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制裁中國支持古巴戳穿了龍永圖的一個欺騙了全國人民10年的著名謊言

龍永圖有一個非常著名的說法：WTO的規則是為市場經濟國家設定的，只有市場經濟國家才能加入WTO，中國搞市場經濟為中國在WTO談判中破除了前提性障礙。

龍永圖的這個說法影響很大，甚至不少非主流的學者也信以為真。然而大家都信以為真就是事實嗎？讓我們看看下面兩則新聞：

WTO裁決中國限制原材料出口違規　　

http://money.163.com/11/0706/17/　78A　11O1S00253B0H.html　　

　7月5日　，世界貿易組織(WTO)裁定，中國限制緊缺原材料出口的行為違反了國際法。該判決不利于中國限制稀土出口的主張。　　

WTO的一個法律專家小組駁回中國所稱的原材料出口關稅和限額機制是為保護環境和稀缺資源的說法。　　

WTO在聲明中稱，“專家小組認為中國出口關稅不符合中國加入WTO時所做的承諾。”“小組還認為，中國對部分原材料出口設置配額不符合WTO規則。”　　

據路透社報道，這一裁決意味著美國、歐盟和墨西哥獲勝，他們2009年把中國告上WTO，稱其對焦煤、鋁礬土和鎂等原材料實施出口限制，不利外國制造商，使其國內生產商享有不公平的優勢地位。　　

世貿組織裁定美國侵占古巴朗姆酒商標　　

http://finance.qq.com/a/20100702/007183.htm　　

據古巴《選擇》報　2010年6月30日　報道，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構裁定美國由于侵占古巴著名朗姆酒商標--哈瓦那俱樂部(Havana Club)，觸犯了貿易活動的基本原則。　　

在會上，古巴代表和其他國家代表強烈表示第211章侵犯了知識產權，是不道德的和非法的。　　

華盛頓代表遞交了91號情況說明報告，強調美國政府正與國會合作，落實有關建議。　　

歐盟、厄瓜多爾、智利、巴西、中國、委內瑞拉、墨西哥、印度和越南的輿論也支持古巴，要求美國采取緊急措施解決這一舊的爭端。重申要求華盛頓一次性完成他的職責，尊重貿易原則，取消自1998年起實施的第211章。　　

眾所周知，古巴是世界上僅有的兩個計劃經濟國家之一（另一個是朝鮮），可是古巴不僅早在1995年4月20日就加入了WTO，而且在WTO中得到廣泛同情支持，和中國在WTO中處境孤立、屢受制裁形成了鮮明對比。這無可辯駁的事實徹底戳穿了龍永圖的彌天大謊。

事實上，WTO從來沒有規定計劃經濟國家不許加入，其基本原則是按成員的入世協議辦。中國在WTO中處境孤立、屢受制裁并不是因為中國的市場經濟搞得不徹底，恰恰是龍永圖為了以市場經濟國家身份加入WTO而答應了外國（主要是美國）一大堆苛刻條件。最后人家好處撈了一大堆，也沒有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還經常拿這個要挾中國，弄得中國里外不是人。當然，這也不是龍永圖一個人的責任……（以下省略若干字，可參考副文。）

筆者并不反對中國加入WTO，但是要加入WTO也應該像古巴這樣在不損害國家主權和國家利益的條件下加入，堂堂正正的以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國家身份加入，而不是像龍永圖這樣為了“入市”（搞市場經濟）而以什么苛刻條件都答應的方式來“入世”。

副文：龍永圖細談中國加入WTO經過　　

http://www.zaobao.com/special/wto/pages/wto021201.html

楊代表楊瀾　龍代表龍永圖

用了六年研討一個經濟名詞

楊：也從黑頭發談成白頭發了。按朱镕基總理說的話。也的確是，一般的國家加入世貿一般用1年到3年的時間，中國用了差不多16年的時間。的確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最初的6年就在討論一個問題：“中國到底是不是市場經濟”，而當時我們用的一個term，用的一個定義，就說是市場調節和計劃調節相結合的。

龍：商品經濟。

楊：“商品經濟”，這英文怎么說呢？咱們說這個名詞，人家能理解嗎？……

龍：commodity economy，人家不知道，英文他就不懂。他又說計劃調節和市場來相結合。他認為這兩個東西不能相結合，他認為市場調節是客觀范疇的東西，它代表了一種客觀規律，就像是水從高處往低處流一樣，而計劃調節，它是人做的決定。我們說是可以結合的，他說好啊，如果真的可以結合的話，那么，你整個經濟體制就是一個不穩定的，不可預見性的一個體制。因為有時候你用主觀的東西來調節，有時候是客觀規律在起作用，這樣使得你整個經濟體制變得非常不穩定和不可預見。

楊：對，而且風險系數高。

龍：風險系數高。所以，這個問題一直困擾我們很多年，一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提出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也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時候才……，當時我寫了篇文章說，解放了我們在關貿大樓的談判代表們。

楊：要不然你們在第一線也很為難，對政治的這個方面，你們也不敢作主。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注重社會公正與公平

龍：當時我們感到的困難就說我們既不承認我們搞市場經濟，又要說明我們是能夠履行你們那一套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的游戲規則。所以當時有個美國人跟我講，那時候正在演一個片子，叫''Mission Impossible''，他說你這是一個完不成的任務，就說是你們這個完不成的，講不清楚的。后來一直到鄧小平講了這個社會主義條件下也可以搞市場經濟，所以我們1993年才能痛痛快快地宣布，我們中國也是搞市場經濟的，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socialist market economy。我說我們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說我們在搞市場經濟的時候，我們更注重social justice，注重社會的公正、重視社會的公平。我們現在中國，一方面搞市場經濟，另一方面我們搞社會保障體系，所以我覺得我們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是講得過去的，他們最后也認可我們這樣一種說法。

楊：那實際上呢？人們通常把中國申請入世的這個過程分為兩個階段，一個就是1993年之前。1993年確定了我們可以用“市場經濟”這個名詞，1993年之后呢，主要是在開放的這個范圍啊、條件啊、速度這個方面，大家不斷地討價還價吧。那也是在1993年以后，你是更多的作為一個主要的談判者的形象出現在這個國際的舞臺上。我知道其中發生一件事情，就是1994年從關貿總協定轉為WTO的時候呢，當時中國要積極地爭取成為WTO的創始成員國。但是那個時候幾乎是代表團的人都知道沒有可能，但仍然要夜以繼日地工作了二十幾天，你當時是在其中的吧？

龍：我當時確實是帶著我們代表團作了一次很大的努力。……當時有幾個主要的考慮，我們一個考慮就說是我們希望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創始成員，因為我們曾經是關貿總協定的創始成員，所以我們覺得，如果說我們在　1994年12月31日　之前能夠闖進去的話，那我們就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創始成員，這個當然也是對我們國家的尊嚴和對我們國家榮譽的一種考慮。但另外一點呢，我們當時也向關貿總協定和關貿的其他成員提出了一個所謂最后通牒的性質的一個說法，就是，如果我們在　12月31日　以前不能加入的話，我們就會暫停談判。這次沖刺，后來沒有成功，但是，我覺得這一次沖刺雖然沒有成功，但是，在整個態勢上改變了我們整個談判，改變了那種所謂好像中國有求于關貿總協定，一定要加入關貿總協定這樣一種被動的態勢。比如，美國代表團那個時候提出來，即便你們中國加入關貿總協定我們也不能給你永久最惠國待遇，因為我們有個國內法。

楊：還得每年審一次。

中國開放只能按中國經濟發展水平開放

龍：后來我們想，既然我們費了那么大的力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我們就一定要美國承諾，我們一旦加入，你必須修改你的國內法，給我們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所以，這個事情和美國談了很多年，他們一直到1999年作了最后的承諾，然后才開始了那次最后的1999年的談判。

所以，我覺得那次談判沖刺完了以后，整個談判處在一種平等的地位，如果你們要我們開放市場的話，我們的開放只能按照我們的經濟發展水平來開放。比如某些重要的領域里面你們不能控股。汽車的關稅問題，我們不能一下子降到你們的水平，我們需要6年半的時間來降到你們的水平，像這樣一系列的關于我們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市場開放的時間表的問題，就開始進行非常詳細的談判。現在有些人認為中國一入世，外邊的貨物就全部進來了。我就說如果是這樣的情況的話，我們為什么要談那么多年呢？當時如果你們要我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那么很快就會談進去了么？所以，我們花了6年的時間來解決這個市場開放的一些條件問題，我覺得是很值得的，而且對他們來說也是洗腦的過程。……

楊：……應該說是1999年11月那次談判是最艱苦的一次，一直到最后一天，媒體得到通知，會開記者招待會，就是簽協議，結果一直到下午3點鐘還沒有開。所以，大家都說最后的這個階段可能還在討價還價。那一段時間你的工作狀態是什么樣子的？

龍：那一天從早晨凌晨4時30分我們就開始核對文本。所以，我們把文本基本上都核對完畢了。應該說是已經到了可以簽字的，從技術的角度講已經可以簽字的時候了。但是，還有幾個重要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在這個時候的話，確實是就需要政治決斷了。我覺得在整個世界貿易談判當中，包括有名的烏拉圭回合談判，到了最后的時候做決定的都不是技術官僚。這技術官僚包括在日內瓦的大使，包括我們這些談判代表。常常是他們在首都的真正的決策者們，從政治的高度、從戰略的高度來考慮這些問題。這樣子的話，使談判的細節能夠最后在最困難的情況下得到解決。

兩個問題的讓步換來中美沒達成的協議

楊：到最后談判的時候，也是朱總理親自出面來，就最后遺留的7個問題中的兩個問題讓步，這兩個問題是什么呢？

龍：我就不想具體地介紹這樣的細節了。因為我覺得重要的問題就是，這兩個問題的讓步也好，換來了美國對其他五個問題的讓步，而且更重要的是換來了多少年中美一直沒有達成的一個協議，而且當時由于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的被炸，中美關系處在一種更困難的情況下。所以中美達成協議確實是對兩國提供了一個改善關系的契機。從當時來講我們的領導人就是從這樣一個戰略高度來解決問題。比起這些大的問題來講，比起整個協議的簽字來講，這兩個讓步算什么讓步？……

朱镕基拍板哪些可讓、哪些要保

楊：但是為什么當時總理在談這些“讓步”的時候，你還給他寫小紙條，意思就是說這不能再讓了，是不是呢？

龍：我想提醒他一下，這問題我們過去沒有人讓過的，但是總理很清楚。如果在最后的關頭還要堅持自己所有的堅硬的立場，這個協議是達不成的。但是這七個問題，讓哪兩個，保哪些東西，他有他的政治決斷。這就是一個領導人的政治決斷。所以總理一出場的時候，我不是跟你們談判的，我是來作政治決斷的。他的政治決斷就是說這兩個可以讓，但是你們那些必須讓。能夠作出決斷很重要。所以，我們　11月15日　談判結束了以后，美國有個很有名的經濟學家寫了一篇文章，他說中國入世這場談判可能是20世紀最困難的一場經濟貿易談判，因為它的實質是把一個全球最大的計劃經濟國家納入到全球市場經濟的體系當中來，他說這里面的磨合、這里面的斗爭、這里面的不可預見的因素太多了，在這種時候只能由最高政治領導人來做決策。……

楊：我記得在11月份跟美國代表團在北京談判之前，你還陪同朱總理去了一次美國。但是，那一次的訪問回來以后，國內也有一些議論，就認為可能是我們對美國表現得過于親密。

龍：過多的讓步。

楊：還是過多的讓步。所以，當時我想無論是你這邊還是總理那兒都是有一個相當大的壓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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