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當前美國的債務危機反映出深刻的政治和社會危機。美國股市的暴跌，除表明了投資者的心理不安外，更多地反映出投資者對未來經濟增長形勢的一種判斷與擔心，美國經濟仍未走出衰退的陰影。與之相類似，歐洲的債務危機也引起了政治危機，但是由于歐元區債務危機很大程度上是結構性的，所以比美國的債務危機還難解決。面對未來的債務危機，G20在協調各成員國的宏觀經濟政策上可能遇到越來越多的困難，中國面臨的國際形勢也更加復雜。

    一、債務危機反映出的深刻政治及社會危機
    美國的長期國債剛被標準普爾公司下調了評級，歐元區又傳出希臘的債務即將違約，意大利的國債馬上要出問題的聲音。與此同時，美歐的股市也波動異常，任何一個消息都會引起市場的過分反應，這些國家的股市如過山車一樣大起大落。
    市場的大幅波動一方面反映出金融企業持有的流動性充裕，它們都在尋找短線的投資機會，大量資金不斷進出股市，造成市場的超常波動；另一方面，市場如此敏感也反映出投資者對經濟的發展前景沒有信心，擔心投資被套牢，所以只做短線操作。其實，美歐經濟中確有許多令人擔心的因素，而且這些因素對我們未來的經濟發展會產生很大影響。
    標準普爾公司給美國國債降級有個有趣的故事。據說，標普公司的評級一公布，美國財政部就在它公布的材料中找到了一處錯誤，說它多估算了美國的預算赤字一萬億美元。標普公司后來修改了它文件中的數據，卻維持給美國國債降級的決定。標普公司解釋說，從幾個月來美國國會與政府就提高債務上限的談判來看，美國政治有極端化傾向，未來很有可能因政治游戲的原因而損害投資人的利益。換句話說，標普公司認為美國有出現政治危機的可能，并據此給美國債務降了級。
    在美國的兩黨政治格局里，反對黨為執政黨出難題，讓執政黨難堪，這都是傳統的政治游戲，人們已經習以為常。但在過去，反對黨與執政黨的政治游戲是有底線的，雙方不會在涉及底線的問題上撕破臉皮。這次，在經濟瀕臨衰退的背景下，如果不放寬債務上限就可能導致巨大的金融危機，可雙方卻毫不讓步，大有讓國家利益讓位于黨派利益的趨勢。這不禁讓人懷疑美國政治的極端化是否會讓美國陷入無政府主義。美國的政治制度建立在權力互相制衡的基礎上，這可以防止權力濫用。但權力制衡的體制需要有極大的妥協精神。否則，只講制衡，不講妥協，制衡機制就可能成為制度癱瘓的原因。
    以“茶黨”為代表的抗議力量的出現，表現出美國民眾對政府及傳統政治的不信任。其實，美國面臨的是雙重的政治信用危機：一方面，投資者擔心政治家們只關心自己的政治游戲，把投資者的利益當兒戲；另一方面，美國民眾對政治家們產生了巨大的懷疑，懷疑政治精英與金融精英沆瀣一氣：政府用納稅人的錢救助造成危機的金融機構，而政府債務的危機又要導致納稅人再次作出犧牲。這種信任危機會導致民粹主義情緒上升，最終導致政策上的惡性循環。
    美國民眾對政治精英的不信任，被2010年美國最高法院通過的一項決定加強了。最高法院決定，未來在美國的選舉中，為政治候選人競選而出資的上限被取消了，誰愿意出多少錢就可以出多少錢。
    美國對公司和利益集團競選獻金的限制，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國會在1907年通過了第一個限制競選籌資的法案——《提爾曼法案》，禁止公司和全國性的銀行向競選公職的候選人提供捐款，以防大公司操縱選舉。以后，陸續出臺了一系列相關法案，不斷完善和規范選舉籌款和開支的使用。然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以5：4的微弱優勢通過了一項有關政治獻金的法律裁定，廢除了93年來對公司、非營利團體和工會在美國選舉中獻金助選的金額上限，對公司和工會在初選前30天或大選前60天禁止播放競選廣告的禁令，也同時取消。
    美國公司可以隨便給政治競選捐款，會大大影響選舉的結果。連《華爾街日報》上登的文章都認為，美國政治領導人將來就是資本手中的一個玩偶，民眾對政治領導人的政策認同會逐漸下降，美國政府的行政能力會隨之下降。
    二、美國股市反映出投資者對經濟衰退的擔心
    美國股市的暴跌，除了表明投資者的心理不安外，更多地反映出投資者對未來經濟增長形勢的一種判斷與擔心。而使投資者擔心美國經濟會在一段時間蹣跚慢行的因素主要有：
    1．美國經濟仍未走出衰退的陰影，失業率仍居高不下，投資率沒多少增長。在這種背景下，政府的公共開支對維持經濟增長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根據兩黨達成的協議，政府卻要被迫大幅削減開支，未來美國經濟不會快速恢復。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指出，現在討論美國經濟是否符合經濟學定義上的衰退（即連續兩個季度的負增長）已經沒有意義，美國經濟已經陷入了一種高失業、低增長困境，而由此造成的財政收入減少卻會成為常態。
    2．雖然削減政府開支也涉及到軍事開支的減少，但削減最多的屬社會福利開支。這滿足了一些右翼共和黨人的要求，但卻使社會不公平更加明顯。這些年來，美國社會收入提高最快的人絕大多數都是金融領域的領導人，這些人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造成金融危機的元兇。但危機發生后，他們非但沒有受到懲罰，一些人還受益于政府救助金融、銀行業的計劃。這次在提高國債上限的談判中，根本沒涉及提高對富人稅收的議題，只提出了縮減政府開支的議題。這就意味著未來窮人享受的社會福利會下降，特別是老年人的養老金及福利會縮減。社會不公會引發社會動蕩，英國發生的事情很有可能在美國重演，這會引起經濟的損失、投資的減少及經濟的衰退。
    3．統計證明，社會中最大的消費群體其實不是富人，而是中產階級。美國的中產階級在金融危機中已經受到重大挫傷，而未來如果社會福利水平一再降低，中產階級的消費能力會進一步下降。美國經濟的動力主要來自消費，如果未來消費持續疲軟，美國經濟則很難找到新的增長點。如果經濟恢復緩慢，通貨膨脹壓力逐漸加大，美國政府財政收入能力再持續下降，剩下的只有擴大債務來維持政府運行。但在已經非常大的債務基礎上繼續擴大債務，這種做法會越來越遭到外國投資者的懷疑。
    4．美聯儲搞了兩次量化寬松政策，但第二次的效果要明顯弱于第一次，而且從美國投資的情況來看，大量增加流動性并未促使投資大增。這不由得使人想到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當年的假設，即流動性陷阱的道理。由于名義利率不可能為負，因此當利率已經降到最低時，刺激經濟的功能就沒有了。由于流動性偏好，人們在衰退時仍然喜歡手握現金，不會馬上投資，所以當經濟陷入流動性陷阱時，貨幣政策是失效的。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流動性陷阱應該有新的解釋。那就是，當美歐等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前景不好時，這些國家中央銀行釋放出的大量流動性沒有流向本國的投資市場，因為這些國家的企業并不看好本國市場。統計證明，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并沒有隨著貨幣政策的放松而擴大，而是流向了新興市場，加重了新興市場的通貨膨脹壓力。
    三、歐洲的債務危機為何更緊迫
    前些天，法德領導人沒能就發行統一的歐元債券達成協議，市場上歐洲銀行股大面積下跌，反映出投資者對歐洲銀行資產結構的擔心。其實，人們擔心歐元區很可能會陷入新一輪主權債務危機。而如果新的債務危機爆發，歐洲幾大國的銀行可能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從而引起更大的金融危機。
    歐洲的債務危機也引起了類似美國的政治危機，百姓們也懷疑他們的政治精英與金融精英都在拿納稅人的錢救自己。但是，歐元區債務危機很大程度上是結構性的，比美國的債務危機還難解決。這是因為，歐元區內經濟較弱的國家因為失去了自己獨立的貨幣政策，只能靠擴充財政赤字來對付一切困難，而財政赤字造成的債務增長又使投資者要求更高的債務回報。于是，這些國家就陷入了惡性循環。以希臘債務危機為例，歐洲一直流傳著德國與希臘的兩種版本。
    德國輿論說，希臘之所以被卷入了主權債務危機，是因為希臘政府不負責任，維持的社會福利計劃遠超出它的能力。當出了問題后，又指望別人，特別是德國，出手幫助他們擺脫困境。但希臘人卻有另一番解釋。他們認為，德國靠統一的貨幣和市場制造了一個有利于自己的經濟聯盟。因為沒有關稅，又使用同一種貨幣，德國貨的競爭力充分展示，充斥希臘等經濟不夠強大的國家的市場。危機爆發后，希臘無法靠貨幣貶值來增加競爭力，歐元是由歐洲中央銀行控制的，德國可以繼續向希臘出口，但希臘卻無法控制它自己的出口，于是希臘的經濟衰退加深，導致主權債務危機。
    這兩個版本說明，金融危機觸發了歐盟內成員國間的信任危機，這使歐洲團結讓位于“各家自掃門前雪”的行為。雖然歐元區幾國禁止賣空成員國主權債務，而且歐洲央行也出手購買大量西班牙、意大利等受到沖擊的成員國的債券，使市場暫時平靜了下來。但是，由于德法反對建立統一歐洲債券，說明歐元區合作的動力仍不足，而無法統一財政的困境只能使未來危機的因素不斷增加。特別是德國的輿論在廣泛談論希臘等國應該退出歐元區，歐洲應退回到歐共體初始六國的狀態。德國是歐盟中最強大的經濟體，如果德國不愿意再與其他成員國綁在一起，歐盟的未來就岌岌可危了。
    歐洲的債務危機很可能會迅速傳染給意大利，因為意大利的經濟總額與債務總額相比已經是100：120，意大利債券的收益率已經迅速上升到6％以上，意大利繼續在市場上籌資的成本變得越來越大，很可能陷入某種惡性循環。如果意大利發生債務危機，其結果很可能在歐洲引起一場系統危機，因為意大利不僅是世界上第七大經濟體，而且持有意大利國債的投資機構也非常復雜。意大利與希臘不同。希臘的國債主要集中在歐元區幾個大國的銀行手里，當希臘出現違約的可能時，歐元區的幾國政府還可以穩住幾大銀行，讓它們不要拋售希臘債券，政府允諾未來給銀行某種補償。而意大利的國債被認為是穩定的債務，許多金融機構都持有一定數量的意大利國債，包括一些對沖基金和養老基金。因此，如果意大利國債要出問題，政府很難出面穩住各種投資者。市場上出現恐慌，從而出現大面積拋售意大利國債的可能性要大大超過其他國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經表示，它無法對付意大利可能出現的債務危機。那么，歐元區國家或歐盟就有能力對付這場大危機嗎？
    四、國際合作的可能性減弱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時，20國集團曾協調政策，防止經濟衰退。但面對未來的債務危機，20國集團在協調各成員國的宏觀經濟政策上可能遇到越來越多的困難。
    許多國家都意識到，因為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占有某種霸權地位，使得美國在對付危機的過程中可以把部分負擔轉嫁到其他債權國頭上。因此，它們希望美國能負起責任，執行更加負責的貨幣政策。但美國卻認為，危機的根本原因是全球經濟失衡，而為了恢復平衡，新興經濟體必須承擔更大的責任，特別是貿易順差大國中國，不僅應該讓人民幣加快升值，而且應該擴大進口。其實，從2008年危機以來，中國擴大的進口已成為許多國家經濟回升的重要引擎。但中國不可能像美國希望的那樣去處理人民幣的匯率及資本市場的開放節奏，因此在這些問題上不可能迅速達成一致意見。
    歐洲大陸國家呼吁要對跨境的金融活動征稅，這是美國經濟學家托賓很久以前提出的一種假設，認為它可能會遏制短期金融投機行為，但不會影響長期投資。但美英等國根本不會同意，因為國際金融活動是它們經濟的主要成分，也是其利潤與稅收的主要來源。如果實行“托賓稅”嚇跑了國際投資者，倫敦和紐約這兩個國際金融中心會是最大的受害者。
    達不成國際合作的協議，世界各大經濟體很有可能各自為政。美國有可能通過進一步放寬貨幣政策來解決債務問題，第三輪量化寬松似乎呼之欲出。其實，歷史上各國政府都曾借助于通貨膨脹來解決主權債務問題，特別是國際體系中的霸權貨幣擁有國很容易借此來擺脫債務困境。英國如此，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也靠此法解決相對西歐及日本積累的大量債務。當西歐國家抱怨美元貶值給它們帶來的問題時，尼克松政府的財政部長康納利卻回答了一句歷史名言：“美元是我們的貨幣，是你們的問題。”因此，未來美國大印鈔票，借此來擺脫債務困境肯定是趨勢。
    歐元區一些成員國的債務受到金融投機的壓力很大，加大了它們違約的幾率。于是市場上這些債券的收益率不斷攀升，加大了這些經濟體的籌資成本，經濟衰退迫在眉睫。為了緩解壓力，歐洲央行開始購買問題國家債券。雖然市場在歐洲央行的干預下暫時穩定，但這種行為與美聯儲的行為一樣，也屬“印鈔票”的行為。
    日元的升值壓力巨大，日本政府已經表示要采取一切手段來防止日元進一步升值。看來，僅通過財政部借債出售日元來壓低日元匯率解決不了問題，最終日本央行也會通過“印鈔票”來壓低日元匯率。
    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如果都采取印鈔票的方法來度日，全球經濟某種程度上重現20世紀70年代的高通脹、低增長的可能性將大增。低增長、高通脹、高失業率、低效的政治體制、燥動不安的社會群體，這些現象可能成為未來世界的發展趨勢。
    五、中國面臨的國際形勢更加復雜
    由于外部經濟環境短期內難以好轉，中國的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只能靠內部市場。因此，轉換經濟增長模式、擴大內需、依靠自主創新等政策新取向就有了新的戰略意義。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的外匯儲備縮水在所難免，而民間輿論對此的壓力也越來越大。其實，購買任何主權債務的風險都在加大，外匯儲備最好的使用方法大概是對外投資。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許多發展中國家急需發展資金，但又從歐美等發達國家那里得不到，所以很希望中國去投資。但中國的對外投資也面臨許多風險。比如，蘇丹與利比亞的事件就表明，中國在這些國家的投資有很大的政治風險。另外，中國的對外投資也面臨一定的價格風險。比如，中國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投資都是開發原材料和能源，但這些初級產品的價格波動巨大，且取決于美國的貨幣政策，因為美元是這些初級產品的定價貨幣。
    美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有許多戒心，雖然最近放寬了對中國投資的審查，但如果要投資中國急需的高科技領域還是很困難的。歐洲也是技術發達地區，債務危機使許多歐洲國家陷入資金鏈困境。這時候，中國企業投資歐洲，購買企業股，兼并困難的技術型企業，有很多機會，但也面臨各種批評。中國需要化解歐洲對中國投資的擔憂，增加政治互信，爭取找到一個對雙方都有利的合作方法。
    在主要發達國家的主權債務都不穩定時，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要硬通貨也變得不太穩定。因此，外界對人民幣國際化的期待很大，中國也有加快人民幣國際化步伐的表示。然而，在人民幣國際化與迅速開放資本市場方面，中國似乎面臨一定的利益沖突。美歐日都在準備開動機器大印鈔票，而從危機爆發以來，發達國家已經為各自的金融機構注入了大量的流動性。現在，世界市場充滿了流動性，中國開放資本賬戶面臨的風險巨大。
    如果中國少干預市場，少買入外匯，可以減少一點兒外匯儲備迅速攀升的壓力。但人民幣升值的幅度會更大些，速度會更快些。這些是否符合中國利益？其實，隨著人民幣升值的速度加快，外界已經開始有人表示對人民幣升值的擔心。如果人民幣升值，中國企業走出去投資、兼并其他企業的能力更大，對提高中國技術能力會更有利，也會對歐美企業的競爭力構成威脅。另外，中國少干預市場，減少購買美國國債，美國國債的收益率是否會上升？
    其實，中國還需認真評估人民幣升值對遏制輸入型通脹的作用。20世紀70年代也是個通貨膨脹的時代，當時的西德政府就堅持把保持貨幣堅挺從而控制通貨膨脹當作宏觀政策的首要任務。結果，西德馬克對美元的匯率不斷升值，但西德的通貨膨脹率卻在西方國家中最低。幾年下來，西歐國家都選擇了把自己的貨幣匯率綁定在西德馬克上，西德馬克無意中成為西歐貨幣的核心。后來，歐洲組建歐元也主要是建立在馬克的基礎上。這段經驗也許值得中國重新研究。如果人民幣逐漸升值對保持它購買力的穩定、對遏制通脹有利，就可能解決人民幣國際化與開放資本賬戶之間的矛盾。試想，在全球都面臨通貨膨脹的背景下，如果人民幣購買力的穩定性好于其他貨幣，特別是好于其他新興經濟體的貨幣，即使資本市場不開放，在商品市場與國際貿易開放的情況下，人民幣就可能成為人們追寵的對象，它的國際化就可能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