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占領華爾街”愈演愈烈之時，《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采訪了美國及世界其他地方的許多經濟學家和業內人士，聽取了他們對“美國病”的診斷和他們提出的治療方式。

    多數受訪者認為，“占領華爾街”反映了美國民眾對收入分配不公、政府救市不力、失業率居高不下的失望和憤怒。究其根源，有專家指出，這是以金融業占據大部分國家財產為特征的美國產業發展不平衡的結果。正如此次運動的一個口號“我們是99%”那樣，體現出人們對1%的人占據社會大部分財富的不滿。美國經濟發展體制和模式，乃至政治和社會制度等，以及新自由主義的危機，在大診斷中被給予了新的解讀。 

未來黑洞 

    “美國年輕人突然意識到未來是一個黑洞。他們可能遭遇生態危機、政治危機，還有金融危機。他們一生都可能面臨這些危機，他們有一種存在主義的擔憂。”

    斯圖爾特•辛格，一名走在抗議人群中的退休者。他有兩個孩子，一個失業，一個只有一份兼職工作。

    他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說，“我是一個幸運的人，通過自己的努力，擁有了家庭和幸福生活，但是我擔心我的孩子不會像我一樣幸運。他們現在擁有的機會很少。”

    財富和工作“遙不可及”

    10月15日的紐約時報廣場，抗議示威者齊聲唱著歌。

    一位父親抱著尚在襁褓中的孩子擠在人群里。“我是來參加抗議的。”他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說，促使美國普通民眾走入抗議隊伍，舉起“占領華爾街”標語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因素是經濟不振。

    “經濟復蘇乏力是誘發抗議活動的主要原因。在經濟財富的蛋糕無法持續做大的基本面下，底層甚至中產階層開始在貧富不均、難以就業等方面表現出明顯的怨氣和不滿。”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呂曉波說。

    紐約大學經濟學家愛德華•沃爾夫在2010年發布的一項調查報告中指出，80%的美國中下層民眾僅擁有社會總財富的15%，其金融財富僅占全社會的7%；其中占美國人口40%的下層民眾（約1.2億人）僅擁有社會財富的0.3%。而在美國人口占比1%的富翁群體中，人年均收入130萬美元，相比之下美國人的年均收入僅是3.3萬美元。

    造成財富分配不均的不僅是美國富人的“財產繼承”，還有日益加劇的收入分配不均。另據美國政府部門“執行官收入跟蹤”網站的統計，2010年標普500指數中的299個成分股上市公司首席執行官的年均報酬是1140萬美元，是美國普通工人的薪金水平的343倍。而在1980年，這個數據是42倍。

    在這些大佬中，金融業巨頭更是眾矢之的。因為在很多美國人看來，在金融危機中岌岌可危的美國大銀行都是靠著政府動用稅金支援才獲得轉機。然而，這些銀行高管們喘過氣來后，仍然大筆分紅，財源滾滾。

    一位游行者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說：“我完全沒辦法理解他們憑什么掙那么多錢，沒有辦法想象他們拿那么多的錢做什么？”

    正是在這樣的情緒驅使下，抗議者們喊著“紐約富豪，趕緊交稅”的口號，舉著特制的超大支票，沿著曼哈頓第五大道向位于曼哈頓上東區的富豪住宅區行進。他們的目標是前往新聞集團董事長魯道夫•默多克、摩根大通集團首席執行官杰米•戴蒙、商業大亨大衛•柯赫、地產開發商霍華德•米爾斯坦與對沖基金巨頭約翰•保爾森的豪宅。

    就業市場慘淡，也是“占領華爾街”運動的一大動因。根據美國勞工部的最新數據，美國截至9月份的失業率仍在9.1%的高位。全國4400萬20至34歲的美國勞動人口中，失業率達到11.3%。

    在高失業率的重壓下，美國人在物質和精神層面的種種積怨沸騰起來。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桑德爾在《民主的不滿》一書中如此陳述：失業問題不只是失業者缺乏收入，不只是政府支付失業保障，更在于這些人不能分享公共生活，與其他人沒有關系，成為社會“隱形人”。

    政治和未來的“幻滅感”

    對缺乏獲得財富和工作機會的不滿，很容易歸結到對政府無力的聲討上。今年以來，在美國出現了針對上調債務上限等問題的兩黨爭斗不休。在不少美國人眼里，國會成為大利益集團糾纏博弈的戲場，政府為各類企業勢力所挾制。

    根據民調，大約每5個美國人就有4個對政治制度不滿，希望通過選舉帶來變革的民眾也產生疑慮。因為目前看來，兩黨都難以拿出擺脫困境的根本之道，往往不是“換湯不換藥”，就是“嫁禍于人”。

    在歐洲，主權債務問題的解決拖延遲緩，政府把財政緊縮成本轉移到普通民眾身上引發反彈……所有這些都使社會情緒“雪上加霜”。某種幻滅感超出貧民窟和大學校園，散播到更廣泛范圍。

    “美國青年人突然意識到未來是一個黑洞。”“占領華爾街”活動的原創者、加拿大《廣告克星》雜志的卡勒•拉森這樣解釋，“年輕人可能遭遇氣候變化引起的生態危機，因大公司、企業資金和游說者影響的政治危機，還有金融危機。他們一生都可能面臨這些危機，他們有一種存在主義的擔憂。”

    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教授帕特里克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說：“從抗議活動中我看到對上世紀60年代民權運動的懷念，以及想要讓年輕人更多了解政治的愿望。年輕人的美國夢破滅了，導致對華爾街的人和機構的憎恨。很多年輕人認為，再也沒法過上像父母一樣的中產階級生活，這讓他們沮喪和憤怒。”記者 謝鵬 武賦 駐紐約記者 喬繼紅

    美式金融獨裁 

    “占領華爾街”的全球蔓延，反映出西方各國普遍存在的問題，即“金權”控制政府后形成實際上的金融獨裁

    9月17日，美國紐約，一場對華爾街富人的討伐拉開了帷幕。

    由網絡雜志《Adbusters》發起的“占領華爾街”活動在紐約曼哈頓登場，吸引了上千人參加。示威抗議的人群，意圖是要反對美國政治的權錢交易、兩黨政爭以及社會不公正。

    “華爾街的金融高管，造成了金融危機，卻仍然拿著高薪，而我們卻依舊那么貧困。”一位參與了游行的人士對記者說。正是在這樣一個簡單的實現財富共享的理念下，不足一個月，波士頓、芝加哥等全美主要城市都被卷入“占領華爾街”。

    “坦率地說，許多美國人都很感到奇怪，怎么等了這么久才發生‘占領華爾街’這樣大規模的游行示威。”美國紐約世界政策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詹姆斯•諾特（James N.Nolt）接受《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采訪時說。

    目前，“占領華爾街”甚至得到一些華爾街富人的支持。美國智治基金創始人及管理董事埃里克•杰克森便是其一，他對記者說“我也支持抗議者”。據紐約最新的民調，已經有2/3的紐約人支持該運動。

    貪婪的野性

    詹姆斯•諾特認為，當前的美國經濟是大蕭條以來最極端的時候。持續的高失業率、工資不漲甚至減少的情形已持續數十年。增長的收入落入產權人手中而不是工作人之手，使得民眾對華爾街和其他金融中心的貪婪以及權力的集中感到憤怒。

    金融危機爆發前，美國最富的10%人群已占全社會收入近50%。危機爆發后，企業裁員，工人長期失業，養老保險、醫療福利隨即下降，中產階層的資產大幅縮水。經濟衰退讓美國的中產階級受到重創，而富人卻很快收復失地并愈發富有。收入不平等正擠壓中產階級，窮人越來越多，分析人士甚至預測，美國有可能產生一批永遠失業的底層民眾。

    然而，金融危機的源頭——華爾街，不僅沒有受到相應懲罰，反而因“大到不能倒”而得以用納稅人的錢補充其遭受的損失，每年還拿著上百億美元去發紅包。這種行為激怒了普通民眾，也激怒了政治家。

    法國智庫蒙田研究中心經濟分析師亞納•德雷耶爾（Iana Dreyer）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金融部門在金融危機中得到政府等大量的救助，但是卻沒有改善其行為，比如現在仍然繼續向高管支付高額獎金。

    數據顯示，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美國“證券期貨與投資業”創造了1890億美元的GDP，僅占美國GDP總額的1.3%，但該行業的薪金報酬卻達1990億美元的歷史最高。

    在20世紀初到1929年大蕭條爆發這段時期，美國也處于收入分配惡化階段。羅斯福新政，尤其是二戰后黃金時期美國實體經濟的復蘇與繁榮，為包括中下層在內的社會階層提供就業機會，使得美國國內的收入分配狀況相對改善。

    而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隨著美國推行的金融自由化及全球化，美國國內的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美國的財富分配失衡年復一年加劇。

    近30年來，美國大企業及基金公司負責人的收入上漲了數倍，而普通工人的收入卻仍然停留在上世紀80年代的水平。

    除此之外，華爾街的貪婪也鑄造了貧富差距拉大的事實。

    只要政府調控或監督稍有松懈，華爾街就會有利用他人資金，炒作金融泡沫，鼓勵投機等行為的發生。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在美國政府放松金融監管、長期壓低利率、超發貨幣等背景下，華爾街貪婪的“野性”被充分激發出來，最終釀成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

    但金融危機發生不過一年，華爾街的貪婪又故態復萌。華爾街近23家投資銀行、對沖基金、資產管理公司和證券與商品交易所的員工，獲得近1400億美元的薪酬和獎金。

    “尤其是美債危機之后，全球金融體系的病灶更重，人們對這個金融體系的不滿更深。”美國華盛頓戰略研究所的一位分析師對《財經國家周刊》的記者說，“現在金融體系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財富分配的機制，完全脫離了過去優化資源配置、促進實體經濟效率的金融本質。”

    最長的失業危機

    美國勞工聯合會-產業工會聯合會(AFL-CIO)總裁理查德•特拉姆卡在9月底華盛頓布魯克林學會召開的“解決美國失業危機”研討會上表示，“美國沒有債務危機，美國面臨的是工作、失業危機。美國的高度繁榮正在破產。” 進入9月，美國失業率繼續維持在9.1%，已經連續3個月保持在此高位。近9%的失業率僅僅是申報失業救濟金人的統計數字。次貸危機以來美國失業率維持在9%以上的時間已經達到29個月，超過二戰后最嚴重的滯漲時期。

    官方數據顯示，其中，非洲裔失業率是16.7%，西班牙裔失業率達到11.3%，而年輕人的失業率高達23%。

    與此同時，眾多企業以資金困難為由，紛紛再次宣布裁員。根據美國勞工部公布的就業數據，8月份紐約州雇主裁員2.2萬人，顯示其經濟和就業形勢不容樂觀。

    “如果政策制定者、政治精英忽視時下不斷加深的痛苦，公眾將會用一切辦法尋找答案。導致美國政治極化的出現。”特拉姆卡發出警告。

    美國的經濟復蘇指標其實是在好轉之中。9月份GDP的增長率為1.0%，好于8月份。“然而，年輕人對現在經濟指標的好轉不感興趣，感興趣的是自己將來能不能有很好的前景，所以把就業看成是比經濟指標復蘇更重要的問題。”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所助理研究員張志新告訴記者。

    荷蘭國際集團(ING)高級經濟學家卡爾斯滕•布爾澤斯基（Carsten.Brzeski）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采訪時認為，高失業率以及經濟低增長率使得年輕人和近幾年大學畢業生擔憂他們無法過上和父輩一樣富裕的生活。他認為，目前的經濟危機威脅美國和歐洲邊緣國家至少整整一代人的未來。

    白宮附近的自由廣場上，許多示威者向記者表示，普通美國人沒有引起經濟危機，卻要為經濟危機付出巨大代價。“我們曾有一個‘美國夢’——如果你受過教育、勤奮努力，就會有一份體面的工作和美好的生活，但現在‘美國夢’已離我們而去。我們需要就業，而不是削減開支。”

    在巨大的收入差距與失業率居高難下的背景下，“占領華爾街”運動的爆發不足為奇。

    德雷耶爾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說，華爾街游行一定程度也反映了游行者對政府不作為、對一個失敗政府的憂慮。“奧巴馬上臺就高喊要改變，國會也說要通過金融監管法案去監管華爾街。為什么政府說到卻做不到呢？這就是讓美國民眾感到失望而要采取行動的地方。”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首席經濟學家帕特南對本刊記者說，“目前美國政府的稅收有限，而需要支出的領域很多，高等教育的收費偏高，引起學生不滿。美聯儲的量化寬松政策導致低利率，使得一些靠利率過日子的階層，比如靠房租生活的老年人的收入受到影響。”

    美國政府的福利制度也備受詬病。美國百利金融集團亞洲部聯席董事總經理洪澄對本刊記者分析認為，美國的社會保障、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等福利制度養了一大批懶人，導致政府支出不斷增加，美國政府大量借債。高工資、高福利導致了美國產業競爭力下降，致使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產業“空心化”，美國只能靠金融業來刺激經濟增長，這導致了危機的爆發。福利國家是沒有明天的，高工資、高福利的危害尤其嚴重。他認為，美國的最低保障制度覆蓋面要廣，保障金額要低一些，政府應該把大量資金用于就業培訓，而不是將其直接用于發放救濟金。

    全球資本主義的問題

    對于“占領華爾街”全球蔓延的原因，有分析人士認為，這基本上反映出西方各國普遍存在的問題，即“金權”控制政府后形成的實際上的金融獨裁。金融危機中，受到最大傷害的是民眾，他們在金融危機中損失了大量財富，并受到長期失業的折磨，而作為真正肇事者的金融集團在此過程中并未受到懲罰。

    “此次‘占領華爾街’運動反映了過去一段時期全球自由資本主義發展的深層次問題。”中國傳媒大學網絡輿情研究所總編輯竇含章說。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認為，自由資本主義國家的創新發展代價一直由發展中國家承擔，近年不少國家抵制風險轉移，發達國家本國百姓不得不承受一些代價。在此發展模式下，一些發達國家呈現的一個明顯變化就是中產階級群體大面積坍塌，導致紡錘形的社會結構變成M型，社會對立情緒容易不斷積累。

    具體思考“占領華爾街”蔓延至歐洲的原因，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的曲兵對記者分析認為，歐洲時下情況與美國類似，即國家債務負擔大，債務纏身的國家推行財政緊縮，導致老百姓生活質量受到很大影響。歐洲人也產生了美國人相同的想法，即銀行家是罪魁禍首，危機卻轉嫁到自己頭上，因此也要表達其不滿。

    作為歐洲金融中心的倫敦城，倫敦證交所也受到與華爾街同樣的“禮遇”。15日當天，倫敦參加反金融機構示威約有6000人，表達民眾對貪婪銀行家的不滿。

    倫敦證交所及大銀行高管收入非常高，其薪酬結構一般是固定收入以及利潤，還有分紅。盡管遭遇金融危機，證交所、銀行高管的收入沒有受到太大影響。雖然英國政府近兩年向其施加壓力，要求其加大分紅的披露力度，同時對其征稅。盡管如此，民眾依舊對其不滿意。

    當前英國民眾的生活壓力仍然很大。據英國金融研究所發布的報告稱，“英國百姓收入銳減，今后兩年內仍然會下降。”

    和美國不同的是，英國把減赤字作為頭等大事來辦，然而其經濟受拖累不完全是債務因素。英國受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較大，其經濟發展又依賴對外貿易，沒有太多實業經濟的支撐。

    緩慢經濟增長正深深影響英國就業市場。

    英國的失業率目前是8.1%，失業人數在今年8月增長至250萬，超過經濟學家預期，達17年來最高，創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新高。

    曲兵認為，“倫敦這樣的活動不會取得具體、實實在在的效果。去年秋天、冬天到現在，英國有很多場大規模的示威游行，包括學生抗議政府增加學費等，但都未讓政府讓步，政府現在態度仍然強硬，即堅持緊縮政策。”

    中國社科院美國所副所長倪峰對本刊記者表示，由于大的背景都是失業率高企，這在短期內不可能得到解決，因此“占領華爾街”的活動才剛剛開始。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戰略管理博士、智治基金創始人與管理董事埃里克•杰克森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采訪時對倪峰觀點表示認同：“美國當下僅僅處在10年復蘇過程的第3年。未來2~3年，美國民眾的不滿將會更加強烈。”

    亞納•德雷耶爾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抗議行為表達了大眾深切的焦慮，必須被認真對待，特別是他們不屬于極右翼也不屬于極左翼政黨，因此表達了基本的民眾的關注。然而，他們沒有明確的組織，沒有行動和政策綱領。如果危機持續時間過長的話，部分成員可能會走向極端化或者有暴力傾向，從而破壞社會的穩定。

    興衰史上的一筆

    詹姆斯•諾特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占領華爾街”運動，雖然不會直接影響美國的經濟和金融機構、銀行家們的利益，但是會迫使他們做出某些反應。他認為，如果銀行家因抗議者的批評聲而良心受到震動，華爾街的公司或許有可能在今年年底不再向其員工發放大筆的年終獎金。

    在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所的助理研究員張志新看來，“占領華爾街”，將督促美國政府盡快實施去年國會通過的金融監管法案，過去美聯儲主要監管銀行，沒有把AIG、“兩房”監管劃在內，金融監管法案出臺后，則將這些大的機構都包含在內。

    另外，在此次運動感召下，美國采取的措施可能會為歐洲起示范效應。加強對銀行的監管，將會變為全球性的趨勢。目前，英國已經出臺了相關的法律，歐洲其他國家也會出臺相關法律。

    不過，接受本刊記者采訪的專家多數認為，從目前看，“占領華爾街”還難以改變華爾街根深蒂固的貪婪，對資本主義金融制度的改變，作用也極為有限。

    錢立偉分析認為，美國華爾街的大多數投行、銀行家對“占領華爾街”不會很在乎。因為他們的薪水是事先簽好合同的，市場好，則紅利多發，因此“占領華爾街”運動對其報酬影響不大。

    錢立偉說，“占領華爾街”主要還是對政客的沖擊。特別是美國明年大選，民主、共和兩黨可能會打這張牌。

    張志新認為，奧巴馬2008年競選期間已經提出加強對華爾街的監管、對金融寡頭的限制措施，懷揣著改變華盛頓的夢想。但結果并沒有改變華盛頓，反而華盛頓改變了他。即使其再次當選，體現的也是美國金融團體的利益，很難從根本上改變此現狀。

    盡管最終的直接成效可能不會太顯著，但“占領華爾街”還是將在美國金融資本主義興衰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有分析人士認為，這是因為這一運動反映了美國社會的呼聲，即始于上世紀80年代的經濟自由化與全球化并未給美國中下層乃至中間階層帶來可持續發展的機會。“占領華爾街”運動將推動美國執政者反思以往政策，對未來美國政策取向將產生持續影響。（記者 李航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龐勇、張舵、盧國強、李江濤對本文亦有貢獻）

    貨幣邏輯

    多年來超發貨幣給金融行業帶來的虛擬繁榮，如今開始破滅。“占領華爾街”預警已經“脫鉤”的資本應該也必須回歸實業

    美國一直被認為是市場經濟的典型代表，也是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它將資本的作用發揮到了極致，但盛極必衰的循環卻也作用到了這個超級資本帝國，并傳遞到全球的金融資本體系。

    多年來超發貨幣給金融行業帶來的虛擬繁榮，如今開始破滅。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一度導致資本溢價過高，資本逐利脫離實業。“占領華爾街”預警已經“脫鉤”的資本應該也必須回歸實業。

    超發的貨幣

    華爾街是美國資本的代名詞，而資本的原型便是貨幣，貨幣最早產生于商品生產后的交換環節。生產了多少商品，便有多少的貨幣替代商品進行交換。進入社會化大生產過程后，貨幣的形式不斷虛擬化。

    1971年，二戰后實行的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美國總統尼克松宣布美元正式脫離金本位。

    至此，美元的貨幣供應量完全被美國政府所控制。此后美國持續多年的寬松貨幣政策，不斷印發美元，使得貨幣遠超生產所需的貨幣供應量。

    從美聯儲的統計數據看，美國的廣義貨幣供應量（M2）一直高于其國內生產總值（GDP），2008年金融危機前，美國的M2已遠高于其GDP。金融危機后，在美聯儲定量寬松的政策下，M2仍持續高于GDP，二者間的差距還在拉大。導致衡量貨幣化的一項重要指標M2/GDP畸高，超發的貨幣遠超實體經濟生產的需求，自然容易形成巨大的資本泡沫。

    超發的貨幣曾給美國經濟帶來虛擬的美好，表現為美國經濟收縮期大大縮短。根據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的統計，在1854年至2001年期間美國共有32個經濟周期，平均而言收縮期要持續17個月，而擴張期則可以維持38個月。在此之后，美國經濟的收縮期下降到10個月。

    同時，依靠其世界貨幣的地位，美元的資本泡沫沿著全球化的金融資本鏈條飛向全球。

    目前全球每年的貨幣交易額高達700萬億〜800萬億美元，其中與商品生產和流通有關的部分只占1%；全球每年的金融商品交易額超過2000萬億美元，而世界GDP總額只有50萬億美元，與商品生產和流通相關的金融活動僅占2.5%。

    由此，持續的貨幣超發，使得全球經濟都沉浸在虛幻的美夢之中，直到危機的突然爆發。

    腐蝕實體經濟

    那些在金融市場虛擬衍生出來的“貨幣”，在世界范圍追逐利益，但卻使產業空心化不斷加強。

    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翟玉忠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采訪時說，很多美國的高學歷精英人才為了更高的薪酬都集中到了華爾街，實體經濟的企業主卻很難尋到合適的高級經理人，導致實體經濟領域缺乏管理的中間力量。

    同時，由于金融資本的增值速率遠高于產業資本的增值速率，很多企業主便將本該投入到擴大再生產的資本投入到金融領域，導致企業缺乏創新力。沒有流入生產的貨幣導致美國金融業一度異常繁榮，然而金融行業無法為美國民眾提供足夠的就業量。第一、第二產業的外移使得原來的第一、第二產業從業人員出現失業，而金融行業金融危機后，華爾街大資本集團的破產再生失業大軍。

    美國的失業率從上世紀90年代至金融危機前都波動不大，保持在5%的水平上下。但是自2009年10月突破10%后就一直居高不下。

    美聯儲(FED)主席伯南克近日表示，“失業者中有45%的人失業時間超過半年，這是前所未有的”。

    大量的超發貨幣帶來的不僅是產業空心化、大量失業等問題，許多專家預測即將發布的美國政府國債額度又將創歷史新高。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江涌認為，“美國病”包括產業“空心化”、經濟“虛擬化”，政府收入萎靡有限，支出剛性無限，財政赤字不斷創新高，接近GDP的100%。若加上美國企業、家庭與個人債務，美國的負債已到天量，人均負擔18萬~25萬美元。如果沒有美元“印鈔機”的特權，如果沒有債權國持續“給錢”，美國早就已經破產。

    回歸實業

    此次“占領華爾街”就像是一個臨界點，警示世界：資本該回歸了。

    經濟學家李才元認為，對各國來說，走出大危機的惟一出路是抑制資源泡沫、限制金融炒作、管住貨幣超發、扶持實業和科技創新。

    資本終要回歸實業，只是需要時日。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陳耀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實體經濟的回歸不一定會走二次工業化的老路，可以在高端的裝備、生物制藥、節能環保、信息通訊制造業等多個領域找到新技術創造新經濟增長點。

    他同時表示，新興產業的孵化需要多種條件，例如成熟的產業配套環境，和一定量專業科技、管理人才。不同行業培育周期不同，美國、日本、德國等國家在汽車制造業、航空、電子信息技術領域都有較深厚的技術積累，形成一個新產業鏈的時間相對較短。

    花旗銀行(中國)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沈明高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以往由于美國的生產成本較高，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在國際競爭中缺乏優勢，美元的流動性導致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國際化轉移。而今由于新興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成本上升，美國部分產業出現回流的趨勢。

    美國波士頓咨詢集團最新研究結果顯示，隨著“美國制造”的成本優勢日益顯現，今后5年間美國將新增200萬~300萬個工作崗位。

    研究發現，最可能回流美國的制造行業包括運輸工具、電子設備和器械、家具、塑料和橡膠制品、機械、金屬制品和電腦。

    行業研究機構美國供應管理協會（ISM）10月3日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9月，美國制造業活動連續第26個月擴張，增速比上月略有提高。

    但分析人士認為，產業回流的拐點不會立刻形成一個大的趨勢，市場與科技發展的不均衡也會存在較長時間的博弈。

    陳耀表示，美國服務業就業人數在70%左右，虛擬經濟回歸實業以拉動就業，需要解決勞動力成本較高的問題，在一些核心技術領域例如汽車、電子信息制造行業的回遷問題上，需要將一些零部件生產環節回遷，才能創造一個良好的生產環境。

    市場經濟逐漸發揮作用的同時，奧巴馬政府為維護政權的穩定，解決失業問題，也會出臺相關政策引導實體經濟回流。

    研究顯示，過去十年間，美國向全世界流失大約570萬個制造業工作崗位。

    在奧巴馬政府提出的可持續經濟復蘇計劃中，發展制造業已是關鍵內容。記者 丁沙

    新自由主義的危機

    表面上看，“占領華爾街”運動矛頭直指金融公司的高管們，但更深層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對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反思

    從9月中旬開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愈演愈烈，不但在西方國家蔓延開來，還似乎有要打持久戰的味道。表面上看，“占領華爾街”運動矛頭直指金融公司的高管們，但更深層的原因恐怕可以追溯到對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反思。近30年來新自由主義成為了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成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理論基礎。

    “華盛頓共識”沿革

    上世紀70年代爆發的兩場石油危機引發了西方經濟的“滯脹”，凱恩斯主義在西方世界失寵，而反對凱恩斯主義的幾種理論成為了美歐國家政府制定經濟政策的理論基礎：以奧地利經濟學家哈耶克為首的新自由主義、以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弗里德曼為首的貨幣主義流派及以美國斯坦佛大學教授拉弗為代表的供給學派。

    上世紀80年代初里根在美國當選總統，撒切爾夫人成為英國首相，這兩個標志性事件宣告了新自由主義在西方世界成為主導，開啟了經濟全球化的先河。

    新自由主義思潮下，美歐等發達國家的政府開始放松管制，讓市場更多發揮作用。根據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理論，美歐政府推行了4項政策：持續地解除經濟管制；鼓勵企業的兼并、收購及杠桿收購；為“投機”的經濟效用正名；大肆宣揚衍生工具對市場的有益促進作用。

    在這種背景下，美國及歐洲的股票市場由大量的并購、重組及杠桿收購活動所推動，市場行情不斷翻新，吸引越來越多的私人投資者加入進來。同時，政府也開始減少企業稅賦，鼓勵投資，鼓勵金融創新等等。

    在發達國家的影響下，發展中國家開始轉變發展戰略。20世紀80年代后，隨著歐美國家對凱恩斯主義的批判，從50年代到70年代曾廣為流行的“進口替代”戰略不再受到鼓勵。西方國家不斷批評進口替代戰略，認為這種戰略需要政府用高關稅扶植“幼稚產業”，造成“尋租”等腐敗行為，最終浪費了公共財政的開支，養活了一批效率不高的國有企業。與此同時，歐美國家還說服發展中國家采用引進外國企業投資、鼓勵出口的增長模式。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美國財政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鼓吹在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在技術交流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全面開放金融市場，全面推行私有化。這些措施后來被總結為“華盛頓共識”。

    金融自由化造成資本流動加快，亞洲及拉美許多國家因為開放市場吸引了大量外來資本，但它們無法控制資本的使用，外來資本制造出一起又一起泡沫。隨著泡沫的破裂，亞洲及拉美國家在90年代先后陷入了金融危機。為了給這些陷入危機的國家提供救援貸款，代表美歐國家利益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了許多條件，要求這些國家進一步開放市場，把一些國家資產私有化，賣給美歐企業，更加快了經濟全球化的趨勢。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西方發達國家社會也發生了很大變化，社會分配差距拉大。事實上，按通貨膨脹調整后的美國工資，普通美國人的工資收入與20世紀70年代相比并沒有提高，有些行業反而有所退步。另外，從里根政府開始，美國政府依照經濟學中的“供給學派”提供的理由，從政策上不斷給富人減稅。根據這種理論，減稅后富人會更傾向于消費和投資，會刺激生產，創造就業，最終政府也能從更快的經濟增長中得到更多的稅收。

    從發展中國家進口的產品價格低廉，壓低了通貨膨脹率。美歐等國家的央行下調利率，進一步刺激金融市場的發展。金融市場的繁榮進一步推動了消費增長，繁榮掩蓋了不斷增長的債務。金融市場的繁榮表現為一波一波的泡沫出現與不斷的破裂。

    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美國經濟表面看似乎很繁榮，但美國社會的嚴重分配不均給這種繁榮埋下了垮臺的種子。當房地產泡沫破裂后，美國就面臨著政策失靈與政治合法性受到質疑的雙重危機。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家庭所獲得的80%的金融資產收益，以及幾乎全部的“私人收支赤字”，都發生在最富有的階層內部，而且主要是金融業人士。因此，當危機爆發后，美國輿論指責金融界的聲音很大。然而，政府“救市”的行動只救了那些大企業及其領導們，卻沒有創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企業的私人債務轉成了政府的債務，主權債務危機再度威脅著步履蹣跚的經濟復蘇。于是，美國政府的合法性也就受到了質疑。

    不能陷入某些教條的陷阱

    從9月中旬以來，“占領華爾街”運動從紐約擴大到華盛頓，再擴大到其他城市，充分表現出美國民眾對政治精英與金融精英沆瀣一氣的不滿。美歐等發達國家爆發的這場社會抗議活動矛頭直指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獨領風騷的新自由主義。

    然而，凡事皆有度。上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及目前在美歐國家上演的危機已經證明，市場那只看不見的手無法解決失業和經濟周期問題；市場機制的“唯已性”、“利已性”不能解決經濟的外部性問題；市場機制會導致兩極分化、貧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合理。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在研究了大蕭條后認為，政府用看得見的手去調節市場的需求，進行反向的操作，特別在危機造成需求不足時，政府擴大公共開支可以彌補私人需求不足，緩解經濟衰退。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各國政府某種程度上都大量實行了凱恩斯主義，用“看得見的手”建立了慷慨的社會福利制度，緩解了勞資矛盾。但濫用“庸俗的凱恩斯主義”政策也曾被認為是導致經濟滯脹的原因，況且目前歐元區不斷爆發的主權債務危機也與此有直接關系。（丁一凡 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副所長）

    美國媒體：用詞與態度

    美國媒體的聲音，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美國大財團的聲音，換言之，對“占領華爾街”前期運動的冷淡態度，其實也是大財團的態度

    在 “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報道上，美國主流媒體明顯滯后了。

    在最初的兩個星期里，盡管示威愈演愈烈，網絡上也瘋傳警察攻擊示威者的圖片和視頻，但《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等大報依然保持沉默，直到10月1日，“占領華爾街”才真正作為一條新聞登上《紐約時報》頭版的下半部分。10月5日，才第一次有美國全國性的電視臺MSNBC（微軟全國廣播公司電視頻道）新聞節目的記者“親臨”曼哈頓下城的游行地點祖科蒂公園做了長篇現場報道。

    即便如此，美國媒體仍然堅持將“占領華爾街”運動描述為“小打小鬧的街頭話題”，將示威者說成烏合之眾，貶斥其缺乏明確的政治訴求，總而言之，是走了不多遠，也翻不了大天。

    另一方面，美國主流媒體還將示威活動描繪成玩世不恭的嬉皮士大聚會或是一場“示威嘉年華”，力圖以政治娛樂化的方式減弱其“攻勢”。這使得一些美國媒體人都看不下去了，指稱美國媒體在活動初期關注不足，質疑這樣一場試圖沖擊金融業的運動為什么沒有得到充分報道。

    低調處理、淡化應對的背后，自有其利益線索。如果說，越戰和水門事件是美國媒體的一個光榮歲月的話，進入了20世紀80年代，美國媒體就進入了一個外表輝煌、內心糾結的時代，媒體的集團化和公司化使其發生了重要變異。

    在80年代那場轟轟烈烈的并購大潮中，大多數媒體都被大公司買下了，一些有個性的媒體則從此邊緣化。到1983年，50家大公司便控制了全美大部分的日報、雜志、電視、書籍和動畫圖片的買賣，此后，這一數目在不斷縮小。如今，6家大公司已經控制了超過90%的美國媒體 。

    與此同時，大媒體集團對國家內政和外交決策的影響力在逐漸加大。如今，許多地方報紙都是靠大報集團或是美聯社提供國際新聞。比如紐約時報公司，它的屬下有4個報業、廣播電視和數字化媒體集團，僅其中的一個地區報業集團就擁有14家地方報紙。而這些報紙的國際新聞主要靠紐約時報公司的新聞社來供稿。美國媒體的聲音，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美國大財團的聲音，換言之，對“占領華爾街”前期運動的冷淡態度，其實也是大財團的態度。

    廣告主的態度也不可小視。隨著新聞媒介的集中化和大企業化趨勢的加劇，為了更有力地爭奪廣告份額，全國性媒體主要考慮的是如何吸引和滿足廣告客戶。為此，他們特別注意考慮廣告主的意見，盡量不讓他們不開心。

    對美國媒體來說，有一個問題是必須清楚的，那就是“誰是出錢者”。在媒體的運營過程中，廣告商的壓力是不容忽視的，廣告商既然是出錢人，他們便公開地將自己可以對新聞內容施加影響看作是一種“權利”。鑒于“占領華爾街”運動反對的是很多媒體的廣告客戶，采取低調處理也就成了必然的經濟選擇。

    媒體與企業精英意識形態的接近也使其不時進行“選擇性報道”。由于企業化程度的不斷增強，媒體變成了它本應該監督的企業結構的一部分。美國的電視網、報紙、雜志和影片公司的經營者與美國的其他公司一樣，其成員也是由屬于社會富有階層的董事會組成的，華爾街各大銀行的代表坐在各大電視網的董事會里控制著信用投資和債務資金的籌措。 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直接后果是，媒體的新聞報道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所屬企業及相關組織的影響，新聞內容也無法完全逃脫公司的干預。

    連鎖反應由此出現。首先是媒體的主編們，需要服從公司董事和老板的統治，因為董事和老板對財政和公司業務擁有最高權力，有必要時還會對處理新聞的方式和下面各級的雇用和解聘人選進行最后裁決。

    其次是編輯和記者變得溫順和“自律”。作為職場中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還是比較注意組織文化和上司的喜好的。在這種職場環境中，編輯和制片人們久而久之就會熟悉了上級的喜好，善于揣摩起上級的意圖來，就像一位編輯所說的那樣：“不是主編將會肯定什么和否定什么，而是我們預計他將會肯定什么和否定什么，這便是他的影響力。”

    這種影響其實就是一種思想調控，只不過這種調控是通過非正式的暗示和自然的推理進行的，表面上都屬于“業務”指導。相當一部分媒體從業者在撰寫可能驚擾權貴或白宮的稿件時會提醒自己不要過于“感情用事”，不要喪失“客觀性”。

    這也正是事情的微妙所在，在“占領華爾街”這樣的運動發起后，無需接到華爾街的直接指令，美國媒體的許多主編、記者就會自覺地采取冷淡和旁觀的態度，因為他們預料華爾街的老板們可能并不希望他們轟轟烈烈地報道這些事情。

    傳播媒介的官僚化也使得美國大企業更便于引導媒體的新聞報道。正如杰里爾•羅賽蒂所言，全國性媒介機構是一個龐大復雜的企事業機構，它們所擁有的成千上萬的工作人員是按照等級關系、專業性質和日常工作程度而組織起來的。

    在這樣的采訪系統中，記者往往被所屬的媒介機構指派采訪某一事件并進行報道。“水門事件”后，美國政府加強了對媒體的公關和規制，而媒體所有權集中化則使得《華盛頓郵報》們一改黑幕揭發先鋒的本色，討伐精神明顯減弱，調查性和倡導性報道受到限制。

    事實上，不僅企業和政府意識到了有效影響媒體的必要性，媒體也同樣清楚必須與官方消息來源保持密切關系，依靠他們，與他們保持良好的合作關系。在《新聞界的火炮》一書中，美國記者詹姆斯•雷斯頓寫到：“聰明的政府官員不能夠‘操縱’記者，聰明的記者事實上也不能夠真的‘打敗’政府。從兩方面來說，如果他們互相合作，并且和正在崛起的少數有思想的人合作，而不是把對方當作‘敵人’的話，他們都將會得到更多的收獲。”    （張國慶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國際問題專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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