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大蕭條與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革命

賈根良

                      （中國人民大學 經濟學院  100872）

本文是發表于《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12期的同名文章的底稿。

摘要：國際金融危機已經演變成為21世紀的世界經濟大蕭條，除了貧富差距兩極分化這個基本原因外，與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不同，金融資本對產業資本史無前例的支配、債務經濟、美元霸權和跨國公司對世界經濟的控制是此次世界經濟大蕭條新的根源。本文認為，縮小勞工和資本之間的收入差距、從金融經濟向實體經濟的轉變以及保護主義的全面回潮最終將不得不成為解決這次大蕭條的基本途徑。目前的世界經濟大蕭條已經使我國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走到了窮途末路的地步，這種發展戰略不僅使我國日益鎖定在擔水劈柴的國際分工地位上，而且也導致了美元霸權對我國經濟的殘酷剝削和掠奪。因此，為了應對世界經濟大蕭條的挑戰，借鑒歷史上發達國家脫貧致富的歷史經驗，本文提出了中國保護主義和內向型經濟的總體戰略，與之相配合，本文還提出了金融保護主義、與俄羅斯和廣大發展中國家一起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破除美元霸權的對外經濟發展新戰略。

關鍵詞：國際金融危機  世界經濟大蕭條  中國經濟發展戰略  美元霸權  國際經濟新秩序

一、21世紀世界經濟大蕭條的五大根源與變化的三大趨勢

筆者認為，由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作為先導的國際金融危機正在使世界經濟陷入大蕭條之中，發生于21世紀10年代的這次世界經濟大蕭條不會亞于20世界30年代的大蕭條。這次大蕭條與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具有共同的原因，它們都是由貧富差距兩極分化達到極限所導致的，這已經引發了許多國家的騷亂和政權更迭。但是，與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相比，這次大蕭條拖延的時間將更長，解決起來將更困難，因此，這次大蕭條也更難以度過，原因就在于導致這次大蕭條的四個新根源是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所不具備的，這就是金融資本對產業資本史無前例的支配和控制、債務經濟、美元霸權和跨國公司對世界經濟的支配，這四個新的根源不僅難以治理，而且它們也將使解決作為大蕭條基本根源的貧富兩極分化問題比20世紀30年代更加困難。

因此，由于過去30年新自由主義的破壞性影響，目前的世界經濟出現了嚴重的五大結構性失調：第一，資本與勞工之間收入分配的嚴重兩極分化，這導致了有效需求的嚴重不足；第二，金融資本對產業資本史無前例的支配和控制，它把投資引向了金融賭博，對生產企業產生了短期視野的壓力，堵塞了目前所有國家通過恢復實體經濟的支配地位從而實現經濟增長的道路；第三，債務經濟，這不僅表現為美國許多家庭借債消費，從而成為美國“次貸”危機的重要根源，而且這種債務經濟也使美國、歐盟和日本等陷入了主權債務危機；第四，美元霸權是世界經濟動蕩的主要根源。美元霸權建立的是一種類似于古羅馬的掠奪和剝削體系，美國不僅靠發貨幣剝削世界各國人民，而且這種剝削行為也導致了美國產業空心化、大量失業和中下層的貧困化。第五，跨國公司對世界經濟的支配。跨國公司把制造業大量地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不僅導致了發達國家的失業率高居不下和中下層收入的停滯不前，而且也導致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差距日益擴大。正是這五大結構性失調導致了目前世界經濟的大蕭條，從而造成了世界經濟的發展具有不可持續性。

顯而易見，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的世界正處于一個重大的轉折時期之中，為了解決21世紀10年代的世界經濟大蕭條，世界經濟乃至各國經濟亟需重大的制度改革。具體地說，這種改革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各國都要以民生為推動經濟發展的驅動力，縮小勞工和資本之間的收入差距；第二，從金融經濟向實體經濟的轉變，各國都要削弱金融資本對產業資本的支配力量，縮小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之間的利潤率差距。第三，各國都要采取保護以99%的中下層收入者利益為代表的國家保護主義措施，這包括破除美元霸權和抑制跨國公司對世界經濟的支配作用，恢復國民經濟對國際貿易的優先地位。正如筆者早就指出的，經濟全球化發展到今天，它實際上已經演變成了只有利于國際壟斷資本而對各國勞工不利的狀態[1]，全球化的停頓和逆轉是世界經濟健康發展的內在要求。由于跨國公司對世界經濟的壟斷性支配結構，它通過“兩頭通吃”的方式把絕大部分收益都集中在了壟斷資本的手中：一方面，跨國公司通過賣主壟斷排除了在最終產品市場上的競爭；而另一方面，它同時又在生產者市場創造了買主壟斷，迫使發展中國家生產者的產品價格不斷被壓低，其結果是：技術進步的成果基本上大都以利潤形式轉移到了世界經濟中作為中間商的跨國公司手中，這不僅沒有增加發達國家消費者的購買力，而且也導致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工人和農民的收入長期停滯、甚至下降，這就是為什么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前我們可以觀察到：在世界貿易高速增長的同時，各國勞動者的收入增長緩慢。跨國公司不僅造成了發展中國家、而且也造成了發達國家的內需嚴重不足，是資本與勞工之間收入分配嚴重兩極分化的重要成因。因此，要解決21世紀的這次大蕭條，世界各國都必須恢復國民經濟優先于國際貿易的基本原則，這是我為什么說保護主義的全面回潮最終將不得不成為解決這次大蕭條的重要途徑的基本原因。

二、我國“大進大出、兩頭在外”經濟發展戰略的窮途末路

目前的世界經濟大蕭條已經使我國“大進大出、兩頭在外”的發展戰略走到了窮途末路的地步。中國目前實行的以發達國家市場特別是美國為主體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實際上是對東亞四小龍的機械的和教條的模仿，筆者已經對這條發展道路給目前的中國所帶來的嚴重危機進行了詳細的討論，[2]此不贅述。掌控高端產業及其技術是步入發達經濟的必由之路，而我國不可能按照所謂雁陣模式，在出口導向型經濟中按照比較優勢通過產業的逐步升級達到高端產業的，因為發達國家沒有辦法為我國的高端產業提供龐大的市場，他們也決不會為我國高端產業的發展提供市場，相反跨國公司總是要千方百計地把中國壓制在價值鏈的低端。因此，對于中國這樣一個龐大的經濟體來說，日本人提出的以日本經濟為領頭雁的雁陣模式實際上是一種現代版的殖民主義經濟結構，在世界經濟特別是東亞地區中，它使中國固化在了“日本掌控高端技術和資本品、韓國提供資本品和中間產品，而中國則提供勞動密集的低端產品”這樣一種擔水劈柴的國際分工地位上。這就是目前中國的現狀。

在美元霸權的支配下，我國“大進大出、兩頭在外”的經濟發展戰略使我國成了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剝削和掠奪的對象。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在過去曾是重商主義時期的英國和戰后日本以及東亞“四小龍”成功發展的道路，但是，美元霸權的出現已經徹底顛覆了出口導向型經濟的性質：美國生產不被任何實物支撐、只由美國軍事力量支持的美元紙幣，而世界其他國家生產美元紙幣可以購買的產品。按照美元霸權的邏輯，只有在其他國家通過出口導向型經濟對美國貿易存在著持續出超的情況下，美國才能通過印刷美元紙幣，不勞而獲地坐享別國的勞動成果。在這種情況下，出口導向型經濟出口的越多，積累的美元儲備就越多，被剝削和被掠奪的程度就越嚴重。由于我國推行“大進大出、兩頭在外”的經濟發展戰略，自20世紀 90年代末以來，我國實際上已經成為美元體系的主要支撐國，截至到2011年6月，我國外匯儲備余額已經突破30000億美元。我國外匯儲備的激增和購買美債是中國經濟中正在迅速擴散的癌細胞，它不僅導致了極難治理的通貨膨脹，而且使我國的貨幣主權日益喪失，致使我國民營企業瀕臨絕境，并奪走了我國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和農業補貼等方面所急需的資金。更為嚴重的是，我國購買美債的行為實際上是我國正在為美國支持“疆獨”、藏獨、臺獨、在中國周邊建立圍堵中國的軍事基地以及周邊小國“哄搶”中國提供資金，這實際上是中國自己出錢幫助美國政府從事顛覆中國政府的活動，我國的外匯儲備和所購買的美國國債已經成為美國“金融核訛詐”的戰略武器。[3]

三、保護主義與內向型經濟：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革命

如果通過融入發達經濟體的市場實現經濟崛起這條路已經走不通了，那么中國應該怎么辦呢？美國經驗為我們提供了借鑒。19世紀落后的美國為了避免發達的英國經濟對美國經濟的掠奪和壓迫，美國通過高關稅保護和排斥外國直接投資與英國經濟隔離開來，到了1894年，美國不僅成功地崛起為工農業帝國，而且美國具有極強競爭力的高端和新興產業產品大肆入侵歐洲國家，以至于1901-1902年在歐洲出現了大量的圖書，向人們拉響了警惕“美國化”的警鐘。[4]與我國目前以自由貿易、依靠外國直接投資和出口導向型經濟為特征的經濟發展戰略截然相反，美國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經濟崛起卻是在高關稅保護、排斥外國直接投資和內向型經濟的條件下實現的，突出的標志是美國領導了1875 年開始的第三次技術革命和1908年開始的第四次技術革命浪潮。美國經濟的崛起是在保護主義與內向型經濟的條件下實現的，在目前世界經濟大危機導致我國出口導向型經濟不得不終結的今天，美國崛起的歷史經驗值得我國高度重視。

美國經驗說明，經濟活動的質量是國富國窮的決定性因素。如果不是通過掠奪性地開發自然資源，也不是通過掠奪別的國家，那么一國的社會各階層的共同富裕和社會和諧取決于什么呢？只能取決于通過科技進步開發大自然所帶來的租金分享，而只有高端產業才是科技創新的載體，但我國按照比較優勢理論所從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幾乎沒有創新機會，是低質量的經濟活動，當我國把這些高質量生產活動及其創新收益拱手讓渡給發達國家的時候，社會各階層收入提高和共同富裕就成了無源之水和無本之木了，政府就必然要與民爭利，資本家就必然要壓榨工人，因此，就必然會在利潤、工資和稅收之間相互傾軋，這就是在目前的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正是按照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以所謂低工資競爭優勢參與國際分工，才造成了今天社會不和諧的局面。正是由于依靠外國直接投資和實行自由貿易，技術創新的絕大部分成果就被跨國公司所攫取了，所以我國各級政府就無法通過來自工商業稅收的增加分享這種技術創新的收益，因此，不得不愈來愈靠出賣土地獲取財政收入，從而成為房價越來越高的重要推手，這是我國土地財政得以產生的重要根源，也是我國地方政府債務不斷增加的深層次根源。

因此，借鑒歷史上發達國家脫貧致富的歷史經驗，筆者提出了中國保護主義經濟崛起的十大戰略方針，這包括：第一，抓住高端產業和各產業價值鏈的高端環節，特別是要把資本貨物工業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生產資料工業在國際經濟中的領先地位作為奮斗目標。第二，提高關稅保護水平，停止加入WTO政府采購協議的談判，拒絕在中國推廣轉基因農產品技術，拒絕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第三，停止引進外資和回購外資企業。第四，重新恢復國民經濟平衡發展的基本方針，其目的是為我國高端產業和各產業價值鏈的高端環節創造國內市場。第六，嚴格限制乃至禁止原材料和不可再生資源出口，并把資源型外資企業全部收歸國有。第七，中國最大的“比較優勢”在于豐富的人力資本和潛在的科技優勢而非廉價勞動力，這為中國開發這種最豐富的要素稟賦并崛起為世界科技創新第一大國創造了別國難以匹敵的優勢。第八，以國內經濟大循環為特征的內向型經濟發展戰略要以工人農民的收入增長為引擎。第九，大力發展國內區際分工和區際貿易，以開發中西部為重點，工業中心向中西部轉移，從根本上改變我國工業特別是高端產業集中在沿海地區的不合理狀況。第十，內部改善：以保護主義為特征的國內經濟大循環戰略需要我國在國內流通體制、基礎設施、打破地方保護主義等內部環境的改善上痛下苦功。

四、金融保護主義和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

與我國保護主義和內向型經濟發展新戰略相配合，我國需要實施金融保護主義和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對外經濟發展新戰略。我國深陷“美元陷阱”的主要根源在于出口導向型經濟，在于實體經濟，顯而易見，如果中國的進出口保持長期的動態平衡，也就是外匯儲備夠三個月進口的需要就可以了，這樣我國就不會積累這么多的美元儲備，也不會陷入“美元陷阱”。因此，如果沒有終結我國出口導向型經濟，那么，在紙幣經濟的時代，無論是儲備貨幣多元化還是不切合實際的建立與主權脫鉤的世界貨幣都無法解決美元霸權問題。要解決美元霸權問題，就必須破除對出口導向型經濟或外向型經濟的迷信，就必須重走保護主義的內向型經濟。

金融保護主義是應對貨幣戰爭的根本性措施，為了避免美元霸權和金融自由化對我國經濟的掠奪，我國應該繼續實行資本項目管制，嚴禁國內企業到海外上市，嚴厲打擊熱錢活動，為主權信貸的實施創造條件。主權信貸是與美元霸權相對立的，我國具有廣闊的市場，主權信貸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單從人口上來說，我國的人口規模就超過美國、歐盟、日本和俄羅斯的人口總和，我國具有世界上任何國家或歐盟都無法企及的最大的內需市場，完全可以在任何產業上達到規模經濟，對外貿易并不重要，達到貿易平衡就可以了，這就是為什么我國要重走內向型經濟的原因。在內向型經濟和貿易平衡的情況下，美元一分錢也不讓它進來，美元霸權就對中國無計可施了。

那么，技術問題將如何解決呢？主要是靠國內市場的競爭和自主創新，中國地域廣闊、人口眾多和市場縱深很大，在創造新技術上，競爭能充分發揮作用。美國經濟崛起時期（1820—1914）通過“閉關鎖國”鑄就自主創新輝煌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技術引進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本國的自主創新，正是自主創新才成為后來者技術發展的主要的和的活的源頭。美國的歷史經驗說明，市場重于技術，沒有技術，自主創新可以創造，但如果沒有廣大的市場，自主創新從根本上來說是不可能實現的，因此，保護國內高端產業的市場是自主創新的基礎。[5]如果把美國和德國崛起的歷史經驗概括為“對外保護和對內自由競爭”雖然是可以的，但是，自由競爭也有問題，美國在經濟崛起的后期社會面臨分裂，這是美國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出現“進步時代”的原因，因此，國家還是要干預，不能自由放任。

但是，與美國崛起的歷史時期相比較，美國當時資源豐富，也沒有人口眾多的壓力，更不存在一種類似于今天美元霸權的“英鎊霸權”[6]，因此，美國不需要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建立一種“國際經濟新秩序”。但中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和能源相當匱乏，而許多發展中國家資源豐富和人口“稀少”，如果我國通過保護主義新戰略和抓住以納米、生物、新能源和新材料等為主體的第六次技術革命浪潮，在高端產業建立起全面和絕對的領先地位，那么，這就使我國豐富的人力資本和科技資源與自然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之間具有了很強的經濟互補性，因此，以中國為龍頭，建立一種以俄羅斯、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歐盟等為統一戰線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對我國就顯得極為必要。

五、破除美元霸權：中國政府的昭昭天命

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也是破除美元霸權的根本之路。重走保護主義和內需經濟發展之路，可以使我國經濟與美國經濟和美元體系脫鉤，但如果沒有世界上其他國家的配合，我國將陷入孤立地位。摧毀美元霸權是全世界人民的福音，但世界上有可能與美元霸權抗衡的國家必須有龐大的分工體系和內需市場，在這方面只有三家：歐盟、日本和中國。但是，歐盟不是一種政治實體，沒有統一的中央政府實施完整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因此，歐元就無法與美元相抗衡；而日本雖然對美元霸權也心懷怨恨，但日本要仰仗美國對付中國和俄羅斯，因此只能對美元霸權忍氣吞聲。在這種情況下，只有中國才能肩負起破除美元霸權的歷史重任，這是全世界人民賦予中國的昭昭天命，是中國造福于全世界善良人民的光榮使命。

中國具備擔當破除美元霸權的全部條件：廣闊的國內市場；最多樣化的分工體系和統一的中央政府。由于我國國土遼闊、人口眾多和有統一的中央政府為高度一體化的國內市場作為保證，因此可以發展最多樣化的分工，因此完全可以實現自給自足。這樣，中國完全可以與美元體系隔離開來，甚至與美國經濟逐步脫鉤，在同時給俄羅斯、歐盟國家講清利害關系，爭做統一戰線：與俄羅斯結成戰略同盟，共同抵御美國的軍事和經濟霸權，遵從平等互利的原則，用中國的工業制成品交換歐盟國家的高技術（但中國不依靠歐盟，高技術我們完全可以自己創造出來），并交換發展中國家和俄羅斯等原材料和能源，以中國為龍頭，團結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建立一種與美元體系相平行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在這種情況下，美元霸權必然要逐步走向衰落，并最后瓦解。

然而，在美國金融寡頭利益集團和軍工復合體集團的支配下，美國政府必將對任何試圖脫離美元體系的國家進行打擊，因為任其發展，它不僅不能剝削中國了，而且由于美元霸權的最終瓦解，將使美國的霸權也被瓦解。因此，它甚至有可能會發出戰爭威脅，阻止中國經濟發展的轉型，就像2011年的黃海軍演一樣。但這只不過是戰爭恫嚇而已，這種辦法對待伊拉克和利比亞可能有效，但對于中國這樣國土遼闊的國家來說，任何入侵者必將陷入屈辱的失敗境地，對于這個問題，我們完全沒有必要擔憂。但是，從戰略角度考慮，中國需要做兩點工作：一是優先發展軍事工業，為將來的戰爭做好準備，二是中國的工業不能集中在沿海，中國的工業中心應該向中西部轉移，以避免由于戰爭的爆發而遭到慘重損失。

在對外經濟關系上，我國沒有必要在他國領土上為了爭奪資源直接與美國發生沖突，我國也沒有必要挑戰它的霸權，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我們仍要奉行毛澤東主席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來的“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戰略，通過重走保護主義和內需經濟發展之路，靜觀美元霸權的瓦解。美元霸權瓦解后，美國軍事霸權的瓦解就指日可待了。但是，我國要堅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基本原則，堅決捍衛領土完整、堅決捍衛國家利益。近代以來，中國許多仁人志士，為了探求救國救民的真理，紛紛提出學習和實行西方制度的主張，但是，結果卻發現“先生”總是打“學生”。在目前的世界仍然是如此。中國是一個和善的國家，中國真誠地向世界宣稱“和平崛起”，但迎來的卻是美國鐵拳的教訓和周邊小國一哄而上地“哄搶”中國。血的教訓告訴我們，“和平崛起”必須以強大的軍事力量為后盾，如果沒有強大的軍事力量，我國“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內需發展新戰略以及與俄羅斯、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歐盟等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也就無法得到保障。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