國與蘇聯東歐國家的國際分工和貿易遭到削弱，香港的窗口地位上升，中國既未閉關，也未鎖國，但是在國際政治、外貿和外交上經歷了一個困難時期。1971年以后，隨著中美關系轉變和內政外交形勢的明顯好轉，1972年終于又恢復了中斷多年的成套設備和新技術的引進工作。1973年經毛澤東、周恩來批準，我國從國外共引進51.4億美元的成套設備和單機(包括后來的追加項目)，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纖、3套石油化工、43套綜合采煤機組、3個大電站、1.7米軋機和透平發動機、斯貝發電機等。這些引進項目到1979年底陸續建成投產，正好趕上為改革開放添彩。這件事在極“左”條件下的影響很大，也為后來的對外開放打下了基礎，所以有人認為中國的對外開放先于經濟改革，有事實根據。這一時期中國的外交工作也是好戲連臺：1971年10月 25日聯合國大會第26屆會議以以壓倒性多數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27日，中美兩國發表聯合公報，宣布兩國關系開始結束持續 20多年的對抗，開始走向關系正常化。同年9月29日，中日兩國宣布結束戰爭狀態，恢復邦交。總計從基辛格秘密訪華到1972年底兩年零三個月中，還有加拿大、意大利、奧地利、土耳其、伊朗、墨西哥、聯邦德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41個國家同我國建立或恢復了外交關系。這個數字幾乎相當于 1949-1969年20年間同我國建立外交關系國家的總和(47個國家)。

　　回顧1949-1978年這一段歷史，是為了說明新中國非但沒有閉關鎖國，而且主要靠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走過了一段雖不無艱難曲折，但無疑是成功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包括計劃經濟也有其重要的成功經驗、歷史合理性和歷史地位，這一切不僅是改革開放三十年偉大成就的底氣和基礎所在，更是現實中克服經濟領域某些依附經濟傾向的歷史依據和重要條件。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特別是加入世貿組織以后，中國經濟在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下，對外依存度一路攀升，高達百分之六七十，因此不可避免地卷入了這場歷史上最深刻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經濟危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的外貿依存度，一般在20%左右，中國則高達70%，以致多年前國內經濟學界就在驚呼中國經濟的“拉美化”傾向。何為拉美化?就是“依附”化，是一條通往貧弱而不是通往富強之路。片面的出口導向走向極端，就是自相殘殺的價格內戰，而在與發達國家和跨國公司的價格“外戰”(壓價)中落敗。更有一樁不足取，如國家安全部研究員江涌所指出的：“1992年中國匪夷所思地確立了‘以市場換技術’的政策，在諸多領域諸多行業基本放棄了研發，改由同跨國公司建立合資企業，通過開放國內市場來換取‘先進技術’。如此，中國便陷入了‘落后-引進-再落后-再引進’的怪圈和陷阱，形成了日益嚴重的對外技術依賴。據中國科學院統計，中國數字設備進口依賴程度是：光纖設備100%，高端醫療設備95%，集成電路設備95%，石化設備85%，紡織設備80%。在中國的發明專利授權中，3/4為外國人所擁有;在一些高技術領域，關鍵技術的專利基本上被外企所壟斷。(111)(江涌：《危險的不對稱依賴》，《環球視野》第359期，轉引自毛澤東旗幟網2011年3月29日)此外，2009年中國的機械和電子行業出口額占世界總量的60%，但其中近70%是由在中國經營的外資企業完成的。資料顯示，目前中國科技需求的50%依賴于外國，在汽車和半導體行業對外技術依賴分別高達70%和95%。(112)(數字來自中國報刊，轉引自((美)大衛·佩納：《21世紀社會主義和可持續發展的四個要點》，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第 5屆論壇——資本主義危機與出路：21世紀社會主義論文集，2010年5月29-30日，中國蘇州)目前，“中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核心技術的企業約占 0.03%，99%的企業沒有申請專利。”此外，“長期以來，中國一直是‘貼牌制造’，如今中國有60%的企業沒有自己的商標，出口商品中90%是貼牌商品。”(113)(江涌：《危險的不對稱依賴》，《環球視野》第359期，轉引自毛澤東旗幟網2011年3月29日)據發改委公布的數字，我國現有28個產業中有21個為外資所控制;在技術上，關鍵技術自給率低，企業核心競爭力不強，農業和農村的科技水平較低，產業技術的一些關鍵領域對外依存度高，科研實力不強，優秀拔尖人才匱乏，等等;在這種情況下，2007年世界制造業每一個員工創造的增加值，中國為17913美元;日本為124397美元，為中國的 6.94倍;美國為183734美元，為中國的10.25倍。(114)(引自何偉文：《為什么中國不算世界經濟強國》，《環球時報》2011年3月28 日)在制造業領域，由于我國實際上將自己定位為制造業大國，而產品設計、原料采購、物流運輸、訂單處理、批發經營和終端銷售六大環節為歐美國家掌控，我方沒有定價權，致使絕大部分商品的利潤為外資所有，在制造環節只能拿不到10%的利潤。這種情況是中國制造業在資本主義國際分工中處于低端地位的表現，作為其必然結果，就是中國制造業企業員工的工資十年不變地被鎖定。在這一背景下，中國的基尼系數達到0.49，遠高于歐洲的0.24和日本的0.36，而高基尼系數與低人均收入的組合使得中國的社會風險急劇放大。在金融領域，我國長期持有美國債券已經達到一萬多億美元，居世界第一位，而且在金融風險充分暴露以后，特別是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發生并引發世界經濟危機和重創各國經濟之后，在美國的壓力下中國持有的美國債券數額仍在攀升，并在2009年創出新高。只是在各界輿論的強烈批評下，特別是在中央直接干預下，從2009年9月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以后，這一數字的絕對額才開始下降。這方面，包括中國持有的美國“兩房債券”在內，已經遭受和正在遭受而且今后仍將要繼續遭受的金融資產的損失巨大，觸目驚心。令人深思的是，現在是在前一輪自由貿易中賺得缽滿貫滿的富國轉向實行貿易保護，大打貿易戰之時，而受盡剝削的窮國卻高調堅持自由貿易。這里有難言之隱。富國賺足了錢，卻發生經濟衰退，競爭力下降，失業太多，貿易上需要“攘外安內”;窮國經濟結構具有對外依附性，陷入越是出口越是窮，越是窮越要出口的怪圈，但是離開自由貿易又惟恐影響起碼的生計和安定，所以兩者面臨的是不同性質的問題。馬耀邦先生評論說：“中國之所以陷入這種困境，只能怪自己。因為一直以來，中國擁護全球化，過度依賴對外貿易，從而將自己置于全球生產鏈的底層。由于加入世貿組織中國喪失了保護農民以及對商品出口和分配實施國家壟斷的能力;對于外國控制其電信、保險和銀行業等一些敏感型行業，中國也失去了限制手段。而且，根據當前的貿易安排，數以億計的中國人不得不在悲慘的環境中勞作，拿著微薄的工資，生產出數以千億美元計的消費品，給環境帶來巨大的破壞。這些消費品出口至美國，換來被稱作美國國庫券的紙片，這些紙片將永遠不會得到兌現，最終將變得一文不值。在給予國內外資本平等待遇的旗號下，西方跨國公司加速了其控制中國經濟所有部門的努力，從制造業和消費者市場到電信業，最后是金融業。”(115)((加)馬耀邦著，林賢劍譯：《國民生產總值與中國》，烏有之鄉網2011年4月1日)這里說中國“陷入這種困境，只能怪自己”，事實上也確有值得檢討之處。近年來，美國迫使中國接受每半年進行一次(后改為一年一次)所謂經濟戰略對話，在2008年爆發金融海嘯造成美國財政金融極為困難的背景下，2009年中美經濟戰略對話由希拉里國務卿率領的美國代表團竟然包括了200多名高官，不僅對中國政府和各部門的日常工作造成巨大的干擾，更給外界一種經濟掃蕩的惡劣印象，因為多年來形成的慣例是每次中美博弈的結果都是以中國作出令美國滿意的讓步告終。在這種背景下，人民幣匯率，原本是中國的主權問題，卻成為美國的內政，多年來美國對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向中國持續施壓，粗暴無理地干涉中國內政，形成一道中外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政治景觀，而且美國無所不用其極，可謂窮兇極惡，莫此為甚。江涌指出中國經濟發展成就巨大，代價也巨大，其中之一就是“中國成為世界大國中經濟對外依賴第一大國”，“由此使中國未來發展戰略愈發處于被動”，“帶給中國的事越來越多的不祥之兆”。(116)(江涌：《危險的不對稱依賴》，《環球視野》第359期，轉引自毛澤東旗幟網2011年3月29日)

　　從事實看，薩米爾·阿明早在1988年就斷言，中國無法避免走發展中國家的依附道路，至少難以避免依附經濟傾向，這話在當時雖是一種經驗式的推理，卻不無根據。其根據，理論上是資本主義經濟規律包括國際分工的規律，實踐上是根據拉美國家的經驗。而近三十年中國經濟發展中確實出現了拉美化傾向，證明阿明使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方法的有效性。但是，從新中國62年的全部歷史看，特別是從未來中國發展的長期趨勢看，拉美化并非中國經濟發展的本質特征。中國經濟發展道路不是一條筆直的道路(那樣的道路沒有)，歷史證明，中國的經濟發展不可能不走彎路，改革開放以前如此，改革開放以后也是如此，這也符合唯物論的認識論規律。十七大報告說，改革開放不可能一帆風順。不能一帆風順，就包括會走彎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特點不在于完全避免走彎路，而在于中國有能力克服一度出現的經濟拉美化或依附傾向，而走出獨立自主和自主創新的正確道路。其所以能夠如此，是由于中國擁有無可比擬的巨大的地緣政治優勢。

　　第一，中國有一個強大的久經歷史考驗的成熟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共產黨的領導。在經受了20世紀80-9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猛烈沖擊和嚴峻考驗之后，中國共產黨更加成熟，更加懂得“鞏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和更加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唯一正確的選擇，也是實現中華復興偉業的根本保證。

　　第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基本輪廓更加清晰。早在20世紀50-60年代的建國早期，中國已經確立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勤儉建國這一成功的也是獨具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方針，這也是對新中國早期成功建設經驗包括計劃經濟成功經驗的科學總結。在經歷了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長期艱苦探索，特別是在經歷了前三十年“左”的錯誤和改革開放以來右的思潮影響之后，2002年黨的十六大到2007年十七大以來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在科學地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基本輪廓已經更加清晰。相形之下，新自由主義的沖擊和影響雖然在一段時間里較為突出，但是畢竟由于黨中央的堅強領導，隨著國際國內形勢演進，其影響已經式微。

　　第三，中國的最大地緣政治優勢在于有13億偉大的人民，有幾千年歷史引領東方并在20世紀重新煥發出蓬勃生機的偉大中華文明的支撐。中國共產黨90年的奮斗歷史，就是帶領廣大人民群眾前赴后繼地犧牲奮斗的光輝歷史。進入21世紀，中國共產黨欲立于不敗之地，實現中華復興偉業，也必須牢牢依靠廣大人民群眾。而中華復興，歸根結蒂意味著中華文明復興。

　　所以，用歷史的眼光來看，一個時期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改革受到國際大氣候影響，在一些領域和部門產生某種依附經濟傾向，既有其難以完全避免的主客觀原因，也是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在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假以時日，是可以克服和糾正的。盡管這樣做并不容易，但是必須看到，當前新自由主義在全世界已經破產，資本主義已經走向崩潰，世界經濟政治也正在經歷巨大的變革，中國擁有獨特的地緣政治優勢，盲目樂觀固不足取，悲觀失望也是沒有道理的，為此繼續付出一些代價也是難以避免的。

　　(本文系拙著《世界變局與中國前沿》第三章“當代國際分工、國際貿易的若干理論和實踐分析”的第三節的一個目，該書已由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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